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必看的十本书
我们平时读书看报作文都离不开汉字，但是你对汉字有更多的理解吗
经过了这两星期的学习，我已经对中国汉字有更多的了解，但对汉字的探究并没有结束。
汉字大约产生于四千多年前，经过很长年代的演变，这其中有着许多不解之谜。
通过学习《有趣的汉字》。
让我们体会到字谜的有趣，谐音的趣谈，还有因为谐音而引发的后果和笑话，这些内容还为我们介绍了一个又一个的汉字来历，和人类怎样创造文字的过程，深深地体会到汉字的有趣。
通过学习《我爱你。
汉字》。
我们仿佛来到了远古时代，一步一步地观察汉字的演变过程，从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
还让我们认清字体，不要写错别字，不然会造成一定的损失和笑话。
我们要细心一点，远离错别字。
这个内容还像一个向导，带我们去观赏中国许多名人的书法作品。
我不禁地赞叹
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独特艺术，我们中国是一个具有诗歌传统的国家，这些功劳都来自于汉字。
现在我明白了，汉字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多么重要，一个中国人一定要学会汉字，汉字就是中华民族的瑰宝。
我坚信，在人类文化历史长河中，中华汉字将被更多的人使用与珍爱。
我们为纯洁祖国纯洁的汉字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吧
帮我写一份“谈谈对中国古建筑的看法和认识”800字
中国古建筑以木材、砖瓦为主要建筑材料，以木构架结构为主要的结构方式 此结构方式，由立柱、横梁、顺檩等主要构件建造而成，各个构件之间的结点以榫卯相吻合，构成富有弹性的框架。
中国古代木构架有抬梁、穿斗、井干三种不同的结构方式。
抬梁式是在立柱上架梁，梁上又抬梁，所以称为“抬梁式”。
宫殿、坛庙、寺院等大型建筑物中常采用这种结构方式。
穿斗式是用穿枋把一排排的柱子穿连起来成为排架，然后用枋、檩斗接而成，故称作穿斗式。
多用于民居和较小的建筑物。
井干式是用木材交叉堆叠而成的，因其所围成的空间似井而得名。
这种结构比较原始简单，现在除少数森林地区外已很少使用。
木构架结构有很多优点，首先，承重与围护结构分工明确，屋顶重量由木构架来承担，外墙起遮挡阳光、隔热防寒的作用，内墙起分割室内空间的作用。
由于墙壁不承重，这种结构赋予建筑物以极大的灵活性。
其次，有利于防震、抗震，木构架结构很类似今天的框架结构，由于木材具有的特性，而构架的结构所用斗拱和榫卯又都有若干伸缩余地，因此在一定限度内可减少由地震对这种构架所引起的危害。
“墙倒屋不塌”形象地表达了这种结构的特点。
中国古代建筑的高超技艺大体上是工匠之间口传身授，然而匠人社会地位 低下，少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每每暗于文字，虽然多有经典作品，可是作为一个群体，他们长期以来没有得到社会的重视。
人微自然言轻，几千年来建筑学方面的专业著作屈指可数。
现在我们对于中国古代那些辉煌一时的建筑，除了考古的证据，更多的是从文学作品中来玩味体会。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诗句，既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充满人性关怀的一个凄婉追求，也成为对于一代代建筑工官、工匠默默奉献的最嘹亮的赞歌。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研究中国古建筑，并不能只看建筑，还要看城市。
因为建筑的发展和当时的社会制度、法律体系、财产分配模式、宗教信仰、社会文化、风俗习惯、人口结构等都有关系，这些因素要站在城市这样的宏观角度，才能够分析。
我们古代的城市规划是非常发达的，城市 规划的基本思想历代都在探讨。
根据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赵红军所提出的看法，中国古代城市和欧洲前现代城市的基本区别在于，中国的城市是消费性的城市（消费农村剩余产品，有去无回的进贡形式），欧洲的城市大多是生产性的城市（与农村进行产品互换，贸易为主）；欧洲的城市大多起源于贸易，而中国的古代城市更多的起源于统治需要；中国的城市中心，被官府和衙门占据，而西方城市更多的是以宗教建筑和商业建筑为中心。
我们不带着有色眼镜来看的话，中国古典的城市规划，确实为当时的人民提供了一种心灵上安宁，使用起来心安理得的城市空间。
本人选修课考古，需写一篇关于考古的论文，3000字以上，望各位大大们施以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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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啦。
试论利用考古学资料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相关问题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10-10-22 15:53:00 ] 作者：杨杰 编辑：studa090420 论文摘要：20世纪80年代是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兴盛时期。
在当时和其后的研究中，出现了使用材料杂芜、牵强附会和过分强调考古学资料的两种倾向。
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研究关系密切，但不能简单地在二者之间画等号。
在研究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文化的层次性。
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古代物质文化史与其所处社会形态并无必然联系。
论文关键词：考古学；百越；民族史；研究 百越作为我国古代早期历史上的一支重要民族群体，曾长久地活跃于祖国南方的大地上。
他们是当地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与比之更早的当地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发展渊源关系。
关于百越民族的情况，在先秦时期就见诸文献记载。
正史《史记》、《汉书》等也都有所叙述。
另外还有其他一些专著或章节也记述了越族的历史情况。
这些记载是后人了解和研究越人历史的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但由于百越地处南部一隅，社会发展水平又长期落后于中原地区，因而古代文献记载既简略又带有歧视性，百越的历史始终扑朔迷离，众说纷纭。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学科领域的成果令人瞩目，对百越民族史的研究也甚为活跃，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一个高潮。
《百越民族史》、《百越民族文化》一、《百越源流史》•等是其中的代表性论著。
《百越民族史》是建国后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第一部专著。
全书共分l3章，分别论述了百越的名称、分布、来源、文化特征、社会经济、社会性质、民族关系以及百越对中华民族的贡献等。
附有《百越大事年表》，已故著名民族学家翁独健先生为之作序。
《百越民族文化》是同一作者群体在《百越民族史》的基础上重新整理写成的，两本书并无本质区别。
何光岳撰写的《越源流史》是于l989年底出版的，主要依据文献记载并结合其他方面的资料写成。
在20世纪80年代还多次召开关于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全国性会议，并出版有《百越民族史论集》、《百越民族史论丛》、《百越史论集》、《百越史研究》、《百越民族研究》等论文集。
《百越民族史》等一批论及百越史的专著尽管已经出版20多年了，但作为开山之作，我们在涉猎百越民族史时不能不读。
因为其可谓集那一阶段百越史研究成果之大成，而在那次研究高潮之后，百越史研究并无大的突破。
究其原因，一是有一批“文革”前就活跃于民族史学界、造诣颇深的专家学者，经多年积聚，正当年富力强之时，迎来了建国后前所未有的学术繁荣时期。
他们的研究成果得以大量发表；二是改革开放后各地基本建设规模空前，考古新发现随之层出不穷。
现在重新审视相关考古资料，不难发现为深入研究提供第一手材料、成为综合研究支撑点的重要考古发现成果大多出自20世纪70—80年代。
这就为把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相结合进行南方民族史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良机。
诚然，我们在把握某一领域学术动态时，必须充分关注最新科研成果，但比起一些昙花一现的所谓学术著作来，那些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旁征博引、论述精辟、经得起推敲而带有经典性质的学术论著更值得我们去仔细玩味。
《百越民族史》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大量借助考古资料及成果，经过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
尽管其中有许多方面迄今尚无定论，但其仍不失为一家之言。
如对百越非夏民族之一支的论述，对东瓯、闽越及西瓯、骆越相互关系及地望的考证都言之成理，颇为精审。
《百越源流史》依托历史文献记载，不拘一格地运用各方面材料，对历史上的百越民族及其各支系进行了综合研究，立论大胆而新颖。
《百越源流史》和《百越民族史》反映了百越史研究的两种倾向。
《百越源流史》一书使用的考古资料屈指可数，在其他材料的选用上也略显杂芜，有牵强附会之感。
突出表现是将作者认为属于百越族系的各南方族群的源头绝大部分都追根到北方中原甚至是西北地区，对各族群迁移流向的研究也过于宽泛，解释随意，缺乏过硬的证据。
由此可以看出，仅仅依靠文献记载和其他更为间接的材料是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的。
在文献不足征引的情况下，大量运用考古资料是《百越民族史》一大特色。
作者在论述族属的来源及分布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借助考古学资料和研究成果来证实自己的观点。
应当说把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相结合进行中国古代史、尤其是早期历史的研究，是史学研究寻求突破的一条有效途径。
但《百越民族史》也存在过分倚重考古学资料的倾向，在与文献记载发生矛盾时，往往否定后者。
任何学术著作都不会是十全十美的，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时代的局限性就会日益显露，但这又是不可避免的客观现象。
那种以今天的结论和视角去恣意评判、指摘前人以显示自己的正确的做法是不足取的。
正确的态度应当是首先观其成果是否尽可能充分地占有了当时所能提供的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得出较为合理的结论；其次是不苛求于前人，应尽量去吸收前人成果的合理成分，总结他们的得失，在其基础之上吸纳新的东西，力求有所突破，得出新的结论。
通过考察上述有关百越民族史研究的资料，引发出笔者对考古学资料与民族史研究方面的若干思考。
(一)关于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的关系 在中国，考古学是广义历史学的一部分。
经过新中国成立后近60年的发展，中国考古学以其数不胜数的重大发现和辉煌成果，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最有成就的学科之一。
正因为有如此巨大的成就，所以考古学在学术界中具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在当今中国从事古代史综合研究，完全不理会考古学所提供的材料是不可想象的，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势必受到局限，对于先秦史的研究更是如此。
尽管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和领域的不断拓宽，其研究成果越来越为历史学界所重视和吸收，但由于考古学本身的特殊性和局限性，使得二者的结合难如人意，尚存在不少问题和难点。
“考古学文化”是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一定地域内的、有一定特征的遗迹和遗物的共同体。
这种共同体，应该是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集团的。
但考古学文化是由人通过主观意志对客观存在加以判断后确立的，因而这种主观判断并非总是正确的。
事实上，考古学研究只能是不断地接近于历史的原貌，而几乎不可能完全复原之。
正如张忠培先生所说：“对历史的认识只能是愈益增进，即逐渐接近历史的真实，却永不能达到完善的认识”，“一代一代的人们向着历史的真实走去，可是，这一代一代的人们只能接近这历史的真实，却永远摸不着它，更不能全面地认识这历史的真实”。
在考古学实践中，我们看到在考古学文化的认定上，就中国而言目前还没有一支考古学文化是完全取得一致意见的。
即使像“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这类稍有历史知识的中国人就知晓的名称，对其内涵在考古学界仍有许多不同观点。
在考古工作中，只要田野工作基础扎实，科学可靠，并且达到一定的工作规模，那么在量化的基础上较为准确地把握若干遗迹群的整体文化特征是完全可能的。
问题在于当这种特征，也就是差别达到怎样的程度就可以确定为一支考古学文化?换言之，就是确立考古学“文化”、“类型”等不同层次的标准是什么?我们看到，东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新乐文化”、“赵宝沟文化”等都是以筒形罐为主的考古学遗存，这些文化尽管略有时间早晚上的不同，但其在特征上的差别似乎并不比“河南龙山文化”中各类型之间的差别更大。
这种情况表明，在考古学文化和类型的划分上存在一定的人为因素。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在借助考古学材料进行族属研究时，就存在一个方法问题。
首先，一支考古学文化是否可以和历史记载中的某一族属划等号?笔者认为对此要持慎重态度。
完全巧合并非不可能，但显然概率极低。
一般来讲，一支考古学文化所涵盖的范围要小于一个部族或民族共同体。
因为既然是一族属，其分布范围就不会过分狭窄，其内部的文化面貌也很难整齐划一，而其内部差别在考古学研究中就极有可能被识别出来并确定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
张忠培先生说过：“古籍记载的一族，有时恰等于一个考古学文化，有时包含着几个考古学文化，还未见过一个以上的族共有一考古学文化的现象。
”事实上，真正从事田野工作的考古学者是不轻易把考古学文化和族属研究相联系的。
考古学文化面貌上的差别不一定就是族属上的差别。
当然，在考古学研究达到一定深度和规模时，适时就其族属问题开展研究和讨论是必要的。
因为考古学作为一门成熟学科，通过人类遗留的实物资料进行历史研究是其最高目标。
考古学分期、分区及“文化”、“类型”的研究仅仅是进行深入研究的手段而绝非目的。
然而当我们在掌握已知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对一个事物的描绘越详细，则离其真实情况就可能相去越远，因此笔者以为在目前情况下，运用考古资料进行族属研究时，具体操作上宜粗不宜细。
只要我们能够大致描绘出某一或某些族属分布区内当时人类的物质文化是怎样的，达到什么样的发展水平及其主要文化特征也就可以了。
在特征上宜捕捉那些数量多、具有普遍性的最为典型的共性因素，而不能拘泥于考古学本身对遗存的过细区分与描述。
严文明先生说：“考古学资料虽然不可能反映当时社会的全貌，总还是那个社会的直接遗留和缩影。
通过它不仅对当时社会的许多方面可以有形象的真切的认识，也能了解整个社会大致的轮廓及其发展轨迹，从中得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
这应当是现代考古学所追求的主要目标。
” 《百越民族史》认为广泛分布于东南部地区的有段石锛、有肩石器及几何印纹陶器等属于百越族物质文化特征的一部分，就是针对最典型因素来说的。
(二)文化及其层次性与国家、民族的关系 广义的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
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主要是物质文化方面的情况。
文化是区分不同民族的最核心的内容，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也就失掉了自己的特性。
同时，“民族是文化的载体，文化都具有民族性。
民族性是文化的基本特征。
”一个古代国家是否就只有一个民族(即单一民族)、一种文化(此处指广义的文化)?一种文化是否就只能由一个民族所拥有?答案显然都是否定的。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情况不是不可能存在，问题是当我们由一支考古学文化反推族属甚或国家时，就不能简单地去画等号，实际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
严文明先生指出：“考古学文化同族的共同体尽管有密切的关系，毕竟还不是一回事，不能在二者间画等号。
要通过考古学文化来研究与族类有关的问题，还需要从实践和理论上来加以论证。
” 从理论上讲，考古学文化所反映并主要研究的是古代物质文化层面的东西，在此基础上也会讨论更高层面上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的问题，但严格意义上说，这已经超出了纯粹考古学所研究的范畴。
任何一支考古学文化无疑都属于某个族群，但其所属族群不一定都在历史上留下记载。
因此，只有一部分考古学文化可以和古代文献记载的族属相关联，而且我们看到的考古学文化内容只是该族属全部文化的一小部分。
这些因素都是通过考古学文化研究古代族群的困难所在。
《百越民族史》从考古学材料出发，认为“句吴”、“于越”、“东瓯”……都是由新石器时代居民发展而来的土著居民，几乎否定了人口迁徙对文化的影响。
诚然，从考古学编年谱系角度看，在文献记载中提到的百越民族分布区内的青铜时代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是有不少文化继承因素，但也不应无视来自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尤其是青铜器方面)对南方文化的影响。
对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也不应因暂时找不到考古学证据而一概加以否定。
文化是有层次的。
平民和贵族的文化从古至今都是不一样的。
考古学文化中除大中型墓葬、宫殿衙署、宗教祭祀、礼器等遗迹遗物属贵族文化外，用以确定考古学文化属性的最为重要的陶器、石器、聚落形态、墓葬习俗等，大都属于平民文化。
因此，我们现在看到和归纳的考古学文化特征所反映的远非当时社会的全部内容。
用占主流的平民文化来否定统治阶层可能存在的另有族源和迁徙现象，同样是缺乏说服力的。
总之，在文献资料有限、百越之义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充分利用考古学研究成果是寻求突破的有效途径，而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还需要一个艰难而漫长的探索过程，同时也有赖于考古学理论与实践的提高和丰富。
(三)物质文化与社会形态的关系 社会形态发展阶段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论述，长期以来被奉为圭臬。
在此我们不打算对社会形态论本身发表评论，只是对以考古学文化为代表的早期物质文化史与社会形态的关系进行简略的讨论。
社会形态的表述是以生产关系的状况为基础的，而生产关系又受到生产力的制约，但这只是社会发展的一般状况，生产力某些要素的变化并不一定迅速导致社会形态的变化。
因此可以说，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古代物质文化史与其所处社会形态并无必然联系。
有些学者认为广东发现了青铜文化，其发展阶段当属奴隶制社会。
《百越民族史》一书也认为西瓯使用青铜器，青铜器时代即奴隶制。
我们认为，青铜器和奴隶制不能简单地画等号。
落后民族在先进民族的影响下，使用一些较先进的生产工具，但不一定就会立即引起社会性质的改变。
从目前发现的岭南青铜文化面貌观察，当时确实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和等级差别，但没有确切证据可以证明那些富贵者就一定是奴隶主，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出现了等级和贫富差别，而且这种差别贯穿于其后的所有社会发展阶段，因而也不能以此作为当时就是奴隶制社会的证据。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反对的是青铜文化直接等同于奴隶制的观点，至于岭南青铜文化的具
河南省博物院观后感
河南博物院观后感 上周六，我和班级里边的同学一块参观了河南博物院，里面陈列着出土的古代的历史文物，上至秦汉，下至民国的东西，都有非常高的收藏价值和观赏价值
看过之后，我对我们的中华历史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也感受到了河南文化的厚重和灿烂
河南地处华夏腹地，是古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几千年来丰厚的文化积淀，不仅确立了河南作为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地位，同时也造就了河南博物院这一引人注目的文物收藏大馆。
河南博物院所藏的玉器、骨器、金银器、石刻造像、钱币、书画等，均有值得称道的地方。
所藏的玉器，上自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代，下迄明清，其中不泛精美绝伦、玲珑剔透之作。
尤其是永城僖山汉墓出土的金镂玉衣，是目前时代最早的一件。
馆藏的古代雕刻艺术品，诸如汉画、佛教造像、砖雕和其他浮雕、圆雕作品等，是古代工匠艺人智慧的结晶。
其中著名的戏车画像砖、田延和造像碑、刘根造像碑、鲁道明造像碑、十一面六臂观音像、盘龙石砚等等，都是中国美术史上的精典之作。
骨器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的骨笛，有“中华第一笛”之美誉，是中国最早的乐器。
与之同出的刻符龟甲、龟腹石子，与我国文字的起源、八卦的起源有着密切的联系。
金银器中，河南登封出土的武则天除罪金简、邓州福圣寺塔地宫中出土的金棺银椁，堪称稀世珍宝，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价值。
贾湖骨笛不只是中国年代最早的乐器实物，更被专家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乐器。
实验证明，贾湖骨笛不仅能够演奏传统的五声或七声调式的乐曲，而且能够演奏富含变化音的少数民族或外国乐曲。
它的出土，改写了先秦音乐史乃至整部中国音乐史，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地位和价值。
它的横空出世，无疑为我们研究中国音乐与乐器发展史。
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更重要的是它作为罕见的史前神器、作为中华民族必须翻越的从蒙昧走向文明的第一高峰，其对此后闻名于世的中国礼乐制度，土生土长的中国道家教家道教，乃至整个中华文化、文明都有重大影响
玉柄铁剑1990年出土于河南省三门峡市虢国墓（虢季墓），身长20厘米，茎长13厘米，西周晚期器物。
剑身为铁质，铁质剑身与铜芯相接，铜芯部嵌入玉茎内。
剑首及茎身接合部均镶以绿松石片。
出土时已折为两段，剑身外包一层丝织品，并被装在用皮革精心制作的剑鞘内。
考古学将漫长的人类社会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等三个时代，分别对应于历史学上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三种社会形态。
玉柄铁剑玉柄、铜芯、铁身，它的发现，把中国冶铁史向前推进了200年，标志着作为社会生产力新代表的铁器已经萌芽，宣告封建社会即将来临。
称的上是中华第一剑
中原大地，群雄逐鹿，演绎了多少风云变化，河南这片土地上，承载着无数的英雄史诗
河南博物院还收藏有二千多枚恐龙蛋化石，在世界各博物馆中首屈一指。
另有部分珍贵的近现代文献、文物，其中如太平天国的布告、义和团的旗帜、吉鸿昌烈士就义时的血衣、彭雪枫烈士的遗物、《响导》周报、《红旗报》、《中州评论》《拂晓报》等，这些珍贵的革命文物与古代历史文物一样，对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弘扬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总之，观光过河南博物院之后，我深刻的体会到了中华历史文化的灿烂和厚重，深刻的感受到了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才能
时下，我们正在进行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际行动，此时，我们可以很骄傲的说我是一名中国人，我们可以很自豪的说我是已经中国人
如果国宝会说话观后感200字
“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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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谓是“是充电五分钟，穿越80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