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济生活的作文
生活的变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 神舟七号胜利返航了，三位航天员满面笑容走出返回舱。
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实现了我国空间技术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跨越，是中国人民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又一伟大壮举，也是献给伟大祖国60岁华诞的珍贵礼物和诚挚祝福。
今年，在新中国的发展史上很不寻常。
面对严峻挑战和困难，我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稳步向前推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顽强拼搏，共克时艰，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迈出了新(来自公\\\\文:有约)的步伐，取得了新的成就。
今年以来，我国相继发生雨雪冰冻灾害、四川汶川大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
特别是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全国人民展开了气壮山河、感天动地的斗争，形成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
这种精神弥足珍贵，激励着灾区人民坚定信心勇气，重建美好家园；鼓舞着全国人民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成功举办，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
中国运动员以出色的竞技能力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夺得金牌总数第一，创造了历史最好成绩。
开、闭幕式表演、赛事组织工作、志愿者服务、场馆设施和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给世界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更收获了一笔丰厚的物质精神财富。
北京奥运会，使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
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世界的东方，中国人民正满怀豪情走向更加光明灿烂的未来。
在这不寻常的一年里，有多少悲壮，有多少感动，有多少梦想，有多少光荣，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里，写进了共和国的历史画卷。
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定沉着，统揽全局，驾驭各种困难和复杂的局面，克服各种艰难险阻，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我们深深地感受到，改革开放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回首30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神七一飞冲天，奥运成功举办，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辉煌成就，令中国人民倍感自豪，人们发自内心地赞叹：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
我们已经取得了光荣伟大的成就，我们必将书写更加雄伟壮美的篇章。
中国正站在一个新的发展起点上。
对中华民族来说，抓住并用好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促进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符合亿万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战略任务。
我们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努力在继续解放思想上迈出新步伐，在坚持改革开放上实现新突破，在推动科学发展上取得新进展，在促进社会和谐上见到新成效，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祝愿全国各族人民幸福安康 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化 一、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近代民俗变迁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近代社会转型相始终。
近代民俗变迁涉及到社会各个角落、各个层面。
以下从礼仪、消费、服饰、饮食、居住、出行、节日、婚丧等八个方面进行概括，大致可以窥见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1.礼仪习俗的变化：在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传统的社交礼俗和祭典礼俗，包括称谓、见面礼等仍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
人们见面要行作揖、拱手、跑拜、请安等礼。
跪拜本是互相致意的姿势，但在封建时代成为敬重、臣服的一种礼节，以体现封建社会的等级尊卑，跪拜主要对尊长，最隆重的是行三跪九叩大礼，平辈之间一般用作揖、拱手方式即可。
与此相适应还有一套“大人”、“老爷”、“太太”、“老太太”等称谓。
然而，开国以后，在沿海通商地区，受西方平等观念影响，先是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逐渐采用握手、鞠躬等见面方式，并且用“先生”、“女士”、“小姐”、“同志”取代了先前的称谓。
1912年民国成立后，明令祭孔时“除去拜跑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
”（注：《丁祭除去拜跪》，〔上海〕《申报》1912年3月5日。
）不久，又明令废除社交中实行的叩拜、相揖、请安、拱手等旧礼节，改行鞠躬礼为主。
同年8月17日，民国政府公布了《礼制》，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新式礼节的合法地位（注：《东方杂志》第9卷第4号，1912年9月。
）。
行鞠躬礼，使用“先生”、“君”的称呼，反映出近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
总之，脱帽、靶躬、握手、鼓掌等新礼俗逐渐成为中国通常的“文明仪式”、“文明礼”，反映出社会礼俗的进步趋向。
此外，在城市中交际舞的流行、生日聚会以及同事宴请等，都反映出近代交际习俗的新变化。
2.消费习俗的变化：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以及中国新式商业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对传统消费习俗产生巨大冲击，并直接导致了消费习俗的变迁。
在鸦片战争后的道光年间，享用洋货在上层社会已渐成时尚，不过开始仅限于通商口岸等少数地区和官僚富裕之家，到19世纪末，随着通商口岸增加到70余个，于是洋货消费遍及各阶层，即使在云南交通偏僻之地的商店里，也可见到不少洋货，包括各种哈剌呢、哔叽、羽纱、法兰绒、钟表、玻璃等，一应俱全，而且其售价“并非贵得惊人”（注：姚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06-1107页。
）许多“农民亦争服洋布”，中产之家更是“出门则官纱纺绸不以为侈”，“一般青年均羔裘如膏矣”（注：宋延斋：《蒲圻乡士志》，转引自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页。
）。
此外，赛马、赛船、网球、足球、西餐、啤酒、西式点心、西式饮料、业余剧社、公园、室内音乐会、电影、电灯、电话、自来水、邮政、电车等西式生活方式无不影响到中国人消费方式的改变，使中国人消费结构、消费内容均发生重大改变。
此外，以上海为例，色情消费、游乐消费也成为商人、富人等消费方式中的重要内容。
3.服饰习俗的变化：中国服饰习俗源远流长，各时代都有绚丽多彩的服饰。
至清代中国服饰则多以长袍马褂为主，女子则穿旗袍。
民谚有“孔雀翎，马蹄袖”之说。
服饰具有体现等级森严、褒衣博带特点，这些弊端与近代人的平等要求以及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很不协调。
为此，部分中国人开始接受西式服饰。
在19世纪50年代，香港、广州即有人模仿洋人打扮，华商更多有穿洋装者。
戊戌时期康有为力倡“易服”。
20世纪初，当时青年穿西服的人渐多起来。
1903年胡汉民任教的广西梧州中学允许学生可以在岁时年节“披洋衣揖孔孟”（注：《胡汉民自传》，〔北京〕《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
），可见在学生中穿洋服的人已不在少数。
当时的出“洋”留学生更多着洋装。
清亡后，曾出现过“洋装热”，在通都大邑，人们“趋改洋服洋帽，其为数不知凡几”（注：《潘月樵请用国货》，〔上海〕《申报》1912年3月4日。
），在偏远小城，“文武礼服，冠用毡也，履用革也，短服用呢也，完全欧式”（注：民国《慈利县志》卷17，风俗。
）。
此外，洋式衬衣、绒衣、针织衫、西裤、纱袜、胶鞋、皮鞋等都渐渐普及推广，总之，中国服饰中的西方因素不断增加。
值得一提的是，中山装则是近代中西服饰合璧的最典型标志。
在广义的服饰民俗中，穿着和“打扮”是有机的统一体。
例如纹身、化妆、发式、饰物、缠足等。
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人到中国，首先看到的就是蓄着长辫子的男人和裹着小脚的女人，“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注：〔英〕哈利：《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周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
）。
男人拖着大辫子、穿着宽大的褂袍，女人裹着小脚，这是清代中国人的基本装束。
然而，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人这种装束形象有了显著改观。
首先，一批来华的传教士中有人首先提倡天足。
维新派人士更率先反对缠足，主张放足，1883年康有为在广东南海县成立不缠足会，1896年又在广州成立不缠足会，1897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成立不缠足会，不久不缠足会遍及东南沿海地区。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还发出上谕禁止缠足。
1901年慈禧太后下达了劝禁缠足的懿旨，1912年民国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
从反对传统道德，争取妇女解放的角度看，不缠足运动带有反封建的政治意义，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辫发虽系清代男人的形象标志，但却是满族习俗同化汉族的结果，在外国人面前，却又成为中国人的民族标志了，而这种民族标志，在近代又成为与开化世界趋向短发的世界大潮相背驰的“落后”、“不开化”的标志而体现的。
戊戌时期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公开要求清政府“断发”易服，一般开明人士也发出了剪辫的呼声。
清政府更在1911年允许官民自由剪发了。
辛亥革命爆发后，辫子陆续剪掉。
当时甚至出现了众多的理发店取代了众多的“剃头匠”。
连袁世凯也剪掉了辫子。
民国的成立更带来了短发的普及。
4.饮食习俗的变化：中国是世界上饮食文化发达的国家，至清代已逐渐形成了川、粤、鲁等各种菜系以及其它各地方风味菜肴及小吃。
至鸦片战争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的饮食习惯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但随着西方文化的进一步渗入，西方的一些饮食也逐渐传入中国，至19世纪中叶以后西式饮食开始在一些沿海通商城市流行。
1876年葛元煦注意到，开设在上海虹口一带的西餐馆有“华人间亦往食焉”（注：葛元煦等：《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
）。
到八、九十年代，天津、北京的西餐馆也相继开设，名声愈来愈大。
翻阅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常可看到“品升楼”、“德义楼”等“番茶馆”的广告，称它们专办“英法大菜”、“请得巧手外国厨房精调西菜”（注：《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5月25日、8月23日。
）。
北京的西餐饭店档次很高，象“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注：胡朴安编：《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一，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页。
），以至官商各界人士每每出入其间。
辛亥之后，在一些大城市，吃西餐成为一种时髦。
海昌太憨生在《淞滨竹枝词》中写道：“番菜争推一品香，西洋风味睹先尝，刀又耀眼盆盘洁，我爱香槟酒一觞”（注：顾柄权：《上海风俗古迹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页。
）。
总之，在以“洋”为时尚中，具有西方风味的食品渐受中国人的欢迎，如啤酒、香槟酒、奶茶、汽水、冰棒、冰淇淋、面包、西点、蛋糕等皆被国人接受。
说明西式饮食已引起了中国饮食习俗的较大变化，丰富了我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5.居住习俗的变化：中西居住习俗差异较大，这里既有都市化程度问题，也有不同的风俗问题。
皇家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杰出代表，不过它与民居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
北京的四合院、西北高原的窑洞、南方的天井院落、西南少数民族的吊脚楼和土楼、北方草原的毡包等，都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典型形态。
通常中国传统民居以平房为主，这主要与中国有广阔的土地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技术落后有关。
在近代，由于受西式建筑风格的影响以及都市化程度的提高，在一些通商口岸，中国人也开始建筑西式或半西式住宅，出现“huán①huì②多仿西式”的风尚。
邓子琴在《中国风俗史》中称，“晚清园亭，亦参以西式建筑，而通都大邑，几于触目皆是矣”。
在天津，小洋楼渐渐取代北方的四合院而成为当地居室建筑的新潮流；在沈阳“建筑宏丽，悉法欧西，于是广厦连云，高甍丽日，绵亘达数十里”（注：《奉天通志》卷97，礼俗三、居室。
）；在青岛，“市内住屋多属欧式建筑”（注：袁荣叟：《胶澳志·民社志》，第72页。
）；在汉口，“尺地寸天，huán①huì②日密，中西厂肆，角胜争奇”（注：民国《夏口县志·序》。
）；在上海除了兴建了大量西式建筑外，还出现了西洋建筑风格影响下的中国民居——里弄房屋。
受上海影响，汉口、南京、福州、天津、青岛等地也相继在租界、码头、商业中心附近建成了里弄住房。
此外，与西式建筑的引进，钢铁、水泥、机制砖瓦、建筑五金、自来水、电灯等也大量应用。
使近代中国居民尤其城市居民的居住习俗发生重大变化。
6.出行习俗的变化：出行习俗是与交通工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传统社会，代步工具主要是马车、牛车、肩舆（轿子）、木船以及骑马、骑驴、骑骆驼等。
其共同特点是多用畜力、人力或自然力，速度慢、活动范围小。
交通落后，必然造成社会的落后。
在近代，随着西方的火车、轮船、电车、汽车、自行车、摩托车等的引入，逐渐导致了中国传统交通工具的变革。
人们出行一下子就由“乡人”而变成“国人”。
汽车兴起后，“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被打破了“男女杂坐不以为嫌”（注：民国《夏口县志》卷二，风土志。
）。
使传统的交往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7.节日习俗的变化：中华民族的节日习俗独具特色，近代的岁时令节从总体上仍然沿袭自古以来的民间形成的节庆习俗，如元旦（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腊八节等，但这些节日是依据传统历法而来，属于封建农业文明的产物，且多有传统民间信仰色彩，因此，它有不适应近代工业社会的落后性也是非常明显的。
清末已有改历的呼吁，梁启超于1910年就撰写《改用太阳历法议》一文，主张采用太阳历代替阴历（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25，〔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
）。
民国政府成立后，断然于1912年1月2日宣布全国改用阳历，以求与国际上通行历法相一致。
改历后，必然引起岁时节日习惯的变化。
首先就是一些有意义的新式节日、纪念日相继出现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
民国初年的新纪念日除了民国成立日（元月1日）和国庆（10月10日）纪念以外，还有革命先烈纪念日（3月29日）、国耻日（5月9日）、植树节（清明节）等，二三十年代又有了国际妇女节（3月8日）、儿童节（4月4日）、国际劳动节、学生运动纪念节（5月4日）、教师节（8月27日）等等。
特别是受西俗影响，圣诞节、情人节等也在城市中普及。
这些都为中国的节日时令习俗增添了异彩。
8.婚丧习俗的变化：婚礼是标志与庆贺结婚的民俗形式。
近代汉族主要的婚姻形态仍然是封建包办买卖婚姻。
受男女平等观念以及西方婚俗的影响，19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与外国人交往密切的士大夫中有用西礼结婚的现象，“前日为春甫婚期，行夷礼”（注：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0页。
）。
光绪年间，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出现了婚姻论财不问门第的现象，西式婚礼渐有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明结婚形式在大城市及沿海通商口岸开始流行，“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结婚，倡于都会商埠，内地亦渐行之”（注：徐珂：《清稗类钞》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87-1988页。
）。
文明结婚，除婚礼地点不在教堂，不用牧师主婚外，许多仪式大致从西礼中移植过来，虽然杂有中国传统婚礼的某些内容，但精神和形式上基本上是西方化的。
总之，近代在通商口岸及沿海城镇“文明结婚”的流行，毕竟反映出中国婚俗的变化，代表着晚清婚俗变化的正确方向。
我是幸运的，生活在一个科学技术发达的现代化社会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学习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方便和快捷，我们的生活每天都在发生着新的变化。
那么二十年前，甚至三十年前的生活是怎样的呢
那得从父母的回忆中去寻找答案。
听说爸爸小时候，家里唯一的家用电器是爷爷当时视若珍宝的半导体收音机。
家里没有自来水，每天要到两公里远的大河边挑水。
电灯每天只能用两三个小时，光线弱得跟萤火虫差不多。
一到夏天，各家各户都会到大街口乘凉，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电风扇。
说到穿就难以想象了，爸爸说当时买衣服，买布料都要凭一种叫“布票”的东西，只有到过年的时候，才能穿上新衣服，而且只有蓝和绿两种颜色。
去县城一天只有一趟车，拥挤得像插笋子。
吃的东西更简单，每天基本上都是蔬菜一个月能吃上三、五次肉就已经很不错了，粮食不够的时候就加点红薯丝之类的杂粮。
听到这里，我不由得感慨：爸爸妈妈的生活怎么会是那样的呢
我们现在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
就说说我家吧。
我家住的是三层楼的楼房，我从小就有了子己的小书房，书房里有宽敞的书桌，明亮的台灯，还有我心爱的电子琴和各种学习用品。
家里的彩电、冰箱、空调、音响、微波炉、电风扇、全自动洗衣机一应俱全。
在我要查学习资料的时候，我只要打开电脑，天下尽在眼底。
同学生日，或有事联系，我只用点几下鼠标，一封电子贺卡或电子邮件就搞定了。
我最喜欢的就是逛超市，妈妈会给我买回一大堆的零食和漂亮的衣服。
前几天，爸爸妈妈还带我去吃了自助餐和肯德基，味道真是好极了。
我还听爸爸说，我们家以后还要买家用小汽车，到那时候，我们出门游玩就会更方便了。
我们家只是社会的一个缩影，时代在飞速发展着，未来的生活一定会更加美好。
今天我观看了录影形势大课堂，看到了中国的新变化，生活的新面貌。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中国的变化实在太大了，变得让人难以置信，变得让人大吃一惊。
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如今已成了科技发达的国家。
我们首先说说火车的事吧。
如今，中国的火车已经进行了六次大提速，今天的中国铁路位居世界第三位。
其中青藏铁路是世上海拔最高，路线最长的铁路。
大家都知道，青藏高原是一个特别缺氧的地方，修路工人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冒着生命危险终于把青藏铁路修好了，青藏铁路的诞生可是一大奇迹。
火车开到了外国人断言开不到的地方。
中国人是有志气，有信心，有能力的人。
一个外国朋友曾经说过：中国人从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现在中国物资丰富，因为我们可以通过铁路运往全国各地。
现在中央人民政府还给农村的孩子免除了学杂费，现在的农村家长用不为孩子的学杂费担心了，也用不着担心孩子上不了学了。
现在的孩子就是幸福，水泥路都修到家门口了，并且用不着再住冬天漏风，雨天漏雨的棚户区了，如今已有212万平方米的棚户区消失了。
俗话说得好，要致富，先修路。
看吧，路修好了，从此人们都走上了致富路，奔上了小康之路。
在一些偏僻的山村，现在都实行村村通，偏僻的小山村也不例外，人们家家都买了大彩电，让那些山村的孩子也看看外面的世界吧，让那些一辈子都没出过山村的老人也感受感受外面的气息吧。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
中国的前途掌握在我们的手中，为了中国能有一个好的未来，在此，我向全中国的学生发出宣告：奋斗吧，努力吧，让我们这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中国再一次的创造奇迹，让那些瞧不起中国的人，从此对我们中国刮目相看，努力奋斗吧
鸦片战争至1949年社会习俗的变化
具体的： 社会生活的变化 清末民初，经过辛亥革命的冲击，中国社会风尚急剧变化。
最大的变化是剪去了发辫。
清朝强迫汉族男子束发留辫，晚清的进步人士把辫子视为民族的耻辱。
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动员群众剪除发辫。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发布法令，要求人们剪辫易服。
其次是服饰变化。
封建社会，以服饰区分人们的身份地位。
辛亥革命后，千百年来以衣冠“昭名分、辨等威”的作法被社会废弃，于是人们的服装样式开始多样化。
当时人们对沿袭已久的缠足之俗进行了严厉批评，出现了不缠足运动，各种不缠足团体和禁缠足宣传，遍及全国。
1912年3月13日，南京临时政府颁布，对改变缠足陋习起到重要作用。
南京临时政府还发布了，严厉禁烟。
清末民初的女性 清末的中国社会众生相 服饰变化与衣冠之治的解体 从习俗和观念的变化看中国近代社会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出现了鼎新革故的社会潮流，社会风尚新旧并存，而革命新潮流涉及领域广泛、气势之大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崭新的气象。
清末民初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 思想观念的更新 南京临时政府发布法律，要求民众革除前清腐朽生活习俗，革新礼仪称谓，废除叩拜、作揖、请安、打千、拱手等旧式礼节，改行鞠躬、脱帽、握手、鼓掌等礼节。
婚丧礼节也改为新式，废除旧式婚丧的各种落后礼俗。
人们的称谓，不再使用“大人、老爷”，一律以“先生”、“女士”、“君”相称。
传统观念逐渐被新观念代替，认识到封建君权、神权、族权、夫权是对个人人格的摧残，提倡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力求打破封建枷锁，给人民平等权利和地位。
晚清帝国的“市民社会”问题 南京临时政府以法律的形式，给各种职业的人们以平等的公民身份和权利，取缔买卖人口及卖身契约。
当时全国反对卖淫纳妾，要求实行一夫一妻制，要求有财产独立权，个人自立，不苛待佣工等。
各种以人道主义、解放人权为宗旨的社会团体纷纷建立，辛亥革命打破了禁锢人的个性发展的封建枷锁。
这时，人们开始对国事政事发生兴趣，各种集会、结社、选举活动得到广泛发展。
知识妇女也开始投身于政治。
当时人们重视工商业的作用，认为办实业是救国的重要手段。
人们打破了传统的四民观念，为发展实业殚心竭虑，投资设厂，各地出现工商业大发展趋势。
清末的工商金融 民初，新学大倡，学生选择专业，考虑其实用价值及利益，法政科招生，成千上百人报考，传统的作诗填词、习经读史、心学理学，不再受人重视。
社会上也出现了追求奢侈浮华的风气，社会各类消费性行业得到发展，对封建社会传统道德伦理观念进行冲击。
与此同时，中国固有的学术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清末学术观的变革 晚清学术分科观念及方案 学术史：清末民初的显学 王国维：国学与西学 晚清国学大师王国维 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与敦煌学的发展 文学艺术的繁荣 清末民初出现了揭露社会腐朽黑暗的“谴责小说”，如李伯元的和吴趼人的，揭露了清朝各级官吏、衙门的腐朽黑暗。
还出现了一些反映革命的小说，如、、，描写了黄花岗起义和武昌起义。
知识分子积极研究和宣传欧美的思想和文化，出现了许多译著，如达尔文的、卢梭的、孟德斯鸠的、约翰·穆勒的《自由原理》等，从中吸取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西方近代政治方案，作为反对封建专制的思想武器。
文艺作品也被大量翻译，莎士比亚、狄更斯、巴尔扎克的作品，陆续翻译出版。
最著名的翻译家是林纾，他根据别人口译，把外国作品翻译成中国的古文。
晚清文化、文学与现代性 莎士比亚全集 狄更斯作品选 巴尔扎克作品选 此外，出现了现代话剧和新式音乐，当时“学堂乐歌”的创作大为盛行，出版了不少课堂歌曲的教材。
在美术方面，涌现出一大批具有新思想、掌握新技巧、勇于创新的画家。
如李叔同、吴昌硕、高剑父、刘海粟等。
蔡元培则第一次提出了必须对国民进行美术教育。
新闻出版业的进步 清末民初，西学得到很大发展，加上新印刷技术的普遍使用，新闻出版业步入新的发展时期。
1897年，夏瑞芳、鲍咸恩等人联合创建上海商务印书馆，开始时只有印刷所，后成为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综合性出版企业。
1921年1月，陆费逵、戴克敦、陈协恭、沈知方等人创办中华书局。
它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身，是民国初年影响极大的近代出版企业。
民营出版发行业的发展，很快就超过了教会和官办的出版机构。
革命派在活动期间，也促进了出版活动。
如1902年陈范创办《苏报》，聘请章太炎任主笔，发表了大量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文章。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刊《民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据推算，当时全国的各种报刊杂志有1000余种。
中国近代新闻出版事业的兴起和发展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分不开。
清末民初的中国文化情形（图片） 近代教育的发展 清朝末年开始建立新的教育体制。
1903年清朝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了在全国范围内实际推行的学制，称为“癸卯学制”，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基础。
章程颁布后，各类学堂迅速发展，到1909年，全国各类小学已达5万多所，高等学校123所。
在创办新式学堂的同时，清朝廷还先后派遣青年学生和官员出国留学，民间也大量出现自费留学生。
留学生在在国外大大开阔了眼界，接受了新知识，成为中国社会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分子。
张之洞与晚清学部 京师大学堂章程 民国政府对清末的教育体制又进行了改革，主要措施包括：设置新教育机构。
如将学堂改称为学校，男女可以同校，废止读经，禁用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禁止体罚，取消清朝贵胄学堂等。
改定教育宗旨。
把清学部教育宗旨中关于“忠君、尊孔”的内容取消，以“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为教育的根本宗旨。
重订学制。
初小4年为义务教育，高小3年，中学4年，大学本科3年或4年，师范学校本科4年等。
又陆续颁布各种学校令，补充已公布的《学校系统令》，全称为《壬子癸丑学制》。
民国初年的教育制度改革，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促进了中国新式教育的快速发展。
简略的： 剪发辫易服饰,改称谓废跪拜,禁缠足倡女权,大众传媒的兴盛,物质文明的进步,民族工业的发展,社会习俗的变化,新式教育的发端,科学技术的发展,思想文化的演进参考资料： 中国近代社会习俗的变化 一、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近代民俗变迁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近代社会转型相始终。
近代民俗变迁涉及到社会各个角落、各个层面。
以下从礼仪、消费、服饰、饮食、居住、出行、节日、婚丧等八个方面进行概括，大致可以窥见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1.礼仪习俗的变化：在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传统的社交礼俗和祭典礼俗，包括称谓、见面礼等仍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
人们见面要行作揖、拱手、跑拜、请安等礼。
跪拜本是互相致意的姿势，但在封建时代成为敬重、臣服的一种礼节，以体现封建社会的等级尊卑，跪拜主要对尊长，最隆重的是行三跪九叩大礼，平辈之间一般用作揖、拱手方式即可。
与此相适应还有一套“大人”、“老爷”、“太太”、“老太太”等称谓。
然而，开国以后，在沿海通商地区，受西方平等观念影响，先是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逐渐采用握手、鞠躬等见面方式，并且用“先生”、“女士”、“小姐”、“同志”取代了先前的称谓。
1912年民国成立后，明令祭孔时“除去拜跑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
”（注：《丁祭除去拜跪》，〔上海〕《申报》1912年3月5日。
）不久，又明令废除社交中实行的叩拜、相揖、请安、拱手等旧礼节，改行鞠躬礼为主。
同年8月17日，民国政府公布了《礼制》，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新式礼节的合法地位（注：《东方杂志》第9卷第4号，1912年9月。
）。
行鞠躬礼，使用“先生”、“君”的称呼，反映出近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
总之，脱帽、靶躬、握手、鼓掌等新礼俗逐渐成为中国通常的“文明仪式”、“文明礼”，反映出社会礼俗的进步趋向。
此外，在城市中交际舞的流行、生日聚会以及同事宴请等，都反映出近代交际习俗的新变化。
2.消费习俗的变化：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以及中国新式商业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对传统消费习俗产生巨大冲击，并直接导致了消费习俗的变迁。
在鸦片战争后的道光年间，享用洋货在上层社会已渐成时尚，不过开始仅限于通商口岸等少数地区和官僚富裕之家，到19世纪末，随着通商口岸增加到70余个，于是洋货消费遍及各阶层，即使在云南交通偏僻之地的商店里，也可见到不少洋货，包括各种哈剌呢、哔叽、羽纱、法兰绒、钟表、玻璃等，一应俱全，而且其售价“并非贵得惊人”（注：姚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06-1107页。
）许多“农民亦争服洋布”，中产之家更是“出门则官纱纺绸不以为侈”，“一般青年均羔裘如膏矣”（注：宋延斋：《蒲圻乡士志》，转引自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页。
）。
此外，赛马、赛船、网球、足球、西餐、啤酒、西式点心、西式饮料、业余剧社、公园、室内音乐会、电影、电灯、电话、自来水、邮政、电车等西式生活方式无不影响到中国人消费方式的改变，使中国人消费结构、消费内容均发生重大改变。
此外，以上海为例，色情消费、游乐消费也成为商人、富人等消费方式中的重要内容。
3.服饰习俗的变化：中国服饰习俗源远流长，各时代都有绚丽多彩的服饰。
至清代中国服饰则多以长袍马褂为主，女子则穿旗袍。
民谚有“孔雀翎，马蹄袖”之说。
服饰具有体现等级森严、褒衣博带特点，这些弊端与近代人的平等要求以及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很不协调。
为此，部分中国人开始接受西式服饰。
在19世纪50年代，香港、广州即有人模仿洋人打扮，华商更多有穿洋装者。
戊戌时期康有为力倡“易服”。
20世纪初，当时青年穿西服的人渐多起来。
1903年胡汉民任教的广西梧州中学允许学生可以在岁时年节“披洋衣揖孔孟”（注：《胡汉民自传》，〔北京〕《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
），可见在学生中穿洋服的人已不在少数。
当时的出“洋”留学生更多着洋装。
清亡后，曾出现过“洋装热”，在通都大邑，人们“趋改洋服洋帽，其为数不知凡几”（注：《潘月樵请用国货》，〔上海〕《申报》1912年3月4日。
），在偏远小城，“文武礼服，冠用毡也，履用革也，短服用呢也，完全欧式”（注：民国《慈利县志》卷17，风俗。
）。
此外，洋式衬衣、绒衣、针织衫、西裤、纱袜、胶鞋、皮鞋等都渐渐普及推广，总之，中国服饰中的西方因素不断增加。
值得一提的是，中山装则是近代中西服饰合璧的最典型标志。
在广义的服饰民俗中，穿着和“打扮”是有机的统一体。
例如纹身、化妆、发式、饰物、缠足等。
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人到中国，首先看到的就是蓄着长辫子的男人和裹着小脚的女人，“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注：〔英〕哈利：《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周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
）。
男人拖着大辫子、穿着宽大的褂袍，女人裹着小脚，这是清代中国人的基本装束。
然而，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人这种装束形象有了显著改观。
首先，一批来华的传教士中有人首先提倡天足。
维新派人士更率先反对缠足，主张放足，1883年康有为在广东南海县成立不缠足会，1896年又在广州成立不缠足会，1897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成立不缠足会，不久不缠足会遍及东南沿海地区。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还发出上谕禁止缠足。
1901年慈禧太后下达了劝禁缠足的懿旨，1912年民国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
从反对传统道德，争取妇女解放的角度看，不缠足运动带有反封建的政治意义，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辫发虽系清代男人的形象标志，但却是满族习俗同化汉族的结果，在外国人面前，却又成为中国人的民族标志了，而这种民族标志，在近代又成为与开化世界趋向短发的世界大潮相背驰的“落后”、“不开化”的标志而体现的。
戊戌时期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公开要求清政府“断发”易服，一般开明人士也发出了剪辫的呼声。
清政府更在1911年允许官民自由剪发了。
辛亥革命爆发后，辫子陆续剪掉。
当时甚至出现了众多的理发店取代了众多的“剃头匠”。
连袁世凯也剪掉了辫子。
民国的成立更带来了短发的普及。
4.饮食习俗的变化：中国是世界上饮食文化发达的国家，至清代已逐渐形成了川、粤、鲁等各种菜系以及其它各地方风味菜肴及小吃。
至鸦片战争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的饮食习惯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但随着西方文化的进一步渗入，西方的一些饮食也逐渐传入中国，至19世纪中叶以后西式饮食开始在一些沿海通商城市流行。
1876年葛元煦注意到，开设在上海虹口一带的西餐馆有“华人间亦往食焉”（注：葛元煦等：《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
）。
到八、九十年代，天津、北京的西餐馆也相继开设，名声愈来愈大。
翻阅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常可看到“品升楼”、“德义楼”等“番茶馆”的广告，称它们专办“英法大菜”、“请得巧手外国厨房精调西菜”（注：《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5月25日、8月23日。
）。
北京的西餐饭店档次很高，象“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注：胡朴安编：《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一，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页。
），以至官商各界人士每每出入其间。
辛亥之后，在一些大城市，吃西餐成为一种时髦。
海昌太憨生在《淞滨竹枝词》中写道：“番菜争推一品香，西洋风味睹先尝，刀又耀眼盆盘洁，我爱香槟酒一觞”（注：顾柄权：《上海风俗古迹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页。
）。
总之，在以“洋”为时尚中，具有西方风味的食品渐受中国人的欢迎，如啤酒、香槟酒、奶茶、汽水、冰棒、冰淇淋、面包、西点、蛋糕等皆被国人接受。
说明西式饮食已引起了中国饮食习俗的较大变化，丰富了我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5.居住习俗的变化：中西居住习俗差异较大，这里既有都市化程度问题，也有不同的风俗问题。
皇家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杰出代表，不过它与民居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
北京的四合院、西北高原的窑洞、南方的天井院落、西南少数民族的吊脚楼和土楼、北方草原的毡包等，都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典型形态。
通常中国传统民居以平房为主，这主要与中国有广阔的土地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技术落后有关。
在近代，由于受西式建筑风格的影响以及都市化程度的提高，在一些通商口岸，中国人也开始建筑西式或半西式住宅，出现“huán①huì②多仿西式”的风尚。
邓子琴在《中国风俗史》中称，“晚清园亭，亦参以西式建筑，而通都大邑，几于触目皆是矣”。
在天津，小洋楼渐渐取代北方的四合院而成为当地居室建筑的新潮流；在沈阳“建筑宏丽，悉法欧西，于是广厦连云，高甍丽日，绵亘达数十里”（注：《奉天通志》卷97，礼俗三、居室。
）；在青岛，“市内住屋多属欧式建筑”（注：袁荣叟：《胶澳志·民社志》，第72页。
）；在汉口，“尺地寸天，huán①huì②日密，中西厂肆，角胜争奇”（注：民国《夏口县志·序》。
）；在上海除了兴建了大量西式建筑外，还出现了西洋建筑风格影响下的中国民居——里弄房屋。
受上海影响，汉口、南京、福州、天津、青岛等地也相继在租界、码头、商业中心附近建成了里弄住房。
此外，与西式建筑的引进，钢铁、水泥、机制砖瓦、建筑五金、自来水、电灯等也大量应用。
使近代中国居民尤其城市居民的居住习俗发生重大变化。
6.出行习俗的变化：出行习俗是与交通工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传统社会，代步工具主要是马车、牛车、肩舆（轿子）、木船以及骑马、骑驴、骑骆驼等。
其共同特点是多用畜力、人力或自然力，速度慢、活动范围小。
交通落后，必然造成社会的落后。
在近代，随着西方的火车、轮船、电车、汽车、自行车、摩托车等的引入，逐渐导致了中国传统交通工具的变革。
人们出行一下子就由“乡人”而变成“国人”。
汽车兴起后，“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被打破了“男女杂坐不以为嫌”（注：民国《夏口县志》卷二，风土志。
）。
使传统的交往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7.节日习俗的变化：中华民族的节日习俗独具特色，近代的岁时令节从总体上仍然沿袭自古以来的民间形成的节庆习俗，如元旦（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腊八节等，但这些节日是依据传统历法而来，属于封建农业文明的产物，且多有传统民间信仰色彩，因此，它有不适应近代工业社会的落后性也是非常明显的。
清末已有改历的呼吁，梁启超于1910年就撰写《改用太阳历法议》一文，主张采用太阳历代替阴历（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25，〔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
）。
民国政府成立后，断然于1912年1月2日宣布全国改用阳历，以求与国际上通行历法相一致。
改历后，必然引起岁时节日习惯的变化。
首先就是一些有意义的新式节日、纪念日相继出现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
民国初年的新纪念日除了民国成立日（元月1日）和国庆（10月10日）纪念以外，还有革命先烈纪念日（3月29日）、国耻日（5月9日）、植树节（清明节）等，二三十年代又有了国际妇女节（3月8日）、儿童节（4月4日）、国际劳动节、学生运动纪念节（5月4日）、教师节（8月27日）等等。
特别是受西俗影响，圣诞节、情人节等也在城市中普及。
这些都为中国的节日时令习俗增添了异彩。
8.婚丧习俗的变化：婚礼是标志与庆贺结婚的民俗形式。
近代汉族主要的婚姻形态仍然是封建包办买卖婚姻。
受男女平等观念以及西方婚俗的影响，19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与外国人交往密切的士大夫中有用西礼结婚的现象，“前日为春甫婚期，行夷礼”（注：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0页。
）。
光绪年间，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出现了婚姻论财不问门第的现象，西式婚礼渐有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明结婚形式在大城市及沿海通商口岸开始流行，“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结婚，倡于都会商埠，内地亦渐行之”（注：徐珂：《清稗类钞》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87-1988页。
）。
文明结婚，除婚礼地点不在教堂，不用牧师主婚外，许多仪式大致从西礼中移植过来，虽然杂有中国传统婚礼的某些内容，但精神和形式上基本上是西方化的。
总之，近代在通商口岸及沿海城镇“文明结婚”的流行，毕竟反映出中国婚俗的变化，代表着晚清婚俗变化的正确方向。
青春与祖国 感恩与责任 你们觉得动力支持好还是精神支持好怎么辩论
注：我现在还是名学生，最好精神支持
中国近代社会习俗的变化 一、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近代民俗变迁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近代社会转型相始终。
近代民俗变迁涉及到社会各个角落、各个层面。
以下从礼仪、消费、服饰、饮食、居住、出行、节日、婚丧等八个方面进行概括，大致可以窥见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1.礼仪习俗的变化：在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传统的社交礼俗和祭典礼俗，包括称谓、见面礼等仍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
人们见面要行作揖、拱手、跑拜、请安等礼。
跪拜本是互相致意的姿势，但在封建时代成为敬重、臣服的一种礼节，以体现封建社会的等级尊卑，跪拜主要对尊长，最隆重的是行三跪九叩大礼，平辈之间一般用作揖、拱手方式即可。
与此相适应还有一套“大人”、“老爷”、“太太”、“老太太”等称谓。
然而，开国以后，在沿海通商地区，受西方平等观念影响，先是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逐渐采用握手、鞠躬等见面方式，并且用“先生”、“女士”、“小姐”、“同志”取代了先前的称谓。
1912年民国成立后，明令祭孔时“除去拜跑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
”（注：《丁祭除去拜跪》，〔上海〕《申报》1912年3月5日。
）不久，又明令废除社交中实行的叩拜、相揖、请安、拱手等旧礼节，改行鞠躬礼为主。
同年8月17日，民国政府公布了《礼制》，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新式礼节的合法地位（注：《东方杂志》第9卷第4号，1912年9月。
）。
行鞠躬礼，使用“先生”、“君”的称呼，反映出近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
总之，脱帽、靶躬、握手、鼓掌等新礼俗逐渐成为中国通常的“文明仪式”、“文明礼”，反映出社会礼俗的进步趋向。
此外，在城市中交际舞的流行、生日聚会以及同事宴请等，都反映出近代交际习俗的新变化。
2.消费习俗的变化：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以及中国新式商业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对传统消费习俗产生巨大冲击，并直接导致了消费习俗的变迁。
在鸦片战争后的道光年间，享用洋货在上层社会已渐成时尚，不过开始仅限于通商口岸等少数地区和官僚富裕之家，到19世纪末，随着通商口岸增加到70余个，于是洋货消费遍及各阶层，即使在云南交通偏僻之地的商店里，也可见到不少洋货，包括各种哈剌呢、哔叽、羽纱、法兰绒、钟表、玻璃等，一应俱全，而且其售价“并非贵得惊人”（注：姚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06-1107页。
）许多“农民亦争服洋布”，中产之家更是“出门则官纱纺绸不以为侈”，“一般青年均羔裘如膏矣”（注：宋延斋：《蒲圻乡士志》，转引自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页。
）。
此外，赛马、赛船、网球、足球、西餐、啤酒、西式点心、西式饮料、业余剧社、公园、室内音乐会、电影、电灯、电话、自来水、邮政、电车等西式生活方式无不影响到中国人消费方式的改变，使中国人消费结构、消费内容均发生重大改变。
此外，以上海为例，色情消费、游乐消费也成为商人、富人等消费方式中的重要内容。
3.服饰习俗的变化：中国服饰习俗源远流长，各时代都有绚丽多彩的服饰。
至清代中国服饰则多以长袍马褂为主，女子则穿旗袍。
民谚有“孔雀翎，马蹄袖”之说。
服饰具有体现等级森严、褒衣博带特点，这些弊端与近代人的平等要求以及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很不协调。
为此，部分中国人开始接受西式服饰。
在19世纪50年代，香港、广州即有人模仿洋人打扮，华商更多有穿洋装者。
戊戌时期康有为力倡“易服”。
20世纪初，当时青年穿西服的人渐多起来。
1903年胡汉民任教的广西梧州中学允许学生可以在岁时年节“披洋衣揖孔孟”（注：《胡汉民自传》，〔北京〕《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
），可见在学生中穿洋服的人已不在少数。
当时的出“洋”留学生更多着洋装。
清亡后，曾出现过“洋装热”，在通都大邑，人们“趋改洋服洋帽，其为数不知凡几”（注：《潘月樵请用国货》，〔上海〕《申报》1912年3月4日。
），在偏远小城，“文武礼服，冠用毡也，履用革也，短服用呢也，完全欧式”（注：民国《慈利县志》卷17，风俗。
）。
此外，洋式衬衣、绒衣、针织衫、西裤、纱袜、胶鞋、皮鞋等都渐渐普及推广，总之，中国服饰中的西方因素不断增加。
值得一提的是，中山装则是近代中西服饰合璧的最典型标志。
在广义的服饰民俗中，穿着和“打扮”是有机的统一体。
例如纹身、化妆、发式、饰物、缠足等。
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人到中国，首先看到的就是蓄着长辫子的男人和裹着小脚的女人，“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注：〔英〕哈利：《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周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
）。
男人拖着大辫子、穿着宽大的褂袍，女人裹着小脚，这是清代中国人的基本装束。
然而，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人这种装束形象有了显著改观。
首先，一批来华的传教士中有人首先提倡天足。
维新派人士更率先反对缠足，主张放足，1883年康有为在广东南海县成立不缠足会，1896年又在广州成立不缠足会，1897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成立不缠足会，不久不缠足会遍及东南沿海地区。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还发出上谕禁止缠足。
1901年慈禧太后下达了劝禁缠足的懿旨，1912年民国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
从反对传统道德，争取妇女解放的角度看，不缠足运动带有反封建的政治意义，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辫发虽系清代男人的形象标志，但却是满族习俗同化汉族的结果，在外国人面前，却又成为中国人的民族标志了，而这种民族标志，在近代又成为与开化世界趋向短发的世界大潮相背驰的“落后”、“不开化”的标志而体现的。
戊戌时期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公开要求清政府“断发”易服，一般开明人士也发出了剪辫的呼声。
清政府更在1911年允许官民自由剪发了。
辛亥革命爆发后，辫子陆续剪掉。
当时甚至出现了众多的理发店取代了众多的“剃头匠”。
连袁世凯也剪掉了辫子。
民国的成立更带来了短发的普及。
4.饮食习俗的变化：中国是世界上饮食文化发达的国家，至清代已逐渐形成了川、粤、鲁等各种菜系以及其它各地方风味菜肴及小吃。
至鸦片战争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的饮食习惯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但随着西方文化的进一步渗入，西方的一些饮食也逐渐传入中国，至19世纪中叶以后西式饮食开始在一些沿海通商城市流行。
1876年葛元煦注意到，开设在上海虹口一带的西餐馆有“华人间亦往食焉”（注：葛元煦等：《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
）。
到八、九十年代，天津、北京的西餐馆也相继开设，名声愈来愈大。
翻阅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常可看到“品升楼”、“德义楼”等“番茶馆”的广告，称它们专办“英法大菜”、“请得巧手外国厨房精调西菜”（注：《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5月25日、8月23日。
）。
北京的西餐饭店档次很高，象“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注：胡朴安编：《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一，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页。
），以至官商各界人士每每出入其间。
辛亥之后，在一些大城市，吃西餐成为一种时髦。
海昌太憨生在《淞滨竹枝词》中写道：“番菜争推一品香，西洋风味睹先尝，刀又耀眼盆盘洁，我爱香槟酒一觞”（注：顾柄权：《上海风俗古迹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页。
）。
总之，在以“洋”为时尚中，具有西方风味的食品渐受中国人的欢迎，如啤酒、香槟酒、奶茶、汽水、冰棒、冰淇淋、面包、西点、蛋糕等皆被国人接受。
说明西式饮食已引起了中国饮食习俗的较大变化，丰富了我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5.居住习俗的变化：中西居住习俗差异较大，这里既有都市化程度问题，也有不同的风俗问题。
皇家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杰出代表，不过它与民居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
北京的四合院、西北高原的窑洞、南方的天井院落、西南少数民族的吊脚楼和土楼、北方草原的毡包等，都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典型形态。
通常中国传统民居以平房为主，这主要与中国有广阔的土地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技术落后有关。
在近代，由于受西式建筑风格的影响以及都市化程度的提高，在一些通商口岸，中国人也开始建筑西式或半西式住宅，出现“huán①huì②多仿西式”的风尚。
邓子琴在《中国风俗史》中称，“晚清园亭，亦参以西式建筑，而通都大邑，几于触目皆是矣”。
在天津，小洋楼渐渐取代北方的四合院而成为当地居室建筑的新潮流；在沈阳“建筑宏丽，悉法欧西，于是广厦连云，高甍丽日，绵亘达数十里”（注：《奉天通志》卷97，礼俗三、居室。
）；在青岛，“市内住屋多属欧式建筑”（注：袁荣叟：《胶澳志·民社志》，第72页。
）；在汉口，“尺地寸天，huán①huì②日密，中西厂肆，角胜争奇”（注：民国《夏口县志·序》。
）；在上海除了兴建了大量西式建筑外，还出现了西洋建筑风格影响下的中国民居——里弄房屋。
受上海影响，汉口、南京、福州、天津、青岛等地也相继在租界、码头、商业中心附近建成了里弄住房。
此外，与西式建筑的引进，钢铁、水泥、机制砖瓦、建筑五金、自来水、电灯等也大量应用。
使近代中国居民尤其城市居民的居住习俗发生重大变化。
6.出行习俗的变化：出行习俗是与交通工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传统社会，代步工具主要是马车、牛车、肩舆（轿子）、木船以及骑马、骑驴、骑骆驼等。
其共同特点是多用畜力、人力或自然力，速度慢、活动范围小。
交通落后，必然造成社会的落后。
在近代，随着西方的火车、轮船、电车、汽车、自行车、摩托车等的引入，逐渐导致了中国传统交通工具的变革。
人们出行一下子就由“乡人”而变成“国人”。
汽车兴起后，“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被打破了“男女杂坐不以为嫌”（注：民国《夏口县志》卷二，风土志。
）。
使传统的交往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7.节日习俗的变化：中华民族的节日习俗独具特色，近代的岁时令节从总体上仍然沿袭自古以来的民间形成的节庆习俗，如元旦（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腊八节等，但这些节日是依据传统历法而来，属于封建农业文明的产物，且多有传统民间信仰色彩，因此，它有不适应近代工业社会的落后性也是非常明显的。
清末已有改历的呼吁，梁启超于1910年就撰写《改用太阳历法议》一文，主张采用太阳历代替阴历（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25，〔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
）。
民国政府成立后，断然于1912年1月2日宣布全国改用阳历，以求与国际上通行历法相一致。
改历后，必然引起岁时节日习惯的变化。
首先就是一些有意义的新式节日、纪念日相继出现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
民国初年的新纪念日除了民国成立日（元月1日）和国庆（10月10日）纪念以外，还有革命先烈纪念日（3月29日）、国耻日（5月9日）、植树节（清明节）等，二三十年代又有了国际妇女节（3月8日）、儿童节（4月4日）、国际劳动节、学生运动纪念节（5月4日）、教师节（8月27日）等等。
特别是受西俗影响，圣诞节、情人节等也在城市中普及。
这些都为中国的节日时令习俗增添了异彩。
8.婚丧习俗的变化：婚礼是标志与庆贺结婚的民俗形式。
近代汉族主要的婚姻形态仍然是封建包办买卖婚姻。
受男女平等观念以及西方婚俗的影响，19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与外国人交往密切的士大夫中有用西礼结婚的现象，“前日为春甫婚期，行夷礼”（注：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0页。
）。
光绪年间，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出现了婚姻论财不问门第的现象，西式婚礼渐有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明结婚形式在大城市及沿海通商口岸开始流行，“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结婚，倡于都会商埠，内地亦渐行之”（注：徐珂：《清稗类钞》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87-1988页。
）。
文明结婚，除婚礼地点不在教堂，不用牧师主婚外，许多仪式大致从西礼中移植过来，虽然杂有中国传统婚礼的某些内容，但精神和形式上基本上是西方化的。
总之，近代在通商口岸及沿海城镇“文明结婚”的流行，毕竟反映出中国婚俗的变化，代表着晚清婚俗变化的正确方向。
参考资料：
选择一处近代遗迹、制作相关的历史小报
建议选择圆明园....它的两次被焚烧、被洗劫是具有历史教育意义的
另外...关于它是否重建这一问题也颇有争论。
。
所以，我建议楼主以圆明园这一历史遗迹为主题制作小报
恶魔在身边里面的晴紫叫什么?
裴琳--饰晴 紫 主持人裴琳 深圳卫视娱乐频道主持人 时间:2006-09-02 裴琳星路 ■2002年9月，踏上了梦寐以求的求艺之路，在南京艺术学院开始了大学生涯。
■2004~2005年度中国光大银行南京分行形象代言 ■2004年获“中华数码小姐大赛”冠军 ■2004~2005年度南方高科手机形象代言 ■2005年获深圳卫视和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的“绝对挑战”季军 ■2005年7月，来到了这让人充满激情的城市———深圳
个人档案 英文名：Joyce 主持名：裴琳、裴裴 所在频道： 娱乐频道 生日：8月10日 血型： B 身高：168cm 星座： 狮子 学历： 本科 毕业学校：南京艺术学院 性格： 超级无敌开朗、简单 相信一句话：The world shines because of love ! 自述 玩玩玩成主持人 说是初来乍到，其实从去年那次主持人大赛到今天，少说也有一年多了。
这一年多的收获———套用春晚的一句名言：“那是相当的丰富啊
” 来到深圳对我来说应该是种种的巧合加上机遇。
当时我还在南京上大学，学的是播音主持专业，每天专心致志地忙着做好一个学生该做的事，上课下课写论文答考卷，时不时的还早起出个“晨功”练两嗓子，还去参加了一些比赛，拿到不少奖项呢。
想想那时的生活，还真是令人怀念。
后来听同学们说深圳电视台在招主持人，这下可好，一群大学生浩浩荡荡地就杀到了上海，准备在毕业前给自己找个方向。
那时我跟大家有一点不同，就是想顺便再小游一趟上海———外滩多美呀，是不
哪知道那次一看才发现，原来黄浦江和大海比起来，还是大海更加迷人，于是我决定要全力投入到参加深圳电视台的主持人选拔中，到深圳欣赏海景了。
在那次选拔中，虽然有些闪失，但还是得到了第三名，也赢得了到深圳电视台工作的机会。
海选会初试手脚 来到了深圳，咱也是个有工作的人了，所以在心里告诫自己，不能再像学生时期那样玩游戏看电影吃零食发傻了，要开始过正常人的生活了。
刚开始我到了少儿频道，那时候因为是刚来，没有节目做，没有节目就预示着有时间，于是乎我便常常猫在演播厅，看别的主持人忙碌的身影，想象有一天自己站在灯光下面的样子，再多想想将来自己会做什么样的节目。
就这样一边学着一边走着，到后来开始主持《K-times》海选会、《魔力宝宝》大海选还有《动漫宝典》，发现了很多主持的乐趣，经常傻傻的还没事儿偷着乐
做少儿节目的时候，有一件事让我非常感动，端午节那天，一个孩子的母亲专程跑到电视台，给我送了一袋他们家刚刚包好的粽子
感谢在少儿频道的那段时光，让我认识了这么多善良的人，让这么多善良的人记住了我。
我是娱乐女主播 年初的时候工作调动，我来到了现在的岗位———娱乐频道。
做娱乐主播是我在学校的时候最常想到的，也觉得是最适合我的，轻松、愉快，偶尔搞笑一下。
做上娱乐主播后，我感觉生活中的快乐元素越来越多啦
现在的我每天下午6点20分都会在电视屏幕上透过《娱乐发现》跟大家问好，同时也会在大家《看电影》的空当冒出来说几句关于电影情节的不痛不痒的话，当然还有那档让大家开心笑不停的《笑星撞地球》，基本上还没等嘉宾说什么我自己就先开笑了。
想写的话实在太多，可写出来的字儿却有限，洋洋洒洒的万儿八千字，读者不知道你在干嘛，高呼一声：“这厮，三纸无驴
”所以，善解人意的我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咱们下次再聊
台湾艺人裴琳 本名：蔡裴琳 艺名：裴琳 生日：1983．9．22 星座：处女座 血型：O型 身高：163CM 体重：45KG 学历：毕业于华冈艺校戏剧科 出生地：屏东 籍贯：高雄 排行：老大 语言：国语、台语 最喜欢的小动物：黄金鼠 最喜欢的颜色：粉红、蓝 最想做的事：开演唱会 最喜欢的运动：跳舞 最喜欢的书：爱情小说 最喜欢的数字：0 最喜欢的季节：春天 嗜好：唱歌、看电影 专长：唱歌、跳舞 个性：开朗、迷糊、（有一点）龟毛 最喜欢的食物：水果、糖果 最得意的事：当滚石的艺人 最失意的事：没有 最喜欢的国家：日本 影响最深的人：爸爸、妈妈、巴不雷 最喜欢的电影类型：恐怖、浪漫 最喜欢的音乐类型：轻快、情歌 最欣赏的艺人：李玟、KISS 最喜欢自己身体哪部份：眼睛、鼻子 最喜欢的穿著：可爱 喜欢哪种类型的异性：帅、有自己的风格 对自我的期许：让KISS不管是大人、小孩、外星人都会喜欢我们 演艺经历 1999年 发行【Shut Up】EP 1999年 代言【义美红豆牛奶冰棒】 1999年 代言【联华Alpha Call】 1999年 担任救国团暑期自强活动代言人 1999年 担任台北体育季代言人 1999年 代言全家便利商店全馆商品 1999年 担任魔力青春歌唱大赛代言人 2000年 发行首张专辑【看著办】 2000年 代言【π点滴】水饮料广告 2001年 参加台视偶像剧【吐司男之吻】演出 2001年 参加中视情景剧【食人家族】演出 2001年 参加台视连续剧【天下第一状】演出 2002年 参加华视偶像剧【吐司男Ⅱ爱情本事】演出 2002 年 【黑松沙士 Light】 记者会代言人 2002年 参加民视偶像剧【双面教父】演出 2002年 担任钻石协会【爱情愿望】活动代言人 2002年 参加偶像剧【少年卡布奇诺】演出 2002年 大陆女鞋品牌【达芙妮】代言人 2002年【迪士尼公主梦幻游园地】活动代言人 2003年 参加台视连续剧【牵手向明天】演出 2003年 参加东森连续剧【万家灯火】演出 2003年 光泉健康茶【草本-24】广告 主要影视作品 少年卡布基诺 （饰白羽柔） 吐司男之吻I II （饰裴琳） 撞球小子 （饰小奈） 极速传说 （饰蜻蜓） 明日英雄（第2集） （饰裴琳） 单身宿舍连环炮 （饰小纪） 我的秘密花园II 求婚事务所 牵手向明天（饰张怡鹃） 艾曼纽要怎样 男丁格尔（饰护士梁晶晶） 恶魔在身边（饰晴紫） 米可，GO（少芹） 北平往事（饰桃金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