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云南的重要讲话 在云南调研考察时的讲话 精品
考察云南的重要讲话在云南调研考察时的讲话 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近日在云南调研时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引领各项工作,加快贫困地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为到2020年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加紧奋斗.新年伊始,万象更新. 元月的云南大地,阳光明媚,山川展绿,生机盎然.1月19日至21日,在云南省委书记李纪恒、代省长陈豪陪同下,来到昭通、大理、昆明等地,看望鲁甸地震灾区干部群众,深入企业、工地、乡村考察,就灾后恢复重建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进行调研. 2019年8月3日,云南昭通市鲁甸县发生6.5级地震,对群众生命财产和基础设施造成巨大损失.地震发生后,总书记 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以赴做好受灾群众安置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5个多月过去了,灾区群众生活过得怎么样
恢复重建工作进展得如何
灾区群众还有哪些要求和期盼
总书记十分关心和牵挂.19日一大早,从北京乘坐飞机直接前往昭通,一下飞机,就转乘汽车一路颠簸前往鲁甸县. 在震中的鲁甸县龙头山镇,踏上废墟查看灾情.在受损严重变形的龙头山镇镇政府大门废墟前,听取了当地干部关于灾区恢复重建的情况介绍 儿童活动室里 他强调 考察期间
红星照耀中国第四章
第四章 国民革命时期这时候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这是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的组织。
早在一九一九年，陈独秀就同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
一九二〇年，第三国际的精力充沛、富有口才的代表马林前来上海，安排同中国党联系。
不久之后陈独秀就在上海召集了一次会议，几乎同一个时候，在巴黎的一批中国学生也开了会，打算在那里成立一个共产党组织。
如果我们想到中国共产党还不过是个十六岁的少年，那么它的成就实在不能算少了。
除了俄国以外，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共产党，也是除了俄国以外，唯一能够自称有一支自己的强大军队的共产党。
又是一个晚上，毛继续他的叙述：“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
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
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
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
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在上海这次有历史竟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
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
我们一共有十二个人。
那年十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省支部在湖南组织起来了。
我是委员之一。
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
在上海，党中央委员会包括陈独秀，张国焘[现在四方面军]，陈公博[现为国民党官员]，施存统[现为南京官员]，沈玄庐，李汉俊[一九二七年在武汉被害]，李达和李森[后被害]。
在湖北的党员有董必武[现任保安共产党党校校长]，许白昊和施洋。
在陕西的党员有高崇裕和一些有名的学生领袖。
在北京是李大钊[后被害]、邓中夏、张国焘[现红军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罗章龙、刘仁静[现为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一些人。
在广州是林伯渠[现任苏维埃政府财政人民委员]、彭湃[一九二七年被害]。
王尽美和邓患铭是山东支部的创始人。
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同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
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
李立三和向警予。
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
罗迈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
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只是时间稍后一些；党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
在莫斯科，支部的创始人有翟秋白等人。
在日本是周佛海。
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党——我那时是书记——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员、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二十多个工会。
那年冬天，展开了蓬蓬勃勃的劳工运动。
那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在农民中间工作做得非常少。
大部分大矿的工人都组织起来了，学生几乎全数组织了起来。
在学生战线和工人战线上，进行了多次的斗争。
一九二二年冬天，湖南省长赵恒惕下令处决两个湖南工人——黄爱和庞人铨，这引起了广泛的反对赵恒惕的宣传运动。
被杀死的两个工人之一黄爱，是右派工人运动的一个领袖，以工业学校学生为基础，是反对我们的。
可是在这次事件以及其他许多斗争中，我们都是支持他们的。
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会当中也很有势力，这些工会那时候已经组织成为湖南全省劳工会。
但是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达成妥协，并且通过协商，防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
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
那年[一九二二年]冬天，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拽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
我回到湖南，大力推动工会的工作。
第二年春天，湖南发生多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和承认工会。
大部分罢工都是成功的。
五月一日湖南举行了总罢工，这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力量已经达到空前的地步。
一九二三年，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参加国民党，和它合作，建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
我到上海去，在党中央委员会中工作。
第二年[一九二四年]春天，我前往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三月，我回到上海，在共产党执行局工作的同时，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
其他执行委员，有[后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和胡汉民。
我和他们共事，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
那年夏天，黄埔军官学校成立了。
加伦担任该校顾问，其他苏联顾问也从俄国来到。
国共合作开始具有全国革命运动的规模。
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
但在湖南期间，我组织了该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核心。
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
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
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二十多个农会，这引起了地主的仇恨，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
赵恒惕派军队追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
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正逢黄埔学生打败云南军阀杨希闵和广西军阀刘震寰。
广州市和国民党内部弥漫着一片乐观气氛。
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之后，蒋介石被任命为第一军总司令，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
我在广州担任《政治周报》的主编，这是国民党宣传部出版的一个刊物。
后来它在抨击和揭露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时，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我还负责训练农民运动组织人员，为此目的，开办了一个讲习所，参加学习的来自二十一个不同省份的代表，包括从内蒙来的学生。
我到广州不久便任国民党宣传部长和中央候补委员。
林祖涵那时是国民党农民部长，另一个共产党员谭平山是工人部长。
我那时文章写得越来越多，在共产党内，我特别负责农民工作。
根据我的研究和我组织湖南农民的经验，我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本是《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
陈独秀反对第一本小册子里表示的意见，这本小册子主张在共产党顿导下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组织农民。
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机关报刊上发表它。
后来它在广州《农民月刊》和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刊出了。
第二篇论文在湖南出了小册子。
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
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直到一九二七年才达到高潮。
我继续在广州国民党内工作，大概一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蒋介石在那里发动他的第一次政变的时候。
在国民党左右两派达成和解，国共团结得到重申以后，我于一九二六年春天前往上海。
同年五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蒋介石主持下召开。
我在上海指导共产党农民部的工作，接着被派到湖南去担任农民运动的视察员。
同时，在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情况下，一九二六年秋天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北伐。
在湖南我视察了长沙、醴陵、湘潭、衡山、湘乡五个县的农民组织和政治情况，并向中央委员合作了报告，主张在农民运动中采取新的路线。
第二年初春，我到达武汉的时候，各省农民联席会议正在举行。
我出席会议并讨论了我的文章中提出的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
出席会议的还有彭湃、方志敏等人和约克、沃伦两个俄国共产党员，会议通过了决议，采纳我的主张并提交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考虑。
但是，中央委员会把它否决了。
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汉召开的时候，党仍然在陈独秀支配之下。
尽管蒋介石已经发动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南京开始袭击共产党，陈独秀却依旧主张对武汉的国民党妥协退让。
他不顾一切反对，执行小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政策。
对于当时党的政策，特别是对农民运动的政策，我非常不满意。
我今天认为，如果当时比较彻底地把农民运动组织起来，把农民武装起来，开展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苏维埃就会在全国范围早一些并且有力得多地发展起来。
但是，陈独秀强烈反对。
他不懂得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大大低估了当时农民可能发挥的作用。
结果，在大革命危机前夜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没有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地政纲。
我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甚至没有加以讨论。
因为中央委员会也在陈独秀支配之下，拒绝把我的意见提交大会考虑。
大会给地主下了个定义，说‘有五百亩以上土地的农民’为地主，就没有再讨论土地问题。
以这个定义为基础来开展阶级斗争，是完全不够和不切实际的，它根本投有考虑到中国农村经济的特殊性。
然而，大会以后，还是组织了全国农民协会，我是第一任会长。
到一九二七年春天，尽管共产党对农民运动采取冷淡的态度，而国民党也肯定感到惊慌，湖北、江西、福建，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已经有了一种惊人的战斗精神。
高级官员和军事将领开始要求镇压农运，他们把农会称作‘痞子会’，认为农会的行动和要求都过火了。
陈独秀把我调出了湖南，认为那里发生的一些情况是我造成的，激烈地反对我的意见。
四月间，反革命运动已经在南京和上海开始，在蒋介石指使下对有组织的工人的大屠杀已经发生。
在广州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五月二十一日，湖南发生了许克祥的叛乱，许多农民和工人被反动派杀害。
不久以后，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取消了它和共产党的协议，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和政府中‘开除’出去，而这个政府本身很快也就不存在了。
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这时得到党的命令，要他们离开中国，到俄国去或者到上海和其他安全的地方去。
我奉命前往四川，但我说服陈独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担任省委书记，十天以后，他又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责我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当权的唐生智。
这时，党内情况处于混乱状态。
几乎人人反对陈独秀的领导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
不久之后，武汉的国共合作瓦解，陈独秀也就垮台了。
”
好像有一首打油诗，远看泰山黑乎乎，上头细来下头粗，有朝一日调过来，下头细来上头粗。
有什么涵义
民国年间，军复渠出任山东省主席人不学无大字认识不了一罗筐，闹不清的笑话，可是他却浑然不觉，喜欢百姓称他为“韩青天”，并以此而自鸣得意。
下面是他的诗作： 1、咏泰山 远看泰山黑乎乎 上头细来下头粗 有朝一日倒过来 下头细来上头粗类似的还有：2、咏闪电 忽然天空一火燫 可能神仙要抽烟 如果不是要抽烟 为何又是一火燫3、大明湖 大明湖 明湖大 大明湖里有荷花 荷花上面有蛤蟆 一戳一蹦达 韩复渠，河北霸县人，系民国时期的一个风云人物，曾任山东省主席七年之久，成为蒋介石统治时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省主席。
他任山东省主席时，军政、财经、司法一把抓，俨然是个割据一省的“土皇帝”,成为一代枭雄。
一、叛冯投蒋 韩复渠最初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入伍，投入到冯玉祥门下，并成为冯玉祥的一员得力干将。
随着冯玉祥势力的不断强大，韩复渠的职位也不断上升，到一九二○年，韩复渠已当上了旅长。
且当时冯玉祥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大量培养军事人才，还保送韩复渠到北京陆军大学旁听。
到了一九二八年时，韩复渠已成为冯玉祥辖下的第三方面军总指挥了，与此同时他还被任命为冯玉祥势力范围中的河南省省主席，可见冯玉祥对韩复渠的看重了。
一九二九年，冯玉祥与蒋介石因为国民革命军“编遣”问题矛盾激发，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战争一触即发。
在当时的蒋桂战争一结束，蒋冯战争就开始酝酿，冯玉祥集中兵力，令部下通电讨蒋。
此时，蒋介石获悉冯玉祥靡下的韩复渠、石友三两人对冯玉祥心存不满。
原来，冯玉祥一向治军很严，对于犯了错误的部下毫不留情，都要严厉处罚，象韩复渠这样的高级将领也不能例外，有时犯了小错，也要受到“罚立正、战门岗”的处分，使韩复渠感到面子上很难看，于是对冯玉祥日渐不满。
蒋介石得知这个消息后，便乘机派人收买韩复渠、石友三二人，当即送给他们二人军费各一百万元，并许诺韩复渠的河南省主席职务不变，同时在以后的每个月将给他们二人军费六十万元。
韩复渠接受了蒋介石的条件，立即投向了蒋介石，一瞬间，讨蒋的主力便变成了蒋介石的生力军，冯玉祥逼迫无奈，只好通电下野，末战先败。
二、“韩青天德政”面面观 一九三0年，蒋介石调韩复渠到山东省任主席。
到了山东后，韩复渠被人们戏称为“韩青天”。
因为他经常坐在省政府大堂上审问盗窃犯、毒犯、赌徒等各种刑事案件，对司法越俎越庖，而且他审案并不根据法律，全凭个人喜怒，任意胡为。
他审案时，两旁站立着执法队军法官等，他点名让犯人站在堂口，定睛看一、二分钟，给犯人相面，观气色，不多开口。
他用右手向下一掳，再把手向右边一伸摆，执法队兵士就把这个犯人拉到右边站着，用准备好的行刑汽车拉去枪毙。
如果他右手向上一掳，再把手向左边伸摆，执法队就把这个犯人拉到左边站着，这是被认为无罪，准备释放的。
不管有多少犯人，他都这样相面、观气色、掳手示意完事。
有一次，山东省政府参议沙月波雇用的一个叫小道的听差，当时才十五岁，沙参议派他去省政府给秘书长张绍堂送信，当时正值这位“韩青天”坐堂审问一批盗犯。
小道一时好奇，站到大堂右边看。
执法队竟把这个看审案子的小听并差也居然推上行刑汽车。
这个孩子吓得大声喊叫：“我是送信的
”韩复渠听见就问什么事
执法兵说：“报告主席，他说他是送信的。
”韩立即回答说：“送信的也该枪毙
”原来“韩青天”错误地认为是他是给土匪送信的。
孩子吓得再也说不出话来，就这样被糊里糊涂地被拉出去枪毙了。
事后，沙月波等到吃午饭时，还不见小道回来，就向省政府秘书长张绍堂询问，正值这个时候，军法处核对死者名单，却多了一具尸首，经查明之下，证明是误将小道杀了。
沙月波获悉后，连忙带同小道的母亲哭到了省政府找韩复渠，说执法队误将小道推上汽车枪毙了。
“韩青天”笑了一笑说：“现在他是小道，如不杀掉他，将来就是大盗
我也不叫沙参议为难，给他娘五百块钱过日子吧。
”事情竟然就这样了结了。
韩常常出外巡视各地，美其名曰“视察民间疾苦”，其实是到处滥杀一阵，草菅人命。
有一次，“韩青天”到了临沂县，又照例升堂查案，那天审讯的是一件两姓相互仇杀的案子。
有唐姓一家在一九二五年时被王姓杀死六口之多；一九三0年，唐姓复仇，把王姓杀死七口人。
原来鲁南人民强悍，在打官司花不起钱时，因此多采取直接行动，互相仇杀，并不报官。
谁知这位“韩青天”在一九三五年秋天巡视到那里，当时闻悉临沂的这起仇杀事件，大为震怒，随即下令传来王、唐两家，他只简单地一问，便问姓唐的全家还有多少人
唐姓说：“家有十一口人，老的已八十四岁，小的才十二岁。
”韩毫不思索地说道：“把唐姓全家十一口人全部抓起来，一律枪毙
”当时临沂县长对提醒韩复渠：“王姓也杀了人。
”他却说：“民国十四年我没有来山东作主席，当时的事我不管；民国十九年我作了山东省主席，唐姓敢于乱杀人，那不成
你不要多说话
”吓得县长再不敢声响了。
当时顾问张联升在旁劝说：“请主席把八十四的老头子放了吧。
”韩却表示：“留着他也会哭死的，还是一齐杀掉了好。
”于是唐姓一家老小十一口人全被杀光。
三、 抗日战场的“飞腿将军”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里出了两个震惊全国的“飞腿将军”，一个是刘峙，另一个就是韩复渠。
“八一三”事变后，韩复渠被委为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负责在山东方面对日作战，并担任防守日军不得越渡黄河的责任。
十月日军侵入山东，蒋介石命令韩复渠拨两个师归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指挥，起初颇为得手。
当时韩复渠部展玉堂率领第八十一师在冯玉祥的指挥下，自禹城反击日军，连克复德州、桑园等地，正要乘胜追击时，却接到韩复渠的电令，要求他们停止进攻，在十小时内撤回禹城。
韩复渠的命令令所有官兵都莫明其妙。
原来，韩复渠在接受了守黄河的任务后，要求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配发三十门重炮在黄河南岸，李宗仁满口答应，然而当蒋介石得知后，心中却不以为然，竟将已到位的重炮旅调走了。
韩复渠知道后，愤怒得破口大骂蒋介石，说蒋介石这样做，不是抗日，而是想牺牲他韩复渠的实力，消灭他的军队，于是，他韩复渠也只好保存实力了。
因此，他便要求他的所有部队撤退。
当这些队伍撤走后，日军大批增援反攻，并渡过黄河，与韩复渠部谷良民的第二十二师发生激战。
韩复渠闻知后，以没有大炮挡不住为由命令谷良民率第二十二师撤退。
同时，韩复渠又命令他的其它部队向泰安、兖州方面相机撤退。
蒋介石知道后，给韩复渠发了一个万分火急的电报，命令韩不得撤退，但韩复渠已退到了泰安，蒋又命令他必须固守泰安，可韩复渠却置若罔闻，又退到了兖州，继而退到济宁，最后退到了曹县，这才停了下来,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飞腿将军”。
随着韩复渠的逃跑，日军没有得到什么抵抗就把山东侵占了，大面积国土随着“飞腿将军”的脚步声沦丧了。
四、韩复渠之死 其实，自从韩复渠投靠蒋介石后，两人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韩复渠投蒋后不到几个月，韩就有了反蒋的预谋。
韩任山东省主席时，他又一再打击蒋介石在山东的亲信，试图将蒋的势力排出齐鲁大地，这就招致了蒋的痛恨，蒋也就进一步想杀韩以后快，在韩复渠为保存实力坐视国土沦陷事情发生后，蒋介石终于找到了杀韩的借口。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蒋介石在河南省政府召开高级将领机密军事会议，并预先通知说为避免日本飞机扰乱，会议在夜晚举行。
韩复渠也被通知到会，到了开会的时候，韩复渠坐车到了河南省政府门口，即看见电灯旁贴着一张写着“参加会议的将领请在此下车”的通知，并有军警宪兵在指挥车辆，把车辆排列到旁边的空地上，韩当时和很多与会的将领，一样下车向里走。
到了第二道门口，左旁屋门上贴着“随员接待处”，于是韩带去的三个卫士都被留在接待处。
韩复渠同一些参加会议的将领，一路说说笑笑地来了“副官处”，看见贴有一张通知，上面写着：“奉委座谕：今晚高级军事会议，为慎重起见，所有到会将领，不可携带武器进入会议厅，应将随身自卫武器，暂交副官长保管，给予临时的收据，待会议完毕后凭收据取回。
”看到不少将领纷纷将手枪从腰间掏出来交给副官处，韩也不疑有他，就将自己身上带的两支手枪，也掏出来交给副官处，然后跟着大家一齐进入会议厅。
开会时，韩的左边坐着刘峙。
蒋介石亲自主持会议，他开口便说：“我们抗日是全国一致的，这个重大的责任应该说是我们每一个将领义不容辞的责任，可是，竟有一个高级将领放弃山东黄河天险的阵地，违抗命令，连续失陷数大城市，使日寇顺利地进入山东，影响巨大，继而放弃济南、泰安、使后方动摇，这个责任，应当有人负担
”韩复渠也是有胆量的，他听了蒋介石的话，毫不客气地顶上去说：“山东丢失是我应负的责任，南京丢失是谁负的责任呢
”韩的话还未说完，蒋介石声色俱厉地截住韩的话说道：“现在我问的是山东，不是南京；南京丢失，自有人负责。
”韩正想开口反驳，刘峙就拉着韩地手说“向方（韩的号），委座正在冒火的时候，你先到我办公室室里休息一下吧
”于是他拉着韩从会议厅边门走了出来。
刘峙握着韩的手走到院内，来到一辆早预备好的小车边，刘峙说：“坐上吧，这是我的车子
”韩那里知道这个汽车就是逮捕他的工具。
他上了车，刘峙却说：“我还要参加会议去。
”说时就车门关上了，在这个时候，汽车前坐上有两个人爬到后车箱里来，分左右坐在韩的两旁，并出示预先写好的逮捕令，对韩说道：“你已经被捕了。
”韩起先还以为前坐上两个人是刘峙的随从副官，看见了逮捕令，至此才知道这两个人是军统特务，又向外边一看，沿途布满了宪兵岗哨。
汽车飞快地开驶到了火车站月台上，由两个特务拉着韩的双手，并肩登上了预先备好的一列升火待发的专车，并有大批荷枪实弹的宪兵、特务等分布在车箱内，直达汉口车站。
然后用专车将他押送到武昌，即把韩交“军法执行总监部”管理押在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一座二层楼上。
这时已到了一月十二日夜晚， 一直到一月十九日，国民党才组织高等军法会审，何应钦任审判长，鹿钟麟、何成任审判长官，贾焕臣任军法官。
然而，在审讯中，韩只昂着头微笑，一句也不答复，也不请求宽恕。
法官再问，还是一言不发。
这个审问，其实就等于宣判，因为在逮捕令上，已注明了韩罪状和革除韩的二级上将及本兼一切军政职务。
因此，韩已拿定主意见，一句话也不回答，到了二十四日晚上七时左右，有一个特务走到韩的面前说：“何审判长请你谈话，跟我就去
”韩当时还以为真的是何应钦找他谈话，就随着下楼。
到楼梯半腰中一看，院子里满布了持枪待放的哨兵，他方知道自己死将临头，当时便说：“我脚上的鞋小骨些挤脚，我回去换双鞋再去。
”他边说边回头，就在他回头上楼的脚刚迈了一步，站在楼梯边的特务已开枪向韩头上打去，韩一回头，说了一句：“打我……”此时连续的枪已打倒了他，歪在楼梯血泊中。
他头部中两弹，身上中五弹，计打七枪而死。
一代枭雄就此完结。
930年，韩复榘被蒋介石封为国民革命军第三路军总指挥兼山东省政府主席，至“七·七事变”韩复梁在鲁七年，多次来济宁视察工作。
现将其在济宁的轶闻趣事，辍选几则： 商民怒告官 韩复榘以一介武夫成为封疆大吏，掌握山东全省军政大权，可谓青云直上。
在当时社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他的亲信随从、至亲好友也随着他的高升而飞黄腾达。
韩的马弁(随从警卫、侍从)李玉瓒被韩派来济宁县任警察局长。
李走马上任后，本着“千里为官只为财”，应大捞一—把的信条，对商号、群众派夫派捐，横征暴敛，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当时济宁商民同业公会会长袁绍光带头，联合济宁知名人士、商民代表共13人签名，撰写呈文，历述李玉瓒在济宁的罪状，上告到济南韩复榘处，请求处理。
不几日韩派他的政法处长到济宁，通知原、被告——齐去济南，说韩主席将亲自审理此案。
原告整理好李玉瓒在济宁派夫派捐、贪污受贿的证据材料，并把他公开张贴的派捐布告拍成照片带上，一起去济南打官司。
在省府大堂，韩亲自审案，省府大堂警卫森严，气氛紧张，韩复榘坐在大堂后面的太师椅上。
文书递上状纸，韩看后说：“带袁绍先”，下面无回话，文书上去更正：“没有袁绍先，是袁绍光”。
韩大为不悦：“不管什‘么袁绍光袁绍先的，将原告一齐带—亡来”。
众人心中暗笑，堂堂省府主席竟把“光”字错读成“先”字。
韩发问：“你们告李玉瓒，有什么凭据?”大家把证据材料、照片等交上。
韩看后陡然色变，大喊：“把李玉瓒带上来1”质问李：“这些材料是否属实?”李看到人证物证俱在，实难抵赖，只得低头认罪。
韩命 令：“拉下去枪毙!”军警错以为都拉下去，故一拥而上，两人架一人，将原告、被告等十数人拉了就走。
这时韩方觉说得过于笼统，就指着李玉瓒说：“把他一人拉下去”。
军警方撕掉李的胸章、警徽，将其拉了下去。
这样原告等14人才得以无事放开。
审理结束，大家感到这是一次死里逃生的告状，虽然胜诉，犹心有余悸。
回到住处，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据事后闻知，韩虽然表面上做出“清官为民”、“大公无私”的样子，但李玉瓒终究是他的亲信，在李被拉下去之后，韩即暗中指使把李放走。
民女拦车告状 1933年韩复榘来济宁巡视，发现一青年女子拦车喊冤，状告其弟杀害其母。
这位自称“韩青天”的大人物，责令县长林开泰立即调卷，他要亲自问案。
原来，被告叫程吉人，是南门外偏东莲亭附近的民众教育馆办事员。
程家住在西门大街路南、济宁县政府对过。
程父有一妻一妾，其妻生程寿人、程吉人兄弟二人，其妾生有一女即拦车告状人，是被告的同父异母姐。
由于两房互相嫉妒，动辄恶语相加，终至矛盾激化，程吉人受其生母指使用磨快的菜刀连砍其庶母十三刀，将其活活杀死。
因县长及山东省高等法院第一分院仅判处程有期徒刑，所以其姐不服而上告。
韩重审后，认为原判太轻，杀人理当偿命，遂命政警(俗称衙役)将程吉人五花大绑，枪决在土山城根，此事一时震动鲁西南。
逃亡济宁 抗日战争爆发后，当北路侵华日军进攻济南时，韩复柒却公开说：“我们有这些部队，到哪里都可以自立。
带着民生银行，到哪里都有花的，也有吃的”。
并认为：“只要有了枪有了钱到哪里都可以做土皇帝”。
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在日军进攻面前，韩复榘不是率兵积极抗日，而是保存实力，弃地逃跑。
1937年12月22日，日军有1000多人从周林以北黄河渡口和济 阳河过了黄河。
蒋介石得知韩复榘有撤退的迹象后，给韩复榘发了十万火急的电报，命令他不得放弃济南。
但就在蒋介石发电报之时，韩复榘已经逃到了泰安。
随即日军占领了济南。
12月 28日，韩复榘得知济南失守和日军乘胜追往泰安的消息后，仍继续逃跑。
蒋介石又发急电，要韩“死守泰安”，但韩已经逃到了济宁，龟藏在济宁潘家大楼。
不仅如此，韩复榘还给从南京迁到武汉的国民党统帅部发了“南京已失，何守泰安”的电报。
这次事件以后，蒋介石与韩复榘的矛盾进一步公开化。
1936年1月11日，蒋介石策划了一个诱捕韩复榘的骗局，就是所谓的河南开封“北方抗日将领会议”，将其骗至开封。
会议以后，控制了韩复榘，将其直接押至汉口国民党“军法执行总监部”，并组织了审讯，判处死刑。
1月24日晚，在关押小楼的楼梯上，将其乱枪打死，时年48岁。
显赫一时的军阀土皇帝韩复渠就此呜呼。
尸体后来埋葬于豫南鸡公山。
1978年中国发生了什么重大的历史事件为什么说这一年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具
1978年中国大事记1、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1978年2月24日至3月8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第一次召开全国政协会议，与上一次全国政协会议相隔已有13年。
出席这次政协会议的委员有1862人。
他们当中除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外，有各爱国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的代表；有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界人士；有各民族的代表；有工人、农民、妇女、青年的代表；有台湾省籍同胞的代表和港澳同胞、归国侨胞代表和其他有代表性的人士。
大会通过了新的《中国人民政政协会议章程》和决议，选举为第五届政协主席，乌兰夫、韦国清等22人为副主席。
这一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政协恢复了重建，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2、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由于其取得的成果和特殊背景，而时常引起后人的关注。
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达3456人。
华国锋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
会议选举叶剑英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宋庆龄、聂荣臻、刘伯承等20人为副委员长，姬鹏飞兼秘书长，委员175人。
根据中共中央的提议，会议决定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根据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的提议，决定、李先念、徐向前等13人为副总理，决定了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
会议选举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
从最高领导人员的构成上看，一批老一辈革命家重新回到领导岗位。
会议取得的另一个巨大成果是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3、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1978年3月18～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
6000人出席，盛况空前。
代表中，来自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工厂、农村、部队、医院的科技人员3478人，占代表总数的62.3%。
其中，副研究员、副教授、副总工程师以上的有近千人。
开幕大会由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主持，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发表重要讲话，他着重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强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号召大家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
华国锋作《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报告，闭幕会上宣读了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
大会通过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表彰了826个先进集体、1192名先进科技工作者。
大会对改革开放的影响既重且深，在中国科技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4、《工业三十条》1978年4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工业三十条》)，发到各工业管理机关、各工交企业试行。
《工业三十条》规定，国营工业企业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和总工程师、总会计师的责任制，建立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制。
并分别明确了企业党委和职工代表大会的职责。
这个文件下达后，各地抓紧进行整顿企业的工作，使一批重点企业较快地改变了面貌。
《工业三十条》指导了工交领域拨乱反正，从而推动了中国工业的改革和发展，成为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新开端。
5、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发动之前，经济学界开始了以按劳分配问题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理论大讨论。
大讨论始于1977年2月，到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
在讨论过程中，《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研究》等报刊从1977年年中开始，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文章，把经济学界的讨论引向了社会。
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将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推向高潮。
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以按劳分配问题讨论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理论大讨论共举行了七次研讨会，至少有两千人次以上的理论工作者参加研讨。
研讨成果先后编辑成《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关于按劳分配问题》、《论按劳分配》、《建国以来按劳分配论文选》等文集出版。
6、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公开发表。
文章遭到了严厉的指责。
在激烈的反对声中，理论工作者又在6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关于真理的标准》的文章。
在罗瑞卿的支持下，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署名“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人民日报》给予转载。
但指责批评仍在继续。
在这个关键时刻，7月21日和22日，分别找中宣部长和中组部长谈话，对这场思想解放表示明确的支持。
9月10日《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审定的《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一文，《人民日报》9月25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光明日报》、《解放军报》9月26日转载。
这一系列的文章直指“两个凡是”的要害，从哲学层面上讨论解决党内的路线分歧，在全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大讨论。
这场大讨论，实质上是一场呼唤社会主义新时期伟大变革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性巨变的先导。
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意识和执政意识的新觉醒，为党和国家进行拨乱反正、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7、全军政治工作会议1978年4月27日～6月6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这次会议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召集，主要任务是，研究确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政治工作的方向和任务。
这次会议有军以上单位的政治委员或政治部主任等383人参加。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到会讲话。
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在会上作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报告。
6月2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到会作了重要讲话。
他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
是政治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实际上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
的讲话有力地支持了国内正在进行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在讲话中还谈到怎样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问题。
指出，政治工作是党的工作，政治机关是党的工作机关，要搞好各方面的整顿，恢复政治工作的职能、作用和威信，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
会议讨论和修改了加强军队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条例、干部服役条例三个文稿。
8、《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1974年11月起，中国和日本就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开始谈判。
1978年8月12日，两国和平友好条约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
华国锋、、廖承志出席，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和日本国外务大臣园田分别代表本国在条约上签字。
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史上的又一件大事。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共五条，其基本内容是，确认《中日联合声明》是两国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缔约双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在相互关系中，确定彼此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愿意继续为开展经济和文化合作，促进两国人民的往来而努力。
缔约双方还声明，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太地区或其他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条约有效期十年。
8月16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这项条约。
10月16日、18日、28日，日本的众议院、参议院、日本政府分别批准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同年10月，应邀访日，两国在东京交换了条约的批准书，《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赢得了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
9、发表“北方谈话”“北方谈话”是相对于1992年在深圳等地的“南方谈话”而言的，是指1978年9月13～20日，出访朝鲜归国，先后视察本溪、大庆、哈尔滨、长春、沈阳、鞍山，之后又经停唐山、天津，所到之处发表的重要谈话。
“北方谈话”的主要内容:1，尖锐地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要完整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2，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
3，我国体制存在很大的弊端，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
加大地方权力，特别是企业权力，要讲责任制；按劳分配，增加收入，刺激经济发展；精简机构，发展服务行业安置劳动力；用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改造企业，要到发达国家看看，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等等。
“北方谈话”集中反映了在历史大转折前夕的理论思考，对这一转折时刻的到来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10、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伟大抉择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共290人。
此前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为三中会议作了充分准备。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主要体现在:1、会议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为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确定了根本的指导思想。
2、会议确定了党的政治路线。
做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
3、会议提出了要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任务，是中国共产党确立全面改革开放战略方针的开端。
4、会议旗帜鲜明地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
5、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会议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
6、会议给已经查清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并提出要继续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进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
7、会议提出科学对待和思想的问题，强调要继承和发展思想。
8、会议研究了国际战略，确定了外交方针。
9、会议确定了祖国统一的新方针。
10、恢复和确定了正确的组织路线。
以这次会议为标志，实际上形成了以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为贯彻执行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奠定了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期，开辟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新篇章，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
11、中美建交1978年12月16日，中国和美国两国政府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联合公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公报说: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双方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事业。
公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将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一日互派大使并建立大使馆。
”中国和美国建交当日，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
中美建交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创造了一个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
12、城市改革的试点1978年开始的城市改革试点有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第一，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
1978年10月，四川就开始在重庆钢铁公司、成都无缝钢管厂等六个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
不久，试点企业扩大到100个企业。
1979年5月，国家经济委员会、财政部等6个部门在北京、天津、上海选择首都钢铁公司等8个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
第二，改革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从1980年起，开始实行新的财政体制。
主要作法是:北京、上海、天津仍实行统收统支；江苏省实行“比例包干”；广东省、福建省分别实行“定额上交”和“定额补贴”；云南、贵州、青海3省和新疆、宁夏、内蒙古、西藏、广西5个民族自治区实行特殊照顾（中央补助的数额每年递增10％）；其余15个省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新办法，一定5年不变。
第三，发展多种经济形式。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鼓励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中央制订了一系列方针、政策。
从1978年到1982年，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
这对繁荣经济，活跃市场，扩大就业门路，增加服务网点，方便群众生活，起了积极的作用。
上述三个方面的改革试点，使我国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可以说既为今后的改革积累了经验，又为改革的继续发展创造了条件。
13、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突破口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
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长期以来被当作“资本主义”进行过严厉的批判。
1978年冬，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将全村土地按人口承包到户，国家和公社大队的摊派任务分包到户完成，剩余的全归个人，即“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几乎与此同时，四川省农民也实行包产到组等责任制。
这一作法得到两省领导的支持。
联产承包责任制由于把生产队的统一经营与家庭的分户经营结合起来，把农民的切身利益同产量密切联系起来，有效地克服了平均主义和干活大呼隆、瞎指挥的弊病，有利于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
由于联产承包，农民在集体经济中的地位由单纯的劳动者变为既是生产者又是经营者，变为真正的主人翁，受到农民的欢迎。
联产承包也遇到巨大阻力。
、陈云等人给予支持，1980年9月，中央发出文件，突破多年来把包产到户等同于分田单干和资本主义的观念。
随后几年时间，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开。
解决了农村体制的重大问题，推动了中国农业的发展，带动了整个改革和建设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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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正先很恨何辅堂，魏正先通过军统的势力，准备谋害何辅堂，但几次都没成功。
历经三年多的时间，何辅堂被释放，死里逃生。
魏正先气急败坏，一心报仇，怂恿胡宗南的十万炮团攻打风雷镇，欲将风雷镇夷为平地。
在千钧一发的时刻，邹七用解放军佯动，牵制了胡宗南的炮团，使得风雷镇和何辅堂逃过一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