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杨宇霆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在现所谓正史或关于张学良的很多传记里把杨宇霆刻画一个亲日派和一个学良争权夺利的阴险小人。
殊不知要是没有杨宇霆东三省加热河早就变成日本人中的囊中之物了。
九一八事件造成的原因根本原因在于张学良的误国（很多人把原因归于蒋，说蒋让张不抵抗才致。
其实蒋虽说是委员长，东三省虽说已经易帜，但是明白人都知道东三省还是张学良的。
有愤青说是属于东三省人民的，那真是这样那张学良没有经过什么全民公投之类的所谓形式，就敢公然把军队撤走
从这点说，东三省之失在于张学良。
）而日本敢于发动九一八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1国内产生危机，要转移注意力。
2日帝国主义长期的军国主义。
3从甲午开始后的逢打中国必赢。
4东北无豪杰可以领到所谓的3000万父老。
其中最重要的是杨宇霆被张学良害死。
杨宇霆，字凌阁，后改邻葛，祖籍河北滦州戴家岭，清末，其祖父携全家逃荒至关外法库门蛇山沟村落户。
他生于清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日（1885.8.29）。
十岁入本村毛兆麟先生私塾，天资聪颖，记忆过人，颇受毛先生喜爱。
几年后，经毛先生介绍，到铁岭县张秀才书馆读书，很快就成为张先生的得意门生。
张先生经常带领他到铁岭文人荟萃之处龙首山银冈书院，以文会友。
一九0四年初，他从那里知道，清朝的科举制度快要废除了，但东北是清朝的发祥地，朝廷特别恩许再开一科考试，在锦州举行。
他很想参加考试，但是他家已入旗籍，按清制“旗不点元”，他没有报考资格。
他想尽办法，多方活动，终以金县一同姓考生的名义报名参考。
他考中了，成为满清王朝最后一科秀才。
当年他十九岁。
第二年春天，他考入奉天学堂高年级插班生，学校开设的数理化、英语等课程，他过去从来没有接触过，但毕业考试时，成绩名列前茅，震动全校。
毕业后，他考入奉天陆军学校，一九0六年被校方选送至日本留学，到日本后，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一九一一年，毕业后回国。
在中国封建时代，所有的读书人都要饱受寒窗之苦，但能脱颖而出者却寥若晨星，多数人都是在“县学”这第一道门槛前被卡住了，无计可施而终生戚戚焉。
杨宇霆是幸运的。
虽然这时科举制度已经废除，但它的无形价值还在，因为人们想到了科举，就想到了囊萤映雪的清寒和悬梁刺股的寂寞，也会想到靠使银子，找门路，打通关节一路攀升的丑陋。
而对象杨宇霆这样的青年人，无论是在朝在野和社会各界，都要高看一眼。
他在日本学的是现代军事科学，在当时中国人的眼里，是新学中的显学，因为它能实现我们这积贫积弱的民族百年来船坚炮利的梦想。
像他这样有功名打底子，又能西学为用的人才是不多的，是当时所有的政治集团，都急需的热门人才，所以他一踏上祖国的土地，扶摇直上、步履青云的阶梯，就摆在他面前，等他一步步攀登了。
一般来说，那些旧学深厚的人往往食古不化，缺乏对现实生活的热情和对新生事物的敏感，而那些海归派们常常是不顾国情，生搬硬套外国的故事，成了纸上谈兵的现代赵括。
而杨宇霆则是汲取了这两方面人才的优点，创造了自己的新优势。
他在跟随张作霖后，人们称他为“智囊”、“小诸葛”，虽然多是恭维和逢迎之词，但也确实感到他是足智多谋，出类拔萃；而他接受这个名号，是他觉得自己遇到了张作霖，如诸葛亮遇到刘备一样，如鱼得水，才智得到发挥，是赞扬张作霖珍惜人才，爱护人才，但也不乏自矜之意。
考诸史实，他对张作霖政权的发展巩固也确实起到了诸葛亮的作用。
辛亥革命前夕，他从日本回国后，被派往长春陆军第三镇炮队任队官，不久就被调往东三省讲武堂任教官，民国成立后，1913年被调往北京陆军部任一等科员，当年即被派回奉天，任东三省军械厂兵器科长，不久即改为弹药队长，第二年就连续升为副厂长、厂长。
在这个重要的工作岗位上他一干就是十四年，一直到被张学良处死。
对杨宇霆的发迹，一般以为这主要是由于张作霖的提拔，实际不是。
1913年至1915年，杨宇霆从长春到沈阳，由沈阳到北京，再由北京回沈阳，职务一路飚升，都是徐树铮所为。
徐比杨宇霆大四岁，也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比杨早毕业几年，当时他是袁世凯政府的陆军总长，深得袁世凯的赏识，又与段琪瑞过从甚密，是民国初年政坛上很活跃的一个政客。
时人称后来曾做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为大徐，称他为小徐。
杨宇霆到东三省军械厂做厂长时，奉天总督是段芝贵。
袁世凯死后，天下大乱，一九一六年，张作霖乘势而起，把段芝贵赶走，自任总督。
关于张作霖发现杨宇霆，过去有一种说法，说是张作霖有一日上街，偶然看见一哨军兵列队前进，风纪严肃，军容整齐，就问部下：“这是谁的部队
”部下回答说：“这是东三省军械厂杨宇霆厂长训练的卫队。
”张作霖甚为赞许，当晚把杨宇霆邀至家中召见，见他谦恭有礼，谈吐不凡，很是赏识，后来就予以重用。
这是中国古典小说里常见的情节。
身处低层的人们，做梦都盼望能交上这样的好运，一跳龙门；而身居高位的人们也常用这样的故事欺骗世人，愚弄舆论，以此来表示他的慧眼识珠，礼贤下士。
至于被提拔的人们是走的什么门路，是用什么法宝，敲开他的心门，这是藏在他心底的秘密，就是对他的枕边人，也从来不泄露一字。
日子久了，说顺了嘴，连他自己都认为这故事是真实的了。
我认为张作霖之所以重用杨宇霆，固然有杨个人才智的因素，但他更看中杨与徐树铮的这层关系，可以通过他和北京中央政府搭上钩子，谋求他主政东北的“合法性”，以及从中捞到更多的好处。
1916年，杨被张委以督军署参谋长时，正是徐任国务院秘书长时。
这一层关系太重要了。
杨宇霆入幕督军署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与这徐树铮有关。
张勋复辟失败后，黎元洪辞去民国大总统职务，由副总统冯国璋代理总统。
段琪瑞与冯不和，被迫辞去总理职务，作为段琪瑞心腹的徐树铮为他的复出四处活动，多方串联，集合各方势力来压冯国璋。
1918年，他到东北游说张作霖时，杨宇霆从他那里知道，冯以中央政府的名义从日本贷款四千万元购买武器枪支。
杨给他出主意说，如果能把这批枪械搞到手，做为给张的见面礼，张就能力推段琪瑞。
徐运作一番，几天后一张由日本人开据的领取军械的提货单，就到了杨宇霆手里。
这件事是在极端机密的状态下进行的，连张作霖都没有察觉，事成后，杨宇霆呈报提货单时，惊得他目瞪口呆，他深深地被这位年仅三十三岁的年轻军官的韬略折服了。
张作霖马上派张景惠带兵去秦皇岛，把这批军火领回，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秦皇岛劫械事件。
奉军以此扩编了七个混成旅，由原来的二、三万人增至二十万人。
按照曾经当过张作霖秘书，后来任东北大学代校长的宁承恩先生的说法，“没有秦皇岛劫械的起点，奉军不可能成为大军，无力问鼎中原。
” 杨宇霆入幕督军署的第二件大事是整顿旧军，建立新军。
张作霖的老班底都是和他一起起事的绿林好汉，识字不多，如汤玉麟、吴俊升、张景惠等人，骑马放枪，打家劫舍，都是行家里手，但指挥现代化部队几万人作战，个个都力不从心。
第一次直奉战争，张景惠率五万大军，任平汉线西路总指挥，张作相率五万人，任津浦线东路总指挥，十万大军出关，指挥失灵，乱作一锅粥，仅七天就大败而归。
鉴于这次教训，张作霖授权杨宇霆整顿旧军，杨宇霆以现代军事理论为指导对奉军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改造，整个奉军面貌焕然一新，特别是各级军官都是军校出身。
第二次直奉战争，由杨宇霆任总参谋长，统一协调指挥，奉军所向披靡，很短时间就占领了北京、山东、江苏、安徽、上海、南京，这时候整个长江以北均在张作霖的控制之下。
在发展东北地区的经济和各项事业上，杨宇霆所起的作用也是举足轻重的。
据宁先生回忆：老帅识字不多，不爱看公文，处理公务只是口头说说，政府的工作，又离不开公文，这几乎都由杨独擅，有些事不请示张，独自办了，张也不怪罪。
张的放手，就给杨施展才能提供了机会，当时很多的法律、法规政策，都是由杨牵头制定的，特别是在用人方面，张受杨的影响颇深，重视从外国回来的学理工科和经济方面的人才，张作霖的十大秘书宁承恩等几乎都是这类有学位的知识分子。
他很重用学理科的知识分子，就是起用他们搞建设，现在沈阳的许多大工厂，如沈阳市大东区现在的黎明、新光、矿山以及沈河区的五三工厂，那时候就有了规模。
东三省其他很多城市，现有的许多大厂子，有许多也是在那个时候，就有雏形的，如翻开一些地方的地方志和厂志之类，就会发现这种现象。
当然这不能完全归功于杨宇霆，但杨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在谈及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起上个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一段话：“当一种看问题的方式，如此自信的一往无前时，那就有落入幻觉的危险，即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这种视角的重要性，尤其是把一种相当限定性的视角，当成唯一的视角。
”其实，我们过去看待历史，只是坚持了一种视角，那就是阶级斗争的视角，像张作霖和杨宇霆这样的人当然是一无是处，就是那些“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古代先贤，也无足道哉。
如果我们能从东北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来研究一下东北为什么会成为中国的老工业基地，张作霖和杨宇霆这样人的作为，就不会一概抹杀了折叠编辑本段军旅生涯奉军核心人物杨宇霆，原名玉亭，号凌阁，后改邻葛，1885年出生，法库县红五月乡蛇山沟村人[1]。
在奉期间，张作霖任27师师长时，素闻杨宇霆谋智深远，遂任命他为师参谋长。
杨宇霆上任后，极力整顿军风军纪，卓有成效，开始得到张作霖的信任和重用。
1916年，张作霖任奉天督军兼省长，杨宇霆被任命为奉天督军署参谋长。
1918年，直系政府向日本借款4千万元，购买大量军火运抵秦皇岛，杨宇霆建议张作霖劫持这批军火。
在其同学徐树铮的配合下，劫械成功。
这批军火为奉军装备7个混成旅，杨宇霆一跃成为奉军的核心人物[2]。
免后重新启用同年秋，张作霖成立“援湘军”，自任总司令，原陆军次长徐树铮任副司令，杨宇霆为参谋长。
杨宇霆任职期间，在同学徐树铮的鼓吹拉拢下，企图发展个人势力，合谋利用奉军名义，冒领军部拨款370万元，招编新兵4个旅。
此事被张作霖得知后，免去徐树铮副司令职，并以“勾结外援、内树党羽”之名，将杨宇霆撤职。
杨被解职后，任北京总统府侍从武官、西北边防司令部参谋长等职。
终因爱其才智，张作霖于1921年重新启用杨宇霆，任命他为东三省巡阅使署总参议的要职，兼三省兵工厂督办。
杨宇霆任职期间，东三省兵工厂得以迅速发展，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兵工厂。
时人称奉天文有“王永江”，武有“杨宇霆”，成为张作霖的左膀右臂。
奠定了张作霖的统治地位。
手握有兵权第二次直奉战争胜利后，在张作霖的支持下，杨宇霆出任江苏省督办。
但因其骄横自恃，目空一切，还未等站稳，竟被孙传芳组织的5省联军击溃，落荒而逃，失去江南。
杨宇霆回奉后，张作霖仍委任他为总参议兼兵工厂督办。
1925年，以郭松龄为首的陆大派和以杨宇霆为首的士官派矛盾激化，郭、杨二人势同水火，终演成郭松龄倒戈反奉。
郭松龄反奉失败后，杨宇霆假张作霖之命，将郭松龄处死。
是年底，在杨宇霆几经周旋密谋下，张作霖和吴佩孚实现联合。
1926年2月，张作霖顺利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同时任命杨宇霆为安国军总参议。
1927年末，韩麟春因病去职，张作霖任命杨宇霆接替韩麟春之职，出任第四方面军军团长，这是杨宇霆首次握有兵权。
被杀于老虎厅1928年张作霖被炸身亡，张学良主政东北，大饬整顿改革，取消军师番号，以旅编制。
张学良鉴于杨宇霆在其父主政时期一直是东北的重臣，拟任他为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杨宇霆坚辞不就，并和黑龙江省长常荫愧相互勾结，尤其是在东北重大问题上，企图以元老身分左右政局，与张学良背道而驰。
1929年1月10日晚，杨、常逼迫张学良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要张学良在任命常荫愧为督办的便笺上签字。
这一举动，促使张学良痛下决心，将杨、常处决于“老虎厅”，杨宇霆时年44岁。
杨宇霆死后，张学良在得知其家产被亲信李景明、王子明私吞的情况后，将二人逮捕扣压，令于珍、陈兴亚、臧士毅等人组成清理委员会，立案清查。
最后，将清查的60万银元加之房产执照等物一并归还杨家。
折叠编辑本段祸因起源杨宇霆生于1885年，比老帅（张作霖）小10岁，比少帅（张学良）大16岁，是奉系高层中绝无仅有的秀才出身，又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
张作霖在世时，最受重用，长期任奉军的总参议。
老帅张作霖皇姑屯被炸猝然过世，少帅张学良一时不知如何安排他，故他的实职只是从前兼任的东三省兵工厂督办。
杨宇霆虽然算是个聪明人，可是皇姑屯事变后，在东北扮演着一个危险的角色。
既然不满意张学良，又轻视张学良，可是却又在张学良下边任事。
杨最不该的是常在人前人后呼张学良为阿斗。
对张学良来说，他掌握东北军政大权，内有杨宇霆以悍将长辈自居，外又要应付日本军阀的各种压迫，所谓“主少国疑”，如果不“立威”，是无法站得起来的。
所以在当时情势下，杨宇霆有取死之道，张学良也有必杀之心。
常荫槐比杨宇霆小3岁，是吉林省的一个官僚家庭里的公子，这难免使那些灰头土脸成为将帅的农民弟兄与他格格不入，也是老帅时代的红人，历任军法处处长、京奉铁路局局长、北京政府交通部次长（总长由总理兼），易帜后，刚被国民政府委为黑龙江省省长。
杨宇霆、常荫槐两人鉴于东北大地上的中东铁路归中苏共管，而日本人又一直纠缠着要在东北新建满蒙铁路，向张学良提议：成立一个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便于集中管理东三省的铁路，由常任署长。
杨宇霆、常荫槐2人都是让日本人头疼的人物，按说这是个不坏的主意。
但问题是他俩对张学良接任东北一把手的现实一直不满。
那时张学良确也不争气，常开着会就犯毒瘾了，便丢下一班叔叔大爷们回房扎针。
有时早晨还爱赖床不起（那时，妩媚的赵四小姐已经来奉天当“秘书”），让厅处长们呆在外头恭候。
恼怒的杨宇霆以天下为己任，多次教训“学良世侄”。
有一次某处长求见张学良不得，找到杨宇霆，杨怒道：“汉卿已承先业，还是这样懒怠，这怎么得了，我去告诫告诫他。
”说着便带领那位处长来到张学良住宅问卫兵：“司令起床了吗
”卫兵答：“未起床。
”杨宇霆竟直奔张学良卧室，敲着门喊：“我是杨邻葛，快起来，有公事需要处理。
”张学良闻声，急忙披衣请杨入座，杨竟以长者的口吻教训张学良道：“各位厅处长有公事待决，等你数日不见，这怎么成。
老帅在时，可不是这样。
”杨宇霆的这种做法，使张学良实在难以忍受。
为此张学良生气地对杨宇霆说：“我干不了，还是你来干吧。
”而常荫槐对“小六子”也颇为不恭，以为他不过是个贪色又吸毒的败家子，故公开场合亦颇多烦言。
所以当他俩联袂而来且将考虑成熟的方案和盘托出时，年轻气盛的张学良就被彻底激怒了。
他强忍不悦，托辞“从长计议”，让他们晚上再来商议。
但二位晚上按约返回时，张却命令对杨、常有积怨的奉天警务处处长高纪毅和自己的副官长谭海率6名卫士分两组，将他俩当场击毙于厅内的沙发上
此即震惊一时的“杨常事件”。
惯常的说法是，杨宇霆、常荫槐两人朋比为奸，勾结日本人反对东北易帜，故被张学良果断处决。
不过张学良第二天领衔向中央政府发出的通电中，并没提到他俩有何卖国罪行，只是含混其词地指责“彼辈奸险性成，日甚一日，近更暗结党徒，图危国家”，等等，都是些没影儿的事。
倒是电文前段的“杨常朋比，操纵把持，致使一切政务受其牵制，各事无从进行”，让人念出端倪——原来少帅就是嫌彼二人妨碍自己执政而已。
为避嫌，张学良还召见了记者，陈述了“依法”杀杨、常的经过。
而南京政府刚得到东北，也不敢追究地方司令长官擅杀省长级官员的责任（国民政府有严禁军人干预政治的规定）。
不过奉天百姓似乎看出门道，民间很快便流行着“大帅身亡，杨常而去”的说法。
信阳博物馆的基本陈列
信阳人物补充：许世友将军，河南新县
有关随国的历史
春秋时代的随国为什么又称为曾国 虽然“曾随合一”说的和者甚众，但持异见者也不乏其人。
大致说来,这些意见有以下几种: 1、曾即是曾,随即是随,二者不可混同,至于何以不见随国遗物,有待今后考古发现。
杨宽、钱林书:《曾国之谜试探》,《复旦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2、曾灭随,据其国土。
顾铁符:《笔谈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文物》,《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0年第2期 3、随灭曾,延姬姓宗嗣。
于豪亮:《为什么随县出土曾侯墓》,《古文字研究》第1辑 4、早期曾国已被楚所灭,楚灭随以后,又在随地分封了一个曾国。
徐扬杰:《关于曾侯问题的一些看法》,《江汉论坛》1979年第3期 5、可能因随被楚灭后,楚以随地与地处楚边陲的曾国西阳相换;或者曾国国境直向西楔入随国境内。
何光岳:《楚灭国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当然,在没有找到直接证据以前,上述几种情况也并非毫无可能。
但问题的彻底解决,仍有待于新的考古发现 1978年湖北随县擂鼓墩一号墓出土大批青铜器和其他文物，尤以巨大青铜编 钟闻名于世。
此墓系战国时代曾国国君名“乙”的墓葬。
那大量珍贵随葬品的出 土面世，既提高了古曾国的知名度，也带给人们一个迷，随县是春秋战国时代的 随国，在随国的国境中怎么会出现曾国国君的墓葬
学者们纷纷探秘。
一说随国即曾国。
石泉《古代曾国——随国地望初探》一文认为，随国即曾 国，理由是随国和曾国都是姬姓国，系西周分封于江汉的诸姬姓国之一。
而且， 就两国的地望来看，也是一致的。
从宋代出土的曾国青铜器，到曾侯乙墓，都分 布在随枣走廊一带，而且都是从南阳盆地迁入随枣走廊的。
因此，随、曾一国， 就像魏又称梁、晋称唐、韩称郑一样，是一国两称。
一说随被楚灭后，曾国是由其他地方迁入随地的。
杨宽等人《曾国之迷试探 》、何光岳《曾国考》等都持这一观点。
他们认为，曾国在西周时已与随国同时 并存，说随国即曾国缺乏依据，进而提出随国在春秋晚期或战国初期被楚国所灭， 楚国把地处楚边陲的曾国，从南阳迁入随地，这样随地就有可能出现曾国国君的 墓葬。
自随州曾侯乙墓出土后，“曾”字开始与随州历史相关联，这使得历史学学家突然意识到一个困惑：所有史籍都只说“随”国不提曾国；而迄今为止出土的文物无不刻着一个“曾”字不着一个随字。
更令人不解的是，史载该地竟有两个曾国和随国。
除我们所熟知的姬姓随国和曾国外，有意思的是，该地历史上还曾有一个姜姓随国和曾国。
《元和姓纂》“随”下引《风俗通》云:“炎帝裔随侯之后。
”《路史.国名纪甲》亦谓“随侯，炎裔”，是为“姜姓”。
尽管文献未明言这个炎帝之后的姜姓随国的地望，但立国时间大约与汉东的另一姜姓国家厉（今随县厉山）相当，可能早至商代。
无独有偶，在殷王武丁南征虎方的卜辞中，也有一个曾国，地域也在汉东。
此卜辞之曾国就是上述文献中的“炎裔”、“姜姓”之曾，也就是说，这同姬姓“曾随合一”一样，是又一个姜姓“曾随合一”。
更有人据此推断出周代汉东姬姓之曾国应当是在兼并商代汉东姜姓曾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但由于姜姓曾国随国史料奇缺，难究其详。
我们姑且撇开不论，仅说说姬姓曾国和随国。
姬姓曾国由于文献无载，其疆域也只有根据出土文物考查。
据统计，现已发现的曾国有铭铜器共12批，其年代从东周初到战国时期的都有，有的可能还早到两周之际。
据此判断姬姓曾国立国于西周早期，灭亡于战国中期偏晚。
分布范围大致是以今随州市为轴心向四周伸延，西起襄阳，东过随城，北到新野，南达京山。
而姬姓随国立国的时间，虽然文献无明载，但从《国语.郑语》“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的记载分析，至迟西周晚期已有其国即周幽王元年(公元前781年)，故其立国的时间或许更早一些。
而灭亡的时间，据《春秋.哀公六年》“楚子、陈侯、随侯、许男围蔡”的记载分析，姬姓随国至少春秋末年还存在即周敬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94年），共经历287年。
而考虑到此时随还与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其国祚当会延迟至战国初。
如果按随国、曾国为一国二名之说，随国历史长达450余年。
随国封于何时，史无明载，但据“安州六器”，不会晚于周昭王之世。
即《古本竹书纪年》所记“昭王十六年伐楚荆”事，而据“安州六器”所载昭王南伐荆楚经过唐、厉、随等国并于唐国整治军队，昭王的这次军事行动无疑得到了以随国为首的汉东诸国的积极配合，反证当时的随国同楚国已存在着矛盾。
但随着楚国的崛起，楚武王末年即对随发动了大规模进攻。
《左传.桓公六年》随国始而修政备战，继而拒不参加楚人主持的沈鹿之会，更加引起了楚人的不满，楚武王再度伐随，随人被迫同楚人订立盟约。
及至春秋中期，楚势更为强盛，随人公元前640年“以汉东诸侯叛楚”，《左传.僖公二十年》但终被楚令尹子文击败，国势衰落。
此后，随国“世服于楚，不通中国”，成为名副其实楚附庸之国。
公元前506年，吴、蔡、唐联军攻入楚国的郢都，楚昭王奔随，《左传.定公四年》吴人尾追而至，随人拒不交出昭王，“楚人德之”。
以至于春秋末年，“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唯随独存。
战国时期，随国史事文献无载，只有凭考古资料推测。
公元前433年，随国国君曾侯乙死后，楚昭王的儿子惠王以楚人最为珍重的礼乐器编钟相赠。
公元前407年左右楚声王娶曾姬无恤为夫人，说明战国早期随楚关系十分融洽。
1981年考古工作者在随州市西郊发掘了擂鼓墩二号墓，墓主地位约相当于国君一级。
此墓下葬时间在战国中期前段，表明此时随国尚存。
晚于擂鼓墩二号墓下葬年代的曾姬无恤壶，铸于楚宣王二十六年(前344年)。
楚声王夫人无恤为宣王祖母，无恤尚在，宣王当不会灭其祖母故国。
1983年,在曾侯乙墓西南发掘了30座中小型墓,其中十三号墓和六号墓为楚墓,时代为国中期,十三号墓的下限到战国中期与晚期相交之际。
1984年随州安居又发现一座时代为战国中期偏晚的楚墓。
楚人墓葬出现于随国城郊甚至国君陵区之内，最近者距曾侯乙墓只有60米，这无疑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楚人已占有随都，随国已不复存在。
时间约为公元前328年前后。
至于随国的疆域，由于文献中无明载，我们只能据记随国事较多的《左传.桓公八年》涉及的“沈鹿”、“汉淮之间”、“速杞”等地名来看，其境域当包括今汉水以东，桐柏山以南，广水以西，钟祥、京山以北地区。
由此可知，曾国、随国疆域相合，存在的时间相当。
正因为如此，史学家大多倾向于曾随一国二名的说法。
其理由不外乎如下四种： 1.存在时问相符。
2.所处地域相同。
3.姓氏相吻合（同为姬姓）。
4.在古籍中一国二名的记载很普遍。
（注：“曾”为国名，“随”为曾都，因而文献称其国为“随”。
） 虽然“曾随合一”说的和者甚众，但持异见者也不乏其人。
大致说来，也有如下五种: 1、曾即是曾，随即是随，二者不可混同。
事实上随国都在今随州城郊安居镇王楼村，与曾都尚有一定的距离。
2、曾灭随，据其国土。
3、随灭曾，延姬姓宗嗣。
4、早期曾国已被楚所灭，楚灭随以后，又在随地分封了一个曾国。
5、可能因随被楚灭后，楚以随地与地处楚边陲的曾国西阳相换；或者曾国国境直向西楔入随国境内。
到底哪一种说法更接近于事实呢
由于双方各执一词，至今尚无定论。
以至于历史学家发出这样的感叹：文献中未见曾国，却有一个与曾国在姓氏、疆域、年代诸方面均十分吻合的随国，而且在随国的都城附近，竟发现了曾国国君和朝臣的墓葬。
这一奇特现象，引起了人们的深思:如曾和随为两国，何以在一地?如曾和随为一国，何以有二名
这的确是一个难解之谜。
相关链接 出土的曾国青铜器 1、上曾太子般殷鼎 在1977年秋和1981年春在山东临朐县嵩山公社泉头村出土，共出土青铜器二十一件，其中六件铸有铭文。
现收藏于临朐县博物馆的这件“上曾太子般殷鼎”，口径30.5、通高26.5厘米，重6.65公斤。
平折沿,附耳,耳两翼各有一铜柱连接口沿，半球形腹，平缓底，蹄形三足，耳内外分别饰窃曲纹、重环纹,腹饰凸弦纹。
器壁内侧铸有铭文凡五行三十八字铭文。
铭文释文大概：上曾大（太）子般殷，乃□（择）基金，自乍□（作□）彝，心圣若□（虑），哀哀利锥，用考（孝）用亯（享），既龢无测，父母嘉寺（持），多用旨食。
2、曾子义行簠 1988年在江苏六和县程桥镇出土。
通高19.25、口横28.2、口纵22.9厘米。
盖、器形制、纹饰、大小相同，上下合成一器。
长方形，直口斜壁，平底，矩形足，盖沿铸有六个兽面形卡扣，盖、器两端各有一个兽首耳。
盖、器均饰蟠虺纹，足饰卷云纹，为春秋晚期作器。
3、曾姬无恤壶与曾侯作叔姬簠 1933年，安徽寿县李三孤堆楚墓出土大量战国时期高级别楚国青铜器，其中有一对曾姬无恤壶。
通盖，高37.1、口径9.5寸，体呈椭方形，直口长颈，鼓腹，圈足沿下折，颈部有一对顾龙形耳，盖呈盝顶形，上有四个S形钮。
体饰蟠螭纹，为战国中期器具。
双壶铭文相同，内壁铸铭文39字：隹(唯)王廿又六年，圣 之夫人曾姬无恤，（吾）宅兹漾陵，蒿间之无（匹），用乍宗彝尊壶，后嗣甬(用)之， （职）在王室。
曾侯作叔姬簠中“叔”作老三解读。
4、曾侯仲子游父鼎 春秋早期，1966年7月湖北京山县坪垻公社苏家壠出土。
通高26.5、口径38.3厘米。
直口，平折沿，一对附耳高出器口，浅腹三蹄足。
颈饰窃曲纹。
铭文字数，内壁铸铭文10字。
铭文释文为曾□中（侯仲）子□（游）父自乍（作）□彝。
“仲”作“次”释。
5、曾子游鼎 1959年上海博物馆收集到一件来自鄂北随地铭文释为：“曾子游择其吉金，用铸口彝，惠于刺曲 ……”。
6、曾侯乙编钟及曾侯乙鼎 曾侯乙编钟 1978年在湖北随县出土，编钟是由六十五件青铜编钟组成的庞大乐器，其音域跨五个半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备。
它高超的铸造技术和良好的音乐性能，改写了世界音乐史，被中外专家、学者称之为“稀世珍宝”。
曾侯乙编钟为战国早期文物。
曾侯乙鼎 通高64.6、口径64.2厘米。
直口方唇，短颈，方附耳，鼓腹，平底，三个蹄形高足。
腹部设两个环钮，颈腹之间有一道凸弦纹，器身饰蟠龙纹和垂叶纹，耳饰几何云纹。
足饰兽面涡云纹。
铭文：曾（侯）乙诈甬冬（作持用终） 此外，还有曾子仲宣鼎，春秋早期作器。
铭文：曾子中（仲）宣，□用（其）吉金自乍（作）宝鼑（鼎），宣丧（尚）用者（饔诸）父、者（诸）兄，（其）万年无强（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亯（亯）以及曾子缶、曾太保叔盆、曾孙无鼎、曾伯陭壶、曾子伯匜、曾子簠等传世青铜器。
随国，是春秋时期位于今湖北省江汉流域的一姬姓诸侯国。
需要指出的是，春秋时代的晋国有一地名随，即《春秋左氏传·隐公五年》记载的“翼侯奔随”。
此地后来作为晋国名臣士会的封地，因此《春秋左氏传·文公十三年》有将士会称为随会。
这一位于今山西省汾河流域的随地，据童书业说，前身也是一古国。
童书业并指出，山西省汾河流域的古国如随国、鄂国、唐国（后改称晋国）、沈国、黄国等，在江汉流域附近都有同名国[1]。
随国属于汉江流域的姬姓诸侯国集团(即汉阳诸姬)。
在春秋初期楚国未成长为霸主前，随国势力一度强大，为汉阳诸姬之首。
公元前706年楚武王侵略随国却半途而废，楚国此时自认不得志于汉江流域。
公元前704年，楚国再次侵略随国，并取得会战的胜利，但楚国实力不足以在此时吞并随国，所以在当年即与随国讲和。
公元前690年，楚武王卒于侵略随国的征途，当年随国求和。
此后的几十年间，楚国四处征伐而逐渐吞并汉阳诸姬。
公元前640年，随国率领汉阳诸姬背叛楚国，楚国击败之，双方言和。
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当年，晋国人有言，汉阳诸姬已经全部为楚国所有。
随国沦为楚国的附庸，不再为中原诸侯国视为独立而有资格参与盟会的诸侯国。
公元前506年，吴国攻破楚国都城郢，楚昭王出奔至随地。
随人在吴国的压力下，并未将楚昭王交给吴国，为楚国立下保护楚王的功劳。
因此楚国对随有一定的奖励。
公元前494年，《春秋经》记载：“楚子、陈侯、随侯、许男伐蔡”。
《春秋经》本于鲁国的国史，此条记载，被杜预等人认为是楚国为了报答随的功劳，而使随国重返独立的诸侯国行列。
后不知何年，随国亡于楚国。
自从牧野之战武王灭商，西周王朝为了镇守辽阔的疆土，控制殷商后裔，便把兄弟叔侄和立有战功的异姓贵族派往各地担任诸侯，以世袭的形式统治这些地区。
这种分封制对发展边远地区的经济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到西周中叶，周昭王、穆王不断向淮夷、于越、荆楚用兵，为巩固对南方疆域的控制，同时也为了夺取战略物资“铜”和保护南征通道，又把一些姬姓兄弟叔侄从山西、陕西移封到淮水上游和汉水中游地带，建立起随(曾)、唐、蔡、应、息等数十封国，组成一个庞大的姬姓封国集团，史称“汉阳诸姬”。
它们互为犄角之势，负责监视并阻断荆楚和淮夷、于越结盟，为安定南方起了重要作用。
姬姓随（曾）国封邑宽广，大致以随枣走廊为中心，北抵新野，东邻应山，南及京山，西近襄樊。
这一带经过夏商先期开发，生产发达，文化先进。
遍布随州境内的古文化遗址揭示了这样一个规律，它们都是临河高地，据险而守，由村寨、贵族坞垒、都城组成梯次社会布局。
这种布局，与我们今天的村、镇、市(县)何其相似。
已发现发掘的春秋时期随（曾)国贵族墓分布于新野、信阳、安陆、京山、枣阳等地区，在我市发现发掘的则分布在均川、安居、淅河、东城等地。
这说明随（曾）国在春秋时期处于高度文明阶段，综合国力相对强盛。
加之随（曾）国世代沿袭“修政而亲兄弟之国”的内政外交方略，所以它在春秋早期敢于屡抗楚锋，成为抵御楚国东进北伐、问鼎中原的前沿堡垒。
随国自从西周早期登上历史舞台始,便同楚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随国史,就是一部随楚关系史。
周武王克商立国后,曾先后分封七十一国,其中武王兄弟十五人,姬姓之国四十人,“皆举亲也”。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而作为“汉阳诸姬”之首的随国,其任务是监控南方蛮夷之国,以拱卫周疆。
随国封于何时,史无明载,但据“安州六器”,不会晚于周昭王之世。
学术界大都认为,“安州六器”所载,即《古本竹书纪年》所记“昭王十六年伐楚荆”事,而据“安州六器”所载昭王南伐荆楚经过唐、厉、随等国并于唐国整治军队分析,昭王的这次大规模行动无疑得到了以随国为首的汉东诸国的积极配合,这说明当时的随国同楚国已存在着矛盾。
周室东迁以后,诸夏大一统、小分裂的局面已改变为小统一、大分裂。
周王丧失了军事盟主的实力,周公东征、昭王南征之类赫赫扬扬的壮举已没有重演的可能,楚人再也用不着为来自中原的威胁而担忧了。
然而,生产发达、文化先进、军事实力雄厚的随国则依然是楚人东进的主要障碍。
于是,楚武王末年,楚对随发动了大规模进攻。
《左传·桓公六年》 随国始而修政备战,继而拒不参加楚人主持的沈鹿之会,更加引起了楚人的不满,楚武王再度伐随。
尽管随人奋力抗楚,充分显示出其抵御外敌的“汉东大国”的气魄与胆识,但由于楚国势力强大,最终还是同楚人订立盟约。
《左传·桓公八年》到春秋中期,楚势更为强盛,随人公元前640年“以汉东诸侯叛楚”，《左传·僖公二十年》但终被楚令尹子文击败,境土日月削,国势衰落。
此后,随国“世服于楚,不通中国”，《左传·哀公元年》杜注成为名副其实的附庸之国。
公元前506年,吴、蔡、唐联军攻入楚国的郢都,楚昭王奔随，《左传·定公四年》吴人尾追而至,随人拒不交出昭王,“楚人德之”。
春秋末年,“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唯随独存。
个中奥秘,随人已有揣测:“以随之辟小,而密迩于楚”,而未灭,“楚实存之”。
这段话虽然是吴师入郢前随、楚关系的写照,也同样可以用来说明进入战国后汉东唯随国独存的缘由。
“随国，姬姓”，于西周早期立国。
位于周王朝地域的南疆，与强大的楚国邻近。
然而，随为周王朝的诸侯国，楚是蛮夷之国。
《安州六器》载：昭王十六年伐荆楚，经过唐、厉、随等国，说明当时随国与楚国已存在着矛盾。
楚武王末年（公元前706年），楚对随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随国始而修政备战，继而拒不参加楚人主持的沈鹿之会。
其后，楚武王再度伐随，尽管随人奋力抗楚，但由于楚国势力强大，最终还是同楚人订立盟约。
公元前640年随人“以汉东诸侯叛楚”。
但还是被楚国击败，境土日削，国势衰落，此后“世服于楚”，成为楚国的附庸。
至春秋末年，周王朝分封在“南土”的同姓诸侯国先后被楚国灭掉，惟随独存。
战国时期，随国史事文献无载，只有凭考古资料推测。
公元前433年，随国国君曾侯乙死后，楚昭王的儿子楚惠王赠以珍贵的礼乐器缚钟。
公元前407年楚声王娶曾姬无恤为夫人，说明战国早期随楚关系十分融洽。
1981年，考古工作者在随州市西部发掘了擂鼓墩二号墓，墓主地位相当于国君一级，考古界定在战国中期前段。
表明此时随国尚存。
出土的曾姬无恤壶，铸于楚宣王二十六年（公元前344年），楚声王夫人无恤为宣王祖母，无恤尚在，楚宣王不会灭其祖母故国。
据出土墓葬文物分析，随国于公元前328年之际最终为楚所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