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国发生了什么重大的历史事件为什么说这一年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具
1978年中国大事记1、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1978年2月24日至3月8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第一次召开全国政协会议，与上一次全国政协会议相隔已有13年。
出席这次政协会议的委员有1862人。
他们当中除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外，有各爱国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的代表；有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界人士；有各民族的代表；有工人、农民、妇女、青年的代表；有台湾省籍同胞的代表和港澳同胞、归国侨胞代表和其他有代表性的人士。
大会通过了新的《中国人民政政协会议章程》和决议，选举为第五届政协主席，乌兰夫、韦国清等22人为副主席。
这一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政协恢复了重建，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2、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由于其取得的成果和特殊背景，而时常引起后人的关注。
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达3456人。
华国锋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
会议选举叶剑英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宋庆龄、聂荣臻、刘伯承等20人为副委员长，姬鹏飞兼秘书长，委员175人。
根据中共中央的提议，会议决定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根据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的提议，决定、李先念、徐向前等13人为副总理，决定了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
会议选举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
从最高领导人员的构成上看，一批老一辈革命家重新回到领导岗位。
会议取得的另一个巨大成果是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3、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1978年3月18～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
6000人出席，盛况空前。
代表中，来自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工厂、农村、部队、医院的科技人员3478人，占代表总数的62.3%。
其中，副研究员、副教授、副总工程师以上的有近千人。
开幕大会由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主持，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发表重要讲话，他着重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强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号召大家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
华国锋作《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报告，闭幕会上宣读了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
大会通过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表彰了826个先进集体、1192名先进科技工作者。
大会对改革开放的影响既重且深，在中国科技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4、《工业三十条》1978年4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工业三十条》)，发到各工业管理机关、各工交企业试行。
《工业三十条》规定，国营工业企业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和总工程师、总会计师的责任制，建立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制。
并分别明确了企业党委和职工代表大会的职责。
这个文件下达后，各地抓紧进行整顿企业的工作，使一批重点企业较快地改变了面貌。
《工业三十条》指导了工交领域拨乱反正，从而推动了中国工业的改革和发展，成为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新开端。
5、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发动之前，经济学界开始了以按劳分配问题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理论大讨论。
大讨论始于1977年2月，到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
在讨论过程中，《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研究》等报刊从1977年年中开始，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文章，把经济学界的讨论引向了社会。
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将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推向高潮。
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以按劳分配问题讨论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理论大讨论共举行了七次研讨会，至少有两千人次以上的理论工作者参加研讨。
研讨成果先后编辑成《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关于按劳分配问题》、《论按劳分配》、《建国以来按劳分配论文选》等文集出版。
6、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公开发表。
文章遭到了严厉的指责。
在激烈的反对声中，理论工作者又在6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关于真理的标准》的文章。
在罗瑞卿的支持下，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署名“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人民日报》给予转载。
但指责批评仍在继续。
在这个关键时刻，7月21日和22日，分别找中宣部长和中组部长谈话，对这场思想解放表示明确的支持。
9月10日《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审定的《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一文，《人民日报》9月25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光明日报》、《解放军报》9月26日转载。
这一系列的文章直指“两个凡是”的要害，从哲学层面上讨论解决党内的路线分歧，在全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大讨论。
这场大讨论，实质上是一场呼唤社会主义新时期伟大变革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性巨变的先导。
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意识和执政意识的新觉醒，为党和国家进行拨乱反正、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7、全军政治工作会议1978年4月27日～6月6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这次会议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召集，主要任务是，研究确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政治工作的方向和任务。
这次会议有军以上单位的政治委员或政治部主任等383人参加。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到会讲话。
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在会上作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报告。
6月2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到会作了重要讲话。
他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
是政治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实际上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
的讲话有力地支持了国内正在进行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在讲话中还谈到怎样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问题。
指出，政治工作是党的工作，政治机关是党的工作机关，要搞好各方面的整顿，恢复政治工作的职能、作用和威信，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
会议讨论和修改了加强军队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条例、干部服役条例三个文稿。
8、《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1974年11月起，中国和日本就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开始谈判。
1978年8月12日，两国和平友好条约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
华国锋、、廖承志出席，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和日本国外务大臣园田分别代表本国在条约上签字。
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史上的又一件大事。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共五条，其基本内容是，确认《中日联合声明》是两国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缔约双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在相互关系中，确定彼此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愿意继续为开展经济和文化合作，促进两国人民的往来而努力。
缔约双方还声明，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太地区或其他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条约有效期十年。
8月16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这项条约。
10月16日、18日、28日，日本的众议院、参议院、日本政府分别批准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同年10月，应邀访日，两国在东京交换了条约的批准书，《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赢得了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
9、发表“北方谈话”“北方谈话”是相对于1992年在深圳等地的“南方谈话”而言的，是指1978年9月13～20日，出访朝鲜归国，先后视察本溪、大庆、哈尔滨、长春、沈阳、鞍山，之后又经停唐山、天津，所到之处发表的重要谈话。
“北方谈话”的主要内容:1，尖锐地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要完整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2，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
3，我国体制存在很大的弊端，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
加大地方权力，特别是企业权力，要讲责任制；按劳分配，增加收入，刺激经济发展；精简机构，发展服务行业安置劳动力；用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改造企业，要到发达国家看看，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等等。
“北方谈话”集中反映了在历史大转折前夕的理论思考，对这一转折时刻的到来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10、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伟大抉择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共290人。
此前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为三中会议作了充分准备。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主要体现在:1、会议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为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确定了根本的指导思想。
2、会议确定了党的政治路线。
做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
3、会议提出了要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任务，是中国共产党确立全面改革开放战略方针的开端。
4、会议旗帜鲜明地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
5、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会议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
6、会议给已经查清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并提出要继续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进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
7、会议提出科学对待和思想的问题，强调要继承和发展思想。
8、会议研究了国际战略，确定了外交方针。
9、会议确定了祖国统一的新方针。
10、恢复和确定了正确的组织路线。
以这次会议为标志，实际上形成了以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为贯彻执行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奠定了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期，开辟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新篇章，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
11、中美建交1978年12月16日，中国和美国两国政府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联合公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公报说: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双方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事业。
公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将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一日互派大使并建立大使馆。
”中国和美国建交当日，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
中美建交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创造了一个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
12、城市改革的试点1978年开始的城市改革试点有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第一，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
1978年10月，四川就开始在重庆钢铁公司、成都无缝钢管厂等六个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
不久，试点企业扩大到100个企业。
1979年5月，国家经济委员会、财政部等6个部门在北京、天津、上海选择首都钢铁公司等8个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
第二，改革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从1980年起，开始实行新的财政体制。
主要作法是:北京、上海、天津仍实行统收统支；江苏省实行“比例包干”；广东省、福建省分别实行“定额上交”和“定额补贴”；云南、贵州、青海3省和新疆、宁夏、内蒙古、西藏、广西5个民族自治区实行特殊照顾（中央补助的数额每年递增10％）；其余15个省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新办法，一定5年不变。
第三，发展多种经济形式。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鼓励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中央制订了一系列方针、政策。
从1978年到1982年，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
这对繁荣经济，活跃市场，扩大就业门路，增加服务网点，方便群众生活，起了积极的作用。
上述三个方面的改革试点，使我国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可以说既为今后的改革积累了经验，又为改革的继续发展创造了条件。
13、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突破口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
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长期以来被当作“资本主义”进行过严厉的批判。
1978年冬，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将全村土地按人口承包到户，国家和公社大队的摊派任务分包到户完成，剩余的全归个人，即“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几乎与此同时，四川省农民也实行包产到组等责任制。
这一作法得到两省领导的支持。
联产承包责任制由于把生产队的统一经营与家庭的分户经营结合起来，把农民的切身利益同产量密切联系起来，有效地克服了平均主义和干活大呼隆、瞎指挥的弊病，有利于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
由于联产承包，农民在集体经济中的地位由单纯的劳动者变为既是生产者又是经营者，变为真正的主人翁，受到农民的欢迎。
联产承包也遇到巨大阻力。
、陈云等人给予支持，1980年9月，中央发出文件，突破多年来把包产到户等同于分田单干和资本主义的观念。
随后几年时间，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开。
解决了农村体制的重大问题，推动了中国农业的发展，带动了整个改革和建设事业
日月潭的作者简介
作者是吴壮达吴壮达(1911—1985)，原籍广东省莞城墩头街，1911年8月出生于澳门，翌年，回莞居住。
1932年在中山大学附中高中毕业，是年夏，升入中山大学文学院社会系。
因其酷爱研习地理，故兼修理学院地理系各项课程，1936年夏毕业于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和地理学系。
曾任湖南省立农业专科学校讲师，其时国家政治腐败，经济萧条，毕业后只谋得在广州芳村小学代理教师职务。
不久，其父在莞病逝，壮达离职回莞，失业。
至l939年春，邑人李杨敬任湖南省民政厅长，壮达被荐往湖南谋职1942年，经吴尚时介绍，到广东连县任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史地系副教授，讲授“地学通论”、“中国地理”等课程。
1944年任中山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讲授“经济政治地理”、“边疆问题”。
之后任吉林长白师范学院史地系教授。
1947年秋，壮达应台湾省立农学院之聘，任地理学教授。
在台湾任教期间，得以对台湾地理作实地考察，积累了不少资料，为其以后从事台湾地理研究提供有利条件。
在台任教只一年，1948年秋，应聘到广西南宁师范学院史地系任教授。
《日月潭》课文： 日月潭是我国台湾省最大的一个湖。
它在台中附近的高山上。
那里群山环绕，树木茂盛，周围有许多名胜古迹。
日月潭很深，湖水碧绿。
湖中央有个美丽的小岛，叫光化岛。
小岛把湖水分成两半，北边像圆圆的太阳，叫日潭；南边像弯弯的月亮，叫月潭。
清晨，湖面上飘着薄薄的雾。
天边的晨星和山上的点点灯光，隐隐约约地倒映在湖水中。
中午，太阳高照，整个日月潭的美景和周围的建筑，都清晰地展现在眼前。
要是下起蒙蒙细雨，日月潭好像披上轻纱，周围的景物一片朦胧，就像童话中的仙境。
日月潭风光秀丽，吸引了许许多多的中外游客。
市长的产生经过怎样的程序
福建历史悠久，就有人类活动，属于古越族的一支，被称为“东越”。
，越国为楚兵所败；越国一些王族南逃至福建和浙江南部，其后裔与福建的闽族人融合，成为“闽越人”。
统一中国后，福建设闽中郡，第一次作为一个行政区划单位出现在中国版图上。
唐朝中期设福、建、泉、漳、 客家文化---土楼汀5州。
唐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为加强边防；设“福建经略使”。
始有“福建”一词。
五代时期，闽王王审知据闽成立闽国基本上奠定了后来的省界。
福建又有“八闽” 之称，南宋时福建设l府5州2军，府、州、军为同级行政机构，共计8个，故称“八闽”。
宋后基本延袭旧制。
清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增设台湾府，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单独设省。
清末福建共有9府2州，58县6厅。
辛亥革命后，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废除府、州制，设省、道、县三级制，几经调整,至解放时止，全省设2市、7个行政督察区,共有67县。
1949年福建解放后，全省设2市、8专区，共有67县。
1951年，增设泉州、漳州2市，委托专署领导。
此后20多年间，行政区划又曾数次调整。
开革开放以来，福建根据自己的特点，调整了行政区划，地区改为地级市，形成市带县体制。
至2o00年底，全省设9个省辖市，共有14个县级市、25个市辖区、46个县（含金门县）。
福建历史源远流长，科学文化曾盛极一时。
5000年前，先民们就在此生息繁衍，创造了可与、相媲美的昙石山文化。
三国时因造船业和发达，福建成为孙吴的一个水军基地和对外通商口岸。
南宋和元代，泉州成为世界上最大商港之一，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通商关系，形成了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
明代多次在福建驻泊，招募水手，修造船舶，从福建扬帆出海。
清同治五年间，在马尾创办和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成为中国近代海军和造船工业的摇篮。
福建历史上人才荟萃，涌现出一批在中国历史上有影响的杰出人物，如天文学家苏颂，世界法医学鼻祖宋慈，思想家、文学家李贽，音韵学家陈第，学者、书法家黄道周、蔡襄，文人严羽、杨亿、柳永，史学家郑樵、袁枢，民族英雄郑成功、，思想家、翻译家严复、林纾，铁路建设专家詹天佑等。
他们以自己的胆识和献身精神，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历史上福建人民为反压迫、反侵略进行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福建人民贡献出万千优秀儿女，作出了卓越贡献。
福建是全国重点老区省份之一，老区分布遍及的62个县（市）；其中有46个老区县（市）、518个老区乡（镇）、7772个老区行政村、2919个革命老区基点村。
战国晚期，无诸在福建境内称王。
之后，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秦始皇削去无诸王号，降为君长，在闽越故地设闽中郡，但未委派职官，仍由无诸统辖。
刘邦起兵后，无诸率兵相随。
汉高祖五年(前202年)，复立闽越国，封无诸为闽越王。
汉武帝时，闽越王余善反汉，被汉军讨平，闽越国亡。
汉廷即设东部候官，派兵驻守，隶属会稽郡东部都尉。
东汉末，改属南部都尉，并置候官长。
三国时，福建隶属吴国，先后统属于会稽郡和建安郡，时置候官县。
晋朝时，福建始属扬州，后属江州，境内置建安郡和晋安郡，委派太守管辖。
南朝宋时，增设晋平郡，置太守；南朝齐时，撤晋平郡；南朝陈时，曾设闽州刺史，不久裁撤，福建先后隶于东扬州和丰州刺史管辖。
后仍设建安郡和晋安郡，由太守管辖。
隋朝时，撤晋安郡，改为泉州，后改为闽州，置刺史管辖。
后改建安郡，由太守管辖。
唐初，福建仍由各州、郡长官分治。
因福建属边远地区，所以设中都督府，委派都督监管。
唐中期设福建道，道的军政长官有：福建经略史、福建都防御史、福建观察使。
福建观察使实际上成为统领福建道军政、民政、财政、司法等大权的行政长官。
唐末，藩镇割据，节度使权力膨胀，成为实际军政长官。
王潮占据福建后，唐廷升福建路为威武军，任命王潮为威武军节度使。
五代时，仍由节度使统辖；后唐时，王延翰建闽国。
宋初，福建军政长官仍是节度使。
宋太宗时设福建路，最高军政长官为福建安抚使。
另有福建转运使，掌管财赋；福建提刑，掌管司法；福建提举，管赈荒救济事宜。
此外，由中央政府派任福建及所属州、军的官员有节度使、承宣使、观察使、制置使、宣抚使、巡抚、招捕使、抚谕使、发运使等，多是临时性官员，或是有官无职的虚衔官员。
宋代军、政分设，福建军事长官有都总管、都钤辖、都统制等。
元代，福建行政区划变更频繁。
至元十五年(1278年)，置福建行中书省；次年，改置宣慰使司；至元二十年(1283年)，复置行中书省；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改为行尚书省；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又改宣慰使司，并入江西行中书省。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重置福建行中书省。
大德元年(1297年)，改为福建平海行中书省，治所从福州迁至泉州。
大德三年(1299年)，改为宣慰使司，治所迁回福州。
至正十六年(1356年)，重置福建行中书省。
福建行省长官有平章政事、右丞、左丞、参知政事、提刑按察使；改置宣慰使司时，最高长官为宣慰使。
还有管监察的肃政廉访使。
军事最高长官为都元帅。
明初，福建仍为行省。
洪武九年(1376年)，在福建设承宣布政使司，委派布政使为全省最高行政长官。
布政使司主要官员有：左、右布政使，左、右参政。
另置提刑按察使司，设按察使掌管全省刑狱。
军事方面置都指挥使司，主要官员有：都指挥使，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佥事。
与之并行的还设有镇守和镇守总兵官。
明朝中央政权为加强对地方监管，经常派官员到地方办事并视察监督。
由中央派出的主要职官有：巡抚都御史、镇守太监、巡抚、刷卷监察御史、清理军政监察御史、督银课御史等。
清初，福建最高军政长官为镇守和总督。
“三藩之乱”后，废镇守耿精忠，以后不复设。
福建和浙江为一大区，设闽浙总督统管两省军政。
巡抚为全省最高军政长官，下设布政使，具体负责行政事务。
布政使品级与巡抚相同，为从二品官，但职权仅限于掌管民政和财政。
还设按察使掌管全省司法。
因旗兵驻扎福建，清时设驻防福州大臣(福建将军)统管，为从一品，与总督品位相同，但职权远不如总督。
汉族兵为绿营，其全省最高军事长官为提督。
福建省先设提督，后分设陆路提督和水师提督，分管陆军和水师。
光绪三十年(1904年)撤水师提督，设提督总管全军。
行省制度的主要内容和作用是什么，为何要去实行
主要内容:行省制度是元朝地方行政制度。
以中书省总理全国政务，称都省。
腹内地区直接隶属于中书省和吐蕃地区由宣政院管辖外，在诸路重要都会设立了10个行中书省作为中书省的派出机构，简称行省。
作用:行省的设置，便利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对于加强中央集权，特别是调整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何要实行:一.行省的二元化特点有利于中央集权 元朝行省最初只是临时性的中央派出机构，到元世祖忽必烈在位后期，始基本定型，转变为常设的地方大行政区。
但即使在行省完全定型并地方化之后，它仍然带有中央派出机构、或者说是中书省分支机构的性质。
“行省演化为地方最高官府，只是言其性质的基本方面”；“即使上述演化完成以后，行省仍长期保留着朝廷派出机构的某些原有性质，……并非纯粹的地方官府”（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这就使得行省具有二元化的特点，这是其他朝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区关系所不具备的，这种特点使得行省既要服从中书省的制约又共同为元代统治服务。
二.中央政府对行省的有效控制有利于中央集权行省虽然“军国重事，无不领之”，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无不受到中央政府各方面的牵制与制约，故 “有诸侯之镇，而无诸侯之权”（《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三“理财”门引赵天麟奏议）。
如在人事权方面，元代地方官吏的选用主要由中书省和吏部负责，行省几无任官和诠调权，在这方面远不如汉唐地方大员；在财政方面，行省只是充当了朝廷集中财赋的工具，所收取的财赋行省必须执行上供中央与地方留用七三分成的悬殊比例规定，行省还有义务遵照朝廷的命令，额外提供钱谷，以弥补中央财赋支出的不足；在军事方面，行省不能独立行使军权，军权掌握在中央的枢密院；在司法方面，朝廷也对行省制定了严格的规则典制，不能逾越。
三.行省内部权力的相互牵制有利于中央集权行省内部权力的相互牵制有利于中央集权 元代行省内部实行的是群官负责和圆署会议制，即通过行省官员集体开会共同负责，各官员之间既有所分工、互相配合又互相牵制，每个行省官员都不可能独立行使权力，而要受到其他同僚的协助或制约。
同时中央在行省也构制了监察行省、防范其擅权坐大的特殊机制。
如江南、陕西行御史台的设置及其与二十二道廉访使司所构成的地方监察网络，是元代地方监察的创举。
终元一代，行省与行御史台及廉访司大多处于某种程度的彼此对立、相互攻击的状态，从而正有效的起到了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
四.行省大权的归属有利于中央集权作为民族统治的得力工具，元朝行省主要由蒙古、色目官员掌握权力，以最关键、最敏感的统军权为例，行省官员中只有平章以上得掌军权，而平章以上又不准汉人担任，通常只能由蒙古、色目贵族担任，“虽德望汉人，抑而不与” （《元史》卷一八六《成遵传》），这些人更多地是元朝中央集权统治的忠实维护者，很难成为地方割据势力的代表。
因为作为一个异族身分、文化背景迥然不同的行省长官，即使大权在握，也很难想象他会策动汉族或者能够策动汉族搞分裂。
总之，元朝统治的民族色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行省主要代表朝廷的意志和利益行事，成为中央控制地方的得力工具，而不会走向中央的对立面。
所以在理解元朝行省制度的时候，不能完全从汉族社会历史发展的自然趋势去解释，而更要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从蒙古统治集团特有的统治意识当中寻找原因。
这就是为什么元代行省制度起到了巩固统治的作用而到了明初朱元璋仍然将其权力一分为三的原因了。
五.行省的划分特点有利于中央集权秦汉以来，地力行政区划大抵依山川地形的自然界限或历史传统等因素来确定，政区的自然属性与经济、文化一体化趋势较强，容易产生割据局面。
从元代开始，行省区划主要以中央军事控制为目的，采取“犬牙交错”的原则，任意将自然环境差异极大的地区拼成一个省级行政区，削弱地方的经济、文化认同感，人为地造成犬牙交错和以北制南的局面。
从而使行省官失去了扼险而守、割据称雄的地理条件，朝廷就比较容易控制了。
如：秦岭以南的汉中地区被划归陕西行省，使四川盆地的北向门户洞开，无险可守。
这种划分行政区域的方法自然就加强了中央集权，客观上也促进了各族人民之间在经济、政治与文化方面的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