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战略博弈的心得体会
中美两国决定着世界，一个是现在的主宰，一个是未来的主宰。
两者关系复杂、微妙。
美国是一个现实主义、实用主义国家。
中国那
一个伟大的国家，包容万物、海纳百川。
当遇到危机时“韬光养晦”、“中庸之道”。
她知道只有强大了才不会“被”欺负。
她走和平的发展之路，不是“国强必霸”。
尽管是这样有些国家仍不相信，遏制、干预。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着。
中美两国的差距在各方面还是很大。
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这是她必走的。
我们那
未来是属于我们的，不要再年少轻狂，不要再感情用事。
踏踏实实的学点东西。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对于实践国家利益的意义有哪些 800字
自上世90年代以来，“国家利益”一词较多地出现在中国人的讲话和对外政策宣示之中。
后来，台湾问题，继之是对西藏、新疆问题，出现了“核心利益”的提法。
2010年，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我们首次明确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核心利益。
2011年秋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则正式、全面地提出了中国的核心利益。
核心利益的界定与对外宣示，对于我们维护与发展国家利益，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更好地与外部世界打交道，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然而，随着我们对“国家利益”、特别是“国家核心利益”的重视与强调，国外舆论对此的关注也日益上升，近年来，甚至出现了种种担心与置疑的声音。
在国内，专家学者、民众及媒体中的不同认知也逐渐显露出来。
本文结合对《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的学习心得，从若干方面，就如何认识与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特别是核心利益，有针对性地谈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以期通过讨论，对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及加强其政策指向，尽一份微薄之力。
一、关于国家核心利益的界定 在《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中国政府正式、明确地宣示了中国的核心利益，白皮书指出：“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
”对此，有人称为六大核心利益。
应该讲，这是在界定国家核心利益与划分国家利益层次上做出的重要努力，它首先确定了国家利益中最重大的部分，是国家利益认识上的一大进步。
但我认为，对于核心利益的界定仍然有讨论的余地。
首先，是否应将国家安全与其它五个方面并列为核心利益
事实上，国家主权等五个方面恰是国家安全中最主要、最重要的内容，但是国家安全的内涵却又不止于此 。
将国家安全与其它五个方面并列为核心利益，在逻辑上不够严谨，在内容上过于宽泛。
其次，“国家统一”与“主权”、“领土完整”的关系是什么
我认为，三者相关联系，密不可分，此前，我们将其表述为一项核心利益 ，即体现了这一点。
当然，由于中国目前尚未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台湾还存在着台独分裂势力，突出国家统一，将其视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项首要任务，则是非常必要的。
再者，“主权”、“领土完整”、“国家统一”、“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的内涵比较清晰，但“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的内涵是什么
是指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生态环境安全，还是指开放合作的国际市场、和平友好的周边环境
或者两者都包括在内
显然须要作出进一步的说明。
根据《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阐述的相关政策，我认为，上述两者都是“基本保障”的重要内容，必须使之紧密结合、相辅相成。
最后，在核心利益的表述上，建议明确加上“国民生命安全”的内容 ，这将更加符合党和国家近年来提出的“一切以人为本”的理念。
可以预言，随着社会发展及国家利益向海外扩展，对于中国来说，保护国民生命安全的重要性将日益彰显。
2011年春，我国采取果断行动迅速从利比亚大规模撤侨、撤员，已在实际行动上体现了这一点。
总之，为了更好地维护与发展国家利益，在对国家核心利益的界定上，还应继续下功夫，力争使其更加准确、全面、有说服力，对我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的工作起到有力的指导作用。
当前，要重点防止核心利益泛化的倾向和将核心利益内涵急剧扩大的冲动。
核心利益是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性的、至关重大的、事关全局的利益，范围宜窄不宜宽。
做出过宽的界定将会冲淡、弱化真正的核心利益，带来主次不清的问题，反而有损核心利益的维护与发展，在实践中造成国家战略资源的浪费及内政、外交上的被动。
此外，我们还应防止对国家核心利益界定做出过于简单、传统的理解。
例如，认为“界定国家核心利益就是对外划出了红线”，这种提法显然是不准确也不正确的，因为它不仅忽略了我与他国共同利益日益增多的现实，而且大大降低了我进行军事斗争和战争的门槛 。
这样的解读，既不符合我界定核心利益的初衷 ，也不符合我对外政策，应及时予以纠正。
二、关于建立完整的国家利益认知体系 与核心利益界定紧密关联的是对重要利益和一般利益的界定，目前学术研究界对此已有一些研究，但尚未上升到国家层面。
只有这些后续研究跟上并与政策接轨，才算基本上完成了国家利益层次的划分，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国家利益认知体系。
届时，核心利益将更加集中、突出，内政外交的轻重缓急将更为明确，针对不同层次的利益采取的应对手段，将更为精准有力。
那么，究竟哪些利益属于重要利益，哪些利益属于一般利益呢
与核心利益相比，两者的内容广泛，较具变动性，不像核心利益有限、稳定、持久，明确做出界定可能要费更多的功夫。
在此，仅试着提出一些界定的标准，大致有三条： 一是与国家核心利益相比，其重要性呈递减状态，国家对其投入的力量亦呈递减状态。
二是维护这些利益必须服从并有利于维护核心利益；在必要时，它们可能为维护核心利益做作出牺牲。
三是从应对手段上来看，核心利益就其性质来说是不容侵犯与破坏的，在核心利益上没有或只有极小的妥协余地，为了维护台湾等核心利益，必要时甚至不惜使用武力。
而在重要利益与一般利益问题上，对外发生分歧、冲突时，将坚持通过对话磋商来解决，坚持不诉诸武力和“不开第一枪”的方针，解决分歧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妥协和利益交换。
总之，为了更好地把握核心利益，在继续深化对核心利益研究与认识的同时，还应尽快把对国家重大利益、一般利益的界定提上议事日程，争取早日建立起完整的国家利益认知体系，使之成为我们制订战略、进行决策、完善制度建设的重要支柱。
这一体系一旦确立，应保持相对稳定，不宜频繁变动。
当然，对国家利益的界定与划分不可能一成不变，如果国际、国内形势及国家利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我们的界定与划分也必须及时做出相应的调整。
三、关于维护国家利益的手段 在人类历史上，无论是封建王朝还是新兴资本主义强国，都曾经主要依赖战争等强制手段来维护和扩充国家利益。
“建立殖民体系、争夺势力范围、对外武力扩张，是近代历史上一些大国崛起的老路。
特别是在20世纪，追逐霸权、实力对抗、兵戎相见，使人类惨遭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
” 在革命与战争时代，对于站在正义一方的反帝、反殖民主义的国家和人民来说，暴力也曾是其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维护国家利益的主要手段。
但是，现在时代不同了，维护国家利益的手段与方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对于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决心打破“国强必霸”的大国崛起模式、致力于建立互利双赢的和谐世界、综合国力不断上升的中国来说，则更是如此。
在新时代、新形势、新环境下，在对外交往中，为了维护国家利益、特别是国家核心利益，外交手段——这里是指近年来我们已经提出的融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为一体，使政府间外交、公众外交、民间外交形成合力的总体外交、大外交，应该被置于更高地位，发挥最主要、最突出的作用。
其主要任务是通过对外交流与对话，开展政治、经济、人文、军事安全、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合作；减少、消除相互误解；进行危机防范与管理，控制、解决利益冲突；建立与增强战略互信。
与以往的时代相比较，在大国力量的构成中，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努力中，军事手段的作用在下降，其可能获得的收益也在下降，这已是一个无庸置疑的事实。
进入新世纪后，军事力量超强的美国仍然动辄用兵，得到的只是深刻的教训。
但是，军事手段并未过时，在我维护国家利益、特别是国家核心利益的努力中，作为总体外交的一部分，其大可作为；作为防卫力量、威慑力量，其不可或缺，作用重大；在进行非战争军事行动方面，它已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承担起更多的重担；作为战争行为，它既是最后的选择，又是必不可失的防线。
在使用武力的问题上，值得注意的是，在维护主权与国家领土完整的努力中，须将领土争端问题与台湾、西藏、新疆问题有所区别。
台湾、西藏、新疆问题完全属于中国内政 ，事关国家统一。
在这类问题上维权，不能有丝毫的退让；一旦触及红线，中国有使用武力的坚定决心与意志。
而对于与邻国的领土争端，中国的一贯政策是通过和平对话解决而非诉诸武力，主张“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坚持“不打第一枪”的方针。
不久前，《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再次庄严宣示：中国“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在解决争端的协商对话中，“避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这一宣示对解决领土争端完全适用。
近两年来，随着我与一些国家海上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摩擦的上升，国内外置疑我现行政策的声音都在上升，或者认为中国的政策变化了（这种来自国外的声音多数出于误解，但也有少数是有意而为，故意挑拨），或者认为我们的政策应该调整，主张用武力解决争端。
对于这些错误的看法，政府、学界都应有清晰的回应，决不应让其动摇了国家的基本方针政策。
为有效维护国家利益，我们还必须处理好斗争、妥协、合作三者的关系。
当国家利益受到外来挑战与危害时，毫无疑义，斗争是必要的，是第一位的，是维护国家利益的主要手段；为了维护某些国家核心利益，中国保持使用非和平手段，包括使用武力的权利。
我们的斗争策略则是“有理、有利、有节”，这一策略方针是长期斗争经验的总结，经受过各种复杂形势的考验，在新的形势下应得到更好的应用。
妥协与让步亦是一种必要的手段，根据力量对比，在某些情况下，做出妥协与让步或者是为了减少国家利益的损失，或者是为了找到对立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或者是为了获取、维护其他方面的重要利益，或者是为了维护双方关系的大局。
当然，妥协与让步应是相互的和有限的，决不能损害国家的总体与长远利益。
与过去相比，在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尤其是在大国之间，为了避免双输、争取双赢，这一手段的重要性在逐步上升。
以合作来维护、争取国家利益，则是一种新思维、新方式。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全球化已把世界各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虽然各国仍然面临种种传统安全威胁，但面临的非传统安全挑战日益增长， “全球性挑战”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威胁” 。
在此情况下，尽管国家间仍有种种分歧与矛盾（包括在非传统安全上），但却利益交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斗则俱损，和则两利”，从更深的层次上讲，各国已乘在同一条船上，有着某种“生命共同体” 的关系。
面对国际形势、国际环境及国家利益关系的这种重大变化，如何以“合作保安全、以合作化干戈” ，以合作限制、消融彼此间的分歧与冲突，已经成为维护国家利益的重大任务。
推进这样的合作需要智慧，更需要战略眼光。
四、关于各种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局部与全局的关系 要有效维护国家利益，必须处理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各种利益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一般利益、重大利益与核心利益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核心利益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局部与全局的关系。
利益关系处理好了，各种利益将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相互配合，“1+1>2”；处理不好，则可能顾此失彼，“丢西瓜拣芝麻”，甚至可能“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在此，主要就处理两种关系谈一点看法。
首先是核心利益之间的关系。
最理想的状态是，各种核心利益可以在相互促进的情况下得到实现，换句话说，就是应尽可能地使维护核心利益的努力相互支持、配合与协调，避免出现为维护某一核心利益而导致其他核心利益受损的情况。
但在现实中，核心利益之间也可能出现一定的矛盾，使我们面临艰难的抉择。
例如，在本世纪初，面对猖獗一时的台独势力，如何处理坚持现代化建设和解决台湾问题之间的关系，曾经成为困扰中国研究界、决策层的一大问题。
当时，专家学者中曾出现较大的分歧。
后来，经过全面衡量，我们统一了认识，明确了政策，较好地解决了这一矛盾。
当前，随着中国与周边国家海上争端的上升，我们似乎又面临着新的困扰，须要做出新的抉择。
然而，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处理核心利益之间可能出现的矛盾，“需要发展一种实现国家核心利益的总体战略”，“改革开放以来指导中国外交实践的和平发展战略”就是这样的战略。
我相信，只要坚持和平发展的战略抉择不动摇，坚持实现国家现代化和人民共同富裕的总体目标不动摇，在当前，我们就可以解决国内民众中出现的困惑及政府决策上的困扰；在未来，面对新的矛盾，也一定可以根据轻重缓急，较快地做出明晰、正确的决断。
其次，关于局部与全局的关系。
在维护国家利益时，这是我们会经常面对的一个问题。
对此我有两点基本看法。
第一，当国家利益、特别是核心利益受到挑战时，首先要分清这一挑战是局部的还是全局的，如果只是局部的，或者挑战看似来头很大，却根本无法撼动我根本利益，我采取的应对及反制措施应是有限的、渐进的。
而如果挑战是全局性的，可能对我核心利益造成实质性损害，我则必须做出全面、强烈的反应。
第二，在现实环境中，常会遇到的一种情况是，对方的行为可能或已经危害到我方某些方面的利益，但与此同时，我与对方在其他诸多方面仍存在重要的共同利益。
在此情况下，我们必须权衡利弊得失，做出总体评估。
如果评估表明，两国关系仍是共同利益为主，或者保持与发展两国关系仍获益更多，那么在开展斗争的同时维护两国关系的大局仍是必须遵循的原则。
多年来，在这方面，我们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有许多众所周知的案例。
然而，近两年来，对于处理对外关系时要“维护大局”、“把握全局”这一基本观点，国内却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一些原本正确的做法遭到置疑。
针对这种现象，强调维护国家利益必须处理好局部与全局的关系显然十分必要。
五、关于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及全球利益的关系 当今世界或者说国际社会仍然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并由民族国家所组成的。
每一个国家都有其自身的国家利益和国家核心利益，并都将其作为制订对外政策的主要依据。
主权国家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是天经地义的，中国也决不例外。
对此，中国政府、广大民众及媒体有着高度统一的认识。
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看到，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各国利益的交融共生已达到空前的高度，相互间的摩擦与碰撞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形态。
在此情况下，要有效维护与发展国家利益，不仅必须处理好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的关系，还必须处理好本国利益与全球利益（也称全球共同利益、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关系。
恰是在这些问题上，我们面临着许多新挑战、新课题，国内也有种种不同意见，有时甚至发生激烈的争论。
我认为，在新形势下，要处理好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的关系，除了要处理好上文提到的斗争、妥协、合作三者的关系外，还应特别强调三点：一是要更加注重合作，不仅要在双方有共同利益或存在利益交集的领域大力加强合作，而且应在减少摩擦、控制冲突方面积极寻求合作（对此尤需以新思维进行探讨），还应该把加强合作作为抑制与缓和分歧的重要途径。
二是要尽力防止因双边关系中的摩擦与分歧妨碍双方的合作，对以停止或放弃合作来应对摩擦与分歧的做法尤要慎行。
三是在利益竞争中，博弈与斗争是必然的，为己方争取较大的利益也是必然的，但要超越零和博弈，力争通过磨合实现互利双赢，坚决避免双输的结局。
“全球利益”是一种较新的提法。
随着世界各国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及各国面临的全球挑战不断加剧，这一提法应运而生。
有学者将之定义为“人类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基础上的共同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总和”，“人类社会发展特别是全球化过程的必然产物”。
我认为，如果简单通俗一点，也可将其定义为在全球化形势下，关系世界各国的生存与发展、为绝大多数国家所公认、需要各国共同维护的利益。
这些共同利益在非传统安全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处理本国利益与全球利益的关系时，从理论上讲，使两者得以并行不悖的发展应是首要的也是最基本的原则。
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处理这一关系却并非如此简单。
如果本国利益与全球利益基本一致，当然好办，将两者紧密结合起来就是了。
但如果出现差别又该怎么办
最常见的有两种情况，一是虽然从长远看，本国利益与全球利益相一致，但在近期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二是虽然在总体上本国利益与全球利益相一致，但在局部上却有所抵触。
面对上述情况，一种选择是使本国利益服从全球利益，这需要多数国家采取类似的行动，否则，将会有损本国利益。
另一种选择是使全球利益服从于本国利益，然而，如果多数国家都这样做，全球治理将举步维艰，最终可能导致“多输”的结局。
从长远看，我们努力的目标应该是争取世界各国都把全球利益放在第一位，真正地、自觉地组成“生命共同体”，这将是世界新秩序得以建立的重要标志。
但从现实出发，在较长的未来，我们也许只能尽力在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之间不断寻找平衡点，努力争取使两者有越来越多的交集。
换句话说，就是当本国利益与全球利益存在差异的时候，既不能简单地使本国利益完全服从于全球利益，也不能为了本国眼前或局部的利益而置全球利益于不顾。
近年来，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上，中国一方面坚持东京议定书确定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坚持自己的发展利益，一方面又根据本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的现实，日益承担起了更大的责任。
这是我们在处理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关系方面作出的有益尝试，值得充分肯定。
今后我们应朝着这一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进，同时也推动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共同为维护全球利益而努力。
求一篇中美关系3000字的论文
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明显的成本优势，广阔的市场和无可限量的发展潜力；另一个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经济，科技实力的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
中美两国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发展。
就中美当前的关系来说，是处于一个蜜月期，但问题与冲突同样存在。
因为在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就中美目前的情况来看，还在意识形态，政治影响，经贸摩擦等方面存在问题。
整体上说，自2009年1月美国“新科”总统奥巴马执政以来，中美关系保持了稳定，并取得了许多积极的进展。
但步入2010年后，中美关系将呈现大盘回调、局部震荡的格局。
回顾：2009年中美关系平稳增长 2009年4月1日，在伦敦期间，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举行了首次会谈。
除了就如 何应对金融危机深入交换意见外，两国元首还强调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建立中美战略 与经济对话机制，进一步深化广泛领域的互利合作，加强能源、环境以及领域的政策对话和务实 合作，恢复和扩大防扩散和其他安全问题的磋商，扩大两国立法机构、地方、学术、青年等社会各界的交 往，恢复人权对话，推动两国军方关系继续改善和发展。
2009年9月21日至25日，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马不停蹄地出席了四大峰会，从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气候 变化峰会、第64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以及安理会核不扩散与核裁军峰会，到在匹兹堡举行的20国集 团领导人第三次金融峰会。
中美首脑分别在核不扩散、和全球经济问题上提出了负责任的主张， 双方表示将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致力于在2010年成功完成。
2009年11月13日，奥巴马启程前往亚洲进行8天访问。
在其丰富多彩的为期4天的中国行中，奥巴马与中 国领导人就经济复苏、气候变暖、开发新能源、防核武器扩散、地区安全等双方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进行了 坦率、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会谈，共同发表了。
“中方表示，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 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作出努力”，“美方重申，美方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 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双方重申致力于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并将采取切实行动稳步 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
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两位国家元首先后在伦敦和纽约举行正式会晤、5次共同出席国际会议、4次通 电话。
而奥巴马在上任后头一年就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更是中美交流史上的第一次。
与此同时，两国政府 重要的内阁成员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悉数见面。
2009年5月24日至31日，众议院议长率众议院代表团访华。
9月6日，人 大委员长吴邦国访问美国。
这是20年来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首次访美。
又如，人们还用木桶理论的短板来 形容两国脆弱又滞后的军事关系。
奥巴马上台后，双方加大了在这方面的努力。
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 厚访问美国并与盖茨达成了关于军事交流的七项共识。
两国关系的内涵不断丰富，一些新的重大议题进入中美关系的议程，诸如如何应付、、开发新能源、阿富汗及局势等。
上述议题均为奥巴马上台后面临的最紧要的对外政策 议题，这些议题成为中美关系的议题表明，奥巴马政府较上届政府相比，更加重视中美关系，更加看重中 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
前瞻：2010年中美关系或许局部震荡 过去30年的历史表明，中美关系的发展循着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轨道，有时步入低谷，但一段时间后又峰 回路转，攀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奥巴马执政以来，中美关系开局良好，但步入2010年后，我们已经感到中美关系的政治气氛在变冷：在双边关系上，美国正在做一些刺激中国神经的事，譬如美国决定向台湾出售包括爱国者三型导弹在内的高性能武器，借谷歌事件指责中国限制言论自由，奥巴马扬言将会 见达赖喇嘛，美国指责中国政府人为降低人民币汇率损害了美国利益，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的“特保案” 不断增加等;在地区或多边议题上，中美的分歧也因为相关问题的复杂性而凸显出来，例如朝核问题、伊 核问题、全球气候变化问题。
中美关系的变冷有其自然的逻辑，对此我们不必感到惊讶。
一是因为两国关系中一些老的结构性问题依 然存在，如中美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制度方面以及台湾问题等老大难问题上的分歧，一直在羁绊 着中美关系。
二是因为中美关系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结构性问题。
随着中国国力和自信心的增强，中国在世 界舞台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而作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尚未适应中国力量的到来，时时担心中国的 崛起会以美国衰落为代价，诸如“中国模式”会取代“美国模式”，全球化中的美国化会因中国化而受到 阻止等，这就形成了新兴国家与老牌国家的结构性矛盾。
双方需要从很多方面来妥善处理诸多挑战和问题： ——从战略上，适度降低对对方的期望值。
2009年中美关系的热络，主要是由于奥巴马面对一些急迫的 问题，如金融风暴、气候变暖、核武扩散、甲流肆虐、塔利班卷土重来等，认识到与中国合作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
奥巴马政府对中国在这些领域发挥作用的期望值很高，希望说服中国在这些领域发挥更多更积极 的作用，承担更多的责任。
中国从自己的国情和国力出发，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但美国却认为中国 做得不够，并开始有所抱怨和指责。
当中国不能如美国所愿行事时，美国就感觉很受伤害。
而中国也对奥巴马存在着过高的期望——既然美 国说了要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那美国就应该尊重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就 应该在台湾、涉藏、涉疆等问题上尊重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
但事实上，奥巴马政府无法跳出美国政策的 惯性而停止售台武器，不理达赖，满足中国的期望。
双方对于对方的期望存在着巨大落差和错位，因此需 要重新冷静认识对方能够做什么，而不仅仅是期望对方做什么。
——从政策上，美国应尽量避免国内政治的干扰。
我们现实的要求只能是：美国领导人能够超越于党派 之上，从全民总统、一国领导人的高度出发来制定对中美关系有利也是对美国有利的正确政策。
从政治上 讲，2010年对奥巴马来说是困难的一年：一方面，奥巴马个人的政治资本由于增兵阿富汗、医疗改革等而 在党内、国内消耗殆尽。
这体现在奥巴马支持率呈现出“高开低走”的趋势：上台之初的支持率超过冷战 后任何一位总统，但他现在的支持率是同期这些总统中最低的。
另一方面，2010年适逢中期选举年，中期 选举结果一向被认为是对在职总统工作表现的判决：如果在职总统的政党丢失席位过多，则被视为选民对 在职总统工作投了不满意票。
2010年1月19日在麻萨诸塞州(以下简称麻州)的一次参议员特殊选举中，共和党候选人斯科特·布朗以 52%∶47%的优势战胜了民主党候选人玛莎·科克利，引起了民主党的焦虑。
因为麻州是全美“超蓝”的一 个州——是民主党的大本营。
布朗所获得的这个议席是已故民主党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把持了47年的议 席。
布朗是1972年以来麻州第一位当选为参议员的共和党人，而且布朗就是打着反对奥巴马医疗改革计划 的旗号而获胜的。
奥巴马在投票前几天亲自到麻州为科克利站台，也没有能够挽回科克利的败局。
这都充 分说明了无论是奥巴马的明星般的魅力还是奥巴马的改革，对选民(尤其是独立选民)来说都不再具有吸引 力了。
奥巴马的支持率走低势必影响到国会中民主党议员的情绪，在面临竞选连任的议员中，他们支持总统政 策的动力减少，特立独行的可能性增加，在对华政策上也就有可能与总统唱反调。
——从议题上，双方有必要进行微观管理。
2010年，中美关系的“议题之争”会更加频繁，老的未去新 的又来。
老议题如台湾议题、人权议题、人民币汇率议题、知识产权议题、贸易平衡议题、涉藏议题、朝 核议题、伊核议题等，新议题如气候议题、地区影响议题等。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之势。
2009年以来，美国对中国产品共发起10起反倾销和反补贴合并调查，两起 反倾销调查，一起特保调查，涉及轮带、禽肉、轮胎、铜版纸、油井管等多种输美产品，立案频率之高， 在世界贸易史上都是罕见的。
2010年这种趋势还会持续，如果处理不当，不仅会影响双边关系，还会影响 全球贸易。
最近发生的谷歌事件，本来只是一桩商业事件，结果美国将它演变为一桩政治事件、外交事件。
谷歌进 中国也非一朝一夕，何以不明白中国的相关政策和相关法律，近来才如此发飙?美国一直高举言论自由、 网络自由的大旗，为何在去年不言语，今年则大叫要信息自由?看来时机很重要。
去年没有声响，缘由是 因为需要中国、不敢得罪中国;今年经济有所复苏、中国又使之失望，因此不怕得罪中国了。
正所谓此一 时彼一时。
这就是美国政治的权宜之计。
美国对中国满意时，人权问题退居二线;一旦美国对中国不满或 失望时，人权问题就浮出水面。
对中国来说，需要警惕的是，由于中国发展的路径与美国设想的不一致， 美国知识阶层和精英阶层对中国的前进方向难以把握甚至有一种幻灭感。
之所以要微观管理这些议题，目 的就是要避免任何一个议题失控，进而管理好整个中美关系的大格局。
中美自建交以来，两国关系跌宕起伏，时有摩擦和波折，但从大的方向看，这艘巨轮一直在向前发展。
因此，我们对于2010年可能到来的中美关系大盘回调，局部震荡应该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和应对预案。
毕竟 中美关系不是一方的事，而是双方的事，需要双方悉心经营。
正如胡锦涛主席在与奥巴马会面时说：“中 美两国国情不同，双方存在一些分歧是正常的，关键是要尊重和照顾双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点。
”
如何看待中美关系 600字
由美国为首从中国东西南三个方向对中国实施战略包围（北方是俄罗斯，不会与中国产生敌对）。
一、 首先 以关岛、日本、韩国、台湾对中国东方进行战略威慑， 二、以南海5国（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印尼、文莱）、澳大利亚、印度、美国第五舰队为主对中国南方大面积海域和藏南进行威慑。
三。
以以驻伊拉克、阿富汗美军、以色列、沙特为主在中国西方围堵中国 目前，该战略已经实施完毕，美军方为了更好地巩固对中国的战略威慑能力，又推出了 重返亚洲战略 矛头直指中国， 然而美国近期发表了海空一体战白皮书中，明确将中国设为假想敌，中国在该白皮书中被提名三次
与伊朗相当... 希望能帮助楼主
纯手工哦......
浅谈中美贸易摩擦的缘由跟1000字
中美贸易摩擦是中美经济关系中的重要问题。
贸易摩擦主要发生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领域；二是中国没有优势的进口和技术知识领域。
前者基本上是竞争性的，而后者是市场不完全起作用的，它们对两国经济福利和长期发展的影响是不同的。
中美两国在钢铁、轮胎和汽车进出口问题上时有矛盾，2011年12月，中方对美国汽车实施双反税法案。
东盟对中国的意义
近年来，中国东盟之间的经济、贸易合作关系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继2001年双方宣布在10 年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2年双方签订《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之后，2003年10月8日，温家宝总理在印尼巴厘岛与东盟领导人共同发表了新的联合宣言，把双方关系从1997年双方确立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提升为“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东盟关系这一崭新定位，既是多年来双方经济、政治合作良好发展的一个结果，也将成为双方进一步经贸合作的指导。
本文将就中国东盟双方的经贸关系的发展历程，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的一些进展，中国推动与东盟的全面合作关系的意义等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一、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发展历程 中国东盟双边经贸合作的发展包括贸易投资等具体领域的合作与合作的机制化建设两个层面，在过去的十几年中，这两个方面一直是在不断的协调中推动着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贸关系稳步向前发展。
从具体经济合作层面看： 1．双边贸易稳步增长，为双边经贸关系的深化奠定了基础。
表1给出的是自1990年以来中国东盟双边贸易的轮廓，很显然，它描绘的是一条斜率很大的增长曲线。
从1990年到2002年13年间，双边贸易从70.5亿美元猛增到547.7亿美元，增长近8倍，其结果是2002年双方互为对方第五大贸易伙伴。
这无论对中国还是东盟来说，都意味着相互依赖程度的大大加深，成为各方面关系进一步深化的基础。
对于中国来讲，东盟日益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中可与美、日、欧比肩的重要伙伴，而且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伙伴。
这对中国逐步摆脱对欧美市场的过分依赖的努力来说无疑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从东盟角度来看，双边贸易的增加意味着更多的收益。
作为东盟分散对外部市场依赖的努力的一部分，这可以使东盟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1]东盟同时也从这种关系中得到了真正的收益：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2002年来自东盟的进口在我国总进口中的份额已经比1990年翻了近一番。
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盟对中国持续顺差，并且差额越来越大，2002年达到76.3亿美元。
中国作为一个快速增长的大国通过贸易表现出了很大的福利外溢，这对东盟国家来说十分重要，因为金融危机后东盟国家的外资流入大幅下降，对华贸易的顺差有益于它们维持国际收支的平衡。
因此可以说，是中国的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东盟国家自金融危机以来艰难的经济复苏。
表1.1990年—2003年中国东盟双边贸易（单位：亿美元） 年份 中国出口 中国进口 贸易总额 金额 占中国总出口份额 金额 占中国总进口份额 1990 39.8 6.40 30.7 5.75 70.5 1991 44.6 6.20 39.4 6.18 84 1992 46.7 5.50 44.1 5.48 90.8 1993 53.4 5.82 63 6.06 116.4 1994 71.6 5.92 71.7 6.20 143.3 1995 104.7 7.04 99 7.49 203.7 1996 103.1 6.82 108.5 7.81 211.6 1997 127 6.95 124.6 8.75 251.6 1998 110.3 6.01 120.7 9.00 231 1999 121.7 6.24 148.7 8.97 270.4 2000 173.4 6.96 221.8 9.85 395.2 2001 183.9 6.91 232.3 9.54 416.2 2002 235.7 7.24 312 10.57 547.7 2003 137.7 7.24 204.7 11.02 342.4 资料来源：数据采自《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年鉴》及商务部网站。
注：2003年数据为1-6月份。
2．东盟国家是我国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来源，这加强了东盟在我国对外经贸合作中的地位。
投资领域的合作事实上很不对称。
由于中国资本项目的管制的影响，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非常有限。
[2]截止到2003年6月底，我国在东盟的直接投资仅有8.7亿美元[3]。
而东盟国家自1995年以来对我国的投资一直保持在每年30亿美元左右（表2），是我国前五位的投资来源。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的市场会逐步扩大，双方通过自由贸易区建设也会使市场逐步融合，东盟对中国的投资会继续增加。
对于在短期内经济增长仍无法改变依赖外资局面的中国来说，东盟的作用就比单纯的贸易伙伴来得更重要。
表2. 东盟对我国的直接投资单位：亿美元 年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数额 26.59 31.94 34.28 40.58 32.75 28.45 29.84 32.60 17.4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及商务部。
注：2003年数据为1-6月份。
3．劳务输出、海外承包工程等领域的合作发展也很快。
东盟是中国最大的海外承包劳务市场。
到2000年时，中国公司在东盟国家签订的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项目就已达到3651项，合同金额27.29亿美元，完成营业额19.25亿美元。
近两年这方面的合作又有了新的发展，而作为中国加入WTO后服务业开放的收益的部门，中国东盟在这一领域的合作被认为具有广阔的前景。
从合作的机制化建设层面看： 1．中国与东盟之间机制化建设虽然起步比较晚，但发展速度非常快。
作为一个区域组织的东盟成立于1967年，因当时意识形态的差异与中国一直没有正式的关系。
直到1991年东盟第24届部长会议，钱其琛外长第一次以东道国马来西亚政府客人的身份参与东盟的活动才开启了中国与东盟合作发展的大门。
这说明1991年之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还只是国别的。
但从那以后，双边关系就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前面的分析显示，双方在贸易、投资及其它经济领域的合作作为初始的推动力，在双方合作向机制化推进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作为背景，其他三个方面的因素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也不能忽视。
首先，冷战的结束打破了中国东盟之间的意识形态坚冰，地区国际环境的这一变化以及全球化、区域主义的兴起应该说是双边关系向机制化发展的一个共同的前提。
其次，东盟与美国关系的转变使其在大国之间寻求新的平衡。
从1992年起，东盟迈出了在地区一体化方面的重要一步，即宣布在15年内建成东盟自由贸易区，作为一个整体的意识得到加强。
作为其“大国平衡”战略的一部分加强了与中国的合作。
[4] 第三，1992年南巡讲话发表，中国开始加大改革开放力度，作为我国近邻的东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东盟的商业部长开始会晤，并于1995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国东盟联合合作委员会，设立了中国东盟合作基金。
1997年，随着当时“9+1”对化机制的启动，中国东盟进入“睦邻互信合作”阶段。
这一时期双方无论在贸易还是投资领域的合作都迅速发展，不断为双边关系的机制化进程注入信心，同时合作带来的互信程度的提高指引着双方合作向更深入、更广泛的领域发展。
2．随着中国东盟宣布建立自由贸易区，机制化建设跃上了新的高度，开始指引双方关系的发展。
2001年，中国东盟在文莱宣布用10年的时间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一时引起很大的国际震动，除了政治上的考虑外，最直接的原因无非是机制化的推进速度超出了一般经济学原理所能支持的进度，如双方贸易依存度远未达到建立自贸区的水平等。
[5]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批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还是顺利进入了谈判阶段。
2002年，中国东盟双方不仅就自贸区的一些基本原则达成一致，还以此为核心将合作推开到整个经济领域，签署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对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做出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规划。
至此，贸易、投资等单个领域的合作在扩大共同利益、增加互信的基础上推动着机制化建设，使双方的经济合作逐步纳入到了一个系统的框架中。
总之，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东盟之间最活跃的经济合作当属贸易和投资这两个领域，而贸易合作较之投资来看更能体现“双赢”。
除了其他一些同样重要的因素外，贸易、投资的良好合作不仅使双方获益，而且为双边合作的深入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机制化建设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加速发展。
目前，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已经确立，贸易、投资及其他经济合作都在双方自贸区的规划中有序的发展。
机制化的建设使得贸易、投资发展目标更加明确。
例如，在最近刚刚召开的“10+3”领导人会议期间，中国总理温家宝与东盟领导人发表的联合声明就提出到2005年双边贸易达到1000亿美元的目标。
二、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关系的进展 在机制化建设方面，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
2001年，中国东盟双方领导人达成了建立自贸区协议，标志着中国东盟双边经贸关系的机制化建设迈上了新的台阶。
一年后，双方签署的《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将双方已经处于良好发展之中的贸易、投资合作关系拓展到了经济合作的其他领域。
除了贸易自由化外，农业、信息通讯、人力资源开发、相互投资和湄公河开发合作五个领域被列为重点合作领域。
今年“10+3”领导人会议上中国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中国东盟双方的政治互信已经达到较高的层次，为下一步经贸关系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具体来看，有两点是比较突出的： 1．双方谈判进展顺利，“早期收获”[6]进入实施 根据中国东盟双方《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规定，双方首先需就各国纳入“早期收获”的产品以及“原产地规则”进行谈判，并在2004年6月底以前结束其他相关贸易产品关税问题的谈判。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10+3”领导人峰会上对谈判工作做出了肯定：从2002年开始首轮谈判的中国东盟贸易谈判小组的工作目前进展顺利，“早期收获”产品的谈判工作已经结束，明年初开始执行。
这打消了人们对于此前因菲律宾决定退出“早期收获”计划而对自贸区前景的担心。
很显然，东盟国家发展水平差别很大，各自的利益诉求必然会有差异，因此在作为一个整体与中国进行自贸区谈判时，存在着一个内部协调问题，这是多数学者在考虑自贸区前景时都注意到的一个因素，认为这是中国东盟自贸区可能遇到的障碍之一。
“早期收获”计划的顺利落实说明双方对于自贸区将会带来的福利效应的认识还是很充分的。
同时，双方合作的政治意愿在这一活动中也得到体现，由此我们对明年货物贸易谈判的顺利结束及按时落实可以抱乐观态度。
从双方的贸易和投资发展情况来看，我们同样可以得出类似的乐观结论。
尽管自贸区计划还处在谈判阶段，它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已逐步显现出来。
2002年，双边贸易比2001年猛增了31.6%，达到547.7亿美元，今年上半年就已达到342.4亿美元。
随着明年“早期收获”计划的实施，双边贸易还会有更大幅度发展。
2．中国—东盟之间的合作关系得到进一步提升 《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签署，标志着中国成为东盟的第一个战略伙伴。
这对提升中国与东盟关系、引导10+3合作进程都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不仅显示了自贸区建设对双边关系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可以看作是自贸区建设在更广泛意义上的展开。
首先，它标志着双方合作向全方位合作的迈进。
中国东盟确立的战略伙伴关系既包括经济合作，也包括政治、安全、社会以及地区和国际问题的合作。
其次，它是双方关系的一个崭新定位。
正如宣言中指出的，“中国东盟之间的政治安全合作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逐步成熟起来”，战略伙伴关系是建立在“中国东盟双方关系快速、全面、深入发展，相互成为重要合作伙伴”的基础上的。
这一关系的确立不仅是对过去双边关系发展的一个总结，也将成为指导双方下一步合作的重要依据。
第三，作为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中国此次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证明双方的政治互信显著提高了”。
这个1976年由当时东盟5国签订的条约目的就是保持条约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要求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
中国加入这一条约，意味着主动放弃武力解决南沙问题这一选择，充分显示了我国积极参与区域合作的真诚态度，温家宝总理此行提出的“睦邻、安邻和富邻”的政策主张也由此得到更有力的制度支持。
三、中国东盟全面合作关系意义及前景 1．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一部分 推动与东盟的全面经济合作对我国维持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是很重要的，而且这种努力的前景令人鼓舞。
中国目前1万亿美元的GDP在全球近140万亿的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仍很低，这决定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仍需要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来提高我们的国家实力。
而相对较低的人均GDP使内需无法在短期内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这意味着目前经济增长依赖贸易和投资的格局会继续维持。
从过去几年的情况看，中国出口严重依赖美、日、欧市场已经开始暴露出一些问题。
培育东盟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就显出了一定的战略意义。
从过去十多年双方经贸的发展来看，合作的潜力还是很大的，说明双方的合作还是有充分的机会“把蛋糕做大”，从而能够使双方从合作中获益。
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东盟经济的发展对我国来说与自身发展变得同样重要。
亚洲金融危机使东盟国家陷入严重衰退，我们也同样承受了相当大的困难。
危机说明我们不仅要同周边国家加强合作，而且要通过合作使他们获得发展。
稳定的周边是经济稳定增长的一个重要保证，只有这样才可以使我国经济长期健康的发展。
2．作为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努力的一部分 推动东亚合作符合这一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尽管目前在合作中还存在很多困难和障碍，但没有哪个国家会否定东亚合作将会发挥的作用。
中国东盟全面合作关系、特别是自贸区建设一方面是中国在推动区域合作上的一次机制创新，[7]通过中国东盟“10+1”关系的发展来推动另外两个“10+1”及整个东亚的合作。
另一方面也可以把这种努力看作是“10+3”面临僵局的情况下，中国推动地区合作的最现实的选择。
[8]但从中国的实际行动看，中国在推动东亚合作上采取的是多渠道立场。
很显然，中国仍然支持以“10+3”这一机制作为推动东亚合作的主要机制。
目前，关于东亚合作讨论较多的是将“10+3”领导人会议发展成为东亚峰会，以及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
此次会议前一周，中国刚刚牵头在北京成立了旨在为东亚合作提供智力支持的、由“10+3”各国智库组成的“东亚思想库网络（NEAT）”，这次会议上，总理又提出启动东亚自由贸易区可行性研究的倡议，表明了中国以“10+3”推动合作的态度。
同时，中国使图通过推动与东盟的双边关系来带动整个东亚合作：事实上，中国自从宣布与东盟建立自贸区开始，已经对另外两个“10+1”的进展起到了很大促进作用。
此次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以及与东盟确立战略伙伴关系，其促进效应也将同样明显。
目前日本已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确定了联盟关系。
如果韩国也加入条约并进而与东盟确立战略伙伴关系，则一方面“10+1”合作得到全面提升，将直接有利于东亚合作；另一方面东盟将通过《条约》的作用在中、日、韩之间发挥桥梁作用，使中、日、韩三方的政治合作取得突破，这对未来东亚合作无疑也是大有裨益的。
3．作为地区综合战略的一部分 国际关系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大国之间的战略互动关系。
因此，考虑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将美国因素纳入进来，[9]双方的合作实际上是一种三方博弈。
很显然，在两个大国之间搞平衡的东盟至少在短期内无法获得与另两方同等的地位，对它来说，在这一时期能成为另两方争夺的关键“棋子”而不仅仅是“棋盘”的一部分就是十分成功的。
东亚地区历来是我国重要的利益所在。
但在1991年以前，当时的国际关系及东盟特殊的地缘政治优势使其成为中美关系中一颗重要的棋子，东盟在当时是明确站在美国一边的。
冷战后美国与东盟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东盟国家对于美国不再慷慨给其市场的抱怨就意味着我国改变东亚地区政治经济格局的机会的出现。
中国东盟的经济合作在这一层面上就成为中国东亚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
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传统战略利益使其不可能坐视中国在东亚的崛起，中国要主张在东亚的利益就必须有一个合适的切入点，而地区合作浪潮的兴起为中国加强与东盟的关系创造了条件。
目前，中国东盟已经迈进到战略伙伴关系这一层次，这一战略的目的已经初步显现。
相信随着双方政治、经济、安全合作向全方位的展开，中国东盟合作在维护我国东亚利益方面的作用还会得到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