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的文艺背景?
资料来源：九个头条网六十年风雨，六十年春秋。
1942年，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一座明亮的灯塔，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指引了方向。
但是，关于为什么要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关于同志发表《讲话》的背景，现在有一些不同的说法。
时间如白驹过隙，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参加者据说只有数人在世了。
岁月把人带走，但历史的真相不能湮没。
我曾聆听同志的《讲话》，并参与了会议前后的一些活动。
那段时间是我的人生、我的文学生涯的转折点，我和许多同代人一样，在《讲话》的指引下成为自觉的革命者，成为战士。
每思及此，我就感到沉重的责任：应该留下真实、准确的历史，而不是歪曲的历史。
只有在真实的历史中，后人才能充分感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真理光辉。
《讲话》发表于抗日战争时期，那是伟大的时代，像大海一样奔腾汹涌，中华民族在决死的战斗中迎来新生。
“红星照耀”中国，中国共产党成为民族解放的旗帜，千千万万进步的知识青年、许许多多的文学家和艺术家满怀理想和激情奔向延安，那真是人如海，歌如潮。
但是，正如同志在《矛盾论》中所说：“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
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1940年以后，抗日战争进入十分困难的阶段，国际上，希特勒法西斯围攻斯大林格勒，形势危急；在国内，国民党反动派借机对解放区加强封锁、加紧进攻。
那时延安的生活非常艰苦，身上是破破烂烂的军衣，天天吃小米土豆，在这种情况下，尽管绝大部分人依然保持高昂的革命斗志，但一些人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也暴露出来，延安出现了一股灰色的潮流。
实际上，在此之前，文艺界的思想斗争就已见端倪，尽管有的作家以“革命者”自居，但正如同志所说从亭子间来到解放区并不等于与解放区人民结合。
在一次纪念鲁迅的大型集会上，就有人口出狂言，竟然说“我的一支笔指挥两个党”
当时就引起了激烈批评。
到1942年左右，这种思潮如雨雾般弥漫开来。
在大砭沟口有一个告示牌，叫“轻骑队”，上面贴满了各种各样奇谈怪论的小字报。
另外，一个更大的阵地就是《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发表了一些诽谤共产党，诽谤解放区的言论。
胡乔木同志在回忆录中引用一份1943年的文件，概括了延安文艺界暴露出的问题：在“作家的立场观点问题”上，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
在“写光明写黑暗问题 ”上，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现在“还是杂文时代”。
从这些思想出发，于是在“文化与党的关系问题，党员作家与党的关系问题，作家与实际生活问题，作家与工农结合问题，提高与普及问题，都发生严重的争论；作家内部的纠纷，作家与其他方面纠纷也是层出不穷”。
（《胡乔木回忆》，第254页）在这种灰色思潮中，不少人写了不少与党对立的东西，我自己也不例外，当时我写了两篇小说，都发表在萧军主编的刊物上，可惜现在找不到了。
那两篇东西就是宣扬小资产阶级情绪，丑化工农干部，膨胀小我，否定现实的。
当时我在“文抗”任支部书记。
延安有两个文艺单位，一是“鲁艺”（鲁迅艺术学院），周扬是院长；另一个就是“文抗”（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原由中央文委书记艾思奇任主任，丁玲是副主任，后来艾思奇调到《解放日报》，胡乔木接任文委书记，领导“文抗”。
这两个单位聚集了大批作家、艺术家、文艺青年，两个相距甚远，但串联频繁，来来往往，阴风冷雨，愈演愈烈。
有一天我向胡乔木汇报时提出，两处党组织应当有联系，制止这种不正常的状况。
胡乔木说，你应到“鲁艺”和周扬谈谈这个问题。
“鲁艺”在桥儿沟教堂，从“文抗”去，要顺着延河经过杨家岭、清凉山，然后向东拐，穿过广阔的机场。
我爬坡翻山到了“鲁艺”，可能胡乔木已经打过电话，周扬似乎在等着我。
那天我们两人坦诚相见，开怀畅谈，最后商定两处党组织遇事要相互通气、相互合作。
这次谈话非常重要，“鲁艺”和“文抗”两家同志的关系由此变得紧密、团结。
后来有一天，我和丁玲同行，走过中央所在地的杨家岭沟口时，丁玲指了指山顶说，今天晚上这里有个激烈场合。
我一听就明白，她指的是她那篇《三八节有感》将会遭到批评，我劝她冷静对待。
果然，在讨论《解放日报》改版问题的会议上，军队方面的领导人对延安文艺界的种种怪现象十分气愤，进行了急风暴雨般的猛烈抨击。
贺龙批评丁玲说：怎么我们在前方打仗，你们在后方却骂我们的总司令
据我所知，同志还曾劝说军队方面：对文艺工作者不能只是批评，还要接近他们，影响他们，改变他们。
此后贺龙和王震都到“文抗”来看望过大家，他们谦逊和蔼，和大家相处甚欢。
如何评价《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讲话》中，给予最大注意并首先加以阐释的，是文艺“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这个根本问题。
从当时纷繁复杂的文艺现象中抓住它作为解决问题的钥匙，显示了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敏锐的洞察力。
同志指出，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早已解决了的”。
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
恩格斯就十分赞赏某些进步作家对“下层等级”的“生活、命运、欢乐和痛苦”的描写，并誉他们为“时代的旗帜”(注：《大陆上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4页)。
八十年代，恩格斯非常关心反映工人运动的作品，认为工人阶级的斗争生活，“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自己的地位”(注：《致玛·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页)。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艺服务
的少年时代 埃德加.斯诺 我于一八九三年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
我父亲叫毛顺生，我母亲在娘家的名字叫文其美。
我父亲原是一个贫农，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而只好去当兵。
他当了好多年的兵。
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做小生意和别的营生，克勤克俭，攒积下一点钱，买回了他的地。
这时我家有十五亩田地，成了中农，靠此每年可以收六十担谷。
一家五口一年共吃三十五担——即每人七担左右——这样每年还有二十五担剩余。
我的父亲利用这些剩余，又积蓄了一点资本，后来又买了七亩地，这样我家就有富农的地位了。
那时候我家每年可以收八十四担谷。
我八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十三岁。
早晚我到地里干活。
白天我读孔夫子的《论语》和“四书”。
我的国文教员是主张严格对待学生的。
他态度粗暴严厉，常常打学生。
因为这个缘故，我十岁的时候曾经逃过学。
但我又不敢回家，怕挨打，便朝县城的方向走去，以为县城就在一个山谷里。
乱跑了三天之后，终于被我家里的人找到了。
我这才知道我只是来回兜了几个圈子，走了那么久，离家才八里路。
可是，我回到家里以后，想不到情形有点改善。
我父亲比以前稍微体谅一些了，老师态度也比较温和一些了。
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这次“罢课”胜利了。
我刚识了几个字，父亲就让我开始给家里记账。
他要我学珠算。
既然我父亲坚持，我就在晚上记起账来。
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
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
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给我们吃的又是最差的。
他每月十五对雇工们特别开恩，给他们鸡蛋下饭吃，可是从来没有肉。
对于我，他不给蛋也不给肉。
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
她可怜穷人，他们在荒年前来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
但是，如果我父亲在场，她就不能这样做了。
我父亲是不赞成施舍的。
我家为了这事多次发生过争吵。
我家分成两“党”。
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
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
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
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
凡是明显的感情流露或者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都批评，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
但我到了十三岁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同我父亲辩论的有效的方法，那就是用他自己的办法，引经据典地来驳他。
父亲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
我就引用经书上长者必须仁慈的话来回敬。
他指摘我懒惰，我就反驳说，年纪大的应该比年纪小的多干活；我父亲年纪比我大两倍多，所以应该多干活。
我还宣称：等我到他这样年纪的时候，我会比他勤快得多。
我的不满增加了。
在我们家里，辩证的斗争在不断地发展着。
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大约十三岁的时候，有一次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我们两人在他们面前争论了起来。
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
这激怒了我。
我骂了他，就离开了家。
母亲追上前来，竭力劝我回去。
父亲也赶来，一边骂一边命令我回去。
我跑到一个池塘旁边，恫吓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提出了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
父亲坚持要我磕头认错。
我表示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条腿磕头。
战争就这样结束了。
我从这件事认识到，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仍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
回想起来，我认为我父亲的严厉态度到头来是自招失败。
我学会了恨他，我们对他建立了真正的统一战线。
同时，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
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账，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
我父亲读过两年书，认识一些宇，足够记账之用。
我母亲完全不识字。
两人都是农民家庭出身。
我是家里的“读书人”。
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
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
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
这位老先生讨厌这些禁书，说它们是坏书。
我常常在学堂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
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
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
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知道得还要多些。
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常常和我们互相讲述。
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我十三岁时，终于离开了小学堂，开始整天在地里帮长工干活，白天做—个全劳力的活，晚上替父亲记账。
尽管这样，我还是继续读书，如饥如渴地阅读凡是我能够找到的一切书籍，经书除外。
这教我父亲很生气，他希望我熟读经书，尤其是在一次打官司时，由于对造在法庭上很恰当地引经据典，使他败诉之后，更是这样了。
我常常在深夜里把我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父亲看不见灯光。
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这本书我非常喜欢。
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义学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
我父亲认为读这些书是浪费时间。
他要我读一些像经书那样实用的东西，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
《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厚望。
我也逐渐讨厌田间劳动了。
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
为此我们发生了争吵，最后我从家里跑了。
我到一个失业的法科学生家里，在那里读了半年书。
以后我又在一位老先生那里读了更多的经书，也读了许多时论和一些新书。
那年发生了严重的饥荒，长沙有成千上万的人饿饭。
饥民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抚台衙门请求救挤。
但抚台傲慢地回答他们说：“为什么你们没有饭吃?城里有的是。
我就总是吃得饱饱的。
”抚台的答复一传到人们的耳朵里，大家都非常愤怒。
他们举行了群众大会，并且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
他们攻打清朝衙门，砍断了作为官府标志的旗杆，赶走了抚台。
这以后，一个姓庄的布政使骑马出来，晓谕百姓，说官府要采取措施帮助他们。
这个姓庄的说话显然是有诚意的，可是皇上不喜欢他，责他同“暴民”勾结。
结果他被革职，接着来了一个新抚台，马上下令逮捕闹事的领袖，其中许多人被斩首示众，他们的头挂在旗杆上，作为对今后的“叛逆”的警告。
这件事在我们学堂里讨论了许多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大多数学生都同情“造反的”，但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出发。
他们并不懂得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他们单纯地把它看作一件耸听的事而感兴趣。
我却始终忘不掉这件事。
我觉得“造反的”人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老百姓，对于他们受到冤屈，我深感不平。
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乡里发生了粮荒。
穷人要求富户接济，他们开始了一个叫做“吃大户”的运动。
我父亲是一个米商，尽管本乡缺粮，他仍然运出大批粮食到城里去。
其中有一批被穷苦的村民扣留了，他怒不可遏。
我不同情他，可是我又觉得村民们的方法也不对。
这时还有一件事对我有影响，就是本地的一所小学来了一个“激进派”教师。
说他是“激进派”，是因为他反对佛教，想要去除神佛。
他劝人把庙宇改成学堂。
大家对他议论纷纷。
我钦佩他，赞成他的主张。
这些事情接连发生，在我已有反抗童识的年轻心灵上，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
在这个时期，我也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
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
”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我父亲决定送我到湘潭一家同他有来往的米店去当学徒。
起初我并不反对，觉得这也许是有意思的事。
可是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听说有一个非常新式的学堂，于是决心不顾父亲反对，要到那里去就学。
学堂设在我母亲娘家住的湘乡县。
我的一个表兄就在那里上学，他向我谈了这个新学堂的情况和“新法教育”的改革。
那里不那么注重经书，西方“新学”教得比较多。
教学方法也是很“激进”的。
我随表兄到那所学堂去报了名。
我说我是湘乡人，以为这所学堂只收湘乡人。
后来我发现这所学堂招收各地学生，我就改用湘潭的真籍贯了。
我缴纳一千四百个铜元，作为五个月的膳宿费和学杂费。
我父亲最后也同意我进这所学堂了，因为朋友们对他说，这种“先进的”教育可以增加我赚钱的本领。
这是我第一次到离家五十里以外的地方去。
那时我十六岁。
在这所新学堂里，我能够学到自然科学和西学的新学科。
读《习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其中某一要点结合音乐院校实际，谈谈自己的看法
这里有2篇范文可以参考：、希望可以帮到你。
望采纳我的回答。
有谁知道《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具体内容及重要的方针政策和中心思想
文艺须为政治服务——这差不多就是其中心意思了。
具体内容：在会上总结了五四运动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阐明了在中国革命文艺运动中长期争论的一系列问题。
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首先要解决立场问题，即“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
中心：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使文艺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
的这篇讲话，在今天看来也有些不正确和确切的观点，例如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第一标准的提法等等，但它仍然是篇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要文献。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阐明了党对文艺工作的基本方针，论述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时代、内容与形式、继承与创新、普及与提高、世界观与文艺创作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名词解释
请楼主参阅百度百科里面非常详细 1942年5月在延安举行的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包括5月2日所作引言和5月23日所作结论两部分，1943年10月19日在延安《解放日报》正式发表，1953年编入《选集》第二卷。
在延安举行的文艺座谈会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宗旨在于解决中国无产阶级文艺发展道路上遇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诸如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问题、歌颂和暴露的问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