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左传》有什么心得体会?
在古人看来，和谐是一种美好的社会状态。
《左传》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了一幅社会和谐的图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
”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向往的理想社会啊!《左传》大量描述战争，这是时代赋予的内容。
但要精确地捕捉每次战争的性质、简练地揭示双方的特点，生动地写出战争的全貌并揭示出胜败的原因，作者如果没有成熟的军事思想和外交斗争的经验，是不易达此境地的。
故史学界有以《左传》为三晋人最后成书的推想，一则书中记晋事最多，再则记晋国战事又多，三则战国法家、纵横家多出自三晋，这方人士在军事外交上有深厚的积淀，故在讲习传阅中予以加工润色的可能性不无存在。
其实由谁写成无足轻重，重要的是《左传》提供的战略战术思想和外交斗争艺术，已成为我国军事学与外交学上的宝贵财富。
《左传》在编纂学上首创“君子曰”一栏，以议论形式升华史事的意义，为史家主体发表一家之言提供了园地，后世史家效仿成传统，是我国史著中进行理论阐述的重要部分，也可视作是史书与子书结合的体现。
从历史文学角度看，其叙事井井有条，以插叙、倒叙补编年之不足，使史事因果分明。
构思情节，又往往放飞想象，踵事生华，运用了虚实相生的创作手法，因此许多片段写得脍炙人口，成为古今传诵的名篇。
这大概渊源于瞽朦的说唱艺术，使文学与史学取得了完满的结合。
至于其语言的运用，可谓雄健流畅，准确凝练，想来已是几代人共同锤炼的结晶了。
刘勰所说“辞宗丘明”，我们可以再宽泛些理解，即实际上定位了《左传》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东莱左传博议的感想
天下之人天下之事，都是为一个“利”字在忙碌
找到其中的规律并会按照规律的发展状况进行操作，因势利导，即使是在很不利于自己的情况下也能找到生的希望，甚至成为最后最大的赢家。
800字心得体会
在我国古代历史长河中，曾经涌现出无数风流人物。
陈涉仰天质问“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揭竿而起；诸葛亮“未出茅庐而天下三分”，成为智慧的化身；李白“斗酒诗百篇”，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他们的事迹载入了史册，被后人一代一代传诵。
而我喜欢的，不是他们，而是他，他既机智过人又愚不可及，既坦率真诚又狡猾奸诈，既心胸豁达又小肚鸡肠，既是菩萨心肠又是小人嘴脸，没错，如此自相矛盾的人，正是被称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千古风流人物——曹操。
曹操出身于官宦之家，年轻时便当上了官，他厌恶官场的阴险狡诈，憎恨那些贪官污吏，年轻气盛的他，有着鸿鹄之志，所以他不愿意与那些人同流合污。
执政为民。
见义勇为，为名除害，两袖清风。
是老百姓心目中的清官。
东汉年间，天下大乱，烽火连天，民不聊生。
他亲眼目睹这个动荡不安的社会，便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统一天下，并且已经牢牢的在他的心里扎下了深根。
从此，他为了这个梦想开始在这条漫漫之路上艰苦跋涉……可是，他的人格却发生了巨变。
竟忘恩负义的杀死了救他多次的项羽，残忍的杀害了神医华佗，而且对自己的手下的人疑心重重，消灭了大量军队，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
这足以说明他是何等的奸，但是，在更多的时候，他表现的是雄。
因为，就连亲刘贬曹的罗贯中，都无不赞叹他独特的智慧和英勇的胆魄
有的人一生挥毫泼墨，也有的人一生与刀枪为伴。
而曹操呢，却是文武双全。
一生征战于沙场，却懂得广开言路，开张圣听，重视人才，而且满腹珠玑，难得一个全能之才。
一句“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足以可见他的狼子野心，他曾只身行刺暴君董卓，可见他那非凡的胆魄。
他还大胆的使用空城计虚张声势并打败吕布，而且取得官渡之战的胜利，这是历史上典型的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可见他拥有多么卓越的政治和军事才能。
然而，一想做事严密的他，却在赤壁之战大败，这是他败得最惨的一回。
面对人生最大的失败，刘备伐东吴兵败，损失惨重，最终因病崩逝。
周瑜心胸狭隘被诸葛亮活活气死。
杨仪也是畏罪自杀。
然而，此时年近花甲的他，面对茫茫大海，发出强有力的感叹：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然后又积极的投入到沙场，英勇作战。
如果他没有很好的心理素质和强键的体魄，在如此大年龄又怎能会作出那麽惊人的举动
有人说，“刘备的江山是哭出来的，孙权的江山是继承下来的，只有曹操的江山是靠自己打出来的
”我想，这句话对于曹操来说，是当之无愧的
求800字心得体会
篇一：教育孩子的心得体会800字 育孩子的心得体会800字 教育孩子的>心得体会800字（一） 教育孩子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良好的家庭学习环境造就了孩子良好学习习惯。
而一个人拥有一个好的习惯，它将使人终身受益。
家庭是孩子的第二课堂，家长是老师的助手，在此就孩子的成长教育谈谈几点自己的体会。
一。
家庭教育首先要从自我教育开始 父母喜欢看书，忘情工作，都会给孩子留下深刻印象。
同时给他们起到一个潜移默化的作用。
对待孩子的学习，不能光说不做。
要求孩子做到的，家长首先要做好。
现在孩子接触信息的途径很多，信息量也很大，有时他们提的问题，难免把大人难住。
大人不学习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经常会买书、看书。
当你看书的时候，孩子自然而然也会在旁边看书。
有时带孩子去运动，也会提到一些常识性的问题。
这样既锻炼身体又满足孩子的求知欲，一举两得。
我们要求孩子干事情要认真。
孩子做完作业，我们会给她检查一遍。
发现她字写得潦草，会要求她擦了重写。
有时候，她很不愿意，但不能心软，得让她记住，如果第一次做不好，要负出更多的努力。
所以干事情一定要认真，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二。
不能过分宠爱，事事包揽，但也不能放手不管。
现在家长都知道对孩子不能过分宠爱，不能为满足孩子的要求，要什么就给什么。
这样很容易让孩子在行为上难以约束自己，最终导致自控能力差，没有上进心，缺乏战胜困难的勇气和毅力。
随着孩子的长大，生活上的一些小
《左传》 观点
《左传》记录的语言可能是历史人物的实有之语，但材料的取舍、剪裁是受作者思想倾向支配的，而且在行文当中融入鲜明的爱憎情感，左丘明借笔下人物之口褒贬时事、阐述个人看法。
特别是《左传》中的评论最能反映左丘明的思想。
《左传》中的“君子曰”确系左丘明作《左传》时已有，并非出于后人的附益，“这种议论的体裁为先秦史学所共有，一如今之‘编者案’”[3]。
“君子曰”、“君子谓”或“君子以为”的评述共八十四条，这些评述直接表达左丘明的心声，也最能体现左丘明的思想。
另外，《左传》中直接引仲虺、周任、史佚、孔子等人的评论话语约五十条，这是左丘明利用他们的评论来表达个人的感想，当然也能反映其思想。
对于左丘明的思想，笔者拟从天道观、政治观、人生观、历史观等几个方面进行粗浅归纳： （一）天道观 左丘明虽然尊天敬神，但更重人和人事。
反映在他极力反对人祭、人殉，非常重视人的生命，重视人本身的存在和价值，把死后的鬼神放在个体生命的后面。
《左传》僖公十九年载：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
司马子鱼曰：“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
祭祀以为人也。
民，神之主也。
用人，其谁飨之
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义士犹曰薄德，今一会而虐二国之君，又用诸淫昏之鬼，将以求霸，不亦难乎
” 左丘明借司马子鱼之口来表达他的看法，“祭祀以为人也”，也就是说，祭祀是为了人，并不是为了取悦于神，同时又强调民乃神之主。
左丘明对秦穆公赞赏有加，而对他死后人殉却表现出了极大的反感，他借用“君子曰”发表了一番感慨： 秦穆公之不为盟主也宜哉
死而弃民。
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
……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
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
[4]（《文公七年》） 左丘明之所以认定“秦之不复东征也”，就是因为秦穆公“死而弃民”，实行人殉。
《左传》中有不少鬼神之说，有人认为这反映了左丘明的迷信思想。
细读《左传》就会发现，左丘明虽然没有否定祭祀鬼神，但并非迷信鬼神，他笔下的贤人君子谈到鬼神是为了劝戒世人。
钱钟书先生说：“盖信事鬼神，而又觉鬼神之不可信、不足恃，微悟鬼神之见强则迁、唯力是附，而又不敢不扬言其聪明正直而壹、凭依在德，此敬奉鬼神者衷肠之冰炭也。
玩索左氏所记，可心知斯意矣。
”[5]（P.186）左丘明正是在当时不能完全否定鬼神的历史背景下，利用鬼神之说扬善赞德，钱钟书先生可谓一语中的。
左丘明的天道观总起来说是注重人和人事，远离鬼神和天命，把天和神作为虚设和外壳。
他走出了西周时期的天神的神秘主义，注重现实，推崇理性。
(二)政治观 左丘明的政治观博大精深，概括起来是：以德为原则，以礼为规范，以民为根基，辅之以刑。
左丘明就是通过历史事实来阐述德对于国家、战争和个人的重要性。
《左传》宣公三年记楚庄王问鼎之大小轻重，王孙满回答说：“在德不在鼎”，表达的正是德政是政治根本之意。
左丘明在论述城濮之战时说晋侯在战前训练百姓，让他们“知义”、“知信”、“知礼”，而战争中晋军重视德行，将领配合默契，这样就自然而然的让读者接受晋军胜利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实际上是说德在左右着战争的结果。
而对于个人更是有德者成就功业，无德者身死国亡。
礼是宗法社会的一种道德和行为规范，上自国之大事、外交往来，下至宗庙的定制装饰、进退礼节等等都属于礼的范围。
《左传》解经也多以“礼也”、“非礼也”为注脚，“礼”字在《左传》中出现的次数比其他任何同时期的古书都要多。
在隐公十一年中记有左丘明的话：“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
”左丘明把礼提高到国家的躯干，天子奉行的规范，天地之经纬的程度，奉行礼是天经地义的。
然而，左丘明在《左传》中要表达的礼并不仅是揖让进退之礼，还有更深的含义。
公元前547年，昭公到晋国去，从郊外慰劳一直到赠送财礼，自始至终从没有失礼。
由此晋侯对鲁昭公不懂礼之说感到困惑，女叔齐解释说： 是仪也，不可谓礼。
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
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羁，弗能用也；奸大国之盟，陵虐小国；利人之难，不知其私。
公室四分，民食于他。
思莫在公，不图其终。
为国君，难将及身，不恤其所。
礼之本末将于此乎在，而屑屑焉习仪以亟。
言善于礼，不亦远乎
[4](《昭公五年》)女叔齐认为鲁昭公仅懂得“仪”，这是礼的表面形式，而不是真正懂礼。
真正的礼是用来保国、推行政令而不失去百姓的。
鲁昭公的政令出自私家，不能使用贤人，触犯大国的盟约，欺负弱小国家，趁人之危，不能养活百姓，却琐屑地急于学习仪式，这是本末倒置，根本称不上是懂礼。
左丘明禁不住赞叹：“君子谓叔侯于是乎知礼。
”昭公二十五年，赵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子太叔对曰：“此仪也，非礼也。
”左丘明所津津称道的礼就是女叔齐所说的守国保民之礼，而不是外在的各种礼仪礼节。
在此，他把礼的涵义又拓深了一步。
钱钟书曾谈到过《左传》中的礼，说：“足见‘礼'者非揖让节文，乃因事制宜之谓；故射仪则君子必争，戎礼则君子亦杀。
”[5]（P.205） 为政者中的开明人士对民的作用有充分的认识，如庄公三十二年所记史嚚所说的“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文公十三年载邾文公迁都的事例更是让人过目难忘： 邾文公卜迁于绎。
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
”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
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
民既利矣，孤必与焉。
”左右曰：“命可长也，君何弗为
”邾子曰：“命在养民。
死之短长，时也。
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
”遂迁于绎。
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 邾文公能把民之利益放在个人的前面，只要对民有利，虽然有可能影响他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并发出“活着就是为了抚养百姓，而死得或早或晚，那是由于命运的缘故”的豪言壮语。
左丘明写到此处不禁感慨邾文公是知天命的人。
左丘明强调崇德、崇礼、重民，但是也不否定用刑作为辅助作用。
“政以治民，刑以正刑”[4](《隐公十一年》)，即政用来治理百姓，刑用来纠正邪恶。
左丘明主张量刑时坚持“慎罚”的原则。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所载楚国声子的主张最有代表性，他认为德行得体为止，如不得体，宁多赏也不能滥刑，以免伤及无辜。
“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刑滥，则惧及善人。
若不兴而过，宁僭，无滥。
与其失善，宁利其淫。
”① (三)人生观 左丘明人生观的内容也很丰富，主张人要具有忠、孝、信、善、谦等品质。
在他看来，人只有具有这些优良品质，才具备了理想人格。
晋楚之战后，荀林父请求处死自己，而晋君因为“荀林之事君也，进思尽忠”而让他官复原职。
郑庄公与其母姜氏在黄泉相见传为佳话。
左丘明接着又以“君子曰”的方式称赞道：“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
《诗》曰：‘孝子不匮，永锡而类’，其是之谓乎
”[4]（《隐公元年》）桓公十二年，鲁郑以为宋国不讲信用而攻打宋国，左丘明又说：“苟信不继，盟无益也；《诗》云：‘君子屡盟，乱是用长’，无信也。
”他认为如果信用跟不上，结盟也没有什么好处。
多次结盟反而动乱滋长，这都是因为没有信用。
左丘明崇尚善而反对恶，他曾说过“善不可失，恶不可长”[4]（《隐公六年》），要人们保持善行。
《左传》襄公十三年记晋国将帅彼此谦让，晋国的百姓因此和谐，诸侯也因此亲睦。
左丘明在此说明谦让的作用： 让，礼之主也。
范宣子让，其下皆让。
乐魇为汰，弗敢违也。
晋国以平，数世赖之，刑善也夫
……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让其下，小人农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礼，而谗慝黜远，由不争也，谓之懿德。
左丘明把晋国的兴盛归功于举国谦让，可见“让”的重要性。
（四）历史观 左丘明仍认为君主是天之子，由天选定，“君，天也。
”[4]（《宣公四年》）在正常情况下提倡“君命无贰”[4]（《成公八年》），即要求臣绝对服从君命，“君命，天也。
”[4]（《》定公四年）“君命无二，古之制也。
”[4]（《僖公二十四年》）但同时，他对君的绝对权威也表示怀疑，从历史的交替得出“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
”[4]（《昭公三十二年》）的结论，认为历史就是不断的改朝换代，国君不能以为权力乃为天授就胡作非为。
也就是说，历史上没有永保天下的社稷之主，倘若不以民为本，为政不以德礼，就有可能被赶下台。
如闵公二年记卫文公穿着粗布衣服，戴着粗帛帽子，努力生产，教导农务，重视教化，任用有能力之人，结果仅用一年的时间，战车就由三十辆变成了三百辆。
僖公九年，宋襄公即位后，让具有仁爱之心的公子目夷做左师，以处理政事，宋国于是大治。
虞国的灭亡是由于虞国国君的无德。
三、左丘明的思想归属 孔子的思想历来研究颇多，这里不必赘述。
从前述左丘明思想来看，我们惊奇地发现，左丘明思想与孔子思想有显著的一致性，无论从天道观、政治观、人生观还是历史观等，都应当属于儒家思想的范畴，左丘明乃一儒者无疑。
《左传》中的左丘明思想之所以与孔子有惊人的一致性，大致有以下几点原因：（一）左丘明与孔子有共同的文化生活背景 孔子与左丘明都处于春秋末期这个历史大背景下。
春秋末期是一个历史大变动的时期，世袭宗法制逐渐瓦解，士阶层涌现。
孔子和左丘明都在这样的社会形势下提出个人的主张，力图为变动不居的社会寻找一剂良方，体现士人的价值。
孔子与左丘明都是鲁国人，鲁国本是周公的封国，深受周公思想的影响。
周公在政治思想上对孔子产生的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周公的“明德慎罚”、“敬德保民”的政治思想为孔子的“德治”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二是周公制礼作乐，为周人树立了一种“尊礼”的政治文化传统，而在春秋时，“周礼尽在鲁矣”[4]（《昭公二年》）,孔子对周公有着无限的眷恋之情，更对周礼有着笃深的执着，认为礼是一个人立身的基点，更是立国之本。
其实，周公的影响何止孔子一人，但凡鲁国人都深受鲁文化的影响，左丘明也不例外。
鲁国历代国君坚守着“尊尊亲亲”的原则治理鲁国，从而形成了鲁国独有的文化特色。
左丘明和孔子同为鲁国人，自然在不知不觉中受鲁国文化的熏染，以至二人在思想倾向以及著述中都有惊人的相似。
（二）《左传》的写作动机即在准确表述孔子思想 左丘明与孔子义气相投，互相引为同道。
左丘明推崇孔子，同样对《春秋》也非常推崇的，这在《左传》中就有明确的记载： 《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4]（《成公十四年》） 左丘明对《春秋》的赞誉可以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他称《春秋》的记载用词细密而意义显明，记载史实而含蓄深远，婉转而顺理成章，穷尽而无所歪曲，警戒邪恶而奖励善良。
并且把孔子称为“圣人”。
前文已谈到，左丘明作《左传》的目的就是为保孔子《春秋》真义。
“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
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6]（《十二诸侯年表》）孔门弟子各自对孔子的学说理解有所不同，孔子生前就对此颇为忧虑。
左丘明了解孔子，也担心孔门弟子会根据各自的理解去诠释他倍加推崇的《春秋》，使《春秋》失其本义，从而决定自己动手写一部自己认为完全符合孔子本意的书来具体解释《春秋》。
左丘明甚至在“君子曰”这类个人评论中也同孔子一样，经常引用《诗》来表达他的思想。
另一方面，左丘明为鲁史官，遍观各国史书，掌握大量的史料，也有条件对文辞简略的《春秋》进行解释。
这些条件决定了左丘明不但可以，而且完全能够写出一部避免使《春秋》“失其真”的《左传》，其思想倾向当然会尽量与孔子思想保持一致。
（三）左丘明直接引述孔子的话作为评论是非的标准 左丘明与孔子关系甚笃，对孔子的思想言论非常熟悉。
《左传》中经常用孔子的话来评论史事、臧否人物，这类“仲尼曰”、“孔子曰”、“孔丘曰”话共计三十多处。
左丘明利用这些评论作为评论是非的标准，从而替代他的“君子曰”的评论。
这表明在这些问题上二人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有共同的是非标准。
《论语》中所记孔子说“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在《左传》中也得到了明证。
孔子与左丘明两位挚友能不约而同地表达与对方好恶的一致，真是难能可贵。
孔子很赏识管仲，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2]（《宪问》）左丘明也同样推崇管仲，《左传》僖公十二年载有“管氏之世祀也宜哉
让不忘其上。
”《左传》文公二年引“仲尼曰”批评鲁国执政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智）者三”，《论语·公冶长》中孔子论臧文仲，也有“何如其知（智）”的话。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引“仲尼曰”：“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论语·公冶长》亦称子产“有君子之道四”、“惠人也”。
这些文字虽未必同而内容却颇有相似、相通之处。
形容感想很多的成语
交集、热血沸腾、百端交集、宾至如归、激昂1、百感交集【解释感：感想；交：同时发生。
各种感触交织在一起。
形容感触很多，心情复杂。
【出自】：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
”【译文】：看到这茫茫，不由得感触很多，心情复杂，如果难免有情，还有谁能如此。
2、热血沸腾【解释】：比喻激情高涨。
【出自】：刘白羽·现代《红太阳颂》：“中国的天空在燃烧、大地在流血。
不甘心作亡国奴隶的亿万人民满腔怒火，热血沸腾。
”3、宾至如归【解释】：宾：客人；至：到；归：回到家中。
客人到这里就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
形容招待客人热情周到。
【出自】：左丘明·春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宾至如归，无宁灾患，不畏寇盗，而亦不患燥湿。
”【译文】：客人到这里就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无宁灾难，不怕盗贼，但也不用担心干燥潮湿。
4、百端交集【解释】：无数感想交互汇集，形容感慨万千。
【出自】：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卫洗马初欲渡江，形神惨悴，语左右云：‘见此芒芒，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
’”【译文】：卫玠最初想渡过长江，神色凄惨憔悴，对身边的人说：“看到这茫茫，不由得无数感想交互汇集，形容感慨万千，如果难免有情，还有谁能让这个
5、慷慨激昂【解释】：慷慨：情绪激动；激昂：振奋昂扬。
精神振奋，情绪激昂，充满正气。
【出自】：汉·李陵《录别诗》：“悲意何慷慨，清歌正激扬。
”【译文】：精神振奋，情绪激昂，充满正气。
心得体会：子产不毁乡校的启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的第四个价值准则，是友善。
“友善”这个词，应该拆分成两部分来看：“友”是友好，表现友好，这是行为要求、是表面现象;而“善”是善良，心怀善意，这是心理要求、是内心态度。
如果只强调表层的友好而不顾内心真情实感，就容易沦为伪善;而如果只强调内部的善心而不谈如何外化于行，就容易产生隔阂误解。
所以，“出于善意的友好”，这才是“友善”这个词对于人际关系的完整诠释。
(一)与人为友，心从善念 在我们每个人的人际交往中，都会面对这样两类人——其中一类，是我们认同的、喜欢的、看重的人群。
他们，要么从客观本身就是正面的典范、优秀的代表，要么从主观意识上与我们秉性相投、志同道合、性情契合，要么，是拥有的职权、地位、名望、资历等因素对我们产生着重要影响而使人不能不重视。
总之，这样一类人群，每个人都会比较本能地以友好态度相对，我们姑且称这一类群体，是我们人际交往中的积极关系人群。
对于积极关系人群，友好以对是自然而然的，所以此时我们需要自省的是：面对这些重要人士，我们表现出的友好，是否真正出于善意的本心?容易做到的是外表友好，不容易的，是内心能否与外在行为保持一致的善意：我们是否会因为迁就而表里不一?是否会因为奉承而言过其实?是否会出于顺从而言不由衷?是否会出于权威而阳奉阴违?此时，追溯这份友好表现的内心出发点就格外重要。
对于本心不同而表面为友的人，在《论语》里有着明确的论述，孔子提出了“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对人有益的朋友有三种，益友的特点是“友直、友谅、友多闻”，也就是正直的朋友、诚信的朋友、博文广志的朋友;而对人有害的朋友也有三种，损友的特点是“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也就是一味谄媚逢迎的朋友、表面奉承而背后毁谤的朋友、总是花言巧语而所言不实的朋友。
同样是表面为友，但内心是否诚恳善意，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看得清清楚楚，然而当我们身处在友朋之中、当我们为他人之友的时候，却常常浑浑噩噩、混沌不清。
友好的态度、入眼的欢颜、顺耳的笑语，往往模糊了诚意与浮夸的界限、掩盖了真情实意与别有用心的本质。
甚至，一种嘘寒问暖之姿可能已经顺延成了社交上虚与委蛇的习惯，似乎表象上的和乐融融，就是我们追求的友善关系。
但是，我们是否真敢于叩问，当洗尽浮华过后，还有几个朋友依然住在自己心里?自己又能留在几人心里? 所以孔子的弟子曾参，领悟了老师的教导之后，就每天自省多次、追问自己的内心，他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他每天多次反省自身，问自己：我为别人做事是否有不忠诚于人的时候?我与朋友相交是否有不诚信于心的时候?我学习的知识是否有践行不够的地方?在传统文化里，并不追求高朋满座、门庭若市的浮华朋友，易聚易散;中国文化追求的，是君子之交、其淡如水的诚心待人，善意如初。
所以当我们作为主导者呼朋唤友、乐在其中的时候，当我们作为从属者三五成群、众星捧月的时候，我们能否坦然回答，自己和他人的友好相交，都是善意相对、不掺邪念的? 诸葛亮在《论交》里说道：“势利之交，难以经远。
士之相知，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能四时而不衰，历险夷而益固。
”出于势利的交往，不能久长，不可稳固。
而君子相交的珍贵，就像是一棵常青树，在温暖的顺境里不必去刻意锦上添花、增枝加叶，在寒冷的逆境中也不会改投别处、落井下石，能够经处任何时节的考验，而且在患难之时更显坚固。
所以，在“友善”一词里，“善”的重要性，就如同是常青树的根基，促发着地表上生长出友好的绿叶与鲜花，然而花叶都只是美好的表象，善意才是这棵树之所以长存的基础。
花开花落的表象可顺其自然，坚如磐石的善心却不可更改。
《孟子》里说：“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
”与人为善是君子最高的德行。
善中友外，方为友善。
(二)与人为善，给人机会 对于积极关系人群，我们在表现出友好的同时，要注意自己的发心是否真诚善良。
而对于那些我们不认同的人、不喜欢的人、不在意的人，比如与自己意见相左、志向不同的人，或是学问水平、职位成就、生活质量甚至道德品性都低于自己的人，我们常常会怠慢、会轻视、会疏忽，更有甚者，会恶言相向、势同水火。
每个人生命里都存在着这样的人群，而且我们每天绝大部分遇见的都是这个群体，比如陌生人、比如点头之交、比如身份低微的人、比如本身素质不高的人，与这类人群的相交，其实是构成了我们无所不在的交往空间。
我们姑且称呼这类人际群体，为人生中的非积极关系人群，他们不是我们抱有强烈主动性要去交往、去了解、去友好相待的。
然而任何一种人群、任何一种交往，都是我们生活中必须面对的一部分，如果让这一部分以消极之心、以怠慢之态、以无礼之姿去对待，那么这种消极、怠慢、无礼就首先构成了我们自己人生整体的一部分，就已经消解着生活对于我们自己的友好。
所以，面对非积极关系人群是否能秉持理智的友好，才真正体现出一个人的修为。
而怎样达成这份修为，我们可以翻开《论语》找答案。
《论语》对于为人处世最切实的指导意义之一，就在于它提出了“忠恕”的概念。
在《论语》里有这样一段遗响千年的对话：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
”曾子曰：“唯。
”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 孔子向曾参传道，告诉他：我所有的学说，都是由一个基本思想贯穿的。
曾参领受，而其他学生却不明所以，纷纷向他求教，曾参对大家感叹：老师的学说，就是“忠恕”二字啊。
曾参是孔子座下天分极高的弟子，他和孔子的对话，犹如佛祖拈花、迦叶微笑，了悟于灵犀、受教于无言。
而曾子后来，也确实如迦叶发扬了佛教一般，成为了将孔子儒学思想既有继承、更有发展的一代“宗圣”。
他与孔夫子在一问一答间提炼总结出的这个“忠恕”至理，也提供给了孔门弟子、给世间君子一条得以依此行事的金科玉律。
“忠”就是尽己之心、以待己之心去待人，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想立得住、也要使别人能立得住，自己想行得通、也要使别人能行得通，也就是，尽我之心，忠人之事;而“恕”是如人之心、换位思考，不仅尽自己之所愿，还能想他人之所想，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能够将心比心。
孔子的另一位学生子贡又问过老师：是否有一个字可以作为终身座右铭的?孔子肯定地回答说：“其恕乎。
”恕，这个字就是最为重要的、可以奉行终身的指导思想。
以“忠恕”的标准衡量，当我们面对不如自己的人，能否站在他人的立场上去体谅和理解、去宽恕和包容，能够依然不吝啬地给予友好呢?比如，当我们出入门庭、路过保安的时候，能否道一句不冷漠的问候?当我们接收快递、收受邮件的时候，能否说一句不漠然的感谢?当我们购买服务、享受照顾的时候，能否留一个不冰冷的笑脸?当我们车厢电梯、路人同处的时候，能否在眼神相接时给出一个不失礼的点头示意?…… 而面对那些在以前曾有过失或者与自己曾有摩擦的人，我们就可以从此理直气壮地攻击他们、敌视他们、伤害他们了吗?孔子的一字之教，告诉我们“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增广贤文》告诉我们“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左传》又告诉我们“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能否促发他人向善转化、能否促进关系转为善交、能否促使自己善心不堕，就从我们以理智之心、以善良之愿秉持的友好态度开始。
所以，友善，不仅在于与人为友、心从善念，还在于与人为善、给人机会。
(三)与己为友，首存善心 友善，不仅是对他人、对外部世界的一种态度，同时也是对自己、对内部心灵的一种精神。
一个不能首先与自己为友、不能本身发心善良的人，是无法处理好与他人、与社会的友善关系的。
所以《中庸》中才会说“故君子慎其独也”，“慎独”，这是中国文化中重要的自我警醒。
一个人独处时的心理状态和行为状态，是他发散开来、面对世界的源点。
一个能够充实自我、享受孤独、反省内心、明察优劣的人，才是一个具有人格独立性的人，他不会因惧怕孤独而不加分辨、交下酒肉朋友，不会因缺少主见而人云亦云、盲目随波逐流，不会因无所事事而浮躁草率、寻衅滋事为乐;不会因信念不定而被人左右、偏激从众行事。
因此，诸葛亮在《诫子书》里说：“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淡泊宁静，就是能君子慎独、能与自己安然为友;明志致远，就是能推己及人、能与社会友好长处。
所以，首先培养一颗常存善念的心，能与自己做朋友、能对话自己的得失，而后才能在社会中无论遭遇观念如何冲击、无论面对事态如何变幻，都不忘初心、不失本性，友善待人、友善处世。
《管子》说“善人者，人亦善之”，《老子》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假如我们感觉这个社会还不够友善，那么正说明，作为社会一份子的我们，对这个社会还不够友善。
当我们用自我的一份友善去点亮自己和周围的时候，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