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路不开阔是经历太少，见识太短还是思考力度不够
一、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 综观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致可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时期（1862年至1894年）。
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处于酝酿时期。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
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所谓“艺才”。
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
至1894年前后，我国共创办了30所左右的此类学堂。
这些学堂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外来因素的诱发下创办的。
所谓外来因素的诱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它们是清政府在外力胁迫下应急反应的产物，是为了培养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开办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学堂都标榜以西方为榜样，然而，在具体的学习目标上，却并不明确，笼而统之地把西方称之为“泰西”。
从时人留下的大量文献分析，所谓“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国。
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种泛称，还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模仿对象。
第二个时期（1895年至1911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
1895、1896和1898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
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
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
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1]，即主要是参照日本东京大学的规程制定的。
《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
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学习的目标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词被一个具体的国家——日本所取代，价值取向明确而单一。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
第三个时期（1912年至1927年）。
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
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
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
众所周知，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大学令》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
他多次谈到，《大学令》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2]。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
但是，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并未实现。
摆脱日本单一模式束缚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的条文列入了《大学令》，但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并未实行。
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付诸实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
留美归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东南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延揽一批留美学生到校任教，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从管理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以至经费筹措等，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
至20年代中期，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
第四个时期（1927年至1949年）。
在此22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国和欧洲各国特点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如果说20年代后期曾经是美国高等教育影响最盛的时期，从对地方分权制的教育体制的模仿，到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至于大学各专业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等等都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影响；那么，进入30年代，则表现出一种比较主动地吸收和借鉴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经验的倾向。
如在高中毕业生中实行会考制度，以整齐大学生的入学程度；教育部制订并实行有关大学教师任职资格的法令；强调大学毕业考试制度等等，这些举措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做法。
但是，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讲是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其间，有一个短暂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间实行的大学区制。
实行“大学区制”用蔡元培的话来说是“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3]。
众所周知，大学院制试行不及两年就无疾而终， 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而言，可算作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第五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几乎重复了半个世纪以前走过的路径，即学习、借鉴的目标单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苏联为榜样。
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
在这些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对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调整，专家的工作也包括编写教材、培养研究生和培训教师，甚至渗透到学生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实验室和资料室建设等具体工作领域。
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接办改造、教会学校的取缔和院系调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对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并确立。
第六个时期（1958年至1977年）。
摒弃“模式”，复归“传统”。
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
所谓复归“传统”，是指力图用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等根据地举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办法来指导高等教育改革。
所谓摒弃“模式”，就是在“独立自主”的旗帜下，拒绝接受来自国外的任何“模式”。
20年间，经历了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大跃进”。
之后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进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调整。
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关起门来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经历了高等学校三年不招生、工农兵上大学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斗、批、改”之后，力图清除一切外国模式的干扰和影响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但事实是，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七个时期（1978年以后）。
博采各国之所长，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
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
在经历了闭关锁国20年所带来的种种灾难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中国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
进入90年代，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规，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
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
”[4] 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之后，深固拒闭、盲目排外不可取，单一的价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为政府和知识界的共识。
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广泛吸收各国之长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通过上面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转换，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归根到底这是受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所制约。
如果我们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又会发现，百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似乎走了一个大圆圈：被迫开放（无意识的泛化）——单一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单一的价值取向——封闭——主动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
历史证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关起门来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绝借鉴任何先进国家的经验，无论是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还是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都是一条自我封闭、作茧自缚的死胡同；囿于某种政治环境，价值取向单一，同样不是发展的最好选择。
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
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在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中艰难推进的。
不能以强调本国情形的特殊性为由而拒绝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以标榜追赶世界潮流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这是我们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所应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
二、传统与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几年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
19世纪最后几年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学的雏型。
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和《奏定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
在这些章程中，关于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有了新的表述：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
…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
”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6] 从前一个时期的培养“艺才”、“专才”，到这一时期的提出“通才”，从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人才观。
因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强调“通才”，即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但是，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项学术艺能”为前提的，不仅与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内涵上有所不同，而且，这种目标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艺才”与“专才”的地位。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较之前一时期，较多地接纳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
当然，这种“通才”仍必须“谨遵谕旨”，“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
在这里，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
这是因为，虽然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但是，科举制度赐予出身的陋习仍然保留下来，秀才、举人、进士的头衔还十分具有吸引力。
当然更重要的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框架还在起着支撑作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革终究需要以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前提。
与此相适应，在这十几年间，高等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较大变化。
最明显的表征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被大量引进高等教育的课堂，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被作为大学或高等学堂的教学内容，通过日本引进或翻译的西方教科书大量出版。
学术界往往把这一时期看作是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个高潮。
与此同时，在传统高等教育中特别受到重视的儒家典籍“经学”的研习，也被保存下来，京师大学堂有经学科之设，而且置于各学科之首。
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领域，传统与移植之间的冲突、矛盾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都非常激烈。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体西用”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文化观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这也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进一步发展演变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间，民国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制定颁布过几部重要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法令、规程。
就培养目标而言，从法律条文上看，最大的变化在于取消了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
1912年的《专门学校令》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
同年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
”在这里强调的是高深学术，是培养“硕学闳才”和“专门人才”。
高等教育领域中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区分标准是“学”与“术”，前者重在学术研究，后者重在应用技术。
政治上、思想上的种种限制与要求，即所谓“忠君”、“尊孔”，在培养目标中被取消了。
特别在民国前期，由于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飞跃。
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力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
”[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观念，通过蔡元培的理论倡导和身体力行第一次较全面地被国人所认识和接受。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他所反复强调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对大学功能的理解与认识，即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等等，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对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通过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努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上，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培养“内圣外王”的“贤士”、“君子”、“循吏”为目标的主流传统。
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蔡元培在宣传、倡导西方大学理念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中国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非主流传统，即张扬古代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师生间砥砺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对的独立地位，等等。
1922年，等人“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
蔡元培闻讯后，高兴地写下了《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为之鼓吹：“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
”[9] 对西方大学理念的移植与中国高等教育主流传统和非主流传统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特定的环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
其中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分别为“大学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专科学校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
”在20年之后的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法》和《专科学校法》，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与20年前几乎完全一致。
上述情况说明，在1912年至1949的近40年间，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学者和研习应用科学的技术人才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其间。
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民国时期与清末比较，最大的变化是废除了反映封建传统文化的科目，增加了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学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更是如此。
据统计，民国初年《大学规程》中所开列的课程科目总数比清末《癸卯学制》所规定的多300多门；专科学校课程也比清末相应学堂科目增加了1-2倍。
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20年代开设的课程中，有许多在欧美各著名大学中也是刚刚起步。
在课程体系方面的另一显著变化是，从参照日本到直接借鉴西方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
许多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学的原版教材。
似乎可以认为，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对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第二个高潮。
直到30年代后期才陆续开始有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学丛书”的字样在各大学和专科学校采用，而且仍主要限于人文社科类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明确表述，最早见之于政府法规文献的是1950年7 月政务院批准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
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的规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人才。
”[10]在这里，除去头、尾两处有关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内容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建设人才”。
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相比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是十分自然的；应该说，作为高等教育的特点还是体现出来了，“高级建设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说涵盖了学术人才与专门技术人才。
当然，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所谓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等，在刚刚取得政权的社会条件下，是不会受到关注的。
相反，对大学中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议事日程。
在课程体系方面，特别强调了废除国民党政府开设的政治教育课程，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为基础的新的课程体系。
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全面地照搬苏联的课程体系。
1955年有个统计，当时的浙江师范大学开设的153门课程中，有41门是以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为基础而设立的，另有79门课程所用教材是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11]。
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对国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课程体系方面出现了第三个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追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风潮。
知识分子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于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大学中专业设置过窄、高等教育中忽视社会科学以及把马列主义奉为教条等现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学的马寅初。
这可以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非主流传统与移植而来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统一）的一次顽强对抗。
众所周知，这次风潮的结果是以“反右斗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指导中国近30年的教育方针，即“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的讲话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
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
”[12]从此，这个方针成了中国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中、小学的办学宗旨。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颁布，对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
”[13]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字数最多的一次表述。
应该说，较之1957年的论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中的规定，培养目标更明确，对专业有一定的要求。
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而且，也确实对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泛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变成了“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标语。
与此相适应，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学习、触及灵魂、思想改造的同时，专业知识被压缩至最少程度，大学变成了短训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教育理念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同样可以从移植与传统的冲突中得到解释。
如果说1949至1956年的全盘苏化期间，我们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仍然强调的是学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是对民国以来形成的主线的继续，体现的是外来因素的移植，同时融合了传统的影响（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么，后20年间则是传统对移植的激烈反抗并战胜之。
在这里，所谓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所积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培养政治人才的主流传统；二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在培养干部队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
20年间，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关闭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为传统的复归和高扬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
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否定和抛弃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目的，将现代化的实现确立为教育的主要目标。
同年10月，教育部对1961年颁布的《高教六十条》略作修改，印发全国高校组织讨论，关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完全是原来的表述。
尽管如此，至少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注重专业知识的问题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
1980年2月，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规定对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毕业生和科研人员经过严格考核，分别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
1985年5月， 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决定》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务归结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
这次会议的另一项与高等教育理念有关的重大决定是，明确提出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的过多的管理体制”，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
”[14]尽管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高等学校所获得的自主权远未达到文件中所给予的自由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决定》给予了我国高等学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主权。
此外，《决定》还强调高等学校是教学、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苏联模式那样，要么负责教学，要么负责专业培训；强调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强调提高教学质量，开展教学改革试验，改变专业过窄的状况，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等等，努力借鉴和移植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94年7月， 国务院颁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在国家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实施“211”工程，面向21世纪， 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
1998年8月，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突出强调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办学自主权。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制定颁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管理体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识。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断高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并转化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国高等教育面向社会精英阶层的传统正在成为历史。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曲折之后，终于有了明确的、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同步的理念、目标与方向。
职业生涯规划书1500-2000字
冰心，1900年10月5日出生于福建福州市一个具有爱国思想的海军军官家庭，原名谢婉莹。
1903年随父母迁居山东烟台。
4岁起，跟母亲认字片，6岁开始读私塾，1911年辛亥革命后，随全家返回福州，考入福州女子师范预科。
1913年随家迁居北京，1918年进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
“五四”运动中，被选为学生会文书，参加北京女学界联合会宣传股的活动。
1919年9月起，在《晨报》上以“冰心”的笔名发表《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等许多反映“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
同年夏，转入燕京大学本科二年级，这期间，不断在报刊上发表小说、诗歌和散文作品，后结集为《繁星》、《春水》、《超人》等。
1923年8月，赴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学习，创作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之作《寄小读者》。
1926年6月获硕士学位回国，先后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任教，并继续进行文学创作。
1929年与社会学在中国的创始人吴文藻结婚。
1938年到昆明，参加文艺界抗敌协会，被选为第三届理事，其时创作了以“男士”为笔名发表的《关于女人》。
1946年11月，随丈夫吴文藻去日本，在东京大学教授“中国新文学”课程，发表了不少关于和平与友谊的文章与演讲，1951年秋回国，定居北京。
1953年出席第二次全国文代会，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5年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创作了《小桔灯》和《再寄小读者》等，1960年被选为中国作协理事。
为促进国际文化交流，曾多次出访欧、亚、非等国。
1978年，继续当选为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被选为中国文联副主席，以“生命从八十岁开始”的精神，继续投入创作之中。
1981年创作的小说《空巢》，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进入85岁高龄以来，仍笔耕不辍，写出大量的回忆录、短篇小说、散文和杂文，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
她最早翻译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的诗集《先知》、《沙与沫》等，为表彰她为中黎两国的文化交流和友谊作出的贡献，黎巴嫩总统授予她国家级勋章。
1996年12月在全国第五次作家代表大会上，被推举为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结合所学习的内容谈谈你对和谐财务管理的认识
谈谈你对财务管理的认识 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渗透到企业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之中。
财务管理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财务管理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
然而，有些企业的财务管理则不尽人意。
这些企业的财务管理存在两个误区：一是把财务管理简单化，仿佛财务管理只是财务部门的事，忽视其整体管理职能；二是财务部门完全听命于老板，忽视财务管理自身的规律性与相对的独立性。
现就企业财务管理中的投资管理、资金管理、财务监督管理、利润分配管理等问题作出讨论。
一、现代企业制度与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大约在15-16世纪，地中海沿岸一带的城市商业得到了迅速发展， 初期的股份制公司的出现要求财务管理作为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诞生了。
但这个时期的财务管理还仅仅只是企业管理中的一个附属部分，还没有自己的独立职能，也缺乏财务管理理论和实践经验，因此，这只能是财务管理的荫芽时期。
到了19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产业革命进入完成时期，随着股份制公司的不断扩大与逐渐完善，为了适应怎样筹集资本、发行股票，怎样分配利润的需要，才产生了专业化的财务管理。
我国企业管理和理财的发展应该说是走过弯路、付出了相当的代价的。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的企业管理与财务管理不是以追求企业效益为目标，收益分配是按劳分配口号下的平均主义。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1993年，党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实行科学的企业管理（财务管理），财务管理才被重视起来。
目前，国有企业正在加快企业改制工作。
单一的国有企业正朝着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股份制混合型经济形式发展，经营者与企业职工持股使国有企业和广大员工真正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
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之后，将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与法人治理实体。
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国有企业改制对财务管理提出了更迫切更高的要求。
二、当好参谋，把好企业投资决策关 决策是企业管理中一项最为重要的工作。
决策是有成本的，这一点容易被人忽视。
例如一个正确的决策为企业盈利100万元，如果失去了机遇，没有做出及时的决策， 这个决策成本就是100万元；如果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策，不仅没有赚到100万元， 反而亏损了100万元，那么，这个错误的决策成本就是200万元。
因此，决策也必须讲成本控制。
投资决策是企业所有决策中最为关键、最为重要的决策，因之我们常说：投资决策失误是企业最大的失误， 一个重要的投资决策失误往往会使一个企业陷入困境，甚至破产。
因此，财务管理的一项极为重要的职能就是为企业当好参谋把好投资决策关。
投资是指投放财力于一定的对象，以期望在未来获取收益的经济行为。
投资有很多种类：从投资回收的时间划分，有长期投资和短期投资； 从投资的方向来看，有对内投资和对外投资；以投资对企业前途的影响为依据， 可分为战略性投资与战术性投资，以及初创投资与后续投资；确定性投资与风险投资； 相关性投资与非相关性投资等等。
这些分类是从逻辑划分的二分法划分出来的， 每一种投资本身就具有多种类型的性质与特点，例如一项长期投资本身， 它既可能是战略性投资，又可能是风险性投资等等。
因此，我们在考虑投资时必须把好以下“四关”。
第一，把好经济行为关。
必须明确投资是一项经济行为，必须从经济规律中去寻找依据， 从而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笔者调查过若干个国有企业不少失误的投资决策， 其中一个很大的失误原因是没有从经济规律本身去决策，而是从“政治”、“人际关系”等因素轻率地做出了投资决策。
例如一个国有企业的董事会听命于某位上级首长的“暗示”，给上级的老首长的儿子的一个公司投资300万元 ，结果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又例如一个很成功的国有企业的总经理， 为了回报他的故乡，强行主张在他的故乡投资500万元办厂，而他的故乡却不具备办这种工厂的条件， 结果厂是办成功了，却年年亏损，成了这个企业的沉重包袱。
甚至还有国有企业的负责人把国有资产随意地投资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和身边的人， 严格地说，这已经是一种腐败行为，是一种犯罪。
这一种投资方式在调查的投资决策失误中竟占了40%左右，是一种十分值得重视的现象。
另一种投资决策失误是投资决策者本人素质差，官僚主义，独断专行，自己又不懂经济规律而做出的决策。
这种投资方式在调查的投资决策失误中约占50%. 第二，把好调查研究关，严格按国际惯例办事，按法治办事。
投资决策是一个过程。
在做出投资决策之前，必须深入进行调查研究，进行可行性分析，否则不能轻易投资。
特别是对外投资， 即企业以现金、实物、无形资产等方式，或者以股票、证券等有价证券方式向其他单位投资， 一定要按国际惯例办事，对投资方的资信、财力等诸多方面有可靠的证明。
合同要严格把关， 符合有关法律手续，切不可留有隐患。
第三，把好投资管理程序关，做到投资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
不同种类的投资都有自身的特点， 从而有不同的管理程序，需经不同的部门审批，例如：有的投资，总经理个人可以做出决策， 有的投资需经董事会批准，而有的投资则需报上级部门审批。
第四，把好成本控制、风险与收益关。
投资的目的是要有效益，要赚钱，因之必须实行投资成本控制； 要有风险意识，尽力规避风险；投资要有效益，还得及时回收，以确保投资成功。
三、管好资金，确保企业资金流通与安全 目前，不少企业在资金管理中存在三个问题：一是资金入不敷出，存在资金缺口；二是资金被挪用、 被挤占；三是叫人头疼的“三角债”。
如何解决好这三个问题，是企业财务管理中的当务之急。
当然，首先要开源节流，增收节支；其次要通过短期筹款和投资来调剂资金的余缺； 第三必须对资金实施跟踪管理，做到专款专用，防止资金被挪用和形成新的“三角债”。
四、充分发挥财务监督作用，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是目前国有企业改制的一个重大课题。
企业要真正成为市场经济中的竞争主体和责权明确的法人实体， 必须要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激励机制。
建设一个团结、开拓、廉洁的领导班子是搞好国有企业的关键。
从防止腐败着想，企业必须加强监督作用。
正如交通规则一样，没有红灯的约束，就没有绿灯的自由 。
在企业约束机制之中，充分发挥财务监督作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财务工作者要有高度的责任感 ，对于不按财务制度办事的人，要敢于抵制，直至向上级反映情况。
国有企业的财务人员从根本上说来， 是对国有资产负责，而不是对某个具体的总经理负责。
而从法治上说，又必须保护财务人员的职责与个人权益 ，也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财务监督作用。
目前国有企业实行财务主管下管一级的制度是行之有效的。
直属企业的财务负责人由上一级主管部门、 企业直接委派，其组织关系、工资福利在上一单位，这样他就能无后顾之忧地行使财务监督作用。
五、新形势下的利润分配管理 利润分配是企业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投资者的决议对企业净利润所进行的分配。
利润分配在企业中起到杠杆作用，它对正确处理企业与各方面的经济关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促进企业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多年来，我国企业利润分配由于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在“按劳分配”的口号下， 实质上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极大地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这也是不少国有企业长期处于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个厂长、总经理工资收入与一个普通员工相差无几，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是不合理的。
有一些厂长、总经理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临到退休才发现自己“一无所有”，心理不平衡。
个别人竟铤而走险，知法犯法，贪污受贿，形成所谓的“五十九岁现象”。
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一个科技工作者收入同一个体力劳动者也相差无几，这也是利润分配十分不合理的现象。
在利润分配上吃大锅饭是一种落后意识，是有很大危害的。
改革开放以后，同志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实质就是打破利润分配的“平均主义”。
同志又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号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这就为利润分配进一步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目前，科技工作者可以以科学技术入股分红， 企业经营者实行年薪制等，可以说是利润分配在新形势下的必然结果。
按劳分配与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将成为企业的主要利润分配形式，职工持股， 经营者持股将使企业和员工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风险共担，利润则视其参股比例不同而不同。
在这种新形势下，企业的利润分配如何才能更合理，更能发挥经济杠杆作用，从而调动各层次、 各种人员的积极性，是财务工作者面临的一个新挑战。
【摘要】由于人们对财务管理、会计学、金融学等专业的特色认识还不够清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专业特色教育。
财务管理专业是一个特色鲜明的专业，其专业培养目标、专业课程设置及实践教学的内容与方式均不同于会计学和金融学专业。
【关键词】财务管理；会计学；金融学；培养方案；专业特色 目前，人们对财务管理专业的认识持有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财务管理专业是区别于会计学、金融学等专业的一个特色鲜明的专业；有的认为财务管理专业特色不明显，应该作为会计学专业或金融学专业的一个方向。
各高等院校在专业和院系机构设置上也体现了这种认识上的差异，有的院校单独设置财务管理专业并归属于会计学院，有的院校则将财务管理专业归属于金融学院，有的只是在会计学或金融学专业下设财务管理专业方向。
对财务管理专业认识上的偏差必然影响到本专业的特色教育，很多财务管理专业的学生也认识模糊，导致学习目标不明确，感觉前途迷茫。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明确财务管理专业特色。
凌婕、徐文佳（2007）曾撰文指出，财务管理专业没有必要单独设立，应并入会计学专业或金融学专业。
他们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实证分析：其一是从同一院校来看，历届财务管理专业学生的录取分数低于会计学和金融学专业，故认为社会对财务管理专业的认可度不高；其二是从三个专业近几年毕业生的去向来看，就业结构相似，均有进入大型企业、中小企业、政府机关、金融机构等单位的，具体岗位也有相同的；其三是财务管理专业课程设置方面与会计学或金融学相似课程较多，专业定位有共性，培养的学生规格没有本质区别。
笔者认为，上述实证研究的结论比较牵强附会。
首先，从高考录取分数来看，分数的高低的确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对该专业的认可度，社会认可度高的专业，报名人数多，录取分数高。
尽管财务管理专业的录取分数略低于会计学、金融学专业，但在大多数院校仍然属于较热门的专业，第一自愿录取率在90%以上，录取分数远高于旅游管理、工商管理、行政管理、法学、经济学及其他经济管理类专业，难道这些录取分数低的专业都没有独立设置的必要吗
这个结论显然有些荒唐。
其次，从毕业生就业走向来看，仅凭就业机构的相似性就认为财务管理专业无特色也是站不住脚的，每一个单位都需要吸纳各方面的专业人才，除了上述三个专业外，同一单位还要吸纳其他许多专业的学生。
当然，这三个专业毕业生的初步就业岗位的确很相似，大多数是会计核算岗位和金融业务岗位，但如果按照财务管理因此可取消的逻辑思路，会计学或金融学也可以取消了，应该合三为一，因为会计学专业毕业生有做金融业务的，金融学毕业生也有做会计实务的。
财务管理专业毕业生的初步就业岗位是会计核算或金融业务岗位，几乎没有直接进入财务管理岗位的，这一方面是因为财务管理专业学生掌握了会计学和金融学的相关知识，完全能胜任这两个岗位的工作；另一方面是因为财务管理属于企业较高层次的管理工作岗位，刚出大学校门的学生不可能一步迈入，只能从基础的会计实务做起，以后随着实践工作经验的积累和财务管理才能逐步走上重要的财务管理岗位。
就如工商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是为企业培养中高层经营管理人才的，该专业毕业生也不可能刚进入企业就当中高层管理人员是同样的道理。
至于财务管理专业与会计学、金融学专业课程设置相似的问题，笔者下面主要从各专业培养方案入手进行比较分析，因为专业培养方案比较详细地反映了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及学生知识结构，是最能体现专业特色的教学资料。
一、财务管理专业与会计学、金融学专业培养方案的相似之处 各专业培养方案课程设置的总体框架相似。
各高等院校各专业培养方案中开设的具体课程及各课程的课时不完全相同，但总体框架基本上是相似的，通常都包括公共基础课、学科基础课、专业必修课（或专业主干课）、专业选修课、科学人文素质选修课和实践教学环节等六大模块。
其中公共基础课、学科基础课、科学人文素质选修课模块中的课程体系和内容也很相似。
公共基础课主要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外语课、计算机课程、体育课等，是培养大学生基本素质和最基本技能的教学模块，是所有本科生都应掌握的基础知识，三个专业在该模块课程设置上几乎没有差异。
学科基础课是培养学生专业思想意识和专业学习基础的教学模块，通过本学科基础知识的教学，将学生引入专业学习之门，为进一步的专业学习打好基础。
财务管理与会计学、金融学同属经济管理类学科，都需要掌握数学、经济学、会计学、统计学、管理学等学科基础知识，因此该模块课程设置上也大同小异。
科学人文素质课是扩大学生知识面，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教学模块，该课程设置的课程门类多，包括培养法律意识、营销能力、理财能力、文化素养、文体艺术能力的各类课程数十种，不分专业在全校通开，各专业的学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个性特点进行选修。
二、财务管理专业与会计学、金融学专业培养方案的特色比较 （一）专业培养目标不同 财务管理专业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能在企事业单位及政府部门从事财务、金融管理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要求学生掌握经济学、管理学、财务会计学和金融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掌握财务预测、财务决策、财务计划、财务控制及财务分析方法，具有较强的信息获取以及分析和解决财务管理工作中实际问题的能力。
会计学专业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能在企事业单位及政府部门从事会计、审计实务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要求学生掌握会计学、审计学、管理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熟悉国内外与会计、审计相关的方针、政策、法规和国际会计惯例；熟练掌握会计核算、会计检查和会计分析的方法，能够独立分析和解决较复杂的会计专业问题。
金融学专业培养目标：能在银行、证券、投资、保险、经济管理部门、工商企业等单位从事金融管理实务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要求学生掌握经济、金融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具有处理银行、证券、投资与保险等方面的业务能力。
由此可见，三个专业培养人才的定位是不同的。
财务管理专业侧重于培养能为企事业单位进行财务规划和财务控制的财务管理人才；会计学专业侧重于培养能为企事业单位及政府部门进行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督的会计管理人才；金融学专业侧重于为金融机构培养金融管理人才。
（二）专业课程设置不同 各专业培养方案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模块，它们是构建人才主体知识结构，将学生培养成为具有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专业人才的教学模块，在专业教学中处于核心地位，各专业的教学特色也由此凸现。
财务管理学、会计学、金融学三个专业的主要专业课程设置情况如表1所示。
与专业培养目标相呼应，三个专业开设的专业课程各有特色。
财务管理专业开设的专业课程以财务管理知识为主，如财务管理、高级财务管理、税法、财务分析、国际财务管理、财务理论、资产评估学等；会计学专业开设的专业课程以会计、审计知识为主，如财务会计学、成本会计学、会计电算化、审计学、计算机审计、经济责任审计等；金融学开设的专业课程以金融、保险、证券投资等金融知识为主，如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央银行学、金融学、保险学、证券投资学、国际结算、投资银行理论与实务等。
从课程设置来看，财务管理专业也开设了不少会计学和金融学的课程，这是因为财务管理是组织资金运动、协调财务关系的一项经济管理工作，由于资金运动涉及到企业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包括筹资活动、投资活动和收益分配活动，企业在组织资金运动的过程中必然与各方面发生较复杂的财务关系，还会受到经济、法律、金融等环境因素的影响，由此给财务管理人员知识结构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财务管理人员必须基础扎实、精通专业、知识广博，不仅要精通财务管理知识，还必须熟知经济学、会计学、金融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
经济学为财务管理提供了理论基础；会计学是财务管理的专业基础，财务预测、财务决策、财务分析的依据都是会计信息，财务管理的效果也是通过一系列会计信息反映出来的，不懂会计不可能成为一名合格的财务管理人员；金融学为财务管理提供了理财环境知识，企业筹资管理、投资管理都离不开金融市场，财务管理人员还必须掌握金融学知识，熟悉资本市场，善于运用资本市场为企业寻找低成本的融资方式和高收益的投资项目。
财务管理人员在财务管理工作中必须融会贯通各学科知识，才能真正成为高素质的人才，把财务管理工作做到最好。
（三）实践教学内容与方式不同 实践性教学模块是为培养学生实际动手能力和综合运用能力而设置的。
该模块以专业理论知识为基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现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以提高学生的综合运用能力。
三个专业实践性教学模块设置的项目基本相同，均包括认识实习、社会调查、专业实习、模拟实习、毕业实习、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等项目。
但各项目具体内容和方式是各有特色的，其中社会调查报告、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的差异主要表现在选题和文章内容上，应侧重于各自专业领域的内容。
而在各种类型的实习中，除了实习内容不同外，财务管理的实习方式也有别于其他专业。
模拟实习是模拟实际业务发生情况，要求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专业基本理论、基本技能解决其中涉及的各种专业问题，旨在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
从模拟实习的内容来看，财务管理专业除了会计核算外，还应包括大量的财务管理案例分析；会计学专业以会计核算和审计为主；金融学专业则以证券投资操作和银行业务为主。
毕业实习一般是在实际工作岗位进行的。
相对而言，会计学专业和金融学专业比较容易找到对口的实习岗位，会计专业学生一般可到各单位的会计核算岗位实习会计业务；金融专业学生一般可到银行、保险、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实习金融业务。
而财务管理属于企业较高层次的管理工作岗位，并且可能涉及到企业的一些财务机密问题，不可能让实习生参与企业财务决策过程。
因此，大多数财务管理专业学生只能找到会计核算的实习岗位，学生难以接触到实际工作中的财务管理问题，必须通过加强在校期间的模拟实习来弥补该环节的缺陷，具体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案例教学，一种是ERP沙盘仿真实验。
这两种方式都与参与企业财务管理实践活动极为相近，实施得好完全能达到实地实习的效果。
案例教学可让学生接触大量的各种类型企业的实际财务管理案例，学生自己扮演财务经理角色对案例进行分析，作出判断，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并通过相互间的案例讨论，发现自己的不足，补充修正自己的判断和决策。
通过案例教学让学生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锻炼学生面对复杂问题，综合运用所学知识作出财务决策的能力。
大量的案例教学还能使学生从失败案例中分析失败的根源，避免将来重蹈覆辙，并能从成功案例中学到先进的财务管理经验，逐渐成熟起来。
ERP沙盘仿真实验主要是构建仿真企业环境，模拟真实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并将实物沙盘和ERP管理软件的全面运用相结合。
在ERP实验教学中，让学生直接利用ERP企业管理软件对仿真企业的全部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全面控制和管理，利用ERP管理软件将模拟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全部经济业务融为一体，实现动态管理、实时控制，实现财务与业务一体化，实现企业资源（资金流、物流、人才流和信息流）的有效配置与协调。
整个实验从财务角度透视了仿真企业的整体运营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