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调歌头》表现了苏轼怎样的思想感情
在写法上有什么主要特点
旷达乐观的情绪本篇,豪迈的意气,在“把酒问天”中排空直入,似乎潇洒的带走了一些作者的郁愤。
全词运用形象的描绘漫主义的想象,紧紧围绕中秋之月展开描写、抒情和议论,从天上与人间、月与人、空间与时间这些相联系的范畴进行思考,把自己对兄弟的感升华到探索人生乐观与不幸的哲理高度,表达了作者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和对生活的美好祝愿、无限热爱。
苏轼的思想、性格以及生平
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豪放奔腾如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益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
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
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
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
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其间大有庄子化蝶、物我皆忘之味。
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
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苏轼词风可分三类 :一、 豪放风格 这是苏轼刻意追求的理想风格。
他以充沛、激昂甚至略带悲凉的感情融入词中,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
二、 旷达风格 这是最能代表苏轼思想和性格特点的词风,表达了诗人希望隐居、避开乱世、期待和平的愿望。
三、 婉约风格 苏轼婉约词的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人生大事:1056年(嘉祐元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
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1061年(嘉祐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后逢其母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
1069年(熙宁二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
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
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
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 “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又因其政治思想保守,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
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
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从此,苏轼终其一生都对王安石等变法派存有某种误解。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山东诸城)、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县令。
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
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以讽刺新法为名大做文章。
1079年(元丰二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网织“文字毁谤君相”的网罗罪名,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
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
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前赤壁赋》、《后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
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
“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宋神宗(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
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
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
当他准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年幼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以王安石为首新党被打压,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
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
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
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秘书,三品),知礼部贡举。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
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
但1091年(元祐六年),他又被召回朝。
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今安徽阜阳市治)。
1093年(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第二年6月,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
1097年,苏轼又被再贬至更远的海南(九死蛮荒吾不悔,兹游奇绝慰平生)。
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
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
1101年(元符三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1101年8月24日(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常州(今属江苏)。
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四岁,御赐号文忠(公)。
故有“历典八州,行程万里。
”的荣誉之称。
苏轼和辛弃疾异同
苏轼和辛弃疾都是宋朝(一个北宋、一个南宋)的伟大词人。
相同点:1、苏轼和辛弃疾的词都有着豪放旷达的风格,开拓了词的意境,使得本来以艳情为主的婉约词,能够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
2、 苏轼和辛弃疾在词的题材内容上有着相同之处,两人都擅长于写应酬、咏物的词 。
3、 苏、辛二人借助于词抒情手法细腻的特点,将自己真挚的肺腑之情融入词中,在言情题材的婉约词中开创了自己的风格。
4、苏轼和辛弃疾二人在词的艺术手法上也有相同之处,他们都擅长与用比兴的手法写词。
不同点:1、苏轼和辛弃疾二人词的意境、艺术手法等方面都有所不同。
虽然他们的词都有着豪放派的风格,但是他们传达的感情是有所差异的。
苏轼、辛弃疾的一生都是仕途坎坷, 政治上很不得志,然而苏轼的词在写他的坎坷之后传达的是旷达超脱的情怀,而辛弃疾传达的更多是悲愤不平之气。
他们豪放的风格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2、苏辛词二人的情感有所不同。
苏轼的词反映自己在政治风雨中的坦然与旷达,潇洒超俗和乐观开朗的人生态度,在遭遇挫折时依然情怀不改。
辛弃疾的豪放风格主要表现的是对国家前途的关心和忧国忧民的情怀,他的词既豪迈奔放,慷慨激昂,热情澎湃,而又忧思悲壮,沉郁苍凉,政治理想和社会现实的矛盾融合在一起。
3、苏轼和辛弃疾在艺术风格上也有很大的不同,苏轼的词趋向雅致,化诗来写词。
而辛弃疾的词则趋向通俗,化文来写词。
4、苏轼的婉约词中多用代言体来寄寓己怀,而辛弃疾的婉约词多用对话体来言情体志。
综述: 苏轼和辛弃疾在词的创作上有着共同之处,这和他们有着相似的经历有关。
二人一生都是经常被贬,不受重用,政治十分生涯坎坷,因此他们的许多多词有表达岁月坎坷,人生几何的思想,这是政治家不幸却词家幸。
被贬的经历让他们有机会接触农村、游历山水,这些经历直接地影响了他们的词风,二人都有着广阔的题材,多样的风格。
虽然同出于宋朝,然而他们的社会背景却有着很大的差异,苏轼处于北宋较安稳时期,经济也比较发达,期间还有王安石变法。
而辛弃疾所处的南宋则国难当头,民族矛盾尖锐,社会动荡不安。
振兴宋朝、收复失地是辛弃疾的梦想。
加上苏轼信奉禅学,尊崇佛老思想有着旷达乐观的情怀,这些都导致了二人的思想感情有着很大差异。
苏东坡在<前赤壁赋>以水与月为喻,想要表达什么样的思想感情
赤壁赋 壬戌年秋天,七月十六日,我和客人荡着船儿,在赤壁下游玩。
清风缓缓吹来,水面波浪不兴。
举起酒杯,劝客人同饮,朗颂《月出》诗,吟唱“窈窕”一章。
一会儿,月亮从东边山上升起,徘徊在斗宿、牛宿之间。
白蒙蒙的雾气笼罩江面,水光一片,与天相连。
任凭水船儿自由漂流,浮动在那茫茫无边的江面上。
江在旷远啊,船儿象凌空驾风而行,不知道将停留到什么地方;飘飘然,又象脱离尘世,无牵无挂,变成飞升仙果的神仙。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
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
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
白露横江,水光接天。
纵一苇之所知,凌万顷之茫然。
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这时候,喝着酒儿,心里十分快乐,便敲着船舷唱起歌来。
唱道:“桂木做的棹啊兰木做的桨,拍击着澄明的水波啊,在月光浮动的江面逆流而上。
我的情思啊悠远茫茫,瞻望心中的美人啊,在天边遥远的地方。
”客人中有会吹洞箫的,随着歌声吹箫伴奏,箫声呜咽,象含怨,象怀恋,象抽泣,象低诉。
吹完后,余音悠长,象细长的丝缕延绵不断。
这声音,能使深渊里潜藏的蛟龙起舞,使孤独小船上的寡妇悲泣。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
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
”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
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我有些忧伤,理好衣襟端正地坐着,问那客人说:“为什么奏出这样悲凉的声音呢
”客人回答说:“‘月光明亮星星稀少,一只只乌鸦向南飞翔’,这不是曹孟德的诗句吗
向西望是夏口,向东望是武昌,这儿山水环绕,草木茂盛苍翠,不就是曹操被周瑜打败的地方吗
当他占取荆州,攻下江陵,顺江东下的时候,战船连接千里,旌旗遮蔽天空,临江饮酒,横握着长矛吟诗,本是一时的豪杰,如今在哪里呢
何况我和你在江中的小洲上捕鱼打柴,以鱼虾为伴侣,以麋鹿为朋友;驾着一只小船,举杯互相劝酒;寄托蜉蝣一般短暂生命在天地之间,渺小得象大海里的一粒小米。
哀叹我们生命的短促,羡慕长江的无穷无尽。
愿与神仙相伴而遨游,同明月一道永世长存。
知道这种愿望是不能突然实现的,只好把这种无可奈何的心情寄托于曲调之中,在悲凉的秋风中吹奏出来。
”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
”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
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
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
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
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 我对客人说:“你也知道那水和月的道理吗
水象这样不断流去,但它实际上不曾流去;月亮时圆缺,但它终于没有消损和增长。
原来,要是从那变化的方面去看它,那么天地间的万事万物,连一眨眼的时间都不曾保持过原状;从容不那不变的方面去看它,那么事物和我们本身都没有穷尽,我们又羡慕什么呢
再说那天地之间,万物各有主宰者,如果不是我应有的东西,虽说是一丝一毫也不拿取。
只有江上的清风,与山间的明月,耳朵听它,听到的便是声音,眼睛看它,看到的便是色彩,得到它没有人禁止,享用它没有竭尽,这是大自然的无穷宝藏,是我和你可以共同享受的。
”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
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
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
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
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 客人高兴地笑了,洗净酒杯重新斟酒。
菜肴果品都已吃完,杯子盘子杂乱一片。
大家互相枕着靠着睡在船上,不知不觉东方已经露出白色的曙光。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
肴核既尽,杯盘狼藉。
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政治上的失意。
萧声哀怨。
人生无常,生命的短暂。
从苏轼的《前赤壁赋》可看出他豁达淡然的人生态度。
本文在语言风格方面,不像韩愈那样拗折奇警,也不像欧阳修那样平易流转,更重视通过捕捉意象,通过音声色彩的组合,来传达自己的主观感受,时常点缀着富于表现力的新颖词汇,句式则是骈散文交杂,长短错落。
《前赤壁赋》中“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写出人在浩渺宇宙间茫然不知所之的感受,而“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又以极精炼的文笔,写出冬日秋江上枯寒荒疏的印象。
《前赤壁赋》写于苏轼一生最为困难的时期之一――贬谪黄州期间。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扣上诽谤朝廷的罪名,被捕入狱。
“几经重辟”,惨遭折磨。
后经多方营救,于当年十二月释放,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但“不得签署公事,不得擅去安置所。
”这无疑是一种“半犯人”式的管制生活。
1082年壬戌,苏轼作《前赤壁赋》。
他在黄州作的诗中,曾经痛苦地描写过此时的忧郁苦闷的心情。
“我谪黄岗四五年,孤舟出没烟波里,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疑死矣”①。
《前赤壁赋》正是作于苏轼政治上失意,行动上不自由,生活困苦,心情极其苦闷的时期。
在他的赤壁词中,即有过明显表露,“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而现实中的我却只能“早生华发”,“一樽还酹江月”地慨叹“人生如梦”。
在这种沉重的精神压力之下,东坡内心有着深刻的感发,他开始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感慨世事的纷忧与虚无,但如果仅是“入乎其内”地感叹人类的沧桑,这就不能产生我们今天对他的文采及人品的钦佩。
东坡之所以成为“白首忘机”的“东坡老”②,更有他善于“出乎其外”的“自我解脱”的另一面(这一面至关重要)。
人的一生中,不可能没有打击,问题是面对打击的态度。
在残酷的政治斗争面前,苏东坡既想超脱又不能超脱。
他在《书<前赤壁赋>后中说:“轼去岁作此赋,未尝轻以示人,见者盖一二人而已。
钦之(傅尧偷的字)有使至,求近文,遂亲书以寄。
多难畏事,钦之爱我,必深藏之不出也。
”这段跋语,对于了解作者当时深受压抑的心境提供了帮助。
苏轼不得不从佛老思想中寻求寄托,黄州的山水,勾起了他对古人的怀念,于是触景生情地倾吐了自己对前辈英雄的钦慕,同时也流露了自己治世立业的壮志。
总之,苏轼当时的心境极其复杂:消极隐退与积极进取,疾世忿懑与逍遥山水的双重情绪,在与世无争的思想背后,却流露出对世道不平的满腔愤怒,不甘妥协的积极进取精神,鄙弃富贵,傲然独立的旷达情怀。
有人曾认为《前赤壁赋》把黄州赤壁当作孙曹交兵之处是苏轼“用事疏舛”,这并不十分准确。
苏轼所游之赤壁并非历史上发生大战的真正的赤壁;而苏轼文章之重心也不在周瑜破曹之壮举,他无非是借事写文,抒发他的心怀以求解脱罢了。
综观全文,作者的感情经历了三次变化:“乐——悲——乐”,作者的思想也经历了一个由平静到苦闷,再由苦闷而得到解脱的发展过程。
而围绕作者感情的三次变化,全篇的行文也随之巧妙展开。
“文以载道”,作者如果要使自己的思想感情为读者所清晰的领悟,就必须借助于良好的文学表达形式。
苏轼这篇文中的哲思也正是通过他对赋的新的利用而传达开来的。
《前赤壁赋》是篇辞赋,辞赋时常用主客问答的方式表达作者的思想与主张,《前赤壁赋》很显然是运用了这种传统的格式。
辞赋讲究排比对偶,《前赤壁赋》中也有不少排比对偶的句子,所以它具有辞赋的基本特征。
但苏轼的这篇赋却不像汉魏以来的赋一样词藻华丽,仅止于铺陈事物,而少有哲理的渗入其中。
这篇之所以长诵不衰,更有它突破辞赋旧格的新成就,我们今天可以称它为散文诗。
诗人运用行云流水般的笔调抒写自己心中的感情波澜,使文辞更富的血肉,感情也更加真挚,情感与文字的密合无间。
我们不得不佩服苏轼驾驭文字能力的潇洒不凡。
总结而言,这篇赋在文学上有两大贡献: 第一,充分显示了散文“形散神不散”的特质。
这篇赋有诗情、有画意、有哲理。
就景而言,有明月,有江水,有秋风;就情而言,有悲伤,有欢乐。
时而泛舟秋江,扣舷而歌;时而遗世独立,羽化登仙;时而愀然发问,畅谈哲理。
景色的转换,情感的跳跃很频繁,但却不杂乱,而是以作者的主观感受作为线索贯穿始终。
苏轼在文章中阐述了变与不变的哲理,这个论点尽管来源于老庄的相对主义哲学观,具有唯心主义的成分,但却同时具备了辩证法的因素,这是作者所要集中表达的思想,是文章的“神”之所在。
神聚而形散,随着主观感受的辗转生发,散文的文字起伏跌宕,意趣横生。
文章寓情于景,借景明理,具有极高的艺术感染力,为后世散文的创作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第二,对“赋”体的巧妙利用与革新。
《前赤壁赋》是散文与韵文的巧妙结合,是诗与文的统一。
文章是赋体,但却不拘泥于古赋,它的语句有长有短,散骈结合,文辞生动,情韵潇洒,不啻是一首优美的散文诗。
文中游览的场景不断的更换,诗人的情感也不断地变换,而文气却始终一贯如注,既有骈赋对偶工整之美,又有情景交融的诗境之美,还有挥洒自如的散文之美和生动形象的说理之美。
在这样的一篇散文诗中,我们不仅可领略文学之美,还可以体悟哲学之理趣,无疑是文学与哲学的完美的融合。
苏轼诗歌的情感特征
苏轼诗歌的特点 苏轼作为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其诗歌有着鲜明的特点。
其一、说理中显趣味——一理趣取胜。
宋代诗歌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说理,而苏轼却是一说理大家。
所谓理趣,大体上就是诗中所含之理富于生机与灵气,即宇宙、社会、人生的哲理。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生在此山中。
”(苏轼《题西林壁》) 诗人眺望庐山,看到山岭连绵,峰峦环列,高低巍峨的景象,横看、侧看、远看、近看,视觉不同,看到的情况各不相同。
于是作者想到,人们之所以认不清庐山的真面目,就因为身在庐山之中,只看见庐山的一个局部,或被某中现象所迷惑。
这也就告诉我们:凡是主观片面,各执一端,都不能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想见到真相,需要走出自身局限,从搞出全面洞察。
全诗融景物、感情、哲理于一体,是一首不朽的哲理诗。
苏轼诗的理不是直截了当的说出来,而是通过形象表现出来,让读者通过作品的形象去感受、联想后,然后悟出一些新颖而深邃的哲理。
又如他的《和子由渑池相会》: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这首诗表达对人生来去无定的怅惘和往事旧迹的深情眷念。
前四句比喻生动奇妙,单行入律,一气呵成,后四句再以所闻所见所忆的情景深化“雪泥鸿爪”的感触,使前后两部分紧密相连、虚实相生。
全篇带有普遍性的人生体验,蕴涵深邃的人生哲理,古能动人深情又发人深思。
其二、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
苏轼的诗既具有杜甫诗的现实主义精神,又具有李白豪放不羁的浪漫主义风格,其现实主义精神首先表现在他对民间疾苦的关心和对穷奢极欲的统治者的不满。
他的《李氏园》揭露了官僚贵族兼并土地的罪行,他们为了建筑“美园圃”不惜“夺民田”,“破千家”。
苏轼的《荔枝叹》揭露了官僚为了“宫中美人一破颜”,不惜造成“惊尘溅血流千载”的丑态与罪行。
苏轼的现实主义精神其次表现在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上。
苏轼主张抗击辽和西夏,在他的诗中,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
“圣朝若用西凉薄,白羽犹能效一挥。
”(《祭常山回小猎》)“臂弓腰箭何时去,直上阴山去可汗。
”(《答陈季常惠一揞巾》)表现了他愿意效命疆场的豪情壮志。
苏轼时常关心边事,因此,每当他得知边境告捷,常常表现出由衷的高兴。
如:“汉家将军一丈佛,诏赐天池八尺龙。
似闻指挥筑上郡,已觉谈笑无西戎。
牧臣不见天颜喜,但惊草木放(一作皆。
)春容。
”(《闻洮西捷报》)写熙宁五年(1072)洮西大捷。
又如元皊二年(7087),擒获吐蕃首领鬼章,苏轼写诗称颂道:“坚垒千兵破,连航一炬烧。
擒奸从窟穴,奏捷上烟霄。
”但他也清醒地告诫说:“羌情防报复,军胜忌矜骄。
慎重关西将,奇功勿再要。
”(《获鬼章二十韵》) 苏轼一向认为,山水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
他时时想着要做大自然的欣赏者,他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倾注在大自然身上;他从大自然中获得了乐趣,浪迹山水禅寺,寻求美的享受,领略人生的哲理,表现出一种达观的浪漫主义精神。
他在应试的答卷《咏怪石》中写道:“谁知兹市石本灵怪,忽从梦中来我前,骇觉坐想其语,勉书此诗席之端。
” 写怪石向苏轼托梦为自己辨解,实际上是苏轼借怪石之口热烈歌颂怪石的高贵品质。
这表明苏轼从青年时代就具有豪放不羁的浪漫主义精神,也可见他高燃的理想火炬。
其三、豪放风格与婉约风格相结合。
北宋时期,诗词以婉约而著称,而苏轼则开创了豪放派诗词,因而在他的诗中,主要是以清雄旷放的豪放风格,同时又兼有婉约等多种姿态。
正如刘克庄所评:“有汗漫者,有典丽者,有丽缛者,有简淡者,翕张开阖,千变万化。
”(《后村诗话》) 看苏轼诗《吉祥寺赏牡丹》:“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
醉归扶路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
”诗中前两句翻用刘禹锡《看牡丹》诗“只愁花有语,不为老人开。
”最后一句翻用杜牧《赠别》诗“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语意。
描绘杭州百姓观赏牡丹的欢乐氛围以及笑看其带醉而归的情形。
诗中描写出自己白发簪花的情态,赏花醉归,十里花街,珠帘半卷,佳人仕女,纷纷探头观看。
诗中“人”、“花”、“老”、“羞”四子有意重复,使音节回环往复,带有很强的婉约情调。
又如他的诗《月夜与客饮杏花下》,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记梦》等,更是婉约细密,幽微深远。
“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
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
平生好诗仍好画,书墙涴壁长遭骂。
不嗔不骂喜有余,世间谁复如君者。
一双铜剑秋水光,两首新诗争剑。
剑在床头诗在手,不知谁作蛟龙吼
”这是苏轼诗《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郭作诗为谢,且遗二古铜剑》。
从诗中感觉出有种笔墨淋漓,锋芒毕露,豪气喷薄的感觉。
而苏轼的词其豪放特点更甚于诗。
其四、品茶论禅,书写绘画。
禅宗美学超功利的审美态度反映在苏轼的作品中便集中体现为一种超然精神,因而造就了其创作或主淡泊或主豪猛的多方面的风格特点。
如苏轼的《琴诗》: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这是苏轼有名的一首禅诗,琴声既不在“琴上”,又不在“指上”,那么发自何处呢?诗人设问奇诡而并不作答(也无须作答),诗中充满了“禅意”,其间之雅趣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也。
从中可以看出佛教对苏轼的影响。
苏轼既是诗文大家,又是绘画行家,这种通才的修养能让他以题跋的形式对绘画艺术作出精辟的总结。
如苏轼的《书吴道子画后》“知者创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
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
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对吴道子的画进行了评论,可见其在书法绘画上的造诣之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