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郑州历史博物馆简介
一、从河南博物馆到河南博物院 河南博物院是我国历史上创建较早的博物馆之一。
早在1927年6月，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冯玉祥将军在治豫政纲中就提出了“教育为立国根本要政”的主张，并身体力行，极力扶持文化教育事业。
同年7月，在冯玉祥将军的亲切关怀下，由省政府委派郭须静、徐金泉 、何日章三人为河南博物馆筹备委员，隶属省教育厅，指定开封法院西街前法政学校校舍为馆址(即今开封市三圣庙街)，是为河南博物院发韧之始。
然而，这座解放前河南唯一的博物馆，从其诞生之日起，便随着时局的动荡，走上了一条坎坷之路。
1928年5月，原河南省政府为表现各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宣传民族共和和世界大同的理想，遂将河南博物馆改名为“民族博物院”，并改由省政府直接领导，同时划拨 刘师古堂充公遗产的一部分为专款，限期开放。
民族博物院以“启发民众知识文明、激增命思想、促进社会文明”为办院宗旨，广泛征集历史、自然科学、农业、艺术、生理卫生等方面的实物料。
同年10月10日，在藏品缺乏的情况下，大量运用模型等手段，成功举办了第一次陈列展览。
1930年12月1日，河南省政府将“民族博物院”恢复为“河南博物馆”，并确定为社会教育机关，直属省教育厅领导。
12月23日教育厅委任关百益为馆长，并收回民众师范房舍为古物陈列室。
1931年1月20日，河南省教育厅又颁布了《河南博物馆组织条例》，其中明确博物馆的宗旨为：“一、发扬固有文化；二、提倡学术研究；三、增长民众知识；四、促进社会文明”。
同时设立了保管部、搜集研究部两个大部，成立了由民政厅厅长、教育厅厅长、河南大学校长、博物馆馆长等组成的7人理事会，将原民族博物院的19个陈列室调整为7个，撤去了大量民族服饰和模型，充实了历史文物。
1930年至1937年的8年间，是河南博物馆空前发展的时期，藏品中的历史文物最为丰富、精致，具有河南地方特点，而且涌现出以关百益为代表的一批高水平的研究人员。
从此，河南博物馆名声鹊起，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赞誉。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大肆侵入。
为避免文物被毁，馆藏主要文物68箱被迫移运重庆，工作处于停滞状态。
1940年日伪期间，河南博物馆被更名为“河南省立博物馆”，下设事务部、保馆部、研究部等。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河南省政府派谢孟刚为接收委员，接收了日伪当局控制下的河南省博物馆，但终因解放战争的爆发，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经济严重匮乏，经费拮据，博物馆步履维艰。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一举解放了古都开封。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和文博事业，立即成立了以赵干亭为主的三人管理小组，进驻博物馆，整饬馆务。
1949年11月，河南省政府任命省教育厅厅长曲乃生兼任馆长，开始组织人员，整理文物、展室，修缮房舍、设施，进行业务活动，博物馆再次出现生机，蓬勃发展。
1953年，根据中央文化部颁发的《对地方博物馆的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意见》，河南省博物馆被确定为地志性博物馆。
1961年，河南省博物馆由开封迁至省会郑州，有了较好的陈列展览场地。
然而，正当博物馆有计划、有秩序地全面开展各项业务活动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革10年中，博物馆组织瘫痪，业务荒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河南省博物馆渐入佳境，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尤其是进入80年代，博物馆力量不断壮大，机构设置趋于合理，设立了陈列部、保管部、社会教育 部、图书室、研究部、《中原文物》编辑部、办公室、行管科、保卫科等科室，建立建全了岗位责任制和各项规章制度，博物馆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景象。
日月交替，沧桑更迭。
历史的车轮驶入90年代。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际间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旅游事业的飞速发展，进一步促进带动了全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
由于河南省博物馆建筑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突击在郑州兴建的，它无论在建筑形式、建筑规模、还是在内部设施上，都很难适应今天博物馆日益发展的需要。
为此，河南省委、省政府领导高瞻远瞩，决定“八五”期间在省会郑州建设一座具有当今先进水平的现代化博物馆。
1991年秋，根据李瑞环同志的有关指示，经原省委书记侯宗宾、原省长李长春等领导同志的积极争取，国务院决定由国家和河南省共同投资筹建新馆舍。
新馆位于郑州市农业路中段，占地10 余万平方米，建筑面积7.8万平方米，累计投资近3亿元人民币，历时5年建成。
主体展馆位于院区中央，呈金字塔形，后为文物库房，四隅分布有电教楼、综合服务楼、办公楼、培训楼等。
整体建筑结构严谨、气势宏伟，造型古朴典 雅，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同时也体现了中原文化的特点。
按照国家级现代化博物馆的要求，新馆内部设施完善，功能齐全。
内有自动消防系统、安防监控系统、办公自动化管理系统、文物保护系统、电教系统、楼宇自动化系统等设施。
1997年7月，河南省政府决定，将中原石刻艺术馆与河南省博物馆合并，成立河南博物院。
河南博物院的成立，是河南博物馆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中国博物馆发展史上的一桩盛事。
二、从白手起家到文物收藏大馆 河南地处中原，历史悠久，文物丰富，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
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在片辽阔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绚丽多彩的古代文化，这就为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河南博物院创建之初，就十分重视文物的征集工作，但由于当时缺泛经验，博物馆工作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征集藏品往往是单纯的网罗珍奇，藏品颇为复杂，而且良莠不齐。
1930年至1936年间，是旧河南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的繁荣时期，无论是在藏品的征集、整理或在对藏品的研究上，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尤其是在关百益先生的带领下，先后接收了古物保存委员会所存的所有文物，其中包括1923年新郑出土的春秋铜器，1925年11月鄢陵城关出土的宋代窖藏瓷器，洛阳等地的历代石刻等。
1934年、1935年又先后征集了大量的古代名人书画及现代艺术品，从而大大丰富和提高了博物馆藏品的数量和质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馆还主动进行了几次田野发掘，获得了大量的出土文物。
这个时期拥有的藏品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精，弥足珍贵。
如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大型列鼎、王子婴次炉、编钟等；登封县的九柄玉如意；石刻中的北魏石棺，刘根造像碑、魏志8种、隋代四面造像、舍利塔铭、唐代泉男生墓志、宋代二体石经、金代进士题名碑等。
正因为拥有大量的文物精品，所以在全国博物馆界的地位大大提高，在国外也深受赞扬。
当时曾有这样的评论：“统中国博物馆所藏物品，除故宫博物院外，河南博物馆堪居第二之位置。
”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确保文物安全，河南博物馆工作人员以满腔的爱国热忱和高度的责任心，精心挑选文物珍品5678件，拓片1162张，图书1472套（册），分装68箱运汉口，存放于法国租界。
1938年9月，随着国内形势日趋危急，存放于汉口的文物又辗转运至重庆，从而避免了日寇的劫掠和破坏。
而存留于开封的文物，在开封沦陷后，大部分铜器、铁器下落不明。
存放于重庆的68箱文物，于1949年11月，由国民党政府挑选38箱，其中文物5119件，图书1450套（册）运往台湾。
至此，河南博物馆元气大伤，苦心经营20余年的文物大馆，已无精品可言，博物馆名存实亡。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下，河南博物院得天时，占地利，重整旗鼓，大力开展文物征集工作，通过调查、收购、接受捐赠、发掘、拣选、调拨等，很快恢复了元气。
而且，馆藏文物的数量和质量已非昔日可比。
迄今为止，馆藏文物达十万件，特别是史前文物、商周青铜器和历代陶瓷器，享誉世界，具有较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如郑州的大河村遗址出的新石器彩陶、临汝出土的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郑州窑藏青铜器、淅川下寺出土的楚国青铜器、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铜器、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铜器、扶沟出土的楚国金银币、洛阳唐三彩、汝瓷、钧瓷等。
另外，从1954年开始，博物院还曾多次派出征集人员，分赴革命老区，进行调查访问，征集了一大批宝贵的革命文物。
同时，还接收了省军区、省民政厅等单位拨交的部分革命文物和有关资料，其中有许多珍品，如太平天国的布告、义和团的旗帜、吉鸿昌烈士就义时的血衣、彭雪枫烈士的遗物、《响导》周报、《新青年》杂志、《红旗报》、《中州评论》、《拂晓报》等。
近十年，随着文物工作的不断深入，湮埋已久的地下文物精品，终于重见天日，再现风采。
为了配合河南博物院建设，发挥河南文物大省的优势，从不同侧面再现灿烂的河南古代文化，在省委、省政府及文化厅、文物局大力支持和关怀下，又陆续从中央、省直及各地市文物单位征调一大批文物精品。
这些文物精品，犹如镶嵌在中原大地上的颗颗明珠，放射出斑斓璀灿的光华，它必将以无穷的魅力，吸引无数海内外的观光客。
三、从《民族模型陈列》到《河南古代文化之光》 陈列展览是各项业务工作的中心环节。
河南博物院创建伊始，就围绕这个中心开展工作。
民族博物馆时期的《民族模型展览》，是河南博物院历史上举办的第一次陈列展览。
陈列以塑像为主，配合照片，展出古今中外各民族模型。
展出后，引起了当时开封各阶层和市民的轰动，参观者为之途塞。
1930年至1937的河南博物馆时期，在广泛收集历史文物、民俗文物和各类自然标本的基础上，先后开放的陈列室有13个。
如安阳殷墟出土器物陈列室、新郑古器物陈列室、洛阳古物陈列室、岩石陈列室、民族模型陈列室、开封相国寺旧藏文物陈列室、石刻室、藏经陈列室、植物、矿物标本陈列室、书画陈列室等。
由于当时的陈列水平有限，在唯器物论的思想指导下，采取器物堆砌的办法，陈列质量较差，但仍能看出当时的河南博物馆已初具规模，是我国博物院中的皎皎者。
1937年，在馆藏文物精品运抵重庆后，开封本馆所属藏品仍继续陈列开放，但数量和质量均大为逊色。
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开封，博物馆被迫停止活动，直到1940年日伪统治下，把博物馆改名为河南省立博物馆，才将原陈列开放。
解放后，河南博物院获得了新生。
1949--1961年间，除举办《河南自然环境与资源》、《河南历史》、《河南革命文物》三个基本陈列外，还举办展览数十个，内容多数与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和政治运动有关。
如《从猿到人展览》（1950年）、《镇压反革命展览》（1951年）、《伟大祖国展览》（1952年）、《青铜器展览》（1952年）、《历代服饰展览》（1954年）、《肃反展览》（1956年）等。
1961年至1966年五六年间，是河南博物院稳步发展的时期，也是举办展览较多的一个时期。
迁郑之初，立即与省文物队联合举办了《河南省历史文物展览》，展出文物2000余件，每天观众如潮，川流不息，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好评。
1963年举办的《河南革命文物展览》、以实物、图片、绘画、文字等较为系统地再现了河南革命斗争史。
1964年，在原有《历史文物展览》的基础上，经过深入的研究、设计、制作，举办了迁郑后的第一个基本陈列--《河南历史陈列》，集中反映了河南古代历史概况。
文化大革命时期，陈列展览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展览被污为黑展览而被查封。
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博物院职工还是以高度的责任心举办了几次富有教育意义的展览。
如《抗大校史展览》、《焦裕禄事迹展》、《林县红旗渠展览》、《洛阳煤矿史展览》等。
1977年到1997年的20年，可以说是河南博物院大发展的20年，陈列展览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并逐步确立了全国文物大馆的地位。
首先于1980年重新恢复了《河南历史陈列》。
该陈列在文革前陈列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内容，采用了新的陈列设备和手段，使之更趋于科学化和大众化，真正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园地。
1981年以来，又先后举办了《河南革命文物陈列》、《古代雕塑艺术陈列》、《古代建筑艺术陈列》、《馆藏明清书画展》、《馆藏文物精品展》以及《楚国青铜器展》等几十个展览，观众人数逐年递增，年平均观众达30余万人次。
尤为引人注目是，通过六年多的酝酿和深入研究，集河南博物院集体的智慧，在中央、省、地市各级领导和兄弟单位的支持下，河南博物院在落成之日便隆重推出了《河南古代文化之光》、《中原百年风云》、《河南古代石刻艺术》、《河南古代玉器》、《河南古代建筑》、《楚国青铜器》、《明清工艺珍品》、《恐龙世界》等1个基本陈列和7个专题陈列，内容丰富，蔚为大观。
尤其是《河南古代文化之光》，是70年来河南博物院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内容更充实的大型陈列，展厅面积达3200多平方米、展览文物1000多件（套），均属馆藏文物精品，重点展示了河南古代文化的光辉成就。
在内容上，一改传统的模式，尽可能地增加了观众参与项目；在形式上，普遍采用了声、光、电等现代化科学技术手段，使观众真正能够赏心悦目；在讲解手段上，配备了电脑控制的自动扩放录音讲解、扩放录像、声控幻灯、感应录音讲解等先进设备，增加了观众参与的一些项目，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观众对文物的求知鉴赏、娱乐等需求。
另外河南博物院自创建以来，一直在中原文物如何走出河南、走向世界这个问题上做出积极的努力和尝试。
如1935--1936年在英国伦敦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当时河南博物馆选送的新郑出土的8件青铜器，在伦敦引起轰动，受到海外观众的高度赞扬。
70年来，举办和参加的出国展览还有：1980年丹麦、瑞士的《中国珍宝展览》，1985年日本的《中国历代陶俑艺术展》，1986年日本的《黄河文明展》，1987年美国的《中国历代陶俑艺术展》，1990年日本的《河南省文物展》，1990年新加坡的《中国汉代文明展，1991年法国的《河南省史前文物展》，1992年澳大利亚的《帝王的中国展》，1993年丹麦的《华夏帝王展》，1996--1997年英国、德国、瑞士和丹麦的《人与神展》，1998年的《大黄河文明展》等。
通过展览，增强了我们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使更多的海外观众进一步了解河南，了解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
四、从《河南博物馆馆刊》到《中原文物》 有着70年历史的河南博物院，不仅是文物荟萃之地、文化教育的场所，同时又是科学研究的重要阵地。
特别是在解放后的40多年来，河南博物院人才辈出，在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1929年，殷墟文物进馆之后，当时的河南博物馆即聘请考古学家关百益为编辑委员，研究考订甲骨文字和各种器物刊印成书。
1930年底，关百益先生接任馆长职务，同时成立了研究部，科学研究工作步入正规。
据粗略统计，1931-1938年间，河南博物馆出版文物图录和研究著述达一百多册、卷。
比较重要的如《伊阙石刻图表》（关百益）、《石华》（关百益）、《殷墟器物存真》（关百益）、《殷墟文字存真》（关百益）、《新郑古器图考》（关百益）、《南阳汉画像集》（关百益）、《河南金石志图》（关百益）、《老君洞石墨撷英》（关百益）、《繁塔石墨撷英》（关百益）、《南阳汉画像汇存》（孙文青）、《殷墟文字存真第一集考释》（许敬参）、《馆藏石刻整理汇报》（孙文青）、《河南博物馆自然科学汇报》一、二、三册（傅桐生）等。
在研究内容上，具有浓厚的河南地方特色，充分发挥了地方博物馆的优势。
在研究方法上，他们重视实践，研究人员经常走出书斋，亲自参加文物、标本的搜集和整理。
如1935年8月，关百益在汲县山彪镇发掘战国墓；1936年春，孙文青参加殷墟第十三次发掘；1936年9月至11月，许敬参、郭豫才等在辉县琉璃阁进行发掘等。
1936年7月，王幼侨任馆长后，为了阐扬文化，研究学术，创办了《河南博物馆馆刊》，到1938年3月因日寇入侵而停刊。
短短的两年时间，共出版15期，其内容丰富，引人入胜，真所谓琳琳琅琅，萃集一堂，遂为中州古代文化之大观。
不仅能够从中详细地了解到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史，而且还有一批重要的考古学理论、考古调查报告和考古研究论文，直至今天，仍不失为重要的学术参考资料。
建国以后，随着博物馆事业的迅速发展，科学研究也逐步走向深入。
40多年中，虽然经受了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但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考古发掘报告、学术论文数以千计，出版专著目录和普及读物也有几十部之多，比较重要的如《中国陶瓷小品》（河南省博物馆编）、《龙门造像题记》（河南省博物馆编）、《河南省博物馆》（中国博物馆之七）、《中国奴隶社会》（许顺湛）、《汉代叠铸》（ 汤文兴）、《中原远古文化》（许顺湛）、《夏文化研究论集》（郑杰祥编）、《中岳汉三阙》（吕品）、《河南汉代画像砖》（汤文兴、吕品）、《黄河文明的曙光》（许顺湛）、《河南文博考古文献叙录》一、二（孙传贤主编）、《汉画--河南汉代画像研究》（周到、王晓）、《河南博物院落成论文集》等。
1977年，由河南省博物馆主办的全国第一家省级文博期刊《河南文博通讯》创刊，已故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亲笔题写了刊名。
刊物问世后，很快引起了国内外读者的关注。
1980年，为了进一步扩大其影响，改为国内外公开发行，并于1981年更名为《中原文物》。
20年来，《中原文物》始终担负着向社会宣传文物保护政策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促进学术繁荣的多重使命，逐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和独特风格的学术期刊，越来越受到文博界的重视，已成为研究史前文化、夏商文化、汉画、楚文化及科技考古等领域的重要园地，并且连续被评为河南省一级期刊和中国社科类核心期刊。
截至目前，《中原文物》出版发行近百期，发表学术论文、考古报告等2000多篇，并出版了《河南省考古学会论文集》、《魏晋南北朝佛教学会论文集》、《论仰韶文化》等特刊，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反映了中原大地文物博物馆工作的面貌。
从《河南博物馆馆刊》到《中原文物》，不仅使我们看到了河南博物馆数十年来的光辉历程，同时也使我们深切地体会到，累累硕果的背后，有着河南博物院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他们呕心沥血，默默耕耘，为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和科学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关百益先生，是30年代著名学者，近代考古学家，也是河南博物院的奠基人。
他知识渊博，著述宏富，于史学、金石学、考古学、甲骨学、方志学等皆有很深的造诣和卓绝的创建。
孙文青先生，早在30年代，就开辟了汉画研究的新天地，为汉画研究奠定了基础。
解放后，河南博物馆更是人才济济。
诸如许顺湛、韩绍诗、杨焕成、孙传贤、任常中、周到、王瀛三、张维华、汤文兴、吕品等同志，著述甚丰，在国内乃至国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如今，他们有的已年届七旬，有的已接近退休年龄，但在文博战线默默奉献，不知老之将至。
更为可喜的是，在老一辈专家学者的带领和鼓舞下，涌现出一大批后起之秀，他们不仅有扎实的文博知识，而且善于接受新思想、新方法，这是我们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
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河南博物院美好的未来。
河南博物院辉煌的今天，是各级政府和各界人士关心支持的结果。
是河南博物院几代人共同奋斗的结果。
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丰富的文物资源以及全体职工的不懈追求，河南博物院将会以更加坚实的步伐，以崭新的姿态、现代化的管理、多功能的服务、优美典雅的环境独领风骚，为中原大地增添新的光彩。
河南郑州军事博物馆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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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博物院观后感
河南博物院观后感 上周六，我和班级里边的同学一块参观了河南博物院，里面陈列着出土的古代的历史文物，上至秦汉，下至民国的东西，都有非常高的收藏价值和观赏价值
看过之后，我对我们的中华历史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也感受到了河南文化的厚重和灿烂
河南地处华夏腹地，是古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几千年来丰厚的文化积淀，不仅确立了河南作为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地位，同时也造就了河南博物院这一引人注目的文物收藏大馆。
河南博物院所藏的玉器、骨器、金银器、石刻造像、钱币、书画等，均有值得称道的地方。
所藏的玉器，上自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代，下迄明清，其中不泛精美绝伦、玲珑剔透之作。
尤其是永城僖山汉墓出土的金镂玉衣，是目前时代最早的一件。
馆藏的古代雕刻艺术品，诸如汉画、佛教造像、砖雕和其他浮雕、圆雕作品等，是古代工匠艺人智慧的结晶。
其中著名的戏车画像砖、田延和造像碑、刘根造像碑、鲁道明造像碑、十一面六臂观音像、盘龙石砚等等，都是中国美术史上的精典之作。
骨器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的骨笛，有“中华第一笛”之美誉，是中国最早的乐器。
与之同出的刻符龟甲、龟腹石子，与我国文字的起源、八卦的起源有着密切的联系。
金银器中，河南登封出土的武则天除罪金简、邓州福圣寺塔地宫中出土的金棺银椁，堪称稀世珍宝，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价值。
贾湖骨笛不只是中国年代最早的乐器实物，更被专家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乐器。
实验证明，贾湖骨笛不仅能够演奏传统的五声或七声调式的乐曲，而且能够演奏富含变化音的少数民族或外国乐曲。
它的出土，改写了先秦音乐史乃至整部中国音乐史，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地位和价值。
它的横空出世，无疑为我们研究中国音乐与乐器发展史。
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更重要的是它作为罕见的史前神器、作为中华民族必须翻越的从蒙昧走向文明的第一高峰，其对此后闻名于世的中国礼乐制度，土生土长的中国道家教家道教，乃至整个中华文化、文明都有重大影响
玉柄铁剑1990年出土于河南省三门峡市虢国墓（虢季墓），身长20厘米，茎长13厘米，西周晚期器物。
剑身为铁质，铁质剑身与铜芯相接，铜芯部嵌入玉茎内。
剑首及茎身接合部均镶以绿松石片。
出土时已折为两段，剑身外包一层丝织品，并被装在用皮革精心制作的剑鞘内。
考古学将漫长的人类社会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等三个时代，分别对应于历史学上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三种社会形态。
玉柄铁剑玉柄、铜芯、铁身，它的发现，把中国冶铁史向前推进了200年，标志着作为社会生产力新代表的铁器已经萌芽，宣告封建社会即将来临。
称的上是中华第一剑
中原大地，群雄逐鹿，演绎了多少风云变化，河南这片土地上，承载着无数的英雄史诗
河南博物院还收藏有二千多枚恐龙蛋化石，在世界各博物馆中首屈一指。
另有部分珍贵的近现代文献、文物，其中如太平天国的布告、义和团的旗帜、吉鸿昌烈士就义时的血衣、彭雪枫烈士的遗物、《响导》周报、《红旗报》、《中州评论》《拂晓报》等，这些珍贵的革命文物与古代历史文物一样，对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弘扬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总之，观光过河南博物院之后，我深刻的体会到了中华历史文化的灿烂和厚重，深刻的感受到了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才能
时下，我们正在进行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际行动，此时，我们可以很骄傲的说我是一名中国人，我们可以很自豪的说我是已经中国人
郑州哪里看中医比较好
当然是中医学院的几个附属医院拉
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在人民路丹尼斯对面，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也就是河南省中医院，在东风路轻院斜对面，第三附属医院在东明路金水路交叉口中医学院门口。
三个医院的中医都比较强，你找那些比较老的老医生看就可以了，三附院的张磊医生非常好，但是挂他的号非常难
抗战8年,前后国共实力的对比很能说明问题,谁能说说这段历史,并介绍一些关于这段历史的书.
抗战开始时，国民党有49个军，183个师，46个独立旅共计170多万人，其中中央军30多个师，其余为地方各军阀武装。
共产党在陕北的红军主力共4万人被整编为第八路军，共计3个师。
而南方8省的红军游击队1万多人被整编为新四军，共4个支队。
抗战结束时，国民党军总兵力约为430万人，其中陆军200万人，特种兵36万人，非正规部队74万人，空军16万人，海军3万人，后勤、机关和院校101万人。
关于国民党军的总数，目前缺乏国方的统计资料，此处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第1~2页之统计。
陆军编组为步兵36个军、150个师（内54个整编师）、3个独立旅，骑兵10个旅、3个独立团，炮兵12个团（内美式榴弹炮5个团），工兵18个团，辎汽兵24个团、11个营，通信兵8个团、11个营，战车兵3个团，铁道兵3个团；海军编组为海防（青岛）、江防（江阴）、运输（上海）舰队及8个炮艇队，有舰艇129艘；空军编组为沈阳、北平、西安、汉口、重庆军区，有飞机443架。
另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第1~4页之统计，国民党陆军编组为86个整编师（军），248个旅（师），海军仅接收日伪舰艇即有288艘，空军飞机有900余架。
其军力部署大致为，一线：（1）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7个军；（2）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下辖第十一战区（北平）4个军、4个整编师，第十二战区（归绥）3个军、1个整编师、1个骑兵军、2个骑兵师；（3）第二战区（太原，司令阎锡山），5个军；（4）徐州绥署（主任薛岳），下辖第一（南通）、第二（济南）、第三（徐州）、第八（蚌埠）绥靖区，5个军、9个整编师；（5）郑州绥署（主任刘峙），下辖第一战区（西安）8个整编师，第四（许昌）、第五（开封）绥靖区6个整编师；（6）武汉行辕（主任程潜），下辖第六（樊城）、第七（大冶）绥靖区2个整编师。
二线：（1）广州行辕（主任张发奎），2个整编师；（2）衢州绥署（主任余汉谋），1个军、1个整编师；（3）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3个军、3个整编师、1个骑兵军、4个骑兵师；（4）重庆行辕（代主任朱绍良），6个整编师。
总兵力为78个军（师）。
但上述统计不包括国防部直辖之第五军、整编第十一、七十四师等部队。
中共部队总数约为127万人，其中野战部队61万人，计有24个纵队（师）、11个旅，地方部队66万人；分属陕甘宁晋绥联防军（3万人，代司令员王世泰）、晋绥军区（5万人，司令员贺龙）、晋冀鲁豫军区（27万人，司令员刘伯承）、新四军兼山东军区（42万人，军长兼司令员陈毅，1947年1月底改称华东野战军）、东北民主联军（30万人，司令员林彪）、晋察冀军区（20万人，司令员聂荣臻）、中原军区（5万人，司令员李先念）等战略区，另有炮兵1个旅，14个团，17个营，38个连，没有海、空军。
正是因为国民党对中共的强大军事优势，使国民党及其领袖蒋介石在处理战后国共关系问题时，弃和而就武。
1946年1月，国共达成停战协议，双方在关内的战争暂时停止，但国民党的战争部署并未停止，军方认为“国共和谈终久谈不接近，会议亦不过照例文章。
”【《郭汝瑰日记》（手稿本），1946年1月19日，藏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1月14日，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召集各部门主官开会，提出：（1）陆军方面以整训名义，迅速整编，充实粮弹，赶运各师武器，并多制游动铁丝网，俾适于北地作战；（2）空军方面，应多储油弹于各重要基地；（3）海军方面，第一舰队已在渤海口游弋，继续阻绝奸匪海运；以上各项系密为准备，如中共听命，则国军各师固应趁此时机，充实整训，如其背信抗命，则我有充分准备，宁未雨以绸缪，亦可毋临渴掘井也。
【《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呈蒋委员长关于停战令颁布后国军应有充分准备电》（1946年1月15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5编第4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5，第387页。
】为此，军方有关部门在2月间拟出了作战计划，蒋介石于3月4日“批交军政、军令、军训三部秘密研究准备”。
该计划要求第一步攻占热河之赤峰、承德及察省之多伦、张家口，同时以数军由海道输连云港登陆，以歼灭苏北鲁南的中共部队；第二步打通津浦线；第三步再击灭冀南、豫北的中共部队；对于延安则认为在政治全面破裂之时，应一举而攻略之。
【《郭汝瑰日记》，1946年3月9日。
】4月5日，蒋介石致电徐州绥署主任顾祝同与郑州绥署主任刘峙，要求“一面缩编，一面训练，以期随时可以应战也。
”【《蒋档·筹笔（戡乱时期）》：15823号。
】5月22日，蒋介石又给顾祝同和刘峙发去极密电，要求陆空军联合作战之训练工作应即策划准备，本月内部署完毕，6月1日开始联合演习，限于6月底训练完成。
【《蒋档·特交文卷·交拟稿件》：23册1999、2000号。
】可见国民党是以6月底为期准备战争的。
对于打一场全面战争，蒋介石和他手下的军事将领曾经有过充分的自信。
如蒋所言：“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匪军不如我们，尤其是空军、战车以及后方交通运输工具，如火车、轮船、汽车等，更完全是我们国军所独有，一切军需补给，如粮秣弹药等，我们也比匪军丰富十倍，重要的交通据点，大都市和工矿的资源，也完全控制在我们的手中。
”所谓“一切可能之条件，皆操之在我，我欲如何，即可如何。
”【《国军将领的耻辱和自反》，1947年6月1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135页。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军事优势，国民党才敢于在抗战结束后不久又发动另一场战争，并于内战之初在扩大占领区方面颇有收获。
中国陆地领土东西距离多少公里
南北距离多少公里
中国南北相距约5500公里，东西相距约5200公里。
中国领土北起漠河以北的黑龙江江心（北纬53°30′），南到南沙群岛南端的曾母暗沙（北纬4°附近），跨纬度49度多；东起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中心线汇合处（东经135°05′），西到帕米尔高原（东经73°40′），跨经度60多度。
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距离都在5000公里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