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的绝命诗
朱德： 太行春感 一九年春 远光镇日阴， 太行高耸气森森。
不洒中原泪， 壮志北伐心。
百战新师惊贼胆， 三年苦斗献吾身。
从来燕赵多豪杰， 驱逐倭儿共一樽。
出太行 一九四Ο年五月 群峰壁立太行头， 天险黄河一望收； 两岸烽烟红似火， 此行当可慰同仇。
寄语蜀中父老 一九三九年 伫马太行侧， 十月雪飞白。
战士仍衣单， 夜夜杀倭贼。
和董必武同志七绝五首 （录四首） 一 敌后常撑亦壮图， 三师能解国家忧。
神州尚有英雄在， 堪笑法西意气浮。
二 黄河东岸太行陬， 封锁层层不自由。
愿与人民同患难， 誓拚热血固神州。
三 朋辈志同意自投， 团成砥柱止中流。
肃清日寇吾侪事， 鹬蚌相争笑列侯。
四 抗战连年秋复秋， 今秋且喜稻如油。
迷漫烽火黄河岸， 父老齐声话御仇。
吉鸿昌（二首） 诗一首 渴饮美龄血， 饥餐介石头。
归来报命日， 恢复我神州。
就义诗 恨不抗日死， 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 我何惜此头。
李兆麟（二首） 露营之歌 一 铁岭绝岩，林木丛生， 暴雨狂风，荒原水畔战马鸣。
围火齐团结，普照满天红。
同志们，锐志哪怕松江晚浪生
起来哟，果敢冲锋
逐日寇，复东北，天破晓，光华万丈涌
二 浓荫蔽天，野雾弥漫， 湿云低暗，足溃汗滴气喘难。
烟火冲空起，蚊吮血透衫。
兄弟们，镜泊瀑泉唤起午梦酣。
携手吧
共赴国难， 振长缨，缚强奴，山河变，万里息烽烟。
三 荒田遍野，白露横天， 野火熊熊，敌垒频惊马不前。
草枯金风疾，霜沾火不燃， 战士们，热忱踏破兴安万重山。
奋斗呀
重任在肩， 突封锁，破重围，曙光至，黑暗一扫完。
四 朔风怒吼，大雪飞扬， 征马踟蹰，冷风侵人夜难眠。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壮士们，精诚奋发横扫嫩江原
伟志兮
何能消减， 全民族，各阶级，团结起，夺回我河山。
第三路军成立纪念歌 一 绚烂神州地， 白山黑水间。
八载余，强敌嚣张， 铁蹄肆踏践。
中华民族遭蹂躏， 惨痛何堪言
骨露原野， 血染白山巅。
义忿填胸， 揭竿齐向前。
誓驱倭寇， 团结赴国难。
民族自救抗日军， 铁血壮志坚， 杀敌救国复河山。
二 驰骋吉、黑边， 横扫哈东南。
军威远，松江动荡， 兴安亦震撼。
冰天雪地朔风吼。
夜雨复霜天。
救亡壮志， 永矢兮弗谖
鼓角乍鸣， 将士各争先。
杀声四起， 敌寇心胆寒。
六载于兹未稍懈。
孤军喋血战， 伟哉豪气长虹贯
三 机动游击战， 突破嫩江原。
貔貅健，长驱挺进， 到处得声援。
反日怒潮澎湃起， 爆发指顾间。
响应我党对日总抗战， 消灭日贼走狗与汉奸。
精诚团结， 粉碎封锁线。
救国重任万众担， 势急不容缓， 国耻血债血来还
四 举国鼎沸兮， 全民总抗战。
烈焰炽， 战争烽火延烧遍中原。
东北抗联齐奋斗， 统一指挥建， 三路军成立军民齐腾欢。
厉兵秣马， 慷慨赴火线。
果敢冲锋， 寇氛一扫光。
民族革命成功日， 红旗光灿烂， 高歌欢唱奏凯旋。
杨靖宇（二首）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歌 我们是东北抗日联合军， 创造出联合军的第一路军。
乒乓的冲锋杀敌缴械声， 那就是革命胜利的铁证。
正确的革命信条应遵守， 官长士兵待遇都是平等。
铁般的军纪风纪要服从， 锻炼成无敌的革命铁军。
亲爱的同志们团结起， 从敌人精锐的枪刀下， 夺回来失去的我国土， 解放亡国奴的牛马生活
英勇的同志们前进呀
赶走日寇推翻“满洲国”。
这一次的民族革命战争， 要完成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
高悬在我们的天空中， 普照着胜利军旗的红光。
冲锋呀，我们的第一路军
冲锋呀，我们的第一路军
中朝民族联合抗日歌 一 山河欲裂，万里隆隆，大炮的响声， 帝国主义宰割弱小民族的象征。
国既不国，家何能存，根本没有和平。
黑暗、光明，生死线上斗争来决定。
蹶起呀，中朝民族
万不要再酣梦。
既有血，又有铁， 只等着去冲锋。
二 全世界上，最大的仇敌日帝数头等， 焚烧掠夺，奸淫侮辱，亡国且灭种； 并朝吞中，莫非《田中奏折》的兽行
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决不让再久逞
联合呀
中朝民族
团则生，离则亡
谨防备离间计。
手携手打冲锋
三 热血沸腾，杀声冲天，民族齐觉醒。
壮夫断臂，争先恐后，共夺万年灯
旌旗所至，势如破竹，虏焰自息影。
阵容强化，战线巩固，基础早奠定。
团结呀
中朝民族
互相间，本赤诚， 坚持那最后五分钟。
勇冲锋
四 照耀全球，闪烁不灭，最惊人的火星
万恶日寇，自掘坟墓，非人能回生。
勇猛冲锋，吉凶祸福并非天来定。
事在人为，诚至金开，自有曙光逢。
前进呀，中朝民族
既有始，要有终
誓杀到敌人大本营。
猛冲锋
李贯慈（一首） 哭辽东 哭罢江山无泪流， 亡国惨祸已临头
恨尔民贼方得意， 哀此匹夫能不羞
复我片土可百世， 杀敌一毛足千秋
男儿一副好身手， 拚将热血洒神州。
李少石 南京书所见 丹心已共河山碎， 大义长争日月光。
不作寻常床箦死， 英雄含笑上刑场。
吕惠生（一首） 留取丹心照汗青 忍看山河碎
愿将赤血流
烟尘开敌后， 扰攘展民猷。
八载坚心志， 忠贞为国酬。
且欣天破晓， 竟死我何求
陈毅： “七七”五周年感怀 一九四二年七月 即今抗战艰难日，累累新坟启我思。
五年碧血翻沧海，一片丹心照汉旗。
国中忍见儿皇立，朝内惟谋萁豆炊。
九仞为山争一篑，同仇敢与亿民期。
郁达夫： 满江红 三百年来，我华夏威风久歇。
有几个，如公成就，丰功传烈。
拔剑光寒倭寇胆，拨云手指天心月。
到于今，遗饼纪东征，民怀切。
会稽耻，终须雪。
楚三户，教秦灭。
愿英灵，永保金瓯无缺。
台畔班师酣醉石，亭边思子悲啼血。
向长空，洒泪酹千杯，蓬莱阙。
秋兴 桐飞一叶海天秋，戎马江关客自愁。
五载干戈初定局，几人旗鼓又争侯。
须知国破家何在，岂有舟沉橹独浮。
旧事崖山殷鉴在，诸公努力救神州。
郭沫若： 七律一首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理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谢无量 江油水行居（1941年） 群山赴郭一江明， 双塔当阶万竹迎。
惟恐平生奇气尽， 又来此地听滩声。
叶剑英： 登祝融峰一九三八年 四顾渺无际，天风吹我衣。
听涛起雄心，誓荡扶桑儿。
羊城怀旧 百战归来意气雄，念年人事各西东。
关心最是公园路，十丈红棉依样红。
看方志敏同志手书有感 一九四○年 血染东南半壁红，忍将奇迹作奇功。
文山去后南朝月，又照秦淮一叶枫。
寄续范亭司令并呈怀安诸老（二首）一九四一年九月 一 孙陵碧血长青苔，阿斗昏庸事可哀。
剩有残躯效李牧，雁门关外杀敌回。
二 投身革命将何事，老者安之少者怀。
君独伤时导工部，小戎离黍托诙谐。
满江红·悼左权同志 一九四二年七月七日 敌后坚持，捍卫着自由中国。
试看那，●枪满地，汉家旗帜。
剩水残山容我主，穿沟破垒标奇迹。
问伊谁、百万好男儿，投有北。
崦嵫日，垂垂没。
先击败，希特勒。
会雄师，踏上长白山雪。
风起云飞怀战友，屋梁月落疑颜色。
最伤心河畔依清漳，里埋忠骨。
和朱德同志诗 将军莫唱大刀头，沦陷山河寸寸收。
勒马太行烟雾外，伊谁与我赋同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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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经验表明，无论国或外部世界而言，“大国崛起”总是好事，不可不分青红皂白。
“大国崛起”怎样成为自己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大吉大利，而非一场表面轰轰烈烈，带来绵绵人祸，赔上千百万条性命，了无进步意义的人类浩劫
诚为不容闪避的大哉问。
“崛起”者，就是不甘平庸低下，争得既富且强，出人头地。
人类出乎利己的生物本能，多要运用天赋特秉灵性创造能力，雄心勃勃追求“崛起”。
个人、家庭、族群、集团以至社会、民族、国家，人同此心，心同此意。
孔丘一言蔽之：“富与贵，人之所欲也。
”（《论语：里仁》） 古往今来，“大国崛起”有正道（良性）、偏锋（恶性）之大别，分属两类不同性质的历史范畴。
其一为难能可贵的循正道以行。
体现“万物之灵”悟性觉醒和优化抉择成功，遵循“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肯定利己私心（Private Interest）为天经地义的进取原动力（立足“个人本位”的人本主义。
“仁者爱己”也。
），善于领悟、培植和弘扬利他爱心或公心（Love, Public Interest）以调谐利己私心（“仁者爱人”；道德观念的滥觞。
），造就一种“合作比不合作好”、视“利他”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两心调谐” 型“心态文化” 境界（“仁者使人爱己”），藉以防范自私（Selfishness）犯罪的破坏作用，产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社会性效应，人类天赋特秉的灵性创造能力得以顺畅发挥，制度革新、科技发明纷至沓来，驱动社会持续发展进步，其一流前卫发明创造成果理所当然地为广大寻常百姓普天共享，而非特权统治阶层所能垄断；从而建成一个相对公正、安定和谐、繁荣富强，影响力举足轻重，泽惠整个人类大家庭的“崛起大国”。
“当行之路”一旦走通，成为可持续的良性、上升型“崛起”，愈行愈宽，渐入佳境，前程似锦，堪以引导人类世界和平理性创新发展的历史进步潮流，好望“大同”，“与天地叁”焉。
上述“当行之路”并非凭空臆想生造，是基于人性，善用灵性，率性问道，优化选择，领悟“两心调谐”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公理常识性结论，合乎“中庸”原理的人间正道，可从孔子的“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基督教教义等得到解释和印证。
但是“中庸之难，难于上青天”，“大国崛起”循正道难，一以贯之循正道更是难上加难。
其二：走偏锋 所谓偏锋，主要指利己私心趋于损人利己的自私极端，与人类天赋特秉灵性能力相结合，构成伦理意义上的犯罪倾向。
回顾世界上漫长农业社会时期不同地域的大国崛起，几乎都是这类偏锋较量话本故事。
十九世纪中期达尔文提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接着出现了一种将生物界丛林法则延伸至万物之灵的人际关系的“社会进化论”或“社会达尔文主义”，视人类以强凌弱、侵略掠夺为天然合理、理所当然，成为近代史上支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等肆无忌惮走偏锋的返祖型自私极端意识形态。
另一种表面上看来型态相反的偏锋，奉行极端利他的“至善”理想，以否定个人本位、标榜“大公无私”为能其实无我无私也就无爱无公，爱心或公心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乌托邦式的“不可能任务” ，一种假性理想主义，以至欺世愚民自肥手段而已。
结果一方面社会成员的私心进取积极性被扼杀，或畸变，灵性创造能力无法循正道顺畅发挥；另一方面，特权统治阶层借虚矫伪善的极端利他外衣掩蔽，自私掠夺恶性犯罪为害尤烈。
豪情万丈的空泛口号，挡不住社会性道德沦丧、活力不继、对抗性矛盾深化。
这种背景下，即便崛起逞强，总是徒有其表、外强中干、画虎不成。
借用现代惯用政治术语，这两种偏锋形式分别叫做极右或极左，但“形左”而“实右”也。
偏锋“崛起”，无论如何自我美化、大言不惭，甚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某些歪打正着的副作用，可为史家反复玩味、津津乐道，本质上总是返祖兽性丛林法则的延伸，弱肉强食惨烈决胜的结果；受益者只是代表特权统治阶层利益的少数群体，到头来不免自食其果，逃不脱历史的无情惩罚和讽刺。
君不见西秦赢政虎狼之国、亚历山大的马其顿王国、成吉斯汗的蒙古帝国、希特勒的大日尔曼第三帝国等古今中外多少偏锋佼佼者，穷兵黩武，叱咤风云，辉煌崛起，扩张版图，广聚财富，雄霸天下，不旋踵烟飞灰灭，而今安在哉
这类“崛起”此起彼落，总是不可持续、预后不良的恶性、平面型“功业”，一番番亵渎着“人之所以为人”的良知，没有为人类生活带来什么进步，却把一部世界史涂抹成了腥风血雨的“相砍书” ，概属“史前史”而非真正人类史的篇章。
孔子如是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 （《论语：里仁》） 最早崛起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地处欧洲南端，难于置喙分羹陆上，遂致力海外开发，拓展海上航路，促进了地理大发现，成为横跨新旧大陆的空前规模殖民大国，威风了百余年。
但因不脱自私掠夺偏锋的历史局限性，终至一蹶不振，跻身西欧后进末座。
九国中得成正果的，当属美利坚合众国、大英帝国以及小小荷兰。
它们在历史性的探索中，曾经不同程度地陷于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窠臼，甚至走得很远，但终于转进正道，沿着“当行之路”发展不止。
它们以史无前例的创造力带动人类社会飞跃发展，由农业社会转进第一次工业化（蒸汽动力）、第二次工业化（电气化），第三次工业化（自动化），以至当今讯息化社会，成为引领世界进步潮流的主导。
它们的成功，是人间正道亦即中庸之道极高明的鉴证，大不同于走偏锋崛起的“盛极必衰”宿命，其稳定性、持续性和旺盛创造活力已让许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历史预言家大跌眼镜不止。
法国、德国、日本走了很多弯路；特别是一度成为法西斯轴心的德国和日本，其崛起给人类世界带来了大灾难，也招致自身蒙受严惩。
二次大战后，它们一起转进“当行之路”的轨道，实现了浴火重生般的重新崛起。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工业化西方列强纷纷偏离中道，走上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道路，鱼肉弱势劳苦大众，瓜分全球势力范围，几将世界推进自我毁灭的战祸深渊。
1917年，俄罗斯十月革命催生了社会主义苏联，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试图建立一种理想化的公正社会，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行武装革命，造成雷霆万钧般的政治压力，迫使西方列强主流良性演变回归“中道”，是一场前无古人扭转乾坤的的伟大成功实践。
以俄罗斯为主的苏联的崛起，曾被期许为人间正道的至善楷模。
苏联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取得巨大成就，与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并列为超级大国。
可惜执政党一开始选择了绝对权力和极左偏锋相结合的不归路，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陷进体制僵化和绝对腐化的泥淖。
半个多世纪冷战对峙的结果，苏联及其追随国家普遍经济发展停滞、社会矛盾日深、民心丧失殆尽，政权合法性不继，终于分崩离析，脱胎换骨，重归“中道”。
可以说，苏联的兴起，成全了西方，拯救了世界；苏联的覆亡、转型，为绝对权力导向偏锋的悲剧性恶果提供了又一铁证，也反证了“中道”无与伦比的优化抉择特性。
下一步让我们聚焦三个得成正果的大国，看看凭什么得天独厚，能够循正道以进，走在进步人类的最前列
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类。
一切正常人的“硬件”是一样的，天生的七情六欲是一样的；人类生存在同一个星球上，面对的自然环境考验也大同小异。
那么为什么各自的发展道路会有极大差别
有的混混噩噩，怎么也崛起不了；有的崛起了，慧星般耀眼，焰火般灿烂，可是稍纵即逝，一蹶不振，沦为平庸末流，或开除球籍、消失无踪；有的居然幸运地找对了“当行之路”，万变不离其“中”，好景常在，日新月异，蒸蒸日上。
其中究竟有什么秘密
“大国崛起”是政治、经济、教育、人文、科技、军事和价值观等多方面成就的综合体现，也与外部历史时机和环境条件息息相关；但无论如何，本国的内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欲循正道而起，究其内因，根本要素有二： 一，具备一种基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社会性思想信仰，成为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
“心态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为人之道”或“人际相处之道”，说到底就是关于利己私心和利他爱心（公心）这一双操控天赋特秉灵性活动的“无形的手”的协同关系了。
“两心调谐”、“两心相悦”的“当行之路”，一旦成为社会性思想信仰，或即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可以造就伟大国家的伟大人民必备的高素质“软实力”，成为民族、国家“循正道”崛起的大本大源。
中国人对于导向“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本来不陌生。
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倡导儒家学说，就是这番见地。
可惜孔子的理性“仁学”超前了民智未开的上古时代，既难普及大众，也走不通上层路线，“知其不可而为之”罢了。
孔子以后五百年，西方诞生基督教。
神性的基督教，以入世的人本主义、始祖犯罪、因信称义、爱心金律、末日审判等救赎之道引导世人走上“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藉基督献身、复活、升天，和种种灵异奇迹的感人力量，以及“天国说”激发的私心动力，循草根群众路线由下而上发展起来，披荆斩棘征服了罗马帝国，在上古社会取得了孔子理性上层路线不能企及的真性胜利。
罗马政治中心东迁后，基督教分为东西两大派。
东部基督教自命正宗，称为东正教。
东部地区一开始就是皇权高于教权，教会依附政府，皇帝直接干预和掌控教会事务，以至有权任免教会牧首，召开主教会议批准宗教会议决定、解释教义。
正如马克思所说，“东正教不同于基督教其他教派的特徵，就是国家与教会，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混为一体。
”没有象罗马天主教会在西方所起过的那种独立于王权的作用。
东部基督教在帝国君权的控制下，实际上陷入了“政教合一”的窠臼，成为服务帝国政府的精神支柱；基督教的“两心调谐”精神在君主专制政治的压抑下不觉转入隐性状态。
东正教地区的封建化过程进行得十分缓慢，整个社会死气沉沉，长期处于滞进状态。
西部基督教称为天主教，政教之间不是合而为一，而是互相制衡的关系，极大地有利于发挥“心态文化”的引导作用，促进了蛮族国家的文明进步。
但罗马教廷“神权”无限膨胀，专横跋扈、腐化堕落、箝制思想，背离基督教“两心调谐”本义，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一度陷西部基督教文化区于精神蒙昧状态，几乎中断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势头。
西部基督教地区不同于“政教合一”的东正教地区以及伪儒当道的神州中华，14－16世纪出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新教崛起、旧教革新，带动了“心态文化”返本开新的伟大转折。
基督教世俗化人本主义精神，救赎“原罪”的爱心教义，经历罗马教会的反人性扭曲变形之馀，得以重振神威，正本清源，与时俱进，调谐“两心”，驱使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跟上了时代进步的需要。
八国中最为成功，引领潮流的美国、英国，加上佳境常在的荷兰，皆以新教为主，世称新教国家。
德国是新教主流派路德宗（Lutheran Church）的发源地，法国是新教重要教派加尔文宗（Calvinists）的故乡，但旧教势力较大；这两个国家走了不少荆棘路，直到战后才跟了上来。
葡萄牙、西班牙，坚守旧教阵容，自外于宗教改革，不免让出领先地位，敬陪末坐。
信奉东正教的俄国长期拉在后面，上世纪闯新路，立功勋，摔跟斗，绕了个大弯子，现在还没有缓过气来。
这一切难道都是事出偶然
新教文化对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形成，有一种怎么样的促成作用呢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 1864－1920），被称为人文主义社会学的鼻祖。
他富有创见地诠释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和中国社会发展停滞的文化、信仰深层原因，在社会学研究领域有巨大建树。
韦伯精辟地指出，某种社会精神气质（Ethos）或“精神杠杆”对於资本主义体制的发展，尤其是对於它的起源是至关重要的。
他以为新教教义的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一致性，关键在於宗教原则与适合於资本主义要求的现世活动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也就是说，主观上按新教伦理所采取的价值观在客观上符合资本主义职业观的要求。
宗教改革、新教崛起，使得基督教早期的正统的入世观念——“道成肉身”主义获得了新的生命。
韦伯在《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称赏基督教新教中产生的这种以宗教热忱改造现实生活的心理转变，他写道：正因为这种从“离世修行”转到“现实生活实践”的宗教心理大革命，西方社会才能发展成功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社会。
有人指称韦伯理论为“文化决定论”，其实不然。
韦伯和马克思一样以为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及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韦伯强调指出：透过“理念”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经常如路轨上的“转辙器”一般，规定了轨道的方向。
在这轨道上，仍是利益的动力推动着行为。
这样的观念暗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动力观，但又“弥补”了经济动力观鞭长莫及之端，对於诠释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重大“抉择”，自有发蒙振聩的意义。
韦伯在回答“为什么中国不能自力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时，认为只凭借物质上的因素，不足以说明原因，唯有加入“儒教”（应为伪儒——作者注）的生活态度这项变量，方得以成功地解释其如此演变的进程。
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同韦伯想到了一起，一直在批判传统思想抑制社会发展进步的负面作用。
只是“千古第一奇冤－真假孔子双包案”传世糊涂帐，至今扑朔迷离，云雾缭绕呢。
二，常葆“正道”金身不坏，“权力制衡”必不可缺。
有了经济动力。
有了正道共识的“转辙器”导向作用，是不是走定正道了
非也。
“自私加灵性”好比天生“原罪”，撒旦的诱惑无处不在。
人们一旦拥有为所欲为的决策权力，很容易走上损人利己的偏锋邪道。
历史证明，权力导致腐化，无制衡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化，为不可颠破的人世铁律。
防范权力腐化的有效保障手段或最高组织形式，就是对付国家政权机关的严格和周密的“权力制衡”了。
权力只能用权力来约束。
“权力制衡”本身必须是一种“权力”，具有强行制止其认为不妥的决策或行为的功能。
“权力制衡”是人性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爱心（公心）或道德律令的最后守护神。
在充斥“原罪”冲动的社会实践中，有了可靠的“权力制衡”机制，人类历史进程就大大减少了因为人性“原罪”或认识范畴的错误一发难收、一蹶不振或陷於大反复的后顾之忧。
统观世界历史，王权国家如果不存在某种形式的“权力制衡”功能，那领导一切的绝对权力可以把善愿、决心、戒律，以至巨细无遗的法规制度，包括看去强大严密的自我监督官僚系统，一概踩在脚下，视同粪土。
这样的政权一个个越过了自己辉煌的顶峰，宿命地衰落了，灭绝了，绝无例外切中了当年商王太甲的传世谶语：“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
” 《尚书：太甲中》 如果说欧洲西部基督教地区形成神权与王权互相制衡的格局出于谁也想不到的历史偶然性，那么十三世纪英国世俗政权历经反复，得以“大宪章”限制君权，形成互相可以说“不”的雏形“权力制衡”机制，就是万物之灵由自发到自觉，实现自我超越的非凡成就。
十七世纪末，深受“宗教改革”正面影响的英国，进而实行具有共和性质的现代“君主立宪”制度；当时拥有选举权的主要是少数贵族和有钱缴税的上层阶层，还说不上什么民主，但有了明确的分权制衡制度。
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为弘扬以新教伦理为代表的先进“心态文化”提供了广阔空间，催生了空前有利于人类灵性创造性思维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社会大环境。
英国由一个后进蕞尔岛国，取代海上霸主西班牙，迅速晋身世界先进前列，作为“君主立宪“先驱和工业革命策源地，带头开创政治民主化改革和科学技术进步新纪元，率先进入资本主义发达社会，在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内稳居世界第一超强，决非历史的偶然。
英国君主和各界志士仁人当年带头发展形成“权力制衡”体系跨出的一小步，其实是英国和整个人类历史开始突飞猛进的了不起的一大步。
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法国进步思想家提出了三权分立型“权力制衡”理论和设计，对现代国家民主共和政治体制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青出于蓝的美国，在1787年通过了第一部宪法，“权力制衡”是它的重点。
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宪法中规定的防范暴政的钳制办法比人类迄今为止所制订的任何体制都多，而且按其性质来说，也更难逾越，这至少是这部拟议中的宪法的重大优点。
”这恐怕是是美国终于发展成为民主典范和第一超强的必要因素。
在“权力制衡”机制的保障下，一种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思想信仰，得以可靠发挥“转辙器”的导向作用，引领人类社会在经济动力驱使下循正道发展进步，产生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人权法治、公平竞争等合理化政治经济制度，建立启人心智、确凿有效的教育体系，导致科技发明创造硕果累累，发挥增进人生福祉的实效。
循正道崛起，水到渠成乎
综上所述，“两心调谐”型共同价值观和具有“权力制衡”内涵的政治制度，是国家循正道崛起的两大决定性内因、不可或缺的根本要素。
上世纪攸关民生的二十项重大实用发明创造，包括电气化、自动化、电子化、航空、航天、现代供水系统、无线电和电视、电话、电脑、激光和光纤、照相、农业机械化、空调和制冷、高速公路、互联网、家用电器、医疗技术、石油化工、核能利用和高性能新材料等，几乎全在美国创始和发扬光大。
根据历年来诺贝尔奖获得者名单，1985到2005年的20年间：52位物理学奖获得者中，有34位为美国人或在美国居住者，占64％；47位化学奖获得者中有28位为美国人或在美国研究工作者，占59.6％；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46位中，有28位美国人，占46％；33位经济学奖获得者中，有23.5位美国人（其中一人为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占71.2％。
美国人不但“垄断”了近20年来的诺贝尔奖，而且进入21世纪以来的6年中，除2005年的生理或医学奖为两名澳大利亚学者分享之外，其他历年所有奖项中，都有美国人分享或独享。
2006年的诺贝尔科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又全部被美国人包揽。
应当说，任何不带政治偏见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个奇迹般的事实无可置疑地印证了美国的超强科技实力。
科技进步，是循正道“大国崛起”成功的第一实证，没有这个第一实证，不论怎样大话连篇，总是镜花水月，自欺欺人罢了。
循正道“崛起”的大国，决策绝非当然正确，常有错误发生，有时会犯大错误，但是它的“权力制衡”机制，提供了“自动”纠正的能力。
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家特别高明吗
非也。
关键在於这些国家形成了一种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尽管难免走弯路，犯错误，但这种机制具有的良性反馈调整能力，能够及时发现和制止错误倾向，进行优化选择、自我完善，回归“中道”。
美国作为当今循正道“大国崛起”之最、世界唯一超强，常被指责为霸权，但其本质迥异于往日偏锋崛起的恶霸。
美国认定自身安全和繁荣的最大保障，绝非武力征服和占领外部世界，而是建立在共同循正道发展进步的全球化大趋势之上；因此不是打压、消灭自己的竞争对手，却乐于提携后进甚至昨天战场上落败的敌人共存共荣、正道崛起。
二战以后美国实行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支持日本重建繁荣，乐见德国统一重光，主导、参与各种国际援助、开发、排难解纷计划，一以贯之，堪以为证。
美国责无旁贷担起了维护国际安全秩序，特别是防范偏锋崛起的重任，充当着非常不易讨好的“善霸”角色。
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领导全球反恐斗争，运用“先发制人”打击手段，公开谴责和施压“流氓国家”，特别是2003年3月未经联合国授权发动倒萨战争以来，显然犯了许多决策错误，并且在伊拉克陷入了苦无良策、进退两难的困境。
2006年美国中期选举，改变了参众两院的两党阵容格局，已然出现了政策大幅检讨和调整的态势，尽管不免将为此付出重大代价。
美国有理由抵制中国崛起吗
就人文关怀而言，美国对于中国的善意，不会亚于对日本、德国；但是美国断然担忧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走偏锋崛起。
担忧的根据来自一党主政的绝对权力体制，因为绝对权力体制从来不能保障循正道良性崛起，却是偏锋恶性崛起的温床；而非因为这个国家是“中国”。
由于中国当局“韬光养晦”、避免同美国对抗的外交策略极为成功，这种担忧已在对话和合作中得到缓解；说现时中美关系处于大半个世纪以来的最好时期，当不为过。
主政者的明智和善意，构建和谐社会，承诺永不称霸、和平崛起，以及提倡和谐世界理念等作为，固有助改善国际观瞻，但并不意味着绝对权力体制的危险性质变得无关紧要了。
事实上，正是由于美国为代表的强大“中道”势力，及其主导下的国际安全秩序，为世界各国追求发展进步，包括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旷古未有的优越机遇，以及循正道崛起的有利外部形势；否则根本不可想象战后欧洲、日本、四小龙以及许多原殖民地国家的巨大成功，前苏联及其东方集团和平顺利转型，以至中国今天获得的经济腾飞奇迹。
21世纪的今天，世界上仍然存在两类不同性质“大国崛起” 的较量。
由于美国为代表的强大“中道”实力，及其主导下的国际安全秩序体系的存在，任何国家走偏锋崛起越来越难实现，但循正道崛起的道路空前畅通宽广。
可以说，中国遇上了有史以来循正道崛起最为有利的外部条件。
中国改革开放大见成效，就总体经济实力而言，国民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等已居世界前列，外汇储备世界第一，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引擎，并且继续维持强劲增长的势头；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义务和影响力相应地与日俱增。
无疑中国已经处于整体意义上的“大国崛起”路口，但是中国迄今具备了循正道崛起的上述两大必要的内部条件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中国面临严重道德衰败、社会不公、两极分化、贪渎腐败、假冒伪劣，以及种种爆发性潜在危机。
其中制度性官场腐化如火如荼而起，几乎药石罔效；经济发展仍然极大地依赖外贸出口、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以及贸易壁垒政策，市场和金融自由化路途遥远；自主创新能力欲振乏力，先进科技不脱“拿来主义”格局，以廉价劳动力为支持的低附加值出口加工业升级转型也难；军事现代化谈何容易。
问题的深层根源在于缺乏上述两大必要内部条件。
21世纪中国循正道崛起，关键在于落实创造自身两大必要条件。
如果见不及此，怕是难逃偏锋致命吸引力的诱惑，民族主义抬头搅和，走火入魔，事与愿违；福兮祸之所伏焉。
为了克服信仰真空，建立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思想信仰或共同价值观，中国现代社会不可能开历史倒车重复古代西方倚托神性宗教载体的旧路。
实际上现代西方社会已然遭遇宗教信仰危机（911事件起了缓解西方信仰危机的副作用），面对神性信仰的历史局限性，迫切需要适当的理性思想体系支持。
中国得天独厚，本来拥有人类思想库中有关“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至珍至贵理性大全宝典――真版孔子儒家学说。
夫子当年“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无奈，应为今日高科技讯息化时代“知其大可而为之”的大觉醒取代。
一旦分清真假孔子，拨乱反正、重新解说、与时俱进、发扬光大，应能以宏大的包容性融合马克思主义、基督教教义和一切具有真理内涵的人类思想精华，构建基于传统、超越传统、适合国情、接轨国际、拥抱现代、历久弥坚的“两心调谐”型共同价值观；不仅在母国中华神州发扬光大，并因其“普世伦理”性质，将能成为整个人类大家庭享用不尽的优化理性“心态文化”系统。
建立“权力制衡”机制，是中国改革大业的当务之急、急中之急，早已成为朝野共识，但为何迟迟吾行，举步维艰呢
最大难度该在于一党主政与“权力制衡”交集之难。
中国经济发展辉煌成果来之不易，和谐稳定、渐进改革乃人心所向。
如果西方发达国家的三权分立、多党竞争、双议会制、普遍选举等贯彻“权力制衡”的传统制度，可能引发政权更替、国势动乱而遭排除；切莫就此判定中国政治与“权力制衡”冰炭不容，无计可施了。
勇于挑战“哥德巴赫猜想”、“庞加莱猜想”的中国人，何不大胆“猜想”、挑战“不可能的任务”，最大限度集思广益，尝试设计推出中国特色安全受控型“权力制衡”方案，争取突破既得利益阶层的重重阻抗，在一党主政的大环境中，进行试点，开辟新途，与时俱进，寻求实效；而非长期踌躇踯躅，蹉跎似水流年，误了天缘佳期。
历史上雍正继位之谜
中国，一个拥有上下五千年的发展史，拥有四大发明的文明古国，却在1937年受尽了屈辱
1937年是一个令亿万中国人难忘的日子，是旧中国落后、贫穷的表现，是日本侵略者对南京人民进行血腥屠杀、犯下滔天罪行的日子
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一天，记住这个触目惊心的数字：6周之内，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居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达30万人以上
1864年，日本的明治维新使日本摆脱了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的危机，从一个闭关锁国的封建国家，逐步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
但是，这次改革并不彻底，保留了不少封建残余，日本强大起来，迅速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
而当时的中国，仍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虽说地大物博，但经济萧条，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更别说技术力量了。
正因为如此，日本侵略者把茅头指向中国，企图利用战争，速战速决，灭亡中国
1937年，日本侵略者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有的被当作练习射击的靶子，有的被当作拼刺刀的对像，有的被活埋，有的被焚化，就连年老的人和被病痛折磨的妇女儿童都成为杀戮的对象。
面对这样一个又一个的例子，想到那些惨不忍睹的画面，听到挣扎者惨痛的呻吟，仿佛看到日本侵略者面目狰狞的样子……我们的心在流血，我们悲愤地感叹：为什么南京人民会被屠杀
为什么要让日本人在中国的土地上肆意妄为
难道我们就不能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吗
是因为我们懦弱吗
不，不是的，那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中国人当时思想上的麻木，才使得中国人成为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但是，今天的日本政府居然不承认南京大屠杀这一事实。
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歪曲历史，是对历史的极不尊重。
日本为何要这样做，这样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原来日本自古就是一个崇尚武士道的国家，参拜“靖国神社”就是为了纪念他们所谓的“英雄”。
我们至今仍然怀疑日本到底对在中国所犯下的一切罪行有没有深刻的认识，为什么至今还执迷不悟，歪曲事实。
“敢做就要敢当”，既然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就要敢于承认，历史是众所周知的，即使人们现在不知，也会去发现揭示，到时真理自会展现在人们眼前，日本又何必自欺欺人呢
作为当代的高中生，我们肩负着历史的重任，我们必须记住这屈辱的历史作为教训，南京大屠杀后，我们试曾想过是自身的一些主观原因：没有尖端的科学技术，没有先进的武器装备，再加上国家自身的贫弱才酿成了这一悲剧。
所以，吸取历史经验，我们必须使国家强盛起来，国家强盛起来依靠什么
依靠的是我们一朝气蓬渤、积极向上的新青年，所以我们必须努力学习，做到德、智、体全面发展，成为合格型人才，将来才能为国家效力，才能使国家更加富强。
在求知的路途中，即使遇到挫折、困难，我们都要毫不退缩，轻言放弃，因为有一个强大的民族在背后默支持我们
所以，我们一定要竭尽全力，丰富自我，不断地完善自我，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国家屹立于世界
才能使国家使为璀灿的明珠
历史上的朱棣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虽史有很多错漏和问但至少在对朱棣的评价上，在来，史料中无出其右者之前很少引用古文，最多只是引用只言片语，用来说明出处，但此段文字实在是神来之笔，在下本欲自己动笔写评，奈何实在不敢班门弄斧，故引用如下：〖赞：“文皇少长习兵，据幽燕形胜之地，乘建文孱弱，长驱内向，奄有四海。
即位以后，躬行节俭，水旱朝告夕振，无有壅蔽。
知人善任，表里洞达，雄武之略，同符高祖。
六师屡出，漠北尘清。
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明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
幅陨之广，远迈汉唐
成功骏烈，卓乎盛矣
然而革除之际，倒行逆施，惭德亦曷可掩哉
”〗幅陨之广，远迈汉唐
成功骏烈，卓乎盛矣
得评如此，足当含笑九泉
他不是一个好人，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皇帝。
无论我们从哪个角度来看，朱棣都绝对算不上一个好人，这个人冷酷、残忍、权欲熏心，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绝对不想和这样的一个人做朋友。
但他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好皇帝。
一个皇帝从不需要用个人的良好品格来证明自己的英明，恰恰相反，在历史上干皇帝这行的人基本都不是什么好人，因为好人干不了皇帝，朱允炆就是铁证。
一个人从登上皇位成为皇帝的那一天起，他所得到的就绝不仅仅是权位而已，还有许许多多的敌人，他不但要和天斗、和地斗，还要和自己身边的几乎每一个人斗，大臣、太监、老婆（很多）、老婆的亲戚（也很多）、兄弟姐妹，甚至还有父母（如果都还活着的话），他成为了所有人的目标。
如果不拿出点手段，显示一下自己的能力，很容易被人找到空子踢下皇位，而历史证明，被踢下皇位的皇帝生存率是很低的。
为了皇位，为了性命，必须学会权谋诡计，必须六亲不认，他要比最强横的恶霸更强横，比最无赖的流氓更无赖，他不能相信任何人。
所以我认为，孤家寡人实在是对皇帝最好的称呼。
朱棣就是这样的一个恶霸无赖，也是一个好皇帝。
他精力充沛，以劳模朱元璋同志为榜样，每天干到很晚，不停的处理政务。
他爱护百姓，关心民间疾苦，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在他的统治下，明朝变得越来越强大。
荒地被开垦，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仓库堆满了粮食和钱币。
经济科技文化都有很大的发展，他凭借自己的努力打造出了一个真正的太平盛世。
他制定了很多利国利民的政策，也很好地执行了这些政策，使得明朝更为强大，如果要具体说明，还可以列出一大堆经济数字，这些都是套话，具体内容可参考历代历史教科书。
我不愿意多写，相信大家也不愿意多看，但值得思考的是，这些举措历史上有很多皇帝都做过，也取得过不错的效果，为什么朱棣却可以超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成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公认的伟大皇帝呢
这是因为他做到了别的皇帝没有能够做到的事情。
朱棣终于坐上了他的宝座，他认为这是自己当之无愧的，因为他为之已经付出了太多太多。
多少次命悬一线，多少次功败垂成，才换来了今天的胜利和成功。
而在短时间的兴奋后，朱棣立刻意识到，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清除那些反对他坐上皇帝宝座的人。
于是历史上一幕罕见的暴行开演了。
很多人发出朱棣是变态杀人狂之类的感叹，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如我们前面所说，朱棣是一个有两张面孔的人，他的残暴只是对准那些反对他的人，而这些屠杀反对者的暴行并不能说明他的强大，恰恰相反，却说明了他的心虚。
以南京大屠杀写一篇作文
中国，一个拥有上下五千年的发展史，拥有四大发明的文明古国，却在1937年受尽了屈辱
1937年是一个令亿万中国人难忘的日子，是旧中国落后、贫穷的表现，是日本侵略者对南京人民进行血腥屠杀、犯下滔天罪行的日子
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一天，记住这个触目惊心的数字：6周之内，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居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达30万人以上
1864年，日本的明治维新使日本摆脱了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的危机，从一个闭关锁国的封建国家，逐步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
但是，这次改革并不彻底，保留了不少封建残余，日本强大起来，迅速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
而当时的中国，仍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虽说地大物博，但经济萧条，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更别说技术力量了。
正因为如此，日本侵略者把茅头指向中国，企图利用战争，速战速决，灭亡中国
1937年，日本侵略者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有的被当作练习射击的靶子，有的被当作拼刺刀的对像，有的被活埋，有的被焚化，就连年老的人和被病痛折磨的妇女儿童都成为杀戮的对象。
面对这样一个又一个的例子，想到那些惨不忍睹的画面，听到挣扎者惨痛的呻吟，仿佛看到日本侵略者面目狰狞的样子……我们的心在流血，我们悲愤地感叹：为什么南京人民会被屠杀
为什么要让日本人在中国的土地上肆意妄为
难道我们就不能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吗
是因为我们懦弱吗
不，不是的，那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中国人当时思想上的麻木，才使得中国人成为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但是，今天的日本政府居然不承认南京大屠杀这一事实。
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歪曲历史，是对历史的极不尊重。
日本为何要这样做，这样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原来日本自古就是一个崇尚武士道的国家，参拜“靖国神社”就是为了纪念他们所谓的“英雄”。
我们至今仍然怀疑日本到底对在中国所犯下的一切罪行有没有深刻的认识，为什么至今还执迷不悟，歪曲事实。
“敢做就要敢当”，既然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就要敢于承认，历史是众所周知的，即使人们现在不知，也会去发现揭示，到时真理自会展现在人们眼前，日本又何必自欺欺人呢
作为当代的高中生，我们肩负着历史的重任，我们必须记住这屈辱的历史作为教训，南京大屠杀后，我们试曾想过是自身的一些主观原因：没有尖端的科学技术，没有先进的武器装备，再加上国家自身的贫弱才酿成了这一悲剧。
所以，吸取历史经验，我们必须使国家强盛起来，国家强盛起来依靠什么
依靠的是我们一朝气蓬渤、积极向上的新青年，所以我们必须努力学习，做到德、智、体全面发展，成为合格型人才，将来才能为国家效力，才能使国家更加富强。
在求知的路途中，即使遇到挫折、困难，我们都要毫不退缩，轻言放弃，因为有一个强大的民族在背后默支持我们
所以，我们一定要竭尽全力，丰富自我，不断地完善自我，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国家屹立于世界
才能使国家使为璀灿的明珠
万人坑是什么事件
每一段历史都有其代表性的焦点时刻、焦点事件、焦点人物。
聚焦这些时刻、事件和人物，历史的画面才可能被清楚地定格，才可能被恒久地铭记。
所以，一提起，人们便会想起德国纳粹的暴行;一说到南京大屠杀，人们便会想起者的疯狂。
一霎间，多少残暴、多少黑暗、多少苦难、多少悲愤，都凝集在这个浓缩的画面之中，而这样的记忆，任凭时间的风霜雨雪，也永远难以磨灭。
这不仅是因为这些事件本身的典型意义，也因为这些事件得到了应有的聚焦。
正如在法庭上，事实虽然是事实，而只有经过质证、确认才能成为铁证。
对中国人民来说，南京大屠杀只是日本给中华民族造成的血色浩劫的一个案例。
侵华日军在中国留下的大量“万人坑”，作为日军残暴罪行的铁证，同样值得我们聚焦。
所谓“万人坑”，即尸骨坑，是民众对非正常死亡者大规模丛葬地的一种通俗称谓。
“万人坑”的出现通常紧随着天灾、疫症、种族灭绝及战争等事件。
在胜利近70年的今天，“万人坑”中的累累白骨仍在无声控诉着日军的罪行。
日军侵华造成的“万人坑”数量有多少?分布如何?具体研究有何进展? 本报记者行程两千余公里，探访南北几个不同类型“万人坑”后发现，学术界整体对“万人坑”发掘、保护、研究的关注都较为有限。
遗骸或有难存之日，比保存遗骸更为紧迫的是搜集、充实相关证据，通过多学科协作研究，聚焦历史焦点、还原历史真相、保存历史记忆。
遗址保存 骸骨防腐刻不容缓 在中，分三处陈列着数百具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遗骸。
这些遗骸分三次发掘，均出土于纪念馆所在地江东门附近。
副馆长王伟民告诉记者，像这样屠杀和掩埋尸体的现场，南京有17处，现各处都建有纪念碑，目前保存较完好的就是。
南京冬冷夏热、雨量丰沛，这样的气候条件本就不利于遗骸的保存，加之纪念馆建于水沟之上，所处环境更加潮湿。
在不利的环境条件下，遗骸防腐工作显得更为重要。
据了解，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在遗骸保存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除保证稳定的温、湿度外，还通过科技手段对地下水、微生物等进行控制，并且随着新技术和新情况的出现不断更新相关措施。
“应该说效果还是比较好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外界环境还是会给遗骸带来一些损害。
”王伟民坦言。
实际上，日军侵华造成的“万人坑”远不止南京一处。
1932年9月16日，日军在平顶山一次性屠杀3000余名无辜村民，并烧毁全部房屋，整个村庄一夜间灰飞烟灭。
平顶山惨案被认为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法西斯大规模屠杀平民的起点。
在抚顺内，记者见到了被发掘出的800余具被屠杀村民的遗骸。
血腥的一幕被定格在数百具遗骸上，在昏暗的陈列室内，绵延数十米的遗骸给人一种无声的震撼。
全部遗骸已被罩上玻璃钢保护罩进行封闭保护，透过玻璃，这些发掘出土约40年的遗骸骸骨表面已有些发黑。
尽管北方气候条件对遗骸防腐较为有利，但仍需有关部门加大投入和保护力度。
记者了解到，此前平顶山“万人坑”遗骸裸露陈列，风化发黑情况较为明显，经学者呼吁和有关部门努力，现已经通过底部防水、外部加玻璃钢保护罩隔离及骸骨表面喷刷防腐材料等办法进行了处理，对遗骸腐化起到了延缓作用。
日本侵华时期造成的“万人坑”中，有相当一部分位于矿区和边远要塞，大批劳工因开采煤矿、修建军事工事而死亡。
这些“万人坑”或地处偏远鲜为人知;或分属于矿务局和文保部门，管理标准并不统一;或受地方政府资金、技术等条件约束，其遗址面临骸骨虫食风化的困境。
大大小小的“万人坑”中，并非每一处遗址都能得到妥善的防腐处理。
现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辽宁省阜新“万人坑”是四个“满碳墓地”之一，也是东北地区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大的一处日本侵华时期死难矿工遗址。
1936年，伪满炭矿株式会社成立了“阜新矿业所”，开始全面掠夺阜新煤炭资源，他们实行“人肉开采”政策，造成大量劳工死亡。
遗址距离今阜新市区有一段距离，临近遗址的路程崎岖不平。
为保证原址原貌保存，散落几处的遗址被长满野草的山路连接起来。
在没有参观者到访时，几个展馆的大门通常是紧锁的。
如今馆内已不通电，尽管是白天，当地文化局和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还是带上手电筒。
记者观察发现，阜新“万人坑”遗骸保存状况整体良好，但仍有少量遗骸发生霉变。
很多遗骸的指骨已风化消失，部分遗骸的脊椎骨也出现风化、粉化迹象。
辽宁省原馆长赵春芳告诉记者，遗骸未经任何防腐处理保存至今，一方面得益于阜新气候干燥，同时也离不开工作人员的悉心管理，他们定期对场馆进行察看、通风，最大限度减缓骸骨变质。
赵春芳还透露，他们的遗址保护规划刚刚获得审批。
“相信未来通过有效保护能更好改善当前遗址骸骨的保存状况。
”他充满期待。
事实上，被核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万人坑”屈指可数，那么更多不属“国保”级别的“万人坑”遗址保存状况如何?有知情者痛心地表示，一些保存条件有限的“万人坑”遗址骸骨风化情况严重，有些只剩残骨。
调查发掘 抢救史料是和时间赛跑 随着幸存者、知情者纷纷年迈辞世，遗骸逐渐消失，对“万人坑”进行抢救性保护刻不容缓，一方面对“活资料”要加快抢救步伐，另一方面对遗骨遗存等证据资料要加紧收集整理。
有学者说，对“万人坑”资料的调查发掘就像是在和时间赛跑。
宋吉庆是黑龙江省东宁县文物管理所原所长，身为东宁人的他告诉记者，小时候他经常看到劳工坟附近裸露的人骨，现在这些骨头已经风化消失。
宋吉庆口中的劳工坟，源于关东军要塞的修筑。
二战时期，侵华日军曾在中苏、中蒙边境构筑了17个筑垒地域，形成5000多公里的要塞防线，日军称其为牢不可破的“东方马其顿防线”，这是现代战争史上最长的防线，也是20世纪亚洲最大的军事工程。
巨大的军事工程背后，是无数无辜殒命的中国劳工。
一些地方工作者已开展对幸存者口述史的整理工作。
然而遗憾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幸存的劳工和知情者越来越少。
宋吉庆告诉记者，为防止泄密，日军通常会屠杀所有修建核心机密要塞的劳工。
他曾和合作，对200多位幸存劳工进行口述史调查。
得知当年有一个小孩在修筑机密要塞的屠杀中幸存，宋吉庆万分激动，当他辗转找到这位幸存者时，老人刚刚去世。
“所以到现在，我们都没有采访过一个修筑机密要塞的幸存者。
”虽然事情已过去多年，言及此处，宋吉庆依然满脸遗憾。
教授李秉刚对“万人坑”问题颇为关注。
他告诉记者，对“万人坑”较为专业的研究、整理、鉴定还显不足;特别是涉及经费问题，所在厂矿企业一般无此项开支，致使保护无法达到标准，有的地方如淮南、辽阳弓长岭等“万人坑”损毁严重，只剩下一些碎骨。
对此，李秉刚建议，由文物保护部门介入，对已发掘的“万人坑”进行保护;对尚知确切位置但未发掘的“万人坑”进行探查，否则随着时间流逝，了解情况的人越来越少，遗骸也会因长期埋葬而化为泥土，尸骨无存;对部分典型的“万人坑”应由考古专家介入勘察，出具相关鉴定报告。
抚顺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抚顺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傅波认为，“抢救活资料这项工作应得到全社会的重视，应列入大学、研究机构的科研规划之中。
” 深入研究 搜集资料要拓宽途径 “‘万人坑’遗址是文物，也是固化的罪证，是铁证，所以我们从考古学、民俗学、法医学和法学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和论证，将其作为学术成果来发布。
”王伟民告诉记者。
王伟民提及的这次发掘是1998年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进行的一次主动发掘。
1984年囿于当时的遗址保护意识，在发掘中遇难者遗骸被清理出来，待场馆建成后重新摆放陈列。
此举遭到日本右翼分子的百般挑剔和攻击。
为了更好地保留遗址原貌，留存更多信息，纪念馆将1998年发掘的7层叠加、表层分布208具遗骸的遗址原址原貌保存。
除请考古研究所进行发掘，从考古学角度判断遗骸性别、死亡原因、所处位置外，还请南京市公安局法医介入，判断其是否正常死亡，并对遗骸骨密度进行了分析，判断死亡时间正是1938年前后。
与此同时，全部过程由南京市公证处公证。
“通过司法介入，我们对遗骸的保护进行公证，对幸存者的采访进行公证，实际上是作为一个证据在保留。
”王伟民表示，这应该是多学科协作研究“万人坑”问题的范例。
实际上，从考古学、历史学等角度对“万人坑”开展的研究很少。
20世纪70年代前后，对“万人坑”的发掘和展览达到一个高潮，但很多实地发掘并不是由专业考古学工作者做的。
赵春芳告诉记者，当时基本上是根据幸存矿工的记忆确定“万人坑”的位置，实际发掘工作也是由矿工完成的。
还原“万人坑”遗骸信息，则主要通过遗骸呈现的样貌、遗留的伤痕进行判断，通过法医或考古学进行鉴定的情况也极少。
有学者表示，在考古学研究中，从生物考古学角度对遗骸进行分析主要集中于年代较早的标本，对近现代时期的“万人坑”遗骸进行化验研究的确实不多。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教授张全超倡导对“万人坑”开展法医考古学研究，他告诉记者，目前我国对“万人坑”遇难者遗骸的信息采集工作还存在大量空白，尤其是充分提取遇难者遗骸所包含的大量信息，如性别、年龄、创伤、病理、死因分析等。
与国际社会通行的法医考古学调查模式相比，目前我国日本侵华时期“万人坑”遇难者遗骸均未开展过系统的法医考古学调查，随着时间推移很多遗骸已出现虫蛀风化现象，相关研究或面临重大历史证据的损失。
全国究竟有多少这样的“万人坑”?目前国内还没有确切统计。
甚至可以说，学术界对于“万人坑”深入研究远远不够。
李秉刚曾做过辽宁境内“万人坑”的调查，他告诉记者，东北三省的“万人坑”数量难以确切统计，只能说凡是在日本统治时期使用了大量劳工的大型煤矿、铁矿、镁矿等矿山及大型工程中，都有“万人坑”。
其中在边境要塞工程中，因当时日军严格保密，极少有集中埋葬劳工的场所即“万人坑”，绝大多数都抛尸荒野，任野兽撕扯吃掉。
李秉刚说，在辽宁境内，1931年后形成的较大的“万人坑”约34处，死亡人数超50余万。
吉林、黑龙江没有统计过，但据他所知，吉林的辽源、石人矿、老头沟矿，丰满水电站工程，黑龙江的鹤岗煤矿、密山(鸡西)矿，黑河的纳金口子道路工程，以及沿中苏边境的17处要塞，每处都至少有一个以上的“万人坑”。
深入研究“万人坑”，需要拓宽资料获取途径。
李秉刚告诉记者，当前国内能找到的日本人留下的相关资料主要是发掘出的关东军司令部宪兵队的档案残卷，更多的信息很可能在日本国内。
按照国际惯例，很多档案已经解密。
此外，还有一些当时在华企业的档案，个人日记、回忆录可以利用。
他表示，除深入发掘研究已有资料外，到日本搜集相关资料亦十分必要。
史学何为 为国家、民族担起责任 “这些问题我们这代人说不清楚，后人想研究明白就更困难了。
”这是记者在采访中听到很多学者坦陈的心声。
历史的焦点应该是学术的焦点。
像“万人坑”这样浸透了民族血泪的事件没有得到适当的聚焦，多多少少反映了我们的史学研究中存在一些缺失。
著名史学家金冲及先生曾谈到，历史研究工作者把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时代、亲眼看到或直接听到过的历史，在经过严肃研究后写下来，是一种无可推脱的历史责任。
因而，类似“万人坑”这样极其紧要、涉及重要历史证据与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历史焦点，学术界应当给予更多关注与投入。
从研究方法来说，史学研究不能光钻入故纸堆内，埋首象牙塔中，反而忘记了离开我们不远的历史。
金冲及常引用法国哲学家柏格森举过的一个例子来说明当代人应研究当代史这一问题。
柏格森说如果给你一百张凯旋门的照片，你看了仍未必能懂得凯旋门。
但如果让你到凯旋门面前站五分钟，你就会顿时懂得它了。
像“万人坑”这样去之不远、身历者犹在的历史焦点，的确有必要给予深度聚焦。
对日本侵华这段中国近现代史上屈辱过往的全面研究，既是个人的学术事业，更是学者追问历史、服务于国家和民族的神圣使命。
尤其是面对日本右翼势力篡改侵略历史、歪曲历史真相的丑恶行径，我们的史学工作者用扎实的调查、深入的研究、广泛的宣传，让白骨能控诉，令尸骸而不朽，精研取义，长歌当哭，就尤为义不容辞，责任重大。
在“万人坑”的累累白骨中，不但要筑起控诉日军暴行不可移易之铁证，而且要树起中华民族史学研究的大义与尊严。
作文抗日老兵致敬词500
时值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之际，各大媒体对中国人民的抗战进行了多方面的历史追寻，让我们对那段血与火的历程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
增加了我们对于亲历那段历史的抗战老兵有了更加崇高的敬意。
抗战老兵是抗战历史的见证人。
抗战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点，中国人民在历经磨难后浴火重生，摆脱了列强的欺辱，脱离了内部的战乱，建立起崭新的国家，开始现代化建设的征程。
而抗战老兵们正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和亲历者。
在他们的青年或者少年时期，遭遇了空前的国难，但年少的他们没有犹疑地参加了烽火连天的岁月，加入到了轰轰烈烈的抗战中，他们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危急关头的担当，见证了中国人民在苦难中的奋争，见证了侵略者的残忍与猖狂，见证了中国军民的顽强与坚忍。
有人否定这段历史，掩盖侵略者的罪行，有人戏说这段历史，歪曲英雄的形象，这些都是历史虚无主义史观的表现。
然而历史就是历史，无法抹杀也不容篡改。
这些历经战火的老兵就是历史的铁证，没有人比他们更加了解历史的真相，没有人比他们感受更加深刻，他们的经历向世界表明了一个真实的抗战历史：中国人民以贫弱的国力，薄弱的军力历经十四年的抗争，以巨大的代价赢得了这志胜利。
抗战老兵是中华民族崇高精神的典型承载者。
他们勇于担当时代的重任。
中华五千年的文明绵延不绝，是因为一代代人的努力创造和忠心的保护。
每一个时代都会赋予人们当代的责任。
当日寇入侵，国难当头，当年的抗战老兵们勇敢地担当起了时代的重任，走向战场，成为中华民族的中坚力量。
生死存亡的考验，显现出了他们的英雄本色。
有人卖国求荣，有人忍辱偷生，但他们没有，以积贫积弱的国力对抗强敌，用血肉之躯筑起长城。
他们满怀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情。
在血与火的战场上，是对祖国和人民的满腔热爱。
让他们在苦难中不退缩，在生死决择时不含糊，在战斗中不畏惧。
他们来源于人民群众中，植根于人民群众中，为了保护人民群众，他们愿意牺牲自己的一切。
正如他们所说的“这样的祖国值得我守护，这样的人民值得我牺牲。
”他们有钢铁一样坚韧的民族气节。
抗战老兵们经历过生死考验，经历过失去战友，经历过征战的困难与艰辛，面对强敌，他们没有动摇信念，没有对胜利失去信心，保持了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
无数的战士牺牲了，留存至今的抗战老兵更加稀少，从他们的讲述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当年战场上的残酷，感受到了他们崇高的精神节操。
历史是一个民族成长的足迹。
一个民族从脱离丛林，进入人类社会，是一步一步地改变自身的自然属性，一点一点地积累文明星光的过程。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就如同一个人忘记自己从哪里来，就是背叛父母的生养之恩，忘记自己的弱小和幼稚，就是拒绝成长。
无论我们怎样否认，历史是不能改变的事实。
只有以唯物主义史观，客观地看待历史，才能让我们的文明前进步伐更有力、更快捷。
如今日本首相安倍说二战后的日本人已不用为战争道歉，这是典型的割裂历史的行为，前辈们创造的历史，并不仅仅只是光辉灿烂，还有成长中的曲折。
后人只有客观公正地认识到这一点，才能不重犯同样的错误。
在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之际，我们要向老兵们敬礼，一是不忘记他们的的功绩，珍惜今天的和平共和幸福生活。
二是传承他们的精神，建设好我们的祖国，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