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金道铭开始庭审否
刚开审2016年2月24日，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 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山西省人大常委 会原副主任金道铭受贿一案。
金道铭，男，满族，1953年12月生，北 京市人，197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0年7月参加工作，在职研究生学历， 管理学博士学位。
曾任山西省委副书记、 省委党校校长，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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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长：（敲锥）下面继续开庭，通过刚才的法庭审理，本法庭听取了被告人李三的供词、辩解以及最后陈述，公诉人提请出庭的证人当庭作了证，公诉人向法庭宣读出示了相关的证据材料，控辩双方对证据进行了质证，并在阶段充分阐述了各自的辩论意见，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认真评议，合议庭经评议后认为:证人当庭所说证言及公诉人员当庭出示宣读的未到庭的证人证言等证据材料，形式来源合法，内容相互印证，能够作为定案依据，本院予以确认，下面对本案进行宣判书记员：全体起立审判长：本院认为被告人李三驾车撞人后为逃避罪责，驾车逃逸，其行为已构成，应予惩处，河源市指控被告人李三犯有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鉴于被告人李三系初犯，且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可依法比照给予减轻处罚，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依照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李三犯，判处有期徒刑八年，罚金3万元（敲锥），本判决为口头宣判，判决书将在五日内向你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河源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述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被告人你听清楚了吗
被告人：听清楚了审判长：下面宣布闭庭，把被告人李三带出法庭（敲锥）书记员：请审判长、审判员退庭书记员：请旁听人员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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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位置谁上谁死”论调的警示一些人没有权力时，想方设法谋取权力；获取权力后，就大肆寻租，并不会将“位置”当成烫手的山芋。
腐败行为被揭穿了，被追究责任了，却抛出“这个位置谁上谁死”的奇谈怪论，妄图逃脱罪责，这真招不来同情 “我本来不想干的，辞职辞不了，没人肯来坐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谁上谁死。
”2012年11月15日，广东省广州市城管局白云分局太和镇执法队原队长王宝林因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在广州中院受审。
检方指控王宝林利用负责城管执法队全面工作的职务便利，在查控和清拆违法用地和违法建设过程中，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受贿447万余元，另有689万余元的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法庭上，王宝林关于受贿的供述与指控基本一致，但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予以否认，有诸多辩解。
一段时间以来，“不得不收”、“不收就得罪人”等言论不时出笼于一些贪官之口，现在又冒出“这个位置谁上谁死”的说法。
这些论调表达的不外乎是“腐败出于无奈”、“受贿是迫于周围环境”等意思，它们似乎成了一些腐败分子的“脱罪”救命稻草，这无疑是在混淆视听。
一些腐败分子对于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不从自身找原因，而将其归结咎客观环境，以博取社会同情，甚至梦想减轻罪责，注定是徒劳的。
想想看，全国范围内与上述新闻中王某有着类似执法权力的人不在少数，人家也面临着大体相似的执法环境，是不是都在以权谋私呢
打铁还需自身硬。
一些人没有权力时，想方设法谋取权力；获取权力后，就大肆寻租，并不会将“位置”当成烫手的山芋。
腐败行为被揭穿了，被追究责任了，却抛出“这个位置谁上谁死”的奇谈怪论，妄图逃脱罪责，这真招不来同情。
当前，在一些地区、一些领域，不时发生一些腐败行为，出现一些腐败分子，其中有一定的共性，有些腐败分子有着共同的思想轨迹。
因此，对于“这个位置谁上谁死”等类似论调，应该有足够的警惕。
特别是从预防腐败的角度出发，我们有必要将这些奇谈怪论背后的问题当作一只麻雀进行解剖。
首先，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土地、矿产等资源日益稀缺，一些人为了获取非法利益，违法占用土地、开采矿产等现象屡禁不止，为了保住非法利益，这些人往往大肆行贿；其次，为了发展经济，一些地区对于某些超越法律政策界限的行为，有时并不严格打击，甚至故意规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后果是给寻租行为开了绿灯；第三，虽然法律法规已经比较完善，但要做到将所有行为都及时纳入法治轨道也并不现实，这就为一些人利用权力寻租提供了一定的“时间差”；第四，在一些领域，对权力的约束有待强化，有些岗位的权力过大，监督有些滞后，社会监督的作用发挥得又不理想。
【编后】“这个位置谁上谁死”之类的奇谈怪论，至少给我们提出三个方面的警示：其一，不能为了经济的一时发展，而放松监管或允许“先上车后买票”。
以拆迁为例，一些地方为了推进小城镇建设或者拓展城市空间，默许无证开工、无证建设的现象比较突出，拆不拆、拆谁的，都是难题，如果不能做到政策一致、公平对待，权力寻租就不能避免；其二，对于发展中遇到的法律法规滞后问题，对于先行先试中发现的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现象，应及时进行政策引导，对不利于国家长远发展的行为，应及时出台政策进行规范；其三，对于腐败行为的预防与整治，应强化社会监督，拓展群众监督的渠道。
（本文部分摘自《工人日报》《羊城晚报》）
《乾隆王朝》的普道昭是虚构的人物吗?记得有次百家讲坛里说过确实有普道昭，到底是不是虚构的
答:海城市牌楼镇高明东事实应该被公安局抓住了。
法庭上打屁股的笑话
哈哈，这样的有么，法庭笑话倒是有很，这个也有内涵，搞笑：法官：“被姓名
” 贪官：“出生时注册姓名姚富贵，曾用名有姚建国、姚革命，现名仍为姚富贵。
至于年龄就不好说了，我娘说是58岁，身份证是56岁，查档案是50岁，组织部门考察是48岁，秘书说是40岁，打字员说我是28岁。
究竟多大了，我是组织上的人，我听组织上的。
” 法官：“你的主要犯罪事实
” 贪官：“我对钱从来就不感趣。
有一次在路上看见别人掉了钱我都没有捡，这事我夫人可以作证。
” 法官：“别人掉了多少钱
” 贪官：“一分钱。
” 法官：“你最担心的事是什么
” 贪官：“伪劣商品和睡眠。
” 法官：“请具体说明。
” 贪官：“害怕钞票是假的，害怕金银珠宝、翡翠玛瑙是赝品，别人送来的钱收了睡不着觉，如果不收就更睡不着觉。
” 法官：“知道市民对你的评价吗
” 贪官：“知道。
有一年春节，为了表明我清廉为政的决心，请人写了‘来客欢迎’，‘送礼不要’的对联贴在门口结果，第二天就有人改成：‘来客欢迎带现金，送礼不要买东西。
’人民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啊
还有一次去看病，大夫在我的病历上写道：‘吃不愁，穿不愁，就是血脂太稠；能力不高，水平不高，就是血压太高；大会小会发言，前列腺也发炎；工作政绩不突出，就是腰椎间盘突出。
’” 法官：“对检察机关的指控，你有什么可说的
” 贪官：“请法庭纠正第八项指控中的50万元贿赂款，由于被激动冲昏了头脑，没有当场验收，其中有30万元是假钞。
按法律规定，这30万元假钞应为无效货币，应在统计数中扣除。
以减轻处罚力度。
” 法官：“入狱后有何感想
” 贪官：“我这个人是相信命运的。
对有关的数字特别讲究，你看我的小车号是9988，电话号码6868，手机号是1818，进了监狱，又得到一个好号码，入狱编号为1698。
谢谢
” 法官：“现在由被告人作最后陈述。
” 贪官：“今天这个会我没有作什么准备，既然你们一定要我讲一讲，我就不客气了，随便讲几句吧
我是一个非常讲究体面的人，想当年，我坐的是高级轿车，住的是高级宾馆，吃的是高级酒宴，玩的是高级小姐。
现在犯了事，也不能失了体面。
因此，我提议本案由高级法院审理。
” …… 法官：“请被告在庭审记录上签字。
” 贪官接过庭审记录，在上方写下“同意”二字，接着又习惯地批阅：“此件请转发各部、委、局学习讨论，并将整改意见及时上报……”
辽宁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原局长罗亚平
罗亚平，女，出生时间于1960年，辽宁省抚顺市，高中文凭。
作为辽宁抚顺市顺城区国土资源局女局长，罗亚平因贪污敛财涉案过亿，于前不久庭审，成为目前全国级别最低，贪污数额最大，手段最恶劣的女贪官。
罗亚平1960年出生在抚顺市郊区的一个小镇。
文化不高，长的也不漂亮，究竟靠什么发迹?总结起来，她有独特的三张通行证。
第一张通行证是“赖” 第一张通行证是“赖”。
罗亚平1979年高中毕业后，做了抚顺市郊区政府城建局团委的通讯员，为了前程，她使尽手段诱惑上级领导高士强，最后终于将他俘获。
1990年高士强升为局长，罗亚平开始上演夺夫大战。
她到高士强和高妻各自的单位又哭又闹，直闹得两个局鸡飞狗跳、天翻地覆。
有关领导出面做她的工作，她便拿出耍赖的看家本事，往办公室的沙发上一躺，号啕大哭。
哭够了，闹够了，她跳起身来放下狠话：“告诉你们，谁要是敢逼我，我就先杀了他全家再自杀!”最后，高士强夫妇双双投降，离婚了事。
罗亚平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
成了局长夫人。
为日后升迁打下基础。
第二张通行证是“黑” 第二张通行证是“黑”。
由于罗亚平是局长夫人，加上胆子大，关键时刻能够黑下脸，会演撒泼耍赖的拿手好戏，单位有什么事摆不平，领导都让她出面。
渐渐地，罗亚平成了顺城区的一名干将。
从城建局一个普通科员到科长，再到土地经营管理中心副主任，罗亚平的仕途一帆风顺。
2002年，罗亚平兼任顺城区土地经营管理中心主任。
作为掌管市政府所在地的黄金地段土地征用和审批大权的领导，罗亚平此刻的权力已经大得让人无法想象。
当时抚顺市政府对土地出让金的管理存在着巨大的漏洞：这些巨额资金不但没有由财政部门收取，甚至没有进行有效的监管，这就使罗亚平将国有土地当成了自己的摇钱树。
刚开始，她让前来缴款的单位拿两张支票，一张她交给土地经管中心，一张她拿到银行兑换成现金装入自己的腰包。
到后来，卖地得了钱，就完全凭罗亚平的心情了：高兴了，就分一部分交给土地经管中心;不高兴了，就一分不剩地据为己有。
罗亚平还打起了征地款和动迁补偿款的主意。
她看中某处房产后，先用房主的名义制作假的动迁手续，骗来动迁款给房主，房子就成了她的。
但更多时候，她直接制作假的动迁手续来骗钱。
第三张通行证是“色” 第三张通行证是“色”。
丑女人因为有权有钱，也能色诱男人。
罗亚平在疯狂敛财的同时，竟把上级和下级男人都发展成了情人。
罗亚平首先目光瞄向了自己的下属，小她12岁的葛锋。
她首先提拔葛锋做自己的副手，然后不费吹灰之力又将他发展成情人。
为了与葛锋安心享受偷情生活，她一出手就是100万元，命令他把家里的事摆平，不要让老婆来闹。
此后，每逢出差开会、外出考察，她都让葛锋如影随形;在抚顺的时候，只要她需要，一个电话就把葛锋叫到酒店。
罗亚平同时描上了区里的一个主要领导，一天下班，她走进这位领导的办公室，说：“今晚你跟我走，我让你发笔小财。
”领导乐颠颠地跟罗亚平上了车。
谁知道罗亚平竟将车直接开到了一家酒店，带他进了一个豪华套间。
看领导有些发蒙，罗亚平从包里掏出一个大信封，拍了拍说：这是5万块钱，是我孝敬你的。
但是，你要陪我一个晚上。
此后，只要罗亚平高兴，就带着这位领导去“发小财”。
这个领导也从来不扫她的兴。
两个人配合默契，各取所需，各得其乐。
2006年，已经升任顺城区国土资源局局长的罗亚平，看到抚顺市委主要领导腐败案被查，感到大事不妙，开始移民申请，并将敛来的巨额钱财存到大连一家银行的保险箱里，准备找机会将钱转移到国外。
但终于在2008年事发。
她身边的那些人也立刻做猢狲散:其丈夫高士强出逃;那个平日里经常和罗亚平出去“发小财”的领导喝农药。
跳楼重伤被隔离;罗亚平的小情人葛锋，因涉嫌与罗亚平一起贪污受贿，被抓捕归案……
先行刑事诉讼法经历的重大修订次数
这里说的“杀人”当然是特指。
我想讨论的话题是，我们为什么要保留死刑， 要将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处死
现在世界上已有130 多个国家废除了死刑；那些 尚保留死刑的国家，或事实上废除之（法律上有死刑条款却不再判处死刑），或 尽量缩小其适用范围（如在美国保留死刑的38个州里，一级谋杀才判死刑，1998 年全美共判死刑68人）。
与此世界潮流相反，我国的死刑罪名，已由1979年7 月 1 日通过的的28种，增加到1997年的合计81种，且民间与官方都还有增 加死刑罪名的呼声。
同时，中国古代的死刑由中央三法司（刑部、大理寺、都察 院）会审、皇帝核准后等到秋天执行，现在则将死刑核准权下放到地方高级法院， 不少死囚时不过旬日就“从快”毙了。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我在感情上倾向 于“杀杀杀”，理智上却不免生此疑惑，想探究个中因果得失。
我们正大光明地杀人或呼吁杀人，主要有四条理由：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杀 人偿命；杀一儆百；治乱世须用重典。
所谓“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是近50年来的新说法，以尊重民意、体恤民情 的面貌出现，仿佛打出“人民”的杏黄旗，一切行为便具有的不可抗拒的天然的 合法性。
其实这种说法与现代法治理念是有冲突的。
立法、执法最需要的是理性， 审判者只应查证事实、裁量适用何种罪名，却不应受证据与法律以外的因素左右， 而“民愤”正是一种非理性的情绪化的东西。
一个忍无可忍的父亲深夜斧劈了他 为害乡里的劣子，乡亲们赞他大义灭亲；几个狱警逮住越狱的村霸把他毙了，当 地群众为之拍手称快；换言之，这个父亲和狱警们的行为是平了“民愤”。
这些 民众的情感是发自内心的，但我们不能不承认他们支持了杀人者的违法犯罪行为。
不错，存在司法腐败是现实，、法官独立判案需要有制衡和监督。
但是， 舆论监督与“民愤”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传媒的煽情炒作往往会激动“民愤”， 共同形成对审判的压力，而这正是我们要警惕判决产生“宁枉不纵”偏向的时候。
从今年第3 期披露的张金柱案件调查细节看来，以“”判 处张金柱死刑恐怕是畸重了，他酒醉肇事致死人命是实，“故意”则属莫须有， 说张金柱屈死于“民愤”杀人似不为过。
今年又有安徽阜阳籍研究生亓培玉遇害案引起舆论广泛关注。
有人说，如果 亓不是研究生而是个普通村民，很可能“白死”，这表明我们的执法存在身份歧 视。
我愿再当回说破皇帝没穿衣服的孩子：此乃皮相之见。
实因大学生是些群体 意识很强的人，弄不好他们就会聚众抗议，影响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况且亓所 属大学还在华东重镇上海，故需及时追捕凶手以平“民愤”，防止事态扩大。
倘 若乡民们也是一呼百应千应万应地易于聚众，一个村民被残害见诸报端也会惊动 公安部长的
此话有点离题，还是回到“民愤”上来。
为平“民愤”，韩永臣已 被一审判处死刑，罪名是“”和“”。
后一罪名是轻罪，处有 期徒刑5 年；前一罪名就够死刑。
对此蔡未名先生已撰文提出异议，认为韩并非 “”，而是“”（意外致死），量刑畸重。
韩已提出上诉，结 果不得而知。
我在这里提及此案，只是想再次证明对于“民愤”要保持足够的清 醒。
当下，尤其是不要“鼓励”某些权势人物千方百计掩盖犯罪压制传媒曝光， 从而以没有“民愤”或“民愤”不大包庇那些“罪该万死”的坏蛋；同时，公正 执法违法必究，不要视“民愤”而动，鼓励“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 解决”。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
所谓“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血债要用血来偿”都是这个意思。
这种古老的理念是建立在“刑 罚报应论”基础上的。
而在西方国家，从18世纪启蒙主义思潮兴起以来，这种理 念已受到质疑和矫正。
贝卡利亚、卢梭、等人极力倡议刑罚人道化、宽 容化。
启蒙主义先贤的这些思想传入中国，已对我们的刑罚观念产生了某些影响， 比如我国已正式采用注射法，以尽量减少受刑者临终的痛苦，而不管他 曾经用多么残忍的手段施害于人。
但总的来说，刑罚报应的观念在中国仍然根深 蒂固。
莫说废除死刑绝大多数人不会赞成，就是采用注射法行刑，初试时广东著 名的评论家微音还在他的专栏文章里表示过反对意见哩。
我们为什么要杀人
按照法家的理论是为了“信赏必罚”；按照儒家的理论 是为了“惩恶扬善”；而以人道主义观之，我们之所以剥夺某个人的自由乃至生 命权，主要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防止有严重反社会反人类的的人继 续危害他人和社会，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
即令是对穷凶极恶的人，我们也应 怀着“不度尽恒河最后一粒沙绝不成佛”的大悲悯。
事实上，没有任何人是恶魔 转世，是天生的歹徒恶棍杀人犯。
纵然是制造了石家庄“3.16”特大爆炸案的靳 以超，他出娘胎时与我们降生时有什么不同
他之失聪，也只是比我们更不幸更 需要怜爱而已。
人是社会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某人有罪，首先是“社会” 的罪过，没有照料好他而致使他误入歧途，他也是受害者。
可以毫不含糊地说， 许多被处死的人比如大贪官成克杰、胡长青们，若生活在一个权力受严格制约和 监督的社会环境中，是不可能那么容易堕落的。
他们难道不是社会弊病造成的牺 牲品，有值得同情的一面
我这样讲，并非想开脱他们的个人责任，更无意替他 们翻案，只是作为两足无毛的同类，替他们也替我们难过罢了。
希腊史诗《奥德 赛》中有女神刻尔吉将人变成蠢猪、脏猪的故事；中国神话《西游记》中有黄袍 老怪将唐僧幻化为吃人猛虎的故事。
是谁将靳如超们变成了嗜血狂魔呢
最无奈 的是，我们没有神力恢复靳如超们的人性，不得不…… 文章写得这里，我已无法从容写下去，篇幅也已超过预定的2000字，下面两 条长话短说。
怀着“杀一儆百”的动机杀人是野蛮的。
从法理上讲，它违背了“有法必依、 违法必究”的原则。
犯有同样罪行的“一百0 一”个人中，“一”被杀掉了，做 了示众材料，而“百”则只是受到警诫，这公平吗
从执法效果上讲，杀一未必 能儆百。
喊（严）打喊杀的风头一过，“百”们便重出江湖再振雄威，乃至有杀 “一”而“百”不受“儆”照样“顶风作案”的，这已是有目共睹的现实。
从历 史传统上看，历代统治者都寄厚望于“杀一儆百”：杀人的手段极端惨虐，什么 火烤、油炸、五马分尸、点天灯、零刀碎剐、剖心、腰斩等等酷刑上百种，还有 灭三族、灭九族、灭十族，无非想震慑民心；杀人往往要示众，或刑前游街，或 曝尸荒郊，或悬头城楼，总之欲恐吓世人。
然而，数千年的中国古代史，证明了 这一套理论的效用极其有限。
至于所谓“治乱世须用重典”，首先界定了当今的世道是“乱世”，这个界 定符合事实吗
如果承认是事实，那就要追问致乱之源，采取正本清源的对策。
若唯一的对策只是启用杀人的“重典”，则一来有“不教而诛”之过，二来“民 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若社会转型举措失当，铤而走险者众，亡命之徒日多， 重刑犯如割韭菜，实非安邦治国之道。
据《江南都市报》报道，去年11月11日在 南昌持枪抢劫银行杀人的匪首华敏，在今年2 月26日的庭审中表现得相当“酷”， 非“藐视法庭”四字所能形容其张狂。
对于这样一些丧失人性的“新新人类”， 指望靠“重典”遏止其孳生繁衍显属一厢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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