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和三个代表
“川普现象”实为保守主义。
1、我同意文中的大部分观点，特别是关于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的区别，以及美国精英式民主的传统以及民粹主义对美国政治平衡的实际影响几部分。
2、这种“民粹主义”的分析有一定道理，能够部分解释川普受到很多低收入，低教育水平白人支持。
3、但是仅仅用民粹主义无法反映出当下现实政治的复杂性，特别是对成长于社交媒体，接受良好教育而且具有全球化眼光的年轻一代。
笔者试图加入另外的维度，以期丰富整个分析图景。
4、对于“川普现象”的分析，民粹主义这样解释：很多中下层白人对自己待遇的不满，特别是相对于平权运动以来对少数族裔政策逐渐倾斜，而不断强化“白人历史原罪”所带来的对白人弱势群体相对忽略。
5、如果说川普是民粹主义的代表，更多处于社会底层的黑人应该更多的投票给他而不是希拉里。
这个原因并不难理解，因为希拉里所代表的民主党，特别是奥巴马政府以来，对黑人，特别是墨西哥移民的政策倾斜，更加倾向于用高福利（奥巴马医改）来获取底层黑人和移民的支持。
6、更不要说，事实上，支持川普的白人的平均收入水平，要比支持桑德斯和希拉里的支持者收入水平要高。
这也是为什么，刘瑜把川普称作“伪装成平民主义的精英主义”。
其实从这个逻辑出发，也可以把希拉里称作“伪装成精英主义的民粹主义”。
7、所以，问题的实质可能不是收入问题，而是对于政府高福利政策的看法。
很多支持川普的白人，即使是那些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白人，很多是因为对政府政治上扩大权力，经济上增加税收的担忧。
而且，还有从心理上对扩大福利所带来的对“清教徒精神”所侵蚀的恐惧。
这种担忧和恐惧与其说是“民粹主义”，倒不如说是“保守主义”。
为什么美国不能赢得阿富汗战争
果逻辑上看，美国之所以进军阿，是出于对基地组织和支们的塔利班的报复。
际上远没有这么简单，如果仅仅是打击一个恐怖组织，是不值得让数以万计的美国大兵，在此处逗留十余年之久——不管有多大仇恨，性价比决定了，这事儿应该交给中央情报局。
美国之所以如此，根本目的是想趁此机会，撬动中亚地缘政治格局。
阿富汗是中、俄、伊三大地缘势力交汇，它的归属，会对地缘政治格局造成重要影响，一旦有美国在这里站稳脚跟，就等于同时在三大势力的后方开辟出新的战场，中俄伊的大后方安全形势将急剧恶化。
鉴于阿富汗地处亚欧大陆内陆，地缘格局相当闭塞，即便是周边势力，都很难对此施加影响。
在《地缘政治56：是什么铸就了阿富汗“帝国坟场”威名
》一文中，云石君已以苏联侵阿失败为例，证明了阿富汗特殊的地缘条件，决定了任何一方势力对它的影响都是非常有限的。
外来力量纵然实力超强，面对阿富汗本土势力时，也最多就能维持个微弱优势。
就算侵入者不惜血本，但只要其他势力稍做帮助，本土势力就能将侵略者拖入泥潭。
苏联好歹也是超级大国，当时还和阿富汗接壤，尚且落得这个下场。
美国虽然强过苏联，但地缘关系上却与苏联全不能比，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经营阿富汗的难度也不在苏联之下。
所以，只要有外来势力介入，美国依然难逃当年苏联厄运——当年就是美中等国暗中支持阿富汗反抗势力，最终把苏联坑了个稀里哗啦。
鉴于阿富汗的特殊战略位置，中、俄、伊都不可能欢迎美国进入。
而只要这三方有意添乱，美国步苏联后尘几乎是铁板钉钉。
不过特殊的时局，却破天荒的让美国阻止了这种情况发生。
21世纪初的美国，正是如日中天，经过克林顿时代的高速经济发展，美国国力达到鼎盛。
而反观能影响阿富汗的主要势力：俄罗斯经苏联解体后实力大衰，然后又在九十年代持续衰退，连一个车臣战争都打的狼狈不堪，国力基本滑到谷底——科索沃战争和南斯拉夫的解体，证明俄罗斯的实力已经衰落到远远不如美国的地步。
至于中国，虽然比二十年前大有进步，但毕竟底子实在太薄，和土豪般的美国比起来完全不够看——中国在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以及南海撞机事件中的无可奈何，证明它没有能力跟美国作对。
当然，还有一个伊郎——只不过，既然连中俄都当起了缩头乌龟，伊朗还有什么好说的
正是出于对自己这份绝对实力的充分自信，美国才悍然以反恐划线，勒令其他国家不得对恐怖势力——说白了就是阿富汗反美势力提供任何支持，否则便是美国之敌。
这种非敌即友的表态，果然让所有周边势力噤若寒蝉，就算心有不愿，也只能站到美国一边。
美国获得了在不受外力干扰下，直接经营阿富汗的历史性机遇。
这也是美国形势最好的时期，不但在战场上步步推进，逐渐巩固自己对阿富汗的控制，并且以此为基，加强了对中亚的渗透，一度在乌兹别克、土库曼等国掀起颜色革命，并对伊朗形成巨大压力。
这也正是美国的目的。
阿富汗本身只是一是块身居内陆的闭塞死地，美国之所以这么下大力气经营，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以此为基，改变整个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
不过，美国的美梦并没有持续太久。
中亚颜色革命很快平息，亲美势力陆续下台；至于伊朗，虽则困境重重，但却始终屹立不倒。
为什么会这样
首当其冲的是俄罗斯的反弹。
中亚是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伊朗也是长期盟友，它当然不能坐以待毙。
可如果仅就是俄罗斯，还不足以扭转乾坤。
毕竟俄罗斯已不是当年的苏联，虽然国力有所恢复，但跟美国相比仍远远不够看——美国之所以敢打中亚的主意，也就是看准了俄罗斯已色厉内荏。
但中国影响力的出现，却大大超乎美国意料。
几乎与阿富汗战争同步，中国进入了高速发展期，国力爆发式增长。
伴随着自身的崛起，中国通过经济的手段，不断拓展对中亚的地缘影响力。
虽说中俄在中亚也存在结构性矛盾，但在阻止美国进入这一点上，两国立场完全一致。
这样一来美国就麻烦了。
俄罗斯对中亚的政治影响是基于地缘关系而生，远比美国牢固。
之前之所以出现松动，很大一部分是因为经济的因素。
而现在，中国的进入，弥补了这一缺陷。
中亚在地缘政治上受俄罗斯钳制，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又日益加深，政经皆系于中俄的情况下，中亚岂有投美之理
而就伊朗而言，中亚颜色革命失败，意味着俄伊之间的战略通道并未切断；同时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又使伊朗可以通过对华输出石油获得物质支持——这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美国经济制裁的影响。
所以伊朗也能继续坚持下去。
当然，作为江湖老大，美国划下的反恐红线，中俄还是不敢逾越的。
但在红线之外，中俄固守势力范围则不必有任何顾忌。
这下就轮到美国吃瘪了。
从经济的角度来说，阿富汗的地缘环境，决定了美国经营这块土地，不仅无法获得任何直接回报，反而要源源不断的投入天量资源。
如果能借阿富汗改变中亚地缘政治格局，那美国这么砸钱倒也值得。
但若不能，那不仅仅是将大量的资源流水般砸进这无底洞，美国还得眼瞅着中国快速壮大，自己却分身法乏术，无力应对。
阿富汗不仅没有成撬动地球的杠杆，反倒成了吞噬自己的泥沼。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越来越明显，最终使美国人丧失了信心。
所以，等到本拉登被击毙，美国总算有了止损的理由，旋即立即宣布结束战争，开始退兵。
由于地缘关系上风马牛不相及，随着美国军事力量的退出，其在阿富汗的影响力也就大幅衰落。
未来的阿富汗，又将成为周边地缘势力的舞台。
就中国而言，科技的发展，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中阿的地缘关系；而国力的大幅增长，也让中国有了增进对阿影响力的本钱。
不过，在云石君看来，中国对阿富汗却并没有显露出太大的兴趣。
虽然中国对阿投资在增长，但中国并未开启连接两国陆上边境的瓦罕走廊通道，更未修建道路交通设施，规划中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也未没有途径阿富汗。
日本右倾化带来哪些挑战
最近日本政坛的种种迹象表明，日本走向右倾不只是一种趋势，而是实实在在的事实。
日本的右倾化，会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带来直接的挑战，也会对东亚、亚太，乃至世界的安全和政经格局带来深远的影响。
日本的右倾化，有其内在必然性。
从历史的脉络来看，二战后日本的军国主义并未得到根除。
日本的右翼势力并不认为二战是他们的失败，而更倾向于当成其前进道路上的一次挫折，或者是一次考验，这从战后日本对待历史的态度，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慰安妇等等问题中均可清晰地看出。
日本一边嘴里唠叨着“偷东西不对但我也是太饿没办法请原谅再给我一次机会”，一边心里琢磨着“这次被抓是几个环节没把握好下次一定得注意”。
只要机会出现，日本的右翼是一定会东山再起并取得国内政治主导权的，日本国内并无能够与之抗衡的有效政治力量和制约其发展的社会基因。
从现实的情况看，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国内政局动荡不稳，“正常国家化”推进步履维艰，老龄化导致的社会沉闷与僵化问题日益严重，失望、不满，期待改变而又无法改变的情绪弥漫日本。
与之相对应的中国崛起速度之快，来势之猛，超出了日本的预估和心理承受能力，加重了日本社会的失落和恐惧——日本并未做好应对中国崛起的心理和行动准备。
在这样的态势下，违背常规、外表强势、敢于挑衅中国、致力于修改宪法、重振经济的安倍政权能够得到很高的民意支持率也就是意料中事了。
而这又为日本的右倾化提供了现实的社会氛围和条件。
能够阻挡日本右倾化的只有美国，但美国似乎并不想这么做——日前美国对日本修宪问题表态，“此事属于日本内政，不会干涉”——美国不但不阻止，甚至是默许或者纵容日本在右倾化道路上走下去了。
巨大挑战 日本的右倾化，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对中国都有着直接的影响，形成巨大的挑战。
从短期看，首先是中日之间围绕热点问题的矛盾会激化，直接冲突可能性会大大增加，对中国处理对日纠纷带来挑战。
日本为了给向右走提供理由和借口，必然会强化中国威胁论，在钓鱼岛、东海问题、历史问题等多个热点制造事端。
对此，如果中国如果不加理睬或回应不到位，日本就变本加厉、乘虚而入；如果中国回应强硬或者过激，日本就会就此否定中国崛起的和平路径，渲染中国威胁论。
这种情况，在钓鱼岛问题上已有明显体现。
其次，日本加强了和菲律宾、越南、印度、蒙古等国的交往，意在构建中国包围圈，这对中国妥善解决与邻国领土争端形成了挑战。
日本的种种动作，即使不能建立起完整的包围圈，也至少会使中国在处理南海岛屿、中印边界等问题时受到牵制，分散精力，这增加了中国处理好周边国家关系的难度。
再次，日本右倾化带来的牵制，会使中美两国在一些热点问题解决上回旋余地减少，给中美关系健康发展带来挑战。
在中日所有纠纷的形成和处理过程中，都存在着美国因素，而在当前的态势下，中日矛盾的激化，迫使中美两国在某些热点问题不能再采取模糊战略，不得不做出表态，设置红线，划出底线。
而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往往又主动或是被迫地暗中偏袒日本，这必然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形成干扰和障碍。
最后，日本的右倾化，必然导致中日经贸关系短期内的后退，这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构成了挑战。
日本对华投资和贸易额在2013年1季度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尽管日本对华经济依存度高于中国对日依存度，但和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之间经贸关系的倒退，可能对中国经济产生的不良影响不容小觑，特别是考虑到中国正处于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这些不良影响就更值得我们加以重视。
从长期来看，日本右倾化的影响有三： 一是削弱和破坏中日关系良性发展的基础，从而为中日建立面向未来的友好关系带来挑战。
中日在战略上实际上有很强的互补性，因而具有广泛和深刻合作空间。
一方面中国具有广阔的大陆地域，无限潜力的市场，较为丰富的自然资源、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和巨大的发展前景，这正是日本所欠缺的；而日本具有的资本、技术、人才和管理优势又为中国所急需。
另一方面，除了东海油气田开发、钓鱼岛等局部、个别争议外，中日之间现实的，不可调和的争议并不多。
中日之间完全可以按照两国老一辈政治家提出的“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搁置争议”、“世代友好”等方针，求同存异，实现共赢。
回顾中日建交以来到本世纪初的时间段，中日之间总体良好的政治关系，深度的经贸合作，广泛、频繁、深入的民间交流，使双方均受益匪浅。
日本政府提供援助贷款、援建项目，日本企业，特别是机械、电子、汽车等行业纷纷到华投资设厂，使中国得到了发展急需的资金和技术，使日本成功地为其资本和企业开拓了海外市场。
即使发展到今天，尽管中国已在经济规模上已超过日本，但双方在战略上的相互需要和相互补充并未消除，而是面临着领域转换和结构调整。
可以想象的是，如果中日双方能够保持业已形成的良好合作态势，不断推进战略合作的深入，今日之东亚，将会出现良好的发展局面。
遗憾的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和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复苏，日本开始与中国逆向而行，先是在政治上故意否定历史认知，激化现实矛盾；进而在经贸领域扩大分歧，减少合作；最终发展成充当遏制中国的急先锋，不惜干出一些“损人八百、自损一千”的事情。
日本在历史、军事、领土、政治等多个领域的右倾化，将使中日之间花费30多年建立起来互信和交往基础不断削弱直至被彻底破坏。
从近年来中日高层日益减少的交往和几近中断的沟通渠道，还有中日民间越来越增加的互不认同感和憎恶感中，我们可以充分体会到日本右倾化给中日关系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用句俗话，“伤了感情，事就无法办了”——这些负面影响在短期内不但不可能得到消除，而且会进一步激化两个国家内部的民族主义情绪，并进一步加快日本右倾的步伐，增加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风险。
影响之二是会搅乱东亚地区的安全局势，对东亚安全和稳定带来挑战。
冷战结束后，东亚整体上朝着和平与发展的方向前进，在很多方面已取得不小的进展。
表现为双边关系，特别是中、日、韩三国之间双边之间关系持续发展；多边合作有所增强，“东盟+1”机制、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机制的建立等等。
东亚呈现出构建一种本地区国家广泛参与，通过协商和合作保障本地区安全的态势。
这对传统的，美国主导下的以美国同盟国为基础，美国和主要大国双边关系为支撑的安全机制形成了挑战，美国面临被作用淡化甚至是挤出东亚的局面，这是美国不愿看到也不能接受的。
因此，美国纵容或是唆使日本右翼势力挑衅发难，其真实目的，就是阻碍和防止东亚形成一种非美国主导的安全机制。
从现实的情况来看，美国的意图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
由于日本的右倾，中日、日韩、日俄关系都已经出现了急剧退化，东亚大国之间的关系恶化；日本对东南亚各国不断拉拢和诱惑，构建对华包围圈，客观上离间了东盟与中国的关系，分化了东盟；加剧了朝核问题的复杂程度，六方会谈机制有中断和彻底被破坏的可能。
更重要的是，如果日本沿着右倾的道路不断走下去，修宪成功、重整军队、强化武装、恢复军国主义，那么东亚必然会被引入一种以军备竞赛、军事对抗为日常状态和主要内容的安全态势中，东亚的整体稳定和安全就会面临严重的挑战。
影响之三是充当了构建国际政治新秩序中的“负能量”，对世界的长期和平与发展形成挑战。
日本的右倾化，在历史上美化战争与战犯，否定二战侵略史及其给世界人民带来的灾难，否定战争的反人类性；在政治上大搞民粹主义、国粹主义，鼓吹军国主义；在经济上奉行贸易保护主义，挑起货币战争。
这样的做法和时代的特征背道而驰，是负面、消极和反动的。
如果这样的“负能量”成为了国际政治新秩序的主题，那将来的世界就不会有和平，更无需谈什么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对日本的右倾化，就是防止日本右翼和其背后的势力把世界拉入战争和倒退，这是全世界爱好和平、希望发展的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共同责任。
必须清醒认识到，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日本右倾化对中国的影响都是负面和消极的，带来的挑战也是严峻和巨大的。
在一定意义上，日本走向右倾，是中国国家战略面临的一次危机。
用时髦的话讲，危机者，危中有机也。
日本走向右倾，也是中国调整国家战略，构建有利于自身安全和发展利益的东亚战略新格局和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大好时机。
应对之策 日本右倾化，是美国亚太战略和全球战略调整的结果，也必然推动东亚战略格局和国际政治秩序的深刻变化。
因此，从应对的策略来讲，需从中国国家安全的核心利益出发，站在构建东亚战略新格局和国际政治新秩序的高度，既考虑眼前问题的解决，又顾及长远态势的发展，综合利用多种手段，“以我为主、整体布局、疏堵结合、文武兼用”，方是万全之策。
以我为主，强调占据战略主动。
日本右倾化，必然在领土（海）、历史、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不断挑起争端，如一一被动应对，必然手忙脚乱，顾此失彼，必须主动抢占战略高度，把事态发展引入到我们掌控的轨道中来。
这个战略高度，就是明确提出“中国国家安全”的概念并建立确保“中国国家安全”的机制。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有一种说法，就是要求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大国，要中国担当与国际地位相符的责任。
这种说法没有错，中国也在一直努力塑造自己“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并为之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但与此同时，却鲜有人提出如何保障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
似乎中国只需要保证承担国际义务，不“侵害”别国利益，而中国的国家安全与利益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与他国无关。
这种观点是一种明显的国家歧视，在逻辑上也是混乱的。
说的更直接明白一些，既然中国承认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东亚现存战略格局，并努力遵守国际规则，恪守自己的国际义务，那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和东亚战略格局就有义务确保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这应是中国成为“负责任大国”的前提。
因此，必须清晰而响亮地提出“中国国家安全”的概念，这一概念至少包含以下内容：一是中国主权和领土的完整，这既意味着国际社会必须尊重和保护包括台湾、西藏、新疆在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既定主权及领土完整，任何试图将中国的某一部分从中国分裂出去的行动都是对中国国家安全的侵害；同时也意味着对存在主权争议的领土（海），未经中方同意，任何国家不得单方面采取行动占据主权或将主权交予第三方。
二是中国对外交往和贸易的自由与安全，这是中国作为国际社会成员享有的并为国际法所保护的“天然”权利，任何针对中国对外交往和贸易而进行的封锁、包围和阻碍都是对中国国家安全的侵害；三是中国海内外投资与人员的安全，这意味着中国国家安全自然延伸至其海外投资与人员。
包含以上内容的中国国家安全必须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与保障，这是中国应有之权利，也是中国履行国际义务的前提，当然，中国也必须拥有足够保障这一基本国际权利的军事力量。
作为地缘政治大国，主动承担国际责任理所应当；要求国际社会确保自身安全，更是理所应当。
大张旗鼓地提出中国国家安全概念，有利于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的利益范围，为日本的右翼势力及其背后的力量划定“红线”。
整体布局，强调机制优先。
战后东亚安全机制，是美国主导下的以美国同盟国为基础，美国和主要大国双边关系为支撑的安全机制。
这一机制存在天然缺陷，就是这一机制是由并不是东亚国家的美国主导的，如果美国哪天出于某种原因，撒手不管或是故意搅乱这一机制，东亚势必大乱（这种情况，在中东、西亚、中亚、欧洲都出现过，日本右倾化引起的东亚局势变化，实际上也是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的结果）。
所以，东亚安全机制并不安全。
东亚的长期稳定必须建立在东亚各国全面参与，自我主导的安全机制的基础上。
当然，目前还不具备建立囊括全部或大部分东亚国家的多边安全机制的现实条件，中国不想也无力去主导这样一个机制来替代现有机制，但中国完全可以主动出击，通过推动双边安全合作和地区性组织的安全功能发展来逐步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形式灵活而又有利于自身的安全新机制。
比如：在朝鲜半岛，可以以“中国东北和半岛安全”为核心内容分别与朝鲜和韩国形成战略安全合作机制；可以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形成确保成员国在东亚和亚太地区安全和利益的合作机制，增强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成员国和包括印度、蒙古在内的观察员国在西太平洋安全中的合作与协调；可以以更积极地态度推进《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的制定，并将在此基础上构建“中国-东盟区域安全合作机制”列为目标。
事实上，周边国家和组织存在与中国进行安全合作，建立可以互相确保国家安全的机制的内在需求——毕竟东亚各国谁也不可能把自己“搬迁”到地球上另一块地方去，所以不可能永远依靠远在万里之外的美国来提供安全保障，美国也不可能永远提供这样的保障——因而开展这样的安全合作具有很强的现实可行性。
这些做法不但可以有效打破日本构建对华包围圈的企图，而且会迫使日本回归亚洲，参与到东亚各国共建和平与发展的东亚新秩序的进程中来。
疏堵结合，强调统筹当前与长期。
针对日本右倾化，近期必须以“堵”为主，针锋相对，露头就打。
特别是在引发整个紧张局势的“钓鱼岛”问题上，要坚持目前的不退不让的方法，不怕隔空喊话、不怕紧张对峙、不怕擦枪走火、不怕军事冲突、不怕事态升级，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决心和意志，坚决打掉日本右翼的嚣张，迫使其回到谈判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这方面，我们意志越坚决，目标越坚定，准备越充分，就会越主动。
从长期来看，在防止日本在右倾道路上越走越远的同时，还必须对日本“谋求正常国家化，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取得应有的适当的国家地位” 的诉求加以疏导。
如果理性地对待日本的政治诉求，真诚加强与日本的合作，支持日本在东亚和国际社会发挥正面、积极的作用，让日本看到走“正常道路”回归“正常国家”的希望，就能够改变日本国内的政治氛围、力量对比和民众心理，给日本走和平发展之路的动机，引导日本加强与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合作，共同构建有利于东亚整体安全和发展的新秩序。
文武兼备，强调对应手段完备。
“文”是指经济文化，“武”是指军事；对付日本右倾化，必须文武兼备，就是综合运用经济文化手段和军事手段。
经济上，针对日本可能和已经实施的投资撤离、产业转移、日元贬值、贸易保护等措施，我们必须以调整自身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基础，以扩大资源开发、新能源研发、环境保护等领域合作为重点，以开拓新兴海外市场，增强全方位国际合作为保障加以应对。
在文化方面，针对日本在历史、战争、战犯、慰安妇等问题上的混乱认识和反动言行，我们有必要加强有关问题的研究、交流和宣传，特别是发挥民间组织和个人的巨大作用，推动有关问题的民间国际交流。
在军事上，更是要做好必要的、充分的、确定的军事准备，用强大的军事实力打破别人的一切幻想和企图。
战略上走和平发展之路，军事上却必须按照必有一战来准备。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军事上没有实力，没有准备，一切的良好愿望均是空中楼阁，结局肯定是悲剧性的。
化解日本右倾化带来的威胁与挑战，为我们实现自身发展，调整对外战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我们应该抓住机遇，正确应对，为中国，为东亚，为世界，开创一个和平的政治新秩序。
（本文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聂丛笑、刘阳)
美国为什么企图制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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