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业相劝，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能治起身，能修其家 什么意思
这句出自宋 吕大钧和叔甫著《吕氏乡约》德业相劝德谓: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能治其身,能齐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仆,能事长上,能睦亲故,能择交游,能守廉介,能广施惠,能受寄托,能救患难,能规过失,能为人谋事,能为众集事,能解斗争,能决是非,能兴利除害,能居官举职。
凡有一善,为众所推者,皆书于籍,以为善行。
业谓:居家则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则事长上,接朋友,教后生,御僮仆。
至于读书、治田、营家、济物、好礼、乐射、御书,数之类皆可为之,非此之类皆为无益。
......(很长，省略)乡约的意思是：乡约是邻里乡人互相劝勉共同遵守，以相互协助救济为目的的一种制度。
是通过乡民受约、自约和互约来保障乡土社会成员的共同生活和共同进步。
最早可以追溯到周代。
《周礼·地官·族师》曰：“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五人为伍，十人为联，四闾为族，八闾为联。
使之相保、相受，刑罚庆赏相及、相共，以受邦职，以役国事，以相葬埋。
”中国最早的成文乡里自治制度，可能是北宋学者吕大钧、吕大临等几兄弟于神宗熙宁九年制定的“吕氏乡约”（原名“蓝田公约”）。
这个乡约的四大宗旨，是使邻里乡人能“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
明代，朝廷大力提倡和推广乡约，《南赣乡约》应运而生，影响最广，其为民众自动的乡村组织。
明代发展的一套以乡约、保甲、社学、社仓为整体性的乡治系统，到了清代被弃而不用。
明清以来汉人和满人推行的乡治和制定的乡约，大多明文化，不少带有官主官治传统，即按照封建礼义的道德规范，对民众进行教育和约束。
以上供参考。
人虽至愚，责人则明；虽有聪明，恕己则昏。
再愚笨的人，责备别人的时候总是明白的；再聪明的人，责备自己的时候也会混乱
谁说是儒家阉割了中国人的尚武精神
这是来自于网络的一篇文章文如下： 谁说是儒割了中国人的尚神
真实的儒家战斗力很强
一直以来，在我们的印象里。
儒家的形象是温良恭俭让，讲究仁义道德的好好先生。
因此人们错误地认为儒家的那些士大夫都是一些肩不能扛手不能抬，只知道纸上死理的无能之辈。
所以更有一些人将中国人丧失武勇说成是儒家教育的过错。
但是历史有着很真实的记录性，那么真实历史上的儒家，真的是一群抱着书本不放，无能懦弱之辈吗
答案是：胡说八道。
事实上，儒家对于战争有着敏锐的嗅觉，虽然讲究仁慈，可是在儒家的字典了，仁慈不是打不还手的懦弱，而是以直报怨，光明正大的责任。
处于对于社稷、道义的崇拜。
真实的儒家非常善于作战。
王阳明先生就说过一句话：“仲尼有文德，必然修武备，区区章句之儒，叨窃富贵，遇事临危而无以应对，此通儒之羞也。
”这说明了在真实的儒家看来，丧失武勇是非常可耻的行为。
唐甄在其著作《潜书》中写过这么一段话，很好地诠释了儒者的价值观：所谓仁者，有宋襄公之仁也，亦有周公文武之仁也。
仁不可退敌者小仁也。
水不可载舟者水浅也，非此理不通哉。
受儒家哲学的影响，儒家学者的战斗力虽然强大，但是针对的是外夷而从来不勇于内战，更没有强大的国家主义作为依托，因此在中国人的史观中很少被明显提及。
随着儒学的几经没落，儒家武勇的历史越来越不为人熟知，但是历史不容忽略，真实的儒家是什么样子的，历史上有着明确的记载。
在儒家的‘君子六艺’中：射、御、礼、乐四项都与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且不论射礼与御车是春秋时代贵族从军作战的必修课，即便是文化性的礼乐，本身也具备了战乐与战争，武斗与礼节性的教育在其中。
因此尚武是儒家一直以来的必修课。
无论历朝历代，从汉到明，射礼一直都是太学这些儒学学生进入政治的必修科目。
儒家从春秋时代一直到明朝结束都不曾与尚武精神有明确的割裂。
今日我们列举几位著名的儒家名士以便证明儒者善战之风是如何延续的。
周公 真正开创儒家尚武之风的应该是周公旦，作为儒家的元圣，周公已经将儒家秉承的社稷理念，即礼乐治国与贤德治国的思想予以有效地建立，因此儒家遵从周公是有原因的。
周公执政期间最大的战事就是平定三监之乱：当时管叔、蔡叔勾结纣王的儿子武庚，并联合东夷部族反叛周朝。
威胁周朝的统治，此时周武王已逝，成王年幼，周公乃奉成王之命，举兵东征，（古文《尚书》之《大诰》有记）。
三年后，周公顺利地讨平了三监的叛乱，诛斩管叔，杀掉武庚，流放蔡叔。
收伏殷之遗民，封康叔于卫，封微子于宋，让他奉行殷之祭祀。
周公讨平管蔡之后，乘胜东进，灭掉了奄等五十多个国家，把飞廉赶到海边杀掉。
平定淮夷及东部其他地区，二年时间全部完成。
诸侯都宗顺周王朝。
相较于牧野之战的速胜，三监之乱打的异常辛苦，在于周武王面对的不过是商军南征后临时武装起来的奴隶，而周公面对的是已经回援的商军劲旅，周公有此成就实为不易。
孔子 作为儒家真正的创始人，宣圣孔子非常善战，儒家六艺在其学制中基本确立。
史载孔子之父叔梁纥是极为优秀的武士，可力顶石门。
作为其子的宣圣孔子自然也非常善战。
孔子真正对于战争的记载不错，收复河汶城池靠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真正打仗的唯一一场就是平定公山费人之乱。
《春秋左传》记仲由为季氏宰，将隳三都，于是叔孙氏隳郈。
季氏将隳费，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
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
费人攻之，弗克。
入及公侧。
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
国人追之，败诸姑蔑。
二子奔齐，遂隳费。
此后孔子弟子冉求击败了齐国人来犯后，季康子问他军事之学何处学来
冉求回答乃是孔子教授。
（摘自《孔子家语》）冉求为人重艺不重礼，因此对于孔子而言，他的学术注重实用，学习军事也是当时儒家子弟的重要组成部分。
荀子 荀子的地位今日受到争议，有人就他是不是儒家又不同的看法，但是在汉代，荀子的思想是被归于儒家进行研读的。
经过先秦典籍被毁，儒家发展到汉代，以思孟为唯一主线了。
荀子的学术并没有继承，而被纳入儒家体系之一研读，荀子一生未曾领兵作战，但是《荀子》一书中有《议兵》篇，这对后世影响很大，后人通过研读《议兵篇》可以知晓荀子的兵法修为，并不比任何人差。
（先秦由于国家处于战乱时代，地方士大夫崛起较多，因此给了人民发展的舞台，到了汉代随着大一统的出现，集权于中央的社会下，儒家的武功之学并未荒废是幸运的。
西汉虽然实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就本身而言，西汉的治国之策是刘邦制定的王霸结合的权术政治，真正儒家获得机遇其实王莽，新莽之乱后，汉庭衰微，但是太学之士猛增，因此儒家议论政治成为政治清流开辟了条件，到了东汉，刘秀因为受过太学教育，治国以儒为本，逐成东汉‘儒风最盛，风气最美’之风【梁启超语】） 李膺 东汉多名士，名士多是受到追捧的儒家学者，也就是硕儒。
这些儒家大夫形成了一种与奸佞抗衡的清正之名，也因此遭受权贵的迫害与诬陷。
东汉名臣杨震（人称关西孔子）、李固、陈蕃都被权贵害死。
当然此期间，儒家并非只会谏言朝堂亦有很多善战之儒，其中代表的就是李膺。
李膺早年调任护乌桓校尉，当时鲜卑多次侵犯边境，李膺常常顶着箭石，每次都将其打败。
使得敌人非常畏惧。
因公事被免官，回到家乡纶氏县居住，教授学生常常达到近千人。
汉恒帝永寿二年，鲜卑侵犯云中郡，又征召他担任度辽将军。
最初，羌人掳掠到疏勒、龟兹二国，多次侵扰抢掠张掖、酒泉、云中各郡，百姓多次遭受他们的残害。
自从李膺到达边境，羌人听到消息都感到畏惧屈服。
将以前掳掠的男女，统统送还到边境。
从此以后，李膺声威远播。
汉灵帝建宁二年，因张俭引发的第二次党锢之祸发生，李膺不愿逃走，自请入狱被宦官拷打致死，李膺死后，儒家名士遭遇宦官捕杀，终酿黄巾之乱。
张奂 张奂是东汉末年的著名儒家，少年时师从太尉朱宠，学习《欧阳尚书》，又自行删减《牟氏章句》。
在东汉对外战争中功勋卓著，多次以恩信安抚、招降外族，使得北方宁静一时。
延熹元年，朝廷调张奂担任使匈奴中郎将，进驻南单于庭美稷，代表中央政府负责匈奴事务。
同年，南匈奴诸部在休屠各的率领下起兵反汉，与乌桓、鲜卑攻掠沿边九郡，张奂他采用了和平的手段，诱降了乌桓；对南匈奴诸部叛军，采用袭击战略，将其击败，诛杀了休屠各部首领，余众皆降。
又率南匈奴单于袭破了攻掠汉边的鲜卑，使东汉王朝的北部沿边地区暂时得到安宁。
延熹九年，鲜卑勾结南匈奴、乌桓数道入塞，攻掠沿边九郡，杀害百姓；同年秋，鲜卑又率八九千骑兵入塞，联结东羌、沈氐、先零等共攻张掖、酒泉，北方沿边地区深受其害。
张奂调任护匈奴中郎将。
南匈奴和乌桓听到张奂率兵到前线时，便率众二十万口投降。
张奂诛其首恶，对降众采取安抚办法，平定叛乱。
延熹十年，东羌与先零羌五六千骑攻掠关中，围祋栩，掠云阳；同年夏，羌人复攻没两营，杀千余人；张奂派司马尹端、董卓二人率兵进击，大败羌人，斩其首领，俘羌人万余人。
张奂善战尚武之风，可见一斑。
晚年张奂回到洛阳之时，恰逢党锢之祸，宦官矫诏命张奂平叛，不明真相的张奂率军围困窦武府邸，终致窦武自杀。
张奂后知被骗，残害忠良，悔不当初。
屡屡上书求请赦免儒之党人，因此为宦官忌恨，最终弃官而去，闭门不出，与弟子千人，讲诵儒经，著《尚书记难》三十余万字，以寿终。
度尚 度尚为东汉末年，儒家‘八厨’之一，为政严峻，善于揭发人的奸行和过错，尤其喜欢推荐贤才，为了等待他们可以一直坐到天亮，他提拔的门下书佐朱儁，度尚经常亲近他，认为他不是普通人，果然朱儁后来官至车骑将军。
度尚作战主在南方，延熹五年，度尚以右校令升迁为荆州刺史。
亲自率领部曲设奖赏，率军进击长沙、零陵盗，大破之，受降数万人，度尚出兵三年，即平定群贼。
延熹七年，度尚因功受封右乡侯，迁桂阳太守。
率幽州、冀州、黎阳和乌桓步骑共两万六千人大破叛军，斩得三千五百人的首级，威震荆楚。
同年度尚担任辽东太守，他任职数月后，鲜卑进攻辽东，度尚率军与其交战，大破鲜卑。
夷狄自此非常畏惧度尚，不敢再犯。
延熹九年，度尚去世，终年五十岁。
度尚去世后，蔡邕为其撰碑文，《续汉书》记其：为吏清洁，有文武才略。
卢植 卢植是东汉末年到三国初年的儒家名士，卢植性格刚毅，师从大儒马融，为大儒郑玄的同门师兄。
曾先后担任九江、庐江太守，平定蛮族叛乱。
后与马日磾、蔡邕等一起在东观校勘儒学经典书籍，并参与续写《汉记》。
黄巾起义时为北中郎将，率乌桓中郎将宗员任其副手，率领北军五校，前往冀州率军与张角交战，屡败黄巾军。
张角率军退守广宗县，据城死守。
卢植率军包围广宗县城，并挖掘壕沟，制造攻城器械，准备攻城。
却因得罪监军宦官而被诬告入狱，此后黄巾军复起，汉军连连战败，各地各地拥兵自重，虽最终平定叛乱，但军阀割据已成、东汉名存实亡的局面也不可挽回，最终导致三国局面的形成。
卢植后被大赦，隐居在幽州上谷郡，教书育人不问世事，此后袁绍，曹操多次请出山都被其拒绝。
卢植一生最大的攻击并不是平叛，而是教书育人。
他教育出了著名的白马将军公孙瓒，公孙瓒屡破鲜卑，而闻名天下。
至于卢植地位的显赫却在于他还有另一位弟子：蜀汉昭烈帝刘备。
（东汉之后，特别是曹魏末年，儒家逐渐式微，佛教崛起之后，儒家进入了低迷期，魏晋时代玄学崛起，传统的儒家日趋消弭；汉儒之学逐渐归于沉寂，唐代虽然有孔颖达、韩愈几次力主复兴，但是终究未能崛起。
直到宋代的建立） 范仲淹、韩琦 北宋儒家大兴，全赖范仲淹一人之力，而无论是范仲淹还是后来的韩琦，二人都是非常善战的儒家士大夫。
范仲淹最大的功绩就在于遏制西北。
康定元年，范仲淹与韩琦共同担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采取“屯田久守”方针，巩固西北边防。
范仲淹到任后，即以朝廷名义犒赏羌族各部，与之签订条约，严明赏罚，羌族遂脱离西夏，为宋效力。
为进一步稳固边防，范仲淹又修筑大顺城，遏止白豹城、全汤城一带的敌军进犯；同时，修葺细腰、胡芦等军塞，切断敌军通路，使明珠、灭臧两部族安心归附大宋。
韩琦早年用兵莽撞，导致好水川兵败后，韩琦始信服范仲淹守议，两人同心协力，互相声援。
由于两人守边疆时间最长，又名重一时，人心归服，西夏逐渐臣服，其土地也被北宋日益蚕食（这种蚕食战略直到靖康元年才停止）朝廷倚为长城，故天下人称为“韩、范”。
边塞上传诵这样的歌谣：“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
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
范仲淹开创书院，建立张载，确立关学，其功劳于后世比起韩琦要大，同时范仲淹建立范氏义庄，确立乡约与宗庙公积金，对于后世国家治理留下了很好的典范，范氏义庄成为乡约经典一直被模仿，其作用一直到了清末还在延续。
以此确立的乡贤制度，却影响至今。
此后二人执政阶段，北宋国力日渐兴盛，二人也因儒学之功绩也先后从祀孔庙。
种师道 种师道不算儒家名士，但是却与儒家很有渊源，他的老师是关中大儒张载。
种师道早年统帅陕西、河东七路兵攻打臧底城，规定十天必须攻克。
种师道严明军纪，仅仅八天就攻克全城。
此后徽宗贪图小利，欲要联金灭辽，种师道多次劝谏无效。
最终导致宋军卢沟兵败，金军乘机南下侵宋，种师道临危受命，以老迈之躯前往东京防御金兵，种师道拖延交纳赔款，等金人懈怠思归时，扼阻金人归路，在黄河予以歼灭的战略，却被主和派驳斥。
此后种师道防御周边屡屡提出良策御敌，宋钦宗一再示弱，听信丞相李邦彦妖言惑众对于种师道处处节制，主战派四处出兵不及，屡屡战败。
种师道料定金军必然南下，请宋钦宗前往西安暂避锋芒。
却又被弹劾为懦弱的表现，种师道战略部署屡屡不能完成，最终郁郁而终。
十一月金兵已经兵临城下。
宋钦宗既用主和派意见派使者出城求和，又用主战派意见坚守京城不去，谁知两样都落空。
此时主和派一再割地求和，金军不从。
攻克汴京，酿造惨无人道的‘靖康之耻’。
京城失守，宋钦宗、宋徽宗被劫入金营，金兵以此为筹码逼两河军民开城投降、宋朝臣民贡献金银珍宝美女、并保障金兵退兵安全，因为金兵人数确实不多。
宋钦宗捶胸大哭道：“不用种师道言，以至于此
” 汴梁城破之后，金兵将领入城，很想拜见一下种师道，惜乎种师道已死，便找到种师道的侄子种洌，对种洌说：“我们过去曾在阵前见过你伯父，真是一位好将军啊
如能采纳他的意见，宋朝不会败得这样惨。
现在宋朝应该知道种将军是个忠义之人了吧。
”宋朝的被俘官员听了，皆仰天长叹。
此时宋钦宗才仰天大哭：“丞相误国。
”但是为时已晚，此后北宋宗室统统被驱逐北上，一路之上，宋徽宗数度泪流不止，痛哭流涕：“悔不听种师道之言，否则何至于此。
” 金军对于北宋充满蔑视，唯独对于种师道恭敬三分。
“种帅不死，北宋不失”乃是当时人们口口相传的童谣，种师道以儒治军闻名天下，作为典型的儒将而名垂青史。
陈亮 陈亮并未有作战之功，却是一个非常善于兵略之人。
作为儒家实学派，陈亮主修兵法，对于兵略北方，有很全面的战略设想。
陈亮曾多次与虞允文就出兵北伐之事做过规划，又参与张浚北伐之事。
（张浚实际上是南宋主战派第一的领导人，南宋高宗、孝宗时代的北伐计划都是张浚规划的，其子张栻当时理学名家，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 宋孝宗隆兴元年，陈亮为周葵幕宾，“朝士百事、必指令揖亮，因得时豪俊尽其议论”。
陈亮坦言：“绍兴辛已，壬午之间，余以报治兵事，为一时明公巨臣之所许，而反授《中庸》《大学》之旨，余不能识也，而复以古文自诡于时，道德性命之学亦渐闻矣。
”陈亮撰著了《英豪录》和《中兴遗传》两部著作，冀图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总结出中兴复国的借鉴。
此后陈亮上《中兴五论》力主抗金。
受到孝宗赏识，欲要委以重任，却被权贵阻挠，以“言涉犯上”之罪，逮捕诬陷入狱。
此事孝宗得知，下诏免死，陈亮回乡后不在问政，与朱熹进行了多次学术辩论，并且开创浙学永嘉实学之风气，与朱熹、陆九渊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后期由叶适与陈傅良发扬光大。
与陈亮齐名的永康实学派主要人物叶适也是一名名将，开禧北伐之时，宋军战败，叶适独力与金兵对峙长江。
在和州、滁州等地战斗中，他用劫砦等灵活的战术，给金人以重创。
年底，金兵大部退出两淮，叶适在长江以北屯田，并在江北建定山、瓜步、石跋三大堡坞，安集流民，建立以江北守江的防御体系，一面屯垦，一面积极备战，准备北伐，却因庆元党禁，黯然致仕。
（值得一提的是，陈亮与朱熹实际上都主张北伐中原，只是陈亮侧重于军事要略，而朱熹主张通过儒家教化，影响北方民众，产生归附南宋之心，接应宋军北伐，届时北伐就可以光复中原了。
朱熹直到死前还在主张北伐，而他的政策后期证明是对的，由于南宋缺乏对北方汉族的招抚，导致蒙古灭宋的主要将领实际上都是北方汉人，例如张弘范） 赵葵 赵葵算不上儒家，却是儒将，赵葵的父亲赵方受业于朱熹与张栻，因此赵葵以儒治军有其父之风。
赵葵早年随父抗金，于宋宁宗嘉定年间与金军战于枣阳、邓州、蕲州等地，以功授承务郎、知枣阳军。
历官庐州通判、将作监丞、知滁州等职。
绍定四年，擒斩叛将李全，升福州观察使、左骁卫上将军。
其后授淮东制置使兼知扬州。
端平元年，任京西、河北路制置使等职，出师北伐，收复三京，旋即大败于蒙古，降授兵部侍郎、淮东制置使。
连知扬州、潭州、福州等地。
赵葵最大的功绩是经营四川，此后数年，四川成为抗蒙第一战场，宋军在四川抗衡蒙古入侵的战争最为漫长，甚至在钓鱼城击毙蒙哥，获得空前胜利，赵葵都有不可泯灭的战功。
崖山海战后，宋朝宗室灭绝，四川仍然抗蒙不退，独立抗蒙长达9年之久，蒙古军队在四川执行数度大屠杀，才削弱了四川抗蒙的战斗力，直到1288四川最后的城池凌霄城才被蒙古攻克，举城殉国。
此后无论是抗清、抗日，四川都是抗击的主力军。
这一切其实都有赖于赵葵当年的经略之法。
王阳明 延续到明朝，儒家善战之风仍然存在，只是日趋微弱，比较两宋时代，宋朝民间射箭风气颇盛。
北宋时期，民间有“弓箭社”，有数十万成员，他们“带弓而锄，佩剑而樵”的局面，由于蒙古时期的禁武，而日趋消弭。
在明代出现了秀才负弓，乡邻皆惊的地步。
面对此等局面，王阳明力主习武善战，以趋报国成为了当时振臂一呼的声音。
阳明最得意的莫过于平定朱宸濠的叛乱，但是实际上王阳明真实的才干在于剿匪： 正德十一年，王守仁被擢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全力剿匪。
守仁到任后，侦探叛军的情报，他传檄福建、广东会兵一处，首先讨伐大帽山的盗贼。
正德十二年又亲自率领精锐在上杭屯兵，出敌不意进攻，连破四十余寨，斩杀、俘获七千多人七月，进兵大庾。
十月，克左溪、横水，破巢八十四，斩杀、俘获六千多人。
战毕，在横水设置崇义县。
随后师还赣州，讨伐利头的盗贼，斩杀两千多人。
正德十四年，宁王朱宸濠反，王守仁集军乘宸濠精锐都前往安庆，留守南昌的兵力空虚，而攻打南昌，宸濠回兵救援。
决战于鄱阳湖，经过三天的激战，宁王战败被俘于其大战于鄱阳湖，一战破敌，仅仅35天即平叛。
(史载：阳明破敌之时，于众弟子战船之中讲述良知之学，听闻敌败之信，不过点头尔。
） 嘉靖四年，王守仁进驻南宁，命湖广兵皆偃旗卧鼓驰马抵达，与明军一同突进，四面夹击。
叛军大败，于是退守保仙女大山，据险结寨。
官军攀木缘崖仰攻，并随后连连攻破油榨、石壁、大陂等地，直击断藤峡。
随后王守仁密檄诸将移兵剿仙台等贼，五月十三日抵达巢穴。
叛军大败败，溃军为副将沈希仪斩杀。
至此，断藤峡叛军几乎全尽 王守仁率领书生和偏裨，荡平为患数十年的盗贼，用兵“诡异”、独断，素有“狡诈专兵”之名。
在此期间，阳明独到的发明练兵，十家牌法等各种兵略制度，为后来平定各地盗匪之患，确立的具体方式，直到曾国藩治军之时仍然沿用此法。
为后世敬仰。
综上所述，儒家能打仗是一直延续的，后世听闻一些只言片语，多言儒家不能打仗，没有责任心皆是权贵是非常不公平的，明末之时，顾炎武、张煌言、陆世仪、朱舜水都以儒家的学者参与抗清。
直到民国时代，关东大儒牛兆濂仍然数度敌阵劝兵，力主抗日；钱穆、马一浮等儒家名家也未曾苟且偷生，而是追随抗争。
熊十力先生还参与过武昌起义。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以福祸趋避之
这是儒家的信条，也是儒家力主作战的原因所在，信奉社会共同体至上的儒家不同于专业军事将领，他们作战为的是道义，因此更应当受人尊重。
呜呼，古儒皆知兵也，宣圣平公山之乱，冉子可退齐师，汉儒善战，李膺破鲜卑，张奂平乌桓，度尚平南蛮，卢植灭黄巾。
乃至宋，范韩兵略西北，屡败党项。
种师道师承张子，亦能抗金，陈亮，叶适屡谋北伐。
赵葵乃晦庵再传亦保全淮蜀，明之阳明治兵平叛，陆桴亭尚知兵法。
盖儒有文德必修武备，报节社稷非侃侃而谈也。
荀卿尚著《议兵篇》，朱舜水抗清北伐，战于阵前。
颜习斋尚武好射。
陆桴亭通天文知兵道，善阵图。
顾亭林亦善考察地理战略，著《郡国利病书》；徐光启以汇通中西，尚倾心兵理炮科。
张煌言举兵抗清而能下浙东，王荆公夺河西乃首功。
今人多听谣言蛊惑，不知真儒之能，亡言儒者万般不能，唯知纸上也。
当下社会怎样才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
很多人对于儒认识深刻，认为儒家只是一味培忠君主的奴才学，其实这本性错误的。
在《论语》中，有一段关于忠心颇为有意思的对话： 子贡曰：子从父命，孝矣；臣从君命，贞矣。
夫子有奚对焉
曰：赐不识也。
昔万乘之国，有争臣四人，则封疆不削；千乘之国，有争臣三人，则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争臣二人，则宗庙不毁。
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
故子从父，奚子孝
臣从君，奚臣贞
审其所以从之之谓孝、之谓贞也。
可见孔子并不认同忠于君命的思想，孟子也说过：民贵君轻社稷次之，儒家确实讲究忠，但是儒家并不忠于君王而是忠于社稷，如果君王对社稷不利，儒家也会制衡君王的权力。
梁启超在其论述儒学的著作中，援引历史的认知，深重抨击那些反儒学的学者，他们的理论充斥着荒谬之处。
历史之中，真实的儒家，并不讨官方的喜，甚至最为崇敬儒学的王朝，对于儒家学者的打击也是很沉重的。
例如东汉的党锢之祸以及两宋的庆元党禁、元祐党禁，程颐程颢、朱熹、司马光、叶适、谢良佐这样的儒家大学者，往往都是被党争打击的主要对象。
在明代，王阳明虽然学说风靡一时，但他本人也不受朝廷重用，即便在东国朝鲜，也先后有多次士祸，对于儒家一再禁毁。
所以说儒家本质上是君权的绊脚石。
制衡皇权的办法——乡约、宗法与附署、封还 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同于西方，其中最独具特色的就是，皇帝为了制衡朝廷上下的权力会发展一批以亲信宦官、外戚为核心的联盟，作为制衡朝臣的一种手段，这种方式也被称为隐权力。
今日的中国对于历史的研究，普遍使用了历史学者金观涛的历史观点：中国古代是一个超稳定的封建体制，历代皇帝都在全力加强皇权，中国是个皇权至上的社会，这个说法其实在国际上汉学家普遍是不认可的，中国一直以来的王朝都在加强皇权的观点也并不可信。
儒家对于皇权的制衡主要分为两种手段：一种叫做道德手段，一种叫做政治手段。
道德手段主要依靠的是：经筵与清议；而政治手段主要使用的方式是：乡约、附署两种。
乡约是地方自治的手段也是儒家最为推崇的社会治理法，乡约与宗法和小共同体的建立是分不开的，乡约之说古已有之，在《周礼·地官》中曰：“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五人为伍，十人为联，四闾为族，八闾为联。
使之相保、相受，刑罚庆赏相及、相共，以受邦职，以役国事，以相葬埋。
再次我们可以这样理解：1、乡约是乡民自治的制度，不要是皇帝要求你必须怎样怎样。
2、乡约是一个实体性组织，乡民自愿加入或退出，民主选举乡约长。
3、传统乡社通过这样一套制度与组织，维系地方秩序，实现互济互助。
这才是乡约之治民国著名学者杨开道曾详细分析了明清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组织的基本形式撰写了《中国乡约制度》。
当时正值民国时期自治运动高潮，作者立足乡土社会，指出自治组织必须自动发起、自行组织，农村自治将是国家构成的条件。
乡约萌芽于北宋时期，北宋最著名的政治家范仲淹在复兴儒学的同时，也建立了范氏义庄，义庄田地的地租用于赡养同宗族的贫穷成员。
他给义庄订立章程，规范族人的生活，养育范氏一族。
儒学者并非都是读书人，他们大多也有务农意识，比如明道先生程颐曾经在洛阳搞过试验田，借助古代土地私有的形式，宋代自范仲淹开始，普遍会购买部分土地作为专业用地，通过土地收益养育宗族，这样就形成了宗法体制，鳏寡孤独由土地收益的公积金赡养，婚丧嫁娶，读书经商也由义庄的公积金协助，这样形成的乡约自治体系，有效地维护了宗族的团结与平等，他去世之后，他的二儿子宰相范纯仁、三儿子尚书右丞范纯礼又续增规条，使义庄维持下去。
南宋时范之柔对义庄又加以整顿，恢复了原有规模。
后世范氏子孙也对义庄屡有捐助，如明末范允临捐助田地100亩，清前期大同知府范瑶捐助田地1000亩。
范氏义庄是中国慈善史上的典范，它是最早的家族义庄，一直到清朝宣统年间义庄依然有田5300亩，且运作良好，共持续了八百多年。
而关中横渠先生张载的弟子吕大钧、吕大临二人于宋神宗熙宁九年制定“蓝田吕氏乡约”。
乡约内容十分丰富，约规包含四大项：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
南宋之时，朱熹重新删定此说，强化了乡约的体制，北宋吕大均之《蓝田吕氏乡约》，后有朱子《增损吕氏乡约》、明季阳明之南赣乡约、黄佐《泰泉乡礼》。
要之，均敦行四礼、裨益后世，旨在彰善纠恶，教道德以学文，息争讼而劝民。
溯其源者，乡约与乡饮及乡三老之制度而契合，实本乎《周礼》教化治民一以贯之。
不独是宗族，还有其他社会组织，如社庙、商会、乡约等社会整合机制。
乡约的出现形成了自治，有效地遏制了地方官对于地方的盘剥，实现了自给自足与自我调节，乡约对于农村人才培养和社会发展有很多的动力，例如我国著名学者钱穆自幼受到的便是乡约教育，钱门一门曾出过九位国家级院士，名震天下，这就时乡约的教育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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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约体制复杂，除了公积金意外，还有乡学，宗庙祠堂以及乡议和乡兵，王安石的保甲法，保长法等制度在乡约中得到修正性延续，这就构成了地方性的法律自治，道德自治，学术自治和武装保卫等职能，这种职能建立在敬天法祖的信仰下成为了一种完备的社会体制。
也为我国汉族人民抵御外来入侵，思想社会自治达到基础。
《乡约》的组织形式所以能长久不衰，除了得到历代官方支持外，也代表了群众冀图稳定的意愿；更与历代热心此道的理学家潜心研究，积极倡行有很大的关系。
就关中地区而言：继宋代张横渠，吕大钧之后，像明代的高陵王文成，蓝田吕文简，长安冯从吾；清代的周至李顒，三原贺复斋，蓝田牛兆濂，兴平张元勋等都是热衷倡行《乡约》的关中著名人物，民国时期，乡约仍然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作为儒学出身的蒋介石也在民国时代推出乡约条例，鼓动恢复乡约，到了1949年后，随着土地趋于公有制，国有化，传统的土地体制被打倒，乡约也被先后废除，为此也引发了梁漱溟与就土地改革制度之间的几次争论，至1960年文革前后，乡约基本被彻底废除，此后农村逐渐趋于凋敝，90年代，我国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提议重建乡约，近几年，中国政府提出重建乡贤文化的政令，标志着乡约未来在我国可能会被恢复的可能性。
尽管乡约在我国被彻底的废除，但在今日的中国，祠堂宗法和乡约体制在我国广大的南方地区与关中地区仍然可以找到影子。
附署权：三代以上之法，固未尝为一己而立，三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者也。
山泽之利不必其尽取，刑赏之权不疑其旁落，贵不在朝廷也，贱不在草莽也。
……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箧者也。
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
是对这段话极为精辟的一个论据。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 附署权是中国相权的一种独特形式，我国著名学者许倬云说过：中国的儒家理性里面，永远有忠诚有抗争。
宋朝集权，皇帝向士大夫让步了；汉朝的制度，皇帝向文官系统让步。
从汉到宋，没有宰相的附署，皇帝诏书不算数。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丞相制度有效地将皇权压制在了士权下面，汉武帝时，起用了一批儒生当丞相，理日常行政事务，而政务中心则转到了内廷，丞相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无所不管，与当时皇权基本上处于平等状态，萧何、曹参等一批名相出现，在西汉的政治舞台上发挥重要的作用，在儒家的理性社会中，中国从隋唐时期，建立的三省六部制中，提出了一种独特的权力观：附署权，附署权本质上是指皇帝的诏书下发后，由中书省宰相为首的文官团队审批，审批后，由宰相附署，诏书即为生效，方能下发。
否则诏书无效，有权被驳回，而文官体制又受御史台谏的制衡，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皇权——相权——御史权制衡的三权体制。
唐初右仆射加“知政事”身份，参加政事堂会议，也是宰相。
中书令迁右仆射，不加“知政事”亦为宰相。
李世民继位后，尚书省的左、右仆射与侍中、中书令均成为宰相。
以资格较浅的官员加“参议朝政”、“参知机务”、“参知政事”、“专典机密”、“参议得失”等名号而预宰相事；二是给一些资格较老的元勋功臣加“平章事”或“同三品”名号，使其可以继续预闻宰相事务。
宋朝正副宰相同设，多相并行，编制也不固定，北宋沿袭唐代后期制度，设置中书门下省。
在北宋前期，中书门下的长官为正宰相，亦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副宰相称“参知政事”。
后来参知政事与正宰相基本无差别，使正宰相事权更为分散。
宋太宗后，一相四参或二相二参是常事。
但本质上，相权的附署权还是制约皇权最有力的工具。
明初，废除丞相制度后，使得相权的制约逐渐消失，而到了明末，发展成熟的内阁成为了制衡皇权的新工具，永乐中期以后，内阁职权渐重，兼管六部尚书，成为皇帝的最高幕僚和决策机构。
后明宣宗朱瞻基时期，三杨辅政后权力开始上升，形成了更为完善的政务流程：全国大大小小的奏章，甚至老百姓给皇帝提出的建议，都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最后由六科校对下发。
景泰朝后，诰敕房、制敕房俱设中书舍人，六部承奉意旨，内阁权力更大。
到成化年、弘治之际，内阁在已经成为足以对抗皇权的文官政府代表内阁首辅用有一种极大的权力，那就是“封还”即驳回皇帝的诏书，而内阁的票拟（即选举）皇帝也无权全力管辖，至张居正时期，内阁首辅权力得到了最大化。
明朝内阁对皇帝“不合理”的诏旨，可以拒绝草拟，封还执奏。
皇帝不满内阁意见发回重拟时，如果内阁认为自己的意见正确，可以拒绝重拟，以原票封进。
当然与汉、唐、宋相比，明代辅相的业绩并不显著，这一方面固然与入阁前之资历有关。
汉、唐、宋之宰相都要经历郡邑，而明之阁臣却基本上出于翰林院。
他们没有从政经验，不知民间疾苦，对政事自然难以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
但另一方面，则由于他们权力不稳定，被司礼监挤着，被皇权压着，即使有抱负也难于施展。
思想之制衡——儒家的清议与经筵 除了正规的政治手段，儒家制衡皇权还有一种思想手段，即清议和经筵。
清议者——舆论监督 清议是一种社会舆论监督法，顾炎武在《日知录·清议》有云：“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於清议亡，而干戈至矣。
清议最早出现在东汉后期。
当时士大夫阶层出现了一种品评人物的风气，善于品评人物之人，被视为“天下名士”他们对人物的评论可左右乡闾舆论，因而影响士大夫的仕途。
正如《后汉书·党锢列传序》云：“逮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
”因为东汉仕途实行察举和征辟制度，所以很注重于乡党清议，而这时的太学清议，更注重于评论实际的政治，臧否人物。
这种品评人物之风被称为“清议”。
具有一定激浊扬清的作用。
形成一种独特的流派：清流。
清流是儒家管理的官员主要特征，他们评议时政，上疏言事，弹劾大臣，指斥宦官，对外反对列强蚕食，对内主张整饬纪纲。
欧阳修在其《朋党论》中曰：“ 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清流者就是政治名士的意思。
顾炎武再其《梓潼篇赠李中孚》也说：“读书通大义，立志冠清流。
”为儒者首要目的。
清流不结党，不乱政，以公心监国，往往是社会倚仗的政治力量，清流在清议的帮助下，大多好名，重史，成为褒贬官员，抨击朝廷的主力军。
经筵：汉唐以来帝王为讲论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
宋代始称经筵，置讲官以翰林学士或其他官员充任或兼任。
宋代以每年二月至端午节、八月至冬至节为讲期，逢单日入侍，轮流讲读。
元、明、清三代沿袭此制，而明代尤为重视。
除皇帝外，太子出阁后，亦有讲筵之设。
清制，经筵讲官，为大臣兼衔，于仲秋仲春之日进讲经。
目的是将天子置于儒家教化之下，宋代虽然大臣站着议事，但是经筵时，群臣入坐，皇帝站着听讲，而到了明朝，即便大臣站着，皇帝也要站着听讲，明朝尹直在其著作《誊斋琐缀录》中详细记载了明代经筵流程：令上御经筵，肇于嗣极之初，是为天顺八年甲申之八月二日。
岁率以二、八月中旬起，四、十月末旬止，月三会讲，日皆逢二。
进讲，每两人，一四书，一经。
讲章皆预呈阁老，转付中书缮录正副各二纸，隔日进司礼监官奏知。
展书官坐立亦序于四品以下写讲章官上，重职事也。
其号日讲官者，凡四员，日轮二员。
先大学衍议，次贞观政要，二书皆不用讲章，惟各以黄票书所起止预进。
而到了清代经筵制度发生了非常荒谬的变异——宋明经筵均是由士大夫教化皇帝，清代经筵居然变成了由皇帝训导士大夫：当讲筵官讲毕，皇帝即发表一通御论，然后讲官们跪赞：“皇上圣学高深，发从前所未发，诚足羽翼经传，昭示万世。
臣等不胜欣荣之至。
”皇帝俨然已是“天生圣人”，君师一体。
中国儒家钳制君权的手段，在清朝康熙年间，逐渐消退，康熙集权统治越发强烈，不但在经筵上呵斥群臣，还大兴文字狱来遏制清议，更有《大清律例》规定：汉人九人以上聚会者，斩。
以便打击汉族士大夫的参政之心，此外，康熙到雍正时期，就田亩制度进行改革，进一步遏制乡约的阻挠，禁止汉族尚武，同时以军机处牵制大臣，改变了明代内阁封还的职能，加剧了皇权的超级集中，最终使得国家停滞不前，儒家气节丧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