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先秦史”的心得体会
先秦史主要讲国家政权机构、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土地制度、礼仪制度、思想文化等内容在此几千年来，秦以前的古史，只不过是飘浮于神话与传说中之一些扑朔迷离的阴影而已。
历代学者，对于这一段古史的论著，也只是传神书怪，捕风捉影，因误正误，以讹传讹，浸至荒诞不经，极奇离诡谲之大观。
秦以前的古史之走向科学的阶段，不过是最近二十年左右之事。
其所以能致此者，一方面，固然是新的科学，如地质学、古生物学、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等的发展；国史学自身发展之必然的归结。
另一方面,所谓中国史学自身的发展，即由盲目的信古而进到疑古，更由消极的疑古，而进到积极的考古。
前者就是所谓辨伪学而后者便是所谓金石学、考古学。
秦以前的古史资料，早已随着时代之悠迈而消逝。
在春秋时代，孔子欲研究夏殷制度，已感文献之不足征。
西汉初，司马迁著《史记》，亦谓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
所以司马氏于三代，于五帝，于神农以前，皆曰尚矣，曰吾不知已，曰靡得而记云。
几千年来，秦以前的古史，只不过是飘浮于神话与传说中之一些扑朔迷离的阴影而已。
历代学者，对于这一段古史的论著，也只是传神书怪，捕风捉影，因误正误，以讹传讹，浸至荒诞不经，极奇离诡谲之大观。
秦以前的古史之走向科学的阶段，不过是最近二十年左右之事。
其所以能致此者，一方面，固然是新的科学，如地质学、古生物学、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等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中国史学自身发展之必然的归结。
所谓中国史学自身的发展，即由盲目的信古而进到疑古，更由消极的疑古，而进到积极的考古。
前者就是所谓辨伪学而后者便是所谓金石学、考古学。
中国的辨伪之学，自汉唐以来，即已肇始其端绪，迄于两宋而流风益煽。
降至清乾嘉以后，则此种学问，大为昌明。
其间学者辈出，如汉之郑玄、何休，唐之刘知几、柳宗元，宋之欧阳修、郑樵，明之宋濂、胡应麟，清之顾亭林、姚际恒、阎若璩、万斯同、崔述以至康有为等，他们都感到经既苟且，史又荒唐，于是不仅对于百家不雅驯之言，加以批判；即对于圣经贤传，亦予以辨证。
窍其幽隐，发其讹误，分其瑕瑜，定其真伪。
一分真伪而古书去其半，一分瑕瑜而列朝书又去其八九。
（张之洞《輶轩语》） 自此以后，中国文献上的古史资料，便获得一些订正。
中国的金石之学，几乎与辨伪之学是平行的发展。
自汉唐以来，中国古代器物，即间有发现。
《说文》序云：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是也。
不过在当时因罕见古物，偶有所得，辄引为神瑞之象征。
若有能辨其文者世惊为奇。
古代的器物之开始当作学问而研究，始于北宋。
当时，高原古冡，颇有发现，古代器物，出土渐多，始不以古器为神瑞而或以玩赏加之。
在当时虽不必如阮元所云士大夫家有其器，人识其文。
但据《籀史》所载，宋代著录金文之书，多至三十余家，而南渡以后诸家之书，尚不在内。
是知宋代金石学的发展，亦可谓盛极一时。
当时学者如欧阳修、吕大临、赵明诚、黄伯思、董逌、王俅、薛尚功、张纶、李诚之辈，或搜罗古器，征求墨本；或摹写形制，考订名物；或训释铭文，辨证经史，其用力甚大，创获亦多。
至于文字训释方面，虽亦有穿凿纰缪可讥之处，但宋人对于金石学，实有凿空之功。
金石学在宋代，虽涂术已启，而流派未宏；其辉煌之发展，则亦在清乾嘉以后。
在清代古物之出土者，已数十倍于宋代，而学者如王昶、钱大听、毕沅、翁方纲、陆心源、?镄茄堋⑷钤?⒗钭阱?Ⅵ闹腥堋⑽馊俟狻⑽馐椒摇⒊陆殪鳌⑽獯鬂?⒍朔降冉吁啾渤觯?渌??觯?幌滤陌僦种?唷S谑墙鹗??煳滴?蠊邸=抵燎迥??盼锍鐾琳吒?啵?玟∫踔?坠牵?胙嘀?掌鳎?鼗椭?螂梗?褪衿肼持?饽啵?苑⑾钟诮???昙洌?谑墙鹗?У姆段В?烊找胬┐蟆M斫?豕??杂诮鹗?г蛞芽?伎蒲У难芯俊＜掏豕???螅???粲钟懈?嗟姆⒒印S谑窍蛑?晕?袢鹣笳髦?牌鳎?煲槐涠??蒲У墓灞Γ幌蛑?晃?怂?⒁獾拿?模?煲槐涠??攀分?涔蟮淖柿稀W越鹗?Х⒄挂院螅?泄?墓攀罚?嫉蒙纤萦诹街苤?馈? 中国古史之能更进一步的发展，乃是由于近年以来考古学之不断的发现。
由于考古学之不断的发现，于是埋藏于地下的远古遗物到处出土。
此种远古器物之出土，因而提供了中国古史研究以新而又新、真而又真的资料。
这些新的真实资料，不但可以考验文献上的史料之真伪，而且还可以补充文献上的史料之缺失。
首先是殷墟的发现，大批殷商古器物及甲骨文字先后出土。
考甲骨文片之出现，早在殷墟发掘之前，而且学者如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诸氏，并已开始搜集、拓印、考释的工作。
惟甲骨文字之进入科学研究的阶段，则是在殷墟发掘以后。
因为在殷墟发掘以后，甲骨文字的研究始得与出土实物相互印证而愈益有所发明。
自是以后，甲骨文及殷代的青铜器之研究风靡一时。
或分析殷墟地层，或拓印殷墟器物，或研究殷墟文字，或考释殷商制度，于是中国的古史，始得上溯于殷商之世。
其次是甘肃、河南的新石器文化之发现，大批彩陶及磨制石器，相继出土。
于是中国的古史始得上溯于传说中之夏代乃至尧、舜、禹及神农、黄帝之世。
最后，则为中国旧石器文化之发现，许多原始的燧石器、骨角器物及其同时代的古生物化石不断出土。
同时并发现了中国最原始的人类化石，北京猿人的头盖骨。
自此种旧石器文化出土以后，在中国蒙昧时代之历史的黑暗面给与了一线的光明，因而中国古史遂有上溯至传说中之伏牺氏、燧人氏、有巢氏时代，乃至有上溯至中国历史之出发点的可能。
我们生于今日，得观古人未见之古史资料，孔子所不能征之夏礼与殷礼，吾人已能征之；司马迁靡得而记之太古时代，吾人已能记之。
然而直至今日，中国还有不少的历史家，对于近千年来固有文化的成果并不接受；对于科学的发现，亦视若无睹，而仍然昏迷于神话与传说之中；以至近来许多历史的巨著，不是把史前的社会避而不论，便仍然以神话的汇编当作真实的古史。
先秦时期的政治经济思想和科技文化各有何表现
思想的发展历程，脉络十分清晰：1、春秋战国：儒家思想生与初展。
由孔子的“仁”“礼”“忠恕”“中庸”，进而发展为孟子的“仁政”“民本”和“性善论”思想；荀子在孔孟的基础上，提出了“仁义”“礼治”“性本恶”主张。
2、西汉：儒家思想成为封建正统。
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的正统地位，他设太学，以儒家经典著作教育学生。
3、宋明时期是儒家思想的新发展阶段，形成了新儒教。
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有二程、朱熹和王阳明。
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格物致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4、明末清初是对儒家思想的批判与继承时期。
这个时期出现了哲学家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他们都对儒家思想有所批判和继承。
李贽否定了孔子权威，提出了“童心说”主张“革故鼎新”，反对思想禁锢；黄宗羲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发展了孟子的“民本”思想；顾炎武则进一步批判君主专制，提出“众治”，主张“经世致用”，注重实学；王夫之更是大胆地提出了“循天下之公，帝王独尊是君臣之道丧失的根源”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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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历史文化 先秦文化思想的主要内容 ( 一 ) 仁 先秦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现实地全身心地关注人的生活实践和品格塑造，不谈鬼神也不谈 “ 彼岸 ” 。
他借 “ 仁 ” 树立人之为人的崇高理想。
当子贡问： “ 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
可谓仁乎
” 孔子答曰： “ 何事于仁；必也圣乎
尧舜其犹病诸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 （雍也）这种 “ 仁 ” ，也即对人类深广之爱的人道主义的理想境界，确实是仰之弥高，连尧舜这样孔子称赞不已的古代圣贤都不能完全进达。
对于中国人来说， “ 仁 ” 的神圣高度，绝不亚于人格化的 “ 上帝 ” 。
所不同的是，人格化的 “ 上帝 ” 在 “ 彼岸 ” ，而 “ 仁 ” 却在现实世界的峰巅。
孔子又确立了一些与现实密切联系、有确切内涵、人们可以作为目标为之奋斗以 “ 近仁 ” 的仁德，如 “ 爱人 ” 、 “ 泛爱众 ” 、 “ 孝弟 ” 、 “ 忠恕 ” ，以及为政者的 “ 先教后诛 ” 。
使人们感到 “ 仁 ” 之道德巅峰仍是植根于大地，而不是虚无不可捉摸的，故而有了近仁的勇气和信心。
孟子为孔子哲学中的 “ 仁 ” 的理念提供了人性本善的形而上学根据。
即 “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之端也；……非由外烁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而已。
（告子上） ”“ 恻隐之心，即不忍之情。
这种动人的柔情是无所为而为，不是本能，似乎无关生命而在生命之外。
它是由有所为而为的路子上解脱出来而成功地无所谓为而为，它未尝含有一个意思， 它表露出对他人的情不是预备作什么的。
” （梁漱溟语）这有似于希腊伦理思想以及佛教华严宗对 “ 善 ” 的精神的诠释。
( 二 ) 礼 礼是仁这种内在品质修养要求的外化。
孔子的 “ 礼 ” 的概念传承于周礼，周礼中的 “ 礼 ” 提出的是一种保持社会各种人 “ 明份 ” 从而使社会有序的思想。
“ 礼 ” 即是一种外在他律性的规范和典章制度，人们对礼的遵守主要是作为外在的典章制度去执行。
而孔子的 “ 礼 ” 则是积淀在 “ 仁 ” 中的 “ 礼 ” ，已经扬弃了它的他履行性。
“ 克己复礼为仁。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矣。
为仁有己，而由人乎
” 由此看来， “ 人而不仁 ” ，则 “ 礼 ” 对于他完全是外在的异己的东西，是不情愿的束缚； “ 人而成仁 ” ，则礼就成为他内在的本能一样的自觉德性或精神。
“ 内仁外礼 ” 就此统一起来，有了 “ 仁 ” 这种人文精神贯通的 “ 礼 ” 不再是拘泥僵化的典章制度。
他已摒除了 “ 不仁 ” 的 “ 麻木 ” ，周流着 “ 仁 ” 带莱的灵动的活血。
这是孔子对于以 “ 仁 ” 为内心导向的外向行为的最高评价标准。
( 三 ) 人治 以儒家对人和生活的关怀，必然对人所依存的群体社会寄以关切。
君民同乐的太平治世，一直是先秦儒家笃信渴求的乌托邦。
以其性善的理论基础，注重予人进行利导的礼治而不是对人实施纯粹强制的法治成为一种必然。
先秦儒家所推崇的社会组织化方式，可归纳为 “ 内仁外礼 ” ，即以内化的 “ 仁 ” 的道德修养和外化的 “ 礼 ” 的规范典章来协调人们的行为，以达成社会的和谐状态。
管理学中将社会组织过程中，人们行为得到规范的原因来自于外部，即由他人控制而达行为规范的情况，称为 “ 他组织 ” ；而把人们因具有共同理想信念、伦理道德、价值观等导致的心理默契，自觉规范个人行为的情况，称为 “ 自组织 ” 。
借助这两个概念及 “ 和谐化辩证法 ” 思想，可以得到 “ 内仁外礼 ” 的 “ 自组织 — 他组织 ” 谐协特征。
首先，孔子将仁解释为 “ 爱人 ” ，他既是个人道德修养的标准，又是现实管理中用作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为政治国的最高原则。
于是 “ 内仁 ” 在强调发挥个人主观精神和道德修养的同时， “ 仁德 ” 便成为人们内心体验和外在实践的道德规范，制约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具体行为。
人生论的道德修养与为政治国的手段相结合，个人道德修养变成社会组织的手段，促使 “ 内仁外礼 ” 具有了 “ 自组织 ” 的功能。
其次，周公旦制周礼后， “ 礼 ” 已成为整个国家、社会、家庭、个人等各方面行为规则之总和。
正因礼具有巩固国家政权，维护君主统治和治理国家的政治功能，使其构成法律的一部分，获得强制性权力和得到国家政权的支持。
“ 礼 ” 实质上是先秦儒家的 “ 法 ” ，作为客观、外在的制度，产生了规范人们行为的力量，并使 “ 内仁外礼 ” 获得了 “ 他组织 ” 的功能。
仁是主观道德修养，礼是客观制度规范；仁是内心自觉，礼是外在控制。
他们互为因果、相伴相生，借助内外对耦结构产生了 “ 内仁外礼 ” 的整合关系，具有了 “ 自组织 — 他组织 ” 的谐协特征。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前文所讲的 “ 礼 ” 的自律性，是孔子建构的完美的 “ 仁礼统一 ” ，是 “ 从心所欲不逾矩 ” 的理想状态，不能看作是孔子对 “ 礼 ” 的他律性之绝对否定。
而 “ 礼 ” 的他律性正是通向 “ 礼 ” 的自律性这一境界的必经之途。
关键在于 “ 礼 ” 必须是纳仁作其圭臬的礼。
人治即是仁治，即是礼治。
儒家思想的影响 先秦儒家以礼为 “ 法 ” ，以化民的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直至完美的自律为社会运行保障，再佐以 明君贤臣的统筹，构成其乌托邦式的政治构想。
它所要争取的不是一时效验而是百世楷模，不是一家一姓的兴盛而是天下太平，这和执政者以一己之私益为前提的现实考虑大相径庭，所以并不得志。
然儒家思想自始葆有孔子所倡导的 “ 损益 ” 精神，因而有了对于其他世界观体系的开放性和向其他哲学汲取养分并将之糅合到自己的体系中的能力。
其后继者为使儒家思想能为执政者采行，不断作出许多 “ 损益 ” ，由此得以跻身并长踞历史舞台。
但先秦儒家的政治法律思想也已被 “ 损益 ” 得几乎面目全非，可以说先秦儒家思想作为体系已沉泯于历史长河。
只其中的一部分思想和精神尚为后世儒家继承，得以源远流长，甚至化入中华民族的骨血，成为某种根深蒂固的东西。
1 ． 仁 儒家法律思想中的 “ 仁 ” 学的影响可谓最为深远。
它否定执政者仅考虑自身的利益的做法，指出顾及 “ 民 ” 的利益的重要性。
因发现它在调和统治阶级和人民间的关系上功效显著，历次 “ 治世 ” 莫不奉此为治政立法的方针。
先秦儒家所憧憬的太平治世获得一种异化的实现，对社会生产的顺利进行和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起到难以抹杀的作用。
这一点前人已有诸多翔实的析证，这里笔者不再作赘述。
2 ．对现实的执著 正如本文开篇便指出的，先秦儒家先天的带有对现实生活的关怀， “ 不语怪力乱神 ” ，所推崇备至的 “ 仁 ” 虽有 Paul Tillich 指称的 “ 终极关切 ” ，但其 “ 宗教性 ” 不走向超升和理想的天国，而是依循 “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 的中庸路线，落实到广大社会的日常人生中。
这一主旨对后世的深层影响甚巨： (1) 使我国文化中伦理理性极为发达。
伦理学贯穿整个中国思想史；伦理观念深植人心。
(2) 过分地执著于现实，不向超越 “ 彼岸 ” 致思，到了一定时期思想就难免发生僵化、异化、庸俗化。
譬如孔子的 “ 克己复礼为仁 ” 说，孟子的 “ 养心莫善于寡欲 ” ，本是基于承认必需 “ 人皆有之 ” 的前提，从维护家庭、宗族、国家这些共同体出发，强调理性，用仁义理智信等道德规范来限制包括执政者在内的人之非理性欲望，使欲望适度。
但后世太注重如何现实地制民了，到了宋明理学，就被 “ 发展 ” 成 “ 存天理，灭人欲 ” 的禁欲主义的经典理论依据。
(3) 这种对现实的执著同样体现在求知态度上。
虽然先秦儒家思想具有极丰富的知识内涵，虽然 “ 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 ” 的学思并进被特别强调，但它的 “ 智性 ” 并不表现在纯理思辨的欣趣，而是以 “ 正德，利用，厚生 ” 为原则，集中于解决现实生活的具体问题上。
几千年来，国人在知识追求上也表现得相当功利，进而发展成一种直觉能力的繁荣和逻辑推理能力的凋零相伴的景象。
所以国人可以凭直觉创造出四大发明，却不明了其科学道理；国人会囚禁萤火虫、映着雪光以苦读经世治国的典籍，却不会出现闲闲地对果熟蒂落作些冥想的牛顿之辈，去分心神思考光源与折射。
这种思维方式体现在法律思想上犹为突出。
孔子在其仁学体系中提到 “ 过而改之，善莫大焉 ” ，其方法是学尧舜，这便是很直觉的思维方式。
乍看相当完美，但不可能人人都是尧舜，所以这方法其实不是方法。
千年来的贤臣士人们不住地构设着 “ 德主刑辅 ” 、 “ 以刑止刑 ” 、 “ 恤刑慎杀 ” 、 “ 张法纪 ” 等诸如此类的治世理论。
乍看相当完美，但最高权力的垄断者未必乐于采纳，特别是象范仲淹的 “ 反独断 ” 这种限制君主为所欲为的理论。
而一时的接纳也未必能免掉 “ 人亡政息 ” 的结局。
然则，无论顺逆，无人对整个政体架构作一个逻辑分析，而只会在一轮又一轮的治乱交替循环中作或弱或强的挣扎。
总的看来，先秦儒家思想的对超越的抗拒遗传了下来，并经过微调的变异，后来的儒家对现实的思考也止于如何治的层次，无法超越。
这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异常漫长，民主思想晚产的原因之一。
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及主要人物与思想
百家争鸣的局面是在春秋末年到战国时期，汉代史学家将它们分为十家，即儒家，道家，名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和小说家。
其中儒墨道法影响力最大。
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等为代表的先秦原始儒学。
儒家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学派。
做为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一种表现的儒家，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
一般来说，特别是先秦时，儒家学派也只是诸子之一，与其它诸子一样地位本无所谓主从关系。
孔子儒家思想，又称儒学，也有人认为它是一种宗教而称之为儒教。
儒家思想是一种奉孔子（前551年-前479年）为宗师，所以又有称为孔子学说，对中国以及远东文明发生过重大影响并持续至今的意识形态。
儒家学派之前，古代社会贵族和自由民通过“师”与“儒”接受传统的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社会化教育。
从施教的内容看，中国古代的完全是基于华夏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而进行的。
儒家学派全盘吸收这些文化要素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
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古代自汉代以来的主流意识流派，自汉以来在绝大多数的历史时期作为中国的官方思想。
十大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列子、庄子、关伊子、、葛洪、陈抟、邱处机、王常月、陈撄宁、易心莹。
道家，的一个思想派别，以老子、庄子、杨朱为主要代表。
道家的思想崇尚自然，有辩证法的因素和无神论的倾向，同时主张清静无为，反对斗争。
道道家哲学不同于儒家社会哲学的进路，直接从天道运行的原理侧面切入，开展了以自然义、中性义为主的道的哲学。
天道运行有其自然而然的原理在，道的哲学即是解释此原理的内涵，从而得以提出一个活泼自在的世界空间。
透过对此一世界运行秩序之无定限、无执着的认识，道家哲学发展出迥然不同于儒家的社会哲学，社会只是一方存在的客体，在其中生存的人们，应有其独立自存的自由性，而不受任何意识形态的束缚。
基本上道家哲学并不否定儒家的社会理想，但对于社会责任的态度并不先存立场，而能有更尊重人类自主性的态度与存在定位。
法家人物有管仲、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韩非等人。
通常下法家是指的一个学派。
主要代表人物有商鞅、韩非等。
另外，法家在古时候是指明法度的大臣。
首次出自韩翃的《赠别崔司直赴江东兼简常州独弧使君诗》：“官重法家流，名高墨曹吏。
”法家在古代与“方家”同义，都是指对书法家、画家的尊称。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
他们以在法律界及法理学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而闻名，并提出了 韩非子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
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制定各项政策提供了相当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墨家这一学派在墨子领导下，内部有严格的纪律和组织。
这一派已经自称是“墨者”，所以，它的名称不像其它有些学派的名称，是司马谈的发明；“墨者”的名称是原来就有的。
阴阳家。
它是讲宇宙论的一派，由于它把宇宙的原理归结为阴阳两个主要原则，因此被称为阴阳家。
阴是代表女性的原则，阳是代表男性的原则，两者相生相克，，由此产生了中国人心目所见的宇宙一切现象。
名家。
这一派的兴趣是分辨名实，究明它们之间的关系。
百家争鸣 诸子蜂起 七国争雄，天下纷扰，各国皆千方百计谋求富国强兵之策。
社会的变革使文化走向民间，游说之士面对剧烈动荡的社会，莫不以匡君救世为己任，纷纷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
他们或游说列国，干谒君主；或课徒讲学，着书立说；或放浪形骸，以批判的形式表达对世俗的关注；或辅政秉国，以求治世。
造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除孔学儒家外，还有墨、道、法、阴阳、名诸家。
春秋战国的，大多具有独立思考的学风，绝不苟同别人的见解，做到了思想上的大解放。
所谓“百家”，只是对当时学派众多的现象的一种概括。
在众多学派中，比较重要的也只有儒、墨、道、法、阴阳等数家。
先秦之说，当时前后有数篇文献已论述之。
一曰，一曰；至于文中间论及此者，所在多有。
总结性的论述最早出现于，乃迁之父司马谈所撰。
柳诒征谓：“庄子泛称百家（益案：有‘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而未指称某氏之学为某家；汉司马谈《论六家要旨》，遂有法家、名家、道家之名。
”司马谈总分在他之前共几个世纪的“百家”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或六大学派）。
冯友兰以为，司马谈是后来对“百家”试行分类的第一人，是。
此后《汉志》承向歆之说，益以纵横、杂、农、小说，为诸子十家，去小说家，又谓之九流，总称“九流十家”，而各溯其所出（益案：向、歆父子溯其源流，是主要贡献，见前文论“诸子出于王官”）。
实际上，吕思勉认为，《汉志》之“数术”、“方技”、“兵书”三略，亦可称为先秦诸子之一，故实可概算为十二家，即再益以兵、医二家也。
先秦文化的知识有那些
一、先秦文学形态：1、诗、乐、舞紧密结合，这是早期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
2、文、史、哲不分。
先秦时期，文化呈现一种综合态势。
3、作者和时代难以确定。
有些文学作品非一时一人所作。
4、先秦作品的原始面貌不是十分清晰。
因长期的传承过程中有损益。
二、先秦文学作者的流变：1、由巫到史。
夏朝时代和西周初期，以原始宗教文化为主，文化的主要承担者是巫觋。
随着鬼神地位的下降，史官成为新兴文化的代表，成为史家散文的最早创作者。
春秋时期，史官的文化活动达到了一个高潮。
2、贵族文学的兴起。
西周时期，文化为贵族所垄断，贵族成了文学的主要创作者。
3、士阶层的出现及其文学活动。
春秋战国分封制度解体，导致贵族地位下降、庶民地位上升，文化由贵族转移到士。
4、作者身份的多样性使文学在体裁、题材、风格等方面现出了异彩纷呈的特性。
三、先秦文化组成：1、原始文化与夏商文学——夏商文化以原始宗教为主，夏商文化以巫文化最有代表性，两者关系密切2、礼乐文化与西周春秋文学——自西周开始中国进入了以礼乐为标志的理性文明阶段，文学更加关注历史社会人生，史官文化成熟，历史著作和说理散文取得了长足发展。
周代文学在精神和风格上都体现了和谐典雅、婉而多讽的特征。
3、百家争鸣与战国文学——战国时期礼乐崩溃，各学派代表人物批评时政，互相辩论，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子们立足现实、有自觉的创作精神，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貌。
4、楚地文化与楚辞——屈原身遭贬谪，满腔愤懑，发为诗赋。
屈赋吸取了楚文化的精华，以奇伟瑰丽的词藻，丰富奔放的想象，表现了屈子的政治理想和高尚人格情操，是《诗经》之后又一个诗歌高峰。
四、先秦文学的发展及其特征：上古至夏商——文学的产生和巫史文化对文学的控制；西周春秋——礼乐文化作用于文学，文学精神和风格体现为和谐典雅、婉而多讽的特征；战国时期——“士”文化促进了文学繁荣，产生了不同于前代、风格各异的散文和诗赋。
五、先秦文学特征： 思想：1、开启发愤诸书的传统2、开启忧国忧民的传统。
艺术： 1、开启放言不惮的传统2、深于取象
归纳与总结先秦经济思想的形成
中国在秦统一以前的经济观念和学说的产生、演变和发展。
在年代上，它可以分为殷周、春秋和战国三个时期。
在学术思想发展上,起先书在官府,只有官学。
从春秋中后期到战国时期,私学兴起,逐渐产生了道家、儒家、墨家、法家等学派。
随同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灿烂文化的出现,也出现了许多富有时代特点的经济思想,其中有一些到现在还闪烁着光辉，有不少则演变成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的教条。
先秦经济思想是古代中国经济思想的出发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