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医学史的认识2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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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界伟人故事
以下是中国古代10位 医学伟人， 希望对您有帮助1.黄帝，是我国远古时期的杰出英雄和领袖人物，姓公孙，名轩辕，号有熊，因最早于姬水之地（沮水）奠定了他的功业基础，故又姓姬，因出生并主要活动于陕北黄土高塬，而被尊称为黄帝。
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完成了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结束了野蛮时代，中华民族开始步入文明，黄帝联合炎帝，战胜蚩尤，统一中原部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有共主的国家，促进了华夏民族的形成，黄帝时代的制衣冠、造舟车、营蚕桑、创文字、建医学、定算数、发明指南车，为中华古国的悠久文明和传统文化奠定了基础。
他被后世认为是中医学的始祖，相传《黄帝内经》便是他与朝臣歧伯等的对话编辑而来。
2.岐伯，我国远古时代最著名的医生。
他从小善于思考，有远大的志向，喜欢观察日月星辰、风土寒暑、山川草木等自然界的事物和现象。
还懂音乐，会做乐器，测量日影，多才多艺，才智过人。
后见许多百姓死于疾病，便立志学医，四处寻访良师益友，精于医术脉理，遂成为名震一时的医生。
黄帝为疗救民疾，尊他为老师，一起研讨医学问题。
《黄帝内经》多数内容即以他与黄帝答问的体裁写成。
岐伯又尊称为岐天师据有关史志书目记载，托名岐伯的著作约有8种:1《汉书·艺文志》载《黄帝岐伯按摩》十卷；2.《隋书·经籍志》载《岐伯经》十卷；3.《新唐书·艺文志》载《岐伯灸经》一卷(《宋史·艺文志》则载为《黄帝问岐伯灸经》)；4.《宋史·艺文志》载《岐伯针经》一卷；5.《通志·艺文略》载《黄帝岐伯针论》二卷；6.《通志·艺文略》载《岐伯精藏论》一卷；7.《崇文总目》载《黄帝岐伯论针灸要诀》一卷(《宋史·艺文志》则载为《岐伯论针灸要 诀》)；8.《竹堂书目》载《岐伯五藏论》。
岐黄为岐伯与黄帝二人的合称，相传为医家之祖。
医学奠基之作《黄帝内经》的主要内容以黄帝、岐伯问答的体裁写成，因而后世用即以“岐黄”代称《内经》。
并由此引申而专指正统中医、中医学，更多的则是作为中医、中医学的代称。
同时，由“岐黄”组合的新词，也各有自己相应的意义。
如“岐黄之术”、“岐黄之道”指中医学术或医术、中医理论；“岐黄家”指中医生、中医学家；“岐黄书”指中医书；“岐黄业”指中医行业等等。
3.炎帝，即神农氏神农氏本为姜水流域姜姓部落首领，后发明农具以木制耒，教民稼穑饲养、制陶纺织及使用火，以功绩显赫，以火得王，故为炎帝，世号神农，曾建都山东曲阜，并被后世尊为农业之神。
神农氏又曾跋山涉水，尝遍百草，找寻治病解毒良药，以救夭伤之命，后因误食“火焰子”肠断而死。
《神农本草经》即是依托他的著作。
炎帝神农在位120年。
因而，炎帝被认为是中药学的始祖。
4.张仲景(公元150-219年)，名机，字仲景，古代伟大的医学家。
东汉南阳郡人，河南南阳医圣张仲景的故里。
据史料记载，仲景少年时“学医于同郡张伯祖，尽得其传”。
相传汉献帝初，张仲景被举孝廉，建安年间官居长沙太守。
著《伤寒杂病论》16卷，约成书于三世纪初(200-210年)，是世界上第一部经验总结性的临床医学著作。
熔理法方药为一体，开辩证论治之先河，创中医医临床医学之体。
自唐代以来，仲景学说传播于世界各地，在国际医学界享有崇高声誉，日本、朝鲜等国人民称他为医学“先师”，祖国人民则称之为“医圣”。
有“医门之仲景，儒门之孔子也”之说法。
医圣张仲景的医学著作《伤寒杂病论》.张仲景根据自己多年辩证论治的经验写成一部书，叫《伤寒杂病论》，共十六卷。
《伤寒杂病论》系统总结了汉朝以前的医学理论和临证经验，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治疗学方面的巨著，记载了对疾病的各种治疗原则和治疗原则和治疗各种传染病和杂病的方法，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基础。
该书把病症分成若干条目，每条先介绍临床表现，然后根据辩证分析，定为某种证，最后根据证提出治法与方药。
为中医辩证论治建立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成为历代医家辩证论治的楷模。
他所确立的“辩证论治”原则，是祖国医学伟大宝库中的灿烂明珠，从而使中华民族的传统医学独具特色而自立于世界医学之林。
与《黄帝内经》一起，共同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使中医成为一门完整的科学，清代的《医宗金鉴》评价该书:“古经皆有法无方，自此始有法有方， 诚医门之圣书。
” 在流传过程中，有所散失，唐宋以后，被分编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与《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并称为“中医四大经典”，张仲景一人就占了两部，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中占有特殊地位。
现在仍然是中西医学习研究中医理论和临床治疗的重要典籍。
一千七百多年来，这两部鞒作不但为中国历代医家所推崇，而且自隋唐以后，张仲景的著作和学说远播海外，在世界医学界享有盛誉。
从晋朝到现在，中外学者整理、注释、研究、发挥《伤寒论》、《金匮要略》而成书的已超过一千七百余家，留下了近千种专著、专论，这在世界史上亦属罕见。
张仲景一生的鞒述十分丰富，可惜大部分都已失传了，只留下《伤寒论》和《金匮要略》。
张仲景是中医临床医学的奠基人，为了纪念张仲景对医学的贡献，被后世尊称为“医圣”。
他所撰鞒的《伤寒杂病论》及其辩证论治思想，在今天的临床实践方面方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张仲景的学术思想和富贵的临床经验已经成了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5.皇甫谧（215－282），魏晋时期医学家、幼名静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
诞生於甘肃平凉县西北朝那镇。
博学多才，对经史各家及文字史等都有很高的造诣。
他还是我国第一个研究人口问题的学者。
中年刻苦钻研医学，编著的《针灸甲乙经》总结了晋以前的针灸学成就，是针灸学的经典著作。
因此，他被认为是中医针灸的第一位集大成者。
6.华佗（约141~208），字元化，东汉末医学家。
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
华佗一生行医各地，声誉颇著，在医学上有多方面的成就。
他精通内、外、妇、儿、针灸各科，对外科尤为擅长。
据《后汉书·华佗传》记载:“若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积聚。
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
”华佗对“肠胃积聚”等病创用麻沸散，给患者麻醉后施行腹部手术，这是世界医学史上应用全身麻醉进行手术治疗的最早记载，它比西方早一千六百多年。
华佗很重视疾病的预防，强调体育锻炼以增强体质。
以为:“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
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终不朽也。
”他模仿虎、鹿、熊、猿、鸟的动作和姿态，创造了一种“五禽之戏”。
其所著之书已轶。
现存《中藏经》，是后人托名之作。
7.王叔和（公元3世纪），名熙，今山东高平人。
其生卒年月不详。
王叔和曾任魏太医令，“性度沉静，通经史，穷研方脉，精意诊切，洞识养生之道。
”（唐·甘伯《名医传》）王氏著有《脉经》10卷，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曾整理编纂仲景《伤寒杂病论》一书，使之流传于今，为中医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另著有《脉诀图要》6卷，《脉赋》1卷，《脉诀发蒙》3卷，《论病》6卷等，均佚。
王叔和对中医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对脉学的研究和对《伤寒杂病论》的整理编纂。
他总结脉学，编纂《脉经》。
继承前人对脉学研究的成就，汇集了前期医学名著及先朝名医的有关文献，结合自身经验，撰成《脉经》一书，使脉学理论和方法系统化、规范化，推动了我国医学的进步，并对世界医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他主张早期治疗，提倡预防疾病。
“凡人有疾，不时即病，隐忍冀差，以成痼疾。
时气不和，便当早言，寻其邪由，及在腠理者，以时治之，罕有不愈者。
患人忍之，数日乃说，邪气入脏，则难可制。
”王叔和《伤寒论》强调了早期诊治的重要性。
提倡平时讲究卫生，反对暴饮暴食，大有预防医学之意义。
8.孙思邈（约581~682）中国唐代医学家。
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
孙思邈从小多病，为筹汤药费用几乎荡尽家财，但他又非常聪明，坚持攻读经史百家和医学等科学知识。
孙思邈一生淡于名利，隋文帝时曾征召他为国子博士，唐太宗要授他爵位，唐高宗让他做谏议大夫，他都一一谢绝了，他的志向是做一名济世活人的医学家。
在学医过程中，孙思邈除手不释卷地学习医学著作外，还特别注意向民间寻求经验，广泛搜集单、验方。
在医疗活动中他非常注重医生的道德修养，他强调医生要把病人的痛苦当成自己的痛苦，病人来请出诊，不管昼夜寒暑，也不要怕路途险阻，不顾饥渴疲劳，要一心赴救。
他认为医学是精微之至的事业，必须刻苦钻研，精勤不倦，才能成为真正的医生。
孙思邈主要著作为《备急千金要方》 30 卷和《千金翼方》30卷。
其他还有《千金髓方》、《福禄论》、《摄生真录》、《枕中素书》、《会三教论》、《太常分药格》等多种，均佚失。
孙思邈对医学的巨大贡献，使他受到了历代人民群众的爱戴，被人们奉为“药王”，中国不少地方都有孙思邈的祠庙，以感受他的高贵品德和不朽业绩。
孙思邈把医为仁术的精神具体化。
他在其所著的《大医精诚》一书中写道:“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贫富，长幼研茧，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
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借身命。
见彼苦恼，若已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恶，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
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
夫大医之体 又到病家，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眄；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羞迭荐，食如无味；酝禄兼陈，看有若无。
夫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偶然治瘥一病，则昂头戴面，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此医人之膏盲也。
”上述的寥寥片语，已将孙思邈的高尚医德情操，展示在人们面前。
孙氏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干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将他自己的两部著作均冠以“千金”二宇，名《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
这两部书的成就在于:首先对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有很深的研究，为后世研究《伤寒杂病论》提供了可*的门径，尤其对广义伤寒增加了更具体的内容。
他创立了从方、证、治三方面研究《伤寒杂病论》的方法，开后世以方类证的先河。
《千金要方》是我国最早的医学百科全书，从基础理论到临床各科，理、法、方、药齐备。
一类是典籍资料，一类是民间单方验方。
广泛吸收各方面之长，雅俗共赏，缓急相宜，时至今日。
很多内容仍起着指导作用，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确实是价值千金的中医瑰宝。
《千金要方》是对方剂学发展的巨大贡献。
书中收集了从张仲景时代直至孙思邈的临床经验，历数百年的方剂成就，在阅读仲景书方后，再读《千金方》，真能大开眼界，拓宽思路，特别是源流各异的方剂用药，显示出孙思邈的博极医源和精湛医技。
后人称《千金方》为方书之祖。
9.李时珍(1518—1593年)，明代伟大的医药学家、博物学家。
字东璧，号濒湖，湖北蕲春人。
李时珍出生在一个世医的家庭。
父亲李言闻系当地名医，李时珍受父亲的影响极深。
他从小喜爱医药，虽经父亲督促，精读四书五经、坟典传奇，但却无心功名，终于走上研究医药、研究自然科学的道路。
他最伟大的成就是编纂了《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是我国古代具有世界影响的博物学著作。
他在《本草纲目》一书中，在每一种药物之下，采用了“正误”的方式对前人的错误进行纠正和辨误，其中绝大多数是言之有据，符合科学道理的。
这一体例在本草学上也是创造性的，说明他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渊博知识和坚实基础。
为了使药物发挥其更大的治病作用，他主张对药物的本性进一步加以改造，用人工的方法改造药物的自然性能。
如对药物的升降浮沉的药性，主张采取某些办法，使其服从于治疗的需要。
如认为对原来的药性下沉的药物，可以用酒引之，使其上升至颠顶；而原为升浮之药物则可以咸寒药为引使直达下焦。
这样，他得出了人不仅能够“窥天地之奥”，还有“达造化之权”的能力，能改造自然，支配自然。
李时珍以科学批判服食，他痛恨迷信神仙之说，如在谈到古代以金银服食时，认为“血肉之躯，水谷为赖，何能堪此金石重坠之物，久在胃肠乎。
求仙而丧生。
可谓愚也矣，”(《本草纲目·金石部·金》>又说:“(银)性刚戾，服之能伤肝是也。
抱朴子云银化水服司·成地仙者，亦方士谬言也，不足信。
”(《本草纲目.金石部·银》)认为所谓可以居住水中，步履水上，都是“邪说”，“幻诞之谈。
”他斥《本经》、葛洪等关于服食的论述为“误世之罪，通乎天下”，认为药物“治病可也，服食不可也。
”(《本草纲目。
兽部·伏翼》)李时珍不仅是一位药物学家，又是一位博物学家。
他对于生物、地质等学科很有研究，对化学、天文、历法、气象也有一定的心得。
李时珍更是一位高明的医药学家，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载有相当多的验案，均为本人治病之记录。
他在自然科学各门学科方面的成就，以及精研医学理论及丰富的实践，使他在医疗活动中，取得较好的疗效，一度应召入太医院。
他的坚实的理论基础，来自《内经》、《难经》、《伤寒论》等经典医著，但他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态度及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使得他更加尊重《内经》，以后尤其是金元以来的医学思想和成就，他受金元四家的影响最大，特别推崇张元素、李东垣的医疗思想。
认为张元素是“大扬医理，灵素之下，一人而已。
”他把在药物学上的成就，灵活地运用到治疗学上，除去遵循传统的医学理论进行严格的辨证论治以外，特别重视分析药物的归经，讲究性味，丰富和发展了本草学的理论内容，从而使其治疗的效果不断提高。
李时珍对脉学、经络学说也都有较深的理解和研究。
这些坚实的基础理论知识，也都是他医学、药学成就必不可少的条件。
他的著作除去《本草纲目》是一部博物学的划时代作品外，还有《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等书。
在书中，李时珍以简洁明了的诗句，概括地总结了中医常用的脉象，极便于初学记诵，有利于普及脉学知识；《奇经八脉考》则是十二条正经以外的经络系统的总结。
《濒湖脉学》曾被译为德文，在国外出版。
在文学方面，李时珍还是一位诗人，他的《濒湖脉学》，就是用律诗体写成的。
可惜文献中只保存他少量的律诗。
李时珍也是我国古代具有代表性的杰出科学家。
在国内外有崇高的声誉和很大的影响。
10.叶天士（1667－1746），名桂，号香岩，别号南阳先生，江苏吴县人，清代杰出的医学家，为温病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叶天士生于医学世家，祖父叶时、父叶朝采都是精通医术，尤其以儿科闻名。
叶桂12岁开始从父学医，14岁时，他父亲死了，于是抱着失去亲人的痛苦，再他父亲的门人朱某为老师，专学医术。
叶天士聪慧过人，悟超象外，一点即通；尤其虚心好学，凡听到某位医生有专长，就向他行弟子礼拜其为师，十年之内，换了十七个老师，并且他能融会贯通，因此医术突飞猛进，名声大震。
尚书沈德潜曾为他立传，说:“以是名著朝野，即下至贩夫竖子，运至邻省外服，无不知有叶天士先生，由其实至而名归也。
”（《沈归愚文集·叶香岩传》）叶氏不仅精通医术，而且治学讲求宏搜博览，学究天人，精细严谨，使医术与学术相得益彰，他认为“学问无穷，读书不可轻量也。
”故虽享有盛名，但却手不释卷，广采众长。
嵇璜“序”曾说:“先生之名益高，从游者益众，先生固无日不读书也。
”其为人“内外修备、交朋忠信 以患难相告者，倾囊助之，无所顾藉”。
他为医却不喜欢以医自名，临终前对他的儿了说:“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敏悟，又读万卷书而后可借术济世。
不然，鲜有不杀人者，是以药饵为刃也。
吾死，子孙慎勿轻言医。
”叶氏一生忙于诊事，在世没有亲笔著述。
现传有《临证指南医案》十卷，后附《幼科心法》及《温热论治》各一卷；《叶天士医案存真》三卷。
据载都是他的门人和后代整理记录的。
其中《温热论治》是叶氏口传心授经验心得，为临床经验的结晶，是温病学说中一部非常重要珍贵的文献。
全篇主要论述温病感受途径、传变规律、治疗大法和卫气营血辨证作为温病诊治纲领以及舌、齿、斑疹等的辨析方法及其诊断意义，并论妇人胎前产后、经水适来适断之际所患温病的证候和治疗。
据传是他的门人顾景文随叶氏舟游洞庭湖时，将其口授之说记录而成。
《临证指南医案》则是无锡华岫云收集叶氏晚年医案，加以分类编辑而成。
分疾病八十九门，每门由其门人撰附论治一篇，门后附徐灵胎评议。
卷一至卷八记载内科之杂证、时证案；卷九为妇科；卷十为儿科；书末附所用方剂索引。
《幼科心法》相传为叶桂手定后，章楠改题为《三时伏气外感篇》，主要论述儿科诸病的辨证论治，尤其阐发了春时、夏令伏气外感和秋燥之证治。
《叶天士医案存真》是叶氏曾孙叶万青，取家藏方案编成，卷一以杂病为主；卷二以温热病案为多；卷三为运用仲景方验案。
另有门人周仲开抄录而成的《未刻本叶氏医案》等。
另外，托名叶氏的医案和著述颇多，可考的有《景岳发挥》、《叶氏医衡》、《医效秘传》、《本事方释义》、《女科症治》等等。
叶天士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是一位贡献非常卓越的医学家，他创立的温病卫气营血辨证论治纲领，为温病学说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对杂病提出的许多新见和治法方药，至今在临床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
叶天士作为一位中国医学发展史上的伟大温病学家，作为精通内科、儿科及妇科、外科、五官科的医学大师，以其卓越的医学思想、高超的医技和丰富的临床经验而流芳百世。
西方医学在近代中国如何传播与发展
“西学东渐”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因素。
医学科学作为西方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中国的传播不仅使中国卫生医疗体制发生了重大变革，还改变了国人的生活方式乃至思想观念。
西方医学科学传入中国以后，由于它与中国传统医学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发展的医学体系，两者之间不免产生矛盾。
从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总体进程来看，西方医学，主要是近现代医学科学，在华传播是比较顺利的，最终为中国社会各界所普遍接受，并从20世纪初开始，取代中国本土传统医学，反客为主，成为中国现代医学的主体部分。
鸦片战争之前西方医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由来已久。
早在唐朝就有景教徒（基督教聂斯托里派）在华从事行医活动。
1289年，罗马教皇派遣意大利籍传教士孟高维诺（G. de Montecorvino）来华。
孟氏在传教同时，也以医术为活动工具。
这是欧洲传教士把西方医学传入中国的开端。
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渐多，其中著名者有意大利人利玛窦（M. Ricci）、熊三拔（S. de Ursis），瑞士耶稣会教士邓玉函（J. Terrentius，）等。
他们在行医的同时，还翻译了多部西医书籍。
其中邓玉函翻译的《泰西人身说概》（解剖学），经过国人毕拱辰润色，于1643年付梓刊印，流传民间。
当然，传播医学并不是传教士的目的，而是求得在华立足之地以宣扬教义的手段。
这一手段令西来客们获益良多，甚至为他们打开了通往中国社会顶端的道路。
降至康熙朝，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医学活动达到高峰，他们在派别上属于天主教。
当时来华传教士，如意大利教士鲍仲义（J. Baudino）、罗怀忠（J. Casta），法国教士樊继训（P. Frapperie）、安泰（E. Roasset），德国教士罗德先（B. Rhodes）都先后入太医院供职。
鲍仲义和安泰充当康熙帝的随身医生，随驾出巡。
罗德先曾经用药治疗了康熙的心脏病，还为他做过外科手术，切除了唇上的肿瘤。
虽然西方传教士试图利用医学作为传教手段，然而事实上西方医学传播的社会影响远胜于宗教。
不过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医学，还是以古代医学为主，无论是在基础理论还是在临床实践方面都没有取得显著成就。
康熙末年，由于罗马教廷没有处理好基督教义与中国传统礼俗之间的矛盾，在华传教士又介入了皇室立储纷争，触怒了后来继位的雍正帝。
这使得他们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甚至遭到清王朝的驱逐。
西方医学在华传播也因此遭遇挫折。
19世纪初，一批新教传教士开始来华传播医学。
此时，西方医学已经发展到近代阶段，在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临床医学、公共卫生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进步，在全球遥遥领先。
正如一位西方医学史家所指出的：“现代医学，我简称为‘我们的医学’，是19世纪社会的产物。
” 1800年以后来华的英、美传教士医生，把西方医学的最新成果传入中国，对于改善当地人民的医疗状况起到了积极作用。
1805年英国医生皮尔逊（A.Pearson）在澳门开展了牛痘接种，并雇佣了中国人邱熺等在广东各地推广，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邱熺后来独立开办了自己的种痘诊所，在当地名望颇著，得到了两广总督阮元的题匾赠诗嘉奖。
与此同时，西方先进的现代医事制度也传入中国。
教会医生在通商口岸澳门、广州建立起近代化的新式医院。
早期在华兴办医院颇富成效的当数美国人伯驾（P. Paker）。
1834年，伯驾毕业于耶鲁大学，获医学和神学博士学位，同年来华从事医药传教事业。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1835年11月，伯驾在广州新豆栏街开办了眼科医局。
医局开办后，初期虽求诊者甚少，但是教会医院所具有的福利性质和先进的眼外科技艺，很快就吸引了众多的病人，经常是“每天都有几千名等得不耐烦的中国人叫嚷着要求进入拥挤的病房”。
他还曾为来广州禁烟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医治过疝气。
林则徐对伯驾的治疗深表感谢。
英国医学硕士、皇家外科学会会员合信（B. Hobson）是当时另一位传播西医的杰出人物。
1839年，他在广州开设了惠爱医馆，“舍药施医，至者甚众，无不应手奏效，而去求医者几于其门如市，户限为穿，于是合信氏之名遂遍粤东人士之口”。
教会医生在建立医院的同时，还积极推进西医教育，为当地培养新式医生。
麦高恩（D. Macgowan）提出：“不应该认为教会医务人员工作的重要部分仅仅限于内外科的实施，应该对当地的开业医师在解剖学和生理学上进行讲授，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学习医学和有关科学。
”1837年，伯驾招收广州本地学生入眼科医局学习。
合信也于1839年在广州惠爱医院传授西方医学。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此时正当西方资本主义资本扩张与商品输出全球化时期，医学又成为传教士服务于本国对华通商利益的辅助工具，也就是美国在华教会协会之主张：“欲介绍基督教于中国，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医药，欲在中国扩充商品的销路，最好的办法是通过教士。
医药是基督的先锋，而基督教又是推销商品的先锋。
” 总体而言，鸦片战争以前，在华传教士虽然为传播西方医学进行了艰苦努力，但是由于清中期以后，清政府一直奉行闭关自守政策，外国人在华活动受到诸多限制。
传教士医生未能在华自由施展其影响，只能在广州一带活动。
因此，在鸦片战争之前西方医学对中国的影响也还是很有限的。
1840年以后西方医学在华影响的扩大 西方近代医学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开始得到中国社会各界的普遍接受，是在鸦片战争以后。
西方列强先后逼迫清王朝签订了诸多不平等条约，以此为护符，西方人在华活动获得了诸多便利。
根据条约规定，外国人有权在华行医和开设医馆，西方医学在华影响随之得到迅速扩大。
一方面，教会在通商口岸设立了医院，给予中国各阶层民众以医疗上的福利；另一方面，传教士医生多方努力，积极推进西方医学理论、医疗技术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1850年后，合信翻译出版了《全体新论》、《西医略论》、《内科新说》、《妇婴新说》等多部西医著作。
美国人嘉约翰（J. Kerr）在1859―1886年间编译出版了以临床医学为主的20余种西医书籍。
1866年，由嘉约翰主持，中国第一所正式的西医学校在广州博济医院建立，招收中国男女学生入学医科。
该校为广东西医人才培养贡献很大，造就了诸多杰出之士。
戊戌六君子之康广仁、民国国父孙中山都曾经在此求学。
1886年，由美国教会医生倡议，在上海成立了在华教会医学联合会，命名为“中国博医会”。
该会创办了《博医会报》，报道西医在华传播情况和世界医学发展动态，并在上海、东北、武汉、广州、福建等地建立分会。
在华传教士还资助一些中国青年赴外国学习。
例如广东人黄宽得到了美国教士布朗夫妇的资助，先赴美国留学，后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获学士学位。
1857年，他学成回国后，在香港、广东等地开诊行医，并在诊所内培养中国学徒，是为中国人自行教授西医之始。
西方医学的传播得到了中国士大夫阶层中有识之士乃至开明派封疆大吏的积极响应。
他们出于自强救亡的目的，在察觉到中国传统医学存在诸般弊端的同时，也开始重视西方医学，期望以此作为经世救国的手段。
西方医学理论的科学性和治疗方法的有效性，获得了晚清中国士大夫阶层的认可。
有士人著文感叹道：“西医之精妙，西药之简便，华人稍知西学者，无不知之。
而独斥为不足信，不可用者，则中国之医人药肆居多。
然每见上海各处遇有疑难重症，华医为之束手者，一延西医，用西药，即能霍然而愈者，指不胜屈。
” 晚清学界颇负盛名的桐城派大家吴汝纶，在致友人书信中，对西医理论和诊疗方法深表佩服：“今西医盛行，理精凿而法简捷，自非劳瘵痼疾，决无不瘥之事。
而朋友间至今仍多坚信中国含混医术，安其所习，毁所不见，宁为中医所误，不肯一试西医，殊可悼叹。
”“令弟如系肺疾，应就西医，……此病甚不易治，中医不解，亦无徵效之药；其云可治，乃隔膜之谈。
若西医用闻症筒（注：听诊器）细心审听，决为可治，乃足信耳。
” 晚清思想界著名人物郑观应在其名著《盛世危言·医道》一篇中，较全面地将中西医加以比较。
他认为西方医学在关于人体脏腑器官的认识、诊断手法、药物炮制、外科器械等方面都胜于中医。
他对于西方的医事制度也非常赞赏：“西国医学设专科……皆由名师教诲……迨至学成，官为考验，必须确有心得，给予文凭方能以医师自命……故学问阅历精益求精，中国之医能如是乎
” 曾国藩、李鸿章等晚清著名地方督抚疆吏，在成功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后，认识到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可以作为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的新工具。
他们在主持洋务自强运动过程中，对于作为西方先进科学技术重要组成部分的近代医学科学，也采取了积极的接纳与提倡态度。
1865年，北京同文馆设立医学课程，聘请英国医生德贞（J. Dudgeon）为教习，是为中国自设西医教育之始。
在洋务派大吏中，以李鸿章为推进西方医学传播出力最多。
他聘请西医为自己家庭的私人医生，著文大力宣扬西医： 泰西医学有长官、有学堂，又多世业孤学，藏真府俞悉由考验，汤液酒醴更极精翔。
且俞跗治疾、割皮解肌、湔浣肠胃，此法久逸。
而彼方于肿疡、金疡、折伤、溃疡之石药劀杀尤得其传，且于草木金石之原则化质，一一格致微眇，务尽其实用，非仅以炮制为尽物性，则尤中土医士所未逮者，予久伟其用心之精而立法之善矣。
李鸿章提出了汇通中西医的观点，指出：“倘学者合中西之说而会其通以造于至精极微之境，与医学岂曰小补!”他出资赞助英国教会医生马根济（J. Mackenzie）在天津开办了一所英文名为“Viceroy’ Hospital”（总督医院）的新式医院。
1893年，他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官办正规近代化西医院校——北洋医学堂。
北洋医学堂聘请外国医生主持教学。
学校堂规称：“西医学堂原为珍重生命而设，诸生来堂肄业于医学诸书，宜视为利己济人之要务，孜孜不倦，晨夕研求，毋得始勤终怠。
将来造诣有成，资送各兵船及各营所当差，不独资给薪资，兼可活人无算，良医良相事异功同。
” 当时的新闻传媒对西医也进行正面宣传报道。
1872年，很具影响力的《申报》刊文评价西医道：今夫治疾之法，至于西医可谓详且备矣。
其于人之一身，内而心肝五脏，外而筋骨四肢，上而耳目各孔，下而阴阳等窍，无不详辨其形，细察其隐，以观其受病之处，以究其得病之原。
较之中国医书之所载与夫中国医士之所知，奚啻详细千百倍哉。
尽管鸦片战争之后各国列强在华的侵略行径引起了国人的敌视与仇恨，西方文化在华传播所受阻力甚大，但是西方医学以其拯救生命、维护健康的崇高宗旨和先进的科学理论与治疗技术，逐渐赢得了中国社会各界的认可与接受。
当时有人记载道，“自中国通商以来，西医之至中国者，各口岸皆有之”，“初则贫贱患病，无力医药者就之，常常有效；继则富贵患病、华医束手者就之，往往奏功；今则无论富贵贫贱，皆有喜西药之简便与西药之奇异者，而就医馆医治者，日多一日，日盛一日也”。
西方医学在维新运动中地位的提升 19世纪末，西方帝国主义势力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陷入空前危机。
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拯救民族危亡的维新运动蓬勃兴起，西方医学在华传播也随之而入新境。
维新派思想家认为救国首先必须强民。
他们强调要从身心两方面提高国民的素质，提出了医学救国的主张。
梁启超指出：“不求保种之道则无以存中国。
保种之道有二：一曰学以保其心灵，二曰医以保其身躯。
” 严复也积极提倡医学救国，他在其名著《原强》一文中论道：“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
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
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
” 维新志士肯定了西方医学所取得的长足进步，深信引进西医有助于救国保种。
康广仁在澳门创办的《知新报》特辟西医专栏，宣传医学维新论。
刘桢麟在该报发表“富强始于卫生论”，称：“欲治天下必自治国始，欲治国必自强民始，欲强民必自强体始。
强体之法，西人医学大昌，近日骎骎乎进于道矣。
” 梁启超认为发展医学是变革图强、追求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凡世界文明之极轨，惟有医学”；“医者，纯乎民事者也，故言保民，必自医学始。
英人之初变政也，首讲求摄生之道、治病之法，而讲求全体，而讲化学，而讲植物学，而讲道路，而讲居宅，而讲饮食多寡之率，而讲衣服寒热之法，而讲工作久暂之刻，而讲产孕，而讲育婴，而讲养生，而讲免疫”。
维新派引进西医的救国主张，在社会上反响很大。
研究西医者不断增多，各种学习西医的民间组织和报刊杂志，在许多地方纷纷出现。
社会各界对于学习西医的热情也显著高涨起来。
一次，梁启超在集会宣讲医学救国论时，忽有人当众涕泪长跪而言曰，“此举若昌，某愿粉身碎骨相赞助”；“愿悉所有以其半养母，而散其半以就此事”。
这一主张也得到了统治阶级开明派的采纳。
光绪帝在百日维新期间颁布的改革教育的上谕中称：“医学一门关系至重，极应另立医学堂考求中西医理，归大学堂兼辖，以期医学精进。
”即使是维新派的政敌荣禄，在接受了德贞为他施行手术治疗后，重病痊愈，不禁称赞他医术“精妙绝伦”，“不特为华医所未见，亦华人所未闻，藉非目睹，其谁信之”。
百日维新虽然因清王朝统治阶级内极端保守势力的反对而失败，但是维新改革势力依然日益强大。
学习西医已成为中国社会改革势力奋斗之重要方向，西医大潮从此在神州洪波涌现。
清末民初西方医学在中国医疗体系中主体地位的形成 1903年清末教育改革中，中国传统医学式微、西方医学科学转为主流之局已现端倪。
著名开明派重臣张之洞与张百熙在当年制订的“癸卯学制”中，将医科大学作为新学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中国医学仍列29门医学科目之首，但是其他28门科目皆属西医范畴。
1908年，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先后病死后，作为旧时代中医政治象征的太医院也岌岌可危。
在时代改革大潮中，中西医的社会地位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
需要指出的是，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医学界的变革深受近代日本医学思潮的影响。
自唐以来，日本医学界本来是追随中国传统医学亦步亦趋。
然而，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积极推进近代化进程，力图挤进世界强国阵营，谋求“脱亚入欧”。
在医学领域，日本政府奉行所谓“文明开化”施政方针，于日本医界大兴“灭汉兴洋”之风，在医政管理、医学教育、医疗设施、药品生产等方面推行废除汉医、全盘西化。
而就中国方面来看，清末自戊戌变法，特别是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了老牌强国俄罗斯帝国以后，日本模式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势力最重要的模仿范本。
同时由于“路近费省”的缘故，大批中国学子赴日本学习。
他们学成归国后，也把日本的医学理念带回中国，成为传播西医，废弃中医的骨干力量。
民元以后，民国政府摒弃中国传统医学于新式医疗制度之外，以西方医疗卫生体制为范本，重构国家医疗卫生制度。
中医也不再列入国家医学教育内容。
1915年，由获得英国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伍连德发起的全国性中华医学会建立。
该会所有组成人员都是西医背景，并以“促进医学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唤起民众对于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的兴趣”为宗旨。
中西医主次易位态势，至此昭然。
西方医学科学在中国现代医学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基本确立。
此后，西方医学科学在全国得到深入推广，中国传统医学则迅速萎缩，被斥为“不科学”，贬为“旧医”。
1916年余云岫著《灵素商兑》，以西方现代自然科学理论全面批判中国传统医学理论，废除中医之论一时甚嚣尘上，并得到了民国政府汪精卫、褚民谊等有留学日本背景高官的支持。
1928年，汪企张在全国教育会议上提出废止中医案。
1929年，在南京民国政府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上，余云岫等人再次提出废止中医案，会议通过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
至此中国传统医学不仅被西医反客为主，更有被赶尽杀绝之势。
虽然经中医界极力反对，多方运动，此案未得切实实施。
但是，随着西方医学科学在中国医疗卫生体系中主体地位的日渐根深蒂固，中国本土传统医学也日趋边缘化。
此局面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人民政府大力提倡中西医结合思想，方才有所改观。
综观西方医学在华传播之历史进程，虽有波折，而终于得到国人之广泛接受，取代中国本土传统医学之主体地位，对于推进中国科技现代化，维护中国人民健康起到了积极作用。
医学伦理学的现实意义?
1.医学伦理学的学科性质医学伦理学是研究优良的医学道德规范的制定和实现的科学，是医学与伦理学相交叉的学科，是认识、解决医疗卫生实践和医学科学发展中人们之间、医学与社会之间伦理道德关系的科学。
随着该学科的迅速发展，其逐渐成为现代医学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现代医学中，医学伦理学已经成为医学专业的基础课程。
医学伦理学发展到今天，基本经历了医德学、近现代的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三个阶段。
20世纪70年代兴起，并对当今医学伦理学产生巨大影响的是生命伦理学。
医学伦理学具有以下3个显著的特征：（1）实践性：医学伦理学是与医学实践密切相关的学科。
医学伦理学的理论、规范来源于实践，是对医学实践中的道德关系、、的概括和说明，是在长期的医疗活动中形成、发展的，而来源于医学实践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又对医学活动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
医学实践既是医学伦理学的基础、动力，又是医学伦理学的目的和检验医学伦理学理论正确性的惟一标准。
（2）继承性：弘扬伦理道德是医学进步的基本条件和重要标志，是贯穿医学发展史的一条主线。
救死扶伤、为医者仁等伦理道德原则为医学工作者自觉地继承、恪守，在医学事业的发展中不断发扬光大。
（3）时代性：医学道德伴随着医学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不断发展。
医学的发展，不仅表现为诊治疾病手段的进步，而且表现为医学道德的进步。
与新的预防、诊断、治疗方法相对应的伦理原则的制定是医学道德进步的重要标志。
任何时代的医学道德都与特定的社会背景相联系，都为解决该时代的具体问题而存在。
在古代，为妇女堕胎被认为是违反道德的，在当代，为维护社会和妇女自身的利益开展的计划生育手术则是道德之举。
医德原则、医德规范、医德评价、医德教育都是时代的产物，都不能脱离时代。
反映社会对医学的需求、为医学的发展导向、为符合道德的医学行为辩护是医学伦理学的任务。
2.医师应是道德高尚的人医乃仁术，道德是医学的本质特征，是医疗卫生工作的目的。
医务工作者在社会生活中担负着维护人们健康，预防、诊治疾病的任务。
医学工作的特殊性质要求医师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
在医疗活动中，医疗效果不但与医疗技术、医疗设备直接相关，而且与医师的职业道德直接相关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
历代医家都认为，道德高尚是医师角色的重要特征，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能做医生。
自古以来，重视人的生命是医学界的美德。
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在《素问》篇中就指出：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
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
他还指出了大医精诚的思想，认为一个好的医师，必须具备两个基本素质：对医术的精和对患者的诚.只有具备精和诚两个基本的素质，才能成为大医，才能成为仁者，即医术精湛、医德高的医家。
我国古代医生择徒甚严，曾明确提出非其人勿教.晋代杨泉指出：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答理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
在西方，则有学医期满，按希波克拉底誓言宣誓的传统。
医师角色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与医师良好的职业道德直接相关的。
林巧稚、赵雪芳、王忠诚、吴登云等具有崇高道德境界的医师既是广大医务工作者的代表，也是广大医务工作者的榜样。
3.医学实践的道德内涵道德作为医学的本质特征蕴涵在医学实践之中。
一部医学史，是医务工作者奋不顾身地与疾病斗争、认识疾病、不断战胜疾病的历史，是医务工作者无私地为病人解除病痛、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的历史。
医务工作者献身于医学事业，崇高的道德境界就体现在他们所从事的具体的认识疾病、治疗疾病的医学活动之中。
历史上有多少位女天文学家
（要有证据）
女天家王贞仪（公元1786～1797年）。
当年她就是用土办法研究天文学中的日月食理论的把吊灯当做太阳，圆桌当做地球，镜子当做月亮，用不断变换月亮、地球和太阳之间的相对位置来研究日月食的形成原理以及月食同望月的关系。
强烈的求知欲使她连除夕举行家宴的机会也不肯轻易放过。
200年后的今天，从事天文科学的人们，谁也不会再使用王贞仪那样的土办法了。
在我国现有的五个天文台中，从事天文研究的有男有女，妇女学习、研究天文，已是极平常的事情。
可是，在古代，不要说妇女，就是男人私习天文，也要冒杀头的风险。
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天文学一直被禁锢在封建王朝的灵台秘苑中，在一些朝代只有封建朝廷的“太史院”、“钦天监”之类专职机构才有权研习天文，制定和颁布历书。
天文学成了所谓“非凡夫所测”、“世代相传的家业”，妇女更是被剥夺了从事科学研究的权力，被紧紧地套在“四条绳索”的枷锁下。
在封建统治者看来，民间私习天文，尤其是妇女学天文，简直是犯上作乱，大逆不道
劳动人民创造的天文学就这样被少数人垄断着，还和宗教迷信合为一体，变成愚弄人民的工具。
因此，在我国古代悠久的历史中，妇女研究天文的事真是屈指可数。
王贞仪之前，比较有名的当推东汉班固的妹妹班昭（又名班惠姬、曹大家）。
班固是《汉书》的作者，但他此书未竟，就在一次党争中入狱而死，留下《汉书》的《天文志》和《八表》没有来得及去写。
东汉永元4年（公元92年），由汉和帝下诏，班昭到当时的国家图书馆“东观藏书阁”，由马续协助她收集整理、研究了西汉的天文观测记录，写成《汉书》的天文志和八表，完成了她哥哥班固遗留下的工作。
《天文志》的完成，为我们今天研究西汉的天文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但由于班昭长期活动在东汉王室之内，又没有亲自从事天文观测，受谶纬神学影响很深，因此书中不乏糟粕。
班昭之后，封建统治阶级用封建伦理道德束缚妇女思想，致使王贞仪之前再很少出现有名的女天文学家。
虽然宋代天文学家楚衍有个女儿研究过天文数学，王锡阐有个妹妹王锡蕙也是位天文数学家，但都没有留下研究成果，因此无怪乎连王贞仪同时代的封建卫道士钱大昕也慨叹地说，王贞仪是“班惠姬之后，一人而已”。
王贞仪原籍安徽天长县，后居住在南京。
她的祖父曾在吉林宣化府任知府等官职，收藏书籍达75箱之多，因此是一个“书香门第”的后代。
她11岁跟随祖父到宣化府生活了5年，其间结识女友，研讨学问，又“学射于蒙古阿将军之夫人，发必中的，骑射如飞”。
少年时代的王贞仪已经表现出百折不挠的坚强性格。
后来她又随同祖母和父亲去过北京、陕西、湖北、广东和安徽等地，游览名胜古迹，见闻颇多，也接触到不少社会实际。
后来她和安徽宣城的一个叫詹枚的青年结了婚。
但是她在操持家务之余，仍孜孜不倦地刻苦学习。
探索自然奥秘 晴朗的夜晚，群星闪烁，人们都已入睡，王贞仪还披风饮露，独坐户外，静静地注视着天空，仔细观察星象的运行和变化。
她一边观测，一边开动脑筋，琢磨着从书本上学来的东西。
经过多次观测和模拟实验，终于搞清了日月食形成的原理。
她在《月食解》中说，太阳照耀月亮，月亮才有光。
人们站在地球上去看，只有十五才能见到望（月圆），初一才能见到朔（月隐）。
虽然太阳照耀月亮，但地球只要不在太阳直射月亮的光束中，人们看到的就只是一个侧面，成了半圆月或弯月。
朔的时候，只要太阳和月亮近于黄白二道的交点，太阳光被月亮所遮，就会出现日食。
由于太阳高，月亮低，相隔非常遥远，因此随观测者位置的不同，见到的食分（日食的程度）就不同。
到了望，只要月亮进入地球的影子，就会发生月食。
王贞仪非常推崇张衡对月食成因的解释，并在食分问题上作了一些新的发挥。
她所阐述的日月食成因的理论，同现代天文学认识的日月食原理完全一致。
地球是一个大圆球，站在地球“边缘”和下半球的人为什么不会倾斜和摔倒呢
这个问题对现代的人来说已是普通的常识，不用发问。
可是在互8世纪末叶时，虽然我国大多数学者也都承认地球是圆的，但却很少考虑或回答不了这个不倾斜摔倒的问题。
唯有初出茅庐的王贞仪，经过仔细研究，对这个问题做了通俗的解释。
她在《地圆论》中说，地上的人都以自己居住的地方为正中，因此远看别的地方都是斜立的.似乎都该倾倒，实际都不倒，难道不是因为各地的人头上都是大，脚下都是地吗7这就是说，人们生活的地球，处于四周都是天空的空问之中，对宇宙空间来说，任何地方的人头上都是天，脚下都是地。
王贞仪正确地认为，在广阔无垠的宇宙空间中，没有上、下、侧、正的严格区别。
这是一个很可贵的认识。
王贞仪博览群书，楔而不舍。
对古籍中的天文资料她仔细体会，吸取营养。
当时一些历书将恒星年同回归年的区别说成了起于汉武帝进行太初改历的时候。
王贞仪指出，这种差别并不是起于《太初历》，而是自晋代虞喜发现“岁差”以后才“天自为天，岁自为岁”。
历书上还说，由于岁差，春分点逐渐东移。
王贞仪也指出，这是错误的。
岁差引起的春分点移动是西移而不是东移。
另有一些人认为，岁差可以用“土圭”测得。
王贞仪指出，上圭只能测日影，哪能测岁差
岁差只有用“中星法”才能测出。
在我国何时产生“定气”的问题上，有人认为古人对日行迟疾没有认识，“定气”始于唐代历法。
王贞仪批评说，这又错了。
“定气”开始于北齐的张子信，其后隋代刘悼，唐朝李淳风和僧一行才测得更加精密了。
王贞仪这些批评和见解，基本符合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实际。
她这种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至今仍使我们钦佩。
除了精勤观测，刻苦钻研，王贞仪还非常重视学习当时的先进科学。
天文学离不开计算，因此她对清初历算家梅文鼎的著作非常推崇，尤其看重《筹算》和《历算》两本。
梅文鼎曾测得地理经度圈上的一度弧长等于250里，王贞仪把这个结果引申到天球中，指出，地差1000里，天顶差五度。
她还认识到，随着地理纬度的不同，各地北极出地高度也就不同，因此，恒星隐显，昼夜长短，都会随地理纬度的不同而有差别。
现代天文学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除了测量的更加精确外，就其整体来说，王贞仪当年的解释也是非常正确的。
另外，随着明末清初以来西方传教士来华活动，当时西方的各种天文学理论也都传到中国来了。
王贞仪对这些东西并不囫囵吞枣，而是批判地吸收，有选择地使用。
她既知道哥白尼的日心体系，也了解第谷的折衷体系（即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不动中心，日、月、恒星都绕地心运行，而五大行星又绕日运行）。
她认为“西历虽至密，亦未能言概准，”“有所可行，即有不可行；有所是，即有不是。
”生活在18世纪末叶的一位妇女，能有这样的见地，很是难能可贵。
顽强的斗争精神 王贞仪29岁的短暂一生，做了大量的科学工作。
她精通地理、数学、医学和诗文绘画，也懂得气象，“言晴雨丰欠辄验”，真是一位多才多艺，才气横溢的青年女科学家。
她的文章“皆质实说理，为不藻采”。
当然，王贞仪最有造诣的还是天文学。
她把自己研究天文学的成绩写成不少著作，其中许多已被湮没，现在能看到的只有《金陵丛书》中的《德风亭集》卷五、卷六和卷七中有关天文历法方面的心得体会。
如卷五中有《岁差日至辩疑》、 《盈缩高卑辩》、《经星辩》、《黄赤二道解》；卷六有《地圆论》、《地球比九重天论》、《岁轮定于地心论》、《日月五星随天左旋论一、二、三》；卷七有《月食解》、《勾股三角解》等。
据传她的著作共有64卷之多，可惜如今我们只能读到很少一部分了。
同任何科学家一样，王贞仪在科学的道路上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她要从事科学，就必须同科学的敌人，首先是同封建迷信和封建伦理进行斗争。
还在她刚开始钻研天文和做诗绘画的时候，就有一班封建卫道士嘲笑地说，女孩子的正当职业是酒食缝纫，不应以文史翰墨为事，甚至攻击她从事科学是想青史留名。
但是王贞仪的反叛精神使她没有屈服。
她据理驳斥，坚持为科学开辟道路。
她在一首诗中写道：“始信须眉等巾帼，谁言儿女不英雄”，顽强地顶住封建礼教的重压，不屈不挠地进行科学研究。
王贞仪与封建伦理的抗争，在她的不少诗文和书信中都有表白。
她简直是一面从事科学研究，一面为妇女的地位呼号。
历史事实也说明，越到封建社会后期，统治者就越要把天文学拉入迷信的泥坑，如利用天文搞“风水”之类。
面对这些邪恶，王贞仪在《葬经辟异序》和给她父亲的一封信里，明确宣布，这些东西完全是骗人的鬼话，绝不会影响子孙后代的贫富贵贱。
还有人抬出所谓“风水”本是古代圣贤倡导的，以此来吓她。
王贞仪更指出，这正是那班圣贤的缺点，学古人必须取批判态度。
在一定意义上说，王贞仪的科学成绩正是在同这些谬端邪说的斗争中取得的。
“尝拟雄心胜丈夫”。
用王贞仪的这句诗文来概括她和我国古代其他女天文学家是再恰当不过了。
王贞仪等人堪称是中华民族科学发展史上女科学家的代表人物，应该占有自己的地位。
学习中外设计史的意义和目的
艺术设计史是高校艺术设计专业理论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专业基础必修课。
该课程的教学目的是在把握艺术设计的历史演变和发展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理论修养与审美能力，为将来的设计实践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现代艺术设计已呈多元化发展趋势，多种风格与流派并存。
但对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仍是现代设计面临的一个急待解决的焦点问题。
笔者认为艺术设计史的学习是有效的学习和认识了解传统的重要途径。
记得日本的设计师曾评论中国设计太珍惜传统了，一致于毫不变化的加以利用。
我相信每一位中国设计师都会体会出这句话的讽刺意味。
那么我们是怎样珍惜传统和利用传统的呢
从根本上来说，我们对设计传统的继承更多的停留在对传统造型符号与艺术样式的挪用上。
造成设计界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我们对自己的设计传统并不了解。
面对传统，我们更习惯于向别人炫耀祖先们曾取得的伟大成就。
考虑到现状，这倒恰似一个乞丐向别人炫耀自己的家境曾是如何的富有。
这样不但不会获得别人的同情，反而会被认定为败家子。
我有幸多次参加陈汉民教授的讲座，发现在他的讲座中几乎每次都会强调一个问题：传统化与现代感。
传统与现代并不矛盾，传统文化是现代设计的一个巨大的资源宝库。
传统中许多好的设计到现在还散发着它旺盛的生命力，许多造型要素与形式语言都展现出较强的现代感。
而且再现代设计中融进传统的内涵，会自然地产生一种亲和力，从根本上说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和审美习惯无不受到传统的影响，是传统文化积淀的一种表象存在。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继承传统，发展传统还可以增强我们的民族情感。
现代设计虽呈多元化发展趋势，它与设计的民族性与地域性并不矛盾，相反，设计的民族性和地域性恰是设计作创新与个性化的一大特色。
这并不是排斥向国外优秀设计学习的可能性，艺术设计史的学习同样强调对国外某些艺术风格与设计经验的学习借鉴，综合来说，中国现代设计的发展还相对落后于西方国家，但考虑到不同的思维方式、审美习惯、接受方式和生活方式等原因，向国外学习也更要立足本国文化传统，我们要借鉴的更多是形式上的表现技巧。
艺术设计史的学习是我们在校专业学生学习历史、理解传统的最重要、最便捷的途径。
艺术设计史的学习能够最终提高学生的认识能力与审美能力，也是提高学生综合设计素质，使学生在设计实践中提高层次的重要途径。
通过艺术设计史的学习，可使学生在设计实践中具有明确的思维导向性，有利于形成一定的设计风格。
艺术设计史的学习有其重要意义，但很多学生并没有认识到其重要性。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
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学习态度及认识态度不正确造成的。
学生在艺术设计史等艺术理论课上，表现出轻视及浮躁的认识学习态度，并有“重技轻道”的思想。
重视技巧训练与形式表现，轻视历史与理论学习，最终导致学生在设计实践中很难达到一定的高度。
如果我们也不认识到艺术设计史等理论教学的重要性，而在教学中一味的强调技艺训练，最终一定导致失败的艺术设计教育体系。
因为我们的大学教学目的是培养真正意义上的设计师，而不是只懂模仿和技巧表现的枪手。
除了强调艺术设计史学习的重要性以外，要想较好的实现教学目的，在设计史的教学中一定要坚持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法。
艺术设计史的教学不同于其他专业史的教学，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艺术设计史不是艺术史与设计史的简单综合，它还涵盖了技术史、美学史乃至人类社会思想史的部分内容。
虽然该课程是以历史发展线索为主，但在授课过程中不能以史论史。
另外，艺术设计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并不以纯粹的历史年代为序。
从目前从事该课程教学的高校师资力量来源来看，多数是来自纯美术院校的艺术史论专业，虽然个人专业素质较强，但由于专业上史料性与研究性较强，在其授课过程中，较容易以史论史而忽略了设计史与现代艺术设计实践之间的联系。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看不出该课程学习的实用性，这是学生对该课程不重视和丧失兴趣的另一主要原因。
因此，在艺术设计史的教学过程中，要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在讲解传统各艺术设计风格与流派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提炼出它们的设计观、美学思想以及这些对现代设计的影响与实用价值。
另外，艺术设计史的教学过程也是一个各艺术设计思想演变的审美过程。
教学过程与学习过程中都带有较强的审美性与主观性，学生学习过程中应始终拥有新奇感与审美享受。
所以艺术设计史的教学在形式上要更为开放与自由。
比如，在适当的时间可以安排学生到博物馆参观学习，针对现成设计作品进行讲解等。
在课堂教学上要有形有色，充分利用各种多媒体教学手段，并掌握学生的接受心理。
形式自由开放的授课方式并不是对学生“放羊”，而是搞活课堂气氛，使教室变成艺术审美的沙龙。
笔者认为利用多媒体教学设施，针对图片分析讲解的效果较好，这样使学习过程更为直观。
这种有形有色的作品分析比纯粹的口头讲解效果要好的多。
但作品展示的过程中一般要分成重点讲解与一般欣赏性的。
多媒体教学的过程中，一般室内光线较暗，长时间的放映图片会引起学生的视疲劳和困倦，达不到好的教学效果。
所以教师应对教学图片进行筛选，并对重要的内容提前讲解，一般来说，刚开始时学生学习注意力较集中，便于理解与记忆。
此时甚至可以让学生现场临摹一些重要造型形式，画出草图来。
一方面加强了记忆理解，又训练了他们的动手能力。
对于一般的欣赏性图片，可根据风格、时代、地域的不同，曾为它们配以相关的背景音乐，在展示的过程中，让学生自己独立欣赏，然后让他们写出自身的感受，对设计及审美思想进行总结，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总的来说，教与学的双方都要认识到艺术设计史学习的重要意义，并认识到它对设计的现实指导性价值。
艺术设计史的教学应采用科学合理的，自由而又开放的教学形式，培养出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
对真正实现教学目的尤其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