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商业银行信贷员违规发放贷款后、信贷员贷款自己使用、现在信贷员已被拘留、贷款是否需要贷款本人还
先刑事后民事。
个人认为，你能证明自己没有用这笔贷款的话，这笔贷款不应该由你来偿还。
但是两年了，被挪用至今，我个人感觉你自己难咎其职。
农村信用社贷款如何处理违规人员
信贷员违规放款行为 信贷员，是生存和发展的骨干力量，担负着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盘活资金、服务群众的重任。
但是，由于受社会上各种不良风气的影响，个别信贷员利用职权违规发放贷款，败坏了信用社形象，危害了信贷资金安全。
从近年来查出的一些违规违纪案件，以及不良贷款“前清后增”的情况来看，有相当一部分是信贷员有章不循、违规操作所造成的。
因此，探析一下信贷人员违规放款行为的根源及危害，或许对进一步强化信贷管理、防范信贷风险、提高贷款安全系数有所裨益。
一、信贷员违规放款行为的主要表现 （一）信贷人员惜贷、惧贷、拒贷。
有的信贷员对群众的合理贷款需求，漠然视之，拖延、推诿甚至拒绝放款。
其原因有三：一是由于奖惩机制僵化，贷款放多放少一个样，缺乏利益驱动，信贷员不愿放贷。
二是由于信用社信贷责任追究制度长期“棚架”且不尽科学，“板子光打在信贷员屁股上”，挫伤了信贷人员的放款积极性。
三是个别信贷人员心存不良，把放款作为以贷谋私的主要手段，对合理、正常的贷款也拖延不放。
（二）信贷员以贷谋私，放弃信贷原则，盲目放款。
个别信贷员伸手向借款人吃拿卡要，索贿受贿，有的信贷员是被动地接受借款人的宴请、礼品，但其结果都是信贷员抛弃信贷原则，不顾资金安全，盲目发放贷款。
（三）信贷员内外勾结，套取贷款。
个别信贷员利用工作便利，当借款人做生意申请借款时，以放款为条件提出与借款人合伙，盈利平分。
到头来，得益的是借款人和信贷员，损失的是信用社的信贷资金。
（四）信贷员自批自贷自用。
个别信贷员利用工作之便，置金融法律法规于不顾，通过自批自贷、捏造借据、冒用他人名义等形式套取贷款，搞第二职业。
(五)信贷员有章不循，违规操作。
在贷前调查环节，信贷员没有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对客户存在的风险隐患应发现而未发现；在贷款发放环节，没有按照有关规定与客户签订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书，或没有完善贷款抵质押手续等，使信用社的贷款面临风险。
二、信贷员违规放款行为的危害 （一）败坏了农村信用社的企业形象。
企业形象是一个企业的安身立命之本，金融企业更是如此。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农村信用社的企业形象有待提高，而个别信贷员的违规违法行为和不正之风，更玷污了信合形象。
（二）疏远了与农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农村信用社的办社宗旨就是扎根农村，服务“三农”，而个别信贷员的违规行为，使部分农民的合理贷款需求得不到满足，农民贷款难问题得不到解决。
长此以往，农村信用社与农民的联系日渐疏远，农村信用社的发展也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三）扰乱了正常的信贷工作秩序。
由于个别信贷员的违规行为，使部分农户正常的贷款需求不能满足，同时，一些不符合贷款条件的借款人却贷到了款，破坏了正常的信贷工作秩序，损害了信用社以信为本的诚信形象。
（四）影响了信用社的市场竞争力和。
信贷员的惜贷、惧贷何拒贷，以及以贷谋私等行为，将增加客户成本，降低工作效率，使信用社流失一大批优质客户，必将影响到信用社的市场竞争力和。
（五）形成了信贷风险，造成了资金损失。
个别信贷员在放款过程中的违规行为，使不合理贷款乘虚而入，使“把好贷款准入关”成为一句空话，给信用社信贷资产造成潜在的信贷风险，甚至直接造成资金损失。
三、杜绝违规放款行为的几点建议 针对信用社信贷员放款中的违规行为和不正之风，笔者认为应标本兼治，多管齐下，从多个方面加强和防范。
（一）加强对信贷员的思想教育。
教育广大信贷人员做到“三个正确对待”，要正确对待手中的贷款权，它不仅是权力，更是一种责任；要正确对待借款人，他们不只是申请借款的贷户，更是尊贵的客户，是为我们创造收入的衣食父母；要正确对待支农工作，支持三农是农村信用社的办社宗旨，是我们生存发展的基础和根本，只有支持三农才能求生存、图发展、增效益、化风险。
（二）开展合规文化建设。
坚决落实省联社、市农信办制定的一系列规章制度。
近年来，省联社、市办制定出台了一系列信贷管理、优质服务、方面的规章制度，现在的关键是抓好落实。
县联社理事长、主任要对本联社信贷员信贷管理工作负总责，县联社监事长、主管主任直接负责，要严格贯彻省联社制定的信贷管理规章制度，坚决执行市农信办“六条高压线”和“十条禁令”的信贷纪律，强化责任追究，加强案件治理，发现一起，处理一起，决不姑息迁就。
（三）要开展机制创新。
针对部分信贷员认为“贷款放多放少一个样”的错误观点，要摈弃旧的收入分配模式，开展机制创新，建立一整套由放款业务量、业务面、放款收益、放款质量等指标综合考评的信贷员效益工资分配体系，实现按劳取酬，多劳多得，扭转信贷员的惜贷、拒贷心理，促进信贷工作正常、健康开展。
（四）建立长效约束机制，打击违规放款行为。
一是深入开展“信用工程”和“阳光信贷”两大工程建设，实现信贷服务标准化、规范化、流程化，阳光操作、公开办贷、限时服务。
二是强化内部督查机制，专门处理信贷员违规放款行为和不正之风，一有举报，立即查实，坚决严肃处理。
三是建立外部监督体系，在县、乡、村各级聘请德高望重的社会知名人士和社员代表担任廉政监督员，对信贷员的违规行为可直接向联社主要负责人反映、举报。
四是建立信贷服务廉政记录，列入职工业绩考核，载入职工个人永久档案。
对信贷服务差，利用放款搞不正之风的人坚决不能提拔重用。
五是加大违规放款责任人的责任追究力度。
凡是有违规放款行为的信贷员，一经查实，无论贷款是否形成风险，均要对责任人给予严肃处理。
对贷款形成风险的，对责任人只发基本工资，下岗清收，规定时间内清收不回的，清除出农信队伍。
农信社信贷违规的表现形式及防范对策 在当前农信社信贷工作中，有章不循、规则意识差、风险意识差的问题在部分地方依然存在。
各种信贷违规行为，不仅是对农信社信贷管理制度的破坏，更是导致农信社资产损失、社会形象受损的根源。
一、信贷违规的主要表现形式 针对实际工作中农信社信贷违规案例的分析，目前农信社信贷违规行为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乱作为、不作为、服从性违规、习惯性违规、道德风险五种。
（一）乱作为。
“乱作为”主要是指在信贷操作、管理过程中过度放大自己的权限，“做不该做的事，做不妥当的事”。
“乱作为”产生的根源主要是少数信用社工作人员受社会不良习性的影响，重享受轻奋斗，重索取轻奉献，重自由轻纪律。
主要表现有：未遵循审慎经营的原则；超越职权；在操作中不遵循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甚至对有关信贷制度、规定进行故意挑衅，损坏信用社利益等。
“乱作为”贯穿于信贷操作的各个环节，如在调查阶段不按规定政策标准，人为提高或；利用手中的职权，以贷谋私，不见好处不办事。
在贷款审批中发放假抵押、空担保贷款、发放人情贷款、冒名贷款等，甚至还有极少数信贷人员伙同贷户一起骗取信用社贷款。
在当前信贷工作中，比较典型的有以下几类： 1、发放人情贷款。
在各种形式的违规贷款中，发放人情贷款的行为较为多见。
如在向亲戚、朋友发放贷款时未严格执行信贷准入条件；向内部员工及关系人发放贷款条件优于外部人员；向领导、朋友介绍的客户发放贷款时不能坚持原则等等。
发放人情贷款暴露出部分信贷员在信贷工作中纪律意识淡漠，在贷款发放中讲人情不讲社情；讲感情不讲原则；讲关系不讲风险；人情大于法章，面子重于事业，关系大于制度的问题。
发放人情贷款对贷款的安全性会造成极大影响，可能造成信贷资产的直接损失，并影响内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滋生贷款靠关系和少数干部职工的腐败行为。
2、化整为零，超权限发放贷款。
对于超过自身审批权限的贷款，采取化整为零的方法发放。
目前，大多数地方在实际工作中按照“统一标准、分类确权、定期考核、适时调整”的原则，根据农信社信贷资产质量、经营管理水平和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确定信贷业务权限。
贷款权限控制是信贷调控的重要手段，也是强化管理，有效防范信贷风险的要求。
化整为零、变相超权限发放贷款的行为，极易导致贷款风险的集中，必须严格加以防范，严厉进行查处。
3、发放垒大户贷款。
“垒大户”贷款是构成信贷风险集中的主要形式。
其特点是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发放超过借款人债务承担能力的贷款。
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户多笔”，即一家信用社对同一借款人发放多笔贷款；“一户多社”，同一借款人在两家以上信用社贷款。
垒大户贷款反映了农信社主任等信贷决策人员权力缺乏制约，对发放大额贷款缺乏必要的调查、评估和决策，导致贪大求洋和以贷谋私现象并存，或信用社内部一味追求即期利息收入，而忽视贷款安全等问题。
4、违规发放关联企业贷款。
关联企业贷款的实质是借款人表面上各自独立，但相互之间存在某种控制关系，甚至有可能实际贷款使用人相同、贷款用途相同，这其实也是变相“垒大户”的一种行为。
关联贷款的风险在于关联企业的财务信息的不透明及借款人用于承担民事责任财产的非独立性。
其影响贷款安全性的主要表现形式有三种：（1）处于控制地位的关联方，对借款企业资产等进行转移，影响借款企业的偿债能力，使信贷资金安全性受到影响；关联方通过关联交易，转移资产或利润，从而削弱了自身偿债能力。
（2）关联方通过系统内的资金调度，转移贷款用途，使信用社对贷款的监管难度加大。
（3）借款企业由于承担对关联方的担保或交易风险，导致自身偿债能力下降，对信贷资金的安全性造成影响。
在实际工作中，个别农信社违反向关联企业发放贷款的规定，违规发放关联企业贷款。
从信贷操作方面来看，对关联企业贷款的违规形式主要有三种类型：（1）信贷员在信贷调查中故意隐瞒关联方的信息；（2）在信贷调查中对借款人是否有关联方的因素不予考虑；（3）随意接受关联方之间的相互担保贷款，或对借款人向其他担保不采取任何措施。
5、违规跨地区发放贷款。
未经批准违反属地服务的原则，向承贷社辖区外的客户发放贷款。
跨地区发放贷款，信用社无法及时对借款人经营状况和信贷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有效监管，对借款人的经营风险和道德风险不能及时、有效进行防范，极易导致信贷资金形成风险甚至损失。
6、逆程序操作。
在信贷操作中，违反操作程序规定，先放款再报批，先放款再补签合同等。
逆程序操作的危害性在于破坏了正常的信贷工作程序，使贷款发放失去监督、制约。
7、擅自提高客户等级、擅自提高。
在对客户进行评定中，人为提高客户等级及，使贷款额度超过客户的实际债务承受能力，极易导致贷款出现风险。
8、违规借新还旧，违规转据。
在信贷操作中，采用违规借新还旧、违规转据等手段，隐瞒不良贷款真实情况。
违规借新还旧、转据、展期行为掩盖了真实的信贷资产质量状况，纵容了客户不守信用的行为，也降低了贷款的安全性。
此外，在“乱作为”中，还有三种性质更为恶劣的行为，其共同特征是：信贷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贪污、挪用信贷资金，损害信用社的集体利益。
在这些行为中，有些已直接触犯了法律。
1、发放冒名贷款，甚至通过冒名贷款骗取信贷资金。
所谓“冒名贷款”，就是虚列贷款人，通过私刻假名章，伪造假贷款合同骗取贷款供自己使用的行为。
基层信用社“冒名贷款”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给他人贷款，资金供自己使用。
其表现形式主要是以家庭成员如夫妻、子女、亲戚、朋友等名义借款为己所用。
二是给死亡的人或者不存在的借款人贷款，然后通过开假印章等手续骗取贷款。
“冒名贷款”模糊了信贷资产质量，存在极大的风险隐患，严重影响到信用社正常的经营活动。
通过“冒名贷款”极易直接引发犯罪。
、《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中规定：银行、信用社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冒名贷款给个人使用，或者偷支储蓄户存款的，均属于私自动用库款，其金额达到追究贪污罪刑事责任的数量，挪用时间虽未超过六个月的，应以贪污罪论处。
从这一规定看，一些信贷员的行为已触犯了法律。
2、发放自批贷款。
自批贷款，就是在贷款申请人与批准人之间形成的审批关系中，申请人与批准人实际上同为一人。
从实际情况看，自批贷款多为冒名贷款，即信贷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用他人名义或虚构假名提出贷款申请，自己予以批准，而后将贷款挪用。
自批贷款是一种严重的违规行为，极易导致信贷资金被挪用，形成较大风险。
3、利用职务之便侵吞信贷资金。
在信贷工作中，极少数信贷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故意延缓贷款偿还期限，直接截留已收回的贷款本息，不及时记入贷款账户归个人使用，或开设虚假账户存入还贷款项，私自支取使用。
由于此类行为手段隐蔽，涉案金额大，故而作案次数较多，发案时间较晚，造成的损失也较大。
此类行为很多都已直接触犯了法律。
（二）不作为。
不作为主要是指在开展信贷工作中未勤勉尽职，作风飘浮，消极被动，“在其位不谋其政”，认为“只要不犯错误，工作能混就混”；“只要没有受贿，工作能拖就拖”；对问题视而不见，放任风险发生或扩大；办事拖拉、能推则推、得过且过，不愿承担责任等。
“不作为”在信贷审查、审批、贷后管理环节体现较为集中，如贷款审查流于形式，有些审贷委员会成员不敢或者不愿提出异议，结果使信贷集体审批变成了个人审批；部分信用社把贷款放出去之后就不管了，一直到贷款到期才去催收，不能及时发现借款人的各种风险，造成超诉讼时效、超保证期间、抵押资产流失等。
在当前信贷工作中，比较典型的有以下几类： 1、手续审查不严。
在发放保证贷款时，对保证方担保资格、偿债能力审查不严格，或未按有关法律法规办理担保手续，致使担保合同无效；在办理抵（质）押贷款时，未按规定对抵（质）押物品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进行审核，未按规定签订担保合同等法律性文件、办理合法有效担保手续，致使法律文件无效或者出现对贷款人不利的条款。
2、在贷款审查中放弃信贷原则。
贷款审查的目的在于确保信贷资金的安全，审查的范围既包括市场风险的审查，也包括合规合法性的审查，但在实际工作中，部分信贷工作人员未能克尽职守、坚持原则。
如对地方政府领导要求发放的贷款，对监管部门工作人员个人要求发放的贷款，对抵押担保不符合条件的贷款，对明显没有第一还款来源的贷款以及对国家产业政策明令限制或禁止的贷款，甚至对在审查中发现有明显不可控风险因素的贷款不仅不予拒绝，而且大开绿灯，造成信用社贷款风险度增加。
3、审贷小组（委员会）未尽责。
审贷小组作为提高信贷决策水平的议事机构，应该为提高信贷决策水平提供技术支持和制度制约，但是在当前的信贷工作中，有些地方审贷小组运行不规范，有的审贷小组根本就未履行职责或未完全履行职责，形同虚设。
4、贷后管理流于形式。
在贷后管理中，不深入、不细致，管理粗放，对贷款催收不力，不能及时发现借款人的各种风险，对借款人拒不签收贷款催收通知书等躲避债务的行为无动于衷，造成超诉讼时效、超保证期间、抵押资产流失等。
5、信贷档案管理不规范。
信贷档案是信贷工作全过程的真实记载，其中包含大量的具有法律意义的文件，对维护贷款安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有些信用社并没有重视信贷档案管理工作，信贷档案记载不真实、不及时、不全面，甚至出现丢失原始档案资料的严重问题。
6、违章不究，究而不严。
个别农信社负责人或信贷管理部门在实际工作中违章不究，责任追究力度不够，致使个别信贷人员侥幸心理和依赖思想严重，信贷违规现象屡禁不止。
此外，在实际工作中，还有一种典型的不作为行为——“新官不理旧帐”。
部分农信社对贷款责任的有关规定未进行细化和落实，有的地方信贷人员调动频繁，接任者“新官不理旧帐”，导致责任不清，责任追究也形同虚设，造成短期行为严重，违规放贷禁而不绝，对贷款的安全性构成严重威胁。
（三）服从性违规。
主要是指在工作中盲从，把领导的指令看得高于规章制度，对于各级负责人授意、指使、强令、胁迫工作人员简化、变通业务操作程序或违反贷款管理规定办理贷款的行为，不抵制、不报告，违反制度规定办理贷款，使信贷资金形成较大风险甚至遭受损失。
如根据领导安排，发放未经贷审会讨论或经讨论未通过贷款的行为。
（四）习惯性（经验性）违规。
习惯性违规，也称为经验性违规。
指在信贷操作中未严格执行操作规范，根据以往的工作经验、习惯进行操作形成的违规。
如在进行贷前调查时，有些信贷员容易犯先入为主的毛病，即带着某种假定，并不自觉的把它作为结论看待，结果贷前调查就成了印证或取证的过程，必然片面、不客观。
在进行贷后管理时，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如能够正常付息的企业不需要贷后管理、信用等级高的企业不必重视贷后管理、低风险的消费信贷可以放松贷后管理、上级联社审批的贷款可以放松贷后管理等，导致贷后定期检查工作成为应付上级检查的形式主义，不深入贷户了解掌握实际情况，只坐在办公室凭空捏造贷后检查表。
（五）道德风险。
农信社的不良贷款成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道德风险形成的。
道德风险属于非对称信息经济学理论领域的基础概念，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时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为。
道德风险中的道德非指生活中的道德，而是指行为人的职业操守。
所以，道德风险又称职业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有四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信息不对称。
即：行为人拥有信息优势，比如：在贷前调查中，调查人对客户的情况比任何一个审查、审批环节的人都要清楚，通过调查，信贷员既能掌握有利于客户申请贷款的信息，也能够发现不利于贷款获得审查批准的信息，如果调查人在形成贷前调查报告时，有意识的回避对借款人不利的信息，则审查、审批环节的人员很难获得或发现，贷款一旦批准，潜在风险对贷款的安全构成威胁； 二是在有多个选项时做出不利于他人选择。
比如在对抵押物的选择中，信贷员很可能应借款人的要求或是为了减轻工作量，不选择最有利于保障贷款安全的抵押物； 三是实施道德风险的人虽然不一定获取私利或只获得很少的利益，但由此造成的损失即后果不由行为人承担或行为人只承担非常小的责任。
比如，一笔因为存在道德风险发放的贷款在出现风险后，行为人如果没有受贿或失职行为，其责任最多在于扣发效益工资或很轻的行政处分，信用社则要承担全部损失； 四是行为隐蔽，很难用法律、法规、制度来度量其行为过错。
比如在贷前调查中，信贷员不将不利于贷款批准的信息列入调查报告，信用社很难找到信贷员故意隐瞒信息的证据，也无法追究其责任。
再比如在贷后管理中，信贷员对发现的风险预警信息视而不见，或对前任信贷员发放的贷款不加强管理，放任贷款形成风险，或以不作为的方式应付贷后管理等等。
显然，信用社并没有很好的办法来归责信贷员。
道德风险也同样贯穿于信贷操作的各个环节，如贷前调查的中有意识的回避对借款人不利的信息，审查、审批中对发现的风险点视而不见，贷后管理中对企业的风险预警信号不及时报告、处置等。
道德风险很多是以不作为的形式出现的，实际上是一种放任风险自由扩大的一种行为。
二、防范信贷违规行为的对策 防范信贷违规行为的发生，必须进一步加强信贷纪律的约束，增强农信社各级管理人员的忧患意识和信贷纪律执行意识，加强对员工的教育、引导，不断提升信贷管理制度的执行力，防止信贷工作中的“不作为”和道德风险，禁止“乱作为”、服从性违规、习惯性违规行为的发生。
（一）建立有效的约束、监督机制，防范违规行为。
一是完善以审贷分离为核心的风险约束体系，实行贷款风险度量化控制和审批权限的分级控制，对不同层次的信贷决策人员和管理人员实行相应的权力约束，对不同岗位和不同部门实行相应的岗位责任约束和职能约束，促使所有信贷人员严格执行信贷制度，预防人为因素对信贷工作的不正常干扰，防范信贷人员舞弊、欺诈等行为；二是建立一个有力的监督机制，主要是加强上下级监督，一级盯一级，逐级抓落实；加强平行监督，形成平行分工、互相制约、互相监督的机制；加强外部监督，发挥银监、行业管理及行政执法部门的外部监督作用，以弥补内部监督、制衡机制可能失效后而产生的违规行为的监督；加强稽核监督，以最强有力的监督和处理手段，强化制度执行的后续监督，把好最后一道关口。
（二）健全和完善信贷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遏制、查处违规行为。
本着“权力与责任对等、风险与收入挂钩”的原则，对信贷操作进行责任规范，建立风险防范责任制，自上而下层层分解风险防范责任。
并将风险防范纳入经营目标责任制及领导任期目标责任制考核内容，做到权、责、利对等。
对形成的风险贷款要全面清理，划分责任人，责任贷款由责任人负责清收。
对造成风险损失的责任人可实行个人赔偿制度，对造成重大风险和损失的责任人应追究其法律责任。
（三）实行信贷管理标准化操作，规范经营行为。
一是对贷前调查、借款人资信评估、贷款审批、发放、管理、清收等各环节制定一个合理的标准化规定，使所有信贷管理人员知道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知道怎么干，也知道何时干，减少人为因素造成信贷操作不当而诱发新的风险贷款；二是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对每个岗位、每个员工、每个环节执行制度的程度和要求，都制定明确的评价标准，既使每个员工了解各自执行制度的程度、要求和努力点，也为组织考核检查员工制度执行情况提供一个可操作性的依据；三是引入技术性的刚性约束机制。
通过对农信社信贷管理系统的不断完善、升级，建立技术性的刚性约束，对未经过各个操作环节及未经过审批电子指令的，系统都不予以确认，从而确保客户准入及贷款审批的规范性。
（四）加强对员工的教育、引导，提高信贷制度的执行力。
一是要积极加强制度的教育培训，建立定期强制培训制度，既要使每个基层员工全面掌握制度的内容和要点，也使其深刻理解制度的意义、作用和落实的重要性、紧迫性，以及不执行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切实增强基层员工对制度的理性认识和执行意识；二是大力倡导农村信用社先进的企业文化，把提高制度执行力与践行企业文化精神结合起来，在“敬业”中提高执行制度的自觉性，使企业文化成为员工提高制度执行力的内在精神动力，通过积极开展一些制度学习宣传活动，大力宣扬制度建设和制度执行方面的先进典型，广泛开展正面教育，用身边的典型人和事来激发员工，引导员工的行为；三是建立有效的奖惩机制。
通过建立奖惩机制，形成对员工执行制度的正向激励，形成对违规行为的有效制约，从而确保各项制度的执行落实。
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兑现奖惩办法，形成引导员工自觉执行制度的长效机制。
如何理解最高法关于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24条
最高法今日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2015年9月1日起施行。
以下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全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55次会议通过) 为正确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
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因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本规定。
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
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
第三条借贷双方就合同履行地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事后未达成补充协议,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仍不能确定的,以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
第四条保证人为借款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出借人仅起诉借款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不追加保证人为共同被告;出借人仅起诉保证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借款人为共同被告。
保证人为借款人提供一般保证,出借人仅起诉保证人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借款人为共同被告;出借人仅起诉借款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不追加保证人为共同被告。
第五条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
公安或者检察机关不予立案,或者立案侦查后撤销案件,或者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不构成非法集资犯罪,当事人又以同一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六条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虽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
第七条民间借贷的基本案件事实必须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刑事案件尚未审结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诉讼。
第八条借款人涉嫌犯罪或者生效判决认定其有罪,出借人起诉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九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 (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 (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 (三)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 (四)出借人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时; (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
第十条除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自合同成立时生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一条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除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二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本单位内部通过借款形式向职工筹集资金,用于本单位生产、经营,且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三条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
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
第十四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 (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 (二)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 (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 (四)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 (五)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
第十五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
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
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
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
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
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第十八条根据《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经审查现有证据无法确认借贷行为、借贷金额、支付方式等案件主要事实,人民法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
第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 (一)出借人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 (二)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 (三)出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或者提交的债权凭证存在伪造的可能; (四)当事人双方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参加民间借贷诉讼; (五)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委托代理人对借贷事实陈述不清或者陈述前后矛盾; (六)当事人双方对借贷事实的发生没有任何争议或者诉辩明显不符合常理; (七)借款人的配偶或合伙人、案外人的其他债权人提出有事实依据的异议; (八)当事人在其他纠纷中存在低价转让财产的情形; (九)当事人不正当放弃权利; (十)其他可能存在虚假民间借贷诉讼的情形。
第二十条经查明属于虚假民间借贷诉讼,原告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并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其请求。
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恶意制造、参与虚假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二条和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依法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单位恶意制造、参与虚假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对该单位进行罚款,并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他人在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或者借款合同上签字或者盖章,但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者承担保证责任,或者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其为保证人,出借人请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二条借贷双方通过网络贷款平台形成借贷关系,网络贷款平台的提供者仅提供媒介服务,当事人请求其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网络贷款平台的提供者通过网页、广告或者其他媒介明示或者有其他证据证明其为借贷提供担保,出借人请求网络贷款平台的提供者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三条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企业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出借人、企业或者其股东能够证明所借款项用于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个人使用,出借人请求将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列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四条当事人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并向当事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
当事人拒绝变更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
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作出的判决生效后,借款人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钱债务,出借人可以申请拍卖买卖合同标的物,以偿还债务。
就拍卖所得的价款与应偿还借款本息之间的差额,借款人或者出借人有权主张返还或补偿。
第二十五条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 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
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七条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
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
第二十八条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
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
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
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 (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十条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三十一条没有约定利息但借款人自愿支付,或者超过约定的利率自愿支付利息或违约金,且没有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借款人又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出借人返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借款人要求返还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除外。
第三十二条借款人可以提前偿还借款,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借款人提前偿还借款并主张按照实际借款期间计算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十三条本规定公布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8月13日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同时废止;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不再适用。
银行违规放贷应承担什么责任
法院这样直接执行你的财产说明当时你们签的五户联保是作为特别保证人，当被保证人（你朋友）不履行还贷时，银行可以直接起诉你朋友，或者你朋友和你们五户中的一户或者五户。
一般银行会起诉有钱的。
那么，现在钱被划走后，你可以先根据这份五户联保协议要求你朋友清偿你被执行的8万多块，如果你朋友不肯支付或者无力承担，那么你还可以要求其他四户承担8万多块所应承担的份额（即每户承担1.6万多），如果不肯承担，那么就根据这份联保协议和法院对强制执行的你8万多块的案卷材料将你朋友和其他四户起诉至法院。
大家能给我解释一下洗钱吗.?它是怎样的一种犯罪行为呢
洗钱是指犯罪分子通过一系列金融帐户转移非法资金，以便掩盖资金的来源、拥有者的身份，或是使用资金的最终目的。
需要“清洗”的非法钱财一般都可能与恐怖主义、毒品交易或是集团犯罪有关。
洗钱由英文“money laundering(money-washing)”一词直译而来，其形象的语言表述记载着洗钱一词的发端：20世纪初美国芝加哥以阿里·卡彭等为首的有组织犯罪团伙的一名财务总监购置了一台自动洗衣机，为顾客洗衣物，而后采取鱼目混珠的办法，将洗衣物所得与犯罪所得混杂在一起向税务机关申报，使非法收入和资产披上合法的外衣。
现代意义上的洗钱是指将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或者其他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通过金融机构以各种手段掩饰、隐瞒资金的来源和性质，使其在形式上合法化的行为。
洗钱罪的主体是金融机构或个人，有五种行为： （一）提供资金账户的； （二）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或者金融票据的； （三）通过转账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的； （四）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的； （五）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
” 目前洗钱的主要手段 [编辑本段] 1.古董买卖——— 你买了40只明代的花瓶，每个5000美元。
你把它们都拿出来拍卖，把这些藏品分别存放在12家拍卖行内，最好分布在12个不同的城市。
当一只花瓶被拿出来拍卖时，你或是把它卖给出价最高的人，或是派你最亲近的叔叔去拍卖行把它买回来。
人们买你的每件东西一般都是用支票付款，所以，当你的叔叔为买其中的一个花瓶付给拍卖行5500美元现金时（即5000美元的拍卖价加上向买主收取的10％的手续费），他们会给你一张4500美元的支票，即拍卖价减去向卖主收取的10％的手续费。
这些费用作为洗钱的开支完全可以被一笔勾销。
幸运的是，你还可以把这个花瓶再次拍卖。
当然，做这档生意的前提是：你多少得有点没落贵族的做派。
2.寿险交易——— 保险“洗钱”主要集中在寿险领域，尤其是在团体寿险中。
通过长险短做、趸交即领、团险个做等不正常的投保、退保方式，达到将集体的、国家的公款转入单位“小金库”、化为个人私款或逃避纳税的目的。
投保时别忘了“为职工谋福利”、“合理避税”这些名目———将一部分通过正常财务途径无法转化为个人收入，或直接发放须缴纳高额个人所得税的资金，通过为其职工投保寿险，然后退保，取得退保金这种途径，化公为私或逃避纳税。
而有的保险公司也明知其投保目的不纯，却积极地促成这类“保单”，有些业务员甚至以此为诱饵，为业务对象出谋划策，主动提供“洗钱”方便。
他们多拉了业务，多拿了费用；而“以规模论英雄”的保险公司，则在短期内完成了任务指标，还能从“退保”中扣下一笔手续费。
因此，保险“洗钱”更像个令人不齿的多边交易。
3.海外投资——— 经典做法是：进口时，高报进口设备和原材料的价格，以高比例佣金、折扣等形式支付给国外供货商，然后从其手中拿回扣、分赃款，并将非法所得留存在国外；出口时，则大肆压低出口商品的价格，或采用发票金额远远低于实际交易额的方式，将货款差额由国外进口商存入出口商在国外的账户。
如果胆子足够大，可以考虑在境外银行直接建有个人账户。
如此一来，这样的情景便不令人吃惊了：某些国有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已经演变为专业的洗钱中心。
另外，不妨通过代理人或移民海外的子女、亲属，用办皮包公司的办法把黑钱洗白。
如果主管部门派人去查，将会得到一些令人神伤的亏损理由。
接下来的后果更为传奇：一些所谓亏损公司的负责人及其亲属在几年内成了富翁，当上了幸福的美国“投资移民”；与此同时，这些中资公司在海外账户里非法持有的外汇，远远地超于国家外汇管理部门所掌握的数额。
需要点明的是，此过程的主角，正是那些政府官员。
4.地下钱庄——— 2002年汕头许鹏展地下钱庄案至今令人记忆犹新。
许鹏展的主要“资产”，是许鹏展以汕头市金园区新兴鸿展农副产品商行等20多个空壳公司名义在几个银行开设的20多个账户。
在一个设施再普通不过的写字间，许的日常业务为 造假财务报表、虚报营业额和利润，却在没有任何营业活动和收入的情况下，不断缴纳各种税收和保险。
由于钱庄资金往来量巨大，许鹏展需要频繁地更换账户。
每换几个新账户，他就逐步从老账户里把资金转到新账户上来。
目前，广东、福建、浙江一带的地下钱庄一般与香港的找换店连为一体，采用在境内用人民币交割，境外用外汇交割的形式，不发生资金外逃的物理过程。
地下钱庄之间也经常互相拆借，组成一个相互勾联的体系。
用地下钱庄洗钱的“好处”有两个，一是成本非常低，以港币为例，假如银行的兑换牌价是1.08,地下钱庄的牌价基本上只有1.10；第二，黑钱到了境外可以经常以亲友馈赠的方式流回来。
中国内地每年通过地下钱庄“洗”出去的黑钱至少高达20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
5．各类赌场——— 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在远华案中落入法网。
问起蓝甫的不明财产和他在境外违纪参赌的情况，他大言不惭地称，几年之内，他通过赌博赚到的钱多达65万美元外加33万元港币。
蓝甫的谎言被一些已经到案、曾经陪同他参赌的人戳穿，因为蓝参赌每次都几乎铩羽而归。
如果是高手，他拿着1000万的筹码进场，输掉100万后离场，要求赌场把剩下的900万打进他的账户，他已经为将来可能的追查设置了障碍。
因此，人们只注意到这些人在不停地输钱，但相对于标准洗钱模式中的大量损耗，赌场洗钱的风险常常会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实际上，赌场是最传统的洗钱场所。
早期黑手党的毒品买卖大都是现金交易，钱上通常沾有白粉，一旦被警察抓住难以脱罪。
黑手党成员便携带现金去赌场换成筹码，一旦输掉差不多30％的钱，就把剩下的筹码换回现金，顺理成章地把赃钱变成“干净”的收入。
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今天，来自亚洲的赌客是惟一呈增长趋势的客户群。
与现实生活中的赌场相比，网上赌场已经成为洗钱的安全天堂。
赌博网站总部大多设在有“逃税天堂”之称的加勒比地区。
许多网站根本没有受到政府部门的监管，也不遵守国际赌场的游戏规则，它们甚至不会查问客户的身份资料。
许多犯罪集团把钱款打进在这些赌博网站开设的账户后，一般先象征性地赌上一两次，然后就马上通知网站说“我不想再玩了”，要求网站把自己户头里的钱以网站的名义开出一张支票退回来。
于是，一笔笔数额巨大的“黑钱”便轻而易举地“洗白”了
初步估算，每年通过数百个赌博网站清洗的“黑钱”数额大约在6000亿至15000亿美元之间。
6，证券洗钱——— 2002年12月16日，裕丰国际和富昌国际及金禾国际在香港被勒令停牌，停牌原因涉及洗钱。
这三家公司，多为朋友之间相互帮衬持股，圈子外的小股东非常少，这种公司在香港市场人称“干”，而被称做“干”的一类公司往往被某些国际组织视为洗黑钱的“最佳拍档”。
简明扼要来说，洗钱只指“通过合法的活动或建设将违法获得的收入隐藏、伪装或投资的过程”。
狭义的洗钱是指为了掩盖犯罪收入的真实来源和存在，通过各种手段使其合法化的过程。
这些犯罪活动主要包括：贩毒、走私、诈骗、贪污、贿赂、逃税等。
广义的洗钱除了狭义的洗钱含义外，还包括： 1 ）把合法资金洗成黑钱用于非法用途，即把白钱洗黑，如把银行贷款通过洗钱而用于走私。
2 ）把一种合法的资金洗成另一种表面也合法的资金，以达到占用的目的，即把白钱洗白，如把国有资产通过洗钱转移到个人帐户。
3 ）把合法收入通过洗钱逃避监管，如外资企业 把合法收入通过洗钱转移到境外。
洗钱是指通过金融或其他机构将非法所得转变为“合法财产”的过程，这已成为犯罪集团生存发展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
一方面，通过洗钱，有组织犯罪掩盖了其犯罪活动踪迹，得以“正当地享受”犯罪所得；另一方面，洗钱为犯罪集团介入合法企业提供了资金，使其能够以“合法掩护非法” ，不断扩大犯罪势力。
洗钱的客体即黑钱，包括：贩毒、走私、贩卖军火、诈骗、盗窃、抢劫、贪污、偷税漏税等犯罪所产生的收入，洗钱通常分三步：（1）存款，即将非法所得的现金存入银行；（2）通过一系列复杂而繁琐的交易，如银行转账、现金与证券的交易、跨国资金的转移等，掩盖金钱的真实来源，使其合法化；（3）将资金以合法形式回到罪犯手中。
另外，洗钱还有其它多种途径，购买地产、珠宝、古玩等，过后再变换成现金或其它金融资产。
近年来，出现了一种新的洗钱活动，即腐败。
公职人员洗钱在世界范围内日益频繁。
他们通过各种途径给自己贪污、受贿的黑钱披上合法收入的外衣。
之后，不仅可以公开挥霍和享受这些非法所得，还可用来投资和进行再增值，其发展速度，已超过了传统的洗钱。
这一新的洗钱现象在我国亦日趋严重。
“中国特色”的洗钱方式有这样几点：一是先捞钱后洗钱，即公职人员大量贪污、受贿后，辞职下海办公司或炒股，用新身份来解释他不正常的暴富；二是边捞钱边洗钱，即搞“一家两制”，自己在台上利用权力捞钱，亲属则利用“下海”身份掩盖黑钱来源；三是连捞钱带洗钱，即政府官员或国企老总创办私人企业、代理人企业(企业表面上是别人的，但大权由自己控制)，既可通过经济往来把黑钱转移到这些企业的账户上，又可通过正常的纳税经营再赚一笔。
还有一类就是跨国洗钱，即利用国内外市场日益密切的联系，设法把黑钱转移出去，或者在境外收取赃款并洗白。
虽然国内腐败分子的国际洗钱活动还未形成规模，但在国际洗钱中已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
某些领导干部已开始在国外打基础，把子女、资金都弄出去。
现在的国外中国留学生中出现了一种“留学贵族”。
他们大多不是国内“大款”的子弟，但刚到海外，银行存款户头上就有大笔进项。
当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还要依*分期付款买房时，这些留学生已在当地富人区购买住宅，而且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一次付清。
转移非法所得。
如贪污、受贿、寻租等所获得的资金，侵吞的国有资产，从事走私、贩私、诈骗、偷漏税所攫取的巨额财富，实现化公为私。
由于我国处于体制转轨时期，国有和集体企业激励、约束和内部监控机制不健全，境内母公司通过各种方式向境外子公司或外商转移资产、利润，使少数人在境外获得了更大的公有资产支配权，或者直接化公为私。
洗黑钱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与境外签订合同购货汇钱出去，这时通常得境内外互相配合做假单证；第二种是通过地下钱庄把钱汇出；第三种是分散投资化整为零。
现时潮汕地区走私积蓄的黑钱多数通过地下钱庄来洗，“原因有两个，第一是通过地下钱庄洗黑钱成本非常低，以港币为例，假如银行的兑换牌价是0.8，地下钱庄的牌价基本上只有1.10。
第二是潮汕地区海外华侨多，黑钱到了境外经常以亲友馈赠的方式流回来。
” 事实上，地下钱庄为走私犯罪分子洗黑钱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不单是潮汕地区，福建、浙江一带同样如此。
有关材料显示，在厦门远华走私案中，赖昌星的收入大量通过地下钱庄流入境外。
1996至1998年，远华走私收入中的120亿元人民币，就是由财务主管庄建群派人开车押运到广州一个化名“黄河”的人家中的地下钱庄，再由“黄河”通知香港合伙人支付外汇给远华公司在香港的机构。
据估计，国内每年通过地下钱庄“洗白”的黑钱金额高达2000亿之巨。
洗钱手法升级“洗黑钱”的黑道术语称作“打数”：当境内“客户”有人要用大量人民币现金或汇票换取港币或美金在香港提取时，就将人民币现金和汇票直接交给地下钱庄或存入其指定帐户，地下钱庄按当日外汇黑市价算出应支付的港币或美金数量并通知其在香港的合伙人，香港合伙人则从香港的银行帐户中支付外汇到客户指定的帐号。
反之亦然。
当境内收入的人民币大大超过支出时，地下钱庄再通过“专业户”换汇汇给香港合伙人，这些“专业户”的外汇来源主要是用假进口合同、报关单进行骗汇获取。
不过这种手法已经明显落后。
现在潮汕的地下钱庄通常拥有自己的公司，他们通过与境外公司反复对敲业务，完全可以平衡收支。
一批手表在汕头和香港之间转了27次，1万只手表就变成了27万只。
有需求就有市场，汕头地下钱庄几年前与骗税分子“协同作案”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地下钱庄在骗税案的疯狂进行中得到了急剧的膨胀发展，在接二连三为骗税分子洗黑钱的过程中，某钱庄的办事员甚至遍布潮汕各个乡镇。
汕头第一批被判处死刑的骗税分子黄文龙亲口讲述了他骗取出口退税的“发财经”：“我先是设立大兴公司获得进出口权，接着成立8家供货企业，专门虚开增值税发票。
我又找到一个叫许樵理的人买到报关单，再让住在香港的同乡陈钦城汇来外汇，最后向税务机关预缴部分税款取得‘专用税票’。
此后，我就可以去领取出口退税的款项。
在取得退税款后，将现钞通过地下钱庄购买外汇，支付给陈钦城做下一次的‘出口收汇’，开始另一个循环。
”就是用这种手法，黄文龙在一年时间里骗取出口退税款2100多万元。
据了解，潮阳、普宁两地从事骗取出口退税的100多个犯罪团伙，仅从1999年至2000年6月，就虚开增值税发票323亿元，涉嫌偷骗税近42亿元，这中间地下钱庄帮了多少忙，可想而知。
香港廉政公署破获“洗钱”大案的有关资料显示，“洗黑钱”集团为了避免在银行的转换金额受到香港法例监管，设法贿赂了其开户行——宝生银行尖沙咀分行的一名高级经理，让他把所有黑钱以一般转账而非汇兑的形式处理。
在该经理的协助下，这些“黑钱”被分别转到不同的银行户口，再转汇给香港和海外的有关银行账户。
宝生银行所属的中银集团发现该行内部有人涉嫌贪污后，主动向廉署举报。
廉署在调查中发现，“远华”走私案主犯赖昌星就是其中一名主要客户，另外，一些在内地投资的港商也都利用这个犯罪集团“洗黑钱”，实现资本外逃。
据悉，这个集团运作已至少五年，每天与广东及福建等地的现金往来高达5000万元。
但显然，这只是冰山一角。
据估算，国内每年通过地下钱庄洗出去的黑钱至少高达2000亿人民币，其中走私收入洗黑钱约为700亿人民币，官员腐败收入洗黑钱超过300亿人民币，其余皆为一些合法收入洗黑钱，说白了就是外资企业把合法收入通过地下钱庄转移到境外，以逃避国家监管和税收。
按国际上通行的计算方式，资本外逃额即中国贸易顺差加资本净流入与中国外汇储备总额增加部分的差值。
有报道称，每年我国国际收支统计中这一“误差与遗漏”有一两百亿美元，多年累计下来，数额已逾千亿。
一些经济学家估计，由于“误差与遗漏”仅仅是被政府所统计的那一部分，更多的资金流出没有记录在案，因此这一数字可能更为惊人。
“洗钱”一词，源于本世纪初，美国旧金山一家饭店老板发现肮脏的钱币常常会弄脏顾客漂亮的手套，于是就将在饭店流通的钱币放进洗涤剂中清洗，这就是最初的洗钱。
洗钱犯罪可以和绝大多数的犯罪共生，是这些犯罪的下游犯罪。
从司法角度看，洗钱成为一种“犯罪屏障”，既妨害了司法活动，也助长犯罪分子有恃无恐的气焰，促使他们不断实施犯罪。
从金融管理秩序角度来看，洗钱活动往往借助于合法的金融网络清洗大笔黑钱，这不仅侵害了金融管理秩序而且也严重破坏了公平竞争规则，破坏了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自由竞争，从而对正常、稳定的经济秩序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洗钱通常以隐藏资产来源为目的。
典型的交易分三个过程：一、入账，即通过存款、电汇或其它途径把不法钱财放入一个金融机构；二、分账，也就是通过多层次复杂的转账交易，使犯罪活动得来的钱财脱离其来源；三、融合，以一项显示合法的转账交易为掩护，隐瞒不法钱财。
通过这些过程，罪犯就可把非法所得转移并融合到有合法来源的资金中。
洗钱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经济、安全和社会后果。
洗钱为贩毒者、恐怖主义分子、非法武器交易商、腐败的政府官员以及其他罪犯的运作和发展提供了动力。
洗钱已经变得越来越国际化，而与犯罪活动有关的金融问题也由于科技的日新月异以及金融服务业的全球化而变得日益复杂化。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全球每年非法洗钱的数额约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5％，介于6000亿至1. 8万亿美元之间，且每年以1000亿美元的数额不断增加。
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资本流动国际化的情况下，洗钱活动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安全、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危害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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