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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中国文代会心得体会

时间:2018-07-16 09:21

第一次文代会的意义

“次文代会”是“中华全国文学艺作者代表大会”的简称,说叫“别称”期分离在两大政治性区域(即“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文学家的“会师”,被看作是这次大会的主要特点,但这次大会是在对国统区作家进行大范围批判,对解放区创作进行热情肯定的背景下召开的,因此,沈从文、张爱玲、朱光潜等许多在现代文学史上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著名文学家被排斥在大会的门外。

这种情况在以前的文学史中是回避的,我们今天把它提出来,一方面是让大家全面而客观地了解“第一次文代会”,另一方面也是让大家通过这一现象更清晰地认识“第一次文代会”的明显倾向性对当代文学的影响。

“第一次文代会”是一个标志,既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开始,也标志着“解放区文学传统”(即“战争文化传统”)从解放区走向全中国,解放区文学的方向成为了今后文学发展的惟一的方向。

因此,代表着两个不同传统的文学在这次大会上,是有轻重之分的,而他们在今后的文学发展道路上所处的地位也是有主次之分的。

在当代文学的初期,许多从部队直接进入文坛的青年作家很快就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力量,展现出当代文学的新的面貌,应该说与此有很重要的关系,而许多在现代文学史上取得重要成就的作家,除老舍等少数人之外,绝大多数都没能在创作上继续创造辉煌,也与此有关。

名词解释“第一次文代会” “双百方针”

全名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49年7月2日开幕,7月19日闭幕,会期共17天,中间有若干次休会,实际开会时间为11天左右。

正值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

会上,郭沫若作了题为《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

周扬、茅盾分别作报告总结了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艺工作。

大会明确了今后文艺工作的方针与任务,指出新中国的文艺事业必须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表现工农兵生活,为工农兵服务。

大会最后通过了《宣言》,产生了全国性的文艺机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郭沫若任主席,茅盾和周扬任副主席,并成立了全国文联和文协等各个下属专业协会。

这是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大会师大团结的大会,继往开来、总结和动员的大会。

这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文艺运动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文艺的开始。

从此,中国文学揭开了崭新的篇章。

双百方针“双百”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合称,是繁荣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学艺术、科学研究工作的基本方针。

具体地说就是,在文艺创作上,允许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题材、不同手法的作品同时存在,自由发展;在学术理论上,提倡不同学派、不同观点互相争鸣,自由讨论。

“双百”方针是在1956年提出来的,“百花齐放”是一个形象的比喻,“百家争鸣”借用了历史典故。

“双百”方针是充分发扬民主、促进团结、符合文艺发展内在规律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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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李尧棠的资料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原名李尧棠,字芾甘,中国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

现代文学家、出版家、翻译家。

同时也被誉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中国现当代文坛的巨匠。

“巴金”这一笔名源自他一位在留学法国时认识的一位巴姓的同学巴恩波(一说是无政府主义创始人巴枯宁),以及这位同学自杀身亡时巴金所翻译的克鲁泡特金著作。

他把这二人的名字各取一字,成为了他的笔名。

小行星8315正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曾用过的笔名 佩竿、极乐、非子、黑浪、赤波、壬平、甘宁、亦呜、李冷、呜希、马拉、春风、一切、李一切、余一、王文慧、马琴、欧阳镜蓉、余三、余五、余七、黄树慧、德瑞、巴金。

(复旦大学教授唐金海考证,由巴金证实。

关于冰心的一生.

冰心,1900年10月5日出生于福建福州市一个具有爱国思想的海军军官家庭,原名谢婉莹。

  1903年随父母迁居山东烟台。

4岁起,跟母亲认字片,6岁开始读私塾,1911年辛亥革命后,随全家返回福州,考入福州女子师范预科。

1913年随家迁居北京,1918年进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

“五四”运动中,被选为学生会文书,参加北京女学界联合会宣传股的活动。

1919年9月起,在《晨报》上以“冰心”的笔名发表《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等许多反映“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

同年夏,转入燕京大学本科二年级,这期间,不断在报刊上发表小说、诗歌和散文作品,后结集为《繁星》、《春水》、《超人》等。

  1923年8月,赴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学习,创作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之作《寄小读者》。

1926年6月获硕士学位回国,先后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任教,并继续进行文学创作。

1929年与社会学在中国的创始人吴文藻结婚。

1938年到昆明,参加文艺界抗敌协会,被选为第三届理事,其时创作了以“男士”为笔名发表的《关于女人》。

1946年11月,随丈夫吴文藻去日本,在东京大学教授“中国新文学”课程,发表了不少关于和平与友谊的文章与演讲,1951年秋回国,定居北京。

  1953年出席第二次全国文代会,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5年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创作了《小桔灯》和《再寄小读者》等,1960年被选为中国作协理事。

为促进国际文化交流,曾多次出访欧、亚、非等国。

1978年,继续当选为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被选为中国文联副主席,以“生命从八十岁开始”的精神,继续投入创作之中。

1981年创作的小说《空巢》,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进入85岁高龄以来,仍笔耕不辍,写出大量的回忆录、短篇小说、散文和杂文,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

她最早翻译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的诗集《先知》、《沙与沫》等,为表彰她为中黎两国的文化交流和友谊作出的贡献,黎巴嫩总统授予她国家级勋章。

1996年12月在全国第五次作家代表大会上,被推举为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关于:何其芳--《河》的赏析

文章:  河  我散步时伴,我的河,  你在歌唱着什么  我这是多么无意识的。

  但是我知道没有水的地方就是沙漠。

  你从我们居住的小市镇流过。

  我们在你的水里洗衣服洗脚。

  我们在沉默的群山中间听着你  像听着大地的脉搏。

  我爱人的歌,也爱自然的歌,  我知道没有声音的地方就是寂寞  (1)“我们在你的水里洗衣服洗脚。

”说明诗人和河水什么样的关系

  (2) 请用简洁的话分别概括第1节、第2节诗的内容。

  (3) 诗中最具诗意和哲理的两句诗是哪两句

  (4) 最后两行诗表现诗人怎样的感情

  1、亲密相依关系。

  2、第1节,问河为何歌唱,代答;第2节,表现诗人与河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

  3、没有水的地方就是沙漠,没有声音的地方就是寂寞。

  4、热爱人类和自然的情感。

  概述  何其芳(1912—1977),男,现代著名散文家、诗人、文艺评论家。

曾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原名何永芳,出生于四川万县一个守旧的大家庭。

1935年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先后在全国各地任教,创办刊物《工作》,发表过大量诗歌与政论文章,对国民党消极抗战表示了极大愤慨。

他早期的作品如:《汉园集》、《夜歌》、《预言》、《夜歌与白天的歌》等,深受读者喜爱。

也写过《秋天》,入选中学课本。

  1938年,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革命文艺作了大量拓荒工作。

建国后,历任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历届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

是一位贯穿20世纪中叶——大时代、大变革中成就斐然的诗人。

  幼年时即喜爱中国古代诗词小说,1929年到上海入中国公学预科学习,读了大量新诗。

1931—1935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

  大学期间在《现代》等杂志上发表诗歌和散文。

1936年他与卞之琳、李广田的诗歌合集《汉园集》出版,他的散文集《画梦录》于1937年出版,并获得《大公报》文艺金奖。

大学毕业后,何其芳先后在天津南开中学和山东莱阳乡村师范学校任教。

  抗日战争爆发后,何其芳回到老家四川任教,一面继续写作诗歌、散文、杂文等。

1938年北上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后任鲁艺文学系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主要从事文学研究和评论,并长期参加文艺界的领导工作。

曾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等职,并任文学研究所所长职务。

  诗歌是何其芳最先喜爱和运用的文学样式。

他自称开始创作时“成天梦着一些美丽的温柔的东西”,早期的作品鲜明地表现出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思想感情和个性。

他不满丑恶的现实,又不清楚出路何在;他热切地向往着生活中美好的事物,但缺乏热烈的追求。

于是较多徘徊于怀念、憧憬和梦幻中,只能留下寂寞和忧郁。

  何其芳对于艺术形式的完美,表现出执著的探求。

在诗歌方面,他创作之初即十分讲究完整的形式、严格的韵律、谐美的节奏,并注意表现出诗的形象和意境。

因此,他的诗明显地具有细腻和华丽的特色。

在散文创作上,他自称“我的工作是在为抒情的散文发现一个新的园地”,他善于融合诗的特点,写出浓郁缠绵的文字,借用新奇的比喻和典故,渲染幻美的颜色和图案,使他的散文别具风格。

  真正明显地表现出思想和艺术风格的变化,是在抗战开始,特别是到了延安以后。

这时他渐离梦境,面对现实,诗文风格趋向朴实明朗。

  六卷本《何其芳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录了何其芳的大部分创作和论著。

  (摘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1992年版)  [编辑本段]何其芳改名  现代著名诗人和文学理论家何其芳,原名何永芳,国文老师将“永”改为“其”,成为何其芳。

这一字之改,使名字大放光彩,由一个十分俗气的名字,变成一个内涵隽永的美名。

将“永”改为“其”名字起了两大变化:一是变九、名分档为连姓取名,扩大了名字的容量,丰富了名字的内涵;二是变三个实词为两实一虚,虚实相生,使名字充满了生机,跳荡着情感,升腾着热浪,具有感人的力量。

何其芳-----多么芬芳,多么美好,多么令人陶醉啊

名字散发着诗意,洋溢着浪漫情怀,真是不可多得的佳名。

何其芳不负重望,后来成为著名诗人和文学评论家,使“名副其实”,美名远播。

  [编辑本段]诗集  《秋天》选自何其芳早年创作的诗集《预言》(1931-1933)。

它不像那个时期的诗人们那样爱用象征手法,写得神秘莫测,或爱寻味哲理,显示思想的深高厚重;也不像他向前拘守个人狭小天地,缠绵悱恻于男女私情,除了幽怨、苦思就是期待,而是难得地将视野投向乡野,投向普通人的活动场景,以观者的身份言身外他人之事,表现一派明朗纯净的诗意诗风。

诗作采用直陈其事的写法,表面看来似乎简单、直白,缺少象征的奥义,实则意味情味既深且长。

诗中透出那么一种氛围,那么一种神韵,这是最能勾住读者心魄的东西。

  所谓氛围,在文学作品尤其是抒情作品中,通常是指作品中的整体性的境象、风神、气韵。

它与严羽的“气象混沌,难以句摘”的气象有所类似,又有所不同,气象所指更为廓大,包括内容、形式各个方面;氛围似乎主要关乎内容,涉及意象、意境、情感等。

氛围可感而不可言,正如司空图所言:“神而不知,知而难状。

”亦如唐人所言:“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

”但读之有感,了然于心,也应能言追心意,形之于文。

  在《秋天》里诗人用最精粹的语言描写农家生活,每一句诗都是一幅画面,三节诗又组成三幅复合画面。

画面的组合造成了既流动又整合的特殊氛围。

  第一幅画面是“农家丰收图”。

这里不是写某个农夫,而是写普遍的农家活动。

写了两个场景,一是山谷伐木,一是篱间背瓜果。

山谷伐木置于篇首,丁丁声悠远地飘来,诉诸听觉;震落了清凉的露珠,诉诸视觉和触觉,真是一片世外风光,启迪人追思那邈远的印象,《诗经》中不是有“伐木丁丁,鸟鸣嘤嘤。

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之句吗

“飘”和“幽谷”在何其芳早年诗中常出现,不过那都是写虚的,用的是比喻义、引申义,用在这里才是写实的,别有一番情韵。

背瓜果所伴随的心情和表情在诗中未点明,但读者可以想到,那是欣喜、笑盈盈的。

“栖息”本用来描写有生命的物类,现用在这节诗的末尾,来概括秋天在农人家里的状况,将虚无的东(秋天)西视象化了,创造出松弛、闲静的氛围。

  第二幅画面是“霜晨归渔图”。

其中“雾”“霜”这些表现环境氛围的词(还有上一节的“露”),也是何其芳早年诗中常出现的,传达出清凉、冷寂、朦胧的气氛。

画面还包括一系列活动:撒网,收渔,摇桨。

这些平常活动画面在这里都蕴含着淡而远、清而静的神韵。

“轻轻”一词常在何诗中出现,在此仿佛“信手拈来”,显示出渔人悠闲与自得的心情。

也许在早年何其芳的心目中,秋天就真的是这么宁静、悠远。

  第三幅画面是“少女思恋图”。

这节诗从野草、蟋蟀和溪水写起,相当于古人所谓“感兴”的写法,即先言他事,由兴而感,由景入情。

野草寥廓,溪水清洌,这本不是人的活动,其后必有续言,那就是少女心怀恋情。

大自然繁嚣的夏天过去了,秋天到来却变化清静了,人在寂静时大都反观自身,倾听心灵之声。

牧羊女听了一夏的“牛背上的笛声”,忽然听不到了,心灵的某一角落开始萌动起来,真是“如树根在热的夏夜里震动泥土”(何其芳诗《夏夜》)。

写恋爱尤其是初恋,是早年何诗所擅长的,这次他写得更含蓄也更精彩了。

这一节才五行,就写出了由外景向内情的过渡,写出了初恋从无到有的过渡。

诗人选取了“牧羊女的眼里”这一特定角度,虽未明写眼神,但读者自能见出那里面的清纯、明净,那是初恋少女似恋非恋时的特殊眼神。

而且比较这三节诗我们可以看到,前两节主要写外在景物与人事,这第三节真正写入心灵深处,写出了微妙的感觉,使全诗收束在感情的实处。

不这么写,难以入情、入神,诗就“飘浮”起来了。

  总之,《秋天》这首诗通过描绘不同场景、画面,创造了一种既来自人世又远离尘俗的氛围。

这一氛围具有清静、清远、清甜、清柔的特点。

它写的是繁忙夏天之后的农闲景象,所以具有清静的氛围;它写的是世处桃源般的生活,不见农家些许的艰难苦恨,所以具有清远的氛围;它写的是少男少女朦胧而纯真的爱情,所以具有清甜的氛围;它像何其芳其他诗作一样专用轻柔之词写清丽意象,避开喧嚣的景境,避开拙重之词,所以具有清柔的氛围。

诗中各幅画面,以及画面里的各个意象,无一不和谐地统一;因而这种氛围所赖以形成的清静、清远、清甜、清柔等多方面特点也无一不达于极致。

技盖至此,非高手不能为。

可是何其芳写这首诗时才是20岁左右的大学生

  诗歌是何其芳最先喜爱和运用的文学样式。

他自称开始创作时“成天梦着一些美丽的温柔的东西”,早期的作品鲜明地表现出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思想感情和个性。

他不满丑恶的现实,又不清楚出路何在;他热切地向往着生活中美好的事物,但缺乏热烈的追求。

于是较多徘徊于怀念、憧憬和梦幻中,只能留下寂寞和忧郁。

  何其芳对于艺术形式的完美,表现出执著的探求。

在诗歌方面,他创作之初即十分讲究完整的形式、严格的韵律、谐美的节奏,并注意表现出诗的形象和意境。

因此,他的诗明显地具有细腻和华丽的特色。

在散文创作上,他自称“我的工作是在为抒情的散文发现一个新的园地”,他善于融合诗的特点,写出浓郁缠绵的文字,借用新奇的比喻和典故,渲染幻美的颜色和图案,使他的散文别具风格。

  真正明显地表现出思想和艺术风格的变化,是在抗战开始,特别是到了延安以后。

这时他渐离梦境,面对现实,诗文风格趋向朴实明朗。

  六卷本《何其芳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录了何其芳的大部分创作和论著。

  [编辑本段]思想  何其芳1930年以优异成绩同时考取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二校。

先入清华外文系,后离开。

1931年秋,入北大哲学系。

1935年北大毕业后,何其芳先后任教于天津南开中学、山东莱阳乡村师范、成都联合中学。

1938年8月,辗转奔赴延安,被安排到鲁迅艺术学院工作。

1942年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

1949年参加筹办并出席第一次文代会。

1953年奉调创建文学研究所(原属北大,1956年改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历任领导小组组长、副所长、所长、一级研究员。

他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文学评论》主编、《人民文学》和《文艺报》编委。

  何其芳的学术贡献和治学精神,周扬曾作过这样的评价:“其芳同志在艺术上不断进行着新的追求和探索,在理论上也有自己的独立建树。

其芳同志治学严谨,刻苦勤奋。

他研究了我国古典诗歌、民歌、新诗在形式上的特点,根据现代汉语的客观规律,提出了建立现代格律诗的主张,并且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对诗歌的形式进行了新的探索。

他关于我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提出了不少自己独到的见解,推动了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发展。

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做好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特别是总结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不仅有助于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还可以丰富我国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

”  作为杰出的诗人,何其芳不仅写过许多深受读者欢迎,传诵很广的优美诗篇,而且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第一位系统地探索并建立了现代格律诗的理论体系的学者。

早在1953年写的《关于写诗和读诗》的文章里,他就提出了现代格律诗的问题,把新诗区分为格律诗和自由诗,主张建立现代格律诗。

1954年,他专门写了《关于现代格律诗》的长篇论文,就建立现代格律诗的必要,现代格律诗的顿和押韵,现代格律诗不能采用五、七言体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而又周详的论证与发挥。

他提出,现代格律诗除了应该具备诗的一般特点外,以形式而论,还应每行有一定的顿数,可分三顿、四顿、五顿几种不同的句式。

在长诗中,如有必要,顿数可以变化;同时要押大致相适的韵,不一定非要一韵到底,可以少到两行一换韵,四行一换韵。

何其芳关于现代格律诗的理论主张,是在研究了中国古典诗歌和民歌的传统,研究了“五四”以来新诗创作的实践经验,并借鉴了外国诗歌的形式规律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在何其芳看来,做学问的方法,研究的方法,在本质上是一种思想方法,是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具体学术研究领域的应用,他一再强调,学术研究方法其实是一种特殊的工作方法。

在具体的研究对象上,何其芳非常重视占有和掌握资料,通过占有和掌握资料,尽可能详细和周密地了解课题的历史和现状。

例如,前人有些什么重要的、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有哪些值得借鉴之处,存在着哪些局限,以及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水平如何,难点何在,等等,他都要了解。

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自己进行研究的着力点,最终获得创造性的实绩。

以对屈原的研究为例,他讲,这并不是他非常熟悉的领域。

为尽可能详细地占有资料,了解屈原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他阅读了能够找得到的古往今来的全部《楚辞》的注本,特别是文学所图书馆馆藏的屈赋注本。

  何其芳认为,从事文学研究必须要有广博的学识,不仅要广博,而且要扎实。

因此,他主张读好书,多读书。

何其芳读书,有做批语的习惯,许多很重要的思想见解,就批在他自己的书上,它们大部分没有被系统地整理过。

整理这些批语,不仅对于何其芳研究,就是对于更广的意义上的文学研究,也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从文化视野上来看,何其芳学术研究所关注的领域,也可以说涵盖了古今中外。

在他留下来的学术遗产中,属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以1956年写的长达8万余字的《论〈红楼梦〉》为代表。

在这篇论文中,他不仅对《红楼梦》作了全面的精细的思想分析和艺术分析,对其中一些主要的人物给予了准确的评价,对当时与以往红学研究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如“市民说”的问题,后四十回的真伪问题等,都经过缜密的研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而且,通过对这部封建时代社会生活百科全书式的作品的研究与评价,充分而全面地展示了何其芳的才情与学力、学风和品格。

这篇论文可以视为何其芳文学研究的一个制高点,它代表了当时以及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红楼梦》研究的最高水平,至今读来,仍不觉其陈旧,给人以艺术的和生活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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