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分）口号是一个时代的鲜明印记，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每个时期，都留下过许多有着时代特色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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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道哪儿去了……”这首名为《歌唱二小放牛郎》的叙事民歌传唱了许多年，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故事影响了几代人。
王二小家在河北涞源的一个小山村。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把魔爪伸进了这个宁静的村庄。
1942年10月25日，二小在山坡上放牛时碰上了打算进村“扫荡”的鬼子。
鬼子让他带路，二小却把鬼子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
鬼子发现上当后，用刺刀刺向二小的胸膛。
王二小牺牲后，当地军民把他埋葬在村后的山坡上。
《晋察冀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介绍他英雄事迹的消息。
词作家方冰、曲作家劫夫被王二小的事迹深深地打动，很快创作了这首流传60多年的歌曲。
新中国成立后，王二小的故事被编进了小学课本，二小成了千千万万儿童心目中的英雄。
银幕上的抗日小英雄——张嘎 生活在冀中白洋淀的小男孩张嘎与奶奶相依为命。
为了掩护在他家养伤的八路军侦察连长钟亮，奶奶英勇地牺牲在日军的刺刀下，而钟亮也被敌人抓走了。
为替奶奶报仇和救出老钟叔，嘎子历经艰辛，找到了八路军，当上了一名小侦察员。
电影《小兵张嘎》讲述了一个小八路战斗成长的过程。
送鸡毛信的抗日小英雄——海娃 《鸡毛信》是一部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家喻户晓的电影。
十二岁的儿童团团长海娃，他的任务是一边放羊，一边放哨，发现敌人，给村里人打信号。
海娃的父亲是民兵中队长。
有一天，父亲让他送一封有关攻打敌人炮楼的“鸡毛信”给八路军。
海娃以放羊作掩护，携信上路。
不料途中却遭遇敌人…… 这部上世纪50年代拍摄的黑白片不仅在国内影响很大，而且在国际电影节上两次获奖。
1955年，在英国第9届爱丁堡国际电影节荣获优胜奖，是新中国在国际上获奖的第一部儿童故事片。
小说里的抗日小英雄——雨来 芦花村里有个叫雨来的男孩，他喜欢游泳，也喜欢读书。
有一天，村里的李大叔急急忙忙地进了雨来家，挪开了水缸，跳进了缸下面的地洞。
雨来将水缸挪回了原位，这时，鬼子也到了……这是小说《雨来没有死》描述的一段情景。
雨来是抗日战争年代冀东少年儿童的一个缩影，这其中也包括小说作者管桦本人在内。
管桦从小就和村里的儿童一起站岗放哨，给八路军送鸡毛信，上树了望，捕捉敌情。
新中国成立后，管桦的小说改名《小英雄雨来》被选进了语文课本。
从此，小英雄雨来便成了整整一个时代全国少年儿童心目中的英雄。
烽火中的儿童剧团——孩子剧团 孩子剧团是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和爱国知识分子创办的儿童艺术团体。
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上海，以沪东临青学校为主的一部分中小学生，自发地在难民收容所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难教育社得知情况后，立刻派人前往，于9月3日正式成立了孩子剧团。
孩子剧团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抗日救亡爱国宣传。
小团员大多是10岁至15岁的孩子，他们在老师的领导下，进行各种宣传抗日节目的排练，然后再深入到各地特别是抗日前线去演出，宣传抗日。
孩子剧团的足迹遍及8个省市和几十个农村集镇。
最年轻的抗日组织——抗日儿童团 抗日儿童团是广大抗日根据地在抗战中成立的儿童组织。
儿童团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生产，同时也担负着“宣传抗日”、“侦察敌情捉汉奸”、“站岗放哨送书信”等任务。
在百团大战中，王家峪儿童团帮助八路军割草喂马，为前线送干粮；晋察冀边区儿童团破坏日军的交通干线近百次，牵制了敌人的进攻和扫荡，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儿童团的成立不仅给孩子的生活带去了乐趣和希望，同时壮大了抗日队伍的力量，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革命接班人。
赖宁 刘胡兰 王二小 林森火 少年小英雄小故事 少年英雄——谢荣策 谢荣策，1931年11月13日，诞生在辽中县茨榆坨镇茨榆坨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小时候因生活所迫，9岁就给地主放猪、放牛，受尽了地主老财的百般虐待。
在他幼年的心灵里，就埋下了对地主老财仇恨的种子。
因此，谢荣策少年时期就参加革命活动，担任茨榆坨村儿童团长。
谢荣策的童年是在苦水里度过的。
社会的黑暗，生活的艰难，使荣策幼小心灵上萌发了反抗压迫的信念和力量。
1947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开始战略性反攻。
尤其是东北各线进军更是神速，打得国民党部队丢盔卸甲，溃不成军。
村里地主老财纷纷逃往沈阳。
乡亲们如久旱盼甘露一样的心情，盼望着共产、解放军的到来。
12月18日，解放军主力部队开进了茨榆坨村，谢荣策在小伙伴们的推选下当上了村儿童团长。
1948年春天，驻辽中一带的我人民解放军，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陆续开往前线。
龟缩在沈阳城里的国民党军队，妄图打通沈辽要道，命令一个骑兵团，乘机对辽中东部四方台、茨榆坨一带进行骚扰。
在这严峻时刻，刚满16岁的谢荣策经过斗争的锻炼，更加成熟起来。
他不顾疲劳，日夜坚守战斗岗位，同敌人进行英勇斗争。
一天，谢荣策和武装队长肖洪义正在农会屋里擦枪，突然听到远处传来阵阵枪声。
不一会儿，有人向农会报告说，从沈阳城窜出来的那股骑兵已经到了四方台，正沿着公路向茨榆坨村扑来。
荣策和肖洪义不顾个人安危，掩护农会干部、土改积极分子和儿童团员安全撤出农会后，俩人才分头走出。
与荣策同时离开农会大院的还有他的叔伯哥哥谢荣环，哥俩直奔谢家坟走去。
当走到村西一座小土岗时，被国民党骑兵发现，敌人追上后，枪口对准他们凶狠地叫嚷：“你们是不是儿童团
快说!不说实话就崩了你们!”荣策不谎不忙地说：“我们是学生。
”一个国民党骑兵不耐烦地说：“学生
管他妈干什么的，带走。
”于是，荣策和荣环被敌人捆绑着拴在马缰上，带到村子里。
地主宋四环，听说国民党军队进村的消息后，穿上长袍，得意洋洋地走出了家门。
当他看见荣策被匪军捆绑着时，幸灾乐祸地走了过去，提高嗓门对院子里的匪兵说：“唉呀
这不是我们茨榆坨村大名鼎鼎的儿童团长谢荣策吗
”宋四环的一句话，惊动了那些正在院子里、屋子里抢东西的匪兵，一个个象恶狼似的向荣策扑来。
一个敌军官疯狂地叫嚷：“把这小子带进来，给我打!”几个匪兵把荣策推进屋，抽一阵皮鞭。
荣策怒不可遏，咬牙切齿地大骂敌人。
当天下午，这伙骑兵押着荣策回到团部驻地四方台村。
国民党骑兵团长尚其悦以为荣策年纪小，只要稍用严刑就可以从荣策口中得到我军情报，酷刑一招接一招，“你们的部队上哪去了
你们那帮穷人头子都跑到哪去了
”敌副官恶狠狠地追问。
荣策瞪着愤怒的眼睛：“不知道!不知道!”敌人咆哮着：“来人，夹他手指头!”敌人用竹筷子狠狠地夹住荣策的十指，荣策用尽全力反抗着。
一会儿工夫，荣策的脸变得苍白，但他还是咬紧牙关，宁死不屈。
敌副官一遍又一遍吼叫：“谢荣策，你到底是说还是不说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接着又是一阵皮鞭落在荣策身上。
残暴的国民党骑兵团长见荣策不怯硬，便耍起软招。
当天晚上，狡诈的副官假惺惺地装出一副笑脸，拍着荣策的肩膀说：“受苦了吧
小小的年纪应该放聪明点，干嘛要跟共产党跑呢
”荣策理直气壮地大声说：“是共产党救了我，我就要永远跟着共产党，死也不向你们投降。
” 3月12日早晨，敌副官假惺惺地要请荣策吃饭，被荣策严词拒绝了。
但敌人没有死心，晚上，他们把荣策带到团部，荣策虽遍体鳞伤、疼痛难忍，但他仍坚强地挺着腰板走。
一进屋，那个副官假献殷勤，对荣策说：“请坐!请坐!”荣策理也不理，怒目环视四周。
国民党骑兵团长尚其悦来到荣策面前，哈哈大笑说，“好啊，你这个小孩长得确实不错啊，这样吧，我看你年纪小，又聪明能干，以后就给我当个勤务兵吧。
”荣策满腔怒火，他猛地闯到尚其悦跟前说：“呸!我是共产党儿童团长，死也不给国民党干事。
你这个团长当不多久了!等我们大部队回来抓到你，我还要审讯你呢!”尚其悦的脸刷地变了，凶相毕露地尖叫着：“好厉害的小兔崽子!你不想活了吗
”荣策正言厉色地回答：“为什么不想活
是你们不让我活!”尚其悦气急败坏，歇斯底里地对士兵下令道：“把这个穷人头拉出去，枪毙!” 3月13日早晨，荣策见到了荣环哥说：“我不回去了，你回去告诉我妈妈，不要难过，革命是胜利的。
” 1948年3月13日，天空突变，乌云压顶，北风怒吼，古老的四方台大庙前变得杀气腾腾。
人们立刻意识到刽子手要行凶了。
敌人押着荣策和肖洪义，谢荣策和肖洪义昂起头，神色自若，步履坚定地登上广场中的一个小土台上。
尚其悦骑着马来到荣策面前说：“怎么样，谢团长，你不怕死吗
”荣策慷慨激昂地说：“怕死就不参加儿童团!我们的军队一定会打回来，共产党一定会给我报仇!”敌人无计可施，凶残地下了毒手，罪恶的子弹打响了，年仅16岁的谢荣策和肖洪义，为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1949年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辽中县委员会追认谢荣策为革命烈士，将他的遗体安葬在茨榆坨烈士陵园，并为谢荣策立了纪念碑，碑上刻着：“谢荣策小烈士千古!” 1984年3月，中共沈阳市委决定，进一步修建谢荣策烈士陵园。
10月13日，谢荣策烈士像塑成，在塑像基座正面大理石上，原中共沈阳市委第一书记李涛同志题写的“少年英雄谢荣策”七个大字，寄托着人们对烈士的怀念和哀思! 小宣传员——石宝芹 石宝芹,1932年11月生，江苏响水县陈家港南林人。
1947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再次占领陈家港后，严密封锁，大镇区内生活资料严重匮乏。
石宝芹为谋生计，经常用火油，火柴等到王集（今南河）头甲一带去换些玉米，面粉，山芋干等，回去充饥度日，在频繁的往来中．她们与南河区民主政府逐渐取得了联系。
1947年秋，开始将南河区民主政府的油印宣传品带进被敌人侵占的陈家港，宣传土地改革，全国解放战争形式等提高群众觉悟。
农历腊月末的一天拂晓前，在新民街巷内挨户地把传单塞进门。
天亮后，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发现了共产党的传单，立即进行追查。
由于叛徒告密，当天晚上，石宝芹等四人落入敌手。
在牢中，敌人威逼利诱，但她们众口一词；“不晓得”，“不知道什么传单、小报”。
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她们坚贞不屈。
翌年2月16日，四个姑娘被国民党军队押往南潮河闸堤内，反动军官对她们说：“还有最后机会，谁交待了谁就可以回家。
”而四个姑娘齐声说说“你们要杀就动手吧，没有什么可讲的。
”最后国民党军队残忍地将她们四人全部杀害。
石宝芹英勇就义年仅16岁。
苏中少年英雄——周银海 周银海，1933年生，江苏靖江侯河乡幸福村人。
家境贫困，主要靠父母种地主的租田糊口，生活朝不保夕。
幼小的周银海不得不帮大人干活，有时挖点野菜充饥。
1940年新四军东进，周银海的家乡获得解放，从而使他有机会入学读书，接受革命教育。
1943年，乡里成立农抗会和儿童团，周银海高兴地报了名，成为一名儿童团员。
从此，他白天上课，晚上到村头、路口站岗放哨，每次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
一天傍晚，周银海扛着红缨枪在路口站岗，突然村外来了一人。
此人身穿长袍，头戴礼帽，腋下夹着一只小布包，像是教书先生。
周银海想：“怎么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
”于是便举起红缨枪，拦住来人要路条。
那人见此情况，连忙掏出路条给周银海看。
这时，乡农抗会吴会长正好路过此地，一看来人是县委的陈部长，两人不禁哈哈大笑。
陈部长见周银海办事认真，表扬了他，并鼓励他好好学习，跟共产党干一辈子革命。
从此，周银海在儿童团干得更出色了，不久当上了儿童团团长。
此后，他经常带领儿童团员在村里唱歌、上操，在路口站岗、放哨，还多次配合民兵破路拆桥，常常受到区乡干部和村民的赞扬。
1946年，土地改革运动在周银海的家乡展开。
那里有8家大地主，都是远近闻名的吸血鬼，剥削农民心狠手毒。
运动中，周银海带着儿童团员，配合民兵监视地主的行动。
在一次斗争地主的大会上，他领着儿童团不时高呼口号，使斗争大会开得十分热烈。
这年冬天，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大举进攻解放区。
国民党军队对靖江实行重点“清剿”。
因为靖江是苏中解放区南部的“门户”，侯河区是靖江县的老解放区，迎祥乡又是靖江的土改实验乡，所以国民党反动派决心要将这里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斩尽杀绝。
1947年1月18日清晨，国民党整编第四师对侯河地区进行“扫荡”。
周银海发现敌情后，立即通知正在准提庵小学开会的乡干部，要他们迅速转移。
为了掩护这些乡干部撤退，周银海挺身而出，将敌人引开，自己却英勇被捕。
敌人将周银海押进团部，逼他供出谁是共产党干部和干部家属，周银海坚定地说：“我不知道
”。
敌营长命令士兵把周银海按倒跪在地上，一边压杠子，一边要周银海说出谁是共产党，直至把周银海压昏过去。
敌人又舀来一盆冷水泼向周银海。
周银海透了口气，一字一句地说：“你们这些狗东西，就是打死我，我还是不知道
”敌人又搬出老虎凳，把周银海绑在凳上，脚后跟下塞进一块块大砖，上到四块，他又一次晕厥过去。
从上午直到深夜，敌人还在对这个钢铁般的少年不断用刑。
在敌人的酷刑下，周银海一次次昏迷过去，但是始终没有屈服。
。
第二天，敌人将全村乡亲集合在晒场上，把周银海带到人群面前，要他当场指认谁是共产党干部和干部家属。
周银海环视四周，大声喊：“乡亲们，解放军一定会打败反动派
”敌人见无计可施，就放出狼犬，将周银海身上的肉一块一块地咬下来……周银海始终没有屈服。
敌人一无所获，就将周银海拖到晒场枪杀。
刚满14周岁的周银海壮烈牺牲
解放后，靖江文教科曾在小学语文教材中，编入《儿童团长周银海》一文，以他的光辉事迹教育全县青少年。
苏北少年女英雄——马秀英 马秀英,1929年6月生。
江苏淮安县石塘区南涧乡近采桥镇（今，淮安市朱桥镇洼圩村）人，出身于穷苦农民家庭。
1945年10月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
l946年2月担任石塘区黄卢(南)村妇女会长。
1946年12月，一天下午，石塘圩子的五六个还乡团分子来抓马秀英和妇女会成员。
此时，秀英和几个妇女会员正在黄卢村为联防队做军鞋。
秀英接到村民报告，即分头转移。
她扮成回娘家的小媳妇向东南方走，在洼圩北门遇上黄兆云带领的“还乡团”。
黄兆云一眼认出秀英，一群还乡团分子像疯狗似的窜上来，一拥而上扭住她的胳膊，把她押到周庄圩子里。
在周庄圩子里，黄兆云妄图从她的口中得知我地方党组织的秘密以及妇女会成员的名单，对她软硬兼施，逼问共产党组织和妇女会员名单。
秀英被肆意凌辱，严刑拷打：鞭子抽，杠子压，灌辣椒水，坐老虎凳…… 面对酷刑，秀英斩钉截铁地回答：“要人头有一颗，要名单办不到
” 最后，黄兆云把她押到仇夏庄残杀。
马秀英牺牲时年仅17岁。
回答者： 沫の圜 - 一级 2010-3-28 16:13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我就要小学毕业了。
这些年里，在老师和父母的精心呵护下，我学到了许多知识，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
每当我读到周恩来小时候就发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时，不禁会 想：我为什么要读书呢
后来才慢慢明白：今天的我们要为祖国的富强而读书，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努力学习，做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我是一个虚心好学、刻苦钻研的学生，在学习的道路上永不言弃：课前认真预习，上课认真听讲，积极发言，脑子随着老师转，做作业一丝不苟，课后及时复习。
因此，我的语文、数学和英语成绩都能均衡发展。
一有时间，我就会坐下来读各种各样的书：名著、杂志、报刊等，我都喜欢看。
我经常在书籍的海洋里探索知识的奥秘，UFO成了我的酷爱，达芬奇成了我的梦想，爱因斯坦成了我的崇拜。
在学习的道路上，我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取得成绩时不骄傲，遇到挫折时不气馁。
在学习上始终保持积极向上、孜孜以求的精神，面对困难，从不言败。
在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下，我取得了较好的学习成绩，同时，学校也给予我多项荣誉。
在生活中，我乐观向上，乐于奉献，从我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多给红领巾增光添彩。
我自觉地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诚实守信。
生活上勤俭节约，从不浪费；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团结同学，爱护公共财物，遵守公共秩序。
“帮助别人，快乐自己”是我的座右铭。
只要有同学向我请教，不管多么忙，我都会停下来，耐心地给他讲解，直到同学弄懂为止。
我热爱集体，愿意为班级、为同学们服务。
作为班干部，我总是以身作则，协助老师管理好班级，是老师的得力助手。
我爱自己的班级，爱每一位同学，用自己的行动影响周围的同学。
我热情开朗，只要有我的地方就有笑声，同学们都很喜欢与我交往。
我的兴趣广泛，琴、棋、书、画都是我的爱好，科幻画多次获奖。
我是校文学社优秀社员，并获“百家作文指导”优秀作文比赛特等奖。
生命在于运动，为了增强体魄，我积极参加体育运动，羽毛球、乒乓球都是我酷爱的项目。
每天早晨，总能见到我奔跑的身影。
我爱自己，更爱祖国，我要发奋学习，为她增光，为她添彩
为家乡的建设、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学习，共创美好明天
“你们是早上七八点钟的太阳”出自谁笔下
好多种：粮票和布票，甚至后来还有电视票。
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物资匮乏，关系民生的日用品供需矛盾突出，国家在1953年10月出台了统购统销政策，从此百姓生活进入了长达40多个春秋的“票证时代”。
那时，各类票证五花八门充斥山城，粮票、肉票、布票、盐票、油票、煤票、烟票、蔬菜票……就连买糖果糕点、火柴肥皂也要凭票，票证渐渐成了城乡居民吃饱穿暖的一种保障。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票证才结束了它的特殊身份和流通历程。
或许再没有哪个国家会比中国的票证多，回首当年滋味万般的票证情结，我们不应该忘记它们，因为这些看似平淡无奇的方寸纸片，蕴藏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丰厚内涵，浓缩了共和国那段坎坷历史，记载了这座城市从“计划”走向“市场”的艰难轨迹。
追忆—— 物资匮乏的清贫日子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节里，人们想必不会忘记各大超市的琳琅满目，丰盛至极。
而时光倒流到上世纪80年代前，同样的节日，人们所考虑的却是怎样用几张节日里特别发放的票，给餐桌上添些油水。
50年代中期，随着粮票的出现和广泛运用，关涉油肉布煤等百姓日常生活的各种票据也相继出现。
“那个时代，票比钱管用，没票寸步难行。
”52岁的陈前荣是原九龙坡区蔬菜公司职工，这是他最初对票证的强烈印象。
那时他还是个小毛孩，家中有父母兄妹五口，全家一个月凭票领100斤粮食，肉、油是每人每月半斤。
“那时正是娃儿长身体的时候，哪里够吃嘛
你看我现在恁个瘦，都是那个时候亏了身体的结果。
”他打趣说。
孩提时的陈前荣最巴望的就是过年，因为政府会增供粮食、肉油，如此不仅可以打牙祭，父母也会用存了整整一年的布票给他做套新衣裳，“这在当时是件很奢侈的事，因为小伙伴们大都穿着有补丁的衣服”。
虽说日子苦了点，还是有让他兴奋的事。
读书时他一直是班上尖子生，为此学校奖给了他一张工业票。
他兴奋地拉着妈妈去买皮鞋，谁知到了商店才发现根本就没有男式皮鞋，于是他委曲求全让妈妈买了双女式皮鞋，照样穿到学校去洋气了一番。
想起往事，他忍俊不禁。
粮票开始使用时，65岁的王新明正在读高中，一月有32斤粮，而父母是普通居民，每人只有25斤。
由于母亲在肉店工作，所以每月家里可以吃点油荤。
不过好景不长，1959年三年自然灾害开始，那时他已是沙区一家油漆厂木工，每月有些收入，“但没有票还是买不到东西，有钱也不是万能哟”。
记得1960年有天下班后到馆子吃饭，他用二两粮票要了碗素面，谁知香喷喷的面条刚放上桌，一个小孩冲进馆子端起面碗就跑。
那时他听说街上有人抢饭，没想到还真遇到了，于是追进一条胡同把小孩挡住，孩子可怜兮兮望着他，掏出一张皱巴巴的棉花票对他说：“叔叔，我们换嘛，这个给你。
”当时他哭笑不得，虽然自己饿得前胸贴后背，最后还是把面条让给了孩子。
都说当家才知柴米贵，75岁的李开贞婆婆也经历了物资匮乏年代的酸甜苦辣。
那时她和丈夫带着4个孩子挤在一间10平米的小屋里，虽说丈夫是单位党委书记、市劳模，收入相对较高，但是当时的“九等十级”分粮制度规定干部的粮食定额更少，所以家里的吃饭问题就格外严峻了。
“娃儿多，又有老人要照顾，只有亏自己。
”李婆婆眼泪花花回忆。
有次母亲生病，她用一斤肉票买了猪蹄，准备炖汤给母亲补补，考虑到孩子，又在汤里加了海带。
晚饭时，她发现小儿子不停吐清口水，以为病了，再三追问，才知他看见家里炖了蹄花汤，却又不敢偷吃肉，只好吃了碗海带，哪知很久没沾油水的肚子不受，结果一直反胃。
李开贞松口气后，第二天赶紧又拿了半斤肉票给儿子买肉补身体。
回味—— 特殊年代的符号标志 眼下20来岁的重庆年轻人，对于粮票之类的票证往往不知所云，但对于他们的父辈和祖辈来说，这些票证却能勾起他们对于物质稀缺年代最深切的回味。
1949年，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即使是在重庆这样的大城市，物质也非常匮乏：从1953年11月到第二年9月，重庆开始实行粮食、棉布计划供应。
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下发《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生活在中国的每一个城镇居民，都必须凭所在城镇户口领取购粮证和粮票。
1956年11月6日，重庆宣布对食用植物油实行定量分配、凭票供应，农民每人每月定量为5两，城市居民每人每月定量为7两，植物油零售价格每市斤0.48元。
10月2日，市票证爱好者联谊会会长韩孝基对记者感叹说：民以食为天，在票证年代里粮票被人们视为生命票，“最初的粮票采用16两制计量，1959年改为10两制计量，1985年起改为公斤制。
每逢佳节政府还会发行特殊票证，比如糯米只有到春节才作为年货凭证供应一次。
全国有通用的全国粮票，有限用于各个省、市、县的地方粮票，还有军用粮票与个别单位发行的单位内使用粮票。
需要到异地出差，就要通过手续把地方粮票兑换成全国粮票，所以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分别有个外号叫‘满天飞和团团转’。
”作为上月票证收藏文化展示会的组织者，韩孝基表示：“今天我们集藏票证，不仅仅是为了保留那段艰苦岁月的痕迹，更重要的是抚今追昔，温故知新。
”据他考据，从1955年到1988年，由重庆市粮食局发行的各种市内通用粮票有100余枚，“重庆粮票精致大气，其印刷工艺于细微处也一丝不苟，作为主图的麦穗玉米红灯笼、枇杷山与大礼堂、红岩村和朝天门无不充满颂扬与希翼。
” 同样喜欢研究票证的收藏家余超伦告诉记者：“票证是历史长河中一朵灿烂之花，每一枚票证都是洞见历史的窗口。
”在他收藏的上万张票证中，相当部分是1967年到1974年的语录票，“语录票票面以‘革命圣地’、‘工农兵形象’、毛主席语录为装饰图案，原封不动的政治口号随处可见。
有些粮票写着‘打倒苏修’，无非是让老百姓吃饭时也不要忘记批判修正主义。
” 从70年代开始，余超伦收藏的重庆票证种类有数十种之多，常见的分为四类：关于吃喝的有细粮票、粗粮票、糕点票、豆腐票、奶粉票、盐票、肉票等；关于穿戴的有布票、棉花票等；关于日用百货的有肥皂票、火柴票、烟票、蜂窝煤票、煤气票等；专用票证则有用于高干、婴儿、产妇和病人按规定之外的特需票证和多在春节额外供应的节日票等。
票证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符号标志，它留给人们的是不堪回首的苦涩。
他说，“为了用足票证，人们想尽办法，商业购货券和肉票、布票要集中使用，3年困难时期甚至有人因为饥饿画粮票而获罪。
” 感慨—— 悲剧开始以喜剧收场 这样的画面经常发生在中兴路旧货市场：9月30日，一个其貌不扬的中年男人出现在市场楼外，手里提着个鼓鼓囊囊的皮包，沿着小路逡巡着，最后在一家摆放着各种票证的地摊前停下来，问老板收不收粮票，老板连连点头：“收，收
”中年人打开皮包，内层里整齐叠放着花花绿绿的票证，然后不紧不慢的说：“还有豆腐票、火柴票、肥皂票……” 曾几何时，那些充斥在我们身边的票证已悄然消失，当它们再度出现时，这些曾左右过我们生活的纸片竟成了收藏家们青睐的佳品，历史的沧桑变化，怎不令人感慨万千
“我们又不得不承认，黑格尔曾说在很多时候历史往往是以悲剧开始，而以喜剧收场。
”市博物馆史学家庄燕和说，“新中国历史上这段票证故事，我们完全可以在它悲剧的真实之中，发现一种喜剧的审美效果。
” 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逐步缩小了消费品定量配给的范围。
到1983年，国家统一限量供应的只有粮食和食用油两种，1985年长达30多年的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被取消。
1992年—1997年间，票证制度终于在全国范围内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一时代的结束预示着中国由计划经济的短缺时代走向市场经济的过剩时代。
1996年间，重庆曾在部分区域发行了最后一套印刷精美的地方粮票，但它几乎没人使用就被直接送进了收藏市场。
20世纪初到20世纪40年代发生了哪些社会大事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探索的开端。
清朝统治阶级中的某些有识之士，如奕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改变了夜郎自大的态度。
他们试图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以维护清朝统治。
于是，从十九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师夷长技”，大张旗鼓地举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编练新式陆军和海军。
他们开矿山、筑铁路、设邮电、办学校，派遣留学生出国，掀起了一股办洋务的热潮。
他们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
洋务运动为中国近代企业积累了生产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冲破了窒息生产力发展的社会风气，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洋务派先后创办了一系列的军用企业与民用企业，使用新式机器生产，以军事工业为主体的工业化有了发展。
洋务派倡导“中体西用”，政治体制的近代化未能也不可能提上议事日程。
洋务派创办了新式学堂，又选送留学生出国深造，培养了一批翻译、军事和科技人才，近代化开始由经济领域逐渐向科技文化和人才教育领域渗透。
戊戌变法:十九世纪70年代，中国产生了民族资本主义。
甲午战争以后， 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
在十九世纪末民族危亡的大背景下，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顺应时代潮流，主张维新变法。
他们办学堂、设报馆、译西书，上书光绪帝，组织强学会，大力引进和传播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打破了中国几千年来所形成的闭塞心理和狭隘守旧的状态，否定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神圣地位，因而从根本上转变了以往向西方学习的自发状态和被动局面。
维新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也是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
它在社会上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有利于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在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给中国的未来以深远的影响。
辛亥革命：戊戌变法的失败，标志着资产阶级救亡图存，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的破产。
从此，推翻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兴起。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创立了中国同盟会，大大推动了全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活动。
他顺应世界潮流，从中国自身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三民主义。
它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
1911年的武昌起义，得到全国响应。
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正式成立。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奖励和保护工商业等措施，为经济工业化的发展扫清了道路；辛亥革命后，“实业救国”成为主要的社会思潮，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经济工业化获得了长足发展。
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政治民主化、法制化获得了重大突破。
革命派提出三民主义，对教育的内容和学制进行改革，提倡资产阶级的公民道德等，思想文化领域的理性化和科学化也有了发展，但未能动摇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北伐战争、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南昌起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