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看待当前的反腐态势
在“切实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方面，中央纪委向中共十七大的工作报告建议，“建立健全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④在“着力推进改革和制度建设”方面，中央纪委向中共十七大的工作报告建议，“实行重大项目审批会审制度”、“依法落实金融账户实名制”、“出台”等。
2、深挖案。
深入挖掘腐败案件和深入排查违纪线索，使其不敢腐败。
在“保持查办案件工作力度”方面，中央纪委向中共十七大的报告建议，“加大对腐败分子的经济处罚和赃款赃物追缴力度”、“严厉惩处行贿行为”等等。
中央纪委的报告对今后五年的办案工作提出建议——除了“继续重点查办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职权、贪污贿赂、腐化堕落、失职渎职等案件，查办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和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的案件”等办案重点外，还建议了三个新的办案重点：一是“加大对腐败分子的经济处罚和赃款赃物追缴力度”。
其旨在增加腐败的成本，让腐败分子得不偿失甚至倾家荡产；二是“严厉惩处行贿行为”。
在北京和黑龙江，都发生过这样的商业贿赂案件：一家医疗器械推销商通过送回扣，“放倒”数名医院院长和其他干部。
这说明，惩治权钱交易行为，只查办受贿者是不够的，还要惩办行贿者；三是“加大对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在国(境)内外经营活动中商业贿赂行为的惩处力度，依法查处国(境)外经济组织在我国内地的商业贿赂行为”。
这是我国反腐败职能部门为治理商业贿赂中出现的新情况，借鉴世界上一些国家惩治商业贿赂的有益经验，同时为履行确定的缔约国义务，而需要采取的一项反腐举措。
3、讲民主。
要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强化民主监督意识，使其不能腐败。
对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将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一是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二是在监督机制上，党将支持和保证人大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加强党内监督，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三是加强党内民主建设，推进党务公开，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地方各级全委会、常委会工作机制，健全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改革党内选举制度，探索扩大党内基层民主多种实现形式，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证党员民主权利。
十七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对今年反腐败工作作出部署新华网北京1月18日电（记者崔静、周英峰）备受关注的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近日在京闭幕，围绕腐败与反腐败的话题却依旧是社会舆论关注的热点。
其中，腐败现象是否已积重难返，“越反越多”
反腐败斗争应坚持“持久战”还是“速胜论”
群众参与，能否成为反腐“生力军”
这些问题，成为中纪委全会后人们对当前反腐形势的三个追问。
追问一：腐败现象积重难返，“越反越多”
2011年新年伊始，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2010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工作情况。
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人们了解到一个重要信息——2010年，有近14．7万党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其中，近12万人受到党纪处分，3．8万余人受到政纪处分。
案件的查办，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89．7亿元。
暴露出来的腐败案件越来越多、案值不断增大，让不少人对反腐败斗争产生了悲观情绪，认为腐败是一种社会顽疾，积重难返，无法根治，“反腐无用论”“反腐无效论”一时间扰人耳目。
对此，中央纪委副书记干以胜在新闻通气会上表示，“反腐败无效论、无用论”这种说法毫无根据，腐败分子或严重违纪的党员只是极少数，中共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
所谓“腐败越反越多”的看法也是不正确的，必须坚定反腐败斗争的决心。
他用一个统计数据来证明：2010年受党纪处分人数占党员总数的比例约为1．5‟。
按照违纪性质来区别，受处分的这些党员并不都是腐败分子。
有些是属于因失职、事故等原因受到责任追究，还有些是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等违纪行为受到处理等等。
其中因贪污贿赂等腐败行为受到党纪处分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占受处分党员人数的比例并不大，占党员总数比例就更低。
因此，腐败分子或严重违纪的党员只是极少数。
“通过全党上下的共同努力，消极腐败现象得到遏制，一些深层次的腐败问题正在治理，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明显成效。
”干以胜说。
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季正矩对此表示认同。
他认为，近些年来，我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腐败案件不断增多、案值不断增大，一方面说明中央加大了反腐败的力度，尤其是在查处腐败案件，特别是查处腐败大要案方面的工作力度得到了加强，另一方面，也说明舆论监督的作用增强了，各类媒体对反腐败工作进行了更多的报道，广大群众能够更快、更多、更便捷地获取反腐败的信息。
追问二：反腐败斗争坚持“持久战”还是“速胜论”
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原副局长彭长健、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原副检察长毛建平„„近年来，重庆市声势浩大的打黑除恶行动，使一批危害一方的黑恶犯罪团伙及其“保护伞”应声倒地，人民群众对此拍手称快。
在采访中，专家们纷纷表示，“重庆经验”值得借鉴，但在具体工作中各地应探索符合本地实际的反腐举措，充分认识到反腐败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当前，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腐败处于易发、多发、高发时期。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说。
从实际情况看，由于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违法违纪行为也趋于隐蔽化、智能化、复杂化，这些都对反腐败斗争构成巨大挑战。
胡锦涛总书记在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必须清醒地看到，和反腐败斗争仍然面临一些突出问题，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
他要求以更加坚定的决心和更加有力的举措坚决惩治腐败、有效预防腐败，进一步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
“毫无疑问，反腐倡廉科学化水平将直接决定我国反腐败斗争的成功与否，由此决定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
”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说。
他认为，为了提升我国反腐倡廉科学化水平，就要实现反腐倡廉目标定位科学化、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科学化、反腐败路径模式选择科学化、反腐败行动规划科学化。
“反腐败成功的基本标准有两个，一是将腐败控制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二是这种低水平是可持续的。
”任建明说，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
追问三：群众参与，能否成为反腐“生力军”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支持和参与，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和反腐败斗争中的积极作用。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的这一表态，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风清政廉是党心所归，风正气顺是民心所向。
“反腐败要取得成效，必然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政府唱独角戏是不行的。
”任建明说，这也是全球反腐败的一条基本经验。
开通“反腐热线”、开设举报网站„„近年来，我国在和反腐败斗争中，越来越重视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不断拓宽群众参与反腐倡廉工作渠道，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与此同时，群众参与反腐倡廉的热情也日益高涨。
南京周久耕事件、温州“购房门”事件„„越来越多的违法违纪案件线索，被群众通过网络等手段示之于众，进而被纪检监察机关查处。
事实证明，群众在反腐败斗争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无论是举报热线还是网络监督，既说明政府重视民众的呼声，更说明公民意识的觉醒，而这两者对于反腐和防腐都非常重要。
”中央党校副教授洪向华表示。
但是，也必须看到，举报机制不健全、举报渠道不畅通、“举报成本”太高昂等诸多难题，成为现实中制约群众参与反腐败斗争的拦路虎，影响着全社会参与反腐的信心和积极性。
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往相比，刚刚闭幕的十七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对群众参与反腐败斗争作出了更多强调，也提出了更多举措：——坚持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专门机关监督与群众监督相结合，重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全面推行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及行政权力、公共服务公开透明运行，积极推广“制度＋科技”等预防腐败经验；——深入推进基层事务公开和透明，加大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和公共企业事业单位办事公开力度；——畅通群众反映问题、表达合理诉求的渠道，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监督作用；„„人民群众参与越广泛，留给腐败的空间就越小。
专家指出，综合运用制度和科技两种手段，让群众切实拥有参与权、评价权和监督权；重视群众的举报和意见，及时调查反馈，才能吸引更多群众参与，才能真正形成反腐倡廉的强大力量媒体：中国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建党90周年之际，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中纪委副书记介绍反腐倡廉建设的情况。
2010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46517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5373人。
一些媒体认为，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但也有一些媒体认为，这充分说明中国执政党正在加大反腐败的力度。
（中国在线律师网—提供律师免费咨询）作为长期从事反腐倡廉理论研究的学者，笔者认为，近些年来披露出来的腐败案件增多，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正在通过增加反腐倡廉的透明度取信于民。
不过，增加信息的透明度与增加公众的信任度有一定的联系，但没有正关联关系。
由于信息不对称，新闻媒体披露出来的腐败案件越多，越容易增加公众对执政党反腐败工作的疑虑。
正确的做法是，在增加信息透明度的同时，增加信息的对称性。
换句话说，在披露反腐败查处案件的同时，必须充分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让公众了解案件查处的来龙去脉，而不只是看到案件处理的结果。
当前，我国反腐败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查处率不高。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不是因为缺乏惩治腐败的技术措施，而是因为出现了制度化腐败或者集体化腐败的问题。
不少学者批评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已经出现了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这个集团不仅能把某些特权制度化，而且通过各种方式，将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个人化。
在一些地方，存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特殊消费行为、事业单位特殊的经费分配机制等现象，这都是在把腐败行为常态化。
这就使得中国许多领域呈现出灰色地带，反腐败一旦触及到特殊利益集团的共同利益，就会出现联合抵制的情形。
中国在公车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
尽管中央三令五申，禁止滥用公车消费，但由于形成了既得利益格局，公车改革的进展面临很多障碍。
改革开放以后，在反腐倡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反腐工作很难被外界理解。
关于对政府官员采取“双规”措施的规定，非但不被海外反腐败组织所认同，反而被错误理解为侵犯人权的规定。
这次公开反腐倡廉的情况，实际上是向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不移地开展反腐工作，并且愿意与公众分享反腐败取得的成果。
笔者认为，反腐败不能过度依赖互联网络。
作为反映社情民意的窗口，互联网络在我国反腐败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是互联网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如果运用不当不仅会放大公众情绪，而且会动摇执政根基。
副书记希望有关部门按照国际通行的做法，依法加强对互联网络的管理，实际上已经觉察到互联网反腐败产生的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
反腐败必须努力营造一个理性的表达空间，依法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
同时，反腐败不能忽视基础性的制度设计。
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是最基础性的反腐败制度。
如果没有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那么其他反腐败的制度都靠不住。
好的制度一定要有一个配套措施和一个水到渠成的环境，完善社会信息统计系统恰恰是题中之义。
换句话说，反腐败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按照全面及时地公开统计信息。
（中国在线律师网—提供律师免费咨询）总而言之，要想从根本上反腐倡廉，不仅要公布案件的查处情况，更要让公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对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倡廉工作给予肯定。
怎样正确认识当前反腐倡廉形势
反对和防治腐败，事关人心向背，事关生死存亡。
只有正确认识和判断当前反腐倡廉形势，才能总揽全局，审时度势，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牢牢把握反腐倡廉斗争的正确方向；才能坚定信心，扎实工作，正确处理反腐败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才能统一思想，进一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取得反腐倡廉的新成效。
怎样判断反腐倡廉形势，不仅仅是工作评估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认清形势、把握大局，才能统一思想、做好工作。
我国当前的反腐倡廉斗争是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背景下展开的。
国内外敌对势力竭力利用腐败问题歪曲、否定我们党的领导和国家的政治制度，蓄意诋毁，造谣惑众，把我们党描绘得一团漆黑，把干部队伍说得一无是处，攻击共产党解决不了自身的腐败问题，等等。
其目的就是妄图动摇干部群众对我们党领导的反腐败斗争的信心，动摇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的信心。
对于干部群众对反腐败斗争形势的一些模糊认识和不正确看法，也要分清楚情况，加以引导。
每个人在不同的社会层面生活，因人、因事、因情况不同，看问题的依据、标准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
既有人过高估计成绩，存在盲目乐观倾向；也有人过分夸大腐败问题的严重程度，存在悲观失望情绪。
当前在反腐败斗争形势的判断上，存在一些模糊认识：一是把局部看作全局。
有的地区和部门出现了腐败分子，周围的干部群众很不满意，出于满腔义愤，把局部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推而广之，从村长、乡长的不廉洁推测省长、部长的不廉洁，从少数干部有问题扩大到认为我们党和干部队伍整体上有问题。
二是把自己接触到的个别腐败现象视为普遍现象。
有的同志在社会活动和经济交往中，受到个别部门和单位不正之风的困扰，非常愤恨，由此推断出整个社会风气都不好，认为我国腐败现象非常严重。
三是把媒体报道的典型案例当作普遍现象。
据调查显示，60％多的人是通过媒体了解腐败问题的。
反腐败是备受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对大要案的报道，有时比较集_中，有个别小报还存在恶意炒作的现象，对一些干部群众容易产生误导，使一些人错误地认为，案件越查越多，腐败越反越严重。
四是把不属腐败的违纪违规行为或不正之风，当作腐败问题来看待。
腐败有明确的定义，主要指滥用职权谋取私利。
一些群众没有搞清腐败的概念，把一些不属于腐败的现象也列入腐败的范畴。
以上这些认识，单从某个方面说，似乎有一定道理，但从总体上说则是不全面的，以偏概全，背离了客观和实际。
怎样判断反腐败形势，有一个角度的问题，但从根本上说还是世界观、方法论的问题。
2011年1月1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全面、系统、深入地分析了当前的反腐倡廉形势，特别是用“三个并存”和“两个依然”科学概括了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总体态势，即成效明显和问题突出并存，防治力度加大和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并存，群众对反腐败期望值不断上升和腐败现象短期内难以根治并存，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
胡锦涛总书记特别强调，我们既要看到反腐倡廉建设取得的明显成效，又要看到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更加坚定的决心和更加有力的举措坚决惩治腐败、有效预防腐败，进一步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
这充分体现了中央对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对于我们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更好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一，要充分认识反腐倡廉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
坚决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之一。
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90年的伟大实践中，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和大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进行了艰辛探索，取得了重大成就。
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纳入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来谋划和部署，不断深入对反腐倡廉建设规律的认识，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方向更加明确、思路更加清晰、措施更加有力、成效更加显著，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
我们坚持把加强教育作为反腐倡廉的基础工作。
近年来，中央在全党相继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和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
结合纪检监察工作的实际，我们还深入开展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加强示范教育、警示教育和岗位廉政教育，命名一批全国廉政教育示范基地，发布《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组织“扬正气、促和谐全国优秀廉政公益广告展播，扎实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等，广大党员干部廉洁从政、拒腐防变的思想基础更加巩固，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风尚进一步形成。
我们坚持把健全制度作为反腐倡廉的重要保障。
大力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和创新，制定或修订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等一批重要反腐倡廉法规制度。
在抓制度建立的同时，建立健全贯彻落实制度的责任制和保障机制，加强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着力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制度实效性。
我们坚持把强化监督作为反腐倡廉的关键。
着力完善监督机制、拓宽监督渠道、加大监督力度、前移监督关口。
通过加强巡视工作，完善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构统一管理，推进党政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积极推进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和其他形式的公开，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认真落实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等，切实加强对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促进权力运行程序化和规范透明。
例如，巡视工作是一种有效的监督形式。
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央颁布实施党内监督条例，把巡视确立为党内监督的一项重要制度。
党的十七大把巡视制度正式写进党章，以党内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下来。
巡视工作边实践边探索，制度体系不断健全，工作机制不断完善。
发现并阿有关部门移交了一批反映领导干部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线索。
各省(区、市)、部分中央和国家机关以及金融机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也积极开展对所属单位的巡视。
通过开展巡视工作，有力推动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促进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加强了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我们坚持把深化改革作为反腐倡廉的治本之策。
协调和配合有关部门，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司法体制以及财税、金融、投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逐步完善公共资源配置、公共资产交易、公共产品生产领域市场运行机制。
我们坚持把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作为反腐倡廉的重要任务。
通过开展纠风专项治理、政风行风民主评议等，认真解决征地拆迁、涉法涉诉、环境保护、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专项基金资金监管等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有力维护了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还积极协助党委、政府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严肃查处群体性事件背后的失职渎职和腐败问题，促进了社会和谐。
我们坚持把查办案件作为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手段。
加大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的工作力度，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强劲势头，坚持党纪国法而前人人平等，不管涉及到什么人，不论职位多高，只要违反了党纪国法，就坚决查处，绝不菇息，绝不手软，切实做到发现一个查处一个。
我们注重突出办案重点，严肃查办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职权、贪污贿赂、腐化堕落、失职渎职案件，严肃查办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中的违纪违法案件，严肃查办商业贿赂案件。
从2007年11月至2010年底，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43．5万件，结案44.6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46.6万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16607人，立案件数、结案件数和党纪政纪处分人数逐年增长；共查办商业贿赂案件50244件，涉案金额125.4亿元。
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央纪委监察部严肃查处了陈绍基、王华元、黄松有、王益、康日新、黄瑶、宋勇、许宗衡等一批大案要案，前不久又对刘志军进行立案调查，社会反响强烈。
和地区各部门也查处了一批在本地区本部门在重要影响的案件。
通过查办案件，有力震慑了腐败分子，彰显了我们党反对腐败的鲜明态度和坚强决心，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信心。
我们注重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本功能，建立健全“一案两报告”等制度，加强案件剖析和情况通报，有针对性地总结教训、建章立制、堵塞漏洞，力求达到查处一起案件、教育一批干部、完善一批制度、深化一批改革的效果。
我们坚持讲求政策策略，把握时机节奏，改进宣传报道，确保查办案件工作取得良好的政治、法纪和社会效果。
这些年来，通过坚持不懈地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有力地保证了党和国家工作的顺利进行，维护了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捍卫了党纪国法的尊严，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纯洁了党的组织和队伍，增强了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
据国家统计局民意调查显示，人民群众对反腐败工作成效的满意度2003年度为51．9％，2008年为65.5%；2010年达到70.6％；人民群众认为消极腐败现象得到不同程度遏制的比例2003年为68.1%；2008年为81.6%；201o年达到83．8％，均呈逐年上升趋势。
国际社会也对我国的反腐败工作给予积极评价，认为中国的反腐败成绩是“足以同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温饱问题、极大地消除贫困相提并论的一个巨大贡献。
”第二，要清醒认识当前消极腐败现象的严重性。
在充分肯定反腐倡廉建设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新情况。
新问题。
一是腐败行为在一些领域仍然易发多发，资金密集领域和行业商业贿赂、内幕交易等现象严重，土地、矿产资源和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监管薄弱领导违纪违法问题突出，教育科研、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腐败案件逐渐增多，一些社会中介组织违纪违规时有发生。
二是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现象依然严重。
一些领导干部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牟取非法利益问题突出。
“一把手”腐败问题仍然严重。
从2007年11月至2010年底，共处分基层站所工作人员38464人，其中2010年处分违纪总金额在千万元以上的乡科级以下人员171人。
例如，山西省临汾市蒲县煤炭局原局长郝鹏俊，利用职权违规从事煤炭生产经营活动，谋取巨额利益，同时犯有逃税罪、非法买卖爆炸物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违纪金额巨大，社会影响十分恶劣，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20年。
三是一些腐败案件涉案金额巨大，社会影响恶劣。
例如，首都机场集团原董事长李培英，贪污公款8250万元，索要、收受有关单位和个人款项共计折合人民币2661万元；先后多次到境外赌博，赌资特别巨大。
李培英被依法判处死刑。
四是一些腐败分子同时具有多种违纪违法行为，集政治上蜕变、经济上贪婪、生活上腐化于一身。
例如，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王益，政治上丧失理想信念、目无党纪国法；经济上贪得无厌，为谋取个人私利不择手段，利用职务便利为数名请托人谋取利益，索取或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96万元；生活上极其糜烂。
王益被依法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五是窝案、串案、案中案明显增多，有的大案要案涉及几十人甚至上百人，有的一个领导班子中多人被查处。
例如，在安徽省古井集团高管人员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中，原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王效金，集团副总裁、房地产公司董事长李运杰，古井贡酒股份公司总经理甘绍玉等10名高管人员涉案。
王效金被依法判处无期徒刑，其他人员也受到相应的刑事处罚。
六是腐败案件类型、性质和作案手段等出现新变化，违纪违法行为日趋复杂化、隐蔽化、智能化，新兴经济领域案件和利用高新技术手段作案有所增加。
例如，商务部条法司原巡视员郭京毅单独或伙同商务部、工商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多名司局级干部，以及一些中介组织工作人员，利用各自在外资审批、监管、服务等方面的权力，把正常工作协调机制变成“权钱交易利益圈”，犯罪行为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高度的隐蔽性。
郭京毅因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其他涉案人员也分别受到相应的刑事处罚。
此外，党员干部作风和廉洁自律方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和不正之风仍然比较严重。
一些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工作作风漂浮，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漠不关心，甚至失职渎职、酿成严重后果。
例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除利用职权收受贿赂600多万元外，还违反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和民主决策程序，草率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统一换发药品批准文号工作，且疏于职守、部署不周、监管不力，致使药品注册管理秩序混乱，全国假药劣药事件频发，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用药安全。
郑筱萸因受贿罪、玩忽职守罪被依法判处死刑。
同时，一些领导干部作风简单粗暴，在土地征用、城镇拆迁、城市管理等过程中违规操作、粗暴执法，甚至滥用强制手段，引发群体性事件和个人极端事件；一些领导干部贪图安逸，奢侈浪费，享乐主义严重；一些领导干部在廉洁自律方面要求不严，违规收送红包礼金、超标准住房、从事营利性活动等问题屡禁不止，等等。
另外，从这些年查处的一些群体性事件和重大责任事故看，背后往往隐藏着官商勾结、以权谋私等问题。
例如，2008年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9·8”溃坝事故，造成277人死亡。
经过调查，临汾市公安局原常务副局长段波、临汾市原副市长周杰、襄汾县原县长张金凤等5名领导干部因利用职权为发生事故的新塔矿业公司非法生产提供便利、收受贿赂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受到严肃查处。
第三，要深入分析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原因。
腐败现象是一个具有复杂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古今中外都存在的世界性难题。
当前，我国社会存在腐败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5个方面。
一是我国仍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和各种社会矛盾凸显的历史时期，各方面体制还不完善，有着不少缺陷和漏洞，存在着滋生腐败现象的土壤和条件。
从世界各国发展历程看，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大都经历了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而我国用短短几十年跨越了其他国家上百年的发展历程，各方面体制制度必然要经历一个不断健全完善的过程。
即使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健全的西方发达国家，也都为不断发生的腐败问题和政治丑闻所困扰，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民主竞选所耗费的巨额政治经费其实质就是一种披着合法化外衣的腐败现象。
最近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家相继发生的政权更迭和政治动乱也都与腐败问题密切相关。
二是在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影响乘机而入，同我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封建残余思想影响相结合，侵蚀着党员干部的思想，一些党员干部宗旨意识淡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主义思想滋长。
例如，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孙瑜为满足自己的高消费，收受贿赂328万元，伙同他人骗取国家资金400余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
孙瑜在其忏悔书中说：贪图享乐，无限制地追求高消费，是我违法犯罪的重要原因。
三是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多元利益主体在我国市场上的竞争日趋激烈，不法分子通过商业贿赂攫取非法利益，拉拢腐蚀公职人员。
例如，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因受贿2959万元，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他在检查中说：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情况下，体现在领导干部身上腐蚀与反腐蚀的斗争，是如此尖锐和复杂。
说复杂，是指对领导干部的腐蚀，在温情脉脉、杯光酒影中就能得逞，让你在不知不觉、舒舒服服中演变过去。
四是干部队伍构成发生很大变化，二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发生动摇，不少中青年干部缺少严格党内生活锻炼和重大政治风浪考验，容易受腐败病毒感染。
一些领导干部没有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有的心态浮躁、贪图虚名，一门心思用在谋求更高的职位上；有的在收入和待遇上盲目攀比，感到自己的付出与回报不成比例，因而产生“心理失衡”，走上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违法犯罪道路；有的甚至利欲熏心、私欲膨胀，公然索贿受贿、侵吞公共财产和国家、集体资金，等等。
例如，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李堂堂，就是因在2002年陕西省政府换届和2005年届中调整时未被提拔使用，感到自己吃了亏，产生了为自己捞好处、留后路的想法并付诸实施。
2007年曾因拉票贿选、违反换届纪律，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通报批评。
与此同时，本人或通过其弟收受贿赂共计折合人民币760余万元。
李堂堂已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
五是反腐倡廉建设中仍然存在薄弱环节，一些地方和单位管理失之于软，失之于宽，教育不够扎实，制度不够健全，监督不够得力，预防不够有效，好人主义盛行，应该及时提醒的没有及时提醒，应该坚持制止的没有坚决制止，应该严厉惩处的没有严厉惩处，有的甚至包庇腐败和犯罪。
就纪检监察工作来讲，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在思想观念、工作机制、工作方式等方面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措施和办法还不够多，等等。
第四，要充分认识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有利条件，坚定抓好反腐倡廉建设的信心。
首先，我们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
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我们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
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每年都召开专门会议研究部署反腐倡廉工作，江泽民同志先后1O次、胡锦涛同志先后9次出席中央纪委全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国务院每年都召开廉政工作会议，对政府系统反腐倡廉工作作出部署；中央还专门设立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和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直接指导和协调反腐倡廉工作。
这些都为我们推进反腐败斗争提供了重要政治和领导保证。
其次，我们有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政治优势。
腐败现象从本质上讲是私有观念和剥削制度的产物。
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区别与历史上任何剥削制度的崭新社会制度，为从根本上消除腐败奠定了制度基础。
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综合国力极大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法制保障。
社会主义制度有着巨大的优越性，我们完全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自身存在的腐败问题。
其三，我们有一支优秀的党员干部队伍。
长期以来，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宗旨、恪尽职守、默默无闻、无私奉献，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最近几年，我们国家大事多、难事多、急事多，我们之所以能在众多风险和挑战面前取得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靠的就是广大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和表率带头作用。
这是我们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的最有力证明。
不承认这一点，就难以解释我们今天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
可以说，我们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是值得党和人民信赖和依靠的，腐败分子只是极少数。
近年来每年受到党纪处分的党员越11万人，只占党员总数的14％o，其中因贪污贿赂类问题受到处分的仅占党员总数的0.3％。
其四，我们有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
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是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力量。
随着人民群众参与反腐倡廉看渠道的不断拓宽和揭露腐败问题能力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将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
其五，我们有长期以来反腐倡廉建设实践积累的宝贵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实践中探索形成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反腐倡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工作方针、工作格局、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以及法规制度体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总之，消极腐败现象违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原则、干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助长不良社会风气、危害社会公平正义，是消磨党的意志、瓦解党的队伍、削弱党的战斗力、破坏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腐蚀剂。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在和平建设时期，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的话，腐败就是很突出的一个。
坚决反对腐败，防止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腐化变质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
我们一定要从事关党的生死存亡、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全局和战略高度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有力的措施推进反腐倡廉各项工作，不断取得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成效，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提供坚强保障。
反恐防暴常识
一、辨别可疑人员在工作中善于发题，注重观察周境和人群，发现一些不同寻常的举止行为可疑时，我们就要提高警惕。
例如：1、神情恐慌，言行异常者；2、着装、携带物品与其身份明显不符或与季节不协调者；3、冒充熟人，假献殷勤者；4、在检查询问的过程中，催促快点且态度蛮横，不愿配合，不愿接受检查者；5、频繁出入在酒店大堂或车场者；6、貌似公安机关通报的嫌疑。
二、遇有恐怖分子突袭的应对技巧：面对恐怖分子突袭要做到“逃跑、躲避、反击”这三个原则”。
1、沉着镇静，保护自己是首要问题，对突发其来的恐怖袭击，不能因为恐慌影响了正常的判断；判断自己是否面临危险，如有危险，要先做好个人防护，并极力疏散围观群众；2、如自己无法逃避时，要找大型遮蔽物体遮掩自己，能迅速就近找到防卫器材，等待时机，如需出击时，一定要准、快、猛、狠；3、切勿激怒恐怖分子，更不能惊恐喊叫；4、尽量稳定情绪，观察现场，看时机迅速撤离；5、不要好奇，拿手机拍照，观看热闹；6、场面确定安全时，听从现场有关人员的指挥，据自身的条件，对受到伤害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切勿盲目行动，做无谓的牺牲，尽力将伤亡与损失降到最低。
三、报警注意事项：报警时，要报告最重要的内容，包括地点、时间、发生的事情、后果等，以及嫌疑人的体貌特征，衣着打扮，伤亡人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