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安事变的感想
有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的爱国情怀加不齿蒋介内战行径。
同时对来总理更加钦佩，因为当时要求共产党去西安商谈，形势并不明朗，而周恩来总理大智大勇，坚决前去商谈，并且从大局出发，定好国共合作的计划。
向伟大的周恩来总理致敬。
西安事变 观后感 500字
西安事变观后感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华北相继沦陷，红军三大主力长征后胜利会师。
当时的形势是国难当头，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
但蒋介石倒行逆施，顽固抱住“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不变，仍然调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东北军、西北军继续“进剿”陕北延安的红军。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希望日渐渺茫，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逼蒋抗日的兵谏“西安事变”。
以“大历史”观来看在“西安事变”历史舞台上表演的各方，其“历史逻辑”也清晰可见：蒋介石有着使中国真正统一的“雄伟抱负”，其在日强中弱的现实下是否真有“攘外”的决心暂且不说，但先“安内”以解除后顾之忧的策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只是他缺乏了一点儿审时度势的眼光；中共高举“抗日”大旗自然是出于国家和民族的意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显然首先还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只不过其巧妙地将生存需要附着在了“国家大义”的口号之中；张学良，有“大少爷”的狂傲自大脾气，怀着杀父失地之恨，其亟欲以“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和想开创自己的“新局面”的冲动自然强烈，蒋介石想单纯以“亲如父子”的感情驾驭他显然是过于自信了。
由此可以说，当年国、共、张三方在“西安事变”舞台上的表演都有其“合理性”，这“合理性”既包括他们从各自思想理念出发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也包含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受“大历史”操纵的结果。
周恩来说：“政治是无情的。
”的确，张学良、蒋介石金兰之交，座上宾、阶下囚转瞬间，令人叹息和扼腕。
张学良和杨虎城当时的悲壮和后来的命运又使人伤感，但我总以为，我们通过对“西安事变”这一历史事件的客观研究，以史鉴今，从而对现在和将来的社会发展方向有所思索，这却是十分必要的西安事变也教训了蒋介石。
事变的成功发动使蒋介石认识到人心向背，抗日的怒潮非几十万大军所能阻挡，不得不正视历史发展趋势，择善而从，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所以他离开西安后，虽然违背诺言，扣押张将军，陈兵潼关，但并不敢再发动内战。
而是以军事为后盾进行政治分化。
最后蒋介石在南京和周恩来多次谈判，终于于1937年9月建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而这一切变化都与西安事变密不可分。
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一直评价很高，认为是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
西安事变的硝烟早已散尽，这段历史离我们也越来越远。
但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巨大，我们不能忘记。
若没有这次事变，国共合作抗日不知要推后多少年。
若没有这次事变，还会发生什么……
西安事变的历史剧~
世人皆知，说不尽的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是民国初年有名的草莽英雄，靠着马上的本事于乱世之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
说不尽的张学良不仅清楚父亲数度挥兵入关，挑起两次直奉大战，其目的是想问鼎中原，重温所谓的“皇帝梦”，而且他还明白晚年的父亲又把这一“梦想”全部寄托在了他的身上。
当年，他曾对机要秘书郭维城同志讲过：在他二十八岁那年——也就是在他父亲率部退回关外被炸死的1928年，即将告别世间的张作霖公然要他做“当今的李世民”。
他当即坚辞：“我不当李世民
”后来，定居美国的后生王冀先生又与他议起这一话题，他很是轻松地告之：他一生从来没有想“当第一”的念头，他牢记的却是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理想。
也就是在这种理想的支配下，为了结束被鲁迅先生称之谓最为黑暗时代的北洋政府，他毅然“易帜”，还被迫杀了反对“易帜”的东北元老杨宇霆和常荫槐；为了改变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促成全民族抗日格局的形成，他又断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演出了一幕捉蒋放蒋的历史剧。
结果，在神州大地终于响起了全民族抗战的枪炮声中，他却被蒋介石软禁了半个多世纪
讲一讲目前的时局问题。
这是同志们所关心的问题。
这一次，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谈了四十三天。
谈判的结果，已经在报上公布了⑴。
现在两党的代表，还在继续谈判。
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
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
这是达成了协议的。
还有没有达成协议的。
解放区的问题没有解决，军队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
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
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
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
国民党一方面同我们谈判，另一方面又在积极进攻解放区。
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不算，直接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有八十万人。
现在一切有解放区的地方，都在打仗，或者在准备打仗。
《双十协定》上第一条就是“和平建国”，写在纸上的话和事实岂不矛盾
是的，是矛盾的。
所以说，要把纸上的东西变成实际，还要靠我们的努力。
为什么国民党要动员那么多的军队向我们进攻呢
因为它的主意老早定了，就是要消灭人民的力量，消灭我们。
最好是很快消灭；纵然不能很快消灭，也要使我们的形势更不利，它的形势更有利一些。
和平这一条写在协定上面，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实现。
现在有些地方的仗打得相当大，例如在山西的上党区。
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
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
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
就是说，把他们的十三个师全部消灭。
他们进攻的军队共计三万八千人，我们出动三万一千人。
他们的三万八千被消灭了三万五千，逃掉两千，散掉一千⑵。
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
我们解放区的地方，他们要拚命来争。
这个问题好像不可解释。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地争呢
在我们手里，在人民手里，不是很好吗
这是我们的想法，人民的想法。
要是他们也是这样想，那就统一了，都是“同志”了。
可是，他们不会这样想，他们要坚决反对我们。
不反对我们，他们想不开。
他们来进攻，是很自然的。
我们解放区的地方让他们抢了去，我们也想不开。
我们反击，也是很自然的。
两个想不开，合在一块，就要打仗。
既然是两个想不开，为什么又谈判，又成立《双十协定》呢
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
在重庆，有些人认为，蒋介石是靠不住的，是骗人的，要同他谈判出什么结果是不可能的。
我遇到许多人都给我这样说过，其中也有国民党员。
我向他们说，你们说的是有理由的，有根据的，积十八年之经验⑶，深知是这么一回事。
国共两党一定谈判不好，一定要打仗，一定要破裂，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事情还有另外一个方面，还有许多因素，使得蒋介石还不能不有很多顾忌。
这里主要有三个因素：解放区的强大，大后方⑷人民的反对内战和国际形势。
我们解放区有一万万人民、一百万军队、两百万民兵，这个力量，任何人也不敢小视。
我们党在国内政治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已经不是一九二七年时候的情况了，也不是一九三七年时候的情况了。
国民党从来不肯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现在也只好承认了。
我们解放区的工作，已经影响到全中国、全世界了。
大后方的人民都希望和平，需要民主。
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
我又看到许多外国人，其中也有美国人，对我们很同情。
广大的外国人民不满意中国的反动势力，同情中国人民的力量。
他们也不赞成蒋介石的政策。
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
反对中国内战，主张和平、民主的，不只是我们解放区的人民，还有大后方的广大人民和全世界的广大人民。
蒋介石的主观愿望是要坚持独裁和消灭共产党，但是要实现他的愿望，客观上有很多困难。
这样，使他不能不讲讲现实主义。
人家讲现实主义，我们也讲现实主义。
人家讲现实主义来邀请，我们讲现实主义去谈判。
我们八月二十八日到达重庆，二十九日晚上，我就向国民党的代表说：从九一八事变以后，就产生了和平团结的需要。
我们要求了，但是没有实现。
到西安事变以后、“七七”抗战以前，才实现了。
抗战八年，大家一致打日本。
但是内战是没有断的，不断的大大小小的磨擦。
要说没有内战，是欺骗，是不符合实际的。
八年中，我们一再表示愿意谈判。
我们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上也这样声明：只要国民党当局“一旦愿意放弃其错误的现行政策，同意民主改革，我们是愿意和他们恢复谈判的”⑸。
在谈判中间，我们提出，第一条中国要和平，第二条中国要民主，蒋介石没有理由反对，只好赞成。
《会谈纪要》上所发表的和平方针和若干民主协议，一方面是写在纸上的，还不是现实的东西；另一方面也是由各方面力量决定的。
解放区人民的力量，大后方人民的力量，国际形势，大势所趋，使得国民党不得不承认这些东西。
除了胡军版的《西安事变》还有什么好看的历史电视剧
《解放》《战争1949》《朱元璋》《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之治》《大明宫词》《薛仁贵传奇》《大秦帝国》《卧薪尝胆》《明成皇后》《大清后宫》《浴血记者》《民国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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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率部发动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它对于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在西北地区，以西安为中心的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有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第十七路军，这两支军队均非蒋介石嫡系，屡受排挤，对此，他们极为不满，尤其是东北军，过去盲目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弃守东北，遭到国人唾弃，后又被命“剿共”蒙受重大损失，全军上下深感“剿共”没有出路，强烈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国土。
在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种种渠道，大力开展对这两支军队的工作，坚定了张、杨联共抗日的决心，从而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首先在西北地区取得胜利。
西安事变前夕的张学良（左）、杨虎城（右）张学良自从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共抗日之后，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都被拒绝。
蒋介石调集嫡系军队约30个师准备从河南开入陕甘参加“剿共”。
之后，蒋又于1936年12月初到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把军队全部开赴陕北“剿共”前线。
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协同行动，扣留了蒋介石，并囚禁了陈诚、卫立煌等国民党军政大员，随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主张。
25日下午，张学良决定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回南京。
一到南京，蒋介石立刻扣留张学良。
消息传出后，西安出现动荡不安的局势，东北军中坚决主张联共抗日的王以哲军长被东北军中一部分过激分子杀害，内战危险重新出现。
周恩来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坚定而细致地进行工作，巩固了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团结，基本上保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伟大成果。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社会政治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了，国共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时期；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 1937年4月2日，周恩来乘飞机由西安返回延安，等到机场迎接
西安事变这几个演出中，哪个比较值得去看
长恨歌、西安事变都值得一看，两者风格不一样；长恨歌是陕西旅游演绎的金边名片，演绎了一首荡气回肠的爱情绝恋；1212西安事变，黑科技演绎，360°舞台，是一场比较硬的演出，同样震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