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疆文化的论文一篇
~~~~~~ 新疆是我国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总面积166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是全国最大的省级行政区。
在这片广裹的大地上,生活着47个民族,其中世居的民族有维吾尔、汉、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等13个。
众多的民族、悠久的历史,为新疆带来了丰富多彩而又底蕴厚重的特色民族文化,而且随着文化产业的不断繁荣和发展,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在构建新疆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因此,要了解现今社会新疆民族文化多元的全貌,就必须对新疆民族文化多元的形成与发展进行过程分析,其中既有对多元文化奠定基础的古代元素,也可以将这一时期称之为“青铜时期”;又有多元文化繁荣和发展的现代元素,也可以将这一时期称之为“黄金时期”。
尤其后者是现今研究新疆多元民族文化及其构成元素的基本依据。
一、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过程分析 (一)新疆文化多元性的古代元素———多民族文化的演进 新疆古称西域,自进入有史的时期以来,就是一个多种部落、部族、民族共存,多种语言、文字同在,多种宗教并列的多元文化的区域。
从先秦开始至清代,在西域生活和活动的有过众多部落、部族和民族。
它们主要是:古代的塞人、汉人、匈奴人、羌人、乌孙人、大月氏人、吐火罗人、鲜卑人、柔然人、突厥人、回鹘人、吐蕃人、蒙古人以及清代以来形成的维吾尔、汉、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民族。
古代的游牧部落、部族进入天山以南绿洲农耕区后,转变成了农耕定居居民,其生产生活方式及习俗都发生了根本变化。
新疆自古代就有绿洲农耕民和草原游牧民,他们操着不同的语言,使用不同的文字。
从出土文献可知,自西汉时期始,于阗国使用塞语塞文,龟兹国使用吐火罗语文,鄯善国使用汉语文和佉卢文。
自魏晋以后,高昌国先是使用汉语文,后又使用回鹘语文。
6世纪中叶以后,由于西突厥势力进入西域。
突厥语文开始流行起来。
成吉思汗西征后,蒙古语也成为西域的语种之一。
自清乾隆年间起,奠定了西域诸多民族分属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满-通古斯语族、蒙古语族和印欧语系的语言文化格局。
两千多年间,语言的融合现象时时在发生,同时某一个民族的人们通晓数种语言的情形也十分普遍,说明很早的时候人们就有了族际间的交流和交往。
新疆是东西方文化交汇处的富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中国地域文化之一,由于它的多民族性、多语种性、多宗教性和多元文化形态性,它是一种多源发生、多维发展的多元文化。
以新疆宗教文化为例,它的多元性有两重含义:一是指自史前的原生性宗教到文明时代的创生性宗教都曾存在过;二是指某一民族历史上的宗教信仰也并非单一,如回鹘人就曾信奉过萨满教、佛教、摩尼教、景教等。
历史上,新疆诸多部族宗教信仰改宗的事情不断在发生,改宗本身就表明,新疆诸多部落、部族、民族的宗教信仰是多元而非一元。
新疆多元民族文化格局的正式确立是在汉代[1]。
因为凡是影响以后新疆地区民族文化发展面貌的古代因素皆肇始于此。
第一,我国史籍对新疆文化主体的族属有明确记载是在汉代。
第二,张骞“凿空”,打通了“丝绸之路”这条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通道,从而为东西文化大规模的交流提供了基础条件和保障。
第三,印度佛教传入西域,并逐渐发展成为前伊斯兰时期(公元10世纪以前)在西域占主导地位的宗教。
在佛教文化的侵蚀下,当时的西域民族文化带有浓厚的佛教文化色彩。
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
西域经历了分裂与统一的曲折发展过程。
在今新疆境内,民族迁徙异常频繁,民族融合不断发生,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面貌在发展中出现了变异,其表现就是民族文化开始了突厥化、回鹘化与伊斯兰化的过程,这一进程导致西域人文景观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
历史步入隋唐以后,西域在隋朝时期主要处于西突厥的控制之下。
唐朝建立后,突厥政权衰落,西域进入以唐朝为主,各种势力争夺的历史时期。
唐朝时期,大批中原内地的汉人西迁定居西域,汉人在西域的数量骤增,分布区域遍及天山南北,尤以三州(伊州、西州、庭州)四镇(龟兹、于阗、疏勒、焉耆(后改为碎叶))为多,汉文化又一次以强劲之势传播到西域,而且以汉文典籍、边塞诗、汉族习俗礼仪等在西域著称。
蒙元时期。
西域逐渐形成操突厥语和汉语的成分为主体民族的格局。
佛教、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西域通行,不论在草原地区还是在绿洲地区,伊斯兰教都呈现出从西向东扩展的趋势。
在语言文字上,畏兀儿以西、天山以南地区和葱岭以西地区的回回知识分子将阿拉伯文或波斯文作为书面语,并逐渐创制出波斯文字母拼写突厥语东部方言的察合台文;畏兀儿人使用畏兀儿文。
明清时期。
在民族融合的基础上,新疆一些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形成。
而且,在东察合台汗国统治者的强力推行下,伊斯兰教成为西域占统治地位的宗教。
在塔里木盆地周围地区,政治、经济、语言、文化和宗教方面的统一,使一种新的合成式的文化产生,并因此促成了近代意义上的维吾尔族最终形成。
截止到清末,维吾尔人主要分布在南疆地区,哈密、吐鲁番及伊犁地区,并且随着北疆地区农业开发和社会发展,不断定居北疆地区,逐渐发展成为新疆的主体民族。
正是由于两千多年来新疆多民族的政治经济交往与思想文化交流,使其在封建社会逐步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从一开始新疆民族文化在古代元素的演进中就带有多元气息,为形象地加以表述特将这一时期称之为“青铜时期”。
(二)新疆文化多元性的现代元素———多民族文化的定型 解放后,国家积极支援边疆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现实容貌基本确定。
1949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新疆,随后很多解放军官兵(绝大多数是汉族)就地转业,分布于新疆各地,组建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10余个师和100多个农牧团场(这也是现在的兵团雏形),这是解放后首次大批汉族人迁入新疆。
1952年,兵团从上海、湖南、湖北、山东等地招调女兵并派有干部及其家属进疆,1958年到1959年,山东、安徽、江苏支边青年来新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内地大批汉族人自发来疆,1964年至1965年又有大批上海、天津、四川支边青年来疆,1966年有大批河南人来疆,这些内地群众的进入基本上改变了新疆“少汉族”的局面,直接影响到新疆多民族文化的变迁和演进,为现今新疆形成各民族的杂居文化和多样文化奠定了基础。
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新疆汉族一度跃居人口数量的第二位,人口数量仅次于维吾尔族。
截止2004年,汉族的人口有780余万人,占全疆总人数的39.75%[2]。
而且根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统计局向全社会正式公布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兵团总人口为248.05万人,比1954年兵团成立时的人口总数增加了230多万人,目前,兵团汉族人口占到了新疆汉族人口的近三分之一[3]。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汉民族群众在新疆地位的稳固,不仅有力地支援了边疆经济建设,而且随着汉族与其他民族的杂居和频繁往来,又丰富着新疆文化民族文化多元性和多样性的内容。
这些就是推动新疆民族文化多元的现代元素,由于这一时期多元文化的发展成绩斐然,因此也将这一时期称之为“黄金时期”。
二、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文化元素构成分析 现今,新疆多元民族文化已经在各个方面有所展现,而本文所谈到的新疆多元民族文化,不仅包括以维吾尔族为主导的伊斯兰传统文化,还包括以汉文化、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等,这些文化的交流、并存,融为一体但又不丧失民族传统和民族特色,才是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真实内涵,当然这一文化内涵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变迁,要论证和研究这些问题,就必须对影响文化多元的几个元素———民族意识、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族际交往、民族节日和民族风俗等进行分析,进而才能得出在当代新疆民族文化是多元民族文化这一结论。
(一)民族意识 民族意识也称“民族性格”、“民族统统心理素质”,是把一个民族的成员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巨大的精神凝聚力。
一般来说,人口众多,经济发达民族的民族意识较弱,人口较少,经济水平落后民族的民族意识较强;单一民族聚居地区民族意识比较弱,民族杂居地区民族地区比较强。
在新疆,这种民族意识的存在表现非常明显,尤其是维吾尔族的民族意识要远远强于其他民族包括汉族。
以维吾尔族的民居文化为例,伊斯兰教自唐宋传入中国以后,至明清两代在中国逐渐成为10个民族的共同信仰。
这些民族为了适应各地丰富的社会生活和建筑文化,在与其他民族的交融过程中,既吸收了汉族和其他民族传统建筑文化的特色,又融入了阿拉伯民居文化的色彩,逐渐形成了本民族的民居文化意识。
他们的民居在地域和空间分布上的布局多是围绕清真寺而分布居,其形态具有群落性,构成了显明的特点与个性(如喀什的高台民居)。
这主要因为,一是由于他们在其民族内部普遍具有较强的民族意识、宗教内涵及较为强烈的民族凝聚力;二是利于加强穆斯林内部的团结和联系,抵御外部的压迫和歧视。
此外,由于伊斯兰教在色彩上是尚绿和尚白的,许多后世的建筑中都有绿色(如喀什的香妃墓)。
那富有生机的绿意和纯洁无染的白色,呈现着伊斯兰教的圣俗,绿色是人类生命源泉的象征,是大自然勃勃生机的展现,看见了绿色,就联想到伊斯兰。
因此,喜欢绿色是维吾尔民族传统之一,而且这一传统的民族意识一直延续至今。
(二)宗教信仰 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宗教信仰和民族语言、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差异性一起构成了风格各异的民族文化。
我国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如目前新疆主要的少数民族都信仰伊斯兰教。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各民族宗教都经历一个世俗化的过程,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信教人数逐渐减少。
第二,宗教仪式简化。
但是,新疆自古以来都是一个多民族地区,且多数群众都信仰某一种宗教,信教群众数量基数较大,宗教的影响甚至渗透到生活习惯、思想意识、民族心理之中,因此,新疆的宗教发展及其带来的影响具有与其他地区不同的特殊性。
目前,伊斯兰教是新疆信奉人数最多的宗教,共有10个少数民族,信教群众占新疆总人口的58.3%[4]。
在南疆地区,宗教对当地的人文、社会文化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
以喀什地区为例,该地区伊斯兰教已经有一千年的历史,是中国伊斯兰教存在时间长,影响大,信教人数多,宗教与民族结合最紧密的地区之一,伊斯兰教在这里非常典型:第一,清真寺多。
喀什地区清真寺约占全新疆清真寺总数的42%,喀什巿就有六百多座。
第二,穆斯林人口多。
喀什地区信教群众近300万人。
第三,宗教职业者多。
按照伊斯兰教规定,每个清真寺至少要有一名宗教职业者管理清真寺,在礼拜时领拜,以及处理和婚丧有关的事情。
第四,学经人员多。
喀什地区学经人员较多,学经一般几个月或在经文学校是三年,毕业以后,能够在清真寺工作。
第五,朝觐人员多。
朝觐是伊斯兰教的天命,伊斯兰教义规定凡是身体健康、经济条件许可的穆斯林一生中都应该去麦加朝觐一次,对穆斯林来说朝觐的吸引力很大。
在新疆,若要研究和探讨民族文化,就不可回避这里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文化的特殊性,因此,我们就既要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关注宗教,认识到宗教对于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特殊意义,又要尊重其作为新疆民族文化特殊性的现实影响力。
(三)民族语言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它又是文化信息的载体,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现今社会,任何国家、任何地区、任何民族都不可能不与周围的国家、地区和民族交往,只要交往语言就成为第一需要。
在我国,科技文化经济等主要信息载体是汉语,在获取传播信息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因此,在经济飞速发展、科技知识日新月异的当今时代,不学汉语就无法面向全国,这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新疆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省区,2006年全区总人口2010万人,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61%。
截止2005年底,全区各级各类在校学生441. 5万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占58%[5]。
依据民族平等的原则,保障各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力,在新疆各地无论民族大小,使用母语人数多少,国家和自治区都予以提供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学习的基础条件。
这就意味着大多数少数民族群众从小接受的主要是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教育,以至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的创新,不懂得汉语成为掌握和知晓新技术、新信息的一大障碍。
在这一形势下,2004年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在总结原有“双语”教学工作经验的基础上颁布了《关于大力推进“双语”教学工作的决定》,提出“民汉兼通”的目标,旨在逐步推进双语教学工作,不断扩大“双语”教学的范围和规模,提高少数民族教育教学质量。
这一决定的实施,全疆的少数民族群众送子女学汉语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在南北疆各地包括到乡镇一级的不少汉语学校,民族学生的比例普遍超过了20%,许多学校达到了50%以上。
在汉语教学基础薄弱的农村地区,也出现了一些像莎车县佰什坎特镇“双语”实验小学和乌什县阿合雅乡中心小学那样创造条件实施“双语”教学的学校。
这对于和谐新疆建设、实现新疆与全国同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新疆范围内普及汉语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但同时,新疆在少数民族教育中大力推进“双语”教学,这势必又将会对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的发展造成一定程度影响。
这种以“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言并行”的双语模式,就是既要尊重和维护民族文化的差异性或多元性,又要坚持民族文化的一体性或统一性。
因此,这种特色鲜明的“双语”模式,正体现了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变迁。
(四)族际交往 族际交往的前提是居住格局,它是某一区域内人口构成及其居住区域的空间组合方式。
一个区域内各民族的居住格局是民族关系和民族文化在空间上的表现形式。
新疆自解放以来形成了各民族杂居的居住格局,只有维吾尔族还有相对集中的居住区。
有了各民族的杂居,族际交往成为可能和必需,通过族际交往方式使得原有文化得以变迁和改造,这是各种不同文化相互传播、相互采借、相互交流的过程。
比如在新疆一直有族际通婚的事实,这种“混合家庭”其实就是一种“混合型的多元文化”,而这种族际通婚的状况和程度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新疆民族文化多元性的变迁轨迹。
据中国新疆网的报道,在伊宁市,汉族与其他民族通婚的现象增多。
伊宁市民政局的一份统计显示,不同民族通婚数量自2001年突破100对达到115对后,不同民族通婚的数量开始逐年增长。
2003年有135对, 2004年增加到149对。
而2006年,通婚的数量则达到了243对[6]。
但同时,根据新疆社会科学院关于族际通婚的调查分析显示,各民族间均有通婚发生,但数量多少有所差别。
主要表现为:(1)以汉族为通婚对象的民族群体最多,汉族的族际婚姻数量最大。
(2)散居民族的族际婚姻发生率较高,如散居在乌鲁木齐市、伊宁市、塔城市的锡伯、达斡尔、蒙古等民族。
(3)文化相近的民族之间更容易通婚,如维吾尔与乌孜别克、塔塔尔间,哈萨克与塔塔尔、乌孜别克间,汉与满、蒙、回等民族间的通婚较多[7]。
而且还分析说,族际通婚难度最大的是维吾尔族与汉族的通婚。
通过上述事实可以看出,以不同民族间通婚为表现的族际交往,就是新疆各地区各民族文化交融和碰撞的过程,汉族群众由于民族风俗意识的转变较快,而且不受宗教信仰因素的制约,使他们更容易接受其他民族的文化,直接体现就是同其他民族通婚的比例要高于其他民族;相反,其他民族尤其在维吾尔族集中的地区,由于强烈的民族传统意识,再加之有宗教信仰,使他们一时很难完全接受另一种文化。
这种在同一问题上的不同思维和行为方式,就是文化的差异性和多元性。
(五)民族节日 它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直接表象,在新疆这更能说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和多元性。
比如新疆各少数民族民族的节日,就有20个之多,本文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节日———古尔邦节,来说明其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的差异。
古尔邦节,又称宰牲节,是新疆信仰伊斯兰教各民族的传统盛大节日。
时间为肉孜节后的第70天,即伊斯兰教历的12月10日。
按照习俗,穆斯林人家在节日中都要宰杀活畜庆祝。
过节前,家家户户都把房舍打扫得干干净净,忙着精制节日糕点。
节日清晨,穆斯林要沐浴馨香,严整衣冠,到清真寺去参加会礼。
新疆的维吾尔族在古尔邦节时,无论是城市或农村的广场上都要举行 盛大的麦西来甫歌舞集会。
广场四周另有一番景象:色彩缤纷的伞棚、布棚、布账、夹板房内,铺设着各式各样的木桌、板车、地毯、毛毯、方巾,上面备有花式繁多的食品小吃。
解放后,为了照顾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过节的需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50年月12日颁布了《关于伊斯兰教的人民在其三大节日屠宰自己食用的牛羊应免征屠宰税并放宽检验标准的通令》,允许免税屠宰自己的牛羊。
新疆各地区在传统的“古尔邦”民族节日来临前夕,牛羊活畜市场人声鼎沸,买卖双方交易火爆,洋溢着热烈的节日气氛。
而新疆的汉族群众仍同全国其他省份的汉族民众一道过着自己的传统佳节,如春节、元宵节、端午节和中秋佳节。
从2008年起,端午节和清明节、中秋节被列入国家法定节日,这样使得在全国范围内的各个民族都可以享受这些节日,对于其他民族而言这些法定节日的推广就意味着他们要尊重和接受汉民族文化。
正如少数民族在节日上有一些庆贺和饮食禁忌一样,在新疆法定的肉孜节和古尔邦节日期间,汉族群众也通常在少数民族节日期间给予形式各异的祝福,以此表达对其他民族风俗文化的尊重,无形之中这种礼节上的相互尊重本身已经上升为一种文化,试想若是在单一民族或者主要是单一民族为主的地区,没有文化上的差别,这种“尊重文化”的心理和行为就无从发生和出现。
所以,通过民族节日祝福表现出来的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尊重习俗,又印证了新疆多元民族文化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深刻内涵。
(六)民族风俗 民族风俗,是指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在服饰、饮食、婚嫁、丧葬、礼仪等方面的习惯做法。
新疆的多数少数民族不仅在外貌、语言、宗教方面特色鲜明,而且其丰富多彩、习惯独特的民俗民风,更展现了新疆多民族文化是一个色彩斑斓、纷繁绚丽的多元文化。
这里选取比较突出的几个方面来说明。
民俗民风。
最为大家熟悉的就是关于饮食的禁忌习俗。
新疆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以面粉、大米为主食,主要吃牛、羊肉,禁食猪肉、驴肉、食肉动物及凶禽猛兽,禁食猪肉和一切动物的血。
在待人接物方面,少数民族很重礼节。
亲友见面,一般都要握手问候。
其中,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民族的群众在遇到长辈或朋友时,习惯把右手按在前胸中央,然后把身体向前倾斜30°,并连声地说:“撒拉买里孔木(意为'祝您平安')!”此外,在丧葬方面,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人死后一般都实行土葬。
出葬时不许妇女和不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到墓地去。
死后的第7天、第40天和1周年,家属均要举行悼念活动,此项仪式叫“乃孜尔”。
民族服饰。
新疆少数民族的服饰色泽艳丽、五彩缤纷,华丽堂皇,种类繁多。
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妇女爱着彩色连衣裙,戴鲜艳或洁白的头巾,喜爱耳环、耳坠、项链、手镯、戒指等装饰物,显得雍容华贵、仪态万方。
男性爱穿绣花衬衫或袷袢等,维吾尔族男子还多喜欢在腰间系一条腰带。
戴绣花帽几乎是大多数少数民族的共同爱好,但又随民族与地区不同而互有差异。
如维吾尔族男女都喜欢戴绣工精致的小花帽;哈萨克族姑娘喜戴猫头鹰羽花帽;柯尔克孜族青年妇女则喜欢戴红色丝绒圆顶花帽;塔塔尔族妇女尤其喜欢戴镶有彩珠的花帽等。
蒙古族男子爱戴呢料大檐礼帽,显得潇洒大方;回族男性则为黑白小圆帽,显得整洁庄重。
每逢喜庆节日,各民族都穿上民族盛装,色彩斑斓,令人目不暇接。
民族歌舞。
新疆自古就有“歌舞之乡”的美称。
歌舞艺术历史悠久,维吾尔族民歌《新疆是个好地方》《阿拉木汗》《达坂城的姑娘》《青春舞曲》《半个月亮爬上来》;哈萨克族民歌《玛依拉》《在那遥远的地方》;塔吉克族民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乌兹别克族民歌《掀起你的盖头来》等一批世代流传的民族歌曲,已伴随着丝路驼铃,蜚声中外,名扬天下。
新疆歌舞以动听优美的音乐,绚丽多姿的舞蹈,深刻反映了西北边陲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
被誉为音乐之母的维吾尔族古典乐曲《十二木卡姆》集音乐、舞蹈、演唱、文学、生活为一体,规模宏大、思想深邃,集中体现了维吾尔族人民的聪明智慧和音乐创作的非凡才能,2005年11月25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任何一个事物都有两面性,即都是通过内外两个方面来显现。
民族文化也不例外,若用内在性和外在性来描述民族文化的几个元素,除民族意识、宗教信仰、族际交往外,那么民族风俗元素就是民族文化的重要外在展现。
总而言之,在新疆的民族大家庭中,各个成员都有自己的“拿手绝活”,可谓“十八般武艺”,个个精彩、个个绝妙,可以确定地说这就是新疆民族文化多元的现代元素,这必将对今后新疆的文化策略产生巨大影响
五十六个民族的生活习惯
先秦时期近代新疆各地考料表明，在六七千年以前,新疆地区已有活动。
在大约距三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天山南北各地，诸如哈密的三道岭、七角井、吐鲁番盆地的阿斯塔那、乌鲁木齐县的柴窝堡，以及木垒、奇台、伊犁、库车、巴楚、且末、于阗、皮山等地都已出现人类祖先活动的遗迹，其石器形制、打刻技术以及共存的陶器色彩、花纹与我国甘肃、内蒙、宁夏等地相近。
原始社会时期。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中，有关周穆王西巡昆仑会见西王母的故事。
新疆境内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陶器,其中不少彩陶的图案纹饰与中原内地同期出土的陶 器图案纹饰相同或相近似。
新疆出土距今3000年前的彩陶三角形纹、涡纹、弦纹的绘制和诸如陶豆一类器形，说明甘肃和内地彩陶艺术已影响到新疆彩陶文化艺术的发展。
两汉时期我国古史中对于西域地理历史的真实具体记载当始自汉代，同样也在汉代，中央政府在西域各地开始设置地方政府机构。
所以，自汉代以后，西域便已是我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至西汉初年，天山南北各地社会经济已有很大发展。
西汉王朝征服西域大业是从讨伐匈奴开始的。
匈奴是秦汉之际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区活动的一个实力强盛的游牧民族，初弱，后强盛。
汉朝对北方地区，包括西域的统一管辖，结束了该地区长期以来诸游牧部落不相统属的分割局面，为后来全国性的统一局面形成创造了条件。
汉武帝刘彻为了打败匈奴，巩固其统治，决定“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
为此他先派张骞两度出使西域，以加强同西域诸地的联系，共同对付匈奴。
汉武帝又命李广利于太初元年（前104年）、三年两伐大宛（在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使西域的许多城国相继臣服于汉。
前102年，汉军攻破大宛城（今费尔干纳），汉朝在西域各国中的威望大增。
翌年，汉朝在西域的轮台、渠犁等地驻兵屯田，并置使者校尉统领之。
因匈奴内争，其主管西域的日逐王先贤掸率万余众降汉，汉使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之，匈奴在西域的统治力量随之瓦解。
于是汉廷使护鄯善以西南道诸地的郑吉“并护（车师以西）北道，故号曰都护”。
公元前60年，西汉中央政权设立西域都护府，新疆正式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西汉时期，随着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传播，极大地带动促进了西域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西域的农作物胡麻、蚕豆、石榴、大蒜、葡萄、苜蓿等相继传入内地，被誉作“天马”的大宛马、乌孙马、各种毛皮也通过“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进入到中原地区。
同时，中原地区的丝绸和丝织品也传入西域并经此西传欧洲。
此外，伴随着屯田士兵而传入西域的还有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农业经验，如铁铧、铁锄等铁制农具及代田法，还有掘井技术和冶铁技术等。
参见：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喀喇汗王朝、西州回鹘、西辽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空前繁荣、昌盛的时期。
隋朝从突厥人手中夺取了西域东部，又灭吐谷浑，把行政区扩大到今若羌、且末和青海湖西、兴海县东一带。
大业五年，隋炀帝巡幸河西，高昌王麴伯雅等27国首领使者，到张掖觐见，盛况空前。
大业六年，设立鄯善（今若羌）、且末、伊吾三郡，在伊吾城之东北设柔远镇。
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军占领高昌，于该地置西州，又于可汗浮图城（今吉木萨尔）设庭州；同年在高昌设安西都护府，后迁至库车，改置为安西大都护府。
统安西四镇：龟兹、疏勒、于阗、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市），辖境相当今新疆及哈萨克东部、吉尔吉斯北部楚河流域。
自显庆元年（656年）至麟德元年（664年），这期间，是武则天为皇后辅佐唐高宗到垂帘听政阶段。
在之后的二十年间，唐军发动了对西突厥的一系列远征，唐高宗发大军分南北两道进攻西突厥，一举灭掉了西突厥，在657年西突厥彻底投降，西突厥领土全部为唐所有。
显庆、龙朔年间（661-663年），唐军平定西突厥，辖区扩大至今阿尔泰山西至咸海及葱岭的东西各部直至阿姆河两岸城的诸城邦国包括今新疆大部分。
670年安西四镇被吐蕃攻占，693年武周再次占领。
唐朝咸亨元年（670年），安西都护府治所移至碎叶城。
8世纪中叶安史之乱发生时，吐蕃再次在之后的三十年内逐步控制了天山山脉南部的和河西走廊的广大地区，甚至在763年洗劫了唐朝京城长安。
同时，回鹘人控制漠北漠南甚至到中亚的广大地区，包括新疆北部。
9世纪中叶后，吐蕃和回鹘都衰落下来，这一地区进入混战时期。
9世纪之后的中原王朝无暇顾及西域，西域出现了几个国家并列存在的局面。
其中主要有高昌、黑汗王朝和于阗等地方政权。
840年漠北回鹘汗国覆灭高昌与喀喇汗王朝后，由西迁西域的回鹘人汇同其他操突厥语诸族建立地方政权。
于阗是古老的塞人居地。
唐亡后，于阗尉迟王族执政，与中原地区往来密切，因曾受过唐朝册封而自称李姓。
黑汗王朝在10世纪和11世纪控制今日的新疆西部，同一时期回鹘的一支在新疆中部定居。
辽国覆灭前夜，宗室耶律大石率部西迁，在占据西州回鹘和黑汗国旧地后，向西扩展到阿姆河流域，大石于1132年（一说1131年）称帝，建立西辽政权 。
疆域包括天山南北，帕米尔高原以西至咸海以南的阿姆河西岸，巴尔喀什湖东北至蒙古西部。
元明时期1206年，蒙古帝国建立，1271年改国号为元朝。
蒙元时期西域大部分地区为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封地即察合台汗国。
另外元朝在今伊犁河流域曾设置阿里麻里（阿力麻里）行省，但不久就并入察合台汗国。
又在阿姆河南岸曾设立行省，后并入伊利汗国。
今乌鲁木齐一带曾设置别失八里行省，后一度被察合台汗国占据，后期重新成为元朝的辖地。
明代在西域处于退缩状态，在今克什米尔东北和藏西设置俄力思军民元帅府；1406年， 又设立哈密卫，任用当地世族首领为各级官吏统辖当地军政事宜，维持商贸通道安全，对西域地区实施羁縻控制。
洪武三年（1370年）察合台汗国灭亡后其后裔建别失八里，都城在别失八里（今吉木萨尔北破城子），永乐十六年（1418年）迁都亦力把里（今伊宁）。
15世纪中叶，吐鲁番部强大，1472年，哈密等卫所一度被吐鲁番攻破，诸卫内迁，后复，1514年再度被并，明朝最后退守嘉峪关。
明朝中叶，东察合台汗国演变为叶尔羌汗国。
元、明两代，西域各族人民为保卫和开拓祖国边疆、繁荣西域经济、发展科学文化技术，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清朝时期17世纪，准噶尔（蒙古的一支）叛乱，并攻打外蒙古。
1697年，清军击败了准噶尔，控制了新疆东部。
雍正皇帝时，贵州东南部新辟疆土亦称新疆。
当时，西域新疆和云南、四川、贵州等地新纳入清王朝统治之下的地域，统称“新疆六厅”。
《清史稿》载：“十二年，哈元生进新辟苗疆图志，以尹继善督云、贵，而复有黔苗之变。
初，苗疆辟地二三千里，几当贵州全省之半，增营设汛，凡腹内郡县防兵大半移戍新疆。
”[6]1755年，清朝攻占固勒扎；1757年，清朝彻底平定了准噶尔叛乱。
乾隆皇帝把这片土地命名为“新疆”，取因“故土新归”之意。
1759年，清朝又平定天山以南因准噶尔部消失而趁机坐大的回部，即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大小和卓反叛，从此完全确立了清朝对新疆的稳固统治，回部之前在准噶尔暴力统治之下。
而准噶尔部被灭族也直接导致新疆及中亚部分完全伊斯兰化。
1771年，土尔扈特人在首领渥巴锡的带领下打败沙皇俄罗斯的阻拦从几千里外的哈萨克草原回归祖国。
1755—1757年，清朝统一西北地区，解除了哈萨克汗国来自准噶尔贵族的威胁。
大、中、小三个玉兹，曾先后表示归顺清朝，部分牧民迁回阿勒泰、塔城、伊犁地区放牧。
清朝平定准噶尔后，要求归附的不仅仅是哈萨克和布鲁特，葱岭以西的各部落，如浩罕、今天新疆西部的巴达克山、帕米尔、布哈尔、山克、塔什干、爱乌罕（阿富汗）等纷纷表示归附。
参见
谈谈对康熙的评价
康熙在位六十年，逐步恢复经济，清朝成为当时世界上幅员最为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最富庶的帝国。
清初人口从明末的五、六千万急剧下降，1661年（顺治十八年），全国人丁数字是1913万，到1711年（康熙五十年），增为2462万。
这只是丁数，不是人口总数。
此外，根据官方统计数字，康熙六十年，也就是1721年，垦田面积从1651年顺治时期的2,90亿亩增加到了7,30亿亩。
像抛荒严重的两淮地区，至康熙中期已“无尺寸之荒芜”。
因遭三藩叛乱而更加残破的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省，到康熙晚年也开垦无遗。
相应的是粮食价格从顺治时期的斗米二钱(银) 在康熙年间降到了0.5到0.6钱(银) 。
另一方面，康熙平定内乱，将台湾收回，使中国的疆土进一步扩大。
当时清朝的疆域，东起大海，西至葱岭，南到曾母暗沙，北达外兴安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东北到库页岛，总面积为1300万平方公里。
平定三藩：此次平叛的胜利，消除了地方割据势力，维护了满清的统一。
收复台湾： 1681年七月，康熙下诏“以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与将军总督等统舟师进取澎湖、台湾”。
1684年，清政府在台湾设一府（台湾府）三县（台湾、凤山、诸罗），隶福建省，并在台湾设巡道一员，总兵官一员，副将二员，兵八千。
在澎湖设副将一员，兵二千。
在清朝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下，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更加密切。
平定准噶尔叛乱：噶尔丹叛乱被粉碎以后，喀尔喀蒙古各部又回到了原来的居住地。
清政府设置将军和参赞大臣率兵驻守科布多和乌苏雅台等重镇，加强了对喀尔喀蒙古地区的管理和统治。
此后，满清政府又先后平息了噶尔丹的侄子阿拉布坦的叛乱，青海和硕特部罗卜藏丹津的叛乱和准部贵族阿睦尔撒纳在伊犁发动的叛乱。
并改西宁卫为西宁府，设立青海办事大臣，分蒙古族为二十九旗，加强了对青海的管理；在新疆设立伊犁将军、参赞大臣、劣谟大臣、都统等，率兵分驻伊犁、塔城等地，巩固了对天山北路的统治。
遏制沙皇俄国的扩张：明末清初，沙俄在亚欧大陆上不断向东扩张，并于17世纪中期侵入了中国黑龙江地区。
沙皇多次遣使来华，要求建立外交和通商关系，但因俄国侵占中国领土等问题而遭到清政府拒绝。
此外，由于清初国内尚未安定，所以直到17世纪80年代中期，康熙才对黑龙江地区的俄国据点雅克萨采取了有力的军事行动。
俄国因内外问题一时无力在东方大规模用兵，遂希望议和，被康熙接受。
1689年，中俄订立了尼布楚条约，这是中国和近现代欧美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条约。
根据条约，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和直达于海的外兴安岭为中俄边界，外兴安岭和乌第河之间土地的归属另行议定。
这样，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被确认为中国的领土。
此后，俄国多次派遣使节和商队来到北京，清政府还在北京建立了俄罗斯馆供俄人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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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未来的发展前景是什么
1．既防内，又防外。
清代前期，统治者继承了中国传统的边防思想，把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作为边防的重要对象。
清初，居住在边疆地区众多的少数民族，大都承认由人主中原的满洲贵族建立的清中央政权，但也有一些少数民族上层贵族，出于不断扩张的野心，割据自雄，侵扰邻部，甚至窥伺中原，与清政府对抗。
有的甚至不惜与外国势力勾结，进行分裂祖国的罪恶活动，这是清廷所绝对不能允许的。
清朝统治者治理边疆，加强边防，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防备边疆少数民族分裂割据势力和反清力量，尤其防止边疆少数民族与内地汉人联合。
尽管如此，但由于时代的不同，清代前期的边防又呈现出一些新的情况、新的特点。
一是不断遭到以西方殖民主义为主的外敌侵略，既有从海上来的侵扰，更直接的则是陆路的人侵。
清朝政府在与入侵者通过外交途径交涉无效的情况下，坚决派清军进行反击，先后进行了抗击沙俄入侵的雅克萨战争、反击廓尔喀的战争等，把入侵者赶出了中国。
在与外国入侵者的斗争中，清朝统治者防备外敌入侵的边防意识逐渐加强。
二是与邻国确定了具有国际法约束力的边界。
清代以前，中国与邻国之间的边界，只是一种自然边界，或者称为传统习惯边界。
这种边界，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由于受自然条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有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
近代意义的边界，是用条约的形式确定下来、走向明确、有一定稳定性的边界线。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边界条约，明确划定了中俄两国的东段边界。
雍正六年（1727年）的肿俄恰克图条约》，确定了两国的中段边界。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击败廓尔喀入侵后，“所有唐古忒（西藏）西南与外蕃布噜克巴（今不丹）、哲孟雄（今锡金）、作木朗、洛敏汤、廓尔喀各交界，均已划然清楚”。
边界条约的签订和近代边界的出现，是历史的进步，对于减少边界冲突、加强边防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与此相适应，清代的边防思想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即从传统边防逐渐向现代边防的转变。
面对周边国家特别是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清朝统治者深切地感受到他们对自己的威胁，因而开始把防外敌人侵与防范、管理边疆少数民族同样作为边防斗争的重要任务，认识到必须以武力与威胁国家安全的外敌相抗衡，当遭到外敌人侵时，则坚决进行反击，以保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
康熙帝把抗击沙俄人侵看作是关系国家久安长治的大事，他说：“今征罗刹之事，似非甚要，而所关最巨……不速加翦除，恐边徼之民，不获宁息。
”又说，如不能加强黑龙江边防，则“自松花江、黑龙江以外，所居民人皆非吾有矣”。
雍正帝说：“中国北有俄罗斯是不可轻视的，南有欧西各国，更是要担心的。
”清朝统治者的领土意识大大增强，乾隆帝说：“夫开边黩武，朕所不为，而祖宗所有疆宇，不敢少亏尺寸。
”2．“恩成并用，剿抚兼施”。
“恩威并用，剿抚兼施”是我国历代封建王朝传统的统治方针，清朝统治者也深诸此道。
早在努尔哈赤统一东北女真各部时，就采取了“恩威并用，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1）的方针。
取得全国政权之后，清王朝在经营边疆的过程中，始终坚持这一总方针。
康熙帝在总结清王朝“宣威蒙古，并令归心”的经验时，明确指出；“乱则声讨，治则抚绥，理之自然也。
”乾隆帝登极伊始，就提出了“宽严相济”的施政总方针，认为“治天下之道，贵得乎中，故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
这一方针用之于治边，就是“恩威并用”。
他说：“驾驭外藩，若一味姑息，伊等必至骄肆，自当恩威并用，俾先知所惧，则其感益深，足以豫弭滋事之端。
”所谓“恩威并用，剿抚兼施”，就是政治与军事相结合。
一方面，平时以武力相威慑，一旦边疆少数民族割据势力和反清力量闹事，则坚决实行武力征服与军事镇压；另一方面，用和平的方法，通过封爵、给俸、联姻、盟誓、朝觐、赐宴等，对边疆少数民族上层采取怀柔、拉拢、抚绥、笼络、羁縻、收买、招抚，以争取人心，分化敌对势力，稳定边疆局势，巩固自己的统治。
3．“镇以重臣，屯以劲旅”。
为加强统治，对外防御外敌人侵，对内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清廷派遣将军、都统、大臣分驻边疆各地，代表中央政府对各地进行统治，并在边疆地区驻扎大量军队，主要的是八旗劲旅，这就是“镇以重臣，屯以劲旅”。
将军为一个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东北地区有盛京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外蒙古地区有乌里雅苏台将军（一称“定边左副将军”），内蒙古地区有绥远将军，新疆地区有伊犁将军。
都统是八旗驻防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内蒙古地区设置了察哈尔都统、热河都统，新疆地区设置了乌鲁木齐都统。
大臣分参赞大臣、领队大臣和办事大臣。
参赞大臣设于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喀什噶尔（今喀什）、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分别协助伊犁将军、乌里雅苏台将军管理新疆和外蒙古地区军政事务；领队大臣分两类：一类设于伊犁将军和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之下，管理各少数民族游牧事务，一类设于巴里坤、古城（今奇台）、库尔喀喇乌苏（今乌苏）、阿克苏和英吉沙尔（今英吉沙）等城，在乌鲁木齐都统和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的领导下，管理各城的军政要务。
办事大臣设于新疆天山南路叶尔羌（今莎车）、和阗（今和田）、阿克苏、乌什、库车及哈密等地，掌管当地军政事务。
驻扎西藏办事大臣（简称“驻藏大臣”）则是清廷派驻西藏的最高军政长官。
4．“困俗习为治”。
就是根据边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统治手段。
这是清王朝一以贯之的治边原则。
顺治二年（1645年），清廷颁《恩诏》41款，其中规定对甘肃等地少数民族，“一切政治，悉因其俗”。
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帝指出：“回民有礼拜寺之名，有衣服、文字之别，要亦从俗从宜，各安其习。
”雍正十年，他在谈到对蒙藏民族统治时说：“因俗利导，于治化不为无助。
”（《敕赐佑宁寺碑文》）乾隆帝也强调，要“从俗从宜”，“因俗习为治”（《清高宗御制诗文十全集》卷9）。
“因俗习为治”的原则贯穿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最主要的有二点：其一，因俗设官，建立不同的行政管理体制。
东北地区主要实行军府制；蒙古族聚居的北部边疆地区实行盟旗制；新疆地区主要实行军府制，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则分别实行州县制、盟旗制和伯克制；藏族聚居的西藏地区，实行“政教合一”统治体制下的噶厦治政；云南、广西等省部分地区实行土司制。
总之，“设官置吏，多因其俗以治之”（《清朝通典》卷26，《职官》四）。
其二，尊重各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尊崇、利用存蒙藏民族中有重大影响的喇嘛教，“因其教，不易其俗”（《善因寺碑文》）。
5．“宣布法纪，修明典常”。
清朝统治者一贯重视法制建设，皇太极即位后即训谕群臣说：“自今以后，宜思所以宣布法纪，修明典常，为保邦致治之计。
”随着边疆的逐渐统一，清朝统治者认识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各方面的情况都与中原地区有很大的差异，“不可以内地之法治之”。
因此，清王朝在加强对边疆各少数民族的司法管理的同时，非常重视民族立法。
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各朝纂修的《大清会典》中，有许多关于边疆民族事务的条文。
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颁行的《理藩院则例》中，也规定了蒙古、西藏、青海地区管辖的各项制度。
此外，还先后制定了一系列专门的民族法规：关于青海地区的，有雍正二年（1724年）颁行的《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雍正十一年颁行的《西宁青海番夷成例》六十八条；关于西藏地区的，有乾隆十六年（1751年）制定的《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乾隆五十八年制定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关于蒙古地区的，有乾隆五十四年纂修的《蒙古律例》；关于新疆天山南路地区的，有嘉庆十九年（1814年）制定的《回疆则例》，等等。
这些法律的制定，以法律条文的形式确立了清朝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管辖，完善了治边制度。
这对于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统一，对于抵御外敌的侵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党的先进性 思想汇报
或回顾中国共产党近一个世纪的奋斗历程，她的确如江泽民同志在“三个代表”中所总结的：“中国共产党代表着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代表着先进的文化。
使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走向社会主义逐渐繁荣昌盛的今天，并向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跨进。
一切事实说明，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她才能有感召力，有战斗力，才能克服和战胜各种艰难险阻。
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靠全体党员去维护，那么，怎样去做呢
一是。
党的各级组织要层层抓、认真抓，。
尤其是党的高层组织，要坚持立党为公，；对基层党组保持监督、指导。
使党员不断提高政治思想水平，提升道德品质修养，坚持履行职责，依靠自身力量解决问题和矛盾的能力。
二是要严肃党纪。
全体党员要保持党的纯洁性，必须始终做到懂法、遵法，规范自身的行为。
党的各级组织要充分行使其权力，每个党员要自觉的接受党组织的监管。
对存在的苗头，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加以分析，及时采取积极有效的办法加以杜绝，对发生的不良问题要严肃对待，不能姑息纵容。
三是作为党员，必须时刻注意保持党的形象。
党员要讲政治，讲思想，讲学习。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它是一切工作的基础。
不论是经济时代或是其它什么时代，政治思想是指明前进方向的指针，失去政治思想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半途而废。
我们每个党员的政治思想到位了，党的路线方针才会落实到实处，党的各种决议才能够得到充分执行。
每个党员抗病防变、抵御风险的能力才能加强。
四是全体党员要坚持立党为公。
做一名党员不是为了自己的私欲，而是实实在在的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去谋利益。
党员要讲奉献。
要讲原则，替群众说话。
在自身工作中不断找差距，不断开展，做群众的贴心人。
这样，才会得到群众的拥护与支持。
我做为一名从事基层生产工作的普通党员，我认识并体会到，做为党员应始终保持头脑清醒、警觉，始终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党员，党员在工作面前怎样去想，怎样去说，怎样去做，要认真履行党员的权力、义务，在本职工作中冲锋在前，吃苦在先，去教育和影响周围的群众，只有这样，工作才会出成效，党员的形象才能树的起。
在日常生活、工作中遵章、守纪，，时刻保持自身的纯洁，这样才能把握自己，保持党员的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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