鲁迅作品是如何体现五四时期科学的口号
你说的是新文化运动吧
记得 呐喊自序 吗
鲁迅在前期是旁观者，之后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也是意见相左，所以最后才分了。
德先生和赛先生是陈独秀提的，鲁迅虽然支持，但他的关注点在国民性，至于科学，不是关心重点。
历史课本上的东西不一定就是真理噢。
鲁迅是什么时期的人
近代的.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祖籍河南省汝南县。
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
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樟寿，号豫才；“鲁迅”是其投身五四五四运动后使用的一个笔名，因为影响日甚，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鲁迅。
鲁迅，1881年9月25日出生于绍兴都昌坊口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7岁启蒙，12岁就读于三味书屋，勤学好问，博闻强记，课余喜读野史笔记及民间文学书籍，对绘画艺术产生浓厚兴趣，自此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
他不囿于四书五经，多方寻求课外读物，努力掌握历史文化知识。
绍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特别是众多越中先贤的道德文章，给鲁迅的思想以很大的熏陶和影响。
鲁迅少年时代，祖父因科场案下狱，父亲病故，家道从此中落。
鲁迅由一个封建士大夫大家庭的长房长孙，变成了一个破落户子弟。
家庭所遭受的一系列重大变故，使少年鲁迅饱受人间冷暖，世态炎凉，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认识到封建社会的腐朽和没落。
鲁迅母亲鲁瑞，农民的女儿，品格高尚，对鲁迅影响很大。
1898年春，鲁迅离开故乡，满怀人生新的希望，考入了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翌年，因不满学堂的“乌烟瘴气”，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
他广泛接触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阅，看，深受维新思潮和进化论学说的影响，初步形成“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的社会发展观。
1902年，鲁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官派赴日留学。
他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后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习医。
因深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的影响，积极投身于反清革命的洪流之中，课余“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立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
1906年，鲁迅在事实面前，有感于国内同胞的愚弱，认识到改变国民性的重要，便毅然弃医从文，迈出了人生道路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选择了文学艺术，以笔作为自己救国救民的战斗武器。
他参与筹办文艺杂志，撰写了、、、等早期重要论文。
鲁迅认为，中国的严重问题在于人，不在于物；在于精神，不在于物质；在于个性，不在于“众人”；要“立国”，必先“立人”，而“立人”的关键，在于个性的觉醒与精神的振奋。
辛亥革命前夜，鲁迅回到祖国，先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执教，担任化学、生理学教员，后又回到故乡绍兴，担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兼博物教员、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
他一方面教书育人，培养青年， 一方面积极投身于辛亥革命。
他领导故乡文学团体“越社”， 支持创办。
1912年初， 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不久，随教育部迁至北京，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同时先后受聘于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一些高等院校，担任校外兼职讲师。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鲁迅深受鼓舞，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当时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一起，写文章，办杂志，揭开了中国五四运动的序幕。
他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列，积极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猛烈抨击几千年来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
1918年，他发表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小说通过象征的艺术手法，无情地揭露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强烈地控诉了封建礼教和封建宗法制度的罪恶。
此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以彻底的不妥协的姿态，创作了、《药》、《阿Q正传》等许多小说和大量杂文、随笔、评论，从而成为五四五四运动的先驱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1926年夏，鲁迅离开北洋军阀盘踞的北京，南下厦门，担任厦门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同时兼任国学院教授。
1927年初，鲁迅又转赴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担任了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同时兼任教务主任，一边从事教育和文学创作，一边投入新的战斗。
同年4月，反革命政变发生，鲁迅经受了腥风血雨的考验，因营救学生无果，愤而辞职。
在血的教训面前，鲁迅早年形成的社会发展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严厉解剖自己的思想，纠正了过去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从此，他的思想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起点。
20年代中期，参与创办《莽原》周刊、《语丝》周刊和文学社团末名社。
1927年初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
1927年8月到厦门大学任教授。
1927年10月，鲁迅到了上海，从此定居下来，集中精力从事革命文艺运动。
1928年与郁达夫创办《奔流》杂志。
193O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也是主要领导人，曾先后主编《萌芽》、《前哨》、《十宇街头》、《译文》等重要文学期刊。
他参加和领导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许多革命社团。
他主编《前哨》、《奔流》、《萌芽月刊》等许多刊物，团结和领导广大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及其御用文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他坚持韧性战斗，撰写了数百篇杂文。
这些杂文，如匕首，似投枪，在反文化“围剿”中，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他与共产党人交往密切，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他以“窃火者”自喻，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倡导新兴木刻运动。
他关心青年，培养青年，为青年作家的成长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大陆新村寓所与世长辞，终年55岁。
鲁迅写过一首《自嘲》诗，其中有两句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鲁迅一生写下了800多万字的著译，他的《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等许多作品一版再版，被翻译成英、俄、德、法、日、世界语等多种文字，饮誉全球。
《鲁迅全集》是他留给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鲁迅的那个时期的背景
1902年4月，21岁的鲁迅怀着寻求真理、找一条救国救民道路的强烈愿望到日本留学。
当时的日本，正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海外活动的中心地区。
鲁迅到日本后受到资产阶级革命派深刻影响，于1903年初毅然剪掉了具有封建专制和民族压迫象征的辫子，以表示对清王朝的憎恶和与之彻底决裂的决心。
鲁迅将剪掉辫子后照的照片送给好友许寿裳，并在照片后面写下了一首诗《自题小像》。
这首诗是鲁迅向旧世界宣战的一篇宣言。
他用无法逃脱爱神射箭的比喻，来形容自己和祖国不能不相爱，以反衬爱之深切，用献出鲜血和生命的决心来表达自己矢志于救国事业的宏愿。
他所抒发的思想感情，正像一条红线，贯穿了鲁迅的一生。
鲁迅开始到日本时是学医的，但是他很快意识到，解救人民最要紧的不是“医”，而是需要打开思想上的枷锁，唤起民众起来斗争。
于是，他毅然决定弃医从文，用犀利的笔去挑开旧世界的黑幕，让人民群众看清统治者的丑恶面目，也看清自己的愚昧，赶快奋发起来，他的《狂人日记》揭开了中国新文学的第一页，以后他又陆续创作了《药》、《阿Q正传》、《祝福》、《伤逝》等一批极为成功的现代小说。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的寓所里逝世。
巨星殒落的噩耗传来，全国人民以及世界进步人民和文化界十分痛惜，在宋庆龄主持的鲁迅葬礼中，人们用一面绣着“民族魂”三个大字的白旗覆盖在鲁迅棺木上。
“民族魂”，这正是中国人民对鲁迅的最高褒奖![1]
新文化运动的口号
新运动的口号是“德先生”赛先生”,即是民主与科学。
1915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导民主和科学，揭开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蔡元培在学术上实行“兼容并包、百家争鸣”的方针。
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干将。
《新青年》和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口号是民主和科学。
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分子，竭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为新文化运动增添了新的内容。
什么叫打倒孔家店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有一个感觉，以为“打倒孔家店”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就盛行的口号，事实却并非如此。
北京大学教授王东在他的一书中说，从的各种代表人物来看，无论是最主要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还是略逊一筹的刘半农、周作人、易白沙、吴虞等人，甚至包括思想最激进、最极端的钱玄同，任何一位代表人物都没有提出过“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如今能找到关于“孔家店”最早的记录就是1921年6月16日，胡适在给作序中首次提出“打孔家店”。
具体是在什么时候，“打孔家店”演变成了“打倒孔家店”
此事不好考证。
王东认为，把“打倒孔家店”看作是的纲领性口号，是一种夸大和曲解，如果要为这个升级版的口号寻找一个起源的话，那就是缘于陈伯达等人的加工改造。
以前，陈伯达在建议成立“中国新启蒙运动学会”时表示，愿意“接受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的号召”。
后来“打倒孔家店”的说法又得到进一步的传播，不少历史书籍和关于五四的论述中中都可以见到“打倒孔家店”的说法，比如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中说道：“五四运动中的‘名将’之一的吴虞先生，曾被称为‘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萧超然所著的说：陈独秀“高举‘打倒孔家店’的大旗，与当时甚嚣尘上的尊孔复辟倒退逆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经历过“文革”后，“打倒孔家店”更是被广为人知，以至于许多人一提到“五四运动”，立刻便想到“打倒孔家店”。
“打孔家店”与“打倒孔家店”虽只有一字之差，含义却大不相同。
“打”只是一种动作，“倒”却昭示了一种结果。
“打”的性质侧重于批判，“打倒”就是全盘否定了。
“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流行开来后，也立刻带动了人们对“五四”的符号性理解，在对传统怀有偏激情绪的人看来，“打倒孔家店”是新文化运动的革命彻底性之集中；而在对传统文化有深刻认同的人看来，“打倒孔家店”则是全面否定传统的的罪证。
这样一来，“五四”就失去了它的丰富性和立体性。
王东说，由于长期以来“打倒孔家店”一直被当做的主要口号，于是就导致了海外的一些学者多半藉此把断然否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激进主义，判定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主流、精神实质。
如历史系教授周策纵的专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林毓生所著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
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中，林毓生提出，许多五四人物为了提倡自由、科学与民主，认为非全盘而彻底地把中国传统打倒不可。
这是与自由主义基本原则完全违背的。
林毓生教授的结论极为精彩，但若是五四中没有“打倒孔家店”的话，这个结论就值得商榷。
事实上，像陈独秀这样的思想领袖，在新文化运动中一直处于一个“两难”境地。
一方面，他肯定孔子本人及其学说在当时社会情况下的价值；另一方面，他则坚持认为“孔子之道不适于现代生活”。
1920年，陈独秀在一文中又说：“我们不满意于旧道德，是因为孝悌的范围太狭了……所以现代道德底理想，是要把家庭的孝悌扩充到全社会的友爱。
现在有一班青年却误解了这个意思，他并没有将爱情扩充到社会上，他却打着新思想新家庭的旗帜，抛弃了他的慈爱的、可怜的老母；这种人岂不是误解了新文化运动的意思
因为新文化运动是主张教人把爱情扩充，不主张教人把爱情缩小。
”有意思的是，其他“反孔”精英也都一再声明不反对孔子本人，1917年2月4日，李大钊在一文中写到：“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
”即便是最激励地抨击孔子的吴虞也连番说过：“不佞常谓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
”但是不管如何，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急风骤雨后，人们再提起“孔子”这两个字时，感受已与往常大不同了。
1921年，新儒家代表人物梁漱溟在出版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时，不无心痛地写到：“今天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以至于“孔子的道理成了不敢见人的东西”，这又是为何呢
也许鲁迅的一段话可作为答案，他在谈到“袁皇帝”、孙传芳和张邦昌这三个人时说：“一看最近的例子，就更加明白。
从二十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这三个人，都把孔夫子当作砖头用，但是时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
岂但自己失败而已呢，还带累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
他们都是连字也不大认识的人物，然而偏要大谈什么《十三经》之类，所以使人们觉得滑稽；言行也太不一致了，就更加令人讨厌。
既已厌恶和尚，恨及袈裟，而孔夫子之被利用为或一目的的器具，也从新看得格外清楚起来，于是要打倒他的欲望，也就越加旺盛。
所以把孔子装饰得十分尊严时，就一定有找他缺点的论文和作品出现。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孔子不言神怪，是近于科学的。
孔子的礼教，是反民主的，人们把不言神怪的孔子打入了冷宫，把建立礼教的孔子尊为万世师表，中国人活该倒霉
”在《孔子与中国》一文中，陈独秀深为这种情况感到痛切，“请看近数十年的历史，每逢民主运动失败一次，反动潮流便高涨一次；同时孔子便被人高抬一次，这是何等自然的逻辑
”那么，谁才是孔子的真正敌人
战争时期鲁迅的处境
题小像》 灵台无计逃，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我血荐轩辕。
本诗作于1903年。
鲁迅最早将本诗写赠给许寿裳。
许寿裳在《怀旧》中说：“一九〇三年他二十三岁，在东京有一首《自题小像》赠我。
” 灵台无计逃神矢。
灵台，也叫灵府，指心。
《庄子·庚桑楚》：“不可内于灵台。
”郭象注：“灵台者，心也。
”鲁迅在几年后写的《摩罗诗力说》中有“热力无量，涌吾灵台”之句；文中还多次以灵府指心。
神矢，罗马神话爱神之箭。
许寿裳在《〈鲁迅旧体诗集〉跋》中谈到《自题小像》时说：“首句之神矢，盖借用罗马神话爱神之故事，即异域典故。
”在罗马神话中，有一个长着翅膀的少年，就是爱神丘比特。
他的箭同时暗暗射中某男某女的心，这男女双方就会结合。
但他的射箭有点乱来，有时双方并不合适，他也射去，弄得人家虽不合适也非相爱不可。
鲁迅在五四时期写有一首白话诗《爱之神》，就写到这位“爱神”在射箭之后，被“一箭射着前胸”的人问他：“我应该爱谁
”他回答说：“你要是爱谁，就没命的去爱他；你要是谁也不爱，也可以没命的去自己死掉。
”这就是说，他颇有点“为射箭而射箭”，至于他胡乱射中的男女是否合适、是否美满，他是不管的了。
这很有点像中国神话中的“月下老人”。
在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下，人们在提到他的时候，与其说是在爱情美满的当儿，倒不如说常常是在婚姻不满的时刻，亦即是在无可奈何非相爱不可的情况下。
鲁迅写《爱之神》，就是用来揭露封建婚姻的不合理的。
本诗首句“灵台无计逃神矢”不正是“被一箭射中前胸”的意思吗
1903年夏，鲁迅归国度暑假，母亲要他答应早在他南京求学时就已提过的与朱家的婚事。
鲁迅不愿拂逆年轻守寡、生活艰苦的母亲的心意，在无可奈何中答应了。
估计是在鲁迅假满回日本后，母亲就办订婚手续。
在封建社会，订婚几乎和结婚同样重要，事情定了就不能改了。
所以1903年暑假是鲁迅不幸婚姻的关键时刻，1906年不过是去“完婚”罢了。
鲁迅对这婚事内心是很不满意的，因而才有“灵台无计逃神矢”的诗句。
风雨如磐暗故园。
故园，是指故国，故乡。
暗，晦暗。
本句是说：祖国、故乡，在风雨飘摇的浓重的黑暗之中。
在自然环境中，狂风暴雨，昏天黑地，人们有时也会用“风雨如磐”来形容。
磐，扁圆的大石，喻风雨迫人的一种重压。
鲁迅 1910年12月21日致许寿裳信中说：“故乡已雨雪，近稍就温，而风雨如磐，未肯霁也。
”这种自然景象，历来诗文中常用来比喻、联想政治的压抑、压迫。
如唐末贯休的《侠客》中有“黄昏风雨黑如磐”的诗句；清人龚自珍的《哭洞庭叶青原》中有“黑云雁背如磐堕”的说法。
鲁迅1908年写的《破恶声论》中，也有“黑云如磐”的词语，来形容当时统治的黑暗和压迫的深重。
这“风雨”当然是指政治风雨。
侵略者的掠夺和封建腐朽的统治，使人民深受重压，使祖国沦于黑暗之中。
诗句表达了诗人为此而产生的沉痛心情。
黑暗统治即黑暗的物质统治和精神统治，导致人民的贫穷、落后和愚昧。
封建婚姻是黑暗的物质统治和精神统治的表现形式之一，也是笼罩人民生活的一个阴影。
寄意寒星荃不察。
在漫漫黑夜中，天空的寒星是唯一闪光者，它使追求光明的人寄予希望。
“寄意寒星”，在本诗诗人大概也就是这意思。
《楚辞·九辩》：“愿寄言夫流星兮，羌倏忽而难当；卒壅蔽此浮云兮，下暗漠而无光。
”王逸《楚辞章句》以为“流星”句是“欲托忠策忠于贤良也”，那“流星”是指“君”。
王夫之《楚辞通释》则认为：“流星”是指“小人”；“其奸谗闪烁”，不过“如流星之炫耀”。
鲁迅在本诗中的“寒星”，既不会指“君”，也不会指“小人”，他只是采用《九辩》的句法罢了。
那么，鲁迅诗中的“寒星”是指谁呢
我以为是指国民，即民众。
“荃不察”，语出《离骚》：“荃不察余之衷情兮，反信谗而齌怒。
”王逸认为：“荃，香草，以喻君也。
”朱熹也认为：“此又借以寓意于君也。
”但在《楚辞》中，荃并不只用来指君。
同在《离骚》中就有这样的句子：“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
”兰、芷、荃、蕙本来都是香草，可有的变为不芳，有的变为恶草。
茅，恶草也。
这是指贤臣中，有的人变坏了。
可见，“荃”在楚辞中，可用来指君，也可用来指臣。
鲁迅在本诗中，“荃”是指国民、民众。
“寒星”和“荃”都是指国民、民众。
“寄意寒心荃不察”的寓意是：将希望寄托于民众，但民众还没有觉醒，他们对我的希望还不能理解。
有些研究者说：鲁迅在这里是用“荃”指母亲，“荃”不察，他只好寄意天空中的寒星了。
我认为，这种说法和我的理解没有太大的矛盾。
母亲不能理解鲁迅婚姻自由、自主的愿望，因为她也是落后、愚昧、尚未觉醒的民众中的一员。
不必把母亲与民众对立和分离开来。
“同胞未醒”，这也是当时许多革命者的共同的认识，共同的焦虑。
邹容在《革命军》中大声疾呼：“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 ”秋瑾在《致徐小淑绝命词》中念念不忘的是：“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
”鲁迅的思想也是如此。
我以我血荐轩辕。
这是本诗的结句。
“荐”是表达的意思，“轩辕”本指黄帝，这里指中华民族。
它的意思，直接说就是“我用我的血来表达对中华民族的热爱”，引申一下，就是说“我愿意为我所热爱的中华民族奉献一切，即使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
它成了诗人的誓言。
这誓言，是和当时的革命思潮密切相关的。
在上海和中国东南数省，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1903年正是革命运动高涨的一年。
湖北湖南的革命者，经过1903年的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在长沙成立革命组织华兴会。
浙江、苏南的革命者，在不断的革命斗争中，1903年在上海成立军国民教育会。
在此基础上，1904年成立革命组织光复会。
其他各省的革命小团体也纷纷成立。
这些革命组织的宗旨几乎都是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反对清朝的统治，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纠合在一起。
“振兴大汉民族，驱逐满族鞑靼”，成了许多革命者的口号；而大汉民族的祖先是黄帝，即轩辕氏，因而黄帝、轩辕也成了大大歌颂的对象。
宣传革命的报刊书籍也在这时期纷纷出版。
如1903年5月出版的轰动一时的邹容的《革命军》，一开头就写道：“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而革命就是：“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而革命的主体是“我皇汉民族”、“轩辕子孙”。
当光复会会员吴樾因炸清朝大臣牺牲时，秋瑾写《吊吴烈士樾》诗称：“如君不愧轩辕孙。
”秋瑾在《宝刀歌》中还写道：“忆昔我祖名轩辕，发祥根据在昆仑，辟地黄河及长江，大刀霍霍定中原。
”当时革命派还出版《黄帝魂》小册子，章太炎还提出废除清朝皇帝年号纪年而改为黄帝纪年（以黄帝降生之年为元年）。
在当时革命者的诗文中，可以找到很多歌颂黄帝轩辕、反对满族统治的例子。
当时的革命组织，不论华兴会还是光复会，革命方式都主张采用暗杀、暴动。
这反映了我国民主革命初期阶段的不成熟。
蔡元培出身书香门第，是清朝的进士，点为翰林，可说是一介书生。
但作为光复会领袖，他也主张：“革命止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
”光复会联络内地会党，也是为了暴动、暗杀。
于是，在光复会，就有吴樾的炸弹爆炸、徐锡麟的安庆行刺、秋瑾在绍兴响应起义而流血牺牲。
为革命献出一腔热血，已是当时革命者的普遍的思想准备。
“我以我血荐轩辕”，这确是革命者的誓言，它带有明显的光复会的色彩。
它闪耀着在当时是在时代前沿的思想的光芒，同时也像一切世事一样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
或许有人会说：照你这样解读，全诗四句，第二、三、四句是祖国、民众、献身革命的话题，而第一句却是从个人婚姻起步，这样从全诗来说，是否协调
我认为完全协调。
婚姻从个人来说是一件大事，而第二、第三句诗正是道出了不幸婚姻的社会原因：黑暗统治和民众愚昧。
从个人遭遇更感到黑暗统治要推翻，民众要启蒙，任重道远，所以才有全诗结句的誓言。
许多革命者遭到生活上的不幸，更激励自己投入革命。
鲁迅也向许寿裳等人说过：婚姻的不幸，但使母亲有个陪伴，自己可以更无挂碍地投入革命活动。
许寿裳是本诗的第一位受赠者。
他对本诗的理解，历来为注家所重视。
他在1936年12月写的《怀旧》中，说《自题小像》是：“首句说留学外邦所受刺激之深，次写遥望故国风雨飘摇之状，三述同胞未醒，不胜寂寞之感，末了直抒怀抱，是一句毕生实践的格言。
”1944年的《〈鲁迅旧体诗集〉跋》中，许寿裳的说法是：“首句之神矢，盖借用罗马神话爱神之故事，即异域典故。
全首写留学异邦所受刺激之深，遥望故国风雨飘摇之感，以及同胞如醉，不胜寂寞之感，末句则直抒怀抱，是其毕生实践之誓言。
”从许寿裳的这两段话看，他对第一句的理解是比较含糊的。
“留学外邦所受刺激之深”，是什么刺激呢
“首句之神矢”是“借用罗马神话爱神之故事”，又和“留学外邦所受刺激之深”是什么关系呢
他都没有明说。
我对于《自题小像》的解读，和许寿裳对首句的理解说不上有什么矛盾，而对第二、三、四句的理解可说基本上是一致的。
关于鲁迅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政府在北京制造的枪杀请愿群众的流血事件。
1926年3月18日，中共北方区委、北京地委和共青团北方区委、北京地委同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北京总工会、北京学生联合会、北京反帝大联盟、广州代表团等60多个团体、80余所学校约计5000余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侵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及美、英、日、法、意、荷、比、西等八国无理通牒中国的罪行。
为了这次大会的召开，中共北方区委事先作了布置和安排。
是日清晨，中共北方区委在李大钊的主持下又召开紧急会议检查准备的情况，赵世炎、陈乔年、共青团北方区委书记萧子璋、中共北京地委书记刘伯庄，分别报告了群众的组织和发动情况，拟定了标语和口号，以及游行的路线等。
群众大会上午10时开始，首先由大会主席徐谦报告会议议程，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段祺瑞政府17日对请愿群众的暴行。
大会议决：通电全国一致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军舰；电告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
会后，群众结队前往段祺瑞执政府请愿，要求段政府立即驳复八国通牒。
当队伍来到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门前时，预伏的军警竟开枪射击，打死47人，伤200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陈乔年、赵世炎等人亲自参加了这次斗争。
李大钊、陈乔年等由于掩护群众而受伤。
惨案发生后，北京各学校停课，为死难的烈士举行追悼会。
23日，于北京大学三院在陈毅的主持下召开全市追悼大会。
鲁迅把3月18日称作“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此后，北京的反动统治更加猖狂，李大钊等人被通缉，党的活动更加困难。
鲁迅的生平
鲁迅（1881-1936） 中国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
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
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
青年时代受进化论思想影响。
1902年去日本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
1907年起发表《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重要论文。
1909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
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
1918年5月，首次用笔名“鲁迅”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大胆揭露人吃人的封建礼教，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
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猛烈抨击封建文化与封建道德，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
20年代陆续出版了《呐喊》、《坟》、《热风》、《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表现出爱国主义和彻底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特色。
其中，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杰作。
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北洋政府所迫害，南下厦门大学任教。
1927年1月到广东中山大学任教。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辞去中山大学职务。
1927年10月到达上海，认真研究马列主义理论。
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参加革命文艺运动，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其他革命文艺工作者一起同国民党官方文人及其文学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粉碎了反动当局的文化“围剿”。
1936年初左联解散后，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并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
从1927年到1935年，创作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等杂文集。
这时期的杂文，深刻地分析了各种社会问题，表现出卓越的政治远见和韧性的战斗精神，对中国革命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同时领导和支持了“为名社”、“朝花社”等进步文化团体；主编《莽原》、《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艺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古典文学作品，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集》、《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等。
1936年10月19日病逝于上海。
有多种版本的《鲁迅全集》行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