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学赶超作文
在千年之交、世纪更迭之际，人类社会即将由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过渡。
这种变化将给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工作方式及经济发展方式带来剧烈而深刻的变革。
在这场变革中财会人员如何提高自身的素质，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已成为一个亟待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本文拟对此抒一孔之见，以求教于同行和读者。
一、财会人员要有时代意识时代意识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外延十分宽泛、时限极其严格的一个术语。
在这里，我们不打算给它一个精确的定义，仅从会计工作的实际谈谈财会人员应具备的富有时代精神的“三大意识”。
1、发展意识会计自诞生之日起，就处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之中。
十九世纪中叶爆发了工业革命，确立了工厂制度。
工厂制度的建立一举解决了现代会计赖以存在的四大基本前提：会计主体、持续经营、会计分期和货币计量，并由此派生出一系列有利于加强工厂管理的成本管理会计的方法。
随后，西方的工厂制度进行了制度创新，股份有限公司取代了原始的工厂制度而成为占绝对优势的现代企业制度。
这一变化，使得会计对“受托责任”的处理凸显出来，并由此形成了以对外报告为专职的财务会计和以对内报告为主旨的管理成本会计。
在最近几十年内，由于人们对物价变动、企业破产、生态环境、社会责任、公司税务等因素高度关注，使会计的内容进一步充实，分化出通货膨胀会计、清算会计、环境会计、社会责任会计和税务会计等等，初步构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系统完整的会计体系。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金融工具的创新、社会保险业和融资租赁业的发展，与之相应的又产生了国际会计、企业集团会计、跨国公司会计、合并会计、外币业务会计等等。
美国伊利洛斯大学E·贝尔考依教授针对现有会计存在的局限性和会计使用者对更多、更新信息的需要，写了《会计未来趋势》一书。
在书中，他提出了未来会计的六大发展趋势：①社会经济会计。
它主??谴雍旯劬?玫慕嵌壤捶从澈图屏科笠稻?没疃?陨缁岬挠跋欤?荚谡媸捣从衬程囟ㄆ笠刀陨缁岬墓毕祝?约八?陨缁嵩鹑蔚穆男星榭觥”谌肆ψ试椿峒啤4?郴峒撇嘀赜诙晕镏首试春筒莆褡试吹募萍郏?鍪恿硕云笠底畋?蟮娜肆ψ试吹募萍郏??嗣植拐庖徊蛔悖?肆ψ试椿峒票厝挥υ硕??”鄄?ㄗ时境杀净峒啤F笠嫡加玫淖式鹜ǔS辛礁隼丛矗?凑?褡时竞筒?ㄗ时尽O钟谢峒浦蝗啡险?褡时镜某杀荆??蝗啡喜?ㄗ时镜某杀荆?坪踉擞貌?ㄗ时臼俏扌杌ǚ汛?鄣模?馐且桓鲅现氐奈笄?”芟纸鹆髁恐苹峒啤U庵只峒撇唤黾锹加肽郴峒破诩涞南纸鹗罩в泄氐幕峒剖孪睿ㄏ纸鹬苹峒疲??布锹加上?鬯??鸬娜饲坊蚯啡说南纸鹆髁浚ㄖ赣κ照士畹氖栈睾陀Ω墩士畹某セ埂??ㄔ鸱⑸?苹峒疲?O纸鹆髁恐苹峒剖墙?纸鹬苹峒坪腿ㄔ鸱⑸?苹峒迫谖?惶宓幕峒坪怂阆低场＝?⒄庵只峒浦频母?灸康模?谟谙蚱笠道?婀叵等颂峁┧?窃诰霾吖?讨兴?匦璧南纸鹆髁啃畔ⅰ”莶莆裨げ獾谋啾āF笠挡莆裨げ獾谋啾ㄖ饕?嵌云笠档牟莆褡纯龊陀??芰??性げ狻K孀诺缒缘钠占昂驮げ馊砑?目?ⅲ?岣吡嗽げ獾淖既沸浴⒔档土嗽げ獾某杀荆?蛊笠涤锌赡鼙啾ú莆裨げ庾柿稀”薇嘀圃鲋当ǜ妗2簧倩峒蒲ё?胰衔??衷诘摹熬焕?泵嫣???荒苷嬲??映企业的经营成果，他们主张计算增值额，并编制增值报告，以便从更广泛的角度来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
我们姑且不去评说贝尔考依教授的观点是否正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会计从来不会停滞不前，总在不断衍生和翻新。
这种变化，一方面沿着越来越细微的轨迹发展，另一方面沿着越来越宏观的轨迹发展。
很显然，如果我们的财会人员没有发展的意识，没有发展的心理准备和应对措施，就必然落伍。
2.创新意识目前，人类正处于从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的转变阶段。
知识经济，其实质就是高技术经济、高文化经济、高智力经济，是一种区别于以传统工业为支柱产业、以稀缺自然资源为主要依托的新型经济。
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既给传统的会计的发展、创新带来了机遇，与此同时，也给它提出了全方位的、严峻的挑战。
撮其要者，胪列三个事例：其一技术创新对传统会计的挑战。
技术创新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
众所周知，由现代科技革命所引动的经济生活中一系列技术创新是主导当代经济发展与增长的关键因素。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企业，如果没有技术创新，就不可能有经济增长。
具体到一个企业来说，技术创新可以使其从濒临倒闭的边缘起死回生，并得以持续发展，也可以使一家处于发展颠峰的企业一夜间跌入谷底，彻底丧失再发展的能力。
不言而喻，在技术创新条件下，企业的经营风险、财务风险及不确定性水平大大提升，资产的盈利能力和财务状况更象变戏法似的扑朔迷离。
这种变化，使得传统的会计模式无法应对。
传统会计建立在借贷记帐法、历史成本原则和权责发生制的基础上，这一模式对于确认、记录、计量、报告企业有形资产的流动是行之有效的，但对于因技术创新所产生的企业专利权、专营权、版权、技术秘方、商标权、品牌权、商誉、回避竞争协议、计算机软件的研究和开发、市场开发、技术引进、人才引进等无形资产的揭示则显得有些黔驴技穷，不能真实地、公允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
因此技术创新呼唤着与之相适应的新的会计模式的诞生。
其二金融工具创新对传统会计的冲击。
自7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浪潮席卷全球，波及金融业务的各个领域。
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全球性的金融创新大趋势已露端倪。
现在金融工具创新已由第一代（现金、银行存款和商业票据、债券、股票等）向第二代（即衍生金融工具）迈进。
在这一阶段，一种新设计的金融工具随时都有可能投入市场，参加运作。
如一些银行、证券公司近年来推出了一批新“组合”的衍生工具，象“封顶”、“保底”、“加圈”、“互换期权”、“汇价幅度期汇”之类，还有新的不动产类衍生工具和通货膨胀类衍生工具。
这些新创的金融工具，如果操作得当，能够帮助投资者规避风险，并带来丰厚的投资报酬；反之，将给投资者造成巨大损失，甚至导致灭顶之灾的倒闭、破产。
衍生金融工具的出现和发展，使得传统会计不能及时、准确、快捷地揭示和披露风险信息，因而也不能以此为基础提出防范风险的具体对策。
要适应这一情况，必须对传统会计中的会计要素定义、对会计确认标准的原则、对会计计量的基础以及对会计报表结构体系等进行彻底改革。
金融工具创新呼唤着财务会计的创新。
其三信息技术发展对传统会计的洗刷。
信息产业代表着新一代的生产力，是促使世界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的先导产业和主导产业。
毫无疑问，信息技术在知识经济时代必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全球卫星通讯的实现和互联网络的建成，对以人工系统为基础而构筑起来的现有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将是一次飓风式的洗礼。
现有会计模式仅局限在帐户左方记借，帐户右方记贷；仍利用三个世纪以前发明的反向抵减技术来实现会计信息中的正、负数表达；仍运用纸张、笔墨加算盘等技术手段从事信息的收集、整理与加工、显而易见，这种会计模式的建立是以语言的产生、文字、纸张及印刷术的发明为技术基础的，已经适应不了信息技术革命这一技术基础，容纳不了现代信息技术所提供的强大信息处理能力。
信息技术发展呼唤着财务会计的创新。
3、开放意识开放是我国的一项深入人心的基本国策。
就会计领域而言，开放的必然性在于：第一，在较长时间内，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会计只是充分反映经济活动，监督经济过程的卑微角色，而不能成为“民众利益的看门狗”和“国家不花钱的经济警察”，根本担当不了主导社会资源流向和主导社会财富分配的重任。
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需要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会计模式，这当然离不开在准确把握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引进会计国际惯例，引进西方的财务呈报概念框架，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框架体系。
第二，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各国经济的相互渗透、相互交往日益频繁、各国经济运行的方式和发展水平方面的差异日益缩小，国家与地区间的分隔也逐步消除，会计及会计学科的国际一体化将是不可逆转的潮流。
综上所述，作为跨世纪的财务人员，必须有开放的意识，以博大的胸襟，对西方会计进行精严的选择，吸取对我有用的东西，推动中国的会计事业和会计学科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二、财会人员要有广博的知识面在知识经济时代，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对人的能力的挑战，而人的能力又主要取决于人的知识及知识转化为能力的程度。
要想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一名合格财会人员，必须有相关的知识作基础。
1、通晓专业理论按高标准要求，一名出色的财会人员必须有宽厚的会计理论基础和娴熟的会计实务技能。
鉴于目前财会队伍素质不高的实际情况，我拟将会计专业理论分成几个层次，并依据这些理论与会计实务关系的远近，提出程度有别的具体要求和建议，与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同仁共勉。
第一了解会计理论研究方法。
会计理论研究方法是人们（认识主体）把握会计事物（认识客体）的途径、手段、工具和方式的总和。
会计研究的基本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
具体来说，主要有逻辑方法、实证方法、比较方法和系统科学方法。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获取感性知识的具体方法，如数学方法、统计方法、历史方法和经验方法。
它是一个由哲学方法、现代科学思维方法和会计具体研究方法所组成的多层次、多种类方法的有机体系，是更有本质的理论。
它对于充实和完善会计理论。
拓展会计理论的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作用。
财务理论研究人员对这些研究方法必须有透彻的领悟和精湛的运用技术巧。
只有这样，才能多出成果，出好成果。
会计理论研究方法就是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的方法论，对于从事具体财会工作的同志来说，对这些方法也要有一个起码的了解，因为这有利于财会人员从最高层次上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并运用它指导具体工作。
第二熟悉会计基本理论、发展会计理论和比较会计理论。
会计基本理论主要是研究会计学的质的规定性的，它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会计学和会计工作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如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收益、费用、资金、营运资金、会计报表、合并报表、存货、递延资产、制造成本等。
二是会计工作质的规定性，如会计本质、会计属性、会计职能、会计对象、会计地位、会计任务等等。
这些是最为基础性的理论问题，构成整个会计理论体系的基石。
会计发展理论是运用历史和逻辑的方法，从不同时期会计环境与会计实践、会计理论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中，认识和把握会计产生和发展的规律，从而形成的关于会计进化规律性的理论。
比较会计理论是对某一特定时期内不同国家（地区）的会计问题进行比较分析而得到的系统知识，其内容涵盖比较会计的概念与形成基础，比较会计的内容与方法、结论与建议等等。
会计基本理论与发展会计理论和比较会计理论之间互为前提、互相制约。
其中会计基本理论是主体，发展会计理论和比较会计理论是支撑，三者辩证地统一于会计理论体系之中。
财会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努力学习这些理论，力争熟悉这些理论。
因为这些理论是从会计工作实践中总结出的关于会计的一般规律。
财会人员熟悉了这些理论，能够从较高的视角上把握财会工作的运行规律，提高财务分析能力，为领导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建议，此其一。
其二是会计理论与会计实务关系密切。
会计实务必须得会计理论的解释和说明，才能得以继续维持；而会计理论也只有在解释和说明会计实务中得以验证。
譬如，待摊费用和预提费用业务是财会人员经常要处理的会计实物，正确处理跨期费用是均衡各期费用，正确如实计算成本的需要。
之所以需要处理摊提业务，我们可以用继续经营、会计分期的基本假设和权责发生制原则给予解释和说明。
为了考核各期的经营成果需要分清各期的费用，以权责发生制原则为标准来划分各期费用，已付但应由以后各期负担的费用要列为待摊费用，预计将要付出的费用应由发生之前各期负担的，要预先计提。
财会人员熟悉会计理论，用理论对这两类实务作出解释和说明，待摊费用和预提费用的业务处理就不再是随意的、盲目的了，而是有据可依，有理可循的了。
第三掌握会计应用理论。
会计应用理论是研究会计工作量的规定性的理论，它主要研究会计工作的运行规则及完善问题，对会计实务有着直接的影响和指导作用。
会计应用理论致力于解决的问题有两大类：一是财务通则、财务制度、会计准则、会计制度等会计规范的完善问题：二是财务通则和财务制度的存废问题。
会计应用理论是会计基本理论的具体化，是联系会计基本理论与会计实践的桥梁和纽带。
会计应用理论与会计实务联系最密切、关系最直接、应用性最强的理论，而且包含许多政策性规定，对此，财务人员就不能只停留在一般的了解、熟悉阶段上，而要达到准确掌握和运用的程度。
2、善长计算机操作笔、纸、算盘是传统会计工作的“老三件”，随着电子技术的应用，这“老三件”即将完成其历史使命，进入历史博物馆。
特别是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互联网络的开通，预示会计工作的手段、工具、条件的一场革命。
事实上，电子计算机现在已部分地取代了笔和算盘，估计在财会工作中完全实现计算机化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尽管不少财务人员进行了计算机的普及培训，但成效不宜高估，多数人只是停留在用计算机打字和进行加、减、乘、除运算的水平上，与财务工作计算机化的要求相距甚远。
所以财务人员的当务之急是要学会计算机的操作，并能针对本单位、本企业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编制程序、存储信息，财务分析和编制报表。
这不是过高的要求，而是最起码、最基本的要求，如同现在的财务人员必须具备能运用笔记帐、利用算盘算帐的基本技能一样，没有这种能力，就不能当财务人员，可以说，这是关系到财务人员的“饭碗”、“椅子”和“票子”的大事。
3、能用外语交流随着对外交流的增加，特别是会计的国际化趋势加强，财会人员与外国同行打交道的机会越来越多，客观上要求他们能熟练地掌握和运用一种外语。
语言是交流的工具。
如果语言不通，只有依靠翻译才能进行交流。
带翻译除了增加交际成本和极不方便外，还会因为翻译人员的气质、语言风格、讲话技巧、文化修养、会计专业知识与当事人的差异而影响交流效果。
语言也是猎取新知识的工具。
在“知识爆炸”的社会里，要掌握国外会计领域的新知识、新动向、新趋势，不懂一种外语，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知识经济时代，不懂一种或一种以上的外国语言的人，就很难适应时代的要求，很难成为卓有成效的财会人员。
一些富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家已率先在这方面向自己的员工提出了明确要求。
如日本大企业伊藤忠商社从1978年开始，要求其全体职工都要在4年之内通过一定级别的外语考试，并逐步达到能用外语会话交流、撰写文章。
松下商社和丰田汽车公司分别从1993、1995年开始，公司不再设翻译，要求全体职工无一例外地具有独立与外国人打交道的能力。
我们的财会人员，是单位和企业中重要的职员，从现在起，就要发奋砥砺、刻苦学习，尽快掌握一种外语，以开放的姿态、开明的形象步入世界，迎接会计国际化的挑战 发轫于20世纪中期的信息技术革命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为壮观的科学技术革命。
它以无比强劲的冲击力、扩散力和渗透力在短短几十年里迅速改变了世界。
随着信息采集、存储、处理、加工、传输等信息技术手段的更新换代，人类文明由工业时代进入了以“信息”为显著特征的信息时代。
即便在中国这样一个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信息技术革命的巨大推动力也使中国社会信息化的车轮飞速转动。
本文就加快中国信息化进程略陈管见。
一、概念界定 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信息技术革命对中国的影响比较滞后，信息化进程的起步也因此延迟了许多。
中国学术界开始关注“信息化”问题大约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
在此以后，随着中国社会信息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信息化问题逐渐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不过，由于所处的物质基础、技术背景和社会环境的不同，尤其是在早期，中国学者在表述信息化概念时，比较普遍地将侧重点放在信息技术和经济活动方面，很少有人对它进行完整的描述。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现将我国学术界有关信息化的看法整理概述如下： 1、“3C(Computer，Communication，Control)”说。
所谓“3C”即指计算机现代化、通信现代化和网络技术现代化。
此说认为，信息化就是计算机现代化、通信现代化和网络技术现代化这三化的统一。
这是因为，信息化不能仅仅局限于计算机的现代化，还要有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的现代化，否则就无法实现信息化。
这种看法只注意到技术设备，强调技术设备决定一切，是典型的技术派的看法。
2、趋同说。
此说认为，信息技术在通信、网络管理和计算机运用中正在走向一种“趋同状态”。
当今世界工业标准的发展与使用，以及电信管制在世界范围内的日益增长是信息化的根本标志。
信息技术的趋同在计算机、电信和网络工业中的发展，即开关和发送的数字化、计算机通信和网络管理技术的发展、网络智能的分散化以及以计算机为基础的具有高附加值的电信和信息服务，是当今信息化社会的主要内容和进入信息现代化的主要标志之一。
这种观点也只注意到信息技术方面的内容。
3、通讯现代化、计算机化和行为合理性总称说。
此说认为，行为合理性是指人类活动按公认的合理准则与规范进行；通讯现代化是指社会活动中的信息交流基于现代通信技术上进行的过程；计算机化是指社会组织和组织间信息的产生、存储、处理(或控制)、传递、消亡是处在广泛地采用先进计算机技术设备管理下进行的，而不是在仍较多地保留着手工或其他机器设备状态下进行。
就技术而言，现代通信技术又是处在计算机控制与管理下实现的。
因此，社会计算机化的程度是衡量社会是否进入信息化的一个重要标志，社会计算机化是指计算机应用的先进性与广泛性。
先进性与广泛性依赖于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展。
这种观点仍然没有脱离技术决定一切的藩篱。
4、多层次说。
此说认为，信息化是一个内涵深刻外延广泛的概念。
从内涵的角度考察，它包括多个层次，一方面指信息化的利用非常广泛，信息观念深入人心；另一方面指信息技术产业的高速发展，信息咨询服务业的高度发达和完善。
从外延的角度考察，它指只有建立在先进的信息技术产业、发达的信息服务业和完善的信息咨询服务体系基础上的信息环境，才能称之为信息化环境。
这种观点已经注意到技术之外的内容，但表述还欠完整。
5、应用和推广说。
此说认为，信息化是指加快信息高科技发展及其产业化，提高信息技术在经济和社会各领域的推广应用水平并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前进的过程。
它以信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信息技术在传统产业中的应用程度和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为主要标志。
信息化包括信息的生产和应用两大方面。
信息生产要求发展一系列高新信息技术及产业，既涉及微电子产品、通信器材和设施、计算机软硬件、网络设备的制造等领域，又涉及信息和数据的采集、处理、存储等领域；信息技术在经济领域的应用主要表现在用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农业、工业、服务业等传统产业上。
这种观点的着重点是信息技术，强调的是其在经济方面的作用。
6、时间和空间转换中的新阶段说。
此说认为，信息化是人类社会从工业化阶段发展到一个以信息为标志的新阶段。
信息化与工业化不同。
信息化不是物质和能量的转换过程，而是时间和空间的转换过程。
在信息化这个新阶段里，人类生存的一切领域，都是以信息的获取、加工、传递和分配为基础的。
信息化是从有形的物质产品创造价值的社会向无形的信息创造价值的新阶段转变，也就是以物质生产和物质消费为主向着以精神生产和精神消费为主的阶段的转变。
信息化将导致一场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和社会革命，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生产力。
信息化对于工业化社会而言，是在电子、信息技术的推动下，由传统工业为主的社会向以信息产业为主的社会演进的过程。
在上述对信息化概念的表述中，比较完整和全面的是第六种观点，因为它关注到了信息化过程中，在技术之外的那些非常重要的非物质因素。
不过，我们感到，对信息化这个概念的表述还可以更简略、更直截了当一些，即：信息化就是在信息技术革命催动下，以物质生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向以信息生产为主导地位的社会转变的过程，也就是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的一个渐进的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那么，信息化就是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的动态过程。
由于物质基础和社会环境不同，信息化起点不同，世界各国的信息化内容也不尽相同，因而它们各自的信息化过程必然要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
就像工业化尚未完成的中国与信息产业发达的日本、美国的物质基础和社会环境不一样，信息化的起点也不一样。
对我们中国这个工业化尚未完成的国家，这个过程很可能比较漫长。
因此，在低水平的工业化基础上起步的中国信息化之路虽然可以参考、借鉴日本和美国的信息化经验，但不能依样画葫芦，来个“拷贝不走样”。
我们认为，中国的信息化应该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首先，应该大力发展作为信息化物质基础和支柱的信息产业，并以信息产业的发展带动和促进传统工业的起飞和更新换代。
因为，信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比重问题是决定信息化能否顺利完成的前提。
所以，中国的信息产业要像《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所指出的那样：要顺应世界信息技术的发展，面向市场需求，推进体制创新，努力实现我国信息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其次，应该全方位地在与国计民生有关的经济、社会、教育、文化、卫生等各个领域大力推广和应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充分利用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等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来提高工作效率和扩大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用信息化成果来提高和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质量。
再次，在进行技术革命的同时，应该把信息化看作是一场改变思想观念、增强信息意识的社会革命。
因为从本质上讲，信息化既是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同时也是在先进的信息技术支撑下，以无处不在的信息资源的广泛应用为特征的生活方式的重大变革。
尤其是对中国这个由落后的或者已在衰退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与先进的信息文明并存的国家来说，信息化也应该是改变和消除在人们头脑中普遍存在的狭隘落后的思想意识，提升信息意识的过程。
二、差距分析 中国信息化进程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起步，90年代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90年代下半期进入高速发展时期。
应该说，经过10多年的努力，中国社会的信息化已大见成效。
在2001年香港《财富》全球论坛上，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披露了中国社会信息化的主要成果和近期发展目标：截至2000年底，中国的电话普及率已提高到20、1%，电话用户总数超过2、3亿户，互联网用户达2250万户。
今后5年，中国信息产业将保持20%以上的年增长率，固定、移动电话网规模在2000年基础上再翻一番，达到5亿用户。
而在此前不久，也有媒体报道说，中国信息化水平已进入了亚洲前十名。
毫无疑问，在短短10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在社会信息化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盲目乐观。
因为，与许多发达国家、甚至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社会信息化程度仍然处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上。
1、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巨大，“数字鸿沟”有加深迹象 何谓数字鸿沟?简单地说，数字鸿沟就是指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的鸿沟，也就是由对现代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掌握的多寡而出现的差距现象。
中国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相比，就存在着这种数字鸿沟。
2000年，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的研究人员曾从信息技术和信息技术设备利用能力、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能力、信息化人才与人口素质以及国家对信息产业发展的支持状况等方面，选取了29个指标编制了信息能力指数来测算信息能力大小。
他们根据构造的信息能力指数测算基本模型和指数体系，对世界28个主要国家和地区(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信息能力进行了测算和比较。
测算的结果表明，美国信息能力总水平得分为71、76分，是世界信息能力最强的国家；日本信息能力指数得分为69、97分，居第二位；澳大利亚得分为65、59分，居第三位。
然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却处在信息能力较低的国家行列，得分都不满10分。
这些国家的信息能力相当于美国的13%以下。
其中，中国的信息能力更低，得分仅为6、17分，仅为美国的8、6%；就是与韩国和巴西相比，也分别只有它们的15、3%和40、2%。
在进行比较的28个国家中，中国除了在信息技术与信息设备利用方面排在亚洲前列外，在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能力、信息化人才与人口素质、国家对信息产业发展的支持状况等方面均只能忝列末位。
更让人震惊的是，还有数据表明：自90年代初以来，中国与美国在传统工业经济方面的差距虽然缩小了，但是在信息经济方面的差距却反而越拉越大。
1995年至2000年，中国电脑拥有量1590万台，平均每万人有88台电脑；美国电脑保有量1、641亿台，平均每万人拥有近5000台电脑，普及率是中国的55倍。
1995年底，美国网民数量为600多万人，2000年7月，已经达到1、37亿人；1995年底
在竞争中强化细节管理有何作用
管理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如果没有积企业会总在一个非理性、本、低的状态下运转，这种状况是不可能持续的。
因为，管理始终面对几个矛盾的转换：管理者要不断把非理性转为理性，把非规范转为规范，把非程序转为程序，把不确定转为确定。
这样，才能减低风险，也才能降低经营的波动，保持运行的稳定性，减少企业运营的成本。
一个美国专家说：中国的财富是看得见的，美国的财富是看不见的。
有人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比如建筑，中国的建筑人们可以看到它被建起来，也能看到它倒塌；而美国的建筑可以维持几百年没问题。
所以，中国的财富没有积累，因为要不断地重复建设，而美国的财富可以用来去改善社会的其它方面，使财富不断积累，社会不断进步。
企业管理也一样，当管理者解决了一个问题后，如果不去加以总结、规范，形成很细节的管理制度和方法，等到下次再遇到同样的问题，还是缺少有效的方法去解决，就像这个问题是第一次发生一样。
哪怕总结了，如果不细致，效果也是一样，因为这种总结和规范不具操作性。
这样，管理就不可能有积累，企业的’管理成本就会居高不下。
一个不注重细节管理的企业因为没有积累性，所以，它不可能具有成长性。
首先，没有细节管理，就不可能有知识的积累和制度的积累。
就像建筑一样，不打好地基，哪怕已经建到几十层了，也会轰然倒塌。
这就是许多中国企业生命周期很短的主要原因，也是许多中国明星企业莫名其妙很快变成流星的根本原因。
其次，企业的成长过程是时间上的延续和空间上的扩张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在企业内部，需要在管理制度和业务上可以精确复制。
如果不能精确复制，必然导致复杂和不可控，成本必然很高。
这就是为什么红高粱这种中式快餐打不过麦当劳这种洋快餐的主要原因。
连锁经营的扩张和生存的基本前提是它的业务和管理的可精确复制，而这种业务和管理的精确复制的前提是细节管理。
当然，一个企业也只有细节管理，它的成长才是健康的。
如果细节管理不到位，无论这个企业成长得多么好，也是扭曲的，不健康的，它的衰败也是转瞬间可以看到的。
因为，只有细节管理能够打造企业的强，而没有强作为基础的大是靠不住的。
空调行业近十年的完全市场化的发展，使得企业和企业之间在产品、技术、成本、设备、工艺等方面的同质化越来越强，差异性越来越小，所以，从某种层面上而言，市场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细节上的竞争。
澳柯玛在这个方面的认识无疑是比较深刻的，这从他们的广告语“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中就能看出。
按照发展的观点，企业需要完善的细节会层出不穷，而且根本没有止境；产品或服务也正是在这种无止境的追求中不断得到发展和提高。
从1997年创业开始，澳柯玛人始终认为“稳定的质量是压倒一切的根本，也是真正的性价比”，很早就提出“绝不让一台澳柯玛空调带病出厂”的口号。
澳柯玛严格遵守“人人参与质量管理，管理在细微处见功夫，管理无小事”的质量管理方针，采用“系统无缺陷”的管理模式。
近年来，澳柯玛空调引进了六西格玛质量管理模式，使得产品缺陷率降到万分之三点四以下。
2004年度，澳柯玛又再次对企业的理念注入新的内涵，提出“产品等于人品，质量就是生命”的新企业理念。
虽说产品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最主要也是最基本的一个元素，但是空调是一个“三分靠质量，七分靠安装”的产品，因此服务的好坏，对空调的正常销售影响就非常大。
澳柯玛空调在具体执行的时候，有很多创新之处。
如：为了让“飞鸽型”订单变成“永久型”订单，澳柯玛对全国客户实现心贴心的“零距离服务”。
在去年“非典”期间，澳柯玛及时定制“非常战略”，保持。
“三通”（通信、通电、通邮），四不断（联系不断、交货不断、访问不断、接单不断），用事实粉碎谣言。
“非典”过后，“请进来”与“走出去”双管齐下，先后派出多名客服代表拜访客户，与他们结成战略同盟，严防订单流失。
并且对每一笔订单都做到“盯着、关着、跟着”，服务到底，澳柯马对细节的关注，让客服由衷感到踏实。
“商业教皇”布鲁诺·蒂茨说过：“一个企业家要有明确的经营理念和对细节无限的爱。
”对于抓好细节来说，领导重视是关键。
公司领导层是公司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的所作所为对整个公司的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
这其中，中层领导是公司承上启下的重要纽带，公司的很多重大战略决策是靠中层领导来具体落实的，若不注重细节，只想做“大事”，又怎能贯彻落实好公司的决策?当然，宏观决策必须做好，这也是作为领导者的必备素质，是根本性的东西，但没有细节就无法落实。
所以说，领导层是抓好细节的关键。
克劳斯比说过：一个由数以百万计的个人行动所构成的公司经不起其中1％或2％的行动偏离正轨。
虽然澳柯玛集团是一个以制冷技术见长的企业，但是澳柯玛空调除了在集团里面得到制冷技术方面的人才支持外．在营销领域的人才只能依靠自己培养。
尽管澳柯玛空调在1997年就开始在国内市场上销售，但是在中层管理人员的培养上，却一直没有很高的建树，尤其是澳柯玛集团空调事业部部长刘家新上任以后，原有的一部分中层人员纷纷离开，澳柯玛空调不但陷入中层干部真空的状态，而且整个空调事业部的人心都处于动荡之中。
而且，内部人员的人心动荡也波及到了市场上，引起了经销商的动荡不安。
另外在与合作伙伴的交往中，由于种种因素，多年来不但没有建立起相应的信用体系，而且在部分重要的配件供应方面还处于严重的负信誉状态。
澳柯玛空调提出了要重建澳柯玛信誉度，包括在供应商、销售商、还有银行，都要打造澳柯玛的信誉标尺。
澳柯玛目前已经在银行系统中拥有了良好的信誉度。
在青岛市交通银行，信用额度已经有1亿元。
其它的如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商业银行等都有一定的信用额度。
而在压缩机领域，尽管今年压缩机供应非常的紧张，但是压缩机工厂依然确保了澳柯玛的货源。
也许是提前意识到压缩机行业的紧张，刘家新亲自带队在5月份就开始拜访压缩机行业的主要企业，如日立、松下、LG、三洋、美芝等。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平均这几个企业刘家新都已经拜访了三次以上，有的甚至是五次。
以一颗诚恳的心，带着旺销的市场，带着现金支票，每次都能让客户感动，有些客户因为不能立即解决澳柯玛的压缩机的货源问题，而感到愧对刘家新。
刘家新以其西北汉子的厚道为人，不但攻克了压缩机行业这个堡垒，而且还享受到非常优惠的待遇。
在外围建立信誉度的时候，澳柯玛还提出要建立员工信心。
只有公司内部的员工有信心了，才能让经销商和供应商对企业有信心。
律立员工信心时，澳柯玛首先从树立中层的信心开始。
由于原有的中层人员，几乎都已经离开澳柯玛空调到其他产业去了，所以澳柯玛空调就开始展开每个岗位内部招聘。
把每个岗位的工作要求，工作性质发布出来，然后让全厂人员经过层层选拔竞争上岗。
经过近一年的时间，那些竞争上岗的人员中，90％都能出色的发挥作用，10％的人员是基本符合岗位要求。
对于有些岗位内部人员不能胜任的就通过外部招聘的方式解决。
澳柯玛在选拔人才时几乎是“不拘一格降人才”。
浙江市场以前的销量只有2000万元左右，相对于这么大的市场，占有率方面很低，在澳柯玛的销售系统中，排名也非常靠后。
刘家新上任后就来考察，在办事处的时候，看到售货经理经常看一些营销方面的书。
刘家新觉得他是个营销人才，于是就决定让他来做浙江区域经理。
结果在2003年浙江区域就做到9000万元，被评为澳柯玛的销售状元。
而他也成为澳柯玛销售体系中的一名复合人才。
应该说，任何一个受到消费者欢迎的企业或组织，都是细节的关注者，惟有细节管理做到位了，企业才能体现其优势，消费者才能放心的消费，从而企业才能得以永续发展。
16做好细节管理，企业的成长才有持续性中国经济和发达国家经济、中国企业和国际型大企业之间真正的差距何在?通过对国内外有关国家经济和企业管理的考察以及理论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经济和发达国家的经济、中国企业和国际型大企业的真正差距不是在人们瞩目的重大战略上，而在于细节管理的缺位!中国的古人有很多关于细节重要性的论述，如“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这就是所谓的“成也细节，败也细节”。
当有人问李嘉诚成功的秘诀时，他答道：“成功的秘诀不在于大的战略决策，而在于做好细致工作的韧劲。
”也就是说人和企业的成功在于坚持不懈地做好细致工作!那么，什么是细节管理?我们认为：企业的成功是细节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积累，因此，管理者必须重视细节。
也就是说，企业是由细节组成的，也是细节在时间上的延伸和空间上的拓展而成。
这就是细节管理。
但是，因为企业管理是细节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积累而成，而时间和空间不可跨越，只能通过时间的延伸和空间的拓展循序渐进地进行，因而细节管理不可跨越。
由于我国近代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的局面，我们中国人急切希望在非常短的时间里，赶上和超越发达国家，中国企业和企业家也希望尽快赶上和超越国际型大企业。
这种长期的赶超战略和集弱心态，导致了弥漫全国的浮躁和缺乏耐心。
这种浮躁使管理者在决策上不讲科学，不重细节，不重积累，举止失措，盲目冒进，欲速则不达，不但没有缩小与发达国家和国际型企业的差距，反而与它们的差距更大，使我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这是值得我们反思和吸取教训的。
管理者关注“细节”，是因为企业运营管理中的每个环节必须要形成其自然的秩序，而这种企业的自然秩序不是一蹴而就的。
需要用心培养和呵护。
万杰集团的发祥地是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的一个小山村，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目前该集团拥有跨系统、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成员企业共21家，其中，海外公司有3家。
万杰集团从零开始的快速发展与其从细节做起、严格管理的观念是分不开的。
万杰集团的管理制度无处不在，从公司到工厂、车间、班组及个人，从幼儿园到学校再到老人公寓；从各科研究所到万杰医院等都有明确具体的规章制度，其计几千条。
并通过各种形式如手册、宣传、讲解、提问等加以传播和贯彻，使得全体员工都了解制度，增强制度意识。
万杰集团开始时生产经营并不佳，公司内部管理混乱。
但是，在濒临危机时公司领导人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实行严格管理。
但是，起初之时，散漫惯了的人一时难以接受，公司的严格做法甚至招来一些非议，如禁烟区内禁止吸烟，刚开始执行时，很多人都反对过，罚款都解决不了问题。
有的员工吸烟被罚款时，态度蛮横，既不交罚款，也不承认错误。
但公司认为，“搞现代企业，没有组织纪律就无法组织生产。
没有严格的管理更是不可想象。
从严管理，抓起来如滴水穿石，必须锲而不舍，持之以恒”。
公司从严管理的决心始终不能动摇。
于是公司采取了更加严厉的处罚措施：在禁烟区吸烟者罚扫七天大街，先是由家人陪扫，后来将制度改为由违犯者的领导陪扫。
久而久之，不在禁烟区吸烟成为了员工的自觉行动。
万杰集团的员工大多数都是来自于农村的剩余劳动力，20000余人的员工总数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只有14％，高中、中专文化程度约占49％，初中文化约占37％，企业员工素质相对偏低。
但经过不断教育培训和严格管理，不仅在小事上做好了，整体素质也提高了，公司生产经营迅速发展。
为什么细节管理不可跨越?首先，时间不可跨越!细节的积累需要时间，空间的扩展需要时间。
国外有句谚语：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这句话充分说明了“细节管理不可跨越”的真正含义。
谁违背了这个真理，谁就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其次，企业成长不可跨越。
企业成长的规律告诉我们，企业是一个生态系统，有其产生、发展和衰败的规律，各个阶段有各个阶段的特点，必须一步一步的来，因此，不可跨越。
而企业成长的过程，主要在于各阶段的细节积累。
缺少某个阶段的积累，企业和企业家的成长就不可能是健康的。
如没有战略转折点的管理经验就不可能在经济范式的转型时期，准确把握变革的机会和力度。
而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企业的发展面临更多的风险和陷阱，机会稍纵即逝，没有掌握变革能力的管理者会使企业生存和发展机会更加渺茫，企业就很难长期发展。
总之，如果没有持之以恒的“举轻若重”、做好每一个“细节”的务实精神，就达不到“举重若轻”的境界。
中国的管理者们必须从理性的角度，充分理解和注重细节管理，摒弃浮躁心理，采取务实科学的态度，深刻了解和把握企业发展的规律，结合本企业的实际，下苦功、有耐心、有成效地进行细节的积累工作。
只有做好细节管理，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的成长才有持续性，中国赶超发达国家才有希望!中国企业、企业家赶超国际型大企业、企业家才有希望!
工业革命缘何发生于西方世界
1956年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在讲话中，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要调动国内外一切直接和间接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
以此为起点，开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最初有益的探索。
建国初期，因为国内国外、主观客观等一系列因素，从某种程度上说，学习和模仿苏联的经济模式来搞我国建设带有一定的必然性，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唯一的选择。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政治经济模式都受到苏联的影响。
但是从来就不是个教条主义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始终认为苏联的建设是先例可循，但不能照搬苏联经验，应该从中国实际出发。
《论十大关系》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探索了当时中国与苏联的不同。
下面分别解读这十大关系，谈谈我的体会：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地发展农业、轻工业。
这样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还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从而更好地发展重工业。
在此提出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
他将这两种方法同时提出，并作出对比，显然后裔方法是科学的可取的，给我国一定时期内的生产指明了方向，并一直影响着中国的发展。
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
但这并不是说不发展沿海工业，和平时期已经到来，要趁这一时期，在原来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大力发展其发展。
利用沿海工业基础支持和帮助内地工业的发展，使两者逐步达到平衡。
中国的工业发展一直存在沿海与内地的不平衡，从这可发现对此已早有发现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这一政策一直到现在，对我国东西部不平衡矛盾的激化都有着抑制作用，可谓影响深远。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当时就提出了：“国防不可不有。
”这是具有远见性的，对于一个独立的国家来说国防是永远不可丢的。
还提出了要发展国防还得有强硬的经济作后盾，根据战后的实际形势，适当的降低军政费用，增加经济建设的费用，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从而帮助其他方面的发展。
同时还提到了原子弹的制造，告诉我们只要你真的想要，努力了就一定能得到。
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鉴于苏联和我国自己的经验不同，对这一方面做了详细的规划，对工人的利益、工厂领导的职权、农民同农民合作社都作了叙述。
其中提到的帮助工人和农民的生活，直到现在都是我党中央所关心和重视的。
在此，还强调：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
虽然现在合作社已不存在了，但他所提出的处理国家、生产单位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方法是永远适合我们的。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面对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的矛盾，他提出了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适当保持地方的独立性，不能效仿苏联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中央。
这样可以提高地方事的积极性。
中央对地方下命令，也要同地方商量，根据各地方的实际情况才可下。
还提出以方法：将中央分出两部分，一、负责监督工作，二、负责规划，而实际的实行则由地方自己具体完成。
这一方法到目前仍然得到认可和运用，我想以后也是地。
还有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上级与下级之间仍遵循统一基础上的特别，同级之间当顾全大局互助互让。
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这是根据我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实际情况提出的，主要政策——民族平等，这是我国一直遵循的，也是要永远遵循的。
扫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都要进行研究，允许有一定特色。
汉族要发挥其特长，帮助各少数民族，促进他们的发展。
事实证明这一政策是正确的，将一直被应用。
党和非党的关系建国后，与苏联不同，我国仍存在以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为主的民主党派，对待他们，提出的态度是留下他们，给他们提意见的机会，对于爱国的要团结。
他提出各党之间要长期共存，相互监督。
这一条的提出不但减少了其他党派对共产党的敌对，反而使他们更信服于共产党的领导，我想只有这样大度的党派才能在历史的舞台上站稳脚。
长期以来，我们对各民族党派的态度都是如此，用事实肯定了所采取的态度的正确性。
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建国初期，反革命分子活动特别猖獗，而对反革犯错误的同志应采取的态度，这一点与苏联的斯大林不同。
在我看来这八字方针不但适合党内，也适合于我们平时的生活，对于周围的人犯了错，要允许他改还要帮助他改。
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在此，毛勇敢地提出了向国外学习的口号。
提出要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但是要有分析有批判的去学，不能盲目的学，机械的学。
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没有一切造搬，我们才得以在他们社会主义失败后生存下来。
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毛仍提倡向资产阶级学习，学习他们的生产技术、经济管理等值得学习的地方。
由于我国是直接从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革命又是后进的，因此有很多东西需要我们向别的国家学习，而且毛还强调，不到现在落后于别人时，要学习，以后国家富强了，仍需要谦虚地向别人学习。
十大关系，亦可谓十大矛盾。
如何解决这些关系，不光是建国初期面临的问题，也是现在将来都存在的问题，而在《论十大关系》已给我们指明了基本方向。
它不但适用于过去，也适用于现在和未来。
它是根据我国自身的特点，概括总结出来的，适合于我国的有中国特色的神会主义建设。
它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指路明灯。
2、在分配上，提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
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一条中，指出：“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人和工厂，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
”在国家和职工的关系上，他指出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既要不断地保证增加国家的积累，满足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又要使劳动者的收入每年有所提高。
在国家和农民的关系上，他鉴于苏联推行义务交售制把农民挖得很苦，严重挫伤农民积极性的做法，主张要“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中，要“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适当。
”这对于纠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重积累轻消费的倾向，改善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民生活具有重大意义。
3、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反对中央集权过多，主张给地方和企业以适当的权力。
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对此是不赞成的，他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的独立性，让地方的事。
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
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
”但认为既要反对片面强调高度集中统一的倾向，又要反对那种不服从统一指挥而搞绝对独立的无政府主义倾向。
值得一提的是，还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管理方面的有益经验可供借鉴，“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
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
”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注意解决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过程中，已敏锐地察觉到不应该把企业看作国家机关的附属物，应适当扩大企业的权力。
掌握一定的自主性。
在《论十大关系》讲话后不久，他就提出允许企业成为“公开合法的半独立王国”。
这里实际上已经提出了经营权和所有权相分离的重要思想，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此外，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的论述中，还朦胧地认识到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过于单一，计划经济的统购包销政策的一些负面效应，影响了生产力的充分发挥，而且给人民生活带来许多不便，开始对我国的所有制结构与经济运行机制有了一些反思。
不久，就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占优势的情况下，从当时我国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比较落后这个客观事实出发，利用个体经济和某些资本主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补充，搞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以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要性，并称之为“新经济政策”。
这是他企图突破苏联单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固定模式的一次可贵尝试。
在同年召开的党的八大会议上，陈云等同志还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即国有经营为主体，个体经营为补充；计划生产为主体，个体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为主体，自由市场为补充。
对市场的作用有进一步认识。
在《论十大关系》中，还指出要鼓励沿海工业的发展以促进内地工业的发展，加速经济建设以支持国防建设。
以上这些思想尽管总体上还未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认识上也有局限性，但它们实际上已经明确或模糊地提出了中国自己的经济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已开始突破苏联经济模式，显露了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一束可贵的思想火花。
令人遗憾的是，在实践中没有把这些有益的探索和突破贯彻下去和进一步深入，在“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重新陷入过去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并且日益僵化。
探索有别于苏联的经济模式是在50年代初中期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当时对建设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认识不可能象今天这样充分和深刻，因而这种探索难免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也难免有失误。
我们不应过分苛求一位探索者，因为探索真理终究比占有真理更可贵。
无论如何，毕竟迈出了探索的第一步，不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已成为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为今天新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作了一定的准备。
可以说，我们今天经济建设的成就是站在这个历史巨人的肩膀上所取得的。
我们不能忘记的艰辛探索。
1956年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在讲话中，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要调动国内外一切直接和间接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
以此为起点，开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最初有益的探索。
《论十大关系》涉及我国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各方面，本文主要从探索有别于苏联的经济模式这一方面谈一点心得体会。
!\\\\众所周知，建国初期，因为国内国外、主观客观等一系列因素，我们学习和模仿苏联的经济模式来搞我国建设。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学习与模仿带有一定的必然性，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唯一的选择。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是二、三十年代苏联实行“一五”“二五”计划中逐步形成的，是在国际形势日益恶化，新的世界大战日益逼近，严重威胁社会主义苏联的生存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是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后有限的实践经验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主要来自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设想的基础上形成的。
! 它的主要特点是： 1、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实行了以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存为前提，以重工业包括国防工业优先发展为核心的高速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 2、在经济制度上，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并实行与之相适应的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 3、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实行由国家行政手段调节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在运行机制上排斥商品生产和市场机制。
这一模式在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和二战中曾显示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在1940年初步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用10年左右时间，跑完了欧美先进工业国家100年的工业化路程，并在50年代初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工业强国。
这更增强了对我国的吸引力。
因而我国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化三改”过程中引进了苏联的经济模式。
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国的经济体制也基本形成了，它明显带有苏联经济模式的影响。
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的目标与苏联相同即建立高度集中统一的以行政调节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
主要体现在：国民经济只剩下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分为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两个层次取消市场，实行粮棉等重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以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生活分配领域中实行低消费，高积累并趋于平均主义。
! 但是从来就不是个教条主义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始终认为苏联的建设是先例可循，但不能照搬苏联经验，应该从中国实际出发。
证实这种态度的最好实例，就是中国走了条和平的而有别于苏联的镇压和剥夺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突破苏联经济模式的思想就愈来愈明显。
《论十大关系》就是这一思考的重要成果。
曾说过：“建国后，前8年照抄外国经验，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应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
他还说“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
除了苏联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
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总结批判充分暴露了苏联模式的弊端。
“以苏为鉴”的思想更加明确了，如何避免苏联走过的弯路和如何突破苏联模式的问题便提上了议程。
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们还想走
”提醒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要引以为戒。
促使我国必须突破苏联模式更强烈的动因，则是仿效苏联给自己带来的诸多问题。
我国采用苏联经济模式在“一五”计划期间对有效地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进行重点项目建设，对发展国民经济实行计划管理，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保证市场稳定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曾起到积极的作用。
但是“一五”后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经济建设规模的迅速扩大，这种模式的弊端就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
体现在：1、所有制结构过于单一，难以适应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多层次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拖了生产力发展的后腿2、在经济管理工作中，中央集中过多，国家统的过死，压抑和限制了地方企业的积极性和机动性3、在经济运行中忽视商品生产和市场的调节作用，既影响了流通又影响了生产4、在分配上存在着重积累轻消费的现象，影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
这些都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
说明苏联模式已不能适应包括苏联自身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于是在《论十大关系》中，从中国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提出了有别于苏联的具有自己特点的中国经济模式。
主要有： 1、在工业化道路上，不是以重工业挤轻工业和农业，而是农、轻、重协调发展。
苏联工业化道路是以重压轻，以重挤轻，用剥夺农民的法，通过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的剪刀差实现高积累来发展农业，结果造成重工业的片面发展和农业、轻工业的落后。
中国“一五”计划直接受苏联影响，对农业和轻工业重视不足。
对这种情况深为忧虑，及时纠正了这种错误认识，指出必须用多发展些农业、轻工业的法来促进重工业的发展。
他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并把这提高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高度来认识。
指出：“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
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
但是同时必须充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提出的这种与苏联不同的实现工业化的道路的具体途径，使50年代中期我国在农轻重比例关系上处理得比较好。
日本经济发展现状
实际，日本经济在衰退 近来，日本格外地引起人们的关心，也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议论。
有人认为日本经济出现了战后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也有人认为日本的“所谓经济衰退是日本政府对外宣传上实施‘哀兵经济’的策略之一，目的是隐蔽本国经济实力，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借口”。
笔者认为，一国经济萧条或衰退，是全国性的现象，主要须依据统计数字、而不能凭“感受”作出判断。
日本政府的GDP等经济统计虽然存在这样那样问题，但基本上可以说是反映了日本经济的实际情况。
据日本的经济统计，1999-2000年日本经济经过短暂复苏后，于2000年10月又转为下降，进入萧条局面。
2001年4至12月(即从4月1日开始的日本2001财政年度的前3个季度)，日本GDP连续3个季度呈负增长。
在经济学上，当一国的经济连续两个季度下降，就可认定为经济陷入衰退(在后的美国，经济衰退一般是指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在至少两个季度内下降1．5%。
以上，同时失业率上升到6%以上)。
从统计数字看日本经济确已陷入衰退局面。
尽管日本经济经过长达十年的低迷状态，又进一步陷入衰退，但无论是从日本人的平均生活水平看，还是从日本的经济规模、国际收支、民间储蓄、、对外债权、制造业的技术水平等等来看，日本经济发展的水平确实很高，至少比中国要高得多，国民的平均生活水平也比我们高得多。
但是，经济萧条也好，衰退也好，指的是经济发展的动态，反映了经济现状从原有水平(静态)倒退的程度。
2001年1、2、3季度日本的GDP名义值(未去掉物价变动因素)分别为513．5万亿日元、505．8万亿日元、501．8万亿日元；实际值(以1995年价格为基准)分别为539．7万亿日元、533．2万亿日元、530．3万亿日元，这说明日本的GDP无论是名义值还是实际值都在减少。
一个国家经济是否衰退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是两回事，经济发展的原有水平再高，只要它是在明显倒退，出现了经济活动全面下降的情况，就意味着经济衰退。
事实上，日本经济的实际状况比上述的实际增长率所反映的程度更严重。
首先，消除价格变动因素前的名义增长率比实际增长率下降得更厉害(例如预计2001年度前者为负2．7%，后者为负1．1%；2002年度分别为负2．2%和负0．5%)，这反映出日本经济已陷入严重的通货紧缩(即持续的物价下降、需求萎缩)局面。
其次，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之所以还能维持超过1%的实际年均增长率，是靠日本政府一再“注射强心针”才取得的，如果政府不是累计10次动用财政手段刺激景气，而且“景气对策”总规模高达136万亿日元，接近日本GDP的1／3(这导致日本的余额达到GDP的大约145%)，那么，当前日本经济增长的状况就会更差。
再者，日本的失业率连续4个月节节上升，在2001年12月已达到5．6%，政府和民间都预测失业率还将继续上升甚至突破6%，同时如果计入“企业内失业”，日本的实际失业状况比失业率统计所反映得的更严重。
再一个问题是日本能否对外“隐蔽”其经济真相。
在当今世界，由于国际经济联系日趋紧密，可以说几乎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形势和实力都处在其他国家和的密切关注之中，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日本当然更不例外。
在日本，对进行监测的不仅有政府机构，还有一大批民间调查预测机构，如果政府出于政治目的有意“隐蔽”真相，民间机构则不能这样做，因为把好的形势说成坏的，就会误导民间企业的投资活动，其结果这些民间预测机构就无法立足。
此外，在日本国外，(OECD)、(IMF)、等也都在监测日本经济状况。
从发表的数字看，日本政府以外的机构对日本的估计和预测都比日本政府更悲观。
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OECD最新预测指出，日本在30个OECD成员国中是唯一的GDP两年连续负增长的国家，唯一的名义增长率为负增长的国家，唯一的名义增长率低于实际增长率、GDP消费指数为负的国家，日本的占GDP之比在OECD成员国中最高，2002年日本余额在OECD成员国中最高，大幅度超过一向以财政状况差而著称的意大利等等。
还有一个非常关注日本经济的人群就是的投资者。
因为日本经济形势好坏直接关系到他们的投资决策。
1998年10月9日，日经平均股价从1990年9月28日的21036．76日元跌至12879．97日元，当时的日本经济企划厅长官称“目前是日本经济最黑暗的时期”。
在2001年2季度日本经济发生衰退前，日经平均股价曾达到过19835日元，至2002年2月5日却跌破9500日元，比衰退前下跌了50%以上；比被称为“日本经济最黑暗的时期”的1998年10月还要低26%，也是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18年来的最低数字。
显然，低迷的股市是低迷的日本经济的一面镜子。
日本经济现状当然也逃不过国际上信用评级公司的眼睛。
由于日本财政状况恶化，日本国债的评级被一再调低。
美国评级公司S&P于2001年2月将日本国债的信用等级从最高的“AAA”降到“AA+”，于2001年11月又将日本国债韵长期信用等级从“AA+”降为“AA”，在发达国家中与意大利并列“倒数第一”。
值得关注的是，在日本经济陷入衰退、特别是财政、金融等宏观调控政策手段几近用尽、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日本政府的政策取向出现了“走回头路”的危险倾向，即不是通过厉行结构改革，激励民间企业开拓高新技术产业，提升本国的产业结构，从而在根本上走出经济低迷，而是企望通过日元贬值，增强出口企业的竞争力并抑制进口，保护国、内比较劣势产业，以便在传统产业领域同追赶它的亚洲国家展开竞争和厮杀。
日元对美元汇率在2000年10月为1美元兑108日元上下，至2002年1月已贬至132日元左右。
尽管日元对美元贬值主要是市场对日美经济基础条件反差作出的反应，但日本政府并非像它自己所声称的那样“没起任何作用”。
“9·11”事件后日元一时升值之际，日本银行曾多次干预，对日元汇率进行诱导，与此同时日本的外汇储备也在大幅上升(其中主要是大量抛售日元购买美国国债等)。
这不能不令外界怀疑，日本政府是否已经制定或正在实施利用日元贬值挽救日本经济的策略，日本经济形势严峻是否被日本政府当作了对汇市进行干预、诱导的借口。
人们不能不但心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上屡屡失策的日本政府可能又一次“失策”和“失算”。
事情很清楚，对于亚洲各国来说，如果大家都发奋掀起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竞赛，必将带来“双羸”的结果；反之，如果大家都来个货币贬值竞赛，则难免落得个“共输”的结局，特别是日本必将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日本政府以经济衰退作为日元贬值的借口而否认其经济衰退的事实。
日元贬值可能成为一种策略，但经济衰退则是事实而非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