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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71周年。
“纪念”做谓语。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做定语。
“71周年”做宾语。
注：“71周年”和“60周年”等词均成词，不在删的。
另外，这是动宾短语，不是句子，如果说这是句子，那么是错误的，因为它没有主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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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二年五月） 引 言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 同志们
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
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
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五四”⑴以来，这支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盘逐渐缩小，其力量逐渐削弱。
到了现在，中国反动派只能提出所谓“以数量对质量”的办法来和新文化对抗，就是说，反动派有的是钱，虽然拿不出好东西，但是可以拚命出得多。
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
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
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当时的反动派把这两支兄弟军队从中隔断了的缘故。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多起来了，这是很好的事。
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
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
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的呢
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立场问题。
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
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呢
我看是有的。
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
态度问题。
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
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
这就是态度问题。
究竟哪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
我说两种都需要，问题是在对什么人。
有三种人，一种是敌人，一种是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一种是自己人，这第三种人就是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
对于这三种人需要有三种态度。
对于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
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联合，有批评，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的批评。
他们的抗战，我们是赞成的；如果有成绩，我们也是赞扬的。
但是如果抗战不积极，我们就应该批评。
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动的道路，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
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
人民也有缺点的。
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
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
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
只要不是坚持错误的人，我们就不应该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他们，甚至敌视他们。
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
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
在陕甘宁边区，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这个问题和在国民党统治区不同，和在抗战以前的上海更不同。
在上海时期，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
在抗战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范围曾有过一些扩大，但基本上也还是以这些人为主，因为那里的政府把工农兵和革命文艺互相隔绝了。
在我们的根据地就完全不同。
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
根据地也有学生，但这些学生和旧式学生也不相同，他们不是过去的干部，就是未来的干部。
各种干部，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他们识了字，就要看书、看报，不识字的，也要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他们就是我们文艺作品的接受者。
即拿干部说，你们不要以为这部分人数目少，这比在国民党统治区出一本书的读者多得多。
在那里，一本书一版平常只有两千册，三版也才六千册；但是根据地的干部，单是在延安能看书的就有一万多。
而且这些干部许多都是久经锻炼的革命家，他们是从全国各地来的，他们也要到各地去工作，所以对于这些人做教育工作，是有重大意义的。
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向他们好好做工作。
既然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
而为要了解他们，熟悉他们，为要在党政机关，在农村，在工厂，在八路军新四军里面，了解各种人，熟悉各种人，了解各种事情，熟悉各种事情，就需要做很多的工作。
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
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对于这些，以前是一种什么情形呢
我说以前是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
什么是不熟
人不熟。
文艺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简直生疏得很。
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们的干部。
什么是不懂
语言不懂，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
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
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
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
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
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
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是说，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
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
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
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
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
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
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
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
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
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
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最后一个问题是学习，我的意思是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
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
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却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
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却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说什么一切应该从“爱”出发。
就说爱吧，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是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
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响。
应该很彻底地清算这种影响，很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
文艺工作者要学习社会，这就是说，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
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
今天我就只提出这几个问题，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他有关的问题上发表意见。
结 论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同志们
我们这个会在一个月里开了三次。
大家为了追求真理，进行了热烈的争论，有党的和非党的同志几十个人讲了话，把问题展开了，并且具体化了。
我认为这是对整个文学艺术运动很有益处的。
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
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
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
现在的事实是什么呢
事实就是：中国的已经进行了五年的抗日战争；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动摇和对于人民的高压政策；“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在二十三年中对于革命的伟大贡献以及它的许多缺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里面大批文艺工作者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工人农民的结合；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中已经发生的争论问题。
——这些就是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就要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考虑我们的问题。
那末，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
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
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或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
我的结论，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同时也讲到一些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
一 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
这个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所早已解决了的。
列宁还在一九○五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⑵。
在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同志中，这个问题似乎是已经解决了，不需要再讲的了。
其实不然。
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
因此，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他们的行动中，在他们对于文艺方针问题的意见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
当然，现在和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在一起从事于伟大解放斗争的大批的文化人、文学家、艺术家以及一般文艺工作者，虽然其中也可能有些人是暂时的投机分子，但是绝大多数却都是在为着共同事业努力工作着。
依靠这些同志，我们的整个文学工作，戏剧工作，音乐工作，美术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绩。
这些文艺工作者，有许多是抗战以后开始工作的；有许多在抗战以前就做了多时的革命工作，经历过许多辛苦，并用他们的工作和作品影响了广大群众的。
但是为什么还说即使这些同志中也有对于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没有明确解决的呢
难道他们还有主张革命文艺不是为着人民大众而是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吗
诚然，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是有的。
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
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
直到今天，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颇大的势力。
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
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⑶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
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⑷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
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
我们曾说，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
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
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
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
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
那末，什么是人民大众呢
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
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
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
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
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
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
我们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
在今天，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
而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的关键，正在这里。
我这样说，不是说在理论上。
在理论上，或者说在口头上，我们队伍中没有一个人把工农兵群众看得比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不重要的。
我是说在实际上，在行动上。
在实际上，在行动上，他们是否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对工农兵还更看得重要些呢
我以为是这样。
有许多同志比较地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而不是引导他们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
有许多同志，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
这种研究和描写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那是应该的。
但他们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
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我们在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看见这种东西。
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
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
他们有时也爱这些东西，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是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而爱的。
有时就公开地鄙弃它们，而偏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乃至资产阶级的东西。
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
这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
这不光是讲初来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过前方，在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做过几年工作的人，也有许多是没有彻底解决的。
要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
但是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却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
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
而对于这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倒是没有什么分歧，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
我说某种程度，因为一般地说，这些同志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和国民党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是不同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倾向是有的。
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
比如说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吧，这也是原则问题，但是要去掉宗派主义，也只有把为工农，为八路军、新四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的实行，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宗派主义问题是断然不能解决的。
鲁迅曾说：“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
……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
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
”⑸这个问题那时上海有，现在重庆也有。
在那些地方，这个问题很难彻底解决，因为那些地方的统治者压迫革命文艺家，不让他们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自由。
在我们这里，情形就完全两样。
我们鼓励革命文艺家积极地亲近工农兵，给他们以到群众中去的完全自由，给他们以创作真正革命文艺的完全自由。
所以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是接近于解决的了。
接近于解决不等于完全的彻底的解决；我们说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就是为着完全地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
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
不但宗派主义的问题可以解决，其他的许多问题也都可以解决了。
二 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解决了，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服务。
用同志们的话来说，就是：努力于提高呢，还是努力于普及呢
有些同志，在过去，是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了和忽视了普及，他们不适当地太强调了提高。
提高是应该强调的，但是片面地孤立地强调提高，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那就错了。
我在前面说的没有明确地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的事实，在这一点上也表现出来了。
并且，因为没有弄清楚为什么人，他们所说的普及和提高就都没有正确的标准，当然更找不到两者的正确关系。
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
用什么东西向他们普及呢
用封建地主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
用资产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
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
都不行，只有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
因此在教育工农兵的任务之前，就先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
提高的问题更是如此。
提高要有一个基础。
比如一桶水，不是从地上去提高，难道是从空中去提高吗
那末所谓文艺的提高，是从什么基础上去提高呢
从封建阶级的基础吗
从资产阶级的基础吗
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基础吗
都不是，只能是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
也不是把工农兵提到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度”去，而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
而这里也就提出了学习工农兵的任务。
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我们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
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
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
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
有人说，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也是源泉吗
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
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
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
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
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
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
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
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⑹。
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
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
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末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什么是文艺工作中的普及和提高呢
这两种任务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
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因此也比较难于生产，并且往往比较难于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
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
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
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
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
但是，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
不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
普及工作若是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一月两月三月，一年两年三年，总是一样的货色，一样的“小放牛”⑺，一样的“人、手、口、刀、牛、羊”⑻，那末，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岂不都是半斤八两
这种普及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
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
在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
而这种提高，不是从空中提高，不是关门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
这种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
就中国范围来说，革命和革命文化的发展不是平衡的，而是逐渐推广的。
一处普及了，并且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了，别处还没有开始普及。
因此一处由普及而提高的好经验可以应用于别处，使别处的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得到指导，少走许多弯路。
就国际范围来说，外国的好经验，尤其是苏联的经验，也有指导我们的作用。
所以，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
正因为这样，我们所说的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碍提高，而且是给目前的范围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础，也是给将来的范围大为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
除了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以外，还有一种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这就是干部所需要的提高。
干部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他们所受的教育一般都比群众所受的多些；比较高级的文学艺术，对于他们是完全必要的，忽视这一点是错误的。
为干部，也完全是为群众，因为只有经过干部才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于哪一年
为政治、经济、工农兵服务
今年是毛主席文艺座谈会几周年
1942年5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此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遵照这次座谈会制定的文艺方针，全面展开了文艺整风运动。
这次座谈会对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
今年是70周年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
《讲话》是“五四”文学革命之后再一次深刻的文学革命，为新文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新天地，从文学题材、人物、题材、风格、方向等角度看都是一次巨大的转机。
文艺座谈会名单有哪些人
文艺座谈会名单作家艺理论评论铁凝（中国作协主席）（中国作协全委誉副主席）莫言（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院院长、中国作协副主席）冯其庸（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红楼梦学会名誉会长）王安忆（中国作协副主席）叶辛（中国作协副主席）贾平凹（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冯骥才（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张抗抗（中国作协副主席）麦家（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浙江省作协主席）徐贵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阿来（中国主席团委员、四川省作协主席）梁晓声（当代作家）熊召政（湖北省文联主席）周小平（网络作家）花千芳（网络作家）高洪波（中国作协副主席）玛拉沁夫（蒙古族著名老作家）王树增（报告文学作家）曹文轩（儿童文学作家）文艺座谈会名单戏剧界：李维康（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剧协副主席）张建国（国家京剧院三团团长）尚长荣（中国剧协主席、上海京剧院艺术指导）茅善玉（上海沪剧院院长、一级演员）李军（上海京剧院一级演员）史依弘（上海京剧院一级演员）陈彦（陕西剧协主席）叶少兰（北京军区战友京剧团导演、一级演员）谭孝曾（北京京剧院一级演员）文艺座谈会名单音乐界：李谷一（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民族声乐歌唱家）赵季平（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谭利华（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北京交响乐团团长）叶小纲（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赵塔里木（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殷秀梅（中国广播艺术团女高音歌唱家、一级演员）关峡（中国交响乐团团长、作曲家）阎肃（空政文工团一级编剧）张千一（总政歌舞团团长、一级编剧）俞峰（中央歌剧院院长、一级指挥）关牧村（天津歌舞团一级演员）徐沛东（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分党组书记）赵大鸣（总政歌舞团创作室主任）文艺座谈会名单舞蹈界：冯双白（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赵汝蘅（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陈爱莲（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赵青（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演员）文艺座谈会名单美术界：冯远（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中国文联副主席）范迪安（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术馆馆长）靳尚谊（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原主席、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刘大为（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许江（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杨晓阳（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国家画院院长）范曾（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杨飞云（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文艺座谈会名单书法界：欧阳中石（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张海（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文艺座谈会名单摄影界：吕厚民（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中国摄影家协会顾问）文艺座谈会名单曲艺界：姜昆（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副理事长）刘兰芳（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曲艺家协会名誉主席、一级演员）文艺座谈会名单杂技界：边发吉（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杂技家协会主席）阿迪力·吾尔休（中国杂技家协会副主席、新疆杂技团一级演员）吴正丹（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演员、一级演员）文艺座谈会名单影视界：田华（电影表演艺术家）六小龄童（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演员剧团一级演员）李雪健（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王朝柱（总政话剧团一级编剧）陈凯歌（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集团一级导演）冯小刚（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一级导演）陈道明（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一级演员）顾长卫（电影导演、摄影师）兰晓龙（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电视艺术中心二级编剧）请采纳如果你认可我的回答，敬请及时采纳，~如果你认可我的回答，请及时点击【采纳为满意回答】按钮~~手机提问的朋友在客户端右上角评价点【满意】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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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到1978年发生的文艺大事件，是关于对文化界有影响的
1951年 5月20日 为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发表，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对电影的批判。
8月8日 周扬的《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发表在。
1952年12月 全国文协组织“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
林默涵、何其芳的发言《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分别发表于次年第2号和第3号的。
批判胡风运动。
1954年7月 胡风向中共中央递交关于文艺问题的三十万字的“意见书”《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
10月16日 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其他人写了。
不久，全国展开了对研究的批判运动。
12月 全国文化界展开对胡适思想的批判。
1955年2月5日 胡风的“意见书”的二、四部分作为第1—2合刊附册发表，开始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批判。
5月13日 舒芜的和胡风的发表在。
24日和6月10日，又公布了第二、三批“材料”。
这三批材料，由人民出版社于6月以为名出版。
撰写了序言和大部分按语。
1956年 1月 文艺领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将各种民营剧团、书店、出版社改为公私合营或国营。
1957年4月9日 发表《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周扬同志答文汇报记者问》。
6月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始全国反右运动。
6月—9月 中国作协召开党组扩大会，批判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等人。
1958年1月26日 《文艺报》第2期的“再批判”专栏，对丁玲、王实味、艾青、罗烽等人1942年在延安写的、《在医院中》、《野百合花》、《还在杂文时代》、《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等再次进行批判。
1960年 1月11日 《文艺报》第1期转载李何林发表在《河北日报》的文章《十年来文学理论和批评上的一个小问题》，并在编者按中对文中的观点提出批批判。
同月 《文艺报》、《文学评论》等报刊对巴人、钱谷融、蒋孔阳等关于“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观点进行批评。
1月—9月 《戏剧报》开辟“关于正确反映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专栏，对海默的《洞箫横吹》以及其他剧本进行批评。
1963年12月12日 在中宣部文艺处的一份关于上海举行故事会活动的材料上，作了对文学艺术的第一个批示。
6月27日 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的草稿上，作了关于文学艺术的第二个批示。
1965年11月10日 由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在《文汇报》上。
1966年2月2日—2月20日 江青邀请一些部队作家，举行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座谈会，写成《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作为中共党内文件发表。
1967年5月29日，纪要全文在《人民日报》公开刊载。
1966年4月16日 《北京日报》发表《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材料》。
同月 郑季翘的文章《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对形象思维的批判》发表在《红旗》杂志第5期。
5月10日 姚文元署名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在《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
5月17日 作家邓拓被迫害致死。
7月 除了《解放军文艺》等少数刊物外，全国的文艺刊物陆续停刊。
8月2日 文艺理论家叶以群遭迫害逝世。
8月24日 作家老舍遭迫害致死。
9月3日 翻译家傅雷夫妇遭迫害致死。
1967年 1月 姚文元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发表在《红旗》杂志第1期。
2月13日 作家张恨水逝世。
同月 作家罗广斌被迫害致死。
4月12日 江青在中共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为人民立新功》谈到文艺问题时说：“这十七年来„„大量是名、洋、古的东西，或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
这篇讲话后来收入《江青讲话编选》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
12月 作家阿垅病逝于狱中。
1968年4月，作家司马文森被迫害致死。
5月16日 剧作家海默被迫害致死。
5月23日 于会泳的文章《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思想的阵地》发表在《文汇报》上。
这篇文章第一次公开提出并阐释了“三突出”的口号。
8月 作家丽尼遭迫害致死。
11月2日 作家李广田遭迫害致死。
1969年10月11日 作家、历史学家吴晗遭迫害致死。
1970年4月 上海革命写作小组文章《鼓吹资产阶级文艺就是复辟资本主义——驳周扬吹捧资产阶级“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批判现实主义”的反动理论》发表在《红旗》第4期。
9月23日 小说家赵树理遭迫害致死。
10月15日 小说家萧也牧遭迫害病逝于河南黄湖“五·七干校”。
1971年 1月13日 诗人闻捷受迫害致死。
6月10日 文艺理论家邵荃麟病死狱中。
8月8日 文艺批评家侯金镜遭迫害逝世。
1972年7月25日 文艺理论家巴人（王任叔）遭迫害逝世。
12月17日 作家魏金枝遭迫害逝世。
1976年4月5日 天安门广场爆发“四五”运动。
在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出现大量的声讨”四人帮”、歌颂周恩来以及老一代革命家的诗词。
同月 小靳庄诗歌选《十二级台风刮不倒》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77年 1月2日 作 1月7日 李瑛的长诗《一月的哀思》在《光明日报》发表。
1月8日 柯岩的诗歌《周总理，你在哪里》在《人民日报》发表。
11月19日 《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并在第9期上以“促 进短篇小说的百花齐放”为题刊登茅盾、马烽、李准、周立波等的发言。
11月20日 《人民日报》编辑部邀请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会，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并于2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茅盾、刘白羽的发言。
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在《人民文学》第11期发表。
同月 《人民文学》在北京召开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在第11期和12期上以“促进短篇小说的百花齐放”为题，刊登茅盾、马烽、周立波等的发言。
同月 《人民日报》、《人民文学》邀请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会，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
12月 《郭小川诗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人民日报》发表给陈毅的《关于淡诗的一封信》。
此后，文艺界展开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讨论。
1978年 1月 徐迟的报告文学《歌德巴赫猜想》在《人民文学》第1期发表。
之后，各种文艺刊物纷纷复刊。
2月 《文学评论》复刊。
3月 大型文学刊物《钟山》在南京创刊。
4月30日 艾青“复出”后的第一首诗《红旗》发表在《文汇报》。
同月 文化部举行揭批“四人帮”万人大会，为大批受迫害的文艺工作者平反。
5月20日 林默涵的文章《解放后十七年文艺战线上的思想斗争》在《人民文学》第5期发表。
5月27日—6月5日 中国文联第3届全国委员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宣布文联和作协等5个协会正式恢复工作。
《文艺报》复刊。
12月5日 《文艺报》和《文学评论》编辑部在北京召开文艺作品落实政策座谈会，给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李建彤的《刘志丹》、陶铸的《思想·晴感·文采》、《理想·情操· 精神生活》、赵树理的《三里湾》、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吴晗的《海瑞罢官》等一批过去受批判的作者和作品平反。
同月 《新文学史料》创刊于北京。
童怀周编辑的《天安门诗抄》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79年 1月14日 《诗刊》编辑部在北京召开全国诗歌创作座谈会。
胡耀邦、胡乔木、周扬等到会讲话。
2月12日 《文艺报》第2期公开发表周恩来《在文艺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6月19日)。
同月 中共北京市委做出决定，为邓拓、吴晗、廖沫沙平反，为《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恢复名誉。
文化部党组做出决定并经中共中央批准，公开为“旧文化部”、“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的错案彻底平反。
公刘的诗歌《沉思》在《清明》第2期发表。
4月20日 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文化部、中国文联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文艺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
同月 大型文学刊物《花城》在广州创刊。
同月 《上海文学》第4期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
各地报刊就此展开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讨论。
10月30日—11月16日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祝辞。
周扬作了题为《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的报告。
在四届全委一次会议上，茅盾当选为文联名誉主席，周扬当选为文联主席。
同月 《星星》诗刊在成都复刊。
李建彤的长篇小说《刘志丹》由工人出版社再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