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孝道
汉文帝时，有一位叫淳于意的人，拜齐国著名医师杨庆为师，学得一手高超的医术，曾经做过齐国的仓令。
他的老师去世以后，弃官行医。
因为个性刚直，行医的时候，得罪了一位有权势的人，导致后来自己遭陷害，被押往京城治罪。
他的女儿名叫缇萦，虽然是一位弱小女子，然而不辞劳苦，长途跋涉随父前往长安向皇帝诉冤。
她陈述了肉刑的害处，并说明了父亲做官时清廉爱民，行医时施仁济世，现在确实是遭人诬害，她愿意替父受刑。
汉文帝被缇萦的孝心深深感动，赦免了她的父亲，并且下诏书废除了肉刑。
这个故事是中国古代故事“二十四孝”之一，人们为了赞扬缇萦做诗颂曰： 随父赴京历苦辛，上书意切动机定；诏书特赦成其孝，又废肉刑惠后人。
一 “孝”字简释 “孝”的观念产生较早。
“孝”字，古作 ，上面为一老人，下面为一小孩。
康殷说；“象‘子’用头承老人手行走。
用扶持老人行走之形，以表示‘孝’。
” [1]（P39）东汉许慎则解释说：“孝，善事父母者。
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
”清段玉裁注：“《礼记》‘孝者，畜也。
’顺于道，不逆于伦。
是之谓畜。
” [2]（P398）这些解释虽然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但是意思完全一样，都认为“孝”是尊敬长辈，侍老奉亲。
《礼记·礼运》也说；“何为人义
父慈、子孝、兄良、弟悌。
”因此，“孝”首先是一种社会道德原则，是处理家庭中长辈和儿女间关系的准则。
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演变，“孝”被封建帝王利用来为他们的统治服务。
这样，“孝”就由道德范畴扩展到了政治范畴。
二 阐发儒家孝道观的主要经典著作《孝经》 在儒家经典十三经中，《孝经》“是一部字数最少，内容最浅，而影响最大，引起的争议最多的著作”。
[3]（P1）其巨大的影响不是在学术价值上，而是在社会价值上。
以致其面世以来，上自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争相传习，备加尊崇，影响所及远至日本、朝鲜等邻国异族。
《孝经》成书于何时，历来有不同的观点，但“今文《孝经》经过刘向整理后，才确定了后来流行本的规模”。
[3]（P11）东汉时，《孝经》就被列为儒家七经之一，当时流行的是孔安国传郑玄注。
自那以后，《孝经》一直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
到唐代，玄宗亲自为之作注，更是大力倡行。
宋朝学者邢昺为之作疏。
现今流行的《孝经》本子，就是唐玄宗御注、（宋）邢昺疏的本子。
由于《孝经》将家庭与社会人伦道德紧密结合，加上统治者的积极宣扬，故《孝经》几乎成了封建时代家喻户晓的儒家经典。
对于《孝经》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因而也引起了一系列证伪的官司。
笔者则认为《孝经》是孔子和曾子所作，我们且看两例有力的证据。
西汉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曾参，南武城人，字子舆。
少孔子四十六岁。
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
作《孝经》。
死于鲁。
”司马迁是位大史学家，治学严谨，考证确凿，加上离春秋战国时代较近，资料转抄讹误甚少，当不会有错。
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也说：“《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
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
举大者言，故曰《孝经》。
”《汉书》言“为曾子陈孝道”，即《史记》载“故授之业”。
从马、班两位史学大家的记载可以看出，《孝经》的最初作者实际上应为两人：一是孔子；一是曾子。
孔子将孝道口述给曾子，曾子将其记录整理下来，间或插有自己的心得体会。
这就是所谓的孔子“述而不作”。
他们两人的关系类似于当今某篇文章口述者和整理者的关系。
故笔者认为《孝经》的最初作者应是孔子和曾子。
当然，曾子的门人可能也参与了整理《孝经》的工作，于是也有他们的观点及其在书中对他们先生的尊称。
今本《孝经》仅一千七百九十九字，凡十八章。
对于《孝经》的内容，宋代理学家朱熹认为“篇首六七章为本经，其后皆传文”。
[4](卷八十二) 《孝经》一书，对于从帝王将相到黎民百姓之间的各个阶层的孝行都有明确规定。
但其基本倾向是以伦理道德教育为政治服务，那就是以孝劝忠，以孝治天下，从而达到《大学》里所说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高政治目的。
正因为如此，它才得到历代帝王的极力推崇。
三 孝为德之本 历代儒学之士大力宣扬 孔孟儒学认为，“孝”是一切德行的根本，教化的源泉。
《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就载：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孝为德之本的思想在儒家其他著作里也有所反映。
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 [5]（P71）认为孝是仁的基础。
孟子则说：“亲亲，仁也。
” [5]（P430）又说：“仁之实，事亲是也。
” [5]（P359）将侍老奉亲之孝作为仁的实质。
《大戴礼记·曾子大孝》载：“夫孝者，天下之大经也。
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衡之而衡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
”指出“孝”是一切德行的起点，是一切德行的大经大本，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根本法则。
[6]（P475） “仁”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 [5]（P171）“仁者爱人”是孔子对仁的简明概括。
而他又认为 “孝”是“仁”的基础，“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
” [5]（P71）既然孝道观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最高道德准则，那么，为了这种理念价值的推行，就必然有一些最具体最直接的行为要求。
儒学创始者非常重视父母子女间的感情交流，并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尊敬、爱戴和赡养。
[7]诚然，行孝的最基本的要求是子女对父母的物质奉养，但是孔子并不停留在物质奉养上，他认为仅是物质上的奉养是不够的，还得在感情上对父母表示真诚的尊敬和爱戴。
所以他又说：“今之孝者，是为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
不敬，何以别乎
” [5]（P79）如果对父母在感情上不尊敬和爱戴的话，仅是物质上的奉养，又与犬马有什么区别呢
不过，孔子对“孝”的最高阐述是要求子女在父母生前按照父母的意愿行事，在父母死后继承他们的遗志立身。
所以孔子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 [5]（P74）周武王和周公旦继承文王的遗志讨灭了商纣王，故孔子赞扬他们说：“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
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 [5]（P44）司马迁著《史记》，班固著《汉书》都是立志完成其父遗留下来的未竟事业，是孔子孝道观最高要求的体现。
孔子对于要求子女孝敬父母做的一些具体行为，典籍中还有如下一些记载： 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 [5]（P79）父母在世时，要以礼侍奉；死了，要以礼安葬，并且按礼仪祭祀。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 [5]（P79）关心父母的病痛是讲求孝道之关键。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 [5]（P98）就是要求子女经常在父母面前尽些孝心。
孟子对孔子仁孝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认为孝是仁的实质。
因此，“事孰为大
事亲为大。
” [5]（P357）又说：“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
” [5]（P385）。
推已及人，把最初产生和存在于家庭中的孝悌观念推广到整个社会，是孟子孝道观的独到见解。
故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 [5]（P253） 孔孟以后，宣扬孝道观的大儒不乏其人。
北宋中期，理学领袖关中张载、洛阳二程都大力阐发孔孟儒学孝道观，从而使孝悌观念在民众中得以迅速传播，并打下深刻的烙印。
张载则把孟子推已及人的孝悌观念作了更深层次的引申。
他提出了“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
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
于时保之，子之翼也。
” [8]（P180） 二程对“仁”与“孝”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
他们指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言为仁之本，非仁之本。
”[9]（卷十一）“为仁之本”与“仁之本”是有区别，仁是本，孝是用，不能混为一谈。
又说：“人无孝悌不可，而不全力以赴尽孝尽悌也不可。
”[9]（卷二十三）不仅要有孝悌观念，而且要有孝的行动。
清朝名儒魏源也对孝道有所阐发，他说：“君子之言孝也，敬而已矣；君子之言敬也，孝而已矣。
一举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
”[10]（P14）把侍奉双亲的“孝”和“敬”紧密结合起来。
这是魏源的新见解。
四 孝为政之本，统治者对孝道大力提倡 孝悌观念也是统治者为政的根本。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
”子曰：“《书》云：‘孝乎
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5]（P82）有人问孔子为什么不从政时，孔子引用《尚书》里的话来解释自己用孝悌观念来影响社会政治，就是参政了。
这一则对话就说明了儒学创史人孔子一开始就将宣扬孝悌观念的活动看成是政治行为。
《孝经·开宗明义章》云：“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这就指出了“孝”是伦理道德和政治行为的结合体。
而“孝道”对封建政治的重要性在《孝经·三才章》里则体现得更为具体。
《孝经·三才章》写道：“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
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
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
”治理国家以道德教化为基础，道德教化以孝行为根本，故孝道既行，天下自然垂拱而治。
《孝经·孝治章》载：“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
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
”只要推行孝悌，就会国泰民安，政治清明。
有子也言：“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
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5]（P70）历代帝王深知提倡孝道孝行对于稳定其统治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此，对儒家孝道孝行推崇有加。
汉代统治者为表示推崇孝道，自惠帝始，给多数皇帝谥号前都加一“孝”字，如“孝惠帝”、“孝文帝”等等。
《汉书·艺文志》载：“汉文帝时《论语》、《孝经》皆置博士。
”《孝经》受到重视。
同时将行孝与否作为选吏的依据，行孝者可以被举为“孝廉”，由朝廷任命为官。
更有甚者，以皇帝九五之尊，撰集注解《孝经》的也屡见不鲜，如晋元帝、梁武帝、唐玄宗等都曾为之作注。
封建统治者重视“孝道”的宣传，主要是为了达到以孝劝忠的目的，其理论基础来自于《大学》里的“三纲八目”。
《大学》开篇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是为三纲。
就是一要修明天赋善德，二要治国安民，三要达到以上两项所应当达到的目标。
《大学》的“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大学》载：“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
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统治者利用孝道来教化百姓，就是修其身的过程。
向广大民众宣扬孝行，就是希望以此影响人们，以齐其家。
而这两项措施最终都是为了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治国必先齐其家”[5]（P12）指出了以孝齐家对治国的重要性。
“孝者，所以事君也”，[5]（P12）把人们行孝的对象直接指向为君主。
《礼记·祭义》则说 “事君不忠，非孝也。
”更加明确地指出对君主不忠，就是不孝的表现。
当然，统治者要推行孝道，还需以身作则，广敬博爱，规范天下。
“所谓平天下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挈矩之道。
”[5]（P14）正因为如此，历代帝王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也做出了许多诸如上述一些宣扬孝道孝行的姿态。
除了用一些非强制性手段外，统治者还运用了强制性手段来推行孝道，那就是将儒家“孝”的伦理思想渗透到刑律中，制订了对“不孝”作出惩罚的法律条文。
秦代便继承先秦“惩治不孝”的传统，专有惩罚不孝的规定。
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就载：某甲控告其子不孝，要求官府惩治，官府按其所告查办，“将其子断足，迁蜀边县，令终身毋得去迁所论之”。
其后历朝都有对“不孝”作出惩治的法律条文，而且更加繁密严厉。
历代帝王推崇“孝道孝行”，其终极目的是为了稳定其统治。
但不可否认这一行为在客观上对社会也有一定的良性作用。
五 儒家孝道观的民间影响 历代儒学之士在理论上的大力阐发，封建帝王在行动上的推崇，这二者的合力在民间的影响就是《二十四孝》的产生和广为流传。
《二十四孝》始成于元代，多数人认为是郭居敬撰辑。
《二十四孝》在民间的影响巨大，流传甚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主要有两点：一是它适合中国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稳定统治的需要，历代帝王不遗余力地加以提倡；二是经过几代儒学之士的阐发，孝悌观念作为一种社会道德原则在一般民众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宣扬这一观念的《二十四孝》自然容易被民众接受。
《二十四孝》所选孝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从时间上说，包括了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孝子；从社会地位来说，上自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从年龄上说，孝子中有幼童，有成年，还有老人；老莱子戏彩娱亲，汉文帝亲尝汤药等等典型事例，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总之，《二十四孝》为各式各样的人物树立了孝行榜样。
然而，《二十四孝》的流传具有双重性，它既对社会人伦秩序的维护起了重大的良性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扭曲了人们心目中人道性的“孝”的观念，从而导致了“愚忠”“愚孝”现象的发生。
总之，孝悌观念既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优良美德，也是儒学伦理道德的重要内容之一。
儒家的宣传和统治者的提倡，自然有它合理的内核。
但不可否认其中也必然杂有不正确的成份，也即后人所说的“愚忠”和“愚孝”。
正确地看待孝悌观念和推崇孝道孝行，就是我们现代人应该引起注意和重视的。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孝感动天 舜，传说中的远古帝王，五帝之一，姓姚，名重华，号有虞氏，史称虞舜。
相传他的父亲瞽叟及继母、异母弟象，多次想害死他：让舜修补谷仓仓顶时，从谷仓下纵火，舜手持两个斗笠跳下逃脱；让舜掘井时，瞽叟与象却下土填井，舜掘地道逃脱。
事后舜毫不嫉恨，仍对父亲恭顺，对弟弟慈爱。
他的孝行感动了天帝。
舜在厉山耕种，大象替他耕地，鸟代他锄草。
帝尧听说舜非常孝顺，有处理政事的才干，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他；经过多年观察和考验，选定舜做他的继承人。
舜登天子位后，去看望父亲，仍然恭恭敬敬，并封象为诸啮指痛心 曾参，字子舆，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的得意弟子，世称“曾子”，以孝著称。
少年时家贫，常入山打柴。
一天，家里来了客人，母亲不知所措，就用牙咬自己的手指。
曾参忽然觉得心疼，知道母亲在呼唤自己，便背着柴迅速返回家中，跪问缘故。
母亲说：“有客人忽然到来，我咬手指盼你回来。
”曾参于是接见客人，以礼相待。
曾参学识渊博，曾提出“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的修养方法，相传他著述有《大学》、《孝经》等儒家经典，后世儒家尊他为“宗圣”。
百里负米 仲由，字子路、季路，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的得意弟子，性格直率勇敢，十分孝顺。
早年家中贫穷，自己常常采野菜做饭食，却从百里之外负米回家侍奉双亲。
父母死后，他做了大官，奉命到楚国去，随从的车马有百乘之众，所积的粮食有万钟之多。
坐在垒叠的锦褥上，吃着丰盛的筵席，他常常怀念双亲，慨叹说：“即使我想吃野菜，为父母亲去负米，哪里能够再得呢
”孔子赞扬说：“你侍奉父母，可以说是生时尽力，死后思念哪
”（《孔子家语·致思》）。
芦衣顺母 闵损，字子骞，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的弟子，在孔门中以德行与颜渊并称。
孔子曾赞扬他说：“孝哉，闵子骞
”（《论语·先进》）。
他生母早死，父亲娶了后妻，又生了两个儿子。
继母经常虐待他，冬天，两个弟弟穿着用棉花做的冬衣，却给他穿用芦花做的“棉衣”。
一天，父亲出门，闵损牵车时因寒冷打颤，将绳子掉落地上，遭到父亲的斥责和鞭打，芦花随着打破的衣缝飞了出来，父亲方知闵损受到虐待。
父亲返回家，要休逐后妻。
闵损跪求父亲饶恕继母，说：“留下母亲只是我一个人受冷，休了母亲三个孩子都要挨冻。
”父亲十分感动，就依了他。
继母听说，悔恨知错，从此对待他如亲子。
鹿乳奉亲 郯子，春秋时期人。
父母年老，患眼疾，需饮鹿乳疗治。
他便披鹿皮进入深山，钻进鹿群中，挤取鹿乳，供奉双亲。
一次取乳时，看见猎人正要射杀一只麂鹿，郯子急忙掀起鹿皮现身走出，将挤取鹿乳为双亲医病的实情告知猎人，猎人敬他孝顺，以鹿乳相赠，护送他出山。
戏彩娱亲 老莱子，春秋时期楚国隐士，为躲避世乱，自耕于蒙山南麓。
他孝顺父母，尽拣美味供奉双亲，70岁尚不言老，常穿着五色彩衣，手持拨浪鼓如小孩子般戏耍，以博父母开怀。
一次为双亲送水，进屋时跌了一跤，他怕父母伤心，索性躺在地上学小孩子哭，二老大笑。
卖身葬父 董永，相传为东汉时期千乘（今山东高青县北）人，少年丧母，因避兵乱迁居安陆（今属湖北）。
其后父亲亡故，董永卖身至一富家为奴，换取丧葬费用。
上工路上，于槐荫下遇一女子，自言无家可归，二人结为夫妇。
女子以一月时间织成三百匹锦缎，为董永抵债赎身，返家途中，行至槐荫，女子告诉董永：自己是天帝之女，奉命帮助董永还债。
言毕凌空而去。
因此，槐荫改名为孝感。
刻木事亲 丁兰，相传为东汉时期河内（今河南黄河北）人，幼年父母双亡，他经常思念父母的养育之恩，于是用木头刻成双亲的雕像，事之如生，凡事均和木像商议，每日三餐敬过双亲后自己方才食用，出门前一定禀告，回家后一定面见，从不懈怠。
久之，其妻对木像便不太恭敬了，竟好奇地用针刺木像的手指，而木像的手指居然有血流出。
丁兰回家见木像眼中垂泪，问知实情，遂将妻子休弃。
行佣供母 江革，东汉时齐国临淄人，少年丧父，侍奉母亲极为孝顺。
战乱中，江革背着母亲逃难，几次遇到匪盗，贼人欲杀死他，江革哭告：老母年迈，无人奉养，贼人见他孝顺，不忍杀他。
后来，他迁居江苏下邳，做雇工供养母亲，自己贫穷赤脚，而母亲所需甚丰。
明帝时被推举为孝廉，章帝时被推举为贤良方正，任五官中郎将。
怀橘遗亲 陆绩，三国时期吴国吴县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科学家。
六岁时，随父亲陆康到九江谒见袁术，袁术拿出橘子招待，陆绩往怀里藏了两个橘子。
临行时，橘子滚落地上，袁术嘲笑道：“陆郎来我家作客，走的时候还要怀藏主人的橘子吗
”陆绩回答说：“母亲喜欢吃橘子，我想拿回去送给母亲尝尝。
”袁术见他小小年纪就懂得孝顺母亲，十分惊奇。
陆绩成年后，博学多识，通晓天文、历算，曾作《浑天图》，注《易经》，撰写《太玄经注》。
埋儿奉母 郭巨，晋代隆虑（今河南林县）人，一说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南）人，原本家道殷实。
父亲死后，他把家产分作两份，给了两个弟弟，自己独取母亲供养，对母极孝。
后家境逐渐贫困，妻子生一男孩，郭巨担心，养这个孩子，必然影响供养母亲，遂和妻子商议：“儿子可以再有，母亲死了不能复活，不如埋掉儿子，节省些粮食供养母亲。
”当他们挖坑时，在地下二尺处忽见一坛黄金，上书“天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
夫妻得到黄金，回家孝敬母亲，并得以兼养孩子。
扇枕温衾 黄香，东汉江夏安陆人，九岁丧母，事父极孝。
酷夏时为父亲扇凉枕席；寒冬时用身体为父亲温暖被褥。
少年时即博通经典，文采飞扬，京师广泛流传“天下无双，江夏黄童”。
安帝（107-125年）时任魏郡（今属河北）太守，魏郡遭受水灾，黄香尽其所有赈济灾民。
著有《九宫赋》、《天子冠颂》等。
拾葚异器 蔡顺，汉代汝南（今属河南）人，少年丧父，事母甚孝。
当时正值王莽之乱，又遇饥荒，柴米昂贵，只得拾桑葚母子充饥。
一天，巧遇赤眉军，义军士兵厉声问道：“为什么把红色的桑葚和黑色的桑葚分开装在两个篓子里
”蔡顺回答说：“黑色的桑葚供老母食用，红色的桑葚留给自己吃。
” 赤眉军怜悯他的孝心，送给他三斗白米，一头牛，带回去供奉他的母亲，以示敬意。
涌泉跃鲤 姜诗，东汉四川广汉人，娶庞氏为妻。
夫妻孝顺，其家距长江六七里之遥，庞氏常到江边取婆婆喜喝的长江水。
婆婆爱吃鱼，夫妻就常做鱼给她吃，婆婆不愿意独自吃，他们又请来邻居老婆婆一起吃。
一次因风大，庞氏取水晚归，姜诗怀疑她怠慢母亲，将她逐出家门。
庞氏寄居在邻居家中，昼夜辛勤纺纱织布，将积蓄所得托邻居送回家中孝敬婆婆。
其后，婆婆知道了庞氏被逐之事，令姜诗将其请回。
庞氏回家这天，院中忽然喷涌出泉水，口味与长江水相同，每天还有两条鲤鱼跃出。
从此，庞氏便用这些供奉婆婆，不必远走江边了。
闻雷泣墓 王裒，魏晋时期营陵（今山东昌乐东南）人，博学多能。
父亲王仪被司马昭杀害，他隐居以教书为业，终身不面向西坐，表示永不作晋臣。
其母在世时怕雷，死后埋葬在山林中。
每当风雨天气，听到雷声，他就跑到母亲坟前，跪拜安慰母亲说：“裒儿在这里，母亲不要害怕。
”他教书时，每当读到《蓼莪》篇，就常常泪流满面，思念父母。
乳姑不怠 崔山南，名，唐代博陵（今属河北）人，官至山南西道节度使，人称“山南”。
当年，崔山南的曾祖母长孙夫人，年事已高，牙齿脱落，祖母唐夫人十分孝顺，每天盥洗后，都上堂用自己的乳汁喂养婆婆，如此数年，长孙夫人不再吃其他饭食，身体依然健康。
长孙夫人病重时，将全家大小召集在一起，说：“我无以报答新妇之恩，但愿新妇的子孙媳妇也像她孝敬我一样孝敬她。
”后来崔山南做了高官，果然像长孙夫人所嘱，孝敬祖母唐夫人。
卧冰求鲤 王祥，琅琊人，生母早丧，继母朱氏多次在他父亲面前说他的坏话，使他失去父爱。
父母患病，他衣不解带侍候，继母想吃活鲤鱼，适值天寒地冻，他解开衣服卧在冰上，冰忽然自行融化，跃出两条鲤鱼。
继母食后，果然病愈。
王祥隐居二十余年，后从温县县令做到大司农、司空、太尉。
恣蚊饱血 吴猛，晋朝濮阳人，八岁时就懂得孝敬父母。
家里贫穷，没有蚊帐，蚊虫叮咬使父亲不能安睡。
每到夏夜，吴猛总是赤身坐在父亲床前，任蚊虫叮咬而不驱赶，担心蚊虫离开自己去叮咬父亲。
扼虎救父 杨香，晋朝人。
十四岁时随父亲到田间割稻，忽然跑来一只猛虎，把父亲扑倒叼走，杨香手无寸铁，为救父亲，全然不顾自己的安危，急忙跳上前，用尽全身气力扼住猛虎的咽喉。
猛虎终于放下父亲跑掉了。
哭竹生笋 孟宗，三国时江夏人，少年时父亡，母亲年老病重，医生嘱用鲜竹笋做汤。
适值严冬，没有鲜笋，孟宗无计可施，独自一人跑到竹林里，扶竹哭泣。
少顷，他忽然听到地裂声，只见地上长出数茎嫩笋。
孟宗大喜，采回做汤，母亲喝了后果然病愈。
后来他官至司空。
尝粪忧心 庾黔娄，南齐高士，任孱陵县令。
赴任不满十天，忽觉心惊流汗，预感家中有事，当即辞官返乡。
回到家中，知父亲已病重两日。
医生嘱咐说：“要知道病情吉凶，只要尝一尝病人粪便的味道，味苦就好。
” 黔娄于是就去尝父亲的粪便，发现味甜，内心十分忧虑，夜里跪拜北斗星，乞求以身代父去死。
几天后父亲死去，黔娄安葬了父亲，并守制三年。
弃官寻母 朱寿昌，宋代天长人，七岁时，生母刘氏被嫡母（父亲的正妻）嫉妒，不得不改嫁他人，五十年母子音信不通。
神宗时，朱寿昌在朝做官，曾经刺血书写《金刚经》，行四方寻找生母，得到线索后，决心弃官到陕西寻找生母，发誓不见母亲永不返回。
终于在陕州遇到生母和两个弟弟，母子欢聚，一起返回，这时母亲已经七十多岁了。
涤亲溺器 黄庭坚，北宋分宁（今江西修水）人，著名诗人、书法家。
虽身居高位，侍奉母亲却竭尽孝诚，每天晚上，都亲自为母亲洗涤溺器（便桶），没有一天忘记儿子应尽的职责。
参考资料：二十四孝 百善孝为先
谈谈隋唐世俗中的美术与佛教美术的世俗化之间的关系如何
据史料记载，佛教早在西元前六世纪，起源于印度，于东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国，洛阳白马寺为中国第一座佛寺。
佛教因其有严密的教理、戒律、仪典和组织，能过适应社会各阶层的精神需求和思想寄托，在南北朝时代已遍地开花，果实累累。
佛教在印度时期与雕刻，画像类的美术已经存在很深的联系，特别是印度北部的犍陀罗式佛教造像艺术，受到希腊艺术的影响，是东西方艺术的结晶。
佛教传到中国后，很快与传统的书画艺术相结合，书法用于写经，绘画用于佛画。
并在这一过程中吸收印度的绘画技法，既推动了佛教的发展，又提升了书画艺术内涵，二相其美。
下面分以下几个时期对佛教书画的流变作一阐述。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社会大动荡的时期，社会关系的急剧变化，使得上层建筑领域也产生了巨大变化，魏晋玄学的产生就是一例。
特别是佛教轮回出世的思想，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与魏晋玄学相结合，为社会许多阶层所接受。
书画家的艺术创作也同然，以描绘人物与故事为主的绘画，在内容与技法上受佛教影响较大。
佛教绘画成为这一时期绘画的重要内容。
如著名的佛画高手曹不兴根据康僧会带来的佛画仪范写之，其弟子卫协画七佛图；顾恺之尤其擅长佛画。
相传在年轻时的江宁（今江苏南京）瓦官寺所画维摩诘像，形象极为逼真，出现了以十万钱争先一睹的局面。
在技法上，张僧繇最早采用了印度佛画的表现方法。
用不同颜色同时上画的方式来表现凹凸的立体效果，并且把这种方法融入到中国传统技法之中，创造了新的表现方法，世人称为“张家样”；曹仲达（北朝）所画佛像的衣服几近于印度笈多王朝式样。
这些画风直接影响了隋唐五代、宋朝的佛教画家，如唐代的吴道子、周昉、宋代的高益等佛画高手。
但这些佛画家受佛教启发的多是绘画的表现题材，并未把受佛理启发而来的心得落实到具体的创作实践之中。
与绘画相反，在中国书画艺术史上，书法自我意识的觉醒要早于绘画。
应该说，魏晋一代开创的书风在中国书法史上达到了顶峰，后人都以“晋书”、“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来说明中国历史上每个时代所代表的文化艺术特征。
魏晋在书法艺术上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就是与当时的玄学思潮有很大的关系。
比如，当时的书法家王羲之（307—365）家族与佛教的关系就很密切。
王羲之曾为印度来华佛僧达摩多罗舍宅建归宗寺，并与当时佛教“即色宗”的代表人物支遁（317—366）交往甚密，在其深受影响王曦之家族南迁捐宅为寺，以及唐代怀仁将其书法集为《大唐三藏圣教序》，均可反映出佛教对其书法影响和传承的关系。
北齐安道一书刻于泰山的《金刚经》被后世奉为榜书鼻祖；唐代孙过庭书写留传至今的《佛遗教经》；柳公权的《金刚经》及“玄秘塔”铭文；颜真卿的多宝塔铭文；欧阳旬的化度寺碑等，在成为历代后人传承书法的同时，也展示了佛教的影响。
至于怀素、苏轼、弘一、启功等虽是人所熟知的佛教信仰者，但若论历史上凡书法有所造诣者，信佛写经多为必修。
此外，王羲之的士世孙智永（南朝陈至隋间僧）就是一位参禅学佛的高僧，后人尊称他为“永禅师”，在书法上有“退笔成冢”之说，他的《真草千字文》就是历代学书之人的必习法帖。
因此，虽然当时玄学思潮对书法艺术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佛教的印象也毋庸置疑。
其二、在理论上开始注意采用佛教的义理来解释书法、绘画艺术。
这一时期，书法理论方面出现了王羲之的《书论》、王僧虔（419—503）的《笔意赞》，施肩吾的《书品》等著作。
这些理论的共同特点乃是把表达书家主体的内在精神气质作为书法创作的最高准则。
这一点，与顾恺之在绘画理论方面最早提出的三篇论画文章中的“传神”和“迁想妙得”这两个概念，就已经注意到了画家主体精神对绘画创作成败的重要性。
而这两个概念就与佛教思想有很密切的关联。
此后，宗炳（375—443）在《画山水序》提出的“澄怀观道”在绘画史上首次从理论的角度对主体如何体悟山水之美作出了一些说明。
在其思维方式上能够找到佛教的痕迹。
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很多僧人书画家。
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有释支遁（418—366）,释康法识（生卒年不详），释安慧（生卒年不详）、释保志（418—514）、释洪偃（504—564）等。
因此这一时期的书法和绘画与佛教有了某种内在契合。
在经历了数百年的战乱兵火、分裂内战，中华大地又复归统一，进入了隋代。
隋王朝只历二帝，共三十八年，便在农民大起义冲击下土崩瓦解，但隋代在不少方面堪称唐之繁盛的前奏。
唐代书写了中国古代史上最为光辉灿烂的一页，盛唐更登上中国封建时代的巅峰。
从唐太宗李世民到唐玄宗李隆基，前后大约一百三十年，社会相对安定统一，国力强盛雄居当时世界之最，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时代氛围中，隋唐，尤其是唐代的佛教书画达到了中国佛教书画史上的鼎盛时期，在不少方面甚至超过了南北朝。
隋文帝杨坚夺取政权称帝的当年(581)，就下诏修复被北周武帝废弃的佛寺，新造佛像十万六千五百八十尊，修复原有佛像一百五十万八千九百四十余尊。
隋代二帝，均虔诚崇佛，于佛寺之外，又开佛窟、造佛像。
与此同时，寺庙、石窟壁画及榜书和佛寺碑记塔铭、石窟造像题记等佛教书法文字亦广泛流行。
仅《历代名画记》所录在隋代绘制过佛教壁画的知名画家就有展子虔、郑法士、董伯仁、杨契丹等数十人之多。
隋代复兴之后的佛教，声势不减北周武帝毁佛之前。
隋之绘画，仍然是以佛教和道教绘画为主要内容。
隋之佛画上承南北朝，而下启初唐延至盛唐，一脉相承，将中国佛教绘画推向新的高峰。
隋之士大夫画家几乎都擅佛画。
动乱甫定，成千上万的民间画工带着消灾祈福的宗教虔诚绘制大量浓丽庄严的工匠派寺窟佛画。
又有域外画僧如于阗的尉迟跋质那，天竺的昙摩拙叉等加盟并传来域外画风，使隋之佛教绘画多采多姿，相当壮观。
隋唐至五代，书法艺术以楷书为主流。
隋代以至唐初的书法，以东晋“二王”的书风为主，在这一时期的佛教书法中可以看出来，王羲之七世孙释智永的法书便是明显的例子。
隋之佛寺碑刻精湛美妙，以《龙藏寺碑》为其典型。
由于接受毁佛的教训，刻经也有发展。
北京房山大规模石刻佛经，便是肇始于隋代的。
隋唐五代是佛教宗派最多且广泛流行的一段时期。
书画家开始把禅意具体落实到山水画的创作中。
而最先尝试的就是被后人尊称为“文人画”鼻祖的王维（701—761）王维能诗善画，对佛教尤为崇信，是当时最先对慧能（638—713）一派顿悟禅法有所领悟的文人士大夫之一。
这为他把诗与画、禅结合在一起创造了有利条件。
他在诗里所描述的物象，就是一幅幅山水画，而用诗描述出来的山水意向，具有一种禅境。
他把禅宗“无我两忘”的超然境界、充分体现在他的山水画作品之中。
所画的雪景、栈道、捕鱼、村墟等景物就充满了高远淡薄的禅意，加上他晚年隐居辋川时所进行的水墨画试验，都说明了王维已有意识地把“禅意”、“禅趣”融入到山水画的创作之中。
因而，出现了一批以追求高远淡泊、表现主体情趣为主的画家。
王维首次把“禅思”、“禅趣”引入到绘画艺术对中国绘画发展起到了的积极作用，及唐代以后对中国绘画与佛教关系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唐高祖李渊受隋恭帝禅位，统一天下而唐兴。
太宗、高宗均崇祀佛教，时玄奘三藏西行归中土，携回大量经典佛像，开译场译经，率弟子共译出大小乘经论共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
又有义净三藏由海道赴印度求法，偕印僧日照等携梵本经、律、论约四百部回到洛阳，武后亲迎之。
玄宗时，有印度僧人善无畏三藏、金刚智三藏和不空三藏相继来华，被誉为“开元三大士”。
慧日三藏西行印度回国，为当时士人如王维、颜真卿等人敬重信服。
佛教至唐代在理论上已经中国化了，而且分成不同的教派。
唐朝政府甚至设有佛教管理机构。
于是建寺度僧、说法讲经，蔚为风气。
佛寺石窟壁画不可胜计。
《历代名画记》中《记两京外州寺观画壁》有上都(今陕西西安)寺观画壁一百四十余处，东都(今河南洛阳)寺观画壁二十处，均系名家手迹。
仅吴道子一人在长安(今陕西西安)、洛阳两地寺观就作壁画三百余间。
足见佛画之盛。
虽有晚唐武宗会昌毁佛之劫难，但宣宗李忱登基便大肆修复，佛教又兴。
石窟壁画仍是表现佛陀、菩萨像和经变，尤以净土变相为多，因唐代宣扬人死后往生阿弥陀佛西方净土(极乐世界)的净土宗流行，仅敦煌莫高窟一地，有唐代净土变相壁画百铺以上。
唐代不仅佛教壁画大兴而甚于南北朝，而且纸绢本佛画也数量多且技法更成熟。
载名于史籍的俗僧佛教画家如阎立本、尉迟乙僧、吴道子、卢楞伽等，灿若繁星。
中国佛教绘画至盛唐时已完成了除去摹仿痕迹，形成中华民族风格的演变过程。
唐代佛教绘画较之前代内容更为丰富，大多色彩更为绚丽，境界更为宏大而气势更为雄伟，盖与唐代社会之气象相应也。
同时唐时不少僧人不但积极从事佛画绘制，也作人物山水，钟爱书法，造诣修养颇高，并有释彦惊写出一部精彩的《后画录》留给后人隋唐五代的书画是“尚法”的最高时期。
一大批有名望的书法家都与佛僧有著很深的关系。
如颜真卿（709—785），怀素（725—785）就是代表人物。
颜真卿与佛教关系密切，其与佛僧的交往，求佛法，写经书礼佛，参禅悟道的行为，使其书法创作与理论在内在上已经深受佛教的影响。
可从其书法作品《麻姑仙坛论》中所表现的不计工拙，随形任运，以及《祭侄文稿》的那种不计法度，以表现自己感受为主的书风中得到印证。
同样，我们也可以从怀素著名的《自叙帖》中体会到禅宗超越的精神追求。
另外，虞世南的《笔髓论》、张怀瓘的《书断》以及唐代张璪提出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说。
从其内容看，佛教的影响是存在的。
此外，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大批禅门书画家，入怀乍、齐己、大雅、高闲、亚栖、贯休、景云、辩光、楚龟、文楚等等。
尤以高闲、亚栖、贯休、辩光最具代表性。
在理论与创作实践上，都能身体力行地把书画艺术与禅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为北宋的书画艺术与佛教的深度融合创造了良好的契机。
初唐释慧能提出顿悟的佛教主张，不但使他成为禅宗六祖和南宗创始人，而且使禅宗大盛。
中唐以后经过慧能弟子神会等人的提倡，又适应“安史之乱”以后社会民众的心理需要，并得到唐王室支持，南宗成为禅宗正统。
浑简犀利的禅宗哲学启迪了笔简形具、追求禅境的绘画创作，于是佛教绘画艺术中一个特殊的分支，也是中国绘画中特殊的一类——禅画产生了。
参禅的“诗佛”王维使禅心与画意一寄于萧疏清寂之“水墨渲淡”山水，便很受当时奉佛的文士和佛门中人赞赏，仿效者蜂起。
唐代，佛教书法同样得到了很大发展，达到了中国佛教书法的巅峰。
由于太宗崇佛，并且笃好书道，造成初唐书法包括佛教书法的隆盛。
太宗极力推重王羲之，奠立其“书圣”地位，搜求整理他的法书墨迹，并且下诏设立弘文馆传习书法，从而使得初唐佛书明显带有羲之父子书风痕迹，并出现了像《释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这样的集王佛书。
大量的译经写经同时也造成了佛书的大普及。
写经刻经、碑铭题记，遍布大江南北。
唐代在家、出家的知名书法家几乎都留下了佛书墨迹。
纸绢缣素难以久存，今日得见的大多是石刻、木版佛书。
此外，还有恒河沙数的佚名书法家，以及以抄写经书为业的经生或书手。
唐代“经生书”大量地被发现于敦煌和新疆、江南各地，其中不乏佳作。
唐代佛教书法的精华是在大普及基础之上的佛书金字塔尖。
由于国家统一，碑学和帖学混合，许多大书法家兼承南北，取长补短，贯通融汇。
例如褚遂良承二王，兼学《龙藏寺碑》等；颜真卿出于王羲之，亦出于《晖福寺碑》、《太公吕望碑》等，不拘泥于此，立志变革，创出新风；柳公权在学二王、颜鲁公同时瞩目北齐碑铭而形成自己骨力之书。
初唐之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盛唐之颜真卿，晚唐之柳公权，僧人书家怀仁、怀素，无不有精美佛书传世，令今人赞叹不已。
唐代佛书仍以正楷为主流。
书画艺术的达情写意功能，北宋是中国书画艺术史上的一个转捩点。
可以说，元明清乃至现在的书画创作实践与理论的发展，一直深受北宋的影响，这与北宋时期佛教深入到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特别是禅宗思想以及士大夫们的参禅研佛有著密切的联系。
从苏轼开始，还有黄庭坚、文同、米芾为代表。
他们不仅同佛僧们保持著密切的关系，而且还以“居士”的身份参加学佛参禅的活动，希望从禅思，禅趣中获得感悟。
例如，黄庭坚就直接把书法的最高意境与禅宗的闲澹无为，清虚空灵等同起来，指出参禅者可以领悟书法的意境。
米芾则把表现书家主体的“趣”作为对上乘之作的最高要求，这种观点在内在上与禅宗的“心性”论有著相通的一面。
并且宋代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被后人称为“尚意”时期，所指的“萧散简远”、“虚淡”、“飘逸”等书风。
在内在上与禅宗追求的淡泊高远的禅意有著极为密切的联系。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批历史上著名的禅僧书画家，如被称为“南方山水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巨然，不仅是中国绘画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画家，而且也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位杰出的艺术大师。
又如宋初著名的诗画僧卜惠崇就长于小景山水画，他的画还得到过苏轼的赞赏。
而克勤（1063—1135），宗杲（1089—1163）是续隋唐智永、怀素、高闲之后，最为著名的宋代禅僧书法家。
此外，黄龙派的南和尚及其嫡嗣真净禅师，因笔法深稳而著称于禅林。
所以说，中国的书法与绘画发展史，北宋是一个极为重要和关键的时代。
就书法而言，帖学盛行、重视“学识”、崇尚“情趣”的书风。
这种书风的出现于当时帝王重视书法有很重要的关系。
例如，宋太宗曾遣使搜求历代帝王名臣的墨迹，命侍书摹刻于枣木板上，拓赐大臣。
因完刻于淳化三年（992），故称“淳化阁帖”，后来微宗又于大观三年（1109）重新摹勒上石。
此后，不论官方、私家、皆刻帖成风，形成了一种以崇尚“二王”书风，临摹尺牍和信札为主的“帖学”。
这种书风对于保存名人书迹、推动书法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比如，此后的元明清书法就形成了专门的帖学派。
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书法的表现形式也发生了变化，由过去的碑板和墓志转为重视卷轴和尺牍、信札、题跋。
这些无意识的信手而为之作，真是随心所欲，尽情尽兴，书风轻快活拨，恣肆放达。
这一点，我们从当时被称为“宋四家”的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蘘的一些作品中可以得到印证，如苏轼的《黄州寒食诗帖》就是用手绢形式，以烂漫不羁、达情显趣取胜。
另外，自从唐代把“书法”作为一种专门的学科设立以来，书法除了“技艺”这一功能之外，又成了知识份子跻身仕途的一个阶梯，这使得书法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进入宋代，人们对书法也就有了新的认识，出现了由唐代注重的“法度”转为“尚意”的审美倾向，强调了书写者“学识”的重要性。
也就是书法中所体现的“书卷气”。
这就是说，书法作品的优劣，除了从书法的“技法”来考察外。
更重要的是要把书作者本人的学识修养以及作品是否具有情趣作为欣赏书法作品的重要标准，比如黄庭坚就把书写者胸中的“道义”作为书法之“贵”的重要标准。
苏轼在他的书论里多有所涉。
由于重视书家的学识修养形成了以表现主体情趣为主的“尚意”书风。
由于元明两代的书法直接接受宋代的影响，故宋元明的书法大多书卷气重，思想哲理性强。
绘画方面，北宋初期就在宫廷内设立“翰林图画院”到徽宗时日趋完备，并将“画学”正式纳入科举考试之中。
考入后有一定的职称，可以穿于朝官一样的服饰（即绣有“绯紫”和“佩鱼”），可以支取钱粮。
此举既推动了绘画的发展，也提高了画家的地位。
“宫廷画”与以前绘画不同的是，创作用的已经从传统的“助教化，成人伦”转为注重绘画的理解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同时，由于佛教的普泛化“众生皆有佛性”的观念深入到了各个阶层。
于是佛画失去了原先的神圣庄严性，进一步世俗化。
人物画在北宋亦有所发展，宫廷画院里就有一批写真名手，苏轼在《赠写御容妙善师》里的“妙善”就是一个为仁宗皇帝画“御容”的写真高手。
此外，北宋后期朝至南宋前期，出现了以描绘社会中下层日常生活为主题的风俗画，这一类画介于人物画与山水画之间，但表现的主题是人事活动而不是山水风光。
这是宋代人物画科中的一个新现象，如张择瑞（宋，生卒年不详）的《清明上河图》。
除此之外，表现形式也多为卷轴画，以灵活轻便取胜。
比较符合当时把绘画作为玩赏消遣的文人士大夫的口味。
文人绘画的发展，是北宋绘画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
以苏轼、文同、黄庭坚、李公麟，米芾为代表，并以“士人画”作为他们这一派绘画的名称。
并认为“士人画”高于画院画工的创作。
强调作画要具有诗意，即所谓“画中有诗，诗中有画”，主张即兴创作，兴之所至取其意气所到，重在“传神”而不拘于物象的外在刻画，把表现主体的情趣作为绘画的最高准则。
喜欢用简淡的水墨色感，北宋中后期兴起文人画潮流，对此后中国绘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北宋的“尚意”、“传神”、“情趣”正是禅宗思想在书法、绘画作品中的演义和写照。
宋代已开始呈现衰势的佛像菩萨图绘和写经刻经等，在元代曾得到一定的复兴，盖因元朝统治者制订了保护一切宗教的政策，尤其是密宗为帝王显贵所崇奉和倡导，而密宗又是仪轨复杂，讲究入教、供养、诵咒、弘法仪式的宗派，加上受汉文化影响的元朝君王渐渐钟爱翰墨，以及受异族统治的汉族文人士子格外追怀民族文化。
所有这些都促成了元代佛教书画一定的发展。
元是由蒙古族贵族建立的政权。
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定国号为元，至元十六年（1279）灭南宋，统一了全国。
元朝历八十年左右，社会矛盾、民族矛盾激化，在元末农民起义急风暴雨中土崩瓦解。
朱元璋取而代之，建立明朝，恢复了汉族政权。
明朝历二百七十六年，于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为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所推翻。
东北的努尔哈赤统率女真族军队趁机入关，定都北京，逐步统一全国，建立了长达二个半世纪以上的清王朝。
在这社会变动的前后六百余年中，佛教及佛教艺术也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但总体规模、气势和艺术成就上，都进入了一个式微时期。
元代佛教绘画大多是密宗画。
虽有擅人物或山水等的文人亦作佛像、观音、罗汉、变相，并亦有精品，不过大多主要是以题材之变化求笔墨之意趣，情感表现性强而宗教象征性弱。
有佛画佳构惊世的赵孟頫等数人毕竟无力回天。
元代整体上已不见前代佛画有过的庄严辉煌，实际上显示出自宋代萌生的佛画衰运之趋势。
元代佛书呈复古（宗晋唐传统）态势和规整风格。
中国书法史上大家赵孟頫是元代书画，也是佛教书画之第一人。
此外，元代佛教书画也体现出以书入画、以画入书互相渗透融汇的特点，追求清空灵透、高雅绝尘的风韵与境界，实则是与禅境相通的。
元代是禅画的终结阶段。
到了明清时代，魏晋南北朝和隋唐那种金碧辉煌、壮阔宏大的佛教艺术和五代两宋那种禅机渗透、简淡悠远的禅画，统统成为历史过去了，连元代一时振兴的那种绚烂神秘而带恐怖感的密宗艺术也盛况难再。
佛教书画随着佛教的衰微而趋于没落。
但佛教毕竟已经融进中国文化。
明代时，明太祖朱元璋少时尝在皇觉寺为僧，取得政权后又选高僧使侍诸王和招徕外国僧人，授以封号、官位。
明中叶武宗朱厚照亦崇佛通经，自号“大庆法王”，倡导佛教。
这样，明代佛教还有一定声势。
但佛教书画仍无大起色，在书画艺术中只列次要地位。
明代绘画以山水花鸟为主，“至于神像及地狱变相等图，则百无一矣”（明谢肇淛《五杂俎》）。
明以及清代的文人士子书画并重，在书家、画家作品中，在画家书法和书家绘画当中，都有一些佛教题材作品，但与其说主要是为了传经弘法，不如说更重在抒发性灵和追求笔情墨趣，从而也更具个性风格特征。
这些绘画纵然有少数亦注重禅机悟境的蕴藉，但不少却是只承前代禅画的疏简清淡形式而不求禅意禅境，不过作者的宗教感情却是或多或少存在的，一些文人佛画也纳入宗教膜拜体系。
有明代的佛书大多体现帖学书风，亦学晋宗唐，本身尚秀媚可观，少数佛书还自有风神，但毕竟在总体上缺乏气势力度，亦少有新的发展。
到明代中期文徵明等人振作书风，也传下了精美的写经等佛教书法。
明末董其昌以禅学论书学，又以禅家分宗为比喻，划分历代山水画家为南北两派，这些理论对清代影响很大。
清代之佛教绘画随着佛教继续明代之衰势，且更为萎靡不振。
道释画在清代画坛几乎没有独立的地位，虽有山水、花鸟、人物画家间或图写佛像、观音、罗汉、鬼神，多少带有宗教的虔诚，也主要是当作抒情达性的工具，未必都纳入宗教膜拜体系。
以佛画名世者惟丁观鹏等几人而已。
民间佛画形式多样，因时代去今未远，仍有不少留存，看来较为热闹。
明、清佛教图像中尤多罗汉，流传着取自中国人形相的《五百罗汉图》。
佛画不盛，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清代绘画以山水、花鸟最为发达，却是与许多禅门高僧画家的贡献分不开的。
“清初四僧”弘仁、髡残、八大山人、原济的禅意山水、花鸟，强调“陶咏乎我”和“借古开今”，别具一格，匠心独运，影响了清代画坛。
清代书法略有振兴，得力于清朝初、中期几代皇帝（世祖福临、圣祖玄烨、高宗弘历）为了政治和艺术的原因而钟情华夏翰墨，临帖挥毫，倡导书艺。
继明代之后至清宣宗道光（1821-1850）之前，崇尚魏晋以下钟（繇）、王（羲之）、颜（真卿）等书风体系的帖学非常流行。
道光前后书坛开始出现变革。
金石考据学的发达和乾隆嘉庆（1736-1821）间北朝和隋代碑志铭记的大批出土，使守成太久的帖学盛极而衰，有创意的书法家受撰写《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的阮元及其同道的影响，使书风从纤弱走向遒劲，开始走出自己的路。
清代佛书亦同时反映出书坛这一变化，代表者如邓石如、伊秉绶等人，在其佛书中体现“碑学”书风，并以融合其他书体技法的篆、隶体书写佛教文字。
此外，元明清三代高僧法师中尚有一些人擅翰墨，留有墨宝，大多精致雅美，但突出者寥寥。
惟“清初四僧”书法，自成风格。
近代禅门高僧大德弘一，依西洋画图案之原则作书，醇朴自然，别开生面，为书史上独立一派。
中国书画史上之所以佛教具有重要的贡献和影响，关键在于佛教的信仰和传播。
于佛教的经典中，释迦牟尼佛除鼓励信仰者书写、读诵经典外，还劝导世人通过绘画、雕塑、铸造等方式来展示佛教的存在。
因此，信仰者虔敬写经甚至刺血为墨，诚恐诚惶一丝不苟，从而赋予了书法以更多的精神内涵，抄写佛经也就成了中国书法历史的一大主流和重要推动力量，至魏晋时中国的书法一脱篆隶之呆板，变得自由洒脱了。
如敦煌（晋至唐代）以及云居寺（隋至明代）的写经，即可展现当时的应有风貌。
在佛教对中国绘画史的影响方面，从大的方面而论，敦煌同样是最好的见证。
若具体说来，最早可首推谢灵运受佛教影响所开创的山水画，其后有重大历史影响的佛教信仰画家如曹不兴、顾恺之、吴道子，迄至近现代的张大千、齐白石、圆霖等，可谓不胜枚举。
佛教与中国书画的关系，可谓是水乳交融浑然一体。
佛教对书画艺术的贡献和影响并非昔日的辉煌，在历一瞬间的阻隔后，又迎来了大放光明的时代。
书画界广大人士基于对民族文化艺术的继承，不可避免地会去认识和接触佛教，因此与佛教结缘和信仰者日益增多。
百度百科 善良的独孤风雪
对孔子孟子思想的认识和体会
●儒家的仁爱思想是儒家思想最为重要的内容。
孔子之时，仁的思想得到了充分的论述。
●孔子仁爱思想内涵丰富，并为后世历代继承和发扬。
儒家的仁爱思想是儒家思想最为重要的内容。
孔子之时，仁的思想得到了充分的论述。
孔子在许多具体场合都谈论过仁，学者们的研究也证明“仁”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在孔子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并且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一按照孔子“仁者爱人”的说法，仁的基本含义应该落实到对他人的尊重和友爱上面，具体地说，应该承认人的存在，尊重人的人格，具有明确的人化意识和行为。
孔子“仁”的思想强调人伦义务，希望人人尽伦尽职。
这样，在为人处世方面就应该努力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以“爱人”解释仁，作为仁德的根本标志，他不仅希望以“仁爱”精神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以“仁爱”原则来治国安邦。
如果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做到仁、具有仁爱之心，上下、长幼、尊卑有序的礼治社会便不难实现了。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孔子思想自然是基于对那时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他的仁爱思想也是如此。
孔子所思考的是社会如何安定，是怎样使政治清明，因而在政治的层面上，孔子的仁爱思想便十分自然地推衍出了仁政德治的思想，从而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理论体系，以仁来统摄诸德，强调仁在智、仁、勇等重要德行之中的中心地位，把恭敬、慈惠、诚信、宽厚、敏捷等德行作为实现仁德的标志。
孔子以后的几位思想家孟子、墨子和荀子都对仁学有重要发展。
尤其是孟子将孔子的仁爱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影响后世极大。
孟子把“恻隐之心”看成“仁之端”。
孟子看到了人生具有的良知、良能，看到了人所共有的怜悯、同情之心，进而把仁看成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依据，因而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
”有道德的人就是保存了先天的仁德的人，具备了仁德，才能以仁爱之心处世待人。
在将仁爱思想建立成为人性论的依据之后，孟子又将仁爱精神推而及于政治，从而产生了他的仁政学说。
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这便是孟子的仁政论。
在他看来，仁与不仁应当作为施政的根本。
行仁政者得天下，失仁政者失天下，这是历史经验已经反复证明了的。
不仁者而得邦国尚有可能，“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要统一天下，得到天下人民的拥护，不施仁政是绝对做不到的。
二秦汉以后，孔、孟的仁学思想不仅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还在后世的实践和阐发下继续得到了发展。
秦由暴政而亡的教训，给了汉初统治者们带来太多的思考。
当战争的烟尘散尽后，汉初政治家和思想家不能不认真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陆贾因此撰成《新语》，认为秦“用刑太急”，不知教化，是导致强秦速灭的重要原因。
贾谊在《过秦论》中的话更是切中了要害，这便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对汉初的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面对极度凋弊、百业俱废的严峻现实，汉初的统治者不得不取用“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他们看到了儒学“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的特征，于是，当经济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之后，他们还是选择了儒家思想，以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维护社会伦理纲常。
汉统治者取用儒学却不是专用儒学，他们也离不开其他各家的一些主张，如法家的“尊君抑臣”思想就倍受汉武帝的欢迎。
汉朝学术是一种综合学术，那时的思想家都不同程度地儒、法杂糅，仁义与法刑并列。
这表现在汉朝的施政方针上，则是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刑德并用”。
西汉的“中兴之主”宣帝就表白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汉武帝便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虽然他们内里多欲，但为了江山的长治久安，仍然要压抑自己，行王道，主德治，施仁义。
儒家的仁义主张总是在与政治上的强力抗争着。
秦汉时期，现实政治生活中民本思想的提倡以及政治批评的活跃，总是生动地体现着仁学的精神。
汉代，从贾谊的政论、董仲舒的抑兼并、废奴婢、除专杀之威、不与民争利的政治主张，到夏侯胜、贡禹、鲍宣对暴政的揭露与抨击，无不贯穿着仁学精神。
东汉后期，社会危机不断加深，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玄学产生，佛教、道教流行。
玄学盛行之际，“名教”被批判，周公、孔子遭轻薄。
例如，东汉末年的曹操曾因“后生者不见有仁义礼让之风”而伤神，但他却认为“承平尚德治，乱世赏功能”，故下《举贤勿拘品行令》，宣称可以任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
玄学家也有人认为儒家的伦常合乎人性自然而加以肯定，说“夫仁义者，人之性也”，这不是对儒家“名教”的调和，便是用道家的理论为儒家思想作论证。
魏晋隋唐长期的儒、佛、道“三教”争斗时期，儒家的仁学甚至沦落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
宋明时期，理学兴起，仁学终于走出了危机。
孔孟道统取得了独尊地位，以仁为核心与实质的伦理本体建立起来。
理学家集从前仁学之大成并有重大发展，他们以仁为理、为太极，将仁的实质归结为“天地生物之心”，使仁的思想更加丰富，恢复了仁学的目的论精神，仁学也真正成为一种时代精神。
在此背景下，王安石乐做“亲民之官”，立志改革；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倡导革新；张载立志“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更多的人在反对权奸或者挽救民族危亡的关头表现出高风亮节，视死如归，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的“正气歌”。
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更心系“万民之忧乐”，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为理学时代的仁学做了极好的总结。
近代以来，内忧外患、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谭嗣同的《仁学》、康有为的《大同书》是批判继承发展仁学的代表，体现了仁学在近代的新变化、新面貌。
前者以仁作为冲决罗网的动力，他提出“民本君末”、“君权民授”，提倡仁说，谓“仁以通为第一义”；后者以仁为未来理想社会的价值基础，看起来它吸收了民主、自由、人权等资产阶级思想，与孔孟仁学有“实质”区别，但其深层核心处却依然体现了孔孟仁学的价值标准。
三孔子仁学思想内含丰富，并为后世历代继承和发扬。
考察这样的历程，我们不难得出一些具有启发性的认识。
首先，后世学者认为孔子思想中包含仁礼矛盾的看法是不全面的。
我们研究孔子的思想，认为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最初，孔子所关注较多的是礼，他所念念于怀的是如何以周代礼乐重整社会。
但事与愿违，孔子到处碰壁，他不得不进一步思考“礼”之不行的深层原因，便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论“仁”，议论仁与礼的关系，孔子的仁学思想得到了充分的拓展和完善。
全面地看，不难发现孔子的仁学是为其“礼”的思想服务的。
礼的思想有其秩序性的内核，体现了他对社会稳定的关注。
那种将“礼”与后世所谓“礼教”简单等同起来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至于后世的“名教”、“名分”乃至“三纲五常”，则是后儒片面强调礼，将礼绝对化的产物，与孔子礼的主张已经有所区别。
孔子的仁学服务于礼，却代表了人道精神、道德精神、群体精神等等，今天仍然值得大力提倡。
第二，在长期的封建时代，孔子的仁学对政治的清明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仁学反映着时代，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
长期以来，在仁学精神的培育下，中华民族逐渐养成了许许多多的优良传统，如修养完善自身道德，持守“为政以德”；为政顺应民心，与民同忧共乐；爱惜民力，轻徭薄赋以养民。
事实证明，仁风昌行时期，总是政治相对清明，官吏相对清廉；暴行大作之时，往往贪敛之风盛行，社会动荡不安。
第三，孔子的仁学思想造就了中国人民注重亲情伦理的特性，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富有了浓厚的感情色彩。
在新出土的竹简中，“仁”字从身从心。
《孟子》记告子之言曰：“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
”孟子也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
”可见，仁突出了人的内在因素即思想观念的特征，是人的真善美道德属性的表达。
有仁的思想品质，才会有义的行为，故曰“仁者，义之本也”，正义的行为准则是与仁相伴的。
中国古代重孝，孔子曾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一个人对自己的父母都不尽孝道，更不会有什么良心善行。
有了孝行，才有人与人之间的谦让与诚信，才会有当政者的“养民也惠，使民也义”。
所以，汉代倡导“以孝治天下”；北魏孝文帝说“《孝经》一卷，人行之本”；隋文帝说“《孝经》一卷，足以立身治国”。
上行下效，孝是一切伦理的根本，由此推广开来，便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便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继承先烈遗志共筑中国梦作文. 400字
“燕子来时春社，梨花落后清明。
”踏着追寻“中国梦”的步伐，又迎一年清明时。
在春意盎然的清明时节，红花岗区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教育为宗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根本，以“我们的节日·清明”为主题，以感恩清明、绿色清明、人文清明为主线，通过开展“继承先烈志·圆我中国梦”、“网上祭英烈·追寻中国梦”、“传承民俗风·歌颂中国梦”等一系列活动，引导全区人民全面唱响建成小康社会，奋力实现“中国梦”时代主旋律。
感恩清明——忆先烈·承遗志“清明春草绿，明志慰英灵。
”淅沥的春雨如泣如诉，恰如对英烈的思念。
4月3日，在遵义市红花岗区红军烈士陵园，由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贵州省文明办主办，中共遵义市委宣传部、遵义市文明办、中共红花岗区委宣传部、红花岗区文明办承办的“我们的节日·清明——继承先烈志·圆我中国梦”活动隆重举行。
清明时分的红军烈士陵园气氛庄严肃穆，陵园四周有序摆满社会各界敬献的花圈、花篮。
前来参加此次祭奠活动的有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志愿者代表、群众代表、学生代表……，大家表情严肃认真。
一段革命舞蹈《残阳如血》拉开祭奠活动帷幕，祭红仪式程序紧凑，秩序井然，庄严肃穆，大家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凝神伫立在烈士纪念碑前默哀致敬，深切缅怀为革命事业和民族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
祭红仪式过后，唱红、颂红文艺表演也相继拉开序幕，表演紧紧围绕“继承先烈志·圆我中国梦”主题，令在场人员热血沸腾，情绪高涨。
稚嫩童声献辞《红军山上的丰碑》感心动耳、荡气回肠；情景剧《烈士墓前》情深意长、令人动容；中华传统经典传唱《尚读》悠扬婉转、沁人心脾；成人宣誓仪式慷慨激昂、催人奋进。
“前进，前进，向前进，排山倒海不可阻挡；前进，前进，向前进，走向复兴创造辉煌。
”当陵园上空响起齐唱《走向复兴》的歌声时，整个英烈祭奠活动掀起高潮。
此时，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刚毅与坚强，心中激荡着炽热的爱国之情，更加坚定信心，负重图强，憧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用祭红、唱红、颂红的方式缅怀革命先烈，追忆先烈的丰功伟绩，充分展示了红花岗儿女对革命先烈的崇敬、追思和缅怀，以及继承革命传统，以红军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为激励，推动红花岗区“全力追赶，力争超越，努力实现两个率先”目标的坚定决心。
绿色清明——寄追思·彰文明据统计，我国每年在清明节期间用于祭祀焚烧的纸张就达千吨以上，“白色浪费”触目惊心，造成的环境污染更是背离传统文化、亵渎先人、毒化社会风气，与现代社会文明背道而驰。
思亲莫让烟尘扰，鲜花一束慰英灵。
红花岗区结合“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多彩贵州·文明红花岗”行动开展，积极倡导广大市民登录中央文明网、央视网、中国未成年人网、校外教育网、未来网、中国家庭教育网等网站“网上祭英烈”链接，在网上敬献鲜花祭拜，撰写感言体会，表达对先烈的感恩和敬仰，进一步树立文明祭祀新理念、新风尚，过一个节俭环保、绿色低碳的清明节。
在学校，利用计算机网络课、班会课、活动课等时间，以“网上祭英烈·追寻中国梦”为主题，组织广大青少年登陆中央文明网“网上祭英烈”专题页面，以网上祭奠、网上献花、网上留言等形式，祭奠先烈，缅怀仁者，感恩志士，追思民族气节，增强爱党爱国意识，激发爱党爱国情感。
通过“网上祭英烈”活动，引导和号召广大青少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立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学习、成长成材。
在社区，通过远程教育平台，组织社区党员和普通居民参与以“网上祭英烈·追寻中国梦”为主题的网上祭奠活动。
随着清明将至，连日来，居民络绎不绝，社区还特意安排网络技术人员对居民进行解疑、协助和指导。
在网络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居民通过网上的一鞠躬、献一束花、发表一篇感言，表达了自己对已故亲人和革命先烈的缅怀之情和崇敬之意。
在社会，宣传、文化、团委等部门积极发动和组织广大网民、志愿者进行网上祭奠，发表祭奠感言等，用文明、环保新型祭奠方式表达对先人的怀念之情。
“网上祭英烈”活动既有创意，又富深意，贴近时代，贴近网民，尽管是虚拟的空间，但是人们能将真情流露出来，传递出去，就可以达到自我精神的激励与安慰，引得社会各界以及广大网民、志愿者踊跃参与。
截至目前，全区已有20多万人次参加了“网上祭英烈·追寻中国梦”活动，献花、留言达30多万条，目前活动仍在如火如荼进行中。
人文清明——传文化·扬精神清明节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思想精华。
思念墙、追思卡、经典诵读、放飞心愿风筝、民俗文化表演和民间艺术展示……我们欣喜地看到，清明节的传统文化，正通过这种贴近生活、贴近时代、贴近群众的方式在红花岗区广泛传承和创新。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又是一年清明节，天沉沉，雨蒙蒙，飘落发丝间晶莹的水珠”……清明前夕，红花岗区各中小学、幼儿园以“传承民俗风·歌颂中国梦”为主题，开展了“清明经典集中诵读”活动。
古典诗词的委婉意蕴、现代诗歌的磅礴大气，真切表达广大青少年对先辈的缅怀和追思之情，进一步感悟节日的文化内涵，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
城区各大市民广场竞相上演各种清明民俗活动，市民通过放风筝，将自己对已故亲人和革命先烈的哀思书写到风筝的翼面上，放飞风筝，放飞思念，抒发情感；赏析清明节诗文祭文，引导市民群众慎终怀远、缅怀先辈的高尚情结；插柳戴柳，以此祈盼家人健康、平安吉祥。
“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
清明节同样是亲近自然、感物惜春的时刻。
广大市民群众纷纷在清明时节走出家门，赏心悦目于花开满枝、绚烂翻腾之间，流连忘返在花团锦簇、生趣活泼之中，尽情领略寻春、访春、踏青、游园的无限乐趣。
这些活动不拘一格、层次多样，使清明成为一个更充实、更鲜明的综合体，赋予了清明节更多的人文情怀，揉入了普通市民群众对故人、对先烈的种种情思。
据不完全统计，清明节期间有近10万市民参与到了各种民俗活动。
清明节是中国民众共享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
弘扬清明文化，传承民族精神，可以增加民众的文化认同意识，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财富。
追寻红色记忆传承革命精神为主题的作文800字
在烈士墓前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瞻仰烈士陵园。
烈士陵园里的树木高大威猛，四季常青。
那一棵棵树木就代表着一位位战士，赞扬了他们就不屈服，为了革命的斗争事业，宁愿牺牲自己的伟大精神，他们就像这些树，无论经历多少严寒酷暑，都还是一动不动的屹立着。
没有人能动摇他们坚强的意志，他们是伟大的，崇敬的，他们是真正的英雄。
这一座座的墓碑，就代表着一份份的忠诚。
他们拼命的战斗难道不是为了祖国的明天，祖国的未来吗
红军战士长途跋涉，都在步步泥泞的路上走着，他们没有松懈过，一生都在拯救祖国，保卫祖国。
没有他们，哪来如今的美好的家园，哪业如今的富裕生活，他们是创使者，他们尊敬他们是理所当然的。
多少年来，有多少人赞扬过他们，他们百折不挠，奉献生命，为了革命的斗争而光荣殉职，总之，一句话——他们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我热爱他们，我赞扬他们，我崇敬他们。
他们为了革命的事业，抛头颅洒热血，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残暴折磨中，他们没有透露半点消息，宁愿死也要守住党的秘密，他们宁愿做光荣牺牲英雄，也不愿做苟且偷生的叛徒，这就是我们中国烈士的特点，我也因此对他们产生了无限的敬佩，无限的感慨，我也要因此而赞扬他们，他们是我们 中国人民的感谢者，他们是神圣的，没有人能取代他们。
在我的眼里，他们是光明的象征，他们是战胜一切的力量。
只要想着这些革命先烈，我就会觉得自己是多么的美好，在这个富裕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我是多么的美满和幸福，而在那个艰苦的斗争社会中，哪有如此美好的生活。
我要郑重的烈士们说：“伟大的革命先烈们，你们的斗争胜利了，我们青一代少年将再次继承你们努力开辟下来的光辉道路，我们将要去建设祖国的明天，我会认真的学习，学好本领，长在后再继续工作——建设祖国，你们安歇吧
我会努力去做的，我敬爱的烈士们。
我热爱烈士，热爱祖国，我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骄傲、自豪。
我将永远的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祖国。
中国有辉煌的历史，有铁一般的热血男儿，有着那种致死不悔的精神，我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祖国的未业而奉献一切。
我是革命烈士的后继者，我一生的求学难道不是为了这个目的吗
作为身为中国人的我，去继承先烈的遗志是理所当然的。
我真想像烈士那样，做到永垂不朽。
我这个报效祖国的决心是无法动摇的。
革命先烈们，你们看到了吗
在当前这个繁荣昌盛的时候，我们青少年仍然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你们高兴吗
在这清明之际，献上一朵纯洁的白花，代表我的深深敬意，我向你们庄重宣誓：“我们不会辜负你们的厚望，将再度继承你们的事业，我将用自己满腔的热血，来好好的热爱祖国，发扬祖国的光辉传统，创造出另一个灿烂的明天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我们的祖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作为炎黄子孙，我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我们骄傲，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我们自豪，中国拥有五千年的灿烂文化
我们中华民族曾经为人类的发展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我们的祖国也有过一段屈辱的历史。
就在1937年7月7日，日本向我国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从此，中国人民走上了艰难的抗战征程，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从一个泱泱大国酿成了一个任人宰割的肥羊。
中国人民不会忘记，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圆明园，让这座有着150多年辉煌壮丽的建筑在三日内只剩下几根残柱，我国这一园林艺术的瑰宝建筑艺术的精华就这样化成了一片灰烬。
1937年12月13日日本又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日军在南京城内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达30多万人。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激起了当时四万万中国同胞强烈的爱国之情，有多少革命先辈奋起反抗，为祖国抛头颅撒热血，以钢铁般的意志和无所畏惧的气概，以顽强不屈的精神和众志成城的力量和 强大的帝国主义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时过境迁，现在沉睡的雄狮早已觉醒，我们大步走在世界的前列，我们昂首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青藏铁路延伸着你的智慧，神舟八号倾听着你甜美的鼾声，南海舰队护卫着你蓝色的版图，北京奥运展示着你自信的风采
金融危机袭来，你从容应对，所担负起的责任让西方强国都无地自容。
汶川地震，山崩地裂。
非典肆虐，冰冻雪灾。
在危难时刻，中国人民没有害怕，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中国人民勇敢地战胜了天灾人祸。
试问，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人民这样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作为当代的中国少年我们生活在和平安定的社会中，但我们不能忘记国耻，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堕落而国堕落。
我们要以此为动力，奋发图强，更加精益求精的学习，不怕吃苦，报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信念，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才能担负起建设祖国的重任。
“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让这句话永远记在我们的心里，象警钟长鸣一样激励我们更加刻苦学习，不畏艰难，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社会主义价值观之平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的第二个价值取向，是平等。
(一)社会平等我们今天强调要构建一个平等的社会，而这样的追求，从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就开始了：中国的儒家，目睹了道义失衡的礼崩乐坏，于是提出“天下大同”的设想，期望人们能生活在一个大道为公、不生是非的大同社会;中国的道家，感受着欲望无度的邦国纷争，于是提出“小国寡民”的想法，盼望人们能生活在一个朴素安宁、不受干扰的清静社会;中国的法家，忧虑着权贵横行的法外特权，于是提出“刑无等级”的制度，呼吁人们能生活在一个刑罚统一、法度严明的秩序社会;中国的墨家，不满于弱肉强食的争霸交战，于是提出“兼爱非攻”的主张，渴望人们能生活在一个爱无等差、战无不义的和平社会。
中国文化里各家的思想者，他们以不同的表达，传达着对于实现社会平等、社会和谐、社会美好的同样期待。
虽然从每个人个体的客观条件上来讲，人注定是生而不平等的，但他们希望社会能给予民众以相对平等的生存空间，可以让所有人不论是贫是富都安居乐业、让所有人无论是强是弱都不受欺凌。
正因为人们生而不平等，所以才格外要求社会的平等，来弥合先天的差异、来均衡各方的不对等。
平等，首先意味着人心的平和：法无特权，人们的生活中杜绝了欺男霸女、投诉无门之事，才能安然度日，所以社会总在呼吁着“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律平等;机会均等，人们的努力能够进阶有序、公共的资源不再权贵垄断，社会才能健康运转、正常流动，机会平等的秩序消除着怨声载道的仇视。
社会平等才能带来心态平和、生活平静，对于这一点，唐代韩愈体会得非常深刻，他作文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由不得已者而后言。
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他首先论述了一个物理道理，当物体处于不平静时才会发出声音，比如草木由风拂动发出声响、水面由风吹动发出声音……而人的语言也是如此，迫不得已才出言发泄，或歌或哭，但凡有言，都是因为内心不平!所以，如果要平息人言鼎沸、如果要人们心平气和，就要实现社会环境的大平等，才能塑造心理环境的平和。
平等，而后才能促成社会的平稳。
儒家经典《大学》里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人理想的社会生活，最后要达成的最高目标是“平天下”——要平定天下、要天下太平，就包括了要人人平等、要社会平稳，平定天下的目的便是为了“天下平”。
而平等的社会生存环境为人们塑造出的心态平和、生活平静，促使着人们的各安其分、各行其道，保证着社会的稳定泰平、四海升平。
对此，孔子曾经十分严肃地教育弟子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邦国社会，不怕贫穷却怕分配不均，不怕人少却怕人心不安，如果均等，人人都不觉得自己拥有得少，如果和谐，家国也就不担心人少，如果安定，这个社会就不会有倾覆之灾。
孔子此言，实在是道破了此后历代王朝更迭、民心思变的根源。
贫富差距、待遇差异、等级差别的严重分化，促使了社会的不平稳发生。
所以唐代史学家吴兢，在分析总结了大量朝政兴亡之道、穿越过如许历史烟云迷障之后，留给中国文化一句平淡而直白的朴素道理，他说：“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
”而宋代史学家司马光也以淡然口吻隐喻着人间至理，他说：“平而后清，清而后明。
”社会平等，彰显治国之道，社会平等，成就清明太平。
(二)人格平等社会平等，这是对每个人生存权利、每个人生活状态的保障，是一种制度上的追求。
而具体到我们每个人的个体精神，个人在社会活动中，强调的更是一种人格上的平等、尊严上的平等。
人格平等，源于彼此的尊重，就像《简爱》中那句响彻世界的呐喊，简 爱说：“你以为，因为我穷、低微、不美、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你想错了!我的灵魂跟你的一样，我的心也跟你的完全一样!……是我的精神在同你的精神说话，就像两个人都经过了坟墓，我们站在上帝脚跟前，是平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能认同自己与他人的人格平等，不因身份地位差异而拜高踩低，是一种修养的体现，更是一种自信力的考验，能够以平等姿态交流、以平常心去品评人的格调与心性。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段人格平等的交游，坚固胜似青山，美丽胜过音乐。
那是在春秋时期，有一位著名的音乐家叫伯牙，他官任晋国的上大夫，被人称作“琴仙”。
一天，他坐在汉阳江边独自弹琴，忽见一位砍柴而归的樵夫正站立在旁听琴，神态十分专注，似能听懂琴意，自称名叫钟子期。
伯牙起初心存质疑，难道一个村野樵夫也懂得士大夫的琴声吗?于是想试奏几曲，便随手弹奏出心中的巍峨高山之景，钟子期听后描述说“巍巍乎志在高山”，伯牙惊讶之余，又弹奏起滔滔流水之意，而钟子期听后回答说“洋洋乎志在流水”，伯牙这下喜出望外，他说，你真是我的知音啊!——知其音，解其意，从此，“知音”一词便从音乐术语中脱颖而出，泛化成了知己、知心人的代名词。
伯牙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之后，他们相约来日再于此处弹琴、听琴。
但是当伯牙如约再来的时候，钟子期侧耳倾听的身形已经化作一抔黄土、与世长辞了。
伯牙痛失知音，他在子期的坟前最后抚琴一曲，而后把琴摔断，立誓知音既去，此后再不弹琴。
这便是古琴艺术中“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故事。
这个分别记载于《吕氏春秋》《荀子》《列子》等典籍中的典故，故事中两个萍水相逢而意气相投的人，以七弦为桥梁、以音乐为寄托、以青山为风骨、以绿水为凭证，彰显出一份不关乎社会地位、只关乎心灵地位的平等相交、贵重相知。
士大夫的琴音，只为樵夫才回响山间;钟子期的脚步，只为伯牙才驻足岸边。
是对人格平等的维护，才没有阻止伯牙以高高在上的身份对话一位民间路人;是对人格平等的认同，才没有使钟子期畏惧以一担柴木对唱一具古琴。
其实，在触及心性的人际交往中，社会身份，常常比不过文化身份的重要。
中国传统社会，对于伦理纲常的规范十分讲究，所以看起来似乎处处都是对不平等地位的维护。
其实，中国文化很早就在强调人格上的平等了，甚至为了追求平等，认为连性命都是可以放弃的。
《礼记》中就有这样一段记录：春秋时期，齐国饥荒，饿殍遍野，一位叫做黔敖的富翁，本想发放粮食赈灾，可是在饥民来领粮的时候，他以轻蔑的语气吆喝说“嗟，来食!”致使饥民感觉蒙受到了巨大羞辱，宁可饿死也不肯再领受粮食。
这就是“嗟来之食”这个词的由来，表示带有侮辱性的施舍。
而在中国文化里，也逐渐强化着“廉者不受嗟来之食”的傲骨。
傲骨常存于内、内在铁骨铮铮，傲气不形于外、外不盛气凌人，这种人格的培养、这种修养的强调，正是为了能够超越社会条件限制、而达到彼此人品格调上的平等。
所以中国文化才会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上至天子、下到平民，都要把修养自身当做人生之本，无一例外，无有特例——而这种无人能免的一视同仁，正是一种对人生要求的平等准则。
品评你我，就看彼此修身的成就;修身过后，是为成就人格平等的生命。
(三)众生平等对“平等”这个概念论述最多的，首推佛家。
而且中国佛学里强调的“平等”，早已超越了世俗概念，甚至超乎物种的限制，叫做“众生平等”。
众生，包括“有情众生”，也就是有感情的生命体，比如人类和动物;众生，也包括“无情众生”，也就是植物、微生物乃至山川石矿等没有情识的物体。
大乘佛法说众生平等，是认为一切事物都会受轮回之苦，也都能具有佛性，“一切众生皆可成佛”，所以“视众生无有差别”。
佛教到中国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在中国文化界影响力最为广泛的中土禅宗。
以禅宗的观点看，佛性就是自我的觉悟，众生都能成佛，就是众生都有机缘参禅悟道、升华自我，如果能够破除迷惑内心的种种执着、能够了悟解脱心灵桎梏的真理，那就是一种“立地成佛”了。
中国文人之所以推崇禅宗的理论，是因为禅宗的人间化与简易化，使它不再执着于仪规、不再像宗教，而成为了中国人的一种智慧参照、一种哲学道理，成为了“禅学”而非仅是“禅宗”。
在禅学的思想指导下，“众生平等”的理论也推衍到了社会生活中，演化成一种德性标尺。
如果认同众生的地位平等，就该尽可能维护每一个物种生存共处的权利;如果承认众生的法性平等，就该尽量地遵从每一样事物自然而然的状态。
人类对于万物，不该以霸占之心、掠夺之心去强求和破坏;人类之于世界，该是以平等之心、善念之心去尊敬和平视。
这就像道家以平等心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上天没有偏爱私心，把世间万物都看作是草扎成的狗一样，在天地苍穹的怀抱中，万事万物都经历着平等的存在与平等的消亡，都遵从着平等的规律法则和平等的因果循环。
在大自然的眼中，“万物并作，吾以观复”，万物都是平等的生发衰落、平等的循环往复。
而宋代理学家张载提出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说人民与我都是同胞、万物与我都是同类，这种“民胞物与”的观点，也是儒家代表人物从侧面显示出的一种众生平等观。
在“众生平等”的禅学感悟和哲学思索下，也许我们与他物有着境遇差别，但是没有优劣差别，不该以轻蔑之心傲视天地;也许我们与他人有着境地差别，但是没有等级差别，不该以轻慢之态目空一切。
怀有慈悲心性，就是能对他人他物的苦乐以平等心去感同身受。
在中国文化里，对于平等的呼唤，有社会宏观层面的制度平等，有个人实际层面的人格平等，更有生命自然层面的众生平等。
所以国学会对家国说“公与平者，即国之基址也”;会对社会说“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是谓大同”;会对个人说“居心平，然后可历世路之险”;会对官场说“临官莫如平”;更对世间道理说“持心如衡，以理为平”。
在这样的文化承袭中，让我们在今朝期待，正理平治，承平盛世。
以“缅怀革命烈士，发扬民族精神”为话题写一篇600字左右的作文
又一个清明节，又一个缅怀先烈的日\ 子。
我们来到了墓前，祭奠长眠在这\ 里的先烈的英灵。
\ 站在烈士墓前，我们心潮起伏，思绪\ 万千。
革命先烈们有的为了民族独立\ 和国家尊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的\ 为了彻底埋葬旧世界，建立社会主义\ 新中国而前赴后继，英勇作战，抛头\ 颅、洒热血；也有的在和平建设时期\ ，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而献出青春和\ 热血。
\ 先烈们，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 危险时刻，是你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 筑起了长城，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 进行着拼搏。
你们倒下了，但成千上\ 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站起来了，\ 他们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去继\ 承你们未完成的事业；先烈们，是你\ 们把对国家、对劳苦大众的爱化作战\ 斗中同敌人拼杀的精神力量，不怕牺\ 牲，勇往直前，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 的新中国；先烈们，在社会主义建设\ 最需要的时刻，又是你们抛去了家庭\ 和个人的一切，毫不犹豫，挺身而出\ ，把宝贵的生命无私地献给了祖国和\ 人民，把满腔的热血洒遍祖国大地。
\ 面对你们，我们怎么能不肃然起敬
\ 你们的辉煌业绩，将深深地刻在史记\ 上
你们的英名将与日月同辉，与江\ 河共存!我们敬慕你们,无私奉献的英雄\
正是因为有了你们这些无数的革命\ 先烈，有了你们的崇高，有了你们的\ 无私才有了今天的和平环境，才有了\ 祖国的繁荣昌盛。
\ 战争的年代照就了烈士们的勇敢与坚\ 强，和平美好的环境为我们提供了学\ 知识、长才能、为祖国奉献的机会。
\ 我们有信心，因为我们有榜样
同学\ 们，我们是时代的幸运儿，我们应该\ 懂得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更应该\ 懂得所肩负的历史责任和历史使命。
\ 我们要爱自己，更要爱祖国，我们要\ 发奋学习，为她增光，为她添彩
\ 同学们，让我们继承先烈的遗志，为\ 家乡的建设、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努\ 力学习，共创美好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