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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的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现行宪法。
这是新中国颁布的第四部宪法，与广纳民意、深得民心的1954年宪法一脉相承，同「文革」色彩鲜明的1975年宪法、「左」的思想尚未彻底清除的1978年宪法进行了果断切割。
现行宪法根据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使命和任务，全面体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生活的基本原则和社会活动的根本准则，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根本保证。
可以说，这是一部改革色彩鲜明的宪法，是一部开放思维贯穿的宪法，更是一部人的尊严彰显的宪法。
30年来，国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又於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对现行宪法进行了四次修改，形成31条修正案，与时俱进地实现了宪法规范与社会实践的紧密衔接。
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证明，1982年宪法继承和发展了1954年宪法的基本原则，克服了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的缺陷，总结了建国3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丰富经验，集中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既考虑到当时的现实情况，又照顾到将来的发展前景，同时注意吸收国外的有益经验，是一部中国特色的、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长期稳定的宪法，也是建国以来最完善的一部宪法。
立足当下，展望未来，在现行宪法颁布实施三十周年这个特殊时点，我们更要深思，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应当如何进一步发挥应有作用，在全社会形成尊崇宪法、遵守宪法、施行宪法、捍卫宪法的良好氛围和自觉意识，从而凝聚社会共识、引领改革发展、有效制约权力、充分保障人权。
凝聚社会共识 古往今来，不论中西，每一个国家要独立生存、向前发展，前提就是全体国民要形成最起码的社会共识，比如一国以什麼为最终目标和基本底线，内部的政治权力如何分配、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如何规范，等等。
很难想象，一个缺乏基本社会共识或者只能用武力来获得暂时社会共识的国家，能够自主、和平、可持续地发展，而不陷入战争内耗、四分五裂的泥潭。
因此，立宪承载著一项最基本的政治功能——凝聚社会共识。
产生於中世纪的宪法性文件——1215年的英国大宪章，是世界上第一部限制王权的「权利法案」，虽然主要限於保护封建贵族的权力，但充分体现了当时英国绝大多数国民反对王权专横的意愿。
此后的1628年《权利请愿书》、1689年《权利法案》以及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与大宪章的精神一脉相承，构成了限制包括王权在内的公权力，保护公民的生命、自由与财产权的宪法性法律，为英国从封建传统社会和平过渡到现代法治国家、开启强国之路奠定了政治基础。
如果说英国宪法是国王与贵族、精英与平民「妥协」的产物，那麼美国宪法则是吵架「吵」出来的共识。
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13个州先后各自制定了自己的宪法。
1780年，各州代表又制定了《邦联条约》，建立了一个权力孱弱、缺乏权威的中央政府：它无力控制各州的立法权力，任凭各州议会干预司法程序；它无权向各州徵税，以致退伍军人一度因为得不到欠付军饷而威胁兵变；它无权调节州际贸易，无力阻止各州之间的保护主义和贸易战争；它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无力保卫美洲疆土和各州治安。
这充分说明，现有的制度设计和安排，既不能解决当时的内忧外患，也不能体现未来的发展方向。
与此同时，大州与小州之间、南方与北方之间、开拓者与后来者之间、农场主与实业家之间、推崇大政府者与偏好小政府者、浪漫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之间，都存在著难以调和的立场分歧和利益冲突。
怎麼办
既然不准备武力解决，那麼只能「打嘴仗」——各州派代表在费城召开制宪大会，吵得天昏地暗、不可开交，好几次差点就散了夥，但华盛顿、富兰克林、汉密尔顿、杰弗逊等先贤最终以纯熟的政治手段和难得的妥协精神，完成了美国立宪进程，建立起权力相对集中但又有效制约的联邦政府。
美国联邦宪法是美国社会达成基本共识的产物，在此后的两个多世纪裏虽历经沧桑，但保持了国家的基本稳定，虽经历南北内战却未分崩离析，虽经历经济萧条却未丧失信心。
1954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之所以被称为「好的宪法」，正是因为它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凝聚了各方面的共识，最大程度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成为「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现行宪法颁布实施已经3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也走到了极为关键的历史关头。
可以说，当今世界剧烈变动，当代中国深刻变革，社会思想复杂多远，社会矛盾叠加碰头。
关於中国的走向、改革的步骤和顶层的设计，也是众说纷纭，不一而足。
有人怀念建国初期虽然封闭隔绝、物质匮乏却精神丰富、平均分配的类似田园牧歌、乌托邦式的「美好年代」，提出要重回「时代」；有人痛感当前官员腐化堕落、权力不受制约、公平正义匮乏，一厢情愿地想照搬照抄，走西方「三权分立」、「两院制」和「联邦制」的道路；也有不少人因为户籍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社会保障改革的滞后，背负种种压力，成为「漂族」、「蚁族」、「留守儿童」、「空心家庭」，既想要有所改变，又觉得无能为力。
对此，执政党在刚刚闭幕的十八大上已经明确回应，中国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为未来施政设定了方向、划出了底线。
可以说，当前中国纷繁复杂的利益诉求和思想观念，更加迫切地需要宪法发挥凝聚社会共识的功能；也唯有如此，中国这艘大船才能排除「左」与「右」、「中」与「西」的干扰，轻装上阵、乘风破浪，驶出一条最适合国情、最有利於人民的路。
引领改革发展 1982年宪法颁布实施的30年，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特殊时期，可以说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改革」是检索中国这三十年发展历程的关键词，也是对宪法稳定性和生命力最大的挑战。
纵观美国1787年宪法颁布实施后的两百多年裏，共历经18次修改形成了27条修正案，平均13年修改一次，每形成1条修正案平均需要8年时间。
而我国现行宪法通过以后，至今已作过4次修改，形成了31条修正案，平均每7.5年修改一次，平均每年修改1处。
以修宪频率和幅度作比较，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宪法稳定性与变动性的剧烈冲突，以及这一冲突背后，中国社会因为改革而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般而言，改革有三种基本方式：第一种是先修法后改革；第二种是一边修法一边改革，两者同步进行；第三种是先改革后修法。
不可否认，在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改革就意味著必须突破维护计划经济体制的法律制度或政策底线，「摸著石头过河」的试错模式一直存在并被默认，「先改革后修法」成为无奈而又必须的选择。
在这一背景下，「先违宪违法（或违反政策），既成事实后再修宪修法」的突破和创新成为常见的改革模式。
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现在看来则是弊多利少。
第一，让改革在没有相应宪法依据和法律保障的情况下进行，使改革者心有余悸，反对改革者理直气壮，增加了改革的难度，影响了改革的深入发展。
第二，让改革处於无序状态，「改革允许试错」、「改革要付出成本与代价」等藉口之下产生了不少监管真空和灰色地带，加大了权钱交易和权力失控的腐败风险，形成了既得利益格局，也给下一步深入改革增加了难度。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第三，虽然有些明显违反法律甚至宪法的改革，在事后被证明是有利於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利於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整体利益，被一些学者认为是「良性违宪」、「良性违法」，但这从客观上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助长了法律虚无主义，从长久来看不利於增强全民的法律意识、建设法治国家。
从整体趋势上看，经过多年的改革，目前我国已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也已经形成，正在逐步走出「摸著石头过河」的历史阶段，现在的任务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在法治框架内进行改革创新。
因此，「先改革后修法」已经不符合时代的要求，「先修法后改革」、「边修法边改革」应当成为必然的趋势。
我国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改革者，非常重视改革的正统性和合法性，都把改革称之为变法，凡要进行改革，都先通过皇权颁布法律，用法律取信於民，用法律与保守势力作斗争，从而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
比如说，商鞅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主持了两次大规模变法，推行建立县制、奖励军功、发展生产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不仅推动了秦国社会的发展，而且推动了宗法分封制向中央集权制转型，为秦始皇建立大一统帝国奠定了基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北宋中期，面对尖锐的阶级矛盾、严重的民族对立以及财政困境、军事危机，王安石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开始大规模的改革运动。
所行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
明朝中叶，土地兼并日盛，大量农民的生活每况愈下，流民日益增多，政府税赋收入不断减少而开支却不断增加。
为了扭转国家衰亡的趋势，张居正推行了一系列变法措施，比如通过实行考成法，裁减冗员，解决官僚争权夺势、玩忽职守的腐败之风；颁布清丈条例，清查田地，增加赋税；推行「一条鞭法」，改革赋税，促进商品经济的繁荣。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改革需要合宪性和合法性作保障，宪法法律必须走在改革的前面，为改革提供依据，用宪法法律推进改革、保护改革、规范改革，决不能把有利於生产力发展的改革置於违宪违法的境地，更不能让不适应的宪法法律影响改革的进程。
因此，我们在按法定程序及时将成熟的改革经验上升为法律制度、通过宪法法律巩固改革开放成果的同时，还要充分认识宪法法律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引作用，通过宪法法律来规范和引导改革开放的发展，依靠国家的力量排除改革中的阻力。
尤其是应兴应革的事情，要尽可能先修宪修法或者先释宪释法后改革，避免宪法法律滞后於改革，削弱改革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对於需要在一定地区、一定范围内先行先试的，在注重灵活性和改革勇气的同时，也要确保在法治框架之内有序推行，通过授权决定、宪法解释、法律解释等方式赋予其合法性和正当性。
有效制约权力 宪法是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因此宪法很重要的一项功能，就是通过各种监督机制有效约束权力的运行，确保政府的各项权力依法行使并对人民负责，真正建立起一个法治的政府、一个透明的政府、一个服务型的政府。
但中国的法治政府建设模式，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
由於我国特殊的政党制度以及长期以来党政不分的现实，政府具有极强的社会动员能力和资源调动能力，「强政府、弱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大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等宪法确立的监督机制贯彻不力。
我国的法治政府建设，往往不是监督的结果，而是政府的自觉行动。
比如说，在2003年《行政许可法》的基础上，2012年10月10日《国务院关於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取消171项行政审批，调整143项行政审批，同时明确指出：「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
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事项，一律不设前置审批。
」这一表述的力度，前所未有，被舆论普遍视为政府自我改革的决心和魄力。
但不可忽视的是，直到现在，中央政府层面的审批事项还有1000多项，而地方政府层面的审批事项则多达1.7万项。
可以说，没有外部的监督，没有权力的制约，光靠政府自上而下的自我改革，很难真正建成法治政府。
将宪法中的权力监督原则和运行机制落到实处，还有待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进一步深化和推进。
一是，继续加强监督权力运行尤其是规范行政权运行的立法，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
当前，尤为迫切的就是推动行政程序法的出台，与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规范行政权运行的法律法规形成合力，给作为「双刃剑」的行政权力套上法律的笼头和韁绳，努力保护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确保「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必赔偿」，推动「良法善治」的实现。
此外，还要在行政权运行过程中，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
二是，加强人大监督的成效和「刚性」。
过去，人大监督采取的主要是对法律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即执法检查）、对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等一些看上去缺乏「刚性」的措施，类似询问、质询、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等「刚性」的手段很少采用。
从2010年开始，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监督法的规定，结合听取审议中央决算、国家粮食安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报告，选择人民群众和人大代表普遍关心的问题，开展了多次专题询问，并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体现场直播或报道，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面对面地提出很多敏感问题，指出政府工作的不足，国务院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这一监督形式推动了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工作的改进，加强了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也丰富了人大监督的形式。
同时，也给质询、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等刚性监督手段的运用，积累了实践经验。
下一步，应当循序渐进地激活人大的各种法定的「刚性」监督手段，确保权力得到正确行使，确保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还要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管好政府的「钱袋子」。
三是，依照宪法的规定，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在任何一个追求司法的公正性和现代化以实现社会治理方式合理化的社会中， 司法独立都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课题。
但是由於国家制度、政治体制和司法制度等各方面的原因， 我国并不存在而且在现有制度框架内也不可能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司法独立。
我国宪法和法律并未肯定司法机关在国家基本权力结构中的独立。
因为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
司法机关相对於权力机关并非相互制衡的分权关系而系下位对上位的关系。
司法官员受人大任免， 司法机关对人大报告工作并接受其监督。
但在这个整体框架之下，审判权和检察权应当依宪独立公正行使。
尤其要避免党政领导干部的干涉，避免法定程序之外救济手段和渠道的冲击，避免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滋生蔓延，真正做到执政党所承诺和宣示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充分保障人权 人权的核心是使每个人的个性、人格、精神、道德和能力获得最充分的发展，离不开国家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并加以保障。
虽然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才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实现人权入宪，但人权的理念、原则和精神早在1982年宪法中就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比如说，与前几部宪法相比，1982年宪法在宪法结构上，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置於国家机构之前，表明国家权力来源於人民的委托和授予；在宪法内容上，增加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公民有获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等规定；发展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司法制度，增加了基层自治制度；等等。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和完善的进程中，依据宪法制定的法律法规，从不同方面对公民的经济权利、政治权利、文化权利、社会权利等进一步作了具体规定，从实体上和程序上切实保证公民享有广泛的、充分的、真实的自由和权利，为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法制保障。
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人权的优越性，有利於依宪依法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可以说，人权保障已经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但关键在於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在实践中，公民的民主权利在一定程度上还停留在纸面上和形式中，离「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目标还有距离。
不少地方的主政官员还习惯於对上负责而不是对下负责、「俯视」民众而不是「仰视」民众。
公民的平等权利还屡受侵犯。
社会生活中形形色色的性别歧视、年龄歧视、地域歧视、城乡歧视等还大行其道，且难以得到有效的法律救济。
宪法所规定的、物权法所强调的「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原则还未落到实处。
在「土地财政」的巨额利益驱动之下，一些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紧密合作」，导致「野蛮拆迁」、「带血拆迁」、「自焚抗拆」屡禁不止。
社会各界广泛期盼下出台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徵收与补偿条例》，在实体和程序上尚有规避空间，「公共利益」在实践中也时常被随意解释和肆意滥用。
公民的人身自由保障有待加强。
从制度上看，虽然因孙志刚案所引发的舆论狂潮，「收容遣送」已被「救助管理」所取代，但劳动教养制度已经饱受诟病仍在广泛使用。
公民因为上访而「被精神病」或者被「安元鼎」等黑保安公司非法拘禁的案例层出不穷，不仅影响了公民表达自由尤其是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批评建议权的有效行使，而且激化了社会矛盾，恶化了治理生态，不利於坚持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社会。
人权的充分保障是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基石，但也是一个艰难且漫长的过程。
不仅需要立法上的道德自觉和法律理性、执法上的权力制约和程序制衡，更需要建立有效的宪法实施监督制度，保证宪法正确实施，维护宪法的权威和尊严，确保一切侵犯人权的组织和个人都得到法律的严惩，让每一个公民都能生活在安定平和、免於恐惧的社会之中。
法治关乎国家的前途命运和长治久安，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富有的国家不一定强大，国家要「富」且「强」且「久」，就必须由稳定可靠的法治来支撑。
因此，执政党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
依法执政，首先是依宪执政。
宪法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法律化、制度化，规定的是对人民、国家、民族最重要、最应该铭记的事项，是我们民族历史经验教训最深刻的总结。
因此，大家才会公认，宪法既是国家的根本法，也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凝聚社会共识、引领改革发展、有效制约权力、充分保障人权，既是宪法功能的应有之义，也是我们对现行宪法的合理期待。
但归根结底，离不开宪法全面的贯彻和有效的实施。
唯有如此，宪法规范的最高效力才能够变为现实。
一方面，宪法要始终与时俱进，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宪法不是完美无缺的，宪法内容要随著时代的进步和实践的发展，吸纳共识、不断完善、凝聚力量、明确方向，从而充分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及时回应人民群众的迫切期待。
此外，为了保证宪法在与时俱进中保持稳定，应当充分发挥宪法解释的作用。
无论是改革创新还是推进法治，只要遇到与宪法条文与精神不一致的，执政者都应有宪法思维和宪法意识，先问「宪」於释宪机关，由释宪机关作出必要的解释和说明，使宪法的规定更好地得到贯彻和落实。
另一方面，宪法要健全监督机制，具备必要的威慑力。
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必须予以纠正和追究。
只要宪法「有牙齿」、「能管用」，宪法就会树立起极大的权威。
宪法也是法， 也具有法律效力，违反宪法同样要承担责任。
但不同於民法、刑法等一般法律不一样，最可能违反宪法的并不是普通公民，而是国家机关；最可能违反宪法的也不是具体的行为，而是抽象的行为。
如果国家机关的抽象行为违宪而没有审查监督和救济渠道，人权就得不到充分的保障，国家根本大法就会威信扫地。
因此，必须尽快健全宪法监督机制，明确宪法监督程序，坚决纠正违宪行为。
对於为违宪、违法或者不适当的规范性文件，人大常委会既可以通过内部沟通的方式督促制定机关自行纠正，也可以依法行使撤销权，逐步建立健全审查的标准和后续的程序，为宪法的有效实施和严格遵行树立「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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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这首广为传颂的诗作赋予了自由以最高的价值。
千百年来，公平正义、自由平等一直为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所崇尚追求；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不仅充分汲取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体现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优秀思想成果，而且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成为凝聚社会共识的核心价值追求。
自由、平等、公正都离不开法治。
法治就是依法治国。
法治和人治是相对立的，封建专制社会是典型的人治，“葫芦僧判断葫芦案”，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多变性。
制度才能管根本管长远。
法治是文明进步的体现，是对现代国家的基本要求。
如果说，当年一部《秋菊打官司》的电影，曾让人们充满好奇，那么今天，“讨说法”已经成为社会口头禅。
从主张经济、社会、文化和消费者权利，到捍卫政治、环境、食品安全和纳税人权利，“权利意识”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深入人心、影响社会、改变国家。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走向权利的时代。
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自由平等意识、网络媒体勃兴提供的多元表达平台、民主政治进步造就的个体意识启蒙，所有这一切，成为人们权利意识的萌发、表达和伸张的“时代注脚”。
与之相伴，“权利意识”的高涨，也为树立法律权威、培养法治观念、发掘公民意识，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成为社会进步的催化剂。
“一元钱”官司的较真，厘清的是社会是非观念；“物权”概念的普及，调动起创造财富的热情；“环境权”的主张，增强着生态文明的群众基础……“在一个多少算得上是文明的社会里,一个人所能够拥有的一切权利，其唯一的来由是法律。
” “权利意识”的伸张，离不开“法治观念”护航。
在法律的条款中去寻找依据，权利的主张才能水到渠成；在法治的框架下予以推进，权利的实现才能顺理成章。
反之，把“权利”当作为所欲为的通行证，认为有了利益诉求，就能够理直气壮地去冲撞底线、挑战规则、突破边界，整个社会又如何做到和谐运转
“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
”任何社会行为一旦脱离法治视野，便不可能带来公共福利的实质增进，也难有公平正义的真正实现。
今天，如果说，“权利意识”的启蒙我们已经完成，那么“法治观念”的启蒙还在路上。
这也是党的十八大提出“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深层原因所在。
既要“权利意识”，也要“法治观念”，二者彼此砥砺、相互促进，才能让法治精神融入社会治理和社会生活，使“权利意识”成为构建现代公民人格、建设民主法治社会的基础。
关于(关爱明天普法先行)的画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部署，大力推进全民守法普法教育工作，广泛动员“五老”参与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和创新社会治理，积极引导广大青少年牢固树立法治意识，不断促进社会和谐，按照中国关工委、司法部、中央综治办等单位《关于认真组织开展第三届“关爱明天、普法先行”青少年普法教育活动的通知》（中关工委〔2015〕8号）和县关工委等单位《关于组织开展第三届“关爱明天、普法先行”青少年普法教育活动的通知》要求，乡关工委、司法所、学校、乡综治办决定联合举办全乡第三届“关爱明天、普法先行”青少年普法教育活动。
现将有关实施方案通知如下：一、活动宗旨通过组织青少年参加“关爱明天、普法先行”主题教育活动，加强中小学生的法律启蒙和法律常识教育，培养他们是非分辨能力、自我保护意识和守法观念；加强青少年法律基础理论教育，牢固树立崇尚法律、遵守法律的意识，增强法治观念，逐步提高青少年整体法律素质，培养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活动内容（一）利用挂图、板报、宣传栏、展板、报刊、广播等传统宣传平台和网络、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以《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为重点，广泛开展“关爱明天、普法先行”主题宣传活动，积极宣传青少年普法教育活动的目的和意义，普及法律知识，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二）邀请“五老”和法律志愿者参加“青少年普法教育宣讲团”，组织“宣讲团”成员到中小学校、社乡和企事业单位开展以“关爱明天、普法先行”为主题的宣讲活动，同时，通过“以案释法”、“现身说法”等形式，开展“警示教育”活动，为青少年的成长道路点亮一盏警示灯。
（三）组织青少年利用课余时间开展“关爱明天、普法先行”主题读书活动，观看《代号12348》普法影片，参与法律知识普及等活动。
在青少年掌握一定法律知识的基础上，组织青少年积极参加全市举行的“老少法治书画大赛”和“法治知识竞赛”活动。
（四）根据青少年的年龄特点和身心发展规律，组织开展演讲、辩论、摄影、作文、书画、动漫和模拟法庭、青少年维权岗等寓教于乐的体验教育活动，以及参观公安局、法院、检察院、监狱、矫治（戒毒）场所等活动。
（五）针对新形势下青少年普法教育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组织参与青少年普法教育工作的“五老”、法律志愿者和公、检、法、司等部门有关人员开展培训、研讨和各种交流活动，不断创新青少年普法教育的理念、思维、途径和形式，探索青少年普法教育的新规律、新机制、新措施和新办法，增强青少年普法教育的适应性和实效性。
（六）以公、检、法、司为依托，组织中小学校开展“零犯罪学校”创建活动，为在校学生营造良好的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氛围，扎实推进平安校园、和谐校园建设；积极开展创建“青少年普法教育示范乡”活动；以“双创”活动为抓手，搭建青少年普法教育长效平台。
三、实施步骤（一）准备阶段。
2015年9月至10月。
乡活动组委会举行启动仪式，各有关单位转发活动文件，结合实际制定活动实施方案，成立活动组织委员会，举行动员大会或启动仪式，邀请“五老”和法律志愿者参与“青少年普法教育宣讲团”，发放青少年普法教育材料，使广大青少年在浓厚的氛围中自觉接受法制教育和熏陶，增强参加普法教育活动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二）实施阶段。
2015年10月至2017年3月。
组织各级参与单位根据实际情况，按照活动实施要求，广泛开展“关爱明天、普法先行”主题宣传活动，青少年普法教育宣讲、读书、竞赛和体验等系列活动，“零犯罪学校”和“青少年普法教育示范乡”创建活动，法治教育培训、研讨和交流活动，上报活动情况，推广先进经验，宣传典型事迹。
（三）总结阶段。
2017年4月至6月。
各参与单位对三年来开展普法教育情况和成效进行全面总结，并以书面形式上报主办单位，并逐级组织开展评选表彰活动。
乡组委会将在开展总结表彰的基础上，推荐活动中涌现出的先进单位、先进个人以及大力支持青少年普法教育活动的爱心企业、新闻媒体参加全市和全国第三届“关爱明天、普法先行”--青少年普法教育活动总结表彰大会。
四、具体要求（一）加强组织领导。
里田乡成立“关爱明天、普法先行”--青少年普法教育活动组委会（名单见附件），组委会下设办公室，日常工作由乡关工委办公室承担。
司法所、学校、综治办等部门，要充分认识开展青少年普法教育活动的重要意义，高度重视，周密部署，积极争取党委和政府的支持，把青少年普法教育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建立党政主导、关工委协调、部门参与、学校实施“四位一体”的青少年普法教育工作体制，完善青少年普法教育监督、检查、考核长效机制。
乡关工委负责做好牵头、协调、活动组织等工作；乡综治办、司法所和“乡关工委青少年维权救助中心”、“乡关工委青少年维权救助中心工作站”负责做好青少年的普法宣传、咨询、维权工作，准备普法宣传教育的相关资料;学校负责全乡中小学普法宣传、教育工作，开展好创建“零犯罪学校”活动。
乡财政所协助做好全乡第三届青少年普法教育活动的经费落实。
做到普法教育计划、课时、教材、师资、经费“五落实”。
（二）创新活动载体。
坚持以普及《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为重点，将“关爱明天、普法先行”主题教育活动与“老少共筑中国梦”教育活动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与每年的“三月法治宣传月”、“12·4全国宪法日（全国法制宣传日）”、“综治宣传月”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广泛开展形式灵活多样、青少年喜闻乐见的系列普法教育活动，着力培育青少年法治意识，全面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三）积极广泛宣传。
注重发现、培植、宣传、推广普法教育中涌现的先进典型和品牌活动，拓展宣传载体，广辟宣传渠道，采取多种方式宣传典型事例和优秀事迹，扩大活动影响，努力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到青少年普法教育活动中来，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青少年成长进步的良好氛围。
组委会将组织媒体进行宣传，挖掘好的做法和好的经验。
（四）务求教育实效。
充分发挥“五老”在青少年普法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将青少年普法教育融入到关爱留守流动儿童、网吧监督、结对帮扶帮教等工作中，帮助问题少年和失足青少年转化思想、远离恶习、改邪归正，协同解决特殊青少年群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需求问题，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
如何进一步培养社会主义法律意识
注重主体的培养与本土化的结合 马克思主土化一方面为主体意识的激了助推剂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为地区特色的形成开辟了道路。
首先，主体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不同的地区、不同时期主体性的强弱和表现的特征千差万别，此外，主体性意识是人类社会形成以来逐渐形成的，是人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中自我定位的一种表现，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某种排外的特征，主体性与排外性呈正相关关系，中国共产党作为一支外来力量，要想打开本地固有主体性的壁垒并加以改造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在此问题上，党在培养主体性意识的过程中，特别注意对已有主体性的利用和改造，充分关注传统主体性所赖以形成的客观环境和历史传统，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对农村的历史惯性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和理解，这是其它优势政治力量所从未做到的，正是由于做到了这一点，才使初期力量薄弱的共产党能够减少阻力，从而在农村得以立足发展。
这些在现实中表现为党对一些民间传统和行为惯性巧妙的利用和改造，如陕北农村在生产上素来就有变工和扎工的合作方式，在党的组织下，人们以上述为蓝本组建了新型的合作组织，但去除了原有的扎工队与工头之间的剥削因素，“组织纪律性与自发热情两者，都体现在传统的互助协作的优点与局限之中：扎工以前者见长，变工则以后者见长。
最后所采纳的变工和扎工形式是一种妥协方案．既尽量发挥合作的那一面，同时也尊重个人的土地所有权及个人的主动积极性。
” “互助组是农民大众们所熟悉的一种合作方式．是村土生土长的传统的一种创造性的利用。
它们不是政府的机关，尽管它们受到政府的鼓励，有时是由政府派专门干部下来组建的。
互助组的成立不仅对农村的经济模式带来了基本的变化，为持续的经济增长创造了可能性，而且使那些与世隔绝的乡村感受到了社会政治变革的浪潮。
合作原则在1943年有利于克服农民的狭隘性并为农村社会的变革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从而成为后来合作互助运动典范。
此类的范例在党的革命史上比比皆是，在中国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积淀的国家，采用本土化的主体意识培养方案，既可以减少传统带来的阻力，又具有极大的亲和力，往往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是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的基本内容，以往的研究认为，农民群众是党领导下的一支阶级力量，但历史资料表明，党虽然在历次的运动中充当了领导者的角色，而事实上更多的运动是由农民自发发动的，而党往往对其采用了肯定和尊重的态度。
“在此种情况下，我党不能没有坚定的方针，不能不坚决拥护广大群众这种直接实行土地改革的行动，并加以有计划的领导，使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依据群众运动发展的规模和程度，迅速求其实现。
”从这段文字中不难看出，农村的革命运动中党与群众关系的真实面貌——党拥护人民群众的创造。
国家政权的理解与尊重对人民群众创造力和主动性的发挥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如何把一盘散沙式的农民阶级的自发行为归纳起来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利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一般与个别的思辨方法，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题，使党的决策奠基于更加科学的基础之上。
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变革是相伴随的，在前者的过程中，旧有的不合理成分在也日渐退出直至消亡，其中，优势政治力量及其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主体意识的重塑和导向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农民阶级主体意识的培育与再造无疑是成功的，“新政权着力缔造了一个新型的社会，首要的是把革命思想带给人民，人民的信仰和整个行动方式全部发生了变化。
是历史，也是中国共产党把华北农民推向伟大的变革潮流之中”。
在今天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中，全面把握农民阶级的主体意识动向，采用恰当的塑造方向和方式，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与否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如何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应该处理好以下三方面的问题：全面深化改革要进一步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全面深化改革要依法而行；全面深化改革的成果要用法律制度加以巩固。
一、全面深化改革要进一步维护宪法法律权威 宪法法律权威，就是指法律在整个社会调整机制和全部社会规范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坚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任何组织、任何政 党都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任何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宪法法律是最高的权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也是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
全面深化改革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要求在改革过程中，坚持法律在调制机制和全部社会规范体系中居于主导和至上地位。
在改革过程中，应避免以政策、道德、习俗等调整手段或其他社会规范冲击或代替法律，避免以个别领导的价值判断来代替法律的价值判断。
全面深化改革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要求社会主体的一切行为都要以宪法法律为基本准绳。
它不但要求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严格依法办事，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更要求执政党的行为必须依据宪法法律，而不允许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
对于社会公众来说，要自觉地认同和崇尚宪法法律，并外化为积极主动的实际行为。
而对于以中 国 共 产 党领导的全面深化改革，就应当以宪法法律为最高权威；进行改革的实践探索，不得违背宪法法律的基本原则和精神。
全面深化改革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要求社会成员尊重、信赖和崇尚宪法法律。
在改革实践中，应当遵从宪法法律所确定的基本原则，实现由“应然”法治到“实然”法治的跨越。
如果在改革过程中，宪法法律失去权威，由立法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宪法法律就成为一纸空文，形同虚设。
当宪法法律形同虚设时，建立“法治中国”的目标也就只能是空中楼阁，全面深化改革也将无从谈起。
改革的核心是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
制度建设贯穿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 的建设各方面及其各领域、各环节。
在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应对制度建设的内容是否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进行总结和梳理。
无法可依的，应按轻重缓急，拿出加强立法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有法可依的，应梳理出如何进一步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同样按轻重缓急，拿出加强执法、司法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正如习 总 书记2012年12月4日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讲话中所指出的，就是“把国家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纳入法制轨道，实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制度化、法制化。
” 因此，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提高各级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好工作的能力，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
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让宪法法律深入人心，在全社会形成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只有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才能不断开创建设法治中国的新局面。
二、全面深化改革要依法而行 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求改革必须依法进行。
市场经济强调的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必须规范政府行为，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实现市场主体自主决策、分散决策；必须保护财产权利与人身自由，保证市场主体平等地位，实现公平竞争；必须贯彻诚实信用原则，降低交易成本；必须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有效解决争议，维护市场秩序。
法治的规范性与权威性，可以有效规范与制约政府行为，防止权力被滥用，可以使全社会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社会风气，维护市场秩序与社会秩序。
法治保护权利与自由的基本价值，与市场经济自由交换的内在要求高度契合，能够使两者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社会发展。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或者说是法治的市场经济。
没有法治保障，市场经济难以持续发展；没有市场经济作为基础，法治也会因为缺少内在的价值和灵魂而很难确立权威。
改革自身需要法治保障，要求改革必须依法进行。
今天的改革步入深水区，社会转型、矛盾日益凸显，多年遗留下来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积累的问题大多触及深层矛盾和冲突。
只有依法而行的改革才能更大凝聚改革共识，更顺利解决改革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有助于改革突破旧体制、旧习惯、旧利益格局的束缚。
改革者需要法治保障，要求改革必须依法进行。
如果没有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没有依法改革，改革者的命运以及对改革的评价，将存在很大的不确定因素。
容易使我们的改革者在拥有勇于探索、先行先试、勇于担当的精神的同时，面临着巨大的法律风险和政治风险。
依法进行改革就能为改革者提供法治保障，并规范改革行为，进而更好地激励改革者大胆创新。
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规范改革者的行为，限制改革者的权力，这实际上是建设法治中国的目标，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改革领域中的反映。
改革要依法进行，首先，改革的决策和行动必须符合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要求，必须讲究正当程序，决不可牺牲法治理念，决不可违背宪法法律基本原则。
其次，改革的主持人也要依法行事，自觉接受法律的监督，存敬畏法律之心。
正如张 德 江委员长在主持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学习贯彻党 的十 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时指出的：“要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立法工作，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提高立法质量，依据改革举措，结合立法规划和立法工作计划，需要修改的法律按照程序及时修改，使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有序进行，需要得到法律授权的重要改革举措，要按法律程序进行。
” 三、全面深化改革的成果要及时用法律制度加以巩固 从深化改革的成果的巩固方面，要把成熟的改革成果和成功经验及时总结提升，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通过改革解决法律规定中不合理的问题，通过修改法律再纳入法律里面，在面上推开，进一步减少工作的随意性，增强规范性，保证公开性，为落实改革要求提供法制保障。
各级权力机关和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应当主动作为，积极履行法律、法规赋予的职责，努力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对于一些改革措施，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未规定的事项，可以在职权范围内作出规定和立法。
法律、法规、规章及国家政策未规定的事项，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积极开展创新。
涉及国家事权的改革事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应当争取参与国家改革创新试点。
属于国家事权，但根据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要先行先试的，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应当积极与国家有关部门沟通。
改革举措需要制定、修改、废止、解释地方性法规或者规章予以支撑与保障的，有权机关应当及时启动相关的立法程序。
改革创新工作确需在相关地方性法规、规章修改、废止之前先行先试的，应当提请有权部门和机关批准。
如果这些改革举措取得了成熟的改革成果和成功经验，应当根据地方事权和国家事权进行总结和立法，从制度上保证改革举措与法律、法规、规章的“立、改、废”同步推进，确保全面深化改革与法治中国建设齐头并进，互为促进。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法治原则，必须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必须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要充分运用国家法律资源，充分发挥法治对改革的引领与推动作用，充分激发各级政府在法定的职责范围内深化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正确处理好敢闯敢试与依法改革之间的关系，力求将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与法治中国建设有机结合起来。
正如党的十 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所要求的，要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