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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转兵中国转运心得体会

时间:2014-05-18 16:00

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一词来自从张骞通西域以后,中国亚及欧洲的商业往来迅速增通过这条贯穿亚欧的大道,中国的丝、绸、绫、缎、绢等丝织品,源源不断地输向中来和欧洲,因此,希腊、罗马、人称中国为“赛里斯”国,称中国人为“赛里斯”人。

所谓“赛里斯”即“丝绸”之意。

19世纪末。

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将张骞开辟的这条东西大道誉为“丝绸之路”。

德国人胡特森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撰写成专著《丝路》。

从此,丝绸之路这一谓称德到世界的承认。

丝绸之路,概括地讲,是自古以来,从东亚开始,经中亚,西亚进而联结欧洲及北非的这条东西方交通线路的总称。

丝绸之路,在世界史上有重大的意义。

这是亚欧大陆的交通动脉,是中国、印度、希腊三种主要文化的交汇的桥梁。

吐鲁番,就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灿的明珠。

丝绸之路,在新疆按其路线分为南、中、北三道。

学习“抗震救灾英雄少年”事迹,写一篇心得体会(500~600字)

事迹:地震发生后,马健的班上有6名同学未能从教室中撤出。

下午救援时,马健和同学发现了被掩埋在废墟中的向孝廉,一起施救了几次,都没有成功。

晚上,他自己冒着大雨,悄悄回到学校,蜷缩着身子钻进废墟,用双手将一块块砖头刨开、运出去,又钻进去,再钻出来,匍匐着身体一趟又一趟。

手磨破了,腿脚渐渐地不听使唤,但他没有放弃。

大约四五个小时过去了,双手血肉模糊的马健终于把向孝廉从废墟里刨了出来。

紧接着,他又开始寻找其他幸存者。

凭着打火机微小的火光,他看到有两位同学被水泥板压住,但没有大型工具无法营救。

他立即赶到尚未倒塌的学生食堂,给他们找来水,帮助两位同学坚持。

清风徐来,红日升起,雄壮激越的国歌旋律在校园的高空飘扬的时候,同学们,你有没有感受到这是多么幸福安宁的生活

你有没有为此对这份幸福充满感恩

这些日子,我是如此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些,但是我还想到了同一蓝天下却承受着巨大的痛苦的我们的四川同胞们,他们遭遇到毁灭性的人生浩劫,正经受着的家破人亡的悲伤,正面临着大片大片废墟的茫然无措。

真相是如此残酷,了解真相更是令人痛苦。

但是,哪一个黑头发黄皮肤的的中国人不突然放下手头的工作泪眼婆娑地盯着新闻里一个又一个关于同胞们受灾的镜头,哪一个流着中国血喝着黄河水的中国人不倾耳收听抗震救灾的行动

下面,我想就我所了解的四川地震的有关情况为大家作个具体的介绍。

北京时间5月12日14时28分,在四川汶川县(北纬31度,东经103.4度)发生7.8级地震。

包括北京在内的近半个中国都有震感。

此次四川地震震级高,又属浅源性地震,释放能量剧烈,给当地民众生命财产造成巨大的伤害和损失。

城镇村庄,医院银行工厂学校家园等顷刻间倒塌,甚至粉碎性地被摧垮,而正在工作的人们,正在午休的人们,正在编织着美好理想的人们瞬间被倾斜钢筋水泥板砖瓦等灰色灾难所覆盖。

据新华社快讯:截至17日14时,汶川地震已造成28881人死亡,伤病198347人,倒塌房屋312.8万间,损坏房屋1560.9万间。

学校的受灾情况非常严重:雅安地带受灾学校492处,倒塌教室307间,目前学校停课。

北川老县城幼儿园、中小学校、职业学校学生伤亡严重。

其中北川中学共有两栋教学楼,老教学楼全部坍塌,新教学楼一二楼也已坍塌,3楼以上的学生得以在废墟上逃生,但一二楼的学生全被掩埋在废墟底下。

面对突然降临的天灾,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党,我们的领导,我们五十六个民族的兄弟姐妹没有旁观,没有沉默,而是以各自的方式与相同的爱开始了抗灾—— 据新华网5月13日电 地震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心系灾情,立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尽快抢救伤员,确保证灾区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6日到四川后,他就驱车赶赴受灾严重的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看望慰问受灾群众,指导抗震救灾工作。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赴四川地震灾区,现场指挥抗震救灾工作。

于12日晚上11点40分在地震灾区都江堰临时搭起的帐篷内召开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会议,分析当前抗震救灾形势,部署下一步抗震救灾工作。

5月14日,总理抵达地震重灾区四川北川县察看灾情。

总理在15日晚在列车上召开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会议时说,抗震救灾工作是关系全国、关系全局的大事,必须举全国之力,才能把这项工作做好。

我们的好总理面对着四川人民的受灾几度哽咽甚至泪流满面,为了让将受灾程度减少到最低限度,他向部队下达指示说:“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

” 当他温家宝听闻彭州10万群众被堵山中时说:我只要这10万群众脱险,这是命令

”当他得知通往灾区的路段严重受损无法使车辆通过他要求部队步行也要赴重灾区时说:“千方百计进去,时间越早越好,早一秒钟就可能救活一个人。

”他在视察路上不断鼓舞救援人员的信心说: “要不断努力把他们救出来,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不惜任何代价。

” “房子裂了、塌了,我们还可以再修。

只要人在,我们就一定能够渡过难关,战胜这场重大自然灾害。

”“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尽百倍努力,绝不会放松。

”看到被救出的孩子他绠咽着说:“你别哭。

政府会管你们的。

管你们生活,管你们学习。

” 这是我们英明的领袖,他们一直和灾区的人民在一起面对灾情的伟大之举。

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立即启动一级预案。

由中国地震局12人、北京军区某部工兵团150人和武警总医院22人组成的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陆续奔赴汶川灾区,负责搜索、营救和医疗救护任务;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国家减灾委紧急启动国家一级救灾应急响应,并组成救灾工作组即赴四川汶川灾区,协助指导抗震救灾工作。

民政部紧急调拨数万顶救灾帐篷以及其它救灾物资支援灾区;解放军总参谋部立即发出指示,要求成都军区、空军和武警部队坚决贯彻胡锦涛主席的重要指示,迅速组织灾区驻军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尽快抢救伤员,保证灾区人民生命安全,最大限度减少损失。

总参谋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成都军区紧急出动6100余名官兵赶赴灾区参加抗震救灾;四川各方面紧急行动起来,展开救灾工作。

其他相关省份和中央有关部门也立即展开了相应工作。

社会各界,各个集团也纷纷投入了具体的救援行动,有的组织志愿小组奔赴灾区参加力所能及的救援行动,有的自发前往灾区帮助寻找和救助废墟里的灾民,有的捐献大量的食物,有的捐献大量的药物,而最让我们感动的是无论是事业单位还是企业集团,无论是街头还是网络,我们几乎都使用了同一种方式表达了我们对灾区同胞的祝福和帮助:那就是捐款。

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今年已经九十五岁的季羡林老先生流着老泪捐出了二十万元希望能帮助修缮受灾校舍;一位九岁的孩子拿出积攒下来的两千元压岁钱捐给灾区的小朋友;晨讯科技集团董事长王祖同杨文瑛夫妇捐出一千万,一代的实力派巨星成龙和杨受成共同捐款一千万,四大天王之一的刘徳华向红十字会悄悄捐款五千零一十万,著名的篮球运动员姚明也捐出了两百万,我们的本山大叔也慷慨捐出100万,央视主持人李咏叔叔也捐出了自己的心意20万。

太多了,太多了,但是你一定想不到就连行乞的老人也捐出了自己用了八天的时间乞讨来的一百零五元钱来表示自己作为中国人的爱心之举。

一位来自陕西的网友留言说:105元,对富人而言,买不到一包烟,一支口红,一顿晚餐……对普通人而言,不过是少喝两瓶酒,少买一件衣服,少看两场电影,但是对他而言,是无助地伸了多少次又缩回的手,是多少次弯下佝偻的身体再站立起来,是面对了多少的冷眼,吃了多少次的剩饭残羹,是多少次在寒夜的天桥下冻醒……但是你面对同胞灾难,没有犹豫,几乎拿出了除身体之外的所有家当……此刻,我无言……我敬他

我的同胞,我的兄弟

你也肯定还不太了解许多客居外籍的华人心系故里,他们一样踊跃地捐款;还有国际上许多友好的朋友以捐款的形式向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

终于,我们听到了一个又一个令人欣慰的好消息,救援的队伍越来越庞大了,救援的物质越来越丰富了,救援的障碍越来越少了,从废墟中救助而获得新生的朋友越来越多了。

我们的领导还在日夜指挥着,我们的救援队伍还在不断壮大着,全力的救助还在继续着,温暖的爱心还在传递着。

同学们,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是我们的骨肉同胞,这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的朋友,我们的辽阔人间。

也许每一位顽皮淘气的同学听说了这个消息也为此开始沉默,也许每一个聪明懂事的同学得知早已在内心里默默地祝福着他们。

是的,灾难无情人有情。

当天降灾难时,我们除了互助,还能做什么

只有每一个心连心的同胞们手拉手才能救助灾区里每一个幸存的兄弟姐妹们重获信心与勇气,才能帮助他们医治身心的创伤,度过人生中最黑暗的时期,建立新生活的美好家园。

也许我们不能前往灾区救助人受伤的灾民,但我们可以节省自己的零食钱向灾区的朋友尽绵薄之力;也许我们没有大把的款额可以帮助他们建立起高大的校舍与舒适的住房,但是我们可以化点滴之源汇聚爱心的海洋,不让每一个受灾的同胞成为一座孤岛;也许我们不能的太多了,但我们可以燃正义之火,行正义之举,扬社会主义社会的鲜红旗帜,一直前进,前进,前进

因为我们是华夏的子孙,我们是中华的儿女;因为我们正站立着,因为我们正热爱着。

在这个崭新而美丽的早晨,我们的国旗又在微风中冉冉升起了,它是那么鲜艳而动人,就像我们内心的热血,中国人的热血。

同学们让我们在国旗下宣誓,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热爱中国人,我们将以自己的方式和全国人民唱响同一首大爱的歌,我们要齐心协力和四川的同胞在一起,帮助他们,鼓舞他们,站立起来创造出新的幸福生活。

让我们勇敢地面对着,坚韧地挑战着,那无情而多舛的磨难, 让我们永远地憧憬着,不断地创造着,那温馨而美丽的人间。

你自己可以在改改。

丝绸之路

隋,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历文帝杨坚、炀帝杨广、恭帝杨侑,凡三帝,共三十八  年。

  文帝年号:开皇(581~600)、仁寿(601~604)炀帝年号:大业(605~618)恭帝  年号义宁(617~618)。

  大业五年(609)时的疆域,东、南皆至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

以西京长安、东  京洛阳为中心,下统郡(州)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

有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  十六,人口四千六百零一万九千九傥迨???  隋朝的建立和强盛  杨氏早自北魏初期就世居武川镇。

杨坚父忠是西魏、北周的军事贵族,西魏时为十  二大将军之一,赐姓普六茹氏,北周时官至柱国大将军,封隋国公。

杨坚袭爵,坚女为  周宣帝皇后。

  大成元年 (579)二月,周宣帝宇文贇传位于其子衍(后改名阐),改元大象,是为周  静帝,宇文贇自己以天元皇帝名义掌握政权。

  次年五月宇文贇死,静帝时方八岁,内史上大夫郑译、御正下大夫刘昉假传遗诏,  召杨坚入宫,以左大丞相、都督内外诸军事名义掌握军政大权。

  杨坚并无显赫大功,也没有超越诸大臣的实权与重望,仅凭藉军事贵族的家世与后  父的地位得掌大权。

但由于周宣帝诛戮大臣,当时朝中已无有力的反对派杨坚掌握府  兵集中的关中,军事上对地方居于优势。

  他在元老宿将李穆、韦孝宽的支持下,凭仗关中军事力量,仅用不到半年的时间,  就迅速平定了反抗他的相州总管尉迟迥、郧州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总管王谦。

  三方叛军都和北齐旧臣有关。

特别是尉迟迥,所用多齐人,如亲信谋士崔达挐就是  第一流高门博陵崔氏。

他起兵时,据说“赵魏之士,从者若流”,不久就至数十万众。

  司马消难自己就是北齐旧臣,王谦所用之人也有北齐后主的宠臣高阿那肱。

杨坚平定三  方进一步削弱了割据力量。

  平定地方叛乱的同时,杨坚还屠戮了宇文氏诸王。

在消灭内外政敌以后,他自左大  丞相迁大丞相,并于周大定元年(581)二月代周称帝,国号隋,改元开皇,是为隋文  帝。

  隋朝初年,突厥势力强盛。

开皇二年(582),隋军挫败入掠的突厥军。

三年,突厥  分裂为东、西两汗国。

五年(585),东突厥沙钵略可汗归附隋朝,经隋朝同意,率部内  迁白道川,北方获得安定。

隋朝的力量于是转向江南。

  八年(588)二月,隋文帝下诏伐陈。

十一月,合九十总管之兵五十一万八千人,以  晋王杨广为统帅,沿长江中下游分兵八路,大举南进。

  次年(589)正月,隋大将贺若弼自广陵渡江,韩擒虎自采石渡江,东西两路直指建  康。

贺若弼激战于锺山,打败了前来迎战的陈军韩擒虎因陈将领任忠投降,得以先入  宫城,俘后主陈叔宝。

长江中下游的陈军随即或降或破。

  岭南方面,在高凉太守冯宝妻冼夫人的协助下也迅即安定。

从发兵到战事结束,不  过四个月。

  隋朝平陈之后,得州三十,郡一百,县四百,籍上户数共五十万,人口两百万。

以  后,隋又迁陈朝皇室和百官家属入关中。

江南士族高门从此更加衰落。

  陈亡之后地方豪强以及所谓“溪洞豪帅”仍保有实力。

隋朝派到江南的官吏都是北  方人,不尊重地方豪强的特权。

开皇十年冬,遍及陈朝旧境的反隋暴动爆发。

  当时谣传隋朝要把所有江南人全部迁入关中,豪强们因此得以纠集民众,大股数万  人,小股数千人。

隋朝派遣杨素为行军总管,领兵镇压,将其各个击破,大约次年即告  平定,沉重打击了江南的割据势力。

  文帝时期和炀帝前期,隋朝先后进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完成和巩固统一、强化中央集  权的改革。

  开皇元年(581),文帝初即位就废除了西魏、北周时期仿照“周礼”制定的中央官  制,即所谓“六官制”。

又综合参酌魏晋以来的变化,基本形成以尚书、内史(即中  书,避杨忠讳改)、门下三省为行政中枢的制度。

这一制度后来为唐代继承和发展。

  南北朝时期由于侨立州郡和其他原因,州郡设置多而且乱或地不满百里设置数  县,或两郡共管一县,或郡无属县。

州、郡、县名重复出现,混淆不清。

  开皇三年(583),文帝下诏废罢境内五百馀郡,改州、郡、县三级为州、县两级。

  州置刺史,废除过去例加的将军号以及军府、州府,将州府和军府合一。

  隋还沿用旧制,凡军事上较重要的州设置总管,兼任刺史,一个总管统辖邻近几个  州的军事。

隋初曾设置尚书行台节制一方,后虽废罢但并、扬、荆、益四大总管,所  辖多至数十州,实即尚书行台的后身。

  大业元年(605),鉴于汉王杨谅以并州总管起兵,炀帝下诏废除诸州总管府,进一  步加强中央集权。

  汉代以来,中央的三公府和地方州、郡、县府的属官照例由长官自行委任,即所谓  “辟举”。

地方机构属官也规定必须由本地人充当。

后来经过长期演变,公府辟举权实  际上不再存在,地方军府的幕僚已不限于本地人。

  开皇末年实行六品以下官吏全部由尚书省吏部铨举之制,地方各级机构的属官从此  由朝廷委任,也不局限于本地人,彻底废除了传统的辟举制。

  保证门阀世袭的九品中正制也在隋代废除。

隋初,虽仍沿袭北朝设置州都、郡正、  县正,实际上已不再品定人士。

  尽管如此,由于隋朝门阀贵族,特别是关陇军事贵族是统治阶级的核心,他们的子  弟仍可以门荫出身,即按照父祖官位取得的入仕资格,升任高官,所以门阀世袭制在隋  代选举中仍居优势。

  一般地主的入仕道路主要是通过吏职和军功。

长期由士族垄断的州郡岁举在南北朝  后期也已向一般地主开放。

  旧制规定州举秀才,郡察孝廉,隋代废郡,似乎已不再察孝廉。

秀才除试策以外往  往加试各体文章,录取非常严格,隋朝一代不过十馀人。

  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两种新的科目——进士与明经。

明经之名早见于汉朝,但不是  经常科目。

进士科是炀帝所创。

进士只试策,明经除试策外可能还试经。

这两种新科目  的产生适应了一般地主的要求,虽名额很少,录取的人在政治上并不占有重要地位,但  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

  隋代沿袭西魏、北周的府兵制。

府兵创立时只限于鲜卑与鲜卑化的各族人,基本上  沿袭北魏以来鲜卑人当兵、汉人务农的政策。

  北周后期,大量汉人已被募充府兵。

大象二年(580)杨坚为北周大丞相时,即下令  西魏时受赐鲜卑姓的汉人一律恢复汉姓。

西魏赐姓,带有使府兵部落化的性质,恢复汉  姓也就具有破除鲜卑人当兵、汉人务农的意义。

  开皇十年文帝下诏,府兵全家一律归入州县户籍,受田耕作,只本人作为兵士由军  府统领。

  周大象元年杨坚掌权后不久,就对北周制订的苛重法律进行修改。

开皇元年和开皇  三年,又制订和修改了隋律,即《开皇律》。

隋律以北齐律为基础进行补充调整,形成  了完整的体系。

  隋代法律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

曾经被东亚各国的法律所取法的唐律即是《开皇  律》的继承和发展。

炀帝时又曾修改《开皇律》中某些苛重条文,于大业三年颁行,即  《大业律》。

  隋初较重要的改革还有铸造新五铢钱,统一当时混乱的货币,以及统一度量衡。

  开皇二年(582),隋朝重颁均田令。

受田的主要规定是:自诸王以下至正七品的都  督,受永业田自一百顷递减至四十亩普通百姓受田遵照北齐之制,丁男一人受露田八  十亩、永业田二十亩,妇人露田四十亩,限额内的奴婢和普通百姓一样受田。

北齐还规  定丁牛受田,可能隋代已经废除。

隋代所谓“奴婢”,实际上也包括北周时期确定为贱  口身分的部曲和客女。

  开皇三年,隋文帝下令,将受田并承担赋役的成丁年龄从十八岁提高到二十一岁,  受田并承担轻小劳役的中男年龄,大概也在同时自十一岁提高到十六岁。

力役从每年一  个月减至二十天,未被役的丁男纳绢代替,称为“庸”以后,又规定年满五十岁者,  纳庸后免除防戍之役。

户调绢从一匹(四丈)减为二丈。

  为了防止官吏作弊、豪强欺隐,文帝采纳左仆射高熲建议,制订了具有赋役定额、  应减应免、计算人户资产以定户等高低等各项标准的定式,称为“输籍定样”,颁布诸  州。

  赋役轻减与“输籍定样”的颁布,招徕了部分逃亡农民,使他们重新列为编户,其  中多数原是豪强廕庇的私属。

  隋朝建立以后,即在旧北齐境内检查户籍,取得一定成绩。

大致在开皇九年,隋朝  旧境之内的户口已增加到六七百万,大大扩大了赋役对象。

  由于土地兼并加剧和应受田的户口增加,大致早在开皇三年就提出了百姓受田不足  的问题。

当时苏威建议减功臣之地以给平民,这一建议遭到“大功臣”王谊的反对,没  有实行。

  开皇十二年,京辅三河百姓受田不足,以致“衣食不给”。

文帝派遣使者到各地去  “均田”,狭乡每丁只二十亩,相当于规定受田额的五分之一。

  受田不足的原因固然与人口增加有关,但主要是由于地主与贵族广占土地。

长安是  都城所在,官府林立京辅三河是贵族官僚所聚。

这两个地区的“功臣之地”即贵族世  袭土地甚多,包括永业田、奴婢部曲受田、赐田,再加上作为官僚部分俸禄的职田和作  为官府公用的公廨田,可留供百姓受田的土地就大为减少了。

京辅三河是受田不足最突  出的地区,受田不足并不限于这一地区。

  在地主土地上劳动有三类人。

第一类是奴婢,从奴婢受田这一规定看,他们之中至  少有一部分是参加农业劳动的。

第二类是部曲、客女,他们的身分也是贱口,但高于奴  婢。

应当指出,奴婢、部曲、客女的很大一部分是随从、仆役、私家武装之类并不从  事生产劳动。

第三类是“佃家”、“佃客”,他们来自“浮客”,即逃亡农民。

佃家要  交纳收获物的大部分作为地租,也是地主土地上主要的劳动者。

  仁寿四年 (604),炀帝即位后,免除了妇人、奴婢、部曲之课。

按照“未受地者皆  不课”的规定,这三类人至迟在这一年已不受田。

其原因可能也是由于无地可授。

  大业五年(609)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户口检查,即所谓“貌阅”,检出的隐丁匿  口以数十万计。

同年,再次下诏均田。

直到大业五年,政府仍力图维持农民的受田额。

  赋役对象与耕地面积的扩大,使隋朝可从民间徵得更多的实物。

大量谷物和绢帛从  诸州输送到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

为便于徵集物的集中和搬运,隋朝沿着漕运水道在今  陕西、河南境内设置了广通、常平、河阳、黎阳、含嘉、洛口、回洛诸仓。

  开皇五年,文帝采纳长孙平建议,令诸州以民间的传统组织——社为单位,劝募当  社成员捐助谷物,设置义仓,由当社为首的人负责管理。

由于这是社办的仓,所以又称  为“社仓”。

  开皇十五年和十六年,文帝命令西北诸州的义仓改归州或县管理劝募的形式也改  为按户等定额徵税: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

其他诸州的义仓大  概以后也照此办理。

义仓于是成为国家可随意支用的官仓。

  经过多年蓄积,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和诸转运仓所储谷物,多者曾至千万石,少  者也有几百万石,各地义仓无不充盈。

两京、太原国库存储的绢帛各有数千万匹。

隋朝  仓库的富实是历史上仅见的。

  隋代手工业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隋代墓葬中发现的白瓷和碧玻璃瓶,说明在  陶瓷手工业上的突破。

成都和魏郡都以制造精美的雕刻物着称。

  江南传统的造船业仍继续发展。

为了伐陈,文帝曾命杨素在永安督造大批战船,最  大的有五层,高百馀尺,可容战士八百人。

炀帝巡游江都所用的船只,在扬州制造,其  中皇帝乘坐的龙舟有四层,高四十五尺,长两百尺。

  隋代手工业生产结构承袭前代,除了家庭手工业以外,具有专业技能的工匠居住在  城市。

他们以家庭成员组成手工作坊,父子相传,成为匠户。

  这些工匠虽然允许开业,但受官府控制。

手工业店肆必须设在官置的市内,官市则  限于郡、县治所。

  他们隶属管理手工业的机构,不属州县,每年轮番到所属官府作坊中服役两个月,  免除一般百姓所服的兵役和力役,租调是否减免不详。

除了番上工匠以外,可能还有一  些长期在官府作坊服役。

  官府手工业原先由主管金帛储藏的太府寺兼管,炀帝把这部分职权划归少府监。

少  府监有左尚、右尚、内尚、织染、掌冶等署,分管各专业作坊。

此外,还有主管建筑的  将作监,下有左校、右校、甄官三署。

少府诸署的劳动者是所属的各种专业工匠,将作  监诸署的粗重劳动则作为正役徵发百姓。

  在社会生产发展、政治安定的条件下,隋代商业也获得发展。

早在隋初,地处南北  交通要道的汴州郭外有船客散居,这些船客应是商人。

北齐故都邺城的郊郭也居住着许  多商贾、工匠。

成都是西南最大的都市,历来以手工业、商业繁盛着称。

  长江流域大致仍然继承着南朝商船往来不绝的情况。

开皇十八年文帝所禁止的江南  民间私造的大船,多半是用以运货的商船。

沿江东下,自江陵、豫章以至下游诸郡治所  在的城市,商业都较发达。

  陆海两道的丝绸之路仍然是对外贸易的通道。

陆道以张掖为中心,聚集国内西北各  族和外国商人,炀帝曾派遣裴矩到张掖去主持贸易事宜。

南海是最大的贸易港口,输出  丝绸,输入象牙珠宝等传统商品。

  长安和洛阳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帝兴建大兴城,置有二市,东市名都会,西市名利  人。

炀帝兴建东都后,洛阳的商业比长安更为繁盛。

洛阳置有三市,东市名丰都,南市  名大同,北市名通远。

丰都市最大,周围八里,开十二门,市内有一百二十行,三千馀  肆,四壁有四百馀店大同市周围四里,开四门,一百四十一区,六十六行通远市周  围六里,有渠通往洛口,可通大船,来自各地的船舶数以万计。

  隋文帝恪守以农为本的经济政策,令狐熙为汴州刺史时,便奉行文帝意旨,抑制工  商开皇十六年,文帝下诏不准工商入仕为官。

  文帝有五子。

长子杨勇在文帝代周前夕,内领禁卫,外统故齐之地,后立为太子,  参决军政大事。

但他奢侈好色,使得文帝和独孤皇后逐渐失去信任。

次子杨广善于矫  饰,貌为节俭孝顺,博得父母宠爱。

他与大臣杨素勾结,向文帝揭发杨勇的过失。

文帝  和杨勇间的感情日益恶化,文帝甚至怀疑杨勇有篡夺皇位的意图。

开皇二十年(600)十  月,文帝废杨勇,十一月,立杨广为太子。

仁寿四年(604),杨广继位,是为炀帝。

传  说文帝被杨广暗害,似不可靠。

  炀帝即位时,文帝第五子汉王杨谅身居并州总管重任,统辖今山西、河北、山东境  内五十二州,手握强兵。

他早就觊觎皇位。

七月,炀帝即位。

八月,杨谅就以讨杨素为  名,起兵反叛。

杨谅虽拥有可观的兵力,但改变不了关中的军事优势他用兵又举棋不  定,忽攻忽守,所以很快就被杨素领兵镇压了。

  为了控制地方,扩大南北漕运,隋朝在开皇四年曾开凿由长安新城——大兴城到潼  关的漕运渠道,称为广通渠,又名富民渠。

  炀帝继位后,从大业元年(605)至六年,又先后开凿疏浚了由河入汴、由汴入淮的  通济渠由淮入江的邗沟由京口达馀杭的江南河引沁水南达黄河、北抵涿郡的永济  渠,相衔接为大运河。

  这条大运河自涿郡到馀杭,成为贯通南北数千里的水运大动脉。

它不仅加强了隋王  朝对南方地区的政治、军事控制,便利了江南财物向洛阳、长安的转输,而且大大加强  了中国南北的经济、文化联系,对以后的历史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早在文帝开皇四年(584),东突厥沙钵略可汗就已与隋和好。

五年(585),南迁塞  内。

十九年(599),隋朝扶助启民可汗为突厥主。

他对隋非常尊重。

  大业三年(607)炀帝巡视北境,到了榆林,启民可汗来朝,炀帝在千人大帐内设宴  款待启民可汗和诸部落酋长等三千五百人。

在巡游途中,炀帝又亲自莅临启民可汗牙帐  和部落所在地,接受款待。

  西突厥由于内部纷争和对铁勒的战争,力量削弱。

大业七年(611),处罗可汗入朝  炀帝于涿郡的临朔宫。

处罗可汗的部众,羸弱万馀口,由处罗弟阙度设统率,居于会宁  另一部分由特勤大奈统率,居于楼烦。

  大业前期是隋朝极盛的时期。

大业五年(609),炀帝西巡河右,亲征吐谷浑。

吐谷  浑平后,隋在今青海及新疆境内设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

原来受突厥控制的  伊吾吐屯设内附,隋于其地设置伊吾郡。

高昌国王麴伯雅亦到张掖朝见炀帝。

通往西域  的南、中、北三道的门户,全被隋朝掌握。

  为了管理西域事务,隋设置了西域校尉。

当年六月,在燕支山下,炀帝在巡游用的  “观风行殿”上张设盛大宴会,款待伊吾吐屯设、高昌王和其他来朝的各族首领三十多  人。

  在岭南地区,原高凉太守冯宝妻谯国夫人冼氏,自平陈后,即协助隋派来的将吏安  抚当地俚僚诸族。

滇南地区在开皇二十年(600)亦获安定。

  台湾自孙吴以来,和大陆的关系日益密切。

隋代称之为流求。

大业三年(607)炀帝  派遣羽骑尉朱宽、海师何蛮出使流求次年,朱宽再次到那里安抚当地人民同年又派  遣虎贲郎将陈棱、朝请大夫张镇州率军从义安出海到流求。

当地人见到船舰,以为是商  旅之船,纷纷前来贸易,由此可知大陆商人是经常到流求进行贸易的。

  作为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强盛大国,隋朝为远近各国所向往。

  文帝是个务实的政治家,他的注意力重点在于内政,力求国内各族间的安定,不事  远略。

他曾因为往来风浪险恶而谆嘱百济使人不必每年入朝,因而开皇年间对外交往较  少。

  炀帝想要宣扬国威,他即位后,就下诏召募能够出使远方的使人。

大业三年  (607),他派遣使者从海道出使赤土和日本大约在同时,由陆道遣使到吐火罗、罽  宾、石国、天竺的王舍城、波斯。

大业中,许多国家遣使来隋。

  炀帝主观上只是为了树立威望,客观上开展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国文化进一步  在亚洲各国间广为传播。

  朝鲜半岛一向和中国大陆有亲密的关系。

魏晋以来,半岛上高丽、百济、新罗三国  鼎立。

三国中除了高丽曾和隋发生战争外,百济、新罗都和隋朝有友好关系。

伐陈时,  隋一艘战船漂流出海,返航途经百济,获得百济资送,并遣使祝贺隋的统一。

炀帝统治  时,百济、新罗都多次遣使来隋。

  日本自东汉以来,以倭国的名号为中国所知。

南北朝时曾八次遣使刘宋、萧齐,中  国文化进一步在日本传播。

  隋时,日本圣德太子执政,他渴望引进文化,在本国进行改革,几次遣使来隋。

炀  帝也曾遣裴世清报聘。

  日本使人来时随行有学生和僧徒,他们长期留居中国,学习佛法、礼制、政令,多  数到唐初才返国。

通过他们,隋唐礼制、政令在日本传播,对日本划时代的大化改新起  了推动甚至指导作用。

这些学生和僧徒多数是日籍汉人后裔,他们成为引进中国文化的  核心人物。

  东南亚各国早在两汉时就和中国有往来,南北朝时和南朝交往。

和隋通使的有林  邑、赤土、真腊、婆利、丹丹、盘盘等十馀国。

其中,文帝统治末年曾和林邑以兵戎相  见,随即和好,其他各国都曾在炀帝时通使。

  那时在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流域的有所谓昭武九姓国。

九姓国都在大业中遣使来  隋。

  炀帝统治幅员广大的国家。

全国的在籍户数将近九百万,口数将近五千万,还拥有  前所末有的富裕国库。

  炀帝志得意满,加意粉饰太平。

大业五年(609)冬,他徵集四方艺人到东都次年  正月在东都端门街布置了历时一个月的表演大会,参加者达十馀万人。

大会期间,三市  的店肆张挂帷帐,置备酒食。

主管人员带领各族人入市贸易,所到之处,都以酒食款  待。

  武德元年(618),李渊受禅代隋称帝,定都长安,建立唐朝。

贞观元年(627),分天下为十道,曰: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

至十三年定簿,凡州府三百五十八,县一千五百五十一。

明年,平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又增二州六县。

盛唐开元、天宝之际,州县数殆同贞观,然羁縻州郡,不在此数。

开元二十一年(733),又因十道分山南、江南为东、西道,增置黔中道及京畿、都畿,为十五道采访使。

复于边地置十道节度使、经略使:安西、北庭、河西、朔方、河东、范阳、平卢、陇右、剑南、岭南五府。

其盛时疆域东至安东府(治今朝鲜平壤),西至安西府(治今新疆库车),南至日南郡(治今越南清化),北至安北府(治今蒙古哈拉和林)。

安史乱后,河西、陇右陷于吐蕃,至大中(847-860)、咸通(860-874)始复。

乾符(874-879)以后,天下大乱,至为衰败。

天佑元年(904),朱全忠迁唐都于洛阳。

至四年,哀帝李逊位于梁,唐传二十帝,历二百九十年(其间有武则天革唐为周十六年)而亡。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朝代之一。

唐代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外关系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论者以为,唐朝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重要地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中国历史自战国时代以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等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三次高潮,即三次鼎盛局面:第一次在西汉,第二次在唐代,第三次在明清。

在第二次高潮中,尤其是唐朝前期,农业生产蒸蒸日上,手工艺品日益精巧,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城市生活繁华似锦。

唐朝后期,江南经济进一步发展,为以后南方经济水平超越北方奠定了基础。

当时在政治上,先后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呈现一派升平景象,其成就超迈西汉「文景之治」。

唐玄宗统治时期,鼎盛局面达到了高峰,甚至在文坛上也出现了「盛唐气象」。

  就当时的世界范围来看,唐帝国也是最重要、最强盛的国家之一。

欧洲的封建强国主要有法兰克王国和拜占庭帝国,但就社会发展阶段而言,他们都远远落后于唐朝。

东方重要的国家有印度和日本。

印度戒日王重新统一次大陆前后刚刚确立了封建制,可他死后次大陆随即分崩离析,割据局面一直持续到十二世纪末。

日本的「大化改新」虽然尽量模仿唐朝的制度,但改革本身却是具有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性质。

所以,在世界范围内,唐朝不但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属于最先进的行列。

  其次,唐代在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壮大中也居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中国社会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和文化整合,到隋朝重新实现了政治统一。

但隋朝毕竟祚短,中华民族新的统一体的巩固和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形成和繁盛,就成了李唐王朝的历史任务。

有唐历时几三百年,前期统一,国力强盛,疆域辽阔。

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水平的文化使周边各族增强了向心力,于是国内各民族间的接触和交往空前发展,民族关系进一步密切。

因此,唐代是继汉代之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壮大、发展的又一重要历史阶段。

  复次,唐帝国崇高的国际地位和辉煌的经济文化成就,使亚洲各国乃至欧洲、非洲国家对之产生了由衷的欣羡之情,他们争相与唐朝交往,遂使中国成为亚洲诸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中心,在东西方交往中发挥了显著重要的作用。

在当时的世界中,文化交流中心主要有印度、阿拉伯和唐朝中国,其中又以唐朝地位最为突出。

唐代是继汉代之后,中国历史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又一高峰期,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再次,唐朝正处于中国古代社会由前期向后期发生转折的关键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唐朝也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当时社会变化的中心是: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民族文化环境,给传统的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大冲击,产生了许多新的因素,世家大族衰颓没落,一般地主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势力空前发展。

与此相应是各项制度不断的、全面的变革更新。

唐朝后期出现的很多萌芽状态的新事物,对此后千余年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租庸调到两税法的变化,不仅是唐代赋税制度上的改革,而是中国古代税制由税丁到税产的滥觞。

宋代的「二税」、明代的「一条鞭法」、清代的「摊丁入亩」,都是唐代两税制的继续和发展。

中唐时期韩愈和李翱的哲学思想为宋明理学开了先河。

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为宋代「古文运动」的第二次高潮奠定了基础,写古文之风一直持续到「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前夕。

由此可见,从唐中叶开始到北宋建立,二百年间酝酿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重大变化,许多新事物都萌发产生于唐代。

在这个历史转折阶段,既有旧时代衰亡中的痛苦,也有新时代来临的曙光。

  总之,唐朝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国力强盛,国际地位超迈往古,是中国历史上继汉代出现的又一鼎盛局面,史称「强汉盛唐」;唐朝后期的发展又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巨大变革开了先河。

唐代确实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伟大时代

  (本文作者:  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小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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