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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主要人物
晋商的代表人物晋商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间的武士貜,武则天之父.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时,木材商人武氏从财力上大力资助,李渊父子的就是凭借但是天下最精华的太原军队和武氏的财力开始夺取全国政权,建国后,武氏并封为国公,地位等同秦琼,程咬金等,可以想象李渊父子当时从武氏那里得到多少财产.而武氏也从他最初聪明的政治投资中得到了巨大的回报.其后还孕育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武则天.范永斗 范永斗，祖籍山西介休。
生活于明末清初的张家口。
早在明朝初年，范氏就在张家口和蒙古地区做生意，历经七代，传至范永斗成为张家口地区对满蒙贸易的汉族大富商，时人称其贾于边城，以信义著。
当时，居于东北的女真族开始军事扩张，由于和明王朝的敌对关系，他们所需要的军事、生活物质，只能通过张家口的贸易市场获得，也就是以张家口为基地运转过去，范永斗和其他七家商人就开始做这方面的生意，与辽左通货财,久著信义。
据道光年间的《万全县志》记载：八家商人者皆山右人，明末时以贸易来张家口。
曰：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家宾、田生兰、翟堂、黄永发，自本朝龙兴辽左，遣人来口市易者，皆此八家主之。
由于八家商人为清王朝的建立作出了贡献，所以清朝定鼎后，顺治帝没忘为入主中原建立过赫赫功业的八大商家，在紫禁城设宴款待，并赐给服饰。
顺治还要给他们封官赏爵，八大商家受宠若惊，竭力推辞。
于是，顺治便将他们封为皇商（籍隶内务府）。
范永斗被命主持贸易事务，并赐产张家口为世业。
其余七家，亦各有封赏。
从此，范永斗等取得了别的商人无法享有的政治经济特权。
他不但为皇家采办货物，还借势，广开财路，漫天做起买卖来。
他除经营河东、长芦盐业外，还垄断了东北乌苏里、绥芬等地人参等贵重药材的市场，由此又被民间称为参商。
转眼，范永斗成了拥有数百万之富的大皇商，为八大家中之佼佼者。
后来，继承并发展范永斗事业的是他的孙子范毓。
在他手里，把范氏家族的商务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准噶尔部再次叛乱。
清政府急派重兵征讨。
当时由于路途遥远，且多经沙漠地带，运送军粮成了一个突出的困难。
范毓得知此情后，根据自己从小随父在塞外经商，熟悉道路的有利条件，认真核计，与弟范毓联名呈请当朝，自愿以低于朝廷运粮1\\\/3的费用运送军粮，康熙闻奏，立即批准。
从此，到乾隆年间，他们多次力任挽输，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阎，所运军粮都是克期必至。
其间或受敌袭，或中途变更运粮计划，几度蒙受重大损失，也都由范氏个人承担下来，节约国费以亿两计，为平定叛乱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和贡献，客观上顺应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趋势。
这对于一个商人来说，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雍正七年（1729年），清廷赐范毓职太仆寺卿，用二品服。
从此，范氏为皇商兼获高官，名噪一时。
这在清朝200多年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范毓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去世，他是进入《清史稿》的惟一商人。
贡献：八大皇商之首晋商旺族八大家 在清代，全国排名前16位的大财团都在山西。
据史料统计，仅仅把山西几个县域中富户的家产相加，数量就超过了一亿两白银。
这个数量甚至比当时国库的存银还要多，切实称得上富可敌国牎在中国近代史上，晋商稳居全国商帮之首，称雄商界500余年。
在晋商这个显赫群体中，都有哪些财神呢
白手起家通天下 诚信为本数乔家祁县乔家，是晋商中靠勤劳诚信，白手起家的典型。
乔家始祖乔贵发，祁县乔家堡人。
早年是一个衣不遮体，无依无靠的光棍汉。
乾隆初年与一位秦姓结拜兄弟一起走西口，先做当铺伙计，后开草料铺，兼做豆腐、豆芽及零星杂货些生意。
乾隆二十年（1755年），当地粮食丰收，他们为给自己磨豆腐、生豆芽做准备，趁粮低价时购存了一批黄豆。
不料次年黄豆歉收，价钱高涨，于是把黄豆售出，获利颇丰。
进而扩大经营，开设了客货栈广盛公。
到嘉庆时，广盛公生意十分兴隆，但一次经营买树梢蚀本，几乎倒闭。
亏得乔氏平日与当地相与诚信往来，信誉尚存，得到来往户支持，延缓了欠款归还日期。
经多方筹措，又赖广盛公掌柜悉心经营，扭亏为盈，复兴了乔家基业，遂把广盛公改为复盛公。
乔家子弟恪守祖训，严守家规，家业日益兴旺。
而秦姓子弟疏于经营，坐享其成，逐渐抽走股份，最终复盛公几乎成为乔家独资。
复盛公成为乔姓商号后，买卖兴隆，在包头先后增开复盛全、复盛西等19个门面，有职工四五百人，成为包头城开办最早、实力最雄厚的商号，故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
乔氏依托复字号，又向国内各大中商埠发展。
光绪十年（1884年）又设大德通、大德恒票号。
到清末乔家在全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等字号200多处，有流动资金700多万两，加上土地、房产等不动产，总资产达千万两以上。
乔贵发一心经商，含辛茹苦，直到30多岁，才娶了一个寡妇，共育三子。
长子全德是寡妇程氏带来的，名德星堂，因非乔贵发亲生，这一门没有什么起色。
二门全义，堂名宁守堂，子弟多入仕途。
三门全美，堂名在中堂，其次子乔致庸（1818-1907），是乔家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
他以儒道之尊，修身、正己、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心，诚信为本，执着追求，艰苦奋斗，不断开拓，实现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理想，为乔家的繁荣立下了大功。
乔致庸活到89岁，生有六子，但在他心中各有不足，最终把乔家大业交给了他的孙子乔映霞。
乔映霞深受家风祖规熏陶，主持乔家以来，事业心强，治家严谨。
他针对兄弟与子弟特点，分别立书斋名，曰不泥古斋知不足斋日新斋自强不息斋一日三省斋等，以资互勉，并明订家规五不准：一不准吸鸦片、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贝者博、四不准冶游、五不准酗酒等。
在乔映霞努力下，乔家大业蒸蒸日上，达到了鼎盛。
乔映霞思想比较开明，曾率先剪辫子，动员家族妇女解除缠足陋习，又任过区长、禁烟主任，到了事业的顶峰。
清朝末年，乔氏票号业务多被官办银行夺走，生意从此走向衰败。
货通俄蒙领风骚 外贸世家是常家榆次的常家，在晋商中以外贸称著。
据山西外贸志载：在恰克图从事对俄贸易众多的山西商号中，经营最长，历史规模最大者，首推榆次车辋常家。
常氏一门从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七代，沿袭一百五十多年。
尤其在晚清，在恰克图十数个较大商号中，常氏一门独占其四，堪称清代晋商中外贸世家。
常氏家族经商的始祖常威，当年去张家口经商，从家里出发时，身不带分文，一路以为人占卦算命，赚取吃饭住店钱，得以成行。
常威有三个儿子，长子常万圯和三子常万达，都以经商见长。
万圯一支，即后来所说的南常；万达一支是北常。
常万达少年聪慧，长大后随父到张家口经商，十年如一日，生活俭仆，为人处事诚恳守信，为商界同行所器重。
常家从开布铺，经营布匹、白布走俏、获得厚利，又扩大规模，兼营茶叶、杂货，外销蒙古等地，逐步积累商业资本，设立了大德玉商号。
到乾隆年间，恰克图被清政府定为中俄贸易的唯一地点。
中俄贸易的庞大交易都被压缩到了恰克图。
常万达看出了其中蕴藏的巨大商机，他将张家口经营的大德玉字号改为茶庄，倾其资财来到恰克图，实现了由内贸到外贸的转变。
常万达向俄商出口茶叶，兼营绸缎，由俄方引进皮毛、银锭，有出有进，获利甚丰。
常万达满而不盈，视有若无，不断倍厚资本，为常家外贸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事业的发展和资本的增加，常氏先后增设大升玉、大泉玉、大美玉、独慎玉商号，形成了常氏玉字连号，遍布苏州、上海、汉口等地，独慎玉还在莫斯科设立了分店。
庚子事变，常氏商业受到一些损失，转而创办近代家庭工业，开办了敦义和蚕桑局、敦睦和织布工厂，获利颇丰。
常氏在山西还向近代工业火柴局、保晋矿务公司、晋华纺织公司投过资。
常氏十四世常旭春还担任了保晋公司第四任总经理。
常氏由商业起家，家境富裕后，便转而让子弟读书子儒。
常氏八世常吉为县贡生，是家族中入贡第一人。
此后学业有成者延绵不断。
到1921年，常氏有4人赴日留学学成回国，有10人从省内外大学毕业，素称世兼儒贾为业是晋商中少有的书香门第。
常氏商业清末、民国初年逐渐衰落，主要是俄商拖欠巨款，加之俄政府巨额征税，遭受浩劫。
据记载，仅在莫斯科所赔累折银140余万两。
辛亥革命后，内外货款不结，玉字号随之倒闭。
太谷巨富三多堂 商铺规模数曹家太谷曹家，是明、清之际声势显赫的晋商巨富。
曹氏家族发迹，始于明末清初人曹三喜。
当年，曹三喜因生计所迫，随人到东北三座塔（今辽宁辽阳县）经商。
他先是租地种菜、种豆，后与人合伙磨豆腐，用豆腐渣养猪。
待生意兴盛后，因曹三喜是外乡人，合伙者想多占利润，只好各自经营。
曹三喜认为，自己的名字有三字，自己在三座塔干一定能成功。
他勤劳踏实，以诚待人，生意越做越好，增添了酿酒业、杂货业、典当业。
之后，又在沈阳、四平、锦州等地设立商号，逐步成为省外大商。
清兵入关后，曹家的商号又向关内发展，规模越来越大。
到道光、咸丰时期，曹家的商号已遍及半个中国，国外发展到莫斯科。
经营项目有银钱业、绸缎、布匹、呢绒、颜料、药材、皮毛、杂货、洋货、酿酒、粮店等等，雇员达37000余人，总资本达1000余万两。
曹家创造出总号辖分号、大小分号连锁管理办法，据说，全国各地究竟有多少曹家的商号，连管家的也说不清楚。
有钻营者，未通过曹家同意，擅自打着曹家旗号，借贷资金开设商号，只要在其钱庄、银号管辖之下，外贷不足2万两以下，曹家亦不问所以，可见曹家的财势之大。
曹三喜致富后，把资产分成七分，给每个儿子各一分。
然后，每家出资10万两，组成管理处，合资经营，称为曹七合。
道光以后，各门逐渐衰落，惟独三多堂兴旺发达。
三多堂为多福多寿多男子之意。
在太谷城西北洗村，有三座并排高耸的四层旧式楼，是三多堂的标志。
这三座楼，墙厚1．5米，高达15米多，三个穿堂大院，布局是寿字形，内套15个大院，房屋280间，共计6000多平方米，也是著名的晋商大院。
曹氏商业在清末逐渐衰落，辛亥革命后，曹氏在东北各大城市的票号，被奉系军阀张作霖发行的奉票挤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曹氏在东北的票号归伪满政府所有。
蔚字五联竞潇洒 票号世家是侯家介休侯氏人称侯百万，史料记载有资产七八百万两白银。
侯氏发迹于清康熙年间，十世侯万瞻，专跑苏、杭州贩卖绸缎、家业发展很快，到他的孙子侯兴域时，已成为赫赫有名的大财主了。
侯兴域是侯家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他继承祖业，用心经营，积累百万。
他的三儿子侯庆来更是精明练达，颇有才干，一手掌家，野心勃勃，首先把在平遥开设的经营绸缎、茶叶、钱币的蔚盛长、协泰蔚、厚长来、新泰永都改为蔚字号，后来又把蔚字号改为票号。
但侯庆来只活了36岁，他的儿子侯荫昌接管了家业，在与平遥日升昌票号的竞争中，又把其它蔚字号也都改为票号，成为山西赫赫有名的蔚宇五联号。
经过道光、咸丰到同治，大约三十年间，蔚字号声势日增，分号遍布全国30多个城市大有后来居上气势。
蔚字号的财东侯家，历次分红都获得了巨款利润，有钱有势，骄奢淫逸。
侯荫昌的姬孙侯奎，是介休有名的挥金如土的阔少年。
当时介休有一句谚语，说介休县有三不管，侯奎灵哥二大王，这三个人整日声色犬马，竞相斗富，极尽挥霍之事。
光绪末年，大清银行成立后，侯氏票号由盛而衰，渐渐走上了下坡路。
声名卓著长裕川 祁县大户是渠家祁县商人云集，号称祁帮，是清代商界的一支劲旅。
而渠家是祁帮中的大户。
渠家的茶庄长裕川声名卓著，票号三晋源汇通天下。
渠家发迹，始自元末明初渠敬信、渠于信、渠忠信三兄弟，从贩运小本生意做起，起先把潞麻和梨贩到祁县，再把祁县的粗布和枣运到上党，年长日久，不辞辛劳，渐渐积累了资金。
到清乾隆、嘉庆年间，渠家的生意已涉足对俄、蒙的茶叶贸易。
从渠氏十七代源字辈开始，进入了生意兴隆的黄金时代，成为当时晋中八大富户之一。
源字辈渠源桢先后与他人合资开设了百川通票号、存义公票号、长盛川票号，并独资开设了三晋源票号、汇源通票号，在开设票号的同时，渠家在各省设有茶庄、盐店、钱店、当铺、绸缎庄、药材庄等，实现了票号资本与商业资本的相互转化，这是渠家商业经营的特色，并获得了成功，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渠家百川通每股分红达两万多两白银。
渠源桢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
渠源桢希望长子渠本翘从事商业，但渠本翘天资聪颖，小时候就有神童之誉，更热心考取功名。
渠源桢对其极为不满，据说，渠本翘考取举人归乡省亲，渠源桢竞跪在门外迎接，弄得很难堪。
渠本翘中进士后，曾被清政府派驻日本横滨领事。
父子两人矛盾的缓和是在山西保矿运动。
1898年，清政府从极低廉的价格，将山西的煤矿、铁矿；开采权，出让给英国商人。
消息传开，山西全省哗然，商民各界奔走呼号，展开长达数年的争回矿权、路权的斗争，渠本翘刚刚卸任山西大学堂监督，就投入保矿运动。
在晋商保矿运动中，渠家父子配合默契，渠源桢主持渠家大票号协力相助。
不但出巨资入股保晋公司，还帮助公司发行、募集股票。
渠本翘在保晋公司担任了一年多总经理，就再次入京为官。
渠本翘入京后，渠源桢将大半资财铸成银锭埋在自家院里，据说总量达三百万两之多。
1919年渠本翘病逝于天津，此后渠家的后代再没有涉入商界，大多数成为学者、教师和作家。
明清两代聚千两 山西首富数亢家山西平阳府（今临汾市）的亢家，在明清时期聚财数千万两，堪称山西首富。
亢氏之后，才是资产在七八百万两的曹、乔、渠、常等诸姓人家。
亢氏起家，传说源自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在山海关与清军作战失败，退出北京撤往西安途中，曾将携带的金银财宝寄存于亢家。
后来，李自成牺牲，农民军寄存的金银财宝遂为亢氏所有。
但这只是传说，其实，亢氏致富也是经商之道。
亢氏首先是大盐商，清代实行盐专卖制，由政府特许盐商凭盐引到指定地点运销。
亢氏正是凭这种贩运特权，获取丰利，成为巨富。
亢氏在盐商聚集的扬州修建了著名的亢园，显赫一时。
其次，亢氏是大粮商。
当时在北京，由于是京畿要地，四方辐辏，买米糊口之人倍繁于他省，而北京资本最大，规模最大的粮店就是亢家在正阳门外开设的粮店。
在原籍平阳府，亢家仓廪多至数千，藏有米粮万石。
再次；亢家是一个资本雄厚的典当商。
传说当年，亢家为了挤垮当地另一家当铺，连续三个月拿出90尊金罗汉到这家当铺去典当，每尊典银1000两。
这家当铺人慌了，问典当人，何以有这么多金罗汉，来人说：我家主人有金罗汉500尊，现在还410尊等着典当呢
这家当铺只好让亢家将90尊金罗汉赎回，自己关闭当铺远走他乡去了。
此外，当时，亢氏在原籍平阳还拥有大量田宅和储粮，号称宅第连云，宛如世家，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
甲第联辉名当世 世袭皇商是范家介休范氏经商始祖叫范永斗，明末时在张家口经商，经常出入辽东，是当时有名的八大商人之一。
由于当时商人经常出入关内外，为满清提供军需物资和情报，满清入关称帝后，顺治皇帝为答谢八大商人，在紫禁城设宴，亲自召见，尝赐朝服，编入御用皇商行列。
范永斗被任命为主持贸易事务，并赐产张家口为世业，取得了别的商人无法享有的经济特权。
范毓宾是范永斗的孙子，他具有聪颖卓越的经济头脑，继承祖业后不负众望，使范家商务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
他主政时，担当了承办、采运军粮的大官差。
清朝初年，康熙皇帝亲征准噶尔部，由于运送军粮花费过大，输米馈军付出了惨重代价。
作为皇商接受这项官差后，认为虽然返贩军粮艰苦，但依仗自己多年经商的经验，认为不仅有利可图，又可报效国家。
他请求以每石米低于官价三分二的价格自费办售军粮，康熙闻奏大喜，遂即准请。
范毓宾感受皇恩浩大，表现出令人感慨的忠诚。
他凑足144万两白银，补运军粮计为百万余石，为清政府节省费用600余万两。
《清史稿·列传》中说，范毓宾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邻，克期必至，省国费亿万计，忠诚换来了丰富的回报。
范氏家族中有许多人被授予官爵，甲第联辉，显赫一时。
朝廷还慷慨地把西北游牧民族的贸易权交给了范家，获得了巨大的商机。
范氏由皇商兼获高官，在清朝二百多年历史上实属罕见，范家并不满足于既得利益，继续寻求发展机会。
康熙时，国内铜斤（造铜钱用的原料）严重短缺，政府允许商人赴日本购买铜斤。
范氏把握时机，奏请内务府，承担了贩运洋铜的大部分业务，获得巨大利益。
范家因官商而兴，因官商而衰。
随着清末满清政府的衰败，范氏商务日趋衰落。
到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清廷以范氏铜业亏折日深，以至上年误运误课，拖欠官项累累、亏损至一百五六十万两之多为由，革除范氏内务府、户部等衙门官职，着令严加审讯范清济兄弟，并查封家产，昔日堂堂皇皇的世袭皇商变成了阶下之囚。
大名鼎鼎财神爷 最后风光是孔家在晋商中，有一位大名鼎鼎的财神爷，就是太谷的孔祥熙，他是民国时期四大家族之一。
孔祥熙的父祖孔繁慈，年轻时，抽过大烟，把家产抽光了，这也是幼年的孔祥熙曾拣过煤渣的原因。
后来孔繁慈在太谷城乡许多地方当过私塾教师，供孔祥熙在基督教会所办的新式学塾学习。
1901年秋，孔祥熙赴美，考入耶鲁大学，主修理化，后来又修社会学。
1905年进入本院研究院，获理化硕士学位，他的抱负是提倡教育，振兴家业。
1907年孔祥熙回到北京；那时正值清政府重用留学生。
但他婉辞了邮政部、北洋大学等的聘请，决心回太谷办学，在太谷南街基督教公理会明道院附设小学的基础上，增扩课程，创办了太谷第一所中学铭贤学堂。
孔祥熙一方面提倡培养新式人才，但对振兴家业发财致富并未忘怀。
1912年，他从生活中看到煤油已成为民间点灯照明的必需品的商机，便同五叔孔繁杏设立的祥记公司，向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交付了一部保证金，从而取得了在山西经销火油（煤油）的总代理权，独家经营、获利丰厚。
孔祥熙也因此成为山西第一位买办商人。
二次革命失败后，孔祥熙东渡日本，在横滨结识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宋霭龄。
宋赞孔为人谦和，赚钱赚得很得法似乎天生有一种理财的本领，而对孔在在服佩。
由于双方情投意合，1914年春，孔祥熙与宋霭龄结为伉俪。
婚后，宋霭龄向孙中山辞去秘书职务，推荐她的妹妹宋庆龄接替。
1915年孔祥熙回国，利用欧战国外需要军工原料的商机，把阳泉的铁砂运往天津出口，在天津创办了祥记和裕华公司。
1926年，国内政界发生剧烈变动，孔祥熙认为做大官的时会机遇来临，他从美国回到广州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东分会委员和广东省财政厅长兼后方财政事务。
由于在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上，孔祥熙和宋霭龄说服了父母，孔氏家族则通过蒋介石政权获得了极高的政治地位，为家族财富增殖取得了可靠保证。
1927年，孔祥熙做了南京政府工商部长，继又选为国府委员，从此，官运、财运十分亨通。
1933年孔祥熙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并仍兼中，央银行总裁。
孔家在借公营私、亦官亦商、因利乘便的情况下，成为中国豪门首富。
孔家利用所掌握的权力，谋取私利，大发国难财，究竟聚敛了多少钱财，据说抗战初期宋霭龄在套取外汇的投机中，就捞了800万英镑。
1939年时，宋霭龄在美存款居重庆政府所有要人在美国银行中存款的第一位，被美国记者茜利文称为中国人民的钱袋。
1944年的朋分美金公债案，一时间在山城重庆舆论沸扬，孔祥熙被迫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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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古代晋商是如何从一贫如洗到富甲四方的
山西，在太行山的西边，因此而得名。
山西的省会城市是太原，那里是个好地方。
山西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经过的地方。
山西，有许多名胜古迹。
有普救寺、后土祠、黄河大铁牛、关帝庙……还有很多游玩的地方，比如：夏县的漂流、运城的东花园等等。
这些地方足够我们欣赏和游玩十天半月的。
山西的大同被人们称为“煤矿之都”，顾名思义，就是出产煤炭最多的地方，也为此得到了一个“黑色”的奖杯。
山西的风味美食很诱人，有太原的过油肉、六味斋酱肉、平遥的牛肉，还有清和元头脑、刀削面、拨鱼儿、猫耳朵以及闻喜的煮饼，这些食品能让你垂涎三尺。
山西的土特产品有杏花村汾酒、清徐老陈醋、稷山板枣……分布的主要民族有汉族、回族、满族和蒙古族。
工艺美术品有新绛石雕、平遥推光漆器、大同铜火锅、绛州澄泥砚。
山西，是我们的家乡，是我们的摇篮，是我们的骄傲啊
我爱你，山西
同志们的QC旅游最多去过几个地方拜托了各位 谢谢
晋商曾在明清商界驰骋长达5个多世纪，足迹不仅遍布中国大陆,而且远涉蒙古、俄罗斯、日本、新加坡等地，甚至垄断了对这些国家的进出口贸易；他们经营项目广泛，尤以金融业名震海内外，几乎垄断了全国的金融汇兑，山西票号被称为“汇通天下”，山西票商被誉为“第一商人”。
然而，由于晋商本身寄生于封建社会的衰弱病体上，加之自身的软弱性、保守性、落后性等特征，在本国封建统治者的压榨，西方工商业者的不平等竞争以及自然灾害的影响，社会暴动的冲击下，清末民初晋商最终无法适应近代中国的剧变，整体性地衰落了。
晋商崛起于明而鼎盛于清。
明代谢肇制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西）… …其富甚于新安。
”[1]据史载，明嘉靖权臣严嵩之子严世藩曾为当时天下富豪排名，资产在白银50万以上的17家中，除12家皇亲、贵戚、权臣外，平民出身的5家商贾中，晋商占了3家，徽商占了2家。
[2]可见，晋商在当时已是一支与徽商共执中国商界牛耳之劲旅了。
有清一代，晋商臻于顶峰，足迹不仅踏遍中国大陆，还远涉俄罗斯、朝鲜、日本、新加坡等地。
《康熙南巡秘记》中载：“故晋之人长于商，车辙马迹遍天下。
齐、鲁、秦、燕、赵诸大市，执商市之牛耳者晋人。
故晋人之富甲于天下”。
《五台新志》载：“有麻雀之处即有山西商人”。
晋商不仅活动地域广阔，而且经营业务也非常广泛，并且在许多行业居垄断地位。
何秋涛《朔方备乘》载：“所有恰克图贸易商民，皆晋省人，由张家口贩运烟、茶、缎、布、杂货”。
清人衷斡《崇市杂咏》记载：“清初茶叶，均系西客(晋商)经营”。
清初皇商介休范氏垄断了对日铜货贸易，占当时洋铜进口的一半左右，每年采办量达130万斤左右。
山西的 “大盛魁”、“复盛公”等曾垄断了对蒙贸易。
素有“第一商人”之称的山西票商在鼎盛时，票号遍布全国，并在日、朝等国家设立分号，进行跨国经营。
庚子事变后票号存放汇兑业务激增，光绪三十二年，汇兑总额达三四亿两，[3]称雄中国金融界，被誉为“汇通天下”。
晋商活跃时期之长，范围之广，积累财富之巨，影响之大，在中外商业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然而到清末民初之际，曾经在明清商界纵横驰骋，叱咤风云达5个多世纪的地域性大商帮——晋商却步入了整体性的衰败之路，给世人留下无尽的慨叹、教训。
晋商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在的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因素，也有自身的内部因素。
(一) 首先我们从外在因素来分析，主要有三点： 第一，清政府对晋商的肆意压榨，使晋商不堪重负。
中国作为一个封建农业国家历史悠久，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秩序和小农经济结构基础，往往实行重农抑商政策。
清末，随着封建制度的进一步衰落，政府对商业控制虽相对减弱，但对商人的压榨却愈加苛重。
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追求奢豪生活的欲望使得统治者加大了对商人的剥夺。
上至皇帝公卿贵戚下至普通官吏往往生活奢豪腐化。
皇帝出巡，所经之处，“各商预输苏杭间彩锻与奇玩，路旁结棚如物形，或楼台状，旁极眩彩。
店铺间待皇帝经过，众商山呼如雷。
”[4] 再如，慈禧六十岁生日时，京城各处张灯结彩，结撰楼阁，金银宫阙，剪彩为花，铺锦为屋，每数十步一戏台，令人眩目。
而这些奢侈生活的维系，大多是通过巧立名目，增加税赋，强迫商人捐献报效等方式而来的。
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的腐败统治，内外矛盾激化，镇压起义和对外战争都需要大量的军费开支，而历次对外战争的失败，伴随而来的都是巨额的战争赔偿，而政府财政匮乏，于是便将赔偿的重负转嫁给整个社会。
商人首当其冲，执中国商界之牛耳的晋商更是深受其害，往往承担沉重的苛税、捐输、摊派。
史载，光绪元年（1875年）至十九年（1893年）清政府在山西大量设置厘卡，使每年厘金收入从白银9万两上升到22万两，药税、票税、盐价加斤等杂税每年增加多达20万两。
[5]如果说，商税的滥征、重征仅仅使商贸成本加大，利润减少，竞争能力减弱的话，那么捐输摊派的掠夺则使晋商流动资金减少，给晋商发展带来很大困难，伤了元气。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因鸦片战争赔款，清政府向晋商摊派捐输金额达白银200余万两。
[6]太平天国起义期间，清王朝为了筹集巨额军费，推行捐借政策。
咸丰二年（1852年）二月至次年正月，晋商捐银1,599,300余两，占全国新捐银37.65%，[7]为全国各省捐输之首。
清人徐继畲（山西人）曾云：“吾省前后捐输已达五六次，数逾千万”，至使出现“富民膏血已罄竭”的严重局面。
第二，清王朝腐败无能，使晋商在同外商竞争中得不到有力的支持。
以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为例，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和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中俄《恰克图市约》签订后，恰克图成为中俄贸易的中心，为双方计价便利，条约规定双方以畅销货为单位（1800年之前用中国棉布，此后改用茶叶），晋商瞅准时机，迅速占领市场。
恰克图茶叶出口完全由50余家山西茶商垄断。
平等的商贸给双方都带来好处。
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1837—1839）间仅恰克图一地，中国对俄国茶叶出口每年平均达800余万俄磅，价值800万卢布，约合白银320万两之多，而同期俄国每年由恰克图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也达600—700万卢布。
[8]1812—1859年间恰克图的俄国对华贸易额占俄全部对华贸易的40%--60%，而中国出口商品的16%和进口的19%也都是经过恰克图贸易的。
然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沙俄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和《中俄陆路通商章程》。
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沙俄攫取了许多商业特权。
1860年俄商取得了在蒙古边境以及张家口和天津、上海、汉口等大商埠的通商特权。
同治五年（1866年）俄又强迫清政府取消天津海关的复进口税，这样沙俄在天津获得享受低于列强1\\\/3税率的优惠及海关免征茶叶税的特权,从而使俄商的贸易成本大幅下降，而晋商则因国内关卡重重，要付数倍于俄商的厘金税，使贩运成本高出俄商许多。
此外俄商还利用特权在汉口、九江等地建立了现代砖茶厂，采用蒸气设备，进行规模经营，使生产成本降低。
同时，由于西伯利亚铁路，中东铁路以及京张、京绥铁路的开通，使俄商运输成本大大低于晋商所开辟的草原丝绸之路的运输成本。
便利的交通也利于俄商深入中国腹地同晋商争夺市场。
这样晋商竞争力大为削弱。
迫于形势，晋商只好改变经营策略，采取赊销茶叶给俄国中小茶商，以吸引顾客，结果大多俄商因破产或恶意拖欠，使晋商遭受沉重损失。
1900年仅太谷“大泉玉”等16家茶商损失达白银62万余两。
[9]宣统元年（1909）俄政府又违约宣布对在俄华商征以重税，以排挤中国商人。
而清政府软弱无能，毫无对策，晋商无法在俄立足，纷纷回撤国内，这次中俄茶战，晋商遭到重创。
在这种不平等竞争下，曾称雄塞外的山西旅蒙商人在清末也被俄商逐步排挤出蒙古市场。
国内市场中，晋商发展也遭到严重扼制，例如曾作为“汇通天下”的晋商票号由于外国银行在通商口岸利用特权展开不平等竞争，损失严重。
江西巡抚李勉林在二十世纪初曾指出“近代通商口岸洋商亦多设银行，西商（山西票号）之利，稍为所夺。
”[10]关于这一方面，天津汇兑业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天津对上海棉纱款项的汇兑年约白银100万两，其中由外国银行经办的竟达半数，钱庄、银号30%、票号仅20%。
第三，清末民初自然灾害、战争频繁，社会动荡使晋商失去了安全的经商环境。
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自然灾害，社会动乱连绵不断，规模之大，次数之频，世所罕见。
全国几乎无一年无一地不发生灾害，“饿殍布满于道”[12]据驻天津的万国救济委员会估计，仅在光绪三年到四年（1877—1878年）的饥荒中，就有900万到1300万人死于非命。
山西有句民谣：“光绪三年，死人一半”。
曲沃县在三年旱灾中人口从285，911人减至35，705人，人口减少了87.52%。
而以富康著称的平遥大灾之后人口也从30万锐减到19万。
[13]遭灾之惨，不可言状。
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庚子八国联军侵华，辛亥革命等社会暴动又使晋商发展蒙上了阴影。
天灾人祸使人民流离失所，挣扎在死亡线上，购买力下降，这样商品贸易额必然随之减少；不稳定的社会秩序，还使正常的商贸活动受到侵害，商家被抢、商队被劫。
我们以晋商票号来分析一下。
道光三十年（1851年）十二月十日，太平天国起义爆发，起义军所向披靡，很快攻入两湖地区，汉口一带成为战火的聚焦点。
而晋商票号在此设置分号最多，达33家，由于社会动荡无法经营，只好回撤。
[14]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京师的工商业受到极大摧残，“十室九空，生计殆尽”，晋商中的票商京师分号大多遭抢劫，由于与总号失去联系，无法经营，只好仓促回撤，而事后幸存下来的也都纷纷缩减存款，收缩规模。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各地战火纷纷，许多商号破产，晋商票号或被抢，或由于放贷巨款无法收回，各地发生挤兑风潮，资金周转不灵而面临破产倒闭危险。
据统计，1911年还有24家山西票号，过了5年（即1916年），已有10家倒闭，1家改制成商业银行，只存13家苦苦支撑。
[15] 以上为晋商衰落的外在原因，而这些也是其他地域商人所面临的问题，但为什么同样条件下，粤商、浙商等却经过危机转化为现代商业资本呢
可见，这是与晋商自身的内在因素有关，以下我们分析一下晋商衰败的内在原因。
（二）晋商衰败的内在原因有四点： 第一 依附封建政治势力，使晋商走到了死胡同。
晋商在其长达5个多世纪的发展中，一直与明清政府关系密切，将自己的命运之索系在明清政府行进的车轮上，这虽然对晋商的产生与兴盛有很大促进作用，但当封建王朝走向最终衰落时，晋商由于失去政治依托而必然衰亡下去。
以被称为“第一商人”的山西票号为例，我们知道，票号创立本为解决商贾困难，但票商们很快意识到要想生意稳定发展，必须为政府为官员提供服务，寻求依靠。
这就密切了票商与政府的关系。
以19世纪60年代太平天国运动及捻军起义为界，山西票商为清政府和官员的服务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为官吏个人服务为主，第二阶段则与清政府财政管理相连接。
由于清政府大肆卖官，票商便大量支助一些人买官，这些人一旦达到目的便大多把手中公款低息或无息存入票号，票号再高利放出，从而获利。
另外，清政府为解决饷银以及赔款等问题，为便利、安全多求助于票号。
例如：左宗堂票号从1866年11月到1881年1月，共向晋商票号借款880余万两白银。
[16]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的巨额赔款也是通过晋商票号汇解的。
[17] 庚子事变后，慈禧西逃途中得到晋商票号的大力支助，感激之余，大量官款都通过晋商票号存汇，如京饷、地方协饷、涉防经费、铁路经费、赈款、河工经费等都由山西票号汇解，一时山西票号成为清政府财政管理活动的代理机构，山西票号得到空前发展。
山西票号中日升昌票号1906年14个分号共汇兑白银3222多万两，而其中官款就达白银2257多万两。
[18]山西票号被时人称为“汇通天下”。
然而随着清政府的瓦解，贷给清政府的大量款项也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而无法收回，同时又不能和新政府建立密切联系，获取新的政治依托，这样，晋商票号的政策优势也因而丧失了，面对近代新式银行的竞争压力最终随着封建社会没落而走向了尽头。
第二，由于晋商本身仅只是一种封建体系下的变种，所以具有许多与生俱来的封建性、保守性、落后性的东西，从而无法适应近代剧变，最终走向衰落。
晋商中许多大商号总部都地处晋中一隅，在其刚兴起之时，还可利用山西的地理优势，但到清末民初时，由于商业重心的转移，商道改变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地方再作为总部，交通滞后，信息闭塞的弊端便显露出来了。
以票号为例，日升昌等著名的“十大票号”总部在平遥，曹家“太谷标 ”总部在太谷，乔家“在中堂”总部在祁县等，这些地方狭小偏僻、信息不灵，不能够从外界汲取足够的生存养分，无法适应新旧转换时期的经济要求，当发生变故时不能适时的做出相应的反应。
当近代中国经济重心转移，上海等日益成为全国金融中心，近代新式银行兴起，旧式票号业无法与之竞争时，山西票号大多采取保守态度，无所作为。
光绪三十年（1906年）当时清户部尚书鹿钟霖，奉命组建大清户部银行并力主官商合办，邀请山西票号入股时，山西票号各总部却加以拒绝。
[19]仍盲目迷信传统的旧式经营，而丧失了商机。
当组建新式银行已成趋势，各分号纷纷要求总号组建银行，并于1908年由著名票商李宏龄，渠本翘等发起倡议组建山西票号联营的新式商业银行时，各总部却由于不了解分号已面临危机和创设新式银行的重要性，便坚决反对，致使山西票号又一次错失了发展机遇。
晋商的乡土观念很重，他们常以同乡或同宗为纽带发展成商帮，著名的平阳帮、泽潞帮、蒲州帮就是由同乡组织、发展起来的。
这种商帮带有很大的封建封闭性，尽管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内部团结，避免了内部竞争，也有利于同外部竞争，但从长远来看却不利于商业发展，带有一种浓重的行会色彩。
在人员的选用上，晋商更重同乡、血缘关系，“肆牛执事，不杂以解籍人”，不利于真正广泛地吸收人才。
晋商中的“商伙制”或称“伙计制”即东家出钱，有本土本乡相知的贫穷者出人营运以充“伙计”，不少地方的“伙计”世代相袭而成为世袭商奴。
[20]显然，随着近代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封建性束缚非但不能适应时代，反而成为晋商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此外晋商本身也有人格脆弱的一面，他们大多来自农村，思想上不自觉地带有了小农的保守性，行为中又缺少高层理论力量的支撑，他们奋斗了五个多世纪，却从来未出现一个代表他们说话的思想家，这和徽商等产生了明显的差别，他们出发点和归结点都集中在农村，他们的人生规范不自觉的融入了大量的封建色彩。
第三，晋商经营管理中存在的失误是造成晋商整体衰落的又一至关重要的内在因素。
晋商广泛采取无限责任的股份公司经营方式和总经理负责制。
以票号为例，票号资本，以几家财东合资者为多，也有独资经营的。
票号宣告成立后，财东便根据自己查访或听人介绍，选择能力可信任的人担任票号总经理，把票号管理全权委托给总经理，平时的业务往来及人事安排等，财东都不能随便干涉，任其经营，静待其按期做出决策报告，“苛非人力所能制止而丧失资金，财东不但不责经理失职，且加慰勉，立即补足资金，令其重振旗鼓”。
总号经理对分号经理也是如此，一切令其放手经营。
同时利润分配上，票号采取银股，人力股分红制，凡投资者为银股，一般以白银10,000两或8,000两为一股，凡凭资历，能力顶生意者为人力股，一般经理顶人力股1—1.2股。
下面伙友按资历、能力大小依次减低，最少为一厘。
[21]以上这些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票号的发展，但是却存在严重弊端。
首先这种无限责任公司制，当资不抵债时，财东必须用家产偿还债务，大大降低了抗风险的能力。
例如：介休的乾盛亨票号由于光绪八年（1880年）的一件“云南报销案”受牵连，大笔官款被收回，许多储户闻讯前来提款，而总号，分号由于周转不灵，财东只好从自家积财中支取，当时用五辆大车整整拉了一天银元宝，风波平息了，可元气却大伤。
后来庚子事变时，乾盛亨数家分号被焚，损失惨重，当面临再次的挤兑时，东家只能破产，典当家产还债。
[22] 其次，晋商经营中片面重视人的因素，例如票号中总经理负责制，一定程度上这一制度使票号前途系于一人之手，而无必要的行之有效的制约机制，再加上总号经理等对票号利润分配只“分盈不分亏”，使的一人决断失误，往往殃及整个票号。
1909年，当蔚泰厚分号的李宏龄等介于激烈的时局变迁，要求总号经理毛鸿翰决策，组建新式商业银行时，却因毛个人坚决不同意，而只能坐失良机。
[23]再次，票号经营多有号规，但是其内容中浓厚的封建性不免抑制了号中人正常合理的生活欲望，而不利于提高其人员的经营积极性。
比如：不准接眷外出，若干年归家一次等等。
同时，内容中一味要求“各乘天良，尽心好事，不得懈怠偷安，恣意奢华”,重人不重法，只靠“天良”来约束人，其效力可想而知。
远在千里之外的分号经理是否尽职，往往不能及时得悉，一旦卷款潜逃、伪造帐目，便无法补救。
这在清末表现的更为突出，“心离思叛者，十居八九”。
辛亥革命时，票号受到重大损失，就与此有关。
《晋商盛衰记》载：“武汉一呼，四海响应。
各票庄于此… …多携款逃归，自图安逸… …于是乃束手待毙，一败涂地矣”。
晋商经营往往资本小、业务量大或资本虽大却又太重信用，不作必要之抵押，这样当对方破产或恶意拖欠时，往往倒帐的风险极大。
例如：太谷志诚信末期尽管其帐面上放款有白银400万两，欠款只白银200万两，但由于时局混乱，放款无法收回，所以在大规模的挤兑面前只有破产倒闭。
[24]太谷曹氏在同俄茶商竞争中采取赊销茶叶给俄中小茶商，而不做抵押，结果由于对方破产或恶意拖欠，损失惨重。
第四，晋商晚期所滋生的“奢为贵”思想进而挥霍无度也为晋商衰落埋下了伏笔。
晋商中许多著名的商业或金融大集团其创业者都出身贫寒，大多以俭创业守业。
例如乔家“在中堂”其创业者出身贫困，迫于生计走西口至塞外谋身，凭着勤俭，在包头经历多年的奋斗，才诞生了后来著名的“在中堂”，“复字号”。
因此其后代多以极其严格的规定约束自己，以俭守业。
[25]太谷曹氏也如此，从磨豆腐起家，发展成为跨国经营集团，一度袭断对俄的茶叶经营。
在其所开的当铺，帐庄大厅上常摆一小磨，并教育其家人及从业人员“勤俭起家”的道理。
[26] 也正因为如此，晋商才能称雄商号5个多世纪。
但随着业务的发展，时代的变迁，晋商中日益滋生出的“奢为贵”的思想，以票号业中的龙头日升昌为例，其后期经营主要精力集中在官款业务。
由于不断与官场结交，到光绪年间，号风为之一变，无论总号分号，个个穿着华贵，趾高气昂，对小型汇兑往往一概不接。
经理们往往生活腐化，出入乘轿，中饱私囊。
再看蔚盛长票号也是如此，其汉口分号经理王作梅非常讲排场，他夏日所穿的绸衫专门从杭州购来，用名贵的机绸织成，家中各种珍贵的皮货如金丝猴、水獭、猞猁皮无所不有。
[27]许多商号经理财东醉心于享乐、听戏、吸食鸦片，为票号经营带来无穷后患。
许多号规被打破，总号分号脱节，管理日益混乱。
蔚子五联号的号规记载中有这样一段话：“（近日票号）无如奢风日甚，荒情日生，在各庄竭尽心力秉公办理者固不乏人，而敷衍迁就者亦属不少，甚有堂堂接班人，或上下蒙蔽、或独自鲸吞，我联号竟有如此人，其与监守自盗何殊”。
在号规中记载此事，足见“奢”风的严重程度。
在这一风气影响下，清末民初晋商中许多发生了蜕变，上上下下只图享乐无心经营，内部隐含着许多败亡的危机，加快了晋商衰落的速度。
曾经称雄两个多世纪的旅蒙巨商 “大盛魁”就是一个典型。
1924年被挤出蒙古市场后，其许多掌柜却仍不思进取，只知挥霍，中饱私囊，到1929年最终倒闭了。
[28] 正是在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外交困的状况下，作为封建社会经济与专制政治制度结合的传统商业——晋商，整体性地衰落了。
它的衰落极生动地展示了封建商业资本的这种悲剧性进程，它不但最终没有创造出新的生产力方式，反而自身却湮没在了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腐朽泥潭中了。
山西在中国的地位?
山西，简称晋，位于太行山以西，是黄土高原的东部，习惯上叫山西高原，全省面积十五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二千七百五十万。
山西省素称煤铁之乡，是我国重要的煤炭基地，钢铁，机械，纺织等工业在全国均占重要地位。
雁门关以南是我国主要麦棉产区，以北以谷子、莜麦、胡麻等作物为主。
山西的旅游资源丰富，宋代以前的地上古建筑约占全国总数的70％多，被誉为古代建筑的博物馆。
另外，山西的土特产繁多，较为著名的有杏花村汾酒、竹叶青酒、老陈醋、清徐葡萄、平遥牛肉、柳林红枣等。
” 这几段话摘自中国地图册中介绍山西一章。
从文字上看，这里所描述的应该是一块富庶之地。
的确，历史上的山西是块人杰地灵的好地方。
远古时代的“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均建于此。
隋末的李世民父子也正是从这里出兵统一中国并建立的让汉民族引以为豪的“大唐盛世”的。
到了清末民初时，山西票号的昌盛更使得山西富甲一方，成为了当时全国的金融中心。
老天爷也似乎特别青睐山西，在这块曾经诞生过王维、柳宗元、司马光等文人墨客和晋文公重耳、武圣关羽、女皇武则天等诸侯将相的土地下面蕴含着让其他地方的人们垂涎的矿产资源。
山西已探明储量的矿藏有煤、铁、铝、铜、钼、钛、镓、铅、锌、金、银、钴、石灰石、粘土、石膏、芒硝、镁盐等49种，矿区达620处。
其中煤、铝土、耐火粘土、铁矾土、珍珠岩、镓、铂的储量居全国之首；金红石、镁盐、芒硝的储量居全国的第二位，钾长石储量位列第三；钛铁、熔剂石灰石的储量居于第四；长石、石膏、钴、铜、锗、金的储量在全国名列前茅。
在过去的那些乡土时代里，山西人凭借他们的勤劳智慧，让山西成为了中国历朝历代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山西人开始无私的用这些原本属于他们的甚至是那些应该属于他们子孙的的资源支持着全国其他地方的建设，正如一个作家所说的那样“山西用它的光和热温暖着全国。
”解放后到改革开放前的那段日子里，得益于过去还算雄厚的工业基础，山西经济在国内尚能处于中等水平。
但是现在，山西落后了。
山西人均GDP排名在1980年到2001年的20年内下降了9位；城镇居民收入长期滞后，1980年排位第23，1998年排到第29。
1999年，2000年则连续2年全国倒数第一。
曾经让山西人引以自豪的历史正在让现今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隐隐做痛，也许只有那些散落在山西各地的历史遗迹和已经败落多年的厂房还在默默的讲述着这片黄土地上曾经有过的辉煌。
当汾河的水缓缓流入太原市的汾河公园，让太原的这条短短10公里长的河道让人看起来重新象条河的时候。
太原的市民曾为这久违的河水欢呼，很多人爬在桥头整整等了一天来迎接它的到来。
改造后的汾河两岸绿树成阴，芳草萋萋。
但除了山西人，没有其他什么人知道这条景色绮丽的河只不过是个蓄水池而已。
山西人用自己的智慧再一次粉饰了自己那本已破败不堪的面子。
山西真的太缺水了
规模越来越大的矿山开采已经让山西的地层蓄水结构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其直接结果是地表塌陷和地下水位的迅速下降。
现在山西全省河川径流量仅为114亿立方米，与全国各省比较，占倒数第二位，仅比宁夏多一些，人均占有水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
在2003年的10月2日，有过这样的一条并不引人注目的报道，“北京首次从山西册田水库向官厅水库调水5000万立方米水，相当于25个昆明湖的水量。
晋水进京是历史上兄弟省首次向首都集中输水。
”，山西，在自己濒临灭顶时还无私的将仅存的那点点给养奉献给别人。
这让人不由的想起了1994年山西人为“引黄入晋”工程募捐时的那一幕，这些所谓的募捐款项均是从个人工资中扣除，募捐的原由很简单，工程是山西的，耗费的巨额款项只能由山西自行解决。
联想到当前在建的国家歌剧院、国家体育场等等大型项目，山西人的生存似乎远没有些那些可以为国家增光的工程重要
用山西煤炭温暖着的那些人恐怕难以想象山西相当一部分矿工家属生活用水常年是靠矿井排出的废水来维持的。
在水资源严重匮乏的同时，山西境内几乎所有的河道都受到污染，受污染河流长达三千七百五十三公里，其中超三类污染河道占百分之六十七点二，严重污染超五类水占总河长百分之四十五点八。
山西仅有的那么点地下水不同程度的遭到多种有害离子侵蚀，矿化度，总硬度大幅度提高，有些有害物质甚至严重超标达26倍。
新世纪的太原，那些曾经寄托着老太原们孩提时代美好回忆的沙河、虎峪河、玉河早已变成了一条条让人掩鼻的臭水沟。
而整个山西，除了一些河流的源头部分，已经找不到象样的河流了。
当眼看着山西的子孙们即将需要借助图片来认知什么是河的时候，作为他们的先辈，不知该作何感受。
站在山西任意一条铁路线旁都会看到一列列装满煤炭呼啸着东去南下的列车。
2003年开始的全国性缺电已经影响到了整个国家经济的安全，国家需要更多的煤炭来保障不断增加的发电机组的正常运行。
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所有你能想到的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地区都在缺电。
对于那里的人来讲，如果山西的煤炭不能足量及时的运到的话，他们的幸福生活将会无情的离开他们，2004年的这个让他们感觉到比任何年份都热的夏天似乎正在验证着他们的忧虑。
电荒仿佛让山西一夜间又重新成为了块香饽饽。
事实上，煤炭产量占全国的四分之一的山西，其调出量现已占到了全国的四分之三以上
为了保障电煤的外运，2004年上半年，山西其他货物的请车满足率通常都不到10％。
太原铁路分局现在每天有6400个车皮，去除必须保证的重点物资外，仅剩下300多节可用于运输其他货物。
那些包括不锈钢、仪表、电器、五金件等等在内运不出去的产品的附加值远比电煤高出很多，山西在这方面的损失又能由谁去承担呢
市场需求的扩大必定会刺激价格的上扬，这是市场不变的法则。
而山西煤炭的价格似乎习惯了游离于这条法则之外，它的每一次提价企图都会淹没在那些使用山西煤炭的发达省份无尽的责难中。
山西在那些正在使用山西煤炭的省份的心目中被定位为他们取之不完用之不尽的资源库，他们在遭遇危机时总是会用计划经济的思维来审视山西。
他们知道在与他们的冲突中，山西是始终如一的弱者。
他们眼中的煤炭成本只是用计算机上那么简单的一加，他们不会去考虑开采引发的生态灾难，也不会去考虑大大小小矿难中的那些阴魂。
或许是他们认为山西已经挣的够多了，抑或是他们已经太习惯于山西的奉献了。
山西是个很奇怪的地方。
与德国的鲁尔区，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这些煤炭产地在所在国占有无可比拟的经济地位相比，同样以产煤闻名的山西显的如此的另类——山西有资源，但却如此的落后。
在全国各省区农村贫困人口情况调查表中，山西省农村贫困人口的比例是8％，排全国的第五位；在各省基本生活保障线以下城镇贫困人口规模的统计中，山西省城镇贫困人口的规模占到了7.17％，全国排名第七位；在全国农村贫困发生率统计中，山西赤贫状况的发生率是中部省份最高的，达到了24.3％；在全球化指数的对比中，山西的全球化进程指数是35.49％，而同期的广州是364.93％，天津是208。
78％；在全国生态脆弱程度比较中，山西属于极强度生态环境脆弱区；中科院中国可持续发展报告中，山西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排在全国倒数第五。
山西落后的印象似乎在2003年有所改变，在这一年中，山西省GDP比上一年增长12.5％，增长速度在全国居第五位，创近十年来同期最高水平。
但是，如果我们稍做分析的话，这组数字又是那样的令人不安。
在这一年里，煤炭、电力、冶炼、化工等高污染高耗能的行业为山西GDP增长的贡献率创记录的达到68％
山西的产业结构看来没有什么改变，只不过我们采掘资源的速度更快了罢了。
我们也不妨将山西与国内其他省份做个比较，当山西人为其GDP达到2445亿元而振奋的时候，广东省的数字是13449亿元、山东12430亿元、江苏12451亿元——这就是差距。
当山西低价输出资源，又高价输入消费品的时候，这种差距是那样的顺理成章。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中央在确立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时候，山西居然没有被列在内。
难怪山西人自我调侃到“山西不是个东西。
”万幸的是，那个大开发战略到目前为止除了修了几条贯通东西、南北的高速公路和输油管线外，还没有其他什么更让人注目之处，不然山西真的要被贻笑大方了。
如果因为山西落后就说山西人都是穷鬼的话，那也的确冤枉山西了。
山西历来就不缺乏富豪，改革开放后的山西同样如此。
与先辈们走西口，闯关东历经各种磨难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所不同，当代的山西的富豪只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就已经让国内其他地区的人们所侧目了。
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工业社会对资源的巨大需求造就了山西的富人阶层。
在山西，哪怕是在最贫困的地方你都可以见到挂着当地牌照的奔驰、宝马呼啸而过的情景，车的主人们绝大多数是煤矿或是焦化厂的老板们。
豪华的坐骑、堂皇的宅院与张狂的言语一道彰显着他们的气派。
在这块已经千疮百孔的土地上，他们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他们可以购买与他们身份相衬的任何东西，他们再也不用象本乡本土的其他人那样为子女们上学或是家人医病所需的费用伤神了。
财富向这一小撮精英聚集的时候，他们不会去想他们赖以制富的这些资源是不会再生的，不会去想这些资源原本有属于同样生活在这里的其他人的一份，更不会去考虑应该为这片养育了他们的土地做些什么。
当财富聚敛到一定程度时，他们开始厌倦这里的荒山，污浊的空气和那些由于贫穷而日益呆滞的眼神。
于是，在京沪等大都会或是苏杭等花园般的城市里，属于山西人的房产成倍增长着，每年从山西流出的资金居然高达了数百亿元。
这些已经或是正在举家迁移的山西富豪们迟早会融入当地社会，最终他们的子孙们也不会再将自己归为山西人，没有人愿意去预测山西在那个时候会是什么样子。
但是就连山西人也开始放弃山西的时候，这块具有三千年古老文明的黄土地上的希望会在哪里呢
黄河一直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摇篮，山西不正是守侯在摇篮边的那位母亲么
这位原本也光彩照人的的母亲现今已气息奄奄，无人怜，无人爱。
我仿佛看到了她消瘦的身影，她在挣扎着为她的孩子们挤出或许是最后的一点点乳汁，她眼里分明含着泪水。
是的，她在哭泣，她在失落，默默的默默的……
大同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啊
去大同首选游览之地云岗石窟。
车站有公交车抵达。
其悬空寺，地处恒下。
说句实在话，恒山没什么意思，上面有几座不大的道观，景色也不突出。
而悬空寺则是鬼斧神工，不可不去。
这个景点在大同至五台山的路上。
应县木塔也应该一看，只是不知道现在还是否允许游客上去。
它是座辽代全木结构的塔，上面有几层已倾斜。
另外：如果有时间，五台山这个文殊菩萨的道场是首选的。
夏天去最合适，气候凉爽，白天日光强烈(海拔稍高)，夜晚有点冷，是避暑的好地方。
镇上旅舍众多，几个著名寺庙相距甚近，可步行前往。
五个台中东台最有名，是看日出的好地方，南台野趣盎然，山花遍地。
如果没去过西藏，先来这儿看看也不错。
当然，如果还有时间，那么接着去太原，游晋祠、平遥古城、乔家大院。
总之，山西是个好地方!这里的名胜古迹非常多，消费水平偏低。
你不会后悔把这里选做你的旅游目的地的。
(我是北京人，离山西较近，先后去过三次，把以上这些地方全部游遍了)最后，祝你玩得愉快!
湖北有什么富饶物产
梁子湖大闸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