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走进孔子为话题的研究性学习
历史最伟大的愿境应该是孔子的大同社会，就孔子提出一个愿境，并终生不懈余力的推广，这个层次就已经凌驾在他的时代之上，后代无能之辈添充的历史中，无愿境，小愿境的人太多太多，所以时到今日。
孔子仅仅凭借此就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一点也不过分。
只是直到现在大家才知道愿境，才知道愿境对人类的巨大作用。
于是才更焕发出孔子之伟大。
但是我要破。
孔子在阐述这个愿境的时候，走错了方向。
他怀念过去上古的大同之道。
因为人越变越坏。
其实每个人都是盼望未来将来会更好，只有迟暮的老年人才会怀念过去，美化过去，孔子最大的败笔可能也在于年龄上心理上的老化，所以这个愿境的方式是好的，但是这个愿境的实际作用是倒退的，不好的。
这个愿境在人类社会中要想实现必须让领导者完成而让所有人去享受，这也不符合人类自私的心理。
也造成人民和统治者（皇帝）的对立根深蒂固。
可能很多先皇还不知道尊孔的结果是着了孔子的道，只是让后代子孙偿还罢了。
还有要说的3大宗教宗教的快速传播和经久不衰，可能之前有人研究过，我个人也疏忽学习，但是我认为是在愿境匮乏的社会中，没有愿境的结果。
人类精神上的空虚必须有愿境的成分来维持，来度过现实社会上一个个障碍。
更何况人的：生老病死求不的这些伴随人一生的心理大山。
所以所宗教扎根在民间，对基本人的精神上比较贴合，这些愿境是让人得以苟延残喘的必须品。
所以说成功的宗教是 的，每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境界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处境指定自己的愿境。
当然现实中的一些偶然，也不断的佐证着愿境的真实有效，在这点上，成功的宗教已经超越了孔子的境界，它的性和偶然实现性还有它的远见是在未来，甚至是来生，这也是宗教为什么这么成功的关键，但是他的死穴在于，它贴近生活了，其在社会中起到的作用并不是很大，除了假借圣战之名的几次战斗外，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难有精彩的表现。
至于说到宗教愿境的不同，和缺点，我个人不是很熟悉相关的教义，不敢胡乱说。
只是知道了他的原理，很多人能得悟很多。
再之后的很长的时间内，各种不同的愿境轮番上场，但是就是这些虚无的愿境让历史丰富精彩，涉及太多就不意义说明了。
的愿境-----统一六国的愿境---大丈夫当如此还有一些人追求成功的过程中和成功后都没有说出自己的愿境，其实可以肯定的说：没有愿境的成功几乎不可能。
因为只有人才能克服困难，克服困难的动力来源于勇气，克服巨大困难的动力一定来源于一个宏伟的愿境。
愿境拉动和激发人们对未来的激情和自信，同时也能带来对现实困难的淡漠和疏忽大意。
为了明天而牺牲今天，很多人都以外部矛盾来淡化内部矛盾，其实还没有哪个方式比合理的愿境对矛盾的调和。
如何做好经营好我的这个学校，很大很空的话题，但是一定有一些东西在经营中起到作用，在很多次的进步中，我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并不段的进行探索和研究。
孔子的：小人，妇人难养也，近了，冒犯你的尊严，远了生怨气，你忽视他。
总归作为圣人的他一直耿耿于怀。
这个关于女人和小人的巨大问题，在之前就已经彻底解决了。
女人和小人是生理意义上的人，但是社会生活的不参与和少参与或者是小参与，应该还不能说是社会意义上的人。
人的两面性孔圣人没有看清楚，至于女人和小人要想改造好是加强其社会方面的锻炼，当然看到那些社会性不强的女人和小人就要知道在社会性上原离，在生活性上按照饲养宠物的方式，并抓紧培养自己的耐性。
当然当今社会和不远的未来，这些矛盾的方面，必须经过艺术的调和。
这个话题因为生理的需求，被穿上爱情的外衣必将成为人类几乎永恒的话题。
摄行相事期间，干了两件事。
一是控制言论，搞血腥恐怖活动，上任7天诛杀。
手段非常残忍。
说：“戮之于两观之下，尸于朝三日。
”【10】观，宫门前的双阙；朝，朝廷。
被下令在王宫正门双阙下戮死，不许埋葬，还要在朝廷暴尸三天。
何许人也
不过一个持不同政见的大夫（政府议员或委员）罢了。
杀人后，一面之辞是：“其居处足以棷（聚）徒成党，其谈说足以饬褒荣众，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
”【11】少正卯的具体政见是什么，不知道，但肯定有人望，有道理，逻辑性强且难以驳斥，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听、信、追随，怎么会使孔丘气急败坏
孔丘用政府名义搞恐怖，压制不同政见，目的是搞一言堂。
其实孔丘自己“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七”何尝不是聚徒成党、饬褒荣众
作为始作俑者，孔丘开了用屠刀解决政治问题、诛杀异己的先河。
不愧圣人
后来，这种方式被反复摹仿。
择其荦荦大者，如、董仲舒、人都采用过，但略有区别：（1）前者由李斯出面始皇出马，后两者则巧借皇帝之力；（2）前者针对儒学而后两者利用儒学。
【12】
走进孔子，传承文化 研究性作业
“知”──孔子思想的精华孔子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而且是个伟大的教育家，他从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总结了许多很有意义、很有启发性的教育思想和获得知识的方法。
在春秋末期这样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保守的奴隶主贵族是无法应付现实生活的变化，从奴隶主贵族本身来说也不可能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人才。
但从整个社会发展来说，却需要有一批有才干的人才，要他们来解决现实社会中发生的种种复杂的问题。
孔子适应着当时社会的需要，通过教育，给人们以知识，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位教育家。
孔子提出“有教无类”，对这句话虽有种种不同解释，但它包含要扩大教育面，使受教育的人不仅仅限于奴隶主贵族，应该是无疑问的。
孔子自己实践了他的“有教无类”的主张，所以他说：“只要给我十条干肉作学费，我从没有不教诲的。
”（《论语·述而》）他的这一作法，对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人才问题起着很大的作用。
当然孔子的“有教无类”并不是为了所有的阶级，更不是为了什么培养为全民服务的人才，而是为了培养更多的能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有才干的人。
虽然如此，但孔子的教育活动，却是结束了过去贵族垄断的“官府之学”，开始了学问的私家传授。
所谓“学术下庶人”，正是从孔子开始的。
从这一点来说，无论如何是有利于当时社会发展的。
不仅如此，孔子通过他长期的教育实践，从中总结了不少合于人们认识规律的经验，但孔子的这方面的思想，还不是认识论本身的问题，主要还是对教育方法、求知方法的概括和总结。
首先，孔子比较强调人们的知识来源于学习。
虽然他也讲到“生知”“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它表明孔子还受着传统思想的束缚。
但是我们从他的具体教育活动上看，他并不十分重视这点。
他所说的“性相近，习相远”才是他自己的主张，显然这和“生知”的观点是不一致的。
孔子从来就没有认为他自己是“上智”的，而且也没有说过哪一个人是“上智”的，他甚至认为尧舜也会有错误。
关于他自己，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论语·述而》）他非常好学，他自己给自己的评论是：“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论语·公冶长》）他赞美好学的学生颜回说：“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
”（《论语·先进》）子贡问：“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
”孔子回答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论语·公冶长》）可见，孔子非常注重学习，认为人的知识来源于学习，人的道德品德也是通过学习才能得到，所以他所说的“生知”差不多成了一句空话了，在实际上并没有重视它。
孔子主张学习的知识大体上有两个方面：一是从学习古代文献和典章制度方面得来的知识，这可以说是历史知识，《论语》中记载孔子从过去的历史文献、典章制度中学得知识的地方很多，他自己说他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论语·乡党》一篇中，除极少数几节外，大都是讲古代的制度，孔子就是学习这些东西。
从孔子教学的内容看，大部分是古代文献、典章制度等，“孔子用四种内容教育学生：历代文献，生活行为的准则，对上要讲忠义，对朋友要讲信实。
”（《论语·述而》）这里所说的“历代文献”就是《诗》《书》《礼》《乐》等等。
二是从现实生活方面得到的知识，这可以说是现实的知识。
但孔子主要是注重观察而不大注重实践，特别是他非常轻视生产实践。
在《论语》中许多地方记载了孔子主张在生活中要注意学习的话，例如他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不耻下问”等等。
但是孔子轻视生产实践则是非常错误的，有一次他的学生樊迟向他请教种庄稼和种菜，他不仅说他不如老农民和老菜民，而且骂樊迟说：“樊迟真是个小人呀!做一个统治者重视礼，老百姓就不敢不敬畏；做一个统治者重视义，老百姓就不敢不服从；做一个统治者重视信，老百姓就不敢隐瞒真情。
要是做到这样，四面八方的老百姓都会背着小孩前来投奔，哪里用得着自己去种庄稼呢!”（《论语·子路》）孔子说这样的话表明他是一个剥削阶级的思想家，而剥削阶级从来都是自己不劳动而且轻视劳动。
其次，孔子对某些学习的规律作了概括，得出一些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并以此作为他指导学生学习的方法。
他提出反复的学习可以使人们的认识更加深入，从而获得新的知识，他说：“温故而知新”（《论语·为政》），“学而时习之”（《论语·学而》）等，就是这个意思。
孔子虽然没有明确谈到通过对过去的经验加以分析可以得到事物发展的规律，但他已经知道可以由学习过去的知识中吸取经验，这对认识当前的事物是有帮助的。
孔子常常向别人请教，从别人那里学得知识，然后用来教别人，他说：“我有很多知识吗
没有呢。
有一个普通人问我，我对他的问题本来一点也不知道。
但是我从他的问题正反两面去盘问之后，却得到很多启发，然后尽量地告诉他。
”（《论语·子罕》）孔子还从教育实践中总结出“学”和“思”的关系。
他所说的“学”和“思”的关系虽然不等于是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但也是别人的经验如何通过思考变成自己的知识的关系。
“学”是学习别人的经验和从现实生活中学习，“思”是把别人的经验和从现实生活中学得的东西通过思考加以消化，使之成为自己的知识，所以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只学习前人的知识而自己不思考，只能停留在迷罔之中而不知正确与错误；只是凭空思想而不学习和利用前人的知识经验，那就会一无所成。
看来，孔子虽然也重视“思”，但他却更重视“学”，他认为“学”是“思”的基础，所以他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论语·卫灵公》）大凡人类认识史总是首先重视“学”（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而逐渐才注意到“思”（对经验加以总结找出规律），孔子通过他亲身的教育实践，开始认识到这两者的关系，并由注意“学”开始，到注意“思”的认识阶段。
孔子认为，知识应该尽量丰富，他自己就是一个博学多能的人。
但是，孔子认为渊博的学问，必须有一个中心思想来贯穿，这就是他所说的“一以贯之”。
发现了“一”，就是中心思想，或者说是本质，才可以把许多表面上看起来不联贯的知识贯穿起来。
当然根据孔子的整个思想看，这个贯穿一切的“一”，其思想本质就是他说的“仁”。
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论语·八佾》）又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当仁，不让于师”。
照孔子看，一方面是一切要以“仁”去看待，但另一方面的意思又是说任何人都应该对自己有个要求，要把自己看成是个“人”，站在自己应站立的地位来尽力而为，因此他所说的“仁”从阶级和个人的关系方面来说，包含着重视人的作用的观点，这个观点不仅是贯穿他的教育思想，而且也贯穿他的整个学说。
以孔子论语儒家思想为话题，写走进孔子或读论语心得（一千字左右的作文，快点）
儒学发展历程和统治者利用儒学的详述先秦儒学 儒出身于“士”，又以教育和培养“士”（“君子”）为己任。
“士”者“仕”也。
孟子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意思是说，士出来任职做官，为社会服务，就好像农夫从事耕作一样，是他的职业。
荀子在讲到社会分工时，也把“士”归于“以仁厚知能尽官职”（《荀子·荣辱》）的一类人。
所以，从这一角度来讲，原始儒家学说也可以说是为国家、社会培养官吏的学说，是“士”的文化。
子贡曾向孔子提出“何如斯可谓之士矣”的问题，即怎样做才称得上“士”。
孔子回答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论语·子路》）这句答话中，既表明了“士”的官吏身份，同时也指出了作为一名“士”的最基本条件和责任：一是要“行己有耻”，即要以道德上的羞耻心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二是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即在才能上要能完成国君所交给的任务。
前者是对士的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后者则是对士的实际办事才能方面的要求。
而这两方面的统一，则是一名合格的士，也就是一名完美的儒者的形象。
荀子写了一篇题为《儒效》的文章，其中对于儒者的形象和社会作用是这样来描写的：“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
”“美俗”就要不断修身，提高道德品质，以身作则；“美政”则要“善调一天下”，为社会制订各种礼仪规范、政法制度等，以安定社会秩序和富裕百姓生活。
基于以上对于“儒”、“士”、“君子”的基本社会使命的分析，可以说原始儒学的主要内容都是关于“士”的修身方面的道德规范和从政方面的治国原则。
而且，从孔子、孟子到荀子，他们所提出的各种道德规范和治国原则，都是十分具体的、为人处世中践行的规范和原则，而不是一般的抽象的形上学原理。
人们称孔子之学为“仁学”是有一定道理的。
因为，孔子是把“仁”作为士君子最根本的道德规范来要求的。
如他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论语·里仁》）《论语》一书中记载着许多孔子回答弟子们问“仁”的言论，其内容都是实行行为中所要遵循的各种具体规范和原则。
如： 答樊迟问仁，一则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雍也》）一则曰：“爱人”（《颜渊》）。
答颜渊问仁，曰：“克己复礼为仁。
”（《颜渊》） 答仲弓问仁，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颜渊》） 答司马牛问仁，曰：“仁者其言也讱。
”（《颜渊》） 答子张问仁，曰：“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矣。
”（《阳货》） 再如说：“巧言令色，鲜矣仁。
”（《学而》《阳货》）“刚、毅、木、讷，近仁。
”（《宪问》）以及有子说的“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学而》）等等，无一不是具体实践行为中遵守的规范原则。
《论语》一书中也还记载着许多条孔子答问为政的言论，同样也都是十分具体实践行为中遵守的规范原则。
如： 答子贡问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颜渊》） 答齐景公问政，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颜渊》） 答子张问政，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颜渊》） 答季康子问政，曰：“政者，正也。
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又曰：“子为政焉用杀
子欲善，而民善矣。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
草上之风，必偃。
”（《颜渊》） 答子路问政，曰：“先之，劳之”，“无倦”。
（《子路》） 答仲弓问政，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
”（《子路》） 答叶公问政，一则曰：“近者悦，远者来。
”一则曰：“无欲速，无见小利。
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子路》） 又答子张问从政，则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
”（《尧曰》）等等。
孟子除了进一步发展孔子以“仁”修身的思想外，又以推行“仁政”学说而著称于世，而其所论的“仁政”内容，同样也是十分具体的。
如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
”而所谓的“正经界，”就是“分田制禄”，“制民恒产”（《孟子·滕文公上》《梁惠王上》）等。
再就是他经常举以为例的周文王的“仁政”内容，即：“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梁惠王下》），以及“尊贤使能”（《公孙丑上》）等等。
孟子对为什么要行仁政和为什么可能行仁政，也进行了理论上的说明。
但他的那些理论说明，大都是感性直观的。
如他认为，因为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仁爱之心”，先王同样也有“不忍人之心”，此心发之于政，即是“仁政”等，来论证行仁政的根据。
又以“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尽心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等“推恩”理论，来说明行仁政的可能性等等。
孔子、孟子在修身与治国方面提出的实践规范和原则，虽然都是很具体的，但同时又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成分，也就是说更多地寄希望于人的本性的自觉。
所以，孔子竭力强调“克己”、“修身”（《宪问》）、“为仁由己”等。
而孟子则以“性善”为根据，认为只要不断扩充其“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公孙丑上》），“求其放心”（《告子上》），即可恢复人的“良知”、“良能”，即可实现“仁政”理想。
与孔、孟相比，荀子的思想则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倾向。
他在重视礼义道德教育的同时，也强调了政法制度的惩罚作用。
他认为，人的本性并不是那么美好的，顺着人性的自然发展，必然造成社会的争乱。
因此，必须用礼义法度等去化导人的自然本性，即所谓的“化性起伪”，然后才能使之合乎群体社会的公共原则和要求。
所以，荀子在强调自我修养、道德自觉的重要的同时，更为强调“师”与“法”的教育与规范作用。
如他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
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
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
”（《荀子·性恶》）又说：“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
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
”“故非礼是无法也，非师是无师也。
不是师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犹以盲辨色，以聋辨声也，舍乱妄无为也。
”（《荀子·修身》） 同样，荀子设计的治国原则：“明分使群”、“群居和一之道，”包括理想的“王制”与具体的“富国”、“强国”之策，乃至他的“礼论”、“乐论”、“君道”等等，可以说都是非常富于现实主义的。
它都是在肯定当时已经形成的社会等级和职业分工的基础上，来规定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名分和位置，并要求其各尽其职，从而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一致。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荀子提出的治国原则中没有一点理想主义的成分。
因为，如果它的学说中一点理想主义成分都没有，那么，他的学说就不会有什么感染力，而他也就不能称为一名思想家。
原始儒家在先秦春秋末至战国时期，是社会上具有广泛影响的“显学”之一。
他们提倡的道德修养学说在“士”阶层中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他们设计的理想政治制度和治国原则，则因其主要精神，即一统天下和礼义王道为上等，太脱离当时诸侯称霸、群雄割据的社会现实了，因而始终没有能得到当权者的赏识和采用。
所以，原始儒家学说与以后成为实际社会制度依据的儒学不同，它还只是一种关于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的一般性学说。
在我们以下的论述中，人们将会看到，分清这种差别是非常重要的。
两汉儒学 汉初统治者为医治秦末苛政、战乱造成的社会民生极度凋敝的状况，采用了简政约法、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方针政策，以恢复社会的生机。
与此相应，在文化思想上则主要是推崇和提倡黄老道家学说。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汉武帝时才有所变化。
不过，这并不是说儒学在汉初社会中一点也没有起作用。
儒学在传授历史文化知识方面，对汉初社会仍然是很有影响的。
儒家所推崇的历史文献——“六经”的教授和研究，也是得到官方的肯定和重视的。
荀子的学说在汉初儒家中影响很深，“六经”中的《诗》《易》《礼》《乐》等学，都有荀学的传承。
同时，荀子作为先秦诸子和儒家各派学说的集大成者，他那广采各家学说之长的学风，对汉初思想的开展也有很大的影响。
如，西汉大儒董仲舒的学说中，不仅接受和发扬了荀子关于礼法并重、刑德兼用的理论，而且还大量吸收了墨家“兼爱”、“尚同”的理论，乃至墨家学说中某些带有宗教色彩的思想。
而更为突出的是，在他专攻的春秋公羊学中，充满了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并使阴阳五行思想成为汉以后儒家学说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班固在《汉书·五行志》中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就清楚地指出了这一事实。
董仲舒曾向汉武帝建议：“诸不在六艺（六经）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汉书·董仲舒传》）这是以后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针的重要根据。
但必须指出的是，董仲舒这里所说的“孔子之术”，显然已经不是原来的孔子学说，也不是原始儒家学说，而是经过他和汉初其他儒家学者发展了的，吸收了墨、道、名、法、阴阳等各家学说之长的，董仲舒心目中的“孔子之术”。
董仲舒对于儒学的发展不仅在于学理方面，而更在于他把儒学推向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的方向。
董仲舒研究的春秋公羊学，是一种密切联系社会现实的学说。
公羊学认为，《春秋》经所载对于各类社会事件的判断和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都具有某种法典的意义，可以作为当今社会（汉王朝）判断各类事件和评价人物的依据和范例。
这也就是当时社会上相当流行的所谓“春秋断狱”说。
由此，他们进一步又认为，《春秋》经中所说的“三统”、“三正”、“三世”等理论，都是为汉王朝的建立作论证的；而《春秋》经中所提到的各种礼义法度也都可以为汉王朝所效法。
于是，董仲舒作《春秋繁露》，藉以揭示孔子作《春秋》之宏旨及其包含之微言大义。
他认为，“《春秋》修本末之义，达变故之应，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极者也”。
（《玉杯》）“《春秋》记天下之得失，而见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无传而著，不可不察也。
”（《竹林》）所以，他引述子夏的话说：“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
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任也。
”（《俞序》）董仲舒的这些观点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如司马迁在谈到《春秋》时就明确表示说：“余闻董生曰。
”同时，他也竭力强调说：“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
……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
”（《史记》“太史公自序”）无怪乎当时就流传着所谓孔子作《春秋》“为汉帝制法”的说法。
《春秋》被认为是孔子所作，而孔子所作的《春秋》又居然是为汉王朝制订礼义法度，那么孔子应当放在什么地位上呢
董仲舒与汉儒们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称号：“素王”，即一位没有实际王位的王。
这样，儒学就开始与当时实际的社会政治制度联系了起来。
不过，这在董仲舒时代仅仅是一个开始而已，直至东汉章帝时，由皇帝亲自主持召集大儒们举行了一次“白虎观”会议，会后由著名学者班固整理纂集，公布了一个官方文件：《白虎通德论》，这才真正完成了把儒家一部分主要学说转变为实际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律条，以及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
从此以后，儒学已不再是单纯的伦理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的学说了，而是同时具有了一种社会制度方面的律条的作用。
与儒学政治制度化发展过程的同时，两汉时期也出现了一股把儒学宗教化的倾向。
在董仲舒和当时流传的纬书中，不断地把“天”描绘成儒学中至高无上的神。
如董仲舒说：“天者，百神之大君也。
”（《春秋繁露·郊祭》），并且竭力宣扬天是有意志的，能与人相感应的，而王者是“承天意以从事”的等等一整套宗教神学理论。
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自然也就成了教王。
为了神化教主，在当时流传的大量纬书中，不仅把孔子说成是神的儿子，而且把他的相貌也描绘成与一般凡人极不相同的怪模样[5]。
同样，为儒家所推崇的历代圣人，如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等，在纬书中也统统被装扮成了与众不同的神。
又，这些纬书都是以神话和神秘化了的阴阳五行说来附会地阐释“六经”以及《论语》《孝经》、“河图”、“洛书”等，这些也可以视作是配合当时儒学宗教化所需要的儒教经典。
再有，由秦汉以来逐步完备起来的儒家礼仪制度（可参看《礼记》中的“冠义”、“婚义”、“乡饮酒义”、“聘义”、“祭义”等篇的内容），也为儒学的宗教化准备了仪式上的条件。
从两汉儒学发展的历史看，儒学的宗教化是与儒学的政治制度化密切相关的，是同步进行的，前者是为使后者得以成立和巩固服务的。
儒学社会政治层面功能的形成和加强，同时也就减弱了儒学作为一般伦理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层面的作用。
在原始儒学那里，它是通过道德教育、理想教育去启发出人们遵守道德规范、追求理想社会的自觉。
所以，儒学对于士大夫们的修身养性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
可是，当儒学的一些主要内容被政治制度化以后，它就成了不管你自觉与否，自愿与否，都必须遵守的外在规范，因而它的修养意义和作用就大大地被减弱了。
这样，儒学制度化方面的成功，却成了它在道德修养功能方面走向衰危的契机。
到了汉末，政治制度化了的儒学礼教（名教），一方面成为束缚和压制人的自然感情的东西，一方面又成了那些伪君子沽名钓誉的工具，因而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
玄学乘此流弊而起，调和名教与自然（性情）的矛盾，而其中又都强调以“自然”为本。
并且在理论学说上，玄学也明确地提出了“道明其本，儒言其用”（《后汉书》卷十二“袁宏曰”）。
所以，自从玄学诞生以后，儒学尽管在政治制度层面仍然保持着它的统治地位，而在思想修养层面的功能，却已为玄学或道家（以及道教）所取代。
东晋南北朝以后，以至于隋唐时期，佛教思想的影响又超过了玄学，在士大夫的思想修养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所以，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末的约七百年间，儒学只有那些体现为政治制度化方面的东西，在统治阶层的维护下继续起着作用。
尽管这一时期儒学文献方面的研究也并没有中断，但像唐朝孔颖达编纂的《五经正义》之类的著作，除延续汉儒和玄学家的观点外，并没有多少新意。
所以，儒学在人们的思想修养方面，也发挥不出多大的作用。
后人在评论儒释道三教的社会功能时，常说：“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
”（宋孝宗赵昚语，转引自刘谧著《三教平心论》卷上）这种说法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佛道的学说在人们的修身养性方面所起的作用远比儒学为大。
两汉时期儒学性格的重大变化，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儒学的两个层面的社会功能的消长等，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思考。
宋明理学 佛道学说对广大士大夫修养身心方面的巨大影响，引起了一部分儒者的不满与不安。
他们认为，以佛道理论修身养性将使人们不守儒学礼法，从而危及社会的统治秩序。
于是，他们以佛教提倡出家有违忠孝之道，僧侣不仅不从事生产，而且其佛事活动、庙宇建筑等又劳民费财等为由，大肆进行辟佛。
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的辟佛言论，大致就出于这样的背景。
但是，也有另一部分儒者则注意到了佛教理论并不是完全与儒学相冲突的，只要利用得好，可以与儒学互补，起同样的效果。
如韩愈的好友、著名文学家柳宗元，就指出韩愈对佛教的批评是肤浅的，是“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即指责韩愈不懂得佛教理论中所包含着的精华。
他认为，“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
诚乐之，其于性情?#93;然，不与孔子异道。
”（《柳宗元集》卷二十五“送僧浩初序”）这是说，佛教中有些道理是与儒学的《易》《论语》中所说道理相合的，如果认真地研究和实践，它对人们性情修养所发生的作用，与孔子儒家所说的道理没有两样。
而再有一些儒者则更为高瞻远瞩，他们借鉴佛道心性形上学理论，主动地去到儒学内部，发掘可与佛道相抗衡的理论与经典根据，并据此建立起儒学的心性修养的形上学理论体系来。
在这方面，韩愈的弟子李翱是最有远见卓识的。
他说：“性命之书虽存，学者莫能明，是故皆入于庄、列、老、释。
不知者，谓夫子之道不足以穷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
有问于我，我以吾之所知而传焉。
遂书于书，以开诚明之源，而缺绝废弃不扬之道，几可以传于时。
”（《复性书》）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儒家关于探求性命原理的著作虽然存在，可是由于儒者不了解和不能发明，所以一般人都走向了佛、道。
不了解情况的人，都以为儒学不足以探明性命的根本原理，许多人也信这种说法。
现在有人向我提出这方面的问题，我将尽我所知告诉大家。
于是我就写成文章，揭示出性命之学的源头来。
这样，儒学中几乎断绝废弃的道理，也许能继续传下去。
那么，李翱所发掘出来的，保存了儒学探求性命原理的，究竟是哪些经典呢
我们从他所著的三篇《复性书》中所征引和列举的内容看，主要是《易》和《中庸》。
李翱的这番论述和发明，在儒学发展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易》和《中庸》正是以后宋明性理学家发挥儒学性命形而上原理，并用以与佛、道抗衡的主要经典依据。
被推誉为理学开创者的北宋五子（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无一例外地都是借阐发《易》理来建立他们的理论体系的。
性 儒学理学以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道统和复兴儒学为己任。
不过，他们所要复兴的儒学，主要不是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学。
因为，汉唐以来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学虽然也有某些变化，但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基础，它一直受到当权者的全力维护，而并未中断。
因此，性理学家所要复兴的儒学，主要是伦理道德、身心修养层面的儒学。
他们希望重新充分发挥儒学道德修养方面的社会功能，夺回被佛、道占据了七百年优势的身心修养、思想理论领域。
再则，性理学所复兴的儒学，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也都与先秦原始儒学有了很大的不同。
前面在说到原始儒学时，我们说它主要是一些具体的伦理道德规范、治国安邦的实践原则。
也就是说，原始儒学告诉你的主要是日常行为中应该做些什么和怎么去做的规范、原则和方法。
而对于为什么要这样做，尤其是这么做的根据何在等形而上理论问题则很少探讨，有时即使说到一些，也十分简略。
然而，在佛、道两家的学说中，则对世界、社会、人生等问题中的形上学理论有较多和较深入的探讨。
这也正是李翱所说的，人们“皆入于庄、列、老、释”的原因。
性理学家接受了这个教训，所以他们在阐发原始儒学的基本实践原则时，竭力从形上学理论方面给予提高。
性理学是在构筑起了一套“天理”、“良知”的体系之后，才使儒学在形上学理论方面能与道家的“道”，佛教的“实相”、“佛性”等形上学理论体系相抗衡。
在把原始儒学的实践原则提升为一般形上学原理方面，我觉得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对“仁”的阐发。
前面我们列举了许多条孔子回答弟子们问仁的资料，其中无一不是具体的实践条目，然而，到了宋明性学家这里，仁除了这些具体实践条目外，增加了大量的形上学原理。
如程颐在论“仁”时曾说：“医家以不认痛痒谓之不仁，人以不知觉不认义理为不仁，譬最近。
”（《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上）这个比喻表明，程伊川已把“仁”提升到了“义理”的高度。
而所谓的提升到了“义理”高度，也就是把“仁”从具体的行为规范，提高到行为规范的“所以然”来认识。
这也就是伊川所说的：“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爱。
恕则仁之施，爱则仁之用。
”（同上卷第十五）在孔、孟那里，“仁者爱人”，仁与爱是浑而为一的，仁即是爱，爱即是仁，并没有去区分仁爱的性情体用关系。
然而，到了性理学家手中，这种区分就成了首要的、原则的问题了。
所以，伊川反复地强调，仁与爱之间存在着的性情体用区别，是绝不容混淆的。
他在一次答弟子问仁时说：“此在诸公自思之，将圣贤所言仁处，类聚观之，体认出来。
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也。
后人遂以爱为仁。
恻隐固是爱也。
爱自是情，仁自是性，岂可专以爱为仁
孟子言恻隐为仁，盖为前已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既曰仁之端，则不可便遗之仁。
退之言：‘博爱之谓仁’，非也。
仁者固博爱，然便以博爱为仁，则不可。
”（同上卷第十八）又说：“恕者，入仁之门，而恕非仁也。
”（同上卷第十五） 朱熹进一步发挥了程氏的思想，而且把“仁”为“理”的道理讲得更加清楚。
这里我们引几条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对“仁”的解释，以见其大概。
如： “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
”（《论语·学而》注） “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
”（《孟子·尽心下》注）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谓‘元者善之长’也。
”（《中庸》章句） “仁者，本心之全德。
……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
盖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
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
”（《论语·颜渊》注） 由上可见，宋明清儒学之所以称其为性理之学，正是由于他们在理论上与原始儒学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
这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
宋明清性理之学对儒学的重大发展，是与它积极吸收和融合玄学、佛教、道教（和道家）的理论为己所用分不开的。
理学所强调的“天理当然”、“自然合理”等，当然与玄学的“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王弼《周易略例·明彖》），“依乎天理”（郭象《庄子·人间世》注），“天理自然”（同前《齐物论》注），“自然已足”（王弼《老子》二、二十等章注）等思想有联系。
而理学核心理论中的“理一分殊”、“体用一源”等，又显然吸收于佛教，其中尤其是与佛教华严学中的“法界缘起”，以及“六相圆融”、“理事无碍”等理论的启发有关。
至于王阳明著名的“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传习录》卷下），则更是明显地表现了儒佛的融合。
其中，前两句不就是从佛教的“不思善不思恶”、“本性清净”、“念起欲作”等理论中变化出来的吗
通过这些基本理论的发展，性理学也大大地丰富了儒学的知识论和修养论理论。
宋明性理学的兴起和发展，确实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儒学作为伦理道德、身心修养层面的社会功能，从而与作为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学相呼应配合，进一步强化了儒学在社会政教两方面的功能。
宋明以后，儒学这种两个层面两种社会功能的一致化，使得许多本来属于伦理修养层面的问题与政治制度层面的问题纠缠在一起而分割不清。
而且由于伦理修养层面是直接为政治制度层面服务的，常常使得本来建立在自觉原则上的规范，变而为强制人们接受的律条。
而这种以“天理”、“良心”来规范的律条，有时比之明文规定的律条更为严厉。
清代著名思想家戴震曾尖锐批评封建统治者利用性理学之“天理”、“良心”来置人于死地，它比之用明文规定的“法”来杀人更为利害，且无处可以申辩。
所以说：“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
”（《孟子字义疏证》卷上）这是对性理学所引生出的社会流弊的深刻反映。
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人们对儒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斥其为“吃人的礼教”，高喊要“打倒孔家店”等等。
这在当时反封建制度的革命情势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是，也应当看到，这种对儒学简单的全盘的否定，也是不科学的。
这里显然没有分清先秦原始儒学、两汉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儒学与宋明性理学儒学这些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儒学之间的质的区别。
同时，显然也没有分清自汉以来，尤其是自宋明以来儒学所发展出来的两个不同层面及其不同的社会功能。
而这正是我们探求儒学未来发展所必需和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
我是一个高中生，要写一篇研究性学习报告，想不好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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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野航 当后儒生几乎把孔子神另一个耶稣、说他是上帝的儿子（黑帝之子）并以素王的身份编了一本类似《圣经》的书（《春秋》）以为万世“立法”之际，主张实事求是的司马迁先生却为我们勾勒了另外一幅孔子的“肖像”。
通过这幅“肖像”，我们看到的是另一个孔子——— 一个平凡的有着很多缺陷的人；终生饱受着一种来自童年记忆折磨的人；一个因为自卑情结的作怪而极其在乎自己外表的华贵的人；一个把有时理想看得高于一切有时有恰恰相反的充满了矛盾的人；一个终生和内在自我做斗争最终找回了内在自我的人。
总之，他与其说是个圣人，不如说是一个在不断地与自我的斗争中逐渐完善自己的人。
我这样说绝无“侮圣人之言”的意思，而是将一个有血有肉的孔子呈现出来，从他的人格的弱点以及终生同这弱点的斗争中，看到他那无可比拟的人格魅力和作为一个凡人的伟大之处。
兹将从不同的侧面看看司马迁为我们勾画了一个怎样的孔子。
1自卑的孔子。
从司马迁写的《孔子世家》中我们知道，孔子的出生并不光彩，他是他父母“野合”的产物。
尽管《孔子世家索引》将“野合”解释为老夫娶少妻，不合礼制而已，并非野外性交，但孔子的母亲颜征在到死都不肯说出孔子父亲的葬处，仿佛有所避讳，则至少说明孔子的出生是不可以在人前炫耀的。
仅就这一点，也势必对孔子幼年的心灵，造成极大的影响。
另一件被记录下来的伤害到少年孔子的自尊心的事是鲁国贵族季氏的“飨士”，孔子当时腰里挂起经书，便去讨吃喝，本以为身为殷商贵族之后，自然应当得到“士”的待遇。
结果却让家臣阳虎给轰了出来，说：“季氏飨士，非敢飨子”。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孔子当时的感受会是什么样子，来自阳虎的伤害对他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以至于多年后当阳虎去拜见他，得到的是避而不见的待遇。
因为阳虎对他而言，已经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成了某种无意识情结的象征，这个情结将注定折磨他一辈子，甚至会差点要了他的命。
一个有着早年受辱的经历而具有自卑感的人通常会在其得势的时候表现出异常的专断和盛气凌人。
孔子也不例外。
孔子一爬上高位，就忍不住采用杀人的手段来树立其政治威望，其结果可想而知，在孔子的后半生中，想干掉孔子的人也屡屡有之。
2好揭人短处的孔子 对于孔子早年的性格，我们可以从他去拜见老子时得到的几句规劝中获得些许信息。
临别时，老子语重心长地送他一句话：“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
为人子者勿以有己，为人臣者勿以有己”。
意思是说：好议论人，好揭人的短，是危险的。
作为侍奉他人的人，不可以太过于自我。
试想，如果孔子身上没有这些毛病，而老子又何必多话呢
我们知道，一个人的性格倾向一定有其成长经历的来源，在幼年饱受歧视的人通常会有意无意地表现出对权威人物的攻击性。
所以，孔子身上具有这些毛病从逻辑上推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当然，孔子是个非常善于自我反省的人，对于他的这些弱点，他是有所察觉的。
他一生强调“慎言”，甚至于他的学生南容仅仅爱读教导人慎言的诗句，就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他。
这从另一个角度表明孔子可能在他达到一生中，吃够了好揭人短处的苦头，但这也促使他尽量地去克服这个毛病。
3虚荣的孔子 自卑的人的另一个性格特点就是特别在乎别人的议论。
象孔子这样在当时就颇有争议的人物不被人议论是不可能的。
一次，一位官做到了太宰级别的人在孔子弟子面前吹捧了一句“夫子圣者与
何其多能也”
这个马屁拍得可谓恰到好处。
而他的弟子又肯定了这一吹捧：“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
当然，孔子听了，得意之情，自然是溢于言表：“太宰知我乎
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
不多也”。
另一次，卫灵公的老婆南子要见一见孔子，孔子先是推辞，后来答应一见。
对这次与美女会晤的细节，《世家》着墨不多，给我们留下来的印象是，弟子子路的不以为然的。
而孔子极力地在为这次会面辩解，好象显得不自信。
孔子心虚什么
为什么对于来自弟子的“不悦”如此地敏感
心理学对人性的观察告诉我们，当一个人极力地否认什么时，那就意味着被否认的东西对主体有着极大的诱惑力。
那么，对孔子产生诱惑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当然不是女色，而是一种在被人看重时获得的成就感。
这让他几乎忘记了“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道理。
当然，他很快发现自己被美女给忽悠了。
他卫灵公两口子那里所扮演的角色不过是个花瓶而已。
于是他发出了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的慨叹，离开了卫国。
孔子的虚荣也反映在他是生活方式上，齐国的晏婴是这样批评他的；“···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祥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非所以先细民也”。
也就是说，孔子那种贵族化的生活作风，不是“以民为本”做法，不值得在人民中推广。
4丧失原则的孔子 鲁国的陪臣公山不狃与季氏闹翻了，意欲拉孔子支持自己，而此时的孔子因鲁国的政局“陪臣执国政，僭离于正道”而“不仕”。
但日子久了，也甘不住寂寞，在建功立业的诱惑面前，不免跃跃欲试。
他的弟子都认为这是不正确的，他却说：“夫召我者，岂徒然哉
如用我，其为东周乎”
想想，这话按儒家的标准，是多么地悖逆，居然要把一个小小的陪臣公山不狃拥戴成“东周”
幸好这事不成，否则孔子圣贤的名声就彻底玩儿完了。
另外一次孔子放弃理想而背叛自我的例子是中牟宰因受到赵简子的攻击而叛变，也想要拉孔子入伙，孔子又经不起诱惑，想去试试。
弟子子路反对，说：“其身亲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
孔子却狡辩道：“不曰坚乎，磨而不棱，不曰白乎
涅而不淄。
我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当然，孔子也并没有能靠这个机会施展抱负。
5被人瞧不起的孔子 在孔子的时代，有许多人是很瞧不起孔子的，甚至当孔子一行人问路到了他们的面前，他们都懒得答理。
他们的身份很低，有是些种地的“避世之士”，有些是守门的，有些是荷篑的。
他们不理解孔子在这个烂得一塌糊涂的世界上，居然还想干点名堂出来，要不是傻瓜，就是动机可疑。
一个楚国的疯子就唱歌挖苦孔子，大意是说，过去政治清明，凤凰才出来捧场。
而现在的政客，却在势力场上疲于奔命。
这是什么世道
孔子听了，想跟那疯子说话，那疯子理都不理地走开了。
针对孔子最恶毒的挖苦是在郑国和徒弟走散了的那回。
一个郑国人向孔子的徒弟们形容他们要找的那个人“累累若丧家狗”。
孔子听说后，欣然地同意了这种说法。
孔子为什么会同意这种说法呢
因为这话道出了一个真相———你孔子就是条丧家狗。
你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思想家，做学问才是你的“家”。
为什么要去淌政治的混水
你难道不明白这世界上有两件东西最肮脏，一为女阴，一为政治吗
6被肮脏的政治所害的孔子 孔子一辈子大多不得志，但也有得意的时候。
只是人一得意，就容易忘形，容易忘记得意背后所潜藏的危机。
鲁定公十年孔子“摄相事”，策划了一次鲁定公与齐景公的会盟。
当一场由侏儒们表演的节目上演时，孔子以“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的罪名，将那些侏儒演员们的手脚给砍了。
我不知道这时候的孔子是否还记得起“仁”恕“这两个字，只知道孔子用他那厉害的政治手腕为鲁国从齐国手里拿回了几座城池。
十三年，孔子已大权在握，于是搞起了“削藩”，这一举动造成了费城的叛乱。
十四年，孔子官拜大司寇，喜行于色。
这时，门人对他有了异议，说：“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
这时候的孔子在门人的心目中，已经不太象个君子了。
这年，孔子诛杀了被认为乱政的少正卯。
也就是在这时，孔子的命运开始逆转了。
孔子开始失去了国君的信任。
表面上的原因是齐国用“女乐”来贿赂季桓子以“沮”孔子的政治前途，孔子于是引退。
其实，更深层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孔子在政治上的强硬作风已为他积怨、树敌过多，他在国内的政敌可能在国君面前做了什么手脚。
无论是什么原因让他从高位上滑落下来，他一倒台，就险遭一场被误认为是阳虎的杀身之祸。
7被徒弟怀疑的孔子 孔子的粉丝徒弟们就象桑丘跟着唐吉柯德般满世界转悠，本希望混个一官半职，到头来，得到的下场却是在陈蔡间差点送了命。
不满的情绪自然与日俱增。
首先发难的是子路。
他愤怒地质问孔子：“君子亦有穷乎”
第二个“色作”的是子贡。
弟子们的愤怒逼着孔子反思自己的人生道路是不是走错了。
对于为什么君子也会走到穷途末路的问题，孔子的回答是：要是君子一定成功，就没有伯夷、比干那样的人了（这种回答并不比约伯的安慰者们的回答更高明）。
对于子贡提出的是否向世俗稍微作一点妥协的建议孔子的回答是：只管耕耘，不管收获。
君子“修道”而已，管不了别人喜不喜欢（这个回答暴露出孔子正是老子所指出的那种太自我中心的人，这正是他失败的原因）。
在孔子的粉丝中始终不怀疑的只有颜渊，他说：“不被人容忍那才叫君子呢”（这个态度简直就是“反社会型人格”的表现）。
颜渊的说法让孔子觉得很中听，说，要是颜渊发了财，自己宁愿替他管帐。
我不知道当代的精神分析学家听了孔子和他学生的这些对话，会对孔子下个怎样的诊断，不过我可以百分百地肯定，建议孔子接受心理治疗是免不了的。
8回归到最本真的自我的孔子 沾了做官的弟子冉有的光，孔子在外流浪了十四年，终于回到了鲁国。
这时的孔子，彻底地放弃了在政治上的梦想，开始了整理古代文献的工作，他通过整理文献，来体现自己在一生的探索中总结出来的思想。
而正是这些思想，将深刻地影响一个文明的进程。
他找到了他这样的人的真正的位置。
孔子不愧是个圣人，他不仅认识到了他的思想的建设性，也冷静地意识到了他的思想的局限性（“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
”）。
他也为他的思想确立了一个形而上的高度（“下学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从而把他的学问，从伦理、政治的层面提升到了怎样让一个平凡的生命，在好学敏求的过程中与天命相关联的层面。
有一个可能被很多人忽略了的发生在孔子身上的一个细节，就是“不语怪、力、乱、神”。
我们知道，孔子是殷人之后，而殷人是最喜欢言神怪之事的。
孔子幼年也喜欢玩祭祀的游戏。
为什么他终其一生都那么地避讳这些
其实这里面大有玄机。
孔子所避讳的，与其说是神怪之类的东西，到不如说他避讳的是他那令他耻于提及的殷商后裔的出身，因为那出身正是在他的童年伤害过他的东西。
为了否定那个东西，他极力地要从文化心理上把自己变成周人（“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这也正是他养成了一种比较讲究排场的生活作风的动力所在。
然而，在他生命的终点，那被他压抑了一辈子的殷人的意识开始觉醒了。
他开始喜欢上神秘的东西，比如喜欢读《周易》，把“河图洛书”的神秘征兆和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
得知“获麟”的消息，就预感到自己的死亡。
尤其是他梦见了他处于“两楹之间”，而这，正是他作为殷人的文化认同的象征（“周人于西阶，殷人于两柱间”）。
在他生命的终点，他回归到他作为殷人的集体无意识世界中，从而完成了他这一生的精神之旅的伟大轮回。
孔子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导师，并不是因为他象耶稣一样完美，而是在于他为我们演历了一个凡人要走的人生道路。
而这才是孔子的价值所在。
所以，把孔子神化到耶稣的程度，加以崇拜，是有违孔子“下学上达”的本意的。
孔子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为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奉献了全部精液的人，我们每一个同志都要以他为榜样，为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快，死有余辜。
安息吧，孔子。
野航兄，没有人要把孔子打造成救世主，只不过是要恢复孔子的先师地位。
圣人也是人，人人都能成为圣人。
儒教建立后，孔子肯定也不会拥有神格。
汉儒就有这个倾向，好在后世孔子最多封“帝”而已，没多少人再提什么“黑帝之子”（上帝的儿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