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个关于“第六组的”口号
世界性三大宗教督教、伊斯和佛教，而其它宗教则主要为性宗教或地域性宗教。
中国惯上称中国有五大宗教，即天主教、基督教(指基督新教)、伊斯兰教、佛教和道教，而实际上只是在世界三大宗教基础上加上了中国传统宗教——道教。
天主教与新教(中国人俗称基督教)乃基督敦三大支派中的两大支派，另一大派是东正教。
这三大敖派虽各自独立、自成体系，但仍被视为同属一教。
佛教为释迦牟尼所创，约为公元前6一前5世纪。
佛陀的说教最初是口传的，为了便于记忆，采取偈颂的形式，后来编集为由经、律、论组成的“三藏”。
在经藏中近代学者认为真正属于佛陀的教说和最早的经典是《经集》、《如是语经》和《无问自说经》，其中也包括一些戒律条文。
原始佛教的基本教义是“四谛”、“八正道”和“十二因缘”，其核心内容是讲现实世界的苦难和解决苦难的方法。
其次，又从缘起思想出发，提出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和“涅盘寂静”的学说。
后入把原始佛教的修持，概括为戒、定、慧三学，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以及四念处、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支等三十七菩提分法。
佛陀在世时反对婆罗门教四种姓的不平等制度，因此，在他所创立的僧团中允许各个种姓和贱民参加。
另外，还容许教团中包括过在家生活的男女信徒，称为优婆塞、优婆夷或在家二众。
基督教是当今世界上传播最广，信徒人数最多的宗教。
公元一世纪中叶，基督教产生于地中海沿岸的巴勒斯坦，135年从犹太教中分裂出来成为独立的宗教。
392年，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并逐渐成为中世纪欧洲封建社会的主要精神支柱。
1054年，基督教分裂为罗马公教（天主教）和希腊正教（东正教）。
十六世纪中叶，公教又发生了宗教改革运动，陆续派生出一些脱离罗马公教的新教派，统称新教，又称抗罗宗或抗议宗，在中国称为耶稣教。
所以，基督教是公教、东正教和新教三大教派的总称。
基督教的创始人是耶稣(Jesus)。
耶稣是上帝耶和华之子，他出生在巴勒斯坦北部的加利利的拿撒勒，母亲名叫玛利亚，父亲叫约瑟。
玛利亚未被迎娶前，圣灵降临在她身上，使她怀孕。
约瑟一度想休了玛利亚，但受了天使的指示，仍把她娶了过来。
耶稣三十岁时受了约翰的洗礼，又在旷野中经受了魔鬼撒旦的诱惑，这一切坚定了他对上帝的信念。
此后，耶稣就率领彼得、约翰等门徒四处宣传福音。
耶稣的传道引起了犹太贵族和祭司的恐慌，他们收买了耶稣的门徒犹大，把耶稣钉死在了十字架上。
但三天以后，耶稣复活，向门徒和群众显现神迹，要求他们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宣讲福音。
从此，信奉基督教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把基督教传播到世界各地。
基督教的经典是《圣经》。
《圣经》中记述的都是上帝的启示，是基督教徒信仰的总纲和处世的规范，是永恒的真理。
《圣经》分为《新约全书》和《旧约全书》两部分。
《旧约》原是犹太教的经典，耶稣对他的某些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不同于犹太教的看法，并做出了解释说明，作为自己信仰的一个重要依据。
《旧约》包括律法书、先知书、历史书和杂集四类，共39卷，其中记录了天地起源、犹太人的来源和历史以及古代犹太人的文学作品。
《新约》包括福音书（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历史书、使徒书信和启示录四类，共27卷，其中主要记述了耶稣及其门徒的言行，在《启示录》中，还记述了基督教对末日审判的预言。
伊斯兰教是与佛教和基督教并列的世界三大宗教。
公元七世纪初诞生于阿拉伯半岛。
它是由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所创，目前世界上有10亿多信徒，他们大多分布在阿拉伯国家，以及中非、北非、中亚、西亚、东南亚和印度、巴基斯坦、中国；有些国家还以伊斯兰教为国教。
伊斯兰教诞生于阿拉伯半岛的社会大变动时期。
四方割据，战乱频繁。
内忧外患，危机重重。
在宗教信仰上，原始宗教盛行，人们崇拜自然物体，并且各个部落都有自己的神，同时，犹太教和基督教也开始向半岛传播，但它们的学说并不适合这种形势。
因此实现半岛的和平统一和社会安宁是阿拉伯社会的出路。
这时候先知穆罕默德出现了，他以“安拉是唯一的真神”为口号，提出禁止高利贷，“施舍济贫”“和平安宁等主张，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要求。
伊斯兰教就是在这样一个转折的时刻诞生的。
伊斯兰教认为除了安拉再没有神，反对信多神、拜偶像。
伊斯兰，是阿拉伯语的音译，本意“顺从”。
顺从安拉旨意的人，即“顺从者”，阿拉伯语叫“穆斯林”，是伊斯兰教徒的通称。
在中国，穆斯林也称安拉为“胡大”或“真主”。
穆斯林都相信穆罕默德是“先知”，是“安拉的使者”，是奉安拉之命向人类传布伊斯兰教的。
伊斯兰教的历史，从穆罕默德开始传教之年算起，至今已有近一千四百多年历史，全世界的伊斯兰教徒，分布在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但不论在什么地方，穆斯林之间都互称兄弟，或叫“朵斯梯”，彼此见面出“色俩目”，或简称道“色兰”，以示问候。
色俩目或色兰，阿拉伯语意作“安色俩目尔来库姆”，即“愿安拉赐给你平安”，回答时说“瓦尔来库姆色俩目”，意思是“愿安拉也赐给你安宁”。
从公元七世纪初直到十七世纪，在伊斯兰的名义下，以阿拉伯半岛为中心，曾经建立了伍麦叶王朝、阿拔斯王朝、印度莫沃尔王朝、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等一系列大大小小的王朝帝国；随着时代变迁，这些盛极一时的王朝都已成为历史陈迹，但是，作为世界性宗教的“伊斯兰教”却始终没有陨落；它从一个民族的宗教成为一个帝国的精神源泉，尔后又成为一种宗教、文化、政治的力量，一种人们的生活方式，并且在世界范围内不断的发展着。
当然，社会上也流行有世界七大宗教或十大宗教之说，但分法不一，大体包括有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犹太教、印度教(及其前身婆罗门教)、神道教、摩尼教(基于琐罗亚斯德教)、锡克教等。
西方人还将中国人传统信仰“儒教”也算作一大宗教。
这些宗教都是由民族宗教或古代宗敦发展演变而来，与它们各自的文化进程和历史命运息息相关。
宗教的目的为求人类与自然界的融洽，因此宗教中有求雨去干旱，歇地震以及其他消除灾害的祈祷方式，同时也崇拜河流山脉、岩石森林等。
例如，对印度教的教徒来说，最神圣的是恒河；乔登河对基督教徒又有特殊的意义；日本的神道教崇拜富士山，而墨西哥人崇拜火山。
麦加的穆斯林人将“黑石头”视为神圣，认为它是安拉自天上赐给人们的。
在基督教的仪式中，常青树作为一种象征永生的标志经常被种在墓地里。
佛教之于莲花和菩提树；日本神道教，对于针叶树都连带有经济影响。
人们对牛的崇拜可能和月亮有关，尤其是印度教，有人推论，这是因为牛角的形状，颇似新月形。
因对牛的崇拜导致了人类祖先对牛的驯养。
自然界的灾害常使宗教有各种不同的祈祷形式。
美国的大平原区的教堂，在干旱年代有求雨的仪式，以求甘霖。
中国的华北地区常受蝗虫之害，因此当地建了许多的猛王庙，有的地区竟多达900多座，以期蝗虫离去，保佑谷物丰收。
三个重要的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都是一神教。
有些地理学家想从自然环境中解释其原因：这三种教都发源于中东的沙漠地区。
在佛教分支中，最相近于一神教的喇嘛教也发源在中国西藏、蒙古的沙漠地区。
这些希伯来人、阿拉伯人、中国西藏人、蒙古人整年整月放牧于单调的自然环境之中，茫茫沙漠，一片寂静，而月明星皎，种种肃穆容易使牧民相信万物为一人所主宰。
美国地理学家曾经调查过美国西南部教徒对自然界的看法。
大致说来，大部分（72％）西班牙后裔的天主教徒认为人类应该归顺自然；摩门教（55％）认为人类应与自然寻求和谐，其方法是正常生活，不喝酒，不吸烟，而且努力工作；而一半盎格鲁后裔的得克萨斯的新教徒（48％）认为，人们控制自然界的能力是可以避免自然界的灾害的；2\\\/3的印第安人则认为人类应该寻求与大自然的和谐。
宗教的信仰，深深地影响着人类的活动。
在国际政治中，印度与爱尔兰国内的分离，以色列的建立，以及德国、荷兰与加拿大法语地区少数民族的分歧，都和宗教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
1947年，当英国允许印度独立后，印度马上就分裂为二，一为印度教的印度；一为穆斯林教的巴基斯坦，因两个宗教的教徒不能容忍对方的教义。
以色列与爱尔兰成为独立的国家完全是宗教造成的。
在以色列，只有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才能成为公民。
在挪威，宪法上规定路德教是国教，因此路德教的牧师和官吏一样都是政府的雇员。
有的国家教堂实际上统治国政，教皇就是统治者。
这种政府可称为神权政治国家，象梵蒂冈占罗马城的一部分，但又是独立的国家，为教皇所统治。
希腊正教的主教实际上控制着塞浦路斯的政府。
除了政治，其他人类的典章制度、法律规范，无一不受宗教的影响。
伊斯兰教实行一夫多妻制，而基督教只允许一夫一妻制，多数印度人则禁止寡妇再嫁。
这样宗教对人们婚姻的看法就影响了家庭的大小，间接的也关系到人口的消长。
宗教崇拜和人类的经济生活尤其息息相关。
比如说在欧洲和美国的基督教集会中常有饮酒的仪式，象征酒是耶稣的血，而葡萄是酿酒的主要原料，这样就促使葡萄遍布于地中海的沿岸，不只限于阿尔卑斯山的南麓了。
从6～9世纪，又移到德国莱茵河。
同样，北美洲的天主教徒也将葡萄移种到西岸加利福尼亚州。
事实上，酒与宗教的关系在基督教兴起以前就已非常明显。
葡萄园的种植和酒的酿造在史前时期从地中海地区向西方发展与崇拜上帝是息息相关的。
儒家学说的发展演变过程
（一）儒家思想形成——先秦 春秋：春秋时期创立儒家学派。
他提出以“仁”为核心的学说，主张以仁爱之心处理人际关系。
在政治上把“德”“礼”作为首要的统治手段，要求以德治民，爱惜民力，反对苛政和刑杀；主张“克己复礼”，维护周礼是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晚年整理和编订的《诗经》《尚书》《礼》《易》《春秋》是中国封建社会儒学的“五经”。
战国：孟子是战国时期的代表。
他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出发，但也强调小农阶级利益。
主张实行“仁政”，提出“民贵君轻”、“政在得民”的思想，同时又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这种温和的政治主张，不能适应当时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需要。
荀子在政治思想上主张“礼法并施”的观点，自然观方面提出“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观点，是当时生产力进步的反映，具有唯物主义思想。
特点： 此时期儒家思想较为具体，带有浓厚的理想化色彩；没有严密的理论基础， 大多是关于思想修养方面的道德规范和政治理想的治国原则；孟子的“仁政”、“民贵君轻”使儒家思想开始与政治相结合，但因脱离现实政治而遭新兴地主阶级冷遇。
（二）儒学惨遭摧残——秦朝 秦朝虽已一统天下，但当时私学兴盛，百家争鸣，许多儒生、游士评议国政，造谣惑众，极不利于当时的国家一统、中央集权，秦始皇为了压制原来战国分裂割据时遗留的政治势力和思想影响，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实行野蛮的“焚书坑儒”政策，焚烧百家书籍，坑杀儒学之士，进一步确立法家学说的官学地位，实现学术思想的统一，以巩固秦政权。
特点：因为儒学不能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服务，统治者用政治权力强制干预和控制思想，儒学遭受毁灭性摧残。
（三）儒学独尊地位——汉代 西汉：成功地改造儒学，以儒学为基础，广采诸子百家之长，建立起新儒学，倡导“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宣扬“大一统”、“三纲五常”。
这时的儒家思想“内法外儒”，适应了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
汉武帝欣然接受建议，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太学等政策，禁止其他各家思想传播，使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特点： 以儒学为基础，儒家、法家、道家思想相互结合，互相渗透。
儒家思想宗教化、经学化、政治制度化。
（四）儒学新的发展——宋明理学 两宋：宋代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是宋代新儒学的正统。
南宋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
他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实质上是为封建等级制度辩护。
明朝：王阳明反对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物的观点，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心学，主张“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外无善”，通过“内心自省”、“以致良知”。
说明理学由客观唯心向主观唯心演变，也说明它已经走向极端。
特点：宋明理学开创了儒学的新时代，是儒学第二期发展的象征。
它使儒家思想理论化和哲学化，使儒学服务统治的政治作用和修养身心层面的社会功能走向一致化，但理学的发展也使儒学日益走向极端。
（五）儒学发展变异——明清 明清之际，随着封建朝代的激烈更替，随着商品经济、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随着时代的变迁，一批新思想家崛起，他们既继承了宋明理学的许多思想观念，又对其中不少陈腐之处不满，力求有所更新。
在这方面，明代后期的李贽，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都做了大量工作，使得儒学思想更趋实事求是，与国计民生靠得更近，从而又一次发展了儒学，对晚清民主思想的兴起有一定的影响。
“异端”思想家李贽：否定孔子是“天生圣人”，反对以孔孟学说为权威和教条，提倡个性的自由发展，批判理学的“天理”学说。
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 ：政治上：提倡“趋时更新”，反对君主专制独裁，认为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提倡“法治”，反对“人治”；经济上：反对“重农抑商”，提出“农工商皆本”；思想上：批判继承宋明理学，否定理学的形而上学观点，提倡“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和行为。
特点：明清儒学们既继承了宋明理学的许多思想观念，又对其中不少陈腐之处不满，力求有所更新。
使得儒学思想更趋实事求是，与国计民生靠得更进，从而又一次发展了儒学。
（六）儒学遭受打击：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 鸦片战争后，随着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前赴后继地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在思想领域就是把作为革命的主要对象。
天平天国虽然在开始时把西方宗教平等思想和儒家“大同”思想结合起来，作为反清斗争的思想武器，但太平天国政权建立后却把儒学经典贬斥为“妖”，扫荡封建传统文化，否定原有的封建道德秩序。
辛亥革命后，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主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政府规定学校不读四书五经，教科书必须符合共和民国宗旨。
（七）儒学重新泛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北洋军阀出于复辟封建帝制的政治目的，废除资产阶级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一些改革，利用当时中国封建思想意识的浓厚残余，在社会上掀起反动的尊孔复古逆流，孔子成为封建思想的代表和专制统治的护身符。
（八）儒学统治地位动摇——新文化运动前期 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激进民主主义者为了反对封建军阀的统治，以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为武器，提出在中国实现“德先生”“赛先生”、“打倒孔家店” 等口号，把斗争矛头指向孔教，对封建正统思想的儒家传统道德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新文化运动后期，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开始用新的思想武器反对封建主义，为五四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作了思想准备。
特点：前期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继续，是中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文化反封建文化的一次重要思想解放运动，它动摇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但是前期运动对东西方文化存在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片面倾向。
（九）儒学统治地位彻底动摇：——新中国成立至文革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无可挑战地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长期和马克思主义意见不一的儒学继续逐渐遭遇厄运，受到更为猛烈、更有组织的批判。
“文革”时期，更是开展“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等闹剧，对儒学文化进行全民规模的、彻底性地破坏，也最终将反传统文化的运动推向了历史的顶点，儒学思想在我国影响进一步减弱。
（十）儒学焕发新春——文革结束至今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思想文化领域推行“思想解放”运动，也得到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当前国家新一代领导人号召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使儒学能真正做到“古为今用”，在吸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前提下焕发出新的光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取得主导地位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宣扬天命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宣传忠孝，严格等级次序；政治上主张“大一统”，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这些都是一切剥削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后共同需要的思想武器，在根本上都是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
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的人世说，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的改变面目。
特别是汉代的儒学，吸收了道家和法家的思想，并与阴阳五行说相结合。
另外，儒家为了丰富自己的哲学，在批评佛、道两教的同时，也充分吸取它们当中对自己有用的思想资料，以充实和发展自己的哲学体系。
宋明理学既是“三教合流”的产物，同时它又保持自身的根本特质和立场。
儒学的现代价值：儒家的大一统意识，对维护社会的安定统一和祖国统一大业有极大的现实指导意义；以人为本、民为贵思想对于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维护和谐的社会有重要作用；民本思想对于今天“三农”问题的解决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道德规范意识是现代社会公德意识培养、历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培养的一个重要渠道；和谐意识对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谋求社会的共同发展，保护生态环境都不无裨益。
新时期如何做好群众工作
一、深刻认识做好新形群众工作的重要性迫性 大家知道安时期，同志和著名民士黄炎培先生有过一段关于执政兴衰周期率的对话，就是著名的窑洞对。
主席说，共产党一定能走出这个“周期率”，因为我们植根于人民，因为我们天天都在“赶考”。
半个世纪的对话仍警示着我们：要重视人民民主，要密切联系群众，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
（一）做好群众工作，是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践行党的宗旨的客观要求。
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
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群众工作，任何时候都注意发动、鼓舞、相信和依靠群众，这是我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
回顾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既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团结人民群众形成“真正的铜墙铁壁”，探索出了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为核心的一系列群众工作的规律，从而不断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使许多群众从对党的怀疑、观望到理解和信任，在关键时刻甚至不惜为党的事业流血牺牲。
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成为我党夺取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同样自觉地把党的群众工作实实在在地体现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具体实践中。
党的91年发展历史充分表明，人民群众是我们党存在和发展的根基，群众工作是我们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主要法宝，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也是我们党的生命线。
可以说，我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密切联系群众的历史。
（二）做好群众工作，是维护改革发展稳定成果的现实需要。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龙陵的经济社会得到飞速发展，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可以说，这是县委、政府依靠人民、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智慧和积极性的结果。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人们更加注重利益的追求。
不同的利益主体必然产生不同的利益诉求、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由此引发影响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稳定的人民内部矛盾大量增加，群体事件、突发性事件不断增多，对抗性加剧。
由于多种矛盾并存，相互联系，一旦处置不当、不及时，就会引发更大范围的矛盾。
我们要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局面，化解和克服矛盾和困难，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做好群众工作。
假如漠视群众利益，不以积极的态度去化解矛盾，对群众的合理要求置若罔闻，或者在处理过程中处置不公、态度不好、方法简单，还会引发新的矛盾，影响社会的稳定，阻碍全县发展的进程。
（三）做好群众工作，是落实六中全会精神、促进社会和谐的必然选择。
抓发展必须既要见物，更要见人。
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能解决经济社会的所有问题，经济发展必须与社会进步相协调，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必须体现六中全会提出的“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要求。
同时，人民群众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力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追求作为发展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坚持教育群众、宣传群众、引导群众、发动群众，让各阶层的人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都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最充分地发挥一切积极因素，激发各行各业的创造活力，形成“促进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大好局面。
（四）做好群众工作，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根本所在。
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
在新的历史时期，党既要抓发展，又要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经受住长期执政的考验，着力构建和谐的党群干群关系。
这就必须注意做好群众工作。
我县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民主政治的不断推进，广大人民群众的知识水平在不断提高，政策观念、效率观念、公平竞争观念和民主意识、参与意识、自主意识在不断增强，人们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要求不断高涨，而新的制度体系的完善和定型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这种变化，对我们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过去那种单纯靠行政手段的老办法已经不适应。
我们要认真研究新形势下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各项工作，赢得群众的信任，不断巩固执政基础。
二、认真把握新时期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 随着改革开放日益深入，国际间各种社会思潮的相互激荡，信息化网络化的迅速发展，给我们社会生活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
当前，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日益多样化，群众思想和行为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益增强，影响群众思想和行为的因素也越来越复杂。
人民群众的维权意识、民主意识、法制意识显著增强，执政早期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无条件信任和服从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让位于对个体权利的追求。
在长期执政条件下，由于社会分化等问题带来了一定的社会“逆反”心理。
由于党风廉政存在的问题带来对公权力的信任度降低。
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出现形成了新的表达诉求渠道，成为群众参政议政发泄情绪的缓冲阀、调节器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使群众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
等等。
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群众工作趋向多元化 一是群众工作对象多元化。
随着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社会阶层的日益分化，职业选择愈趋自由，社会流动不断加快，群众的范畴发生了深刻变化。
一方面出现了不同利益诉求的群体，与过去相对单纯的单位人、农村、企业职工的情况不同，现在已经广泛出现了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主、自由职业者等不少新的阶层，以及流动人群、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群众，均成为群众工作的新的对象，群众面越来越大。
另一方面由于体制、政策等原因，不同群体财富的积累渠道不相同，对改革开放成果的受益程度不等，一些基本群众如工人、农民等利益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一些下岗职工、失地农民、城市贫困人口等弱势群体，对现在的不少政策还是有意见。
二是群众反映问题多元化。
当前群众集中反映的焦点、热点、难点问题，既有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环境保护、企业改制、就业保障、涉法涉诉等问题，也有安全生产、干部作风、分配不公、民族宗教、历史遗留等多个方面、多个领域问题，群体性事件风险隐患凸显，诱发群体性事件新热点不断增多，群众诉求最大化，在一些群众反映的问题和群体性事件中，往往是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相互交织，参与者合理诉求与不合法手段相互交织，大多数人盲目的参与与少数不法分子违法犯罪相互交织，复杂程度增加，处置难度加大，稍有不慎，就可能使个别问题、局部问题影响全局，非对抗性问题转化为对抗性问题。
三是群众利益需求多元化。
在改革中需求不断变化的群众个体根据各自所处生存状态，追求利益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促使群众需求从单一化趋向多样化、从普遍化向差异化转变。
四是群众工作主体多元化。
党不仅要做好理顺群众情绪、化解矛盾的工作，还必须发动政府、群众团体、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和社会中介来共同努力，有的放矢开展各具特色的群众工作，形成党的群众工作合力。
五是群众工作手段多元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依靠行政组织资源垂直命令式地动员社会的效力已越来越弱，而以利益驱动为杠杆的经济手段，以诚实守信为核心的伦理手段，以契约自由为主体的法律手段和以大众传媒为载体的舆论手段在社会动员中的作用越来越强，党的群众工作的手段将趋于法制化、理性化和平等化。
（二）干群矛盾趋向复杂化 一是直接利益冲突和无直接利益冲突互相交织。
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还不平衡，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还比较突出。
一方面，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群众的要求无法及时得到满足，而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畅顺的沟通机制，老百姓没有“出气口”，民意得不到有效表达，储存着大量“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潜在参与者。
一旦产生诱因，马上就会出现众多的以围观、起哄甚至挑衅作为武器的声援者。
二是有理诉和无理诉互相交织。
从平时来看，群众信访反映的问题，有部分是由于初信初访不够重视，该解决的不及时解决，推诿扯皮，导致矛盾上交的有理诉求。
不可否认也有一些群众为了达到自己的诉求目的，抱着“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和“唯上”心态，对于法律渠道、民间渠道能够正常解决的事情，动不动就到县委政府访、闹，以致越级访、重复访和集体访不断增多。
三是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互相交织。
当前，社会矛盾以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为主，但也出现了一些对抗性矛盾的苗头和倾向。
一些群体性事件往往事先经过周密策划和组织，内部组织层次分明，人员分工明确，有统一的口号和行动方案，进退都有人控制和指挥。
同时，一些别有用心人员参与人民内部矛盾，竭力挑拨离间。
对此，我们要清醒认识，在工作中不授人以柄。
（三）形成原因趋向多样化。
形成干群矛盾的原因很多，但突出的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是决策失误。
有些领导干部在制定政策措施时没有充分考虑社会的承受能力，在重大决策、重大规划调整过程中，对可能出现的问题估计不足，制定的政策、法规出现不平衡、不统一、不连贯、不稳定现象，执行政策随意性较大，特别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改革措施没有慎重考虑，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盲目决策，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
这些决策失误，不仅造成经济政治损失，危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更是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割裂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二是干部失信。
有的干部对群众的生产生活不熟悉、不了解，对群众的联系不紧密，对涉及群众利益的问题处置不公正。
有的干部政治敏感性不强，对一些不稳定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不能及时洞察，缺乏事前发现能力，未能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导致“小事拖大，大事拖炸”，难以做到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
所以有些农村群众对干部的信任不如对宗教组织的信任，过去干部登高一呼、一呼百应的情况现在见得少了。
由于群众对干部的不信任，导致有的地方非正常组织抬头，甚至消失多年的邪教、会道门等非法宗教势力死灰复燃，敌对势力乘虚而入，成为影响农村政治稳定的一个重要隐患。
三是处置失当。
社会组织形式、群众生产生活方式等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群众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也日益增长，但不少党员干部把握不了群众的思想动向，有的干部工作方法简单化，使一些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人民内部矛盾激化，增加了社会对立情绪。
有的乡镇和单位处理矛盾纠纷不够及时，存在拖、推现象，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小事不重视，等事情闹大了，领导才去解决。
有的行政管理和执法部门工作人员在具体执行政策、办理案件过程中，不考虑社会效果、不估计可能产生的后果，就事论事、就案办案，工作不深不细，作风简单粗暴，这些都极易导致群体性事件向恶性方向发展。
四是渠道失畅。
当前，群众用各种方式反映自己的意见建议，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权利诉求和政治诉求，不管在数量上还是在程度上、不管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虽然各级各部门都在采取各种措施拓宽利益表达诉求渠道，但利益诉求渠道狭窄乃至缺失的问题仍然存在，严重影响干群关系。
五是心理失衡。
社会转型时期，原有的经济格局被打破，一些群众对改革发展思想准备不足，不能够从全局、长远、理性地看问题，一旦自身利益受到影响，便产生心里失衡和认识上的偏差，引发怨气和不满。
如贫富差距过大产生“仇富”心理；多数群众因法制意识淡薄，遇到问题还是习惯于找党委政府而不是找法律，要求“讨回公道”，在对待涉法涉诉问题上，出现“信访不信法、信法律不信法院、信领导不信法官”的倾向。
有的把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中的劝导错误地以为是“法不责众”。
这些都是当前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的重要的思想和心理基础。
当然，群众工作的特点和党群、干群关系的形式，在不同的时机和场合，还会以不同的面目出现。
关键是我们要高度重视，深入研究，探索规律，有的放矢，全力解决，努力营造和谐的党群干群关系。
三、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应具备的能力和掌握的方法当前，要切实做好新时期的群众工作，领导干部必须具备五种能力。
（一）要具备亲民爱民的能力。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
人民群众既是党的事业不断发展的不竭动力，更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力量。
所以，做好群众工作，就必须具备亲民爱民的意识。
一是要强化宗旨意识。
要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始终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的道理，要始终牢记群众反映的问题是不能回避的现实，作为领导干部，必须时时刻刻为人民着想，必须时时刻刻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必须时时刻刻用心解决发展中的突出问题。
二是要学会换位思考。
要站在老百姓的角度，认真审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要站在老百姓的位置，认真审视哪些问题是群众最需要解决的；要站在老百姓的角度，认真审视出台政策时，是不是对人民群众有实惠，会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影响和损失。
只要站在老百姓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去谋划措施、去做民主决策，群众就会非常拥护、非常赞同、非常理解，各项工作就会稳步推进。
反之，工作就会出现反复、出现障碍、出现失误，甚至影响整体工作的顺利开展，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是要善待人民群众。
人民群众上访反映问题，说明群众对党委、政府的信任和依赖，希望通过党委、政府的关心帮助解决一些实际困难，这是各级各部门的工作职责，也是民意渠道顺畅表达的需要。
如果对待群众上访的态度生硬、冷漠、敷衍，甚至把群众上访说成是“刁民”、“素质”低下、无理取闹，老百姓就会感到很失望，老百姓就会产生怨气和不满。
因此，要善待普通的老百姓，善待每一名群众，善待每一个来访群众，并且带着深厚的感情去做工作，去化解社会矛盾。
（二）要具有思想疏导的能力。
思想工作是开展各种工作的先导，是打开心灵智慧的钥匙，是解开心理疙瘩的良药，是推动工作进展的利器。
无论要干成任何事，都需要我们去理解、宣传、团结、赢得群众。
一是要虚心学习群众的长处，深入基层，深入实际，与人民群众交朋友，倾听群众的呼声，掌握群众的疾苦，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想，帮群众之所难，解群众之所忧，接受群众的意见和建议。
二是要有高超的演讲技能。
思想疏导是需要人去游说和引导的，必须要有较强的综合知识，既要懂法律知识，又要有实事政策知识，还要有社会知识；必须要有演讲的艺术，演说时要“看菜吃饭、见客出席”，不能千篇一律，更不能千人一面，官腔十足，一个腔调，说一些不得要领的话，让群众摸不着头脑。
三是要态度明确。
开展群众工作，必须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认真地与群众交流、交心、交底，最后要力争与群众交成朋友，并在其中了解群众反映问题的具体真相和所要表达的意愿，然后有的放矢地对群众予以解释政策、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解决问题的具体时限，最终赢得群众的支持，最终赢得群众的信赖，最终赢得问题的解决。
（三）要具备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
处置群体性事件、接待群众集体上访工作，与其它工作相比，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也有它的风险性，工作方式和方法稍有不慎，就会酿成不良事端，就会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就会给工作造成被动，不利于工作的开展。
做好处置群体性事件和接待群众集体上访工作，是各级各部门领导干部的重要工作之一，也是新形势下的艰巨任务之一，必须要有崇高的职业道德、不畏艰难的勇气、敢于碰硬的决心、善于取胜的态度，抓住良机、稳妥细致，顺势而为、果断处理。
一是要有正确的判断力。
群体性事件和群众集体上访的发生，绝对不是偶然的，它的发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也有一个酝酿、集聚、行动的过程；是一个矛盾长期积累的过程，矛盾从小到大、有少数人参与到多数人参与的过程；群众情绪从平缓到偏激、从怨恨到非常激烈的过程。
这个时候，就要冷静思考、深入分析、准确判断，采取与大众对话、个别征求意见、推举代表座谈等方式，逐步缓和群众的激烈情绪，并加紧控制局面，有序开展工作。
二是要趁热“打铁”缓矛盾。
群众的情绪缓和下来后，就应该立即召开群众代表会议，让群众有充分的发言权，尽力让群众的怨愤情绪宣泄出来；让群众将反映的问题完整的表达出来，使群众反映的问题更加真实的显现出来。
三是要重点做好带头人工作。
对群众中的领头人和主要人员，要分别做好思想疏导工作，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明政策和法律规定，使其打消不正确的念头和幻想，劝其按照政策规定解决问题。
（四）要具备综合协调的能力。
从一定意义上说，信访工作就是做群众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群众工作是为党委、政府服务的，是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的工作，也是化解矛盾隐患的工作，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工作。
做好群众工作，必须要有良好的综合协调能力，必须要有反映敏捷的能力，必须要有行动迅速的能力。
一是要当好参谋。
发生群体性事件和群众集体上访时，最重要的是反映要快、行动迅速、汇报及时，及时将发生的情况向党委、政府领导报告，并提出处理问题的措施。
二是密切配合。
首先，要协调好上级和下级之间、单位和单位之间、部门和部门之间、本部门内部之间的关系，做到协调到位，指挥正确，沟通顺畅，联系密切，形成合力。
三是督促有力。
责任落实后，更重要的环节是在检查督促上，要把哪些比较薄弱的单位和部位作为检查督促的重点，尤其是发生矛盾的责任单位和有权处理问题的职能部门，要重点检查督促，促使其及时妥善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
（五）要具备超前意识的能力。
群众工作的重点在基层，在问题发生的部门和单位，这就要求做好群众工作不是“事后诸葛亮”，更不是“马后炮”。
要坚持超前谋划，问题没有发生时就要做好工作，实行工作重心下移、责任下压，措施防范在前、补救手段在后。
一是要做好矛盾排查。
对群众中的矛盾隐患，要早排查、早预测、早介入、早处置，坚持排查到位，处置到位，解决到位；坚持不留后患，不留死角，不留盲点。
二是要强化信息沟通。
信息是开展各种工作的生命线，是思考问题、做出决策、采取措施的“定盘星”，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和关注。
要对群众活动中的重大敏感信息及时报告，及时研究，及时分析；要对个别群众思想动态给予及时关注，掌握其动态、关注其行为，有针对性地做好工作，防止个别人的行为演变为多数人的行为；要特别关注民间的信息，民间的信息至少代表一部分群众的心态，这些民间信息可能就是做好群众工作的着力点、焦点、难点。
必须坚持信息的沟通、共享，使信息更好的发挥在群众工作中的作用，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稳定。
关于运动励志的口号
与基督比，伊斯兰教是更为年轻的宗教。
它在教义教宗教掌故等许多沿革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内容。
但是，伊斯兰教只承认尔撒（耶稣）是安拉排遣的六位使者之一。
而耶稣的启示又被教会篡改了，《圣经》只是一部已经改写了的伪经。
进而穆罕默德之口传达的《古兰经》是一部包括了《圣经》在内的最后一部天启经典。
因此，伊斯兰教一方面称基督教徒为“有经人”，以有别于多神教徒，但另一方面，又谴责基督教徒及犹太教徒“篡改天经”，“以伪乱真，隐讳真理”，“违背正道”。
这样，“伊斯兰教认为它已经战胜了基督教，吸收了基督教的真理成分，克服了基督教的错误，并且由于最后一位先知穆罕默德的存在使基督教成为一个过时的宗教。
[4]而基督教也同样指责伊斯兰教篡改了上帝的真理启示，把伊斯兰教视为野蛮、蒙昧民族的宗教。
（2）从宗教本质看，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是旗帜鲜明的一神教。
一神教强调神的绝对性和独一性。
这种严格的一元化取向常常伴随着一种非此即彼的直线式思维方式：要么绝对肯定，要么绝对否定。
它一方面强化着宗教信徒的宗教情感，一方面也潜含着对其他文明基因的严格排斥。
就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而言，这两大世界性宗教之所以不能以地中海为中立地带进行和平共处，其根源就在于它们都声称掌握世间全部真理。
一个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一个是至臻至善的安拉。
一般来说，“神和教义的神圣性必然导致宗教的唯我独尊性；神和教义的唯一性和绝对性必然导致宗教的排它性。
”1 因此，，当两种互不相让的异质文明相遭遇时，必然是冲突多于吸纳。
（3）从两种宗教的发展现状来看，二者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
伊斯兰教就其根源而言是个第三世界宗教，落后地区（即尚未现代化、尚未工业化地区）的宗教，与基督教不同，在伊斯兰教史上从未进行过类似欧洲那种带有资产阶级启蒙性质的宗教改革，没有受到随着都市化、工业化、大众社会和富足社会而来的现代腐蚀剂的全力冲击。
2它一方面可以为伊斯兰教徒的现实生活提供了现成的生活方式和具体指导原则；另一方面，它还保留着超验性的价值关怀，为人生指明方向，使生命具有意义。
因此在穆斯林心目中，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象征，而且，它已经成为穆斯林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与伊斯兰教文化地位的不可替代相比，基督教已基本完成了它曾经被赋予的重要文化使命。
在西方文化史上，希伯莱文明和希腊文明的有机结合曾创造了辉煌的现代文明（丹尼尔?贝尔把这两个特征分别定义为“宗教冲动力”和“经济冲动力”）。
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宗教冲动力逐渐被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一点点消解。
这样，先是代表着宗教冲动的禁欲与节制精神被世俗法制社会碾去神学外壳，继而被工业时代的现代主义文学，实用主义哲学和科技理性割断了它的超验纽带，最后，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和分期付款、信用消费等享乐主义观念彻底分散了它所代表的道德伦理基础。
[5]并由此导致道德堕落和纵欲无度的颓废心理。
事实上，从文化学角度看，现代西方文明已不再是一种文化文明，而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它在两世兼顾的伊斯兰教面前，显得功利主义有余而价值关怀不够。
这使得作为传统宗教的伊斯兰教在面对已“碾去了神学外壳”的现代西方文化的入侵时，反倒具有一种文化上的自足感。
2、 敌对共有观念在历史中的初步形成 伊斯兰与西方间存在的文化差异本身并不会自动地导致二者爆发“文明的冲突”。
决定二者关系性质和趋向的真正根源并不在于二者文化本身的差异（因为这种文化差异仅仅是一种静态的、以典籍文化为表现形态的文化差异），而是伊斯兰与西方漫长冲突的历史造成的观念敌对。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伊斯兰与西方之间曾屡屡上演征服与反征服，压迫与反压迫的历史画面。
可以说，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诞生之日起，便拉开了东西方两大世界性宗教对抗的历史序幕。
在这场十字架与新月的长期较量中，起初是伊斯兰世界占上风。
他们向西跨过直布罗陀海峡，攻占西班牙，把欧洲的基督教国家挤到了西北角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
谈到这段历史，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第一次遭遇发生在西方社会尚处在幼年之时，那时，伊斯兰教已是阿拉伯人所处的辉煌时代的一种特殊的宗教了。
在那一次冲突中，穆斯林几乎占领了西方原有领土的一半，只差没有使自己成为全世界的主人。
”[6]甚至到1683年，奥斯曼帝国还再度包围了维也纳。
此后，西方文明在经受了来自东方的严峻考验之后，逐步恢复成长并开始恃机反击。
从1095年到1291年，在罗马教廷到组织下，西方基督教国家打着“反对异教徒”，夺回“圣墓”和“圣地”的宗教口号，发达了倡导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
这次的不幸经历使“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为此长期互相仇视。
”[7] 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西方工业革命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政治经济结构和思想观念的巨大变革，使西方在同伊斯兰世界的斗争中取得了压倒性优势。
“这时，穆斯林世界面对的不再是十字军时代好战的基督教，而是传教士、教育家和商人，是大炮和舰只，是科学技术。
穆斯林在拥有新文化、新生活秩序的西方手下，遭到了失败和耻辱。
”[8] 从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时起，西方国家掀起了新一轮的征服狂潮。
面对西方世界建立在现代工业基础上的巨大政治军事优势，伊斯兰世界的应战与西方完全不在同一个级别上。
“对多数穆斯林来说，殖民主义使他们联想起十字军东征。
欧洲的挑战与侵略无非是另一场好战的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战争。
”[9]这意味着，西方的现代入侵不仅使传统的伊斯兰政治制度开始瓦解，而且也使广大穆斯林的宗教感情和民族精神受到伤害。
而对基督教西方的咄咄进逼和伊斯兰历史就无可挽回的衰落，广大穆斯林激忿、沮丧，却又无可奈何。
这种由来已久的社会心理上的彼此敌对，“在双方心灵上或共同的潜意识中留下了永久伤痕，伤痕下面的创口至今还很敏感，最最轻微的压力就会使其再次颤跳。
”[10]这种基于历史冲突形成的思维定势，又因近现代以后西方国家对伊斯兰世界的新一轮殖民扩张而得到进一步验证。
“对穆斯林来说，殖民主义与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如出一辙。
欧洲的挑战与侵略无非是另一场基督教诉诸于伊斯兰教的军事性战争。
欧洲的扩张和霸权归结于它的固有的基督教文化的优越感。
”[11]从而使双方业已形成的心灵鸿沟越来越难以弥合。
西方殖民侵略造成的历史阴影尚未在广大穆斯林心头完全消退，中东新独立国家便又开始面临以色列咄咄逼人的挑战。
而以色列在中东的强大存在严重威胁着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基本生存与民族尊严。
在阿拉伯国家看来，1948年以色列的建国被看成是欧洲殖民主义最胆大妄为的例证。
以色列在政治、经济方面与西方的密切联系，及犹太教在信仰体系上与基督教的亲缘关系，使得“他们（伊斯兰国家）以及以色列和西方都把以色列看作西方文明的前哨战和堡垒。
”[12]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反对以色列的斗争就意味着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逐渐取代英法成为在中东事务中发挥主导性作用的力量。
尽管美国以良性霸权自居，自以为有别于传统殖民主义的统治方式，但在久受西方殖民压迫的中东广大穆斯林看来，美国在中东的政治、军事存在无非是欧洲殖民统治的延伸和继续。
事实上，美国在中东政策上的种种做法，并没有软化乃至改变整个阿拉伯世界对西方的敌对态度。
相反，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偏袒以色列。
正如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所说：“52年以来，美国从未拒绝过以色列的任何愿望。
”正是这种偏袒导致了阿拉伯国家在几次中东战争中一再失利。
而这种失利给阿拉伯国家造成的心理创伤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同时，当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中东和平成为大势所趋时，在巴勒斯坦一方一再妥协让步的情况下，美国仍没有及时有效地阻止以色列得寸进尺的种种做法。
凡此种种，使广大穆斯林进一步强化了与西方文化的敌意。
在中东穆斯林看来，“西方确是在试图羞辱我们，占领我们的土地和通过取消伊斯兰教法和传统来摧毁伊斯兰教。
在做这些事时，西方的行动是受教会的指使。
教会的权力在确定由英美领导的西方世界内政外交政策的方向上发挥作用。
[13]” 二、从文明冲突的神话到自我实现的文化预言 从建构主义角度看，两个国家在从来没有交往的情况下是无所谓共有观念的。
共有观念的形成是行为体主动建构的结果。
行为体造就结构的机制是所谓的互应逻辑（logic of reciprocity）。
在行为体实践活动中，初始行为通过互应机制使双方产生并加强一些观念，并开始共同拥有这些观念时，于是便有了结构（即共有观念）。
反过来，行为体又从这些共有观念出发，界定自身的利益，赋予行为以意义。
如果行为体之间相互把对方视为敌人，那么这个信念就帮助他们确定了在任何给定情景中的身份和利益。
他们的行为方式又向他者证实了他们确实是威胁，这样就再造了原有的敌对观念。
从这一意义上说，文化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文化预言。
就伊斯兰与西方的关系看，历史上的敌对文化观念使得双方间同样存在着文化预言自我实现的可能性。
从伊斯兰教方面看，应该承认，最初他们对基督教是宽容的，他们只要缴纳丁税仍可以信仰自己的宗教。
但由于基督教徒发动十字军东征和后来在土耳其战争中采取的极端立场，穆斯林改变了最初的宽容态度，转而对基督徒实行严厉措施。
尤其是自近现代以来，他们在与西方的交往中倍受欺凌，长期处于弱者地位。
这使他们比西方国家更为敏感，更容易诱发针对西方的仇视情绪。
在伊斯兰主义者看来，伊斯兰世界近现代以来的一系列失败，都可以归咎于西方。
伊斯兰世界中的许多人，把伊斯兰的历史和穆斯林世界与西方的交往是看作是在扩张主义的帝国主义列强手下蒙受压迫和牺牲的历史。
在他们看来，正是“战斗的基督教”和“战斗的犹太教”是导致穆斯林社会失败和无能为力的根源。
[14]首先，在原教旨主义者眼里，英法委任统治留下的遗产——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使西方恶意输入的思想，认为人们依据民族主义感情建立了民族国家，会削弱穆斯林世界的统一性和国际主义传统，使其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的牺牲品。
“诡计多端的欧洲人恶毒地在穆斯林中灌输这种思想，意在他们中间引起对抗，使他们分裂、为人利用，成为容易到手的战利品，甚至被消灭。
[15]”其次，原教旨主义者认为，按照西方世俗主义原则建立政权是错误的。
穆斯林兄弟会认为，“西方民主不仅没能制止，反而造成了权威主义（由现代精英操纵群众）、经济剥削、腐败和社会不公正。
西方世俗主义和物质主义毁坏了宗教、道德、社会和家庭。
西方世俗主义的固有荒谬、政教分离将对西方道德的衰弱和最终的垮台负有直接的责任。
[16]”这一偏执观念又因现当代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得到了印证和强化：伊朗摩萨台民族主义政权被推翻；支持和偏袒以色列发动战争；在中东和平进程中采取双重标准；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支持中东的专制政权；袭击利比亚；发动海湾战争；对伊朗和伊拉克进行经济制裁等等。
换言之，自二战结束以来，伊斯兰国家始终未能摆脱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阴影和不公正的历史命运。
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伊斯兰教本身具有的对异质文明的排斥性特征与反对西方霸权主义入侵的现实相结合，使之很容易演变为一种激进反西方的政治伊斯兰思潮。
据此，便不难理解为何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反西方色彩。
就西方来看，对伊斯兰的恐惧可以说由来已久。
“由于十字军远征的经验，在西方世界基督教徒中同时存在着征服（异教徒）和使之改教的观念，又由于十字战争失败而形成的痛恨，若干世纪内在欧洲产生了那么多反穆斯林宣传，以致基督徒是在期待同穆斯林世界处在武装和暴力的关系中被培育成长的。
[17]在20世纪70年代，当具有鲜明反西方色彩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中东历史舞台崛起后，西方政治家深感忧虑，并情不自禁地编织出“伊斯兰威胁论”的政治神话。
而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在其旨在勾画未来国际政治图景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中，也下意识地把伊斯兰文明锁定为未来西方世界的主要竞争对手。
这种文化上的相互敌视，恰恰反映了历史上西方对伊斯兰根深蒂固的敌对观念。
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伊斯兰教一直被描述为一种负面形象。
在西方很多人眼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等同于伊斯兰极端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就等同于恐怖主义。
这种化约论的“战斗的伊斯兰”的形象，又因历史与现实中的种种事件得以强化：扣押西方人质，在西方大城市制造爆炸事件；对以色列发动伊斯兰圣战；刺杀埃及总统萨达特；输出伊斯兰革命；判处英籍作家拉什迪死刑；塔利班摧毁巴米扬大佛；1993年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爆炸事件等等。
所有这些，都加深了一个不宽容的、危险的伊斯兰教的形象。
从这一偏执的文化立场出发，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毫不犹豫地支持那些以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自我标榜的政府，而不管这些政府在当地是否能够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如对伊朗专制的巴列维国王的支持）；同时，对那些具有原教旨主义色彩的政治组织，尽管他们得到当地穆斯林的广泛拥戴，并通过合法选举获得了议会多数，但仍难以获得西方的认可和支持（如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政线）。
从而使西方无形中站到了伊斯兰主义者的对立面。
诚如一位英国前外交官院所指出的：“非穆斯林怎样思考伊斯兰制约着他们对待穆斯林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反过来又制约着穆斯林怎样思考和对待非穆斯林。
”[18] 在某种意义上说，伊斯兰和西方世界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一种互相妖魔化的不良倾向。
这种意识形态化的、总体式的认知模式，倾向于把对方看成是铁板一块的整体，而很少对种种问题具体地加以区分和辨别，很少对事件背后的根源进行理性的反思。
其结果，往往是通过一种偏颇的文化过滤机制，有选择地处理加工外部信息，以便把那些有助于验证既有假设或符合历史记忆的的信息保留下来。
这种“选择性的因而也是偏颇的分析，增加了我们的愚昧而非知识，狭窄了我们的事业而非拓宽了我们的理解，加剧了问题非为新的答案开辟了道路。
”[19]由此使问题变得复杂化，使矛盾更加难以化解。
最近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二者相互敌视的产物，是伊斯兰与西方文化冲突的自我实现。
怎样改善基层宗教氛围严重的建议和想法
近年来各级党政领导重视关心宗教工作，宗教工作部门及各基层镇、村认真履行职责，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宗教事务管理的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得到了很大的加强，宗教领域团结稳定，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当前还存在一些直接影响基层宗教工作能力提高的问题和困难，值得引起思考和重视。
一、新形势下宗教工作重要性共识不太强重视宗教工作，善于做宗教工作，是领导干部政治上成熟的一个重要体现，也是我们党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必然要求。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有的乡、镇党政干部对有关宗教工作的基本理论、基本政策学习少、关心少、了解少，宗教知识贫乏，在思想认识上还或多或少受“左”的思想影响，对做好宗教工作缺少支持、缺少配合、缺少理解、缺少沟通。
开展宗教工作依然存在着上面重视，下面不重视；讲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不去管、不想管、不会管、不敢管等现象不在少数。
对做好宗教工作特别是抵御境外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的工作意识差，认为与己无关、与我遥远、应付了事、麻痹大意的思想，有时反映较为明显。
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的共识不太强，各部门，各乡、镇整体联动合力有待进一步加强。
二、宗教工作属地管理目标责任不太到位基层镇（乡）村虽然也建立了宗教工作领导组织及管理网络，但有的对属地管理目标责任落实不太到位，差距较大，反映在思想重视程度不太到位、力量配备上不太到位、工作责任不太到位、应对能力不太到位、考核督查不太到位。
因而在应对处置宗教领域矛盾纠纷和打邪制非、抵御境外宗教渗透时，就会心中无数、底气不足、把握不准、处置失当。
三、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水平不尽如意随着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不断落实，农村宗教活动场所呈现出场所多、分布广、信众多、层次浅的特点，而宗教教职人员普遍年龄大、宗教学识低、思想观念旧、管理能力差，优秀中青年教职人员人才少，新老交替后继乏人，选拔任用回旋余地小，提高他们整体综合素质任务还很艰巨。
这些情况直接关系到宗教活动场所内部管理的水平。
目前，在乡（镇）、村宗教活动场所管理中，文明管理的层次还不高，有章不循、有规不依的现象依然存在；有的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协调能力弱，处置班子内部、教会内部、堂寺内部事务方法不够灵活，与周边关系、与政府关系、与其他宗教间的关系、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等方面尚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
以上问题和困难的存在对我们依法管理宗教事务能力是个严峻的挑战，也是对我们基层统战、宗教工作部门及干部依法行政能力的一个严峻的考验。
做好宗教工作，依法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确保宗教领域政治稳定是各级基层党政组织政治责任所在，更是基层宗教工作者的职责。
针对上述一些问题和困难，结合实际，提出如下思考：1、创新领导理念，提高共识能力在新的形势下，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政府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首先，争先抓早，争取领导。
在全党都在一心一意谋发展，全力以赴搞建设的大环境中，作为宗教工作部门和干部，必须树立争先抓早，争取领导的理念，要有自己的责任性、主动性、积极性，抓机遇、抢先机，向领导建议，使领导理解、请领导支持、邀领导出场，增进共识、增强力量。
其次，摆上位置，列入日程。
争取市、镇（乡）党委政府从讲政治、讲大局、讲稳定的高度重视宗教工作，作为提高执政能力的课题来研究、来实践。
强化组织领导，党政主要领导重视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其他领导协助抓，帮助解决宗教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重点问题，协调矛盾，办好实事。
第三，努力造势，营造氛围。
要在广大党员干部中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宣传教育，要用“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统领宗教工作，了解和掌握宗教理论、宗教政策、宗教知识，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危机意识。
第四，配齐配强宗教工作干部。
根据中央和省、市精神，要重视宗教工作干部的配备，不能空位空岗，不能兼职不尽责，切实做到有人办事，有钱办事，能办好事。
第五，真抓实干、加大投入。
做宗教工作来不得半点马虎，不能麻痹大意，不能应付了事。
宗教工作需要投入，要扎扎实实做好各方面基础性工作，做到心中有数、应对有招、确保稳定大局。
2、创新网络构建，夯实管理实力宗教工作面广量大，创新宗教工作网络建设，提高宗教工作队伍素质，落实宗教工作目标责任制，是做好宗教工作、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重要保证。
随着行政区划和干部的不断调整、变化，原有的网络要及时调整更新，落实宗教事务管理主管部门、主体人员主要责任，真正做到有人领导、有人管事、有人办事。
首先，要根据中央和省市要求建立健全、及时调整完善市、镇（乡）、村三级宗教事务管理网络，不断完善镇（乡）村两级宗教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不断充实新的内容，确保工作不断档、不断线、不断层。
其次，加强有关部门和镇乡的合力联动，做到联建网络、联合办班、联合工作、联通情报，建立处置宗教领域突发矛盾纠纷、事件的应急预案，不断提高各级党政组织和基层宗教工作干部队伍的思想政策水平、工作业务水平。
第三，建立健全市、镇（乡）、村三级“打邪制非抵渗”工作联络员网络。
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民间发起的“反邪制非抵渗”工作机制。
第四，考核督促，落实责任。
市要将镇（乡）宗教工作责任制列入年度工作考核，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核，逐步推行宗教工作警示制，确保宗教工作责任和措施落实到实处。
3、创新教育方法，凝聚管理合力宗教工作就是做众多的信教群众的工作，教育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一项长期而又艰苦的工作。
首先，深入主题教育，坚定正确办教方向。
爱国主义教育不能喊口号、走形式。
要深入调研，选准各阶段的主题和重点，要创新办法，要用理论指导、思想开导、实践引导、耐心疏导，把握爱国、进步、文明导向。
要采用多种形式和方法，用历史的、现实的、生动的事实教育、启迪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政治觉悟，在大是大非面前，确保爱国守法底线。
要教育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将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在正确行使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同时，要遵守国家的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宗教活动不得妨碍社会秩序，工作秩序、生活秩序，确保社会安定团结。
其次，不断探索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内容与途径。
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采取积极、慎重、严谨的态度，耐心细致的做好思想教育工作，要积极引导和支持宗教界人士自觉、主动地对宗教教义作出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阐释。
要紧紧抓住学习、例会、培训、讲座、调研、视察、督查等机会，见缝插针、紧抓主题，引导在前、教育在先、组织在早，不断提升适应时代和社会的层次和水平。
第三，要引导和帮助广大信教群众将注意力集中到发展经济、改善生活、追求和创造现世的幸福生活上来，要把广大信教群众在内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夯实宗教界自觉服从依法管理、自觉服务于“三个文明”建设的思想根基。
第四，积极探索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新路。
帮助宗教团体和活动场所建章立制，不断充实和完善管理内容，不断提高管理标准和要求。
要建立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负责人例会制、管理责任制、学习培训制、教职人员民主评议考核制、重大宗教活动审批备案制、教职人员资格认定管理制、宗教活动场所工作台帐制、财务月结季报制、事务管理公开制、宗教信息报告制，等等。
引导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工作上规范、入轨道，切实提高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
第五，加强和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广泛联系，交朋友、换真情，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要用真诚、真心、真行、真情去团结带领信教群众勤劳致富、奔小康，为他们排忧解难，切实关心和帮助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宗教界代表人士，协调解决工作中和宗教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矛盾，维护宗教界合法权益，把握政策，讲究工作艺术，保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不伤害他们的宗教情感。
用“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团结引导宗教界和广大信教群众投身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上来。
宗教工作繁重任务在基层，提高基层宗教工作的能力，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要真，真心、真干、真落实。
站准位置、把守阵地、尽心履职、夯实基础；二要深，深入思考、深入调研、深入探索。
找准切入点、把握结合点、培育闪光点；三要新，树立新理念、确立新思路、创立新举措。
凝心集力，切实提高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能力，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摘自《中国宗教》200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