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门 是谁写的
是中国作家写的么
中国的发展翻开中史这幅长长的画卷入眼帘的有连绵不绝的壮丽山河有了无的荒野平原；有辉煌鼎盛的骄傲篇章，也有曲折凄苦的屈辱画面。
啊，这就是我的祖国——中国，一个命运起伏的国家。
从那古老的时代起，从历史长河的源头，中国一直流到了现在。
那河水是清，是浊，何时汹涌澎湃，何时平静安宁，我想，每一个国人，都应对此有所体会。
它留给我们的，是中国承载的五千年的文化。
这文化一直传承到今天。
今天我的祖国，又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
落后，贫穷，愚昧——这堆拖累了我们太久的烂泥早已被甩得干干净净。
现在，在中国的词典里，只印着这样几个字：拼搏
发展
创新
好一派生机与活力
这才是作为东方雄狮应有的王者风范
的确如此。
中国，正以它的行动，向世界证明着自己。
香港、澳门已相继回到祖国怀抱，世界组织的大门也向着中国敞开。
2003年7月13日，在这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里，它再以他那坚强有力的手臂，接过了等待四年之久的圣火，将在2008年点燃。
这一连串激动人心的消息，不就是中国给世界的最好的证明吗
他要站起来，站在亚洲平原上，怒吼
中国的历史固然古老，但是心却是和这段古老恰恰相反的年轻
在发展，在发展，在发展……这是中国蓄势待发，是祖国心脏跳动的声音，惊起东方大地的每次震动。
我看见，北京、上海，这两颗璀璨的明珠，交相辉映，发出耀眼的光照亮世界。
我看见，曾经趾高气扬的超级大国正在同中国友好地握手。
我看见，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正在不断提高。
我看见的远远不止这些。
现在，中国——我的祖国，已经铺好厚实的纸，沾起研好的墨，书写着新的篇章。
健壮如飞，引得多少双眼睛带着敬意齐刷刷望去
我不知道，因为，关注着的，也远远不只我一个。
普通话的历史
普通话是针对规范化来说的。
普通话同时又是中国法定的全国通用语言。
它在全国范围内使用，包括民族自治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9条规定：“国家推广使用普通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立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定地位。
普通话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方言为基础音的语言。
之所以这样，主要由以下原因： 一、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主要是考虑到新中国定都北京，而北京地区的人都说普通话，况且其作为官话有一定的推广历史和基础，北方的汉族人虽然有自己方言，但是也能说少许普通话，因此为了稳定大局，新中国顺势就沿用普通话作为官方用语。
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语言文字，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美苏对抗，为了避免国外敌对势力的联合绞杀，新中国迫切需要一种共同语来实现不同地区的新中国国民的沟通与交流，以举全国之力对抗外敌，而普通话有清代满族人两百多年的推广历史和基础，因此继续沿用普通话作为官方用语。
历史沿革 商代 据记载当时均持中原雅音，直至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之所需，这也表示在很早以前人们都已经有了“雅音入市”共同的心愿。
隋代 最早能够找到的官方推广共同语政策在隋代。
隋朝统一中国，定都长安。
由于当时中国北方地区长期在北方游牧民族统治之下，汉族习俗文化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心想恢复汉族礼乐的隋文帝做了很多恢复汉族文化的举措，其中包括命陆法言等编著《切韵》，审定比较经典、纯正的汉语。
唐代 唐代在《切韵》的基础上，制定《唐韵》作为唐朝标准音，规定官员和科举考试必须使用唐韵。
事实上，根据中古音韵所拟的唐诗读音，便与今日的粤语极为相近，指粤语为唐代正音并不为过。
——参见罗常培《汉语音韵学导论》之附录《唐诗拟音举例》，中华书局，1956。
宋代 宋代在《唐韵》的基础上，制定《广韵》。
而在北宋亡国后，南宋时代的刘渊又基于《广韵》著《平水韵》。
元代 元代定都在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
元代朝廷规定学校教学要使用以大都语音为标准的天下通语。
元代盛行杂剧和散曲，这是两种接近口头语言的新的文学形式。
著名的杂剧作家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都是大都人，他们的作品《窦娥冤》、《汉宫秋》、《西厢记》等反映出当时大都话的面貌。
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是根据元杂剧的用韵编写的，书中归纳的语音（声母、韵母、声调）系统已经相当接近今天的北京话，因此，大都话成为近代普通话开始形成的最原始基础。
明代 元代将近百年的统治使得传统的汉人的礼乐风俗、语言文化发生巨大变化。
明代以后，由于语音演变的原因使中国北方汉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元代所编的《蒙古字韵》仅存十五韵，失去了传统汉语的特点；所以当时的语音距离唐宋的二百零六音韵体系甚远，而更接近现在的北方话和普通话。
明太祖朱元璋即位第八年，命乐韶凤、宋濂参考典籍中的《中原音韵》和中原雅音，编著《洪武正韵》作为官方韵书。
《明史·乐韶凤传》记载：“八年，帝以旧韵出江左，多失正，命与廷臣参考中原雅音正之，书成，名《洪武正韵》”。
《洪武正韵》所平、去、入分部与《中原音韵》相类似，不过它对入声的处理则有所不同。
对于此书这种保留入声韵和全浊声母，音韵学家有不同的看法：张世录、王力等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是因为此书的编者不敢完全推翻历来极为通行的旧韵书。
二是因为编者绝大多数是南方人，若不是精通音韵且熟习中原之音，就难免受方言影响。
同时元代的《中原音韵》是否有入声和全浊声母存在争议。
清代 清朝入主中原，汉人仍说汉语，部分汉官操明代官话，所以清朝官场上的官方语言，实际上是满汉双语制。
清代北京话分文读、白读两种，文读是旧的标准音，接近《洪武正韵》，读书人多用，但到了清后期，基本失传，只剩下了白读。
清中期，随着对汉臣的倚重，且为提高办公效率，清宫上朝一律改用北京话。
1728年，雍正皇帝确定北京官话为官方用语，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由政府主导的推广标准音。
到清中后期，北方的大多数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等）都和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新官话靠拢，其影响已经超过基于《洪武正韵》的南京话，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最流通最广的语言。
到了19世纪末也就是清朝末年，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受到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特别受到日本的影响。
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后大力推广日本语的共同语，日本人把日本语的民族共同语叫做国语。
国语这个词本来是中国古代一本书的名字，日本人把国语当做民族共同语的名称。
19世纪末中国的文化生活发生很大变化，国语这个名词得到传播。
1909年清政府把官话称为国语。
1911年清朝学部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案》，以京音为准的官话为国语，取代原来明代官话（《洪武正韵》）的地位，并且加大力度推广。
民国 辛亥革命之后，国语这个词得到当时北洋政府的承认，成为民族共同语的称呼。
但是，清王朝的覆灭使北京官话的标准音地位受到了广泛的质疑。
因此，民国初期出现两场关于国语的争论。
1912年12月由蔡元培任总长的教育部成立读音统一会筹备处，由吴敬恒（稚晖）任主任，并制定读音统一会章程8条。
规定读音统一会的职责是为审定每一个字的标准读音，称为“国音”。
每个字的音素定下来之后，还要制定相应的字母来代表每一个音素。
当时来自北方直隶省的著名语言学家王照（“官话合声字母”的发明人）对于会员构成非常不满，指出江浙人占25人之多，其中来自无锡的就有5人。
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决定会议实行一省一票制度，而不是每个会员一票。
当时对于一省一票制度争论也很激烈，来自江苏的汪荣宝声称，“若每省一表决权，从此中国古书都废了。
”王照反问：“此语做何解释
”汪不语，王照接着质问：“是否苏浙以外更无读书人
”北方会员坚决要求每省一票，威胁说如果通不过就自行解散退出会议。
最后在教育部代部长董鸿炜推动下，终于通过了一省一票制度。
这个一省一票的制度是解读会议结果的关键。
该会从清代李光地的《音韵阐微》中选出一批比较常用的汉字，对每个字都用每省一个表决权、多数票决定的办法，在1913年审定了6500多个汉字的读音，又对”俚俗通行”的汉字和化学新字、度量衡译音字等600多个，同样审定了读音。
这样审定的汉字读音用当时新制定的注音字母注音，称为“国音”。
国音统一会议终于在5月22日闭幕，由于会议期间争吵激烈，会议的议长吴敬恒在4月22日辞职，接任的王照也在5月7日后请了病假，临时由直隶的王璞主持会议。
当时对于浊音和入声尤为激烈，江苏代表汪荣宝夸张地说：“南人若无浊音及入声，便过不得日子。
”同样是江苏的代表、会议议长吴敬恒也语出惊人：“浊音字甚雄壮，乃中国之元气。
德文浊音字多，故其国强；我国官话不用浊音，故弱”。
会议过程中，对有争议的字音，以一省一票原则的多数票决定“国音”。
整体来说，最后的结果还是以北京语音为“基础”，同时吸收其他方言的语音特点（主要参考南京语音），如区分尖团音和保留入声。
这次会议审定的汉字读音被后人称之为“老国音”。
并从1918年开始推行。
1918年钱玄同发表《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号召“废孔学不可不废汉文”，提出以国语罗马字代替汉字的主张。
1923年，钱玄同在《国语月刊》第一卷《汉字改革专号》上发表〈汉字革命〉长文：“我敢大胆宣言：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
何以故
因汉字难识、难记、难写故；因僵死的汉字不足以表示活泼泼的国语故；因汉字不是表示语音的利器故；因有汉字作梗，则新学、新理的原字难以输入于国语故”。
紧随其后，一大批留过洋的知识分子，诸如蔡元培、黎锦熙、赵元任、林语堂、周辨明、许锡五等人，纷纷发表汉字拉丁化的文章，提出罗马字拼音的方案，掀起了“国语罗马字运动”的浪潮。
所谓国语罗马字，就是用26个拉丁字母表示汉语的声、韵、调。
但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老国音”的比较复杂的语音成分就成了它的最大障碍。
因此，主张国语罗马字的学者，要求统一汉字语音，以北京音为标准，修改国音，去掉“老国音”的尖音和入声等语音成分。
1920年国语推行不到两年就爆发一场当时名为“京国之争”（指京音和国音）的大辩论。
问题的起因就在于国语标准音。
支持国音和支持京音的分成两派。
国音是主要“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
京音是“纯以北京话为标准”。
两派争吵非常厉害。
于是张士一发表文章，主张“注音字母连带国音都要根本改造”，应“先由教育部公布合于学理的标准语定义，以至少受到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话为国语的标准”。
这个主张得到许多人的支持，特别在南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纷纷开会响应，甚至通过决议：“不承认国音，主张以京音为标准音”，“请教育部广征各方面的意见，定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1920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在北京召开大会，通过了马裕藻、周作人、刘复、钱玄同、胡适等人提出的议案《国语统一进行方法》，其中第三项为“统一国语既然要从小学校入手，就应该把小学校所用的各种课本看作传布国语的大本营，其中国文一项尤为重要”。
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和江蘇全省师范附属小学联合会相继做出了定北平语音为标准音的决议，最後由“增修国音字典委员会”将国音确立了“以北平读法为标准音”，即“新国音”，并开始在全国学校推广。
1921年，中华国音留声机片及国语留声机片先後发行，确定了国音声调。
中华国音留声机片由王璞在上海发音，阴阳上去依北京声调，入声短而不促，仿自北京读书音。
国语留声机片是赵元任在美国发音，上海商务印书馆制作发行，阴阳上去依北京声调，入声则为标准南京音。
胡适在教育部第三届国语讲习班、南开学校、南开大学、教育部第四届国语讲习所讲授《国语文学史》。
1927年4月北京文化学社以南开油印本讲义作底本出版《国语文学史》。
胡适说“我以为中国将来应该有拼音的文字。
但是文言中单音太多，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
所以必需先用白话文字来代替文言的文字，然后把白话的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
胡适1918年写《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将文学革命的目标归结到“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个大字，又加以解释曰：“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
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
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
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
”“真正有功效有势力的国语教科书便是国语的文学,便是国语的小说诗文剧本。
…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国语,就是将来的标准国语。
这就是说:我们下手的方法,只有用全力用白话创造文学。
白话文学的真美被社会公认之时,标准化的国语自然成立了。
”《教育部令第八号》通令小学读本“宜取普通语体文，避用土语，并注重语法之程式。
”北京大学国文系以胡适、周作人、余平伯的散文以及徐志摩的诗歌为教材，极大的推动了新文学运动。
到了五四运动以后,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的髙潮掀起,北京教育部也竭力提倡国语,白话语体彻底占领了小学教育的阵地。
1924年北京临时政府成立，章士钊任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反对国语运动和新文学，与以南京东南大学为中心的学衡派形成夹击国语运动与新文学运动的声势。
钱玄同的学生魏建功在《国语周刊》上发表《打倒国语运动的拦路虎》一文。
1928年钱玄同提出“请组织《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案”。
7月12日，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成立“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王璞、赵元任、钱玄同、黎锦熙、汪怡、白镇瀛等六人为起草委员，逐字审改《国音字典》，正式采用北平地方音编成《国音常用字汇》取代《国音字典》。
后来1913年“读音统一会”拟定的国音就被修改为京音了。
1932年根据新国音编纂的《国音常用字汇》由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在《字汇》的序言中又对国音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含义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即所谓以现代的确北平音标准音者，系指‘现代的北平音系’而言，“并非必字字尊其土音”。
1935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改组为国语推行委员会，开始进行国语的全面普及和推广教育工作。
1932年之後的国语广播，都采取了以《国音常用字汇》为标准的形式。
1937年，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辞典《国语辞典》由黎锦熙、钱玄同主编、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出版。
新中国 “普通话”这个词早在清末就出现了。
1902年，学者吴汝纶去日本考察，日本人曾向他建议中国应该推行国语教育来统一语言。
在谈话中就曾提到“普通话”这一名称。
1904年，近代女革命家秋瑾留学日本时，曾与留日学生组织了一个“演说联系会”，拟定了一份简章，在这份简章中就出现了“普通话”的名称。
1906年，研究切音字的学者朱文熊在《江苏新字母》一书中把汉语分为“国文”(文言文)、“普通话”和“俗语”(方言)，他不仅提出了“普通话”的名称，而且明确地给“普通话”下了定义：“各省通行之话。
”后来瞿秋白等也曾提出“普通话”的说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一文中提出，“文学革命的任务，决不止于创造出一些新式的诗歌小说和戏剧，它应当替中国建立现代的普通话的文腔。
”“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应当是习惯上中国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现代‘人话’的，多音节的，有结尾的……”并与茅盾就普通话的实际所指展开争论。
经“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和国语运动，北京语音的地位得到确立并巩固下来。
1949年主持教材工作的叶圣陶力主将小学“国语”科改称“语文”。
1950年《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草案）》规定：“所谓语文，应是以北京音系为标准的普通话和照普通话写出的语体文。
”“讲解用的语言，仍用以北京音系为标准的普通话，不用方言土语。
”《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初稿）》和《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再次强调：“教给儿童的语言必须是规范化的汉民族的共同语言。
这种语言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
推广普通话是小学语文科的一项重要任务。
”“第一是词的声音。
这首先要求依照普通话的语音进行教学；在方言区域须特别注意正音工作。
” 在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期间，将汉民族共同语的正式名称正式定为“普通话”，并同时确定了它的定义，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
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的社论，文中提到：“新中国的共同语，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
1955年11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了《关于在军队中推行汉字简化、推广普通话和实现语言规范化的通知》。
1955年11月17日，教育部发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在中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大力推广普通话的指示》。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并补充了对普通话的定义：“以北京语音为基础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这个定义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明确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
“普通话”一词开始以明确的内涵被广泛应用。
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普通话标准音采集地。
“普通话”中的“普通”二字有“普遍”和“共通”的含义。
1982年，吕叔湘在人民日报上呼吁推广普通话，提出“所有学校都应该是推广普通话的阵地”、“中学是推广普通话的重点”。
1990年国家语委明确以广东、福建两省和上海市作为南方方言区推广普通话的重点地区。
1991年第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也明确提出要“大力推广普通话”。
1991年派出专门的调查组深入广东、福建的一些地区做了较为深入的调查研究，就两省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提出建议。
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施行，确立了普通话“国家通用语言”的法定地位，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通过汉语文课程教授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广播电台、电视台以普通话为基本的播音用语”。
2014年9月21日由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与河北省政府共同举办的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重点活动在河北省滦平县举行。
2014年是国务院确定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17周年。
李卫红说：“17年来，国民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显著增强，目前全国有70%以上的人口具备普通话应用能力，95%以上的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中华民族几千年书同字、语同音的梦想正在逐步成为现实。
” 普通话是以北京话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与会专家认为，推广普通话不是要人为地消灭方言，而是为了消除不同方言的隔阂，以利于社会交际。
新中国建国历程
1，1949-1957年为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
这一阶段中1949-1952年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3-1956年底为三大改造时期（社会主义制度确立）。
2，1958-1962年为十年探索时期（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前半段，中共从“八大”的正确决策到1957年反“右”倾斗争扩大化和1958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出台，经济领域内“左”倾错误不断（如1958年“大跃进”，“”），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损失，随后中国出现了1959-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
但中共从1960年-1962年采取系列措施纠“左”（如农业工作中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出台，“七千人大会”的召开等），到1962年国民经济恢复生气。
3，1963-1965年为国民经济在曲折中前进时期，我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均有发展。
4，1966-1976年是文革十年。
这一时期阶级斗争严重，党内的左倾错误泛滥，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社会动荡，但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下，国民经济也有所发展。
5，1976-2000年这一阶段中1976-1978年为国民经济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期。
这一时期，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过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变为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社会主义蓬勃发展。
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1950年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始； 1951年的西藏和平解放； 1952年的土地改革； 1958年 “大跃进”运动、 ，1959年 的“反右倾”斗争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成功；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 1966年 “”开始；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联合国恢复我国合法席位； 1978年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82年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1987年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1992年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正式成立 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 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 2003年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 铁路进藏：西藏铁路已经全面开工建设，实现了世界屋脊一小段西藏历史一大步 2004年第28届奥运会我国体育健儿在奥运会上取得优异成绩2008:成功举办奥运 1977年 恢复高考1982年 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 1983年 中国第一台巨型计算机诞生 1952年 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 1984年7月29日，许海峰射落了中国奥运史上的第一枚金牌 2003年2月，非典爆发； 2005年10月12日，发射成功； 2008年1月，中国南方大部遭遇了百年难遇的冰雪灾害；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发生8.0级特大地震， 1，1949-1957年为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
这一阶段中1949-1952年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3-1956年底为三大改造时期（社会主义制度确立）。
2，1958-1962年为十年探索时期（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前半段，中共从“八大”的正确决策到1957年反“右”倾斗争扩大化和1958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出台，经济领域内“左”倾错误不断（如1958年“大跃进”，“”），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损失，随后中国出现了1959-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
但中共从1960年-1962年采取系列措施纠“左”（如农业工作中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出台，“七千人大会”的召开等），到1962年国民经济恢复生气。
3，1963-1965年为国民经济在曲折中前进时期，我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均有发展。
4，1966-1976年是文革十年。
这一时期阶级斗争严重，党内的左倾错误泛滥，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社会动荡，但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下，国民经济也有所发展。
5，1976-2000年这一阶段中1976-1978年为国民经济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期。
这一时期，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过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变为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社会主义蓬勃发展。
1.鸦片战争，甲午战争 2.洋务运动：中体西用，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维护封建统治 维新派：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 革命派：通过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统治，建立中华民国，实行民主共和 无产阶级：实行社会主义 3.长征，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4.新中国成立 5.政治：新中国建立，三大改造完成 外交：中苏建交，，日内瓦会议，亚非万隆会议 经济：一五计划，三大改造， 6.坚持中共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立足国情，与时俱进，实事求是 自从建国以来，没有什么能像那样如此彻底地改变着中国。
如果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意味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么改革开放则真正表明中国人民沿着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走起来，跑起来了。
虽然改革开放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但它仍然注定是中国历史上浓重的一笔。
总结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同样对改革开放的总结也是为了更好地进一步改革开放，更好地发展中国。
以下我将以政治经济和文化社会两大方面讨论改革开放，并分析新中国改革开放的精髓，以及展望未来的中国。
一、建国以来的经济奇迹 ： 一九七八年，我们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
设立经济特区、确立 、建立 、明确私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等等都是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
改革开放是党带领人民进行的伟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
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1]。
以为首的党的国家领导人改革了经济发展的传统体制桎梏，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
科教兴国、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都为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1978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只有379元人民币，2006年2月达到2000美元，增加了约40倍[2]。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对中国今年经济的影响最明显、最彻底，我们的体会也最深。
改革开放就如催化剂一样，推动着中国经济爆炸式地增长。
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至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以其过人的胆识打开国门，以优惠的政策把外资吸引进来，伴随而来的还有先进的科技、现代化的管理。
加上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使我国的产品价格低廉，如潮水般地涌向世界，并以资源的高耗和环境的破坏为代价迅速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原始资本的积累。
改革的胆子很大，但步子很稳，整个改革在党的领导下有秩序地进行，再加上以党政分开和权力分散为主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为经济的发展扫清了障碍。
已加入世贸组织为起点，我国大踏步进入全球化进程，对外贸易总额五年成三倍之速递增，顺差更是爆炸式增长，不断创造着经济奇迹。
经济的发展又反过来推动着政治体制的改革，民主的狂风一阵接一阵，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呼声越来越高，这又进一步推动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
二、经济奇迹背后产生的问题 ： 但伴随着经济的增长，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资源能源因过度开采而日渐枯竭，环境恶化程度惊人。
我们过度陶醉于“为人打工”，以“世界工厂”自豪，但缺乏自主知识产权使我们创造的大部分财富流向国外，八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就是最好的例子。
这些问题都已经成了制约中国进一步高水平发展的瓶颈，下一步深化的改革开放一定要解决这些问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结合，加大自主研发力度，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
三、建国以来的社会经济： 一个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生产力的发展，的确如此，我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奇迹就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突飞猛进，现已成为世界第一教育大国，为经济建设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
我国的各种社会保障也逐渐完善，各种福利制度逐步实施。
经济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收入，穿上了体面而漂亮的衣服，住上了宽敞舒适的房子，用上了各种家电，吃着更丰富而美味的食品，喝着多滋多味的饮料，享受着高科技的医疗服务，玩着各种有趣的电子游戏，做着各种精彩的体育运动，交通工具多样化、便捷化，通讯工具普遍化……这些都颠覆着旧的传统观念，冲击着旧的社会结构，推动着新的充满活力的社会结构的形成。
四、新中国成立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及启发 ：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和全面展开，西方的文化观念逐渐深入我国，既有民主、公平、自由等普世价值观，又有一些文化垃圾——物质崇拜主义、享乐主义、性自由等，以普世价值观为代表的优秀文化给我国的社会发展做了有益的补充，但那些文化糟粕也毒害着我们的社会风气。
还有一部分人认为我国过去落后的原因在于传统文化，过激地对我国的传统文化全部否定，这是十分危险的，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根。
世界是多元的，注定文化也应该是多元的，我们不应过度崇拜国外的文化观念，我们要有适合自己的独特的文化价值观。
还好最近社会上对传统文化已越来越重视。
对于民主、自由等价值观，我们应该学习它的实质，而不应学习它在国外的表现形式，应该结合自己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传统，给它赋予自己的元素，构建适合我们自己的文化价值观。
五、新中国的精神文化： 改革开放的精髓在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同志以其伟大的智慧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给出了精当的阐述，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3]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不能刻意追求公平而导致普遍的贫穷，只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
过人的胆识为中国的发展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
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只要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的，我们都可以大胆地利用 六、展望未来的中国： 改革开放的本质要求是思想解放。
我们过去坚持思想解放，现在坚持思想解放，将来还要坚持思想解放，永远都要坚持思想解放。
我们根据新时期的社会问题，要进行新时期的思想解放，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继续深化改革开放。
对外加强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4]。
对内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使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
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既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5]。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不是唯经济发展为中心，高的GDP并不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应以胡锦涛为党中央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为目标，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努力使经济更加发展、文化更加繁荣、政治更加民主、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1950年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始； 1951年的西藏和平解放； 1952年的土地改革； 1958年 “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9年 的“反右倾”斗争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成功；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 1966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联合国恢复我国合法席位； 1978年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82年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1987年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1992年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 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 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03年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 铁路进藏：西藏铁路已经全面开工建设，实现了世界屋脊一小段西藏历史一大步 2004年第28届奥运会我国体育健儿在奥运会上取得优异成绩2008:成功举办奥运 1977年 恢复高考1982年 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 1983年 中国第一台巨型计算机诞生 1952年 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 1984年7月29日，许海峰射落了中国奥运史上的第一枚金牌 2003年2月，非典爆发； 2005年10月12日，神舟六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 2008年1月，中国南方大部遭遇了百年难遇的冰雪灾害；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发生8.0级特大地震， 2008年8月8日 奥运
中国近现代史学习体会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系统地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总结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卖国贼的英勇斗争，着力地颂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基本结构就是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这三次中国近代史上革命高潮为中心来展开历史画卷的。
作者不同意把“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这条线索作为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进步潮流，而坚持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为主体来论述中国近代史。
作者认为，在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时期，全国各地都有大规模的农民反抗斗争，正是这些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才把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推向了高潮，给予内外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作者认为，就连戊戌变法这场由社会上层演出的历史剧当中，“历史的真正主角其实既不是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也不是慈禧太后或光绪皇帝，而是成亿的被剥削、被压迫的，为求生存而斗争的贫苦劳动人民，其中主要是农民大众。
”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始终环绕着爱国主义的思想来分析具体的历史事件。
作者评论太平天国的宗教色彩时指出，拜上帝会的创立“并不是基督教俘虏了洪秀全，影响了中国的革命农民，而是洪秀全按照中国农民革命的需要利用了基督教的某些形式……使在封建重压下的中国农民革命取得了一个新颖的形式。
”尽管宗教迷信是他们的一个很大的弱点，但这在当时对激发群众和组织群众是起了作用的。
本书列举史实说明，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并未因为外国侵略者与自己共同信仰一个上帝，就放弃了爱国主义的立场或麻痹了斗志，他们与清朝政府的对外卑躬屈膝形成鲜明对照。
他们坚决拒绝承认不平等条约，坚持严禁鸦片，最后，“现实的斗争迫使革命的农民不能不拨开宗教的迷雾而同联合起来的一切内外敌人进行艰苦的斗争”，表现了农民革命家的本色和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对义和团运动，作者并未因其沾染上了封建主义落后性和排外主义的毒素而大张挞伐，而是紧密结合当时的内外形势，满怀激情地描述了义和团抗击侵略者的壮烈斗争，充分肯定了义和团运动阻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作用，是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先驱。
义和团运动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广大农民不但是同封建势力斗争的强大力量，而且是同帝国主义斗争的强大力量。
本书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救国救民的探索，作了中肯的评价。
作者认为，戊戌维新基本上是一场爱国主义的运动，尽管维新派敌视农民革命，只主张改良，但当时面临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维新派打出了救亡的旗帜。
他们对国势危急的大声疾呼，对改革主张的有力的宣传，“唤起了群众的爱国热情，因而使他们所发动的政治改良运动成为一个群众性的爱国主义运动。
”本书还给予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应有的历史地位，高度赞扬了孙中山及其同志们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和他们提出的比较完备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又专门叙述了资产阶级的爱国运动，并指出在当时条件下，“体现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以及中国社会在其发展道路上的迫切要求。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正是打击了站在它背后的帝国主义。
虽然辛亥革命失败了，但“预示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将要进入新的阶段，在更高的水平上继续展开”。
作者在满腔热情地歌颂中国人民爱国斗争的同时，又鞭笞了陷中华民族于水火中的丑类。
当我们读到鸦片战争的惨痛结局、太平天国的壮烈失败、八国联军的滔天罪行和外国人“代表中国”出使外国的滑稽剧等史实时，激起了对侵略者和卖国贼的强烈的义愤。
作者着墨不多，笔锋上凝聚着的鲜明的爱憎，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和深刻的教益。
三次革命高潮悲壮地失败了，中国仍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中挣扎。
历史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严肃的问题：中国的出路何在
怎样才能救中国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用大量的史实雄辩地说明：农民革命不能建立一种代替旧秩序的新制度；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也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历史所作出的结论是：只有无产阶级领导，革命才能胜利；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救中国
这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的拥护者。
************************************************** “拜访”完仰慕已久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感慨不已唏嘘良久，真不愧是世界级的世界 名著呵。
托克维尔犹如一位饱经世故饱读史书的老人讲故事拉家常般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既生动有趣又别开生面。
更奇特的是，我似乎是在读一本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感觉非常亲切。
不仅一般道 理相同，就是许多“故事情节”也极其类似。
有些章节只需把其中的“法国”换成“中国 ”即可了。
究竟是否如此，请允许我从大处和细节两个方面来论证。
. 1. 新与旧 该书的核心观点是法国大革命并不是空穴来风横空出世，而是在旧制度母体中孕育成 熟的。
许多所谓的革命成果不过是移花接木旧瓶装新酒罢了。
我们近代中国百年风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就拿我们最引以为豪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胜 利而言，它不单单是共产党独自努力的结果，而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自从中国大门被西方 的“坚船利炮”轰开后，为图自强须学西方已成大势。
先学西方的技术，再学其体制、文 化，各个告败之后最终不得不抓最后一根稻草了——意识形态。
而当时各种思潮尘烟并起 ，立宪主义、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等等主张都没有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历史证明了，只 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再拿我们最引以为耻的文革来“说事”。
它究竟是历史的逆流畸形，还是革命的继续
我们应从其爆发的原因说起。
无论其客观原因（国内左倾，国外“修正”）还是 的主观原因（打倒官僚主义、建设更加高尚的社会主义）都是大势所定，都是革命进程的 因素“作怪”。
不过是煽风点火（也决非一时头脑发热）,四人帮等不过是添油加醋 而已。
可见，历史洪流总是逐波推进一浪接一浪，我们切不可割裂了片面来看。
2. 农民被抛弃 托克维尔叹道：“尽管文明取得各方面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竟比13 世纪还糟?”接着他分析其原因是农民被各阶级遗弃了，命运更加悲惨且无法自己改善。
只 能通过改变国家的命运来改善自己的命运。
中国农民亦是如此，近代以来，官员致仕不再还乡，农民中有文化有钱财有志向的都 纷纷涌向城市。
农村里只剩下一些货真价实的土豪劣绅。
除了几个戴眼镜的乡村建设者和 国家征税征兵时会想到他们外，大多数农民也被抛弃了。
政治似乎与他们无关，这尤其在 辛亥革命中表现得最明显，鲁迅作品中有着鲜活的纪录。
而且因为战争频频，灾祸连连， 农民的处境自然也大不如从前了。
所以他们才会成为中国革命最后的主力军。
3. 文人的作用 托克维尔又称：在18世纪中，文人成为法国首要的政治家，指导思想启蒙了大革命。
中国近代文人的位置虽然没有这么显赫，但其作用也不容小视，尤其是在建国以前。
从林 魏到康梁、严章，再到陈李等五四导师乃至以后的各色文人，是他们引进了新思想，开启 了新风气，启蒙了心智，唤醒了人民，可以说，没有他们打开窗户放声呐喊，就不会有雄 狮的觉醒怒吼。
4.宗教特征 中国革命虽然不能完全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完全称之为以宗教革命形式展开的政治革命. 但它也像宗教革命一样通过预言布道深入人心,也像宗教革命一样在社会与政府问题 上追溯到普遍性,也可以说更自然的东西. 更相似的是非宗教倾向也在当时中国人身上成为普遍占上风的激情,并且同样作家们 首先拿儒教开刀.因为教会制度乃是国家制度的基础和楷模,是他们进攻的庞大建筑中最 为暴露、最缺乏防御的部分. 当宗教离弃灵魂时,它并不像经常发生的那样,让灵魂空虚软弱.灵魂一时充满了感情 和思想.'这些情感和热情已变成一种新宗教，它产生了宗教所产生的巨大效果，使人们 摆脱了个人利己主义，崇尚英雄主义和忠诚。
”从一开始就揭示在如此众多的人身上具有 无与伦比的忠诚的的爱国主义、无私胸怀、真正的伟大。
”这是非宗教倾向有利的一方面 。
但另一方面，非宗教倾向也会造成巨大的公害：“因为与其说宗教倾向使人堕落或风尚 破坏，不如说使人精神失常，以致那时的人们采取如此极端行为。
”“在宗教法规被废除 的同时，民事法律也被推翻，人类精神完全失去了常态，不知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攀附，还 有什么地方可以栖息。
革命家们仿佛属于一个陌生的人种，他们的勇敢简直发展到疯狂。
任何新鲜事物他们都习以为常，任何谨小慎微他们都不屑一顾，在执行某项计划时他们从 不犹豫拖延。
”中国的革命者似乎也是这个种族的一部分呵。
5.自由与平等 本书还有一个重大观点，就是法国人民为了平等，宁愿舍弃自由。
“严格意义上的公共 自由的思想与爱好是最后一个出现，也是第一个消失。
”“在他们的著作中已经能看出我 们如此熟悉的那种革命民主气质：他们热爱平等，哪怕是奴役中的平等。
在他们眼中，私 人权利根本不存在，只存在公益。
”“将政治自由引入与之格格不入或截然对立的制度和 思想，这个意图60年来产生了多少次自由政府的徒然尝试，直到最后对这些徒劳无功的努 力感到心灰意冷，终于抛开他们的第二个目的，回到第一个目的。
于是他们归结到这样的 思想：不管怎么说，在一个主子下面平等地生活毕竟还能尝到一个甜头。
”托克维尔说得 好：“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
”中国革命也实实在在地证明了“中央集 权与社会主义的确是同一土壤的产物。
” 通过以上分析，似乎应该能证明我前面所言非虚了吧。
当然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但是 人们不深入到我们民族的性格中去，这种透视还不足以解决问题。
”“必须承认，所以这 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释法国以外类似的革命。
”套用此话，“必须承认，所有这 些相似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释中国的革命。
”与法国大革命一样伟大、激烈的中国革命 自然也有自身的原因和特征，不能完全搬用该书来解释比拟，但如果我们想深刻地描述透 析中国这场革命，《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应该是少不了的楷模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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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的文学流派有哪些
最好有一些代表人物和代表作
现当代文学流派 “鸳鸯蝴蝶”派所谓“鸳鸯”小说的产生和广受欢迎，同当时上海女学生的形成壮大有着密切的联系。
爱情的题材，总是更容易吸引女性读者。
于是，言情小说在女学生成倍增长的上海应运而生。
当时，许多专登言情小报刊杂志，在上海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啼笑姻缘》被认为是“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压轴之作。
1911年徐枕亚发表《玉梨魂》。
九叶派 1948年在诗坛上最重要事件就是九叶派的正式亮相。
由于曹辛之与臧克家组成星群社在艺术观点上的分歧，他与辛笛、陈敬容、唐祈、唐?等人创办了《中国新诗》月刊，并与已经从昆明的西南联大回到北京、天津的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等人取得联系，形成 了一个新的诗歌派流派中国新诗派（后因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九叶派》称为九叶诗派）。
“七月”派 “七月”派诗人曾卓、牛汉、绿原等人这一时期的创作，则强化了生命意识，在其名诗《悬崖边的树》、《半棵树》、《重读圣经》等作品中，他们超越了自己40年代的作品中 的强烈的社会功利意识，而思考在重压之下的生命、死亡与背叛等主题。
曾卓的《悬崖边的树》与牛汉的《半棵树》显示出处于逆境中 的生命的不屈的意志。
白洋淀诗派 “白洋淀诗派”自觉地探索了现代主义诗歌的写作，他们与北京等地的地下文学沙龙的成员，形成了当时潜在写作中较有规模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
其主要成员有姜世伟（笔名芒克）、岳重（笔名根子）、栗世征（笔名多多）等人，他们的诗歌相对来说具有更纯粹的现代主义特征，直接预示和影响了“文革”后诗歌领域的现代主义探索。
伤痕文学 经历了十年浩劫，人们的身体和心灵大多备受创痛，《班主任》拉开了回顾历史伤痕的序幕，并使作家刘心武一举成名。
至于这种对文革苦难的揭露真正成为一种潮流，则是以1978年8月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发表在《文汇报》上为标志的。
当这种愤懑大量地以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便形成了新时期第一个文学思潮：伤痕文学思潮。
伤痕文学代表作的作品，虽然并无拓荒价值，但艺术上却显然更为成熟，如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宗璞的《弦上的梦》、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郑义的《枫》等。
伤痕文学思潮的创作最初大多是短篇小说，因为表现同一题材，长篇一般需要有较多的时间准备。
一般认为，最早问世并产生了较大影响的长篇小说是莫应丰出版于1979年的《将军吟》。
另外周克芹描写农村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发表于1979年）、古华描写小镇岁月的《芙蓉镇》（1981年发表）、叶辛展现知青命运的三部曲《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风凛冽》、《蹉跎岁月》也都是此类主题的代表作。
这些作品都先后被搬上银幕或改编成电视剧，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反响。
寻根小说流派 “寻根小说”的实验，对中国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革新与推进，具有不寻常的实践意义。
这一点，或早或迟都会得到印证。
“寻根小说”的创作实验，并不仅仅局限于那几位写过类似“寻根宣言”的作家一一譬如写过《文学的“根”》的韩少功，写过《文化制约人类》的阿城，写过《理一理我们的“根”》与《文化的尴尬》的李杭育，写过《我的根》的郑万隆等等。
当然，这些作家在小说主张方面的鲜明态度，足以使他们成为“寻根小说”思潮的代表人物（或一家之言），但在与“寻根”、与文化意识相牵连的小说创作的现象方面，譬如说，一些并没有公开主张“寻根”的作家，如王蒙、陆文夫、林斤澜、冯骥才、张贤亮、高晓声等，他们分别以自己的新作品显示了审美思索与社会文化意识及批判精神的联系。
王蒙的《活动变人形》、《高原的风》，陆文夫的《井》，林斤澜的《矮凳桥传奇》，冯骥才的《三寸金莲》，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高晓声的《觅》……这些作品都以新的角度与新的姿态同“寻根小说”的艺术主张产生着某种呼应的效果。
不言而喻，那些“寻根”意识比较鲜明的作家，也在他们的具体主张提出之后或之前，创造了一批很有代表意义的作品，如韩少功的《爸爸爸》与他的小说集《诱惑》，阿城的《棋王》、《树王》，李杭育的小说集《最后一个渔佬儿》，郑万隆的《异乡异闻录》系列……当然，还有相当数量的中青年作家也写出了一大批富有明显的“寻根”意识或涉及到传统文化中的人的过程的作品，如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红蝗》、《筑路》、《枯河》、《秋千架》，李锐的《厚土》、《吕梁山风情》，王安亿的《小鲍庄》，铁凝的《麦秸垛》，贾平凹的《浮躁》，张伟的《古船》，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乌热尔图的《七叉犄角的公鹿》，艾克拜尔?米吉提的《瘸腿野马》，江浩的《盐柱》，等等。
先锋派 当代的“先锋派”虽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流派，但最低限度的意义是指马原以后出现的那些具有明确创新意识，并且初步形成自己的叙事风格的年轻作者。
他们主要有：马原、洪峰、残雪、扎西达娃、苏童、余华、格非、叶兆言、孙甘露、北村、叶曙明等人，此外还有一些正在崭露头角且颇有潜力的新秀。
朦胧诗派 一九八○年开始，诗坛出现了一个新的诗派，被称为“朦胧派”。
以舒婷、顾城、北岛等为先驱者的一群青年诗人，从一九七九年起，先后大量发表了一种新风格的诗。
这种诗，有三四十年没有出现在中国的文学报刊上了。
最初，他们的诗还仿佛是在继承现代派或后现代派的传统，但很快地他们开拓了新的疆域，走得更远，自成一个王国。
朦胧派诗人无疑是一群对光明世界有着强烈渴求的使者，他们善于通过一系列琐碎的意象来含蓄地表达出对社会阴暗面的不满与鄙弃，开拓了现代意象诗的新天地，新空间。
“文革”后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如北岛、舒婷、顾城、杨炼等人。
90年代的乡村小说流派 在90年代“躲避崇高、消解神圣、拆解深度”的后现代景观中，乡村小说以其对世俗文化的疏离和80年代文学精神的高扬而独树一帜。
从描写对象上来说，它们至少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一以关注现实为主，如刘醒龙的《分享艰难》，谭文峰的《走过乡村》，何申的《年前年后》，关仁山的《九月还乡》等一批被称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作家作品，这类作品往往能深入到农民生活的深处，真实而艺术地反映出变革时代，尤其9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的矛盾冲突和发展走向，以及各式各样的农民在商品经济浪潮冲击下的困惑、不适和痛苦的转变。
另外，还有刘玉堂、赵德发、孙宇以及许多并不纯粹写乡土的作家，如阎连科、迟子建、李贯通、铁凝，他们也写90年代乡村的变化，但更多地是将目光投向许多仍处于封闭状态下的农村，它们一般地处偏远，现代文明之风还没能影响到他们的生活状态，传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仍牢固地主宰着人们的生活，另一类则以回顾和反思历史为主，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张炜的《九月寓言》、莫言的《丰乳肥臂》、余华的《活着》以及阎连科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大多是轰动一时的佳作。
它们以中国乡村和农民的“过去”为描写对象，对我们民族，尤其农民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变迁史、心灵史，进行了深入的描绘与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