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学习心得，越多越好，谢谢了。
论文用
建议你别学了， 学了只会让你更加失望! 鲁迅当年就说过，不要叫醒闷睡在在一个封闭铁皮屋子的人们，那样他们痛苦会少些
美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及影响
美国政治制度不同于英国的一个特点在于分权与制衡。
从权力来源看，如果说英国的政治制度是由人民主权置换到议会主权，行政权力、司法权力由议会而来这样一脉相承的融合的话，那么美国就是由人民主权赋予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权力各自独立性，三权分立，平等制衡。
当然，这里的分权还只是横向的不同职能权力划分，美国的分权还有另一层含义，即纵向的联邦与州之间的分权，构成了美国政治制度的另一特色。
一，联邦制——纵向分权 美国最初是由十三个独立的state构成的松散邦联，松散的邦联没有统一的货币和关税政策，各自为政，相互竞争，对外无法形成竞争优势；对内没有财证权和军队，无法维持公共秩序和安全：因此构建一个统一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成为1787年费城会议的核心。
但鉴于对权力高度集中的天然畏惧和各州利益不同，这次会议充满了异议。
联邦制成为平衡“统一”与“自主”的处理中央和州、州与州关系的妥协方案。
（一）联邦“统一性” 联邦制的“统一性”表现在国名上：U.S是“The Unites State”的简称，即联合的州。
各州联合构成了现在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
在具体权力归属上，联邦制的“统一性”表现为：根据美国宪法第六条，合众国依据宪法和宪法赋予的权力制定的法律和缔结的条约为全国最高法律，各州法官均应受其约束；联邦政府代表国家主权，州并不具有国家地位；具体权力划分方面，涉及全国性事物的权力赋予联邦政府，如全国赋税、国债、货币政策、国防、外交，而州则负责本州范围的公共事务。
（二）联邦“自主性” 联邦制的“自主性”表现在：联邦和州之间的权力是由宪法赋予而非对方授予，这意味着不仅州相对于联邦而言是自主的，也意味着联邦对州也有自主性；联邦的权力大都由宪法列举，州的权力是概括式的保留，当然还有更具体的分类，但总的说来两者权力都是宪法赋予的。
表现在联邦与州之间的联邦“自主性”的还包括：由司法程序解决联邦和州的权力争议，这表明联邦和州都无权主导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界限变更，这是对联邦和州的自主性都是一种保护；宪法修改需要联邦和州共同参与与分工，由联邦提出宪法修正案，州批准，任何单独一方都无权单独修改宪法，这也意味着联邦和州都无权单独修改由宪法赋予两者各自的权力；联邦政府不能如同单一制政府那样任意改变州的疆界，联邦国会可以接纳新州加入，但联邦和州未经相关程序都无权更改州的疆界，这保护了州的自主性。
美国既然是各邦的联合，那么各州相对于州的自主性也要受到保护，这是美国联邦制的另一特色。
州相对于州的“自主性”有三：首先；美国国会参议院由美州各两名参与员组成，表示各州平等；其次，美国宪法第四条规定各州对他州的法令、官方文件和诉讼应有“充分的信任和尊重”；对他州公民不得歧视，各州公民享有平等的豁免权等；再次，各州享有选择自己政府形式的权力，不受联邦和他邦干涉。
二，政党制度——实用主义的竞选工具 美国开国元勋们并不热衷政党，对政党持消极看法。
但毕竟政党制度是当代政治制度不可或失的一环，是“使制度运转起来”的组织。
美国实行两党制，共和党和民主党轮流执政。
美国政党组织与英国很不相同，美国组织松散，纪律松懈，党组织对党员控制力不大，政党界限趋，这与英国政党组织严密，纪律严格，控制力度大，政党间界限分明形成鲜明对比。
美国松散的政党组织与其选举制度相关，简单多数选举制，本身极容易导致两大党垄断权力。
选民直接投票产生公职候选人，也就是说美国政党并不持有对提名的控制权和对候选人的影响。
议员和总统对选民负责而非政党，议员和总统对政党责任链连结不紧。
选民选举议员或总统时，依据的不是政党的纲领，而是候选人提出的具体的竞选纲领——这是美国人实用主义使然——结果，候选人更愿意讨好的是选民而非政党。
立法和行政分立，总统和内阁不由国会产生，也无需向国会负责，国会与总统之间、众议院和参议院之间即使由不同政党主导，也不影响两个机构运作（当然，在实践中肯定造成一定障碍）。
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党的作用。
当然，美国议员选举、总统选举仍需要借助政党力量，政党能够提供单个个人无法拥有的组织力量。
这也是美国政党的主要功能。
政党在选举中的作用包括：吸收和挑选候选人；确定候选人和党的选举纲领；帮助候选人募集竞选经费、策划竞选方案、动员选民等。
在国会中，政党尽管可以约束但却不能强制议员投票行为，因此，在美国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即使总统所在党是国会的多数党，但也有可能发生总统的政策无法得到国会的支持。
而这在英国，内阁提案几乎都畅通无阻。
在行政部门中，总统的幕僚和内阁由总统任免，他们建立在个人忠诚基础上，与政党关系不大。
因此政党只有在选举中才实质性地影响该党成员。
总的来说，美国政党就是作为竞选工具而首先存在与活动的。
三、总统制——并非唯一的最高权力。
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三者之间权力由宪法确定，分别行使、相互独立、相互平行，决定了总统权力不如某些国家那么强大，美国总统是最高权力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最高权力。
美国总统享有两种性质的权力，一是国家元首的权力，二是政府首脑的权力。
最为国家元首的总统，其权力和英王类似，都是作为最高国家权力的象征和对内对外关系中的最高代表；统帅国家武装力量和军队；派遣驻外使节、接受外国使节和缔结条约；享有赦免权（弹劾案除外）。
最为行政首脑的总统行使行政权：任命权——他可以经参议院同意任命高级官员，无需参议院咨询而任命下级官员，提名和任命政府各部部长（相当于英国首相的组阁权），这也保证了总统对内阁的控制，也使总统独立于政党影响；领导政府工作——总统直接领导政府工作，监督政府活动，政府部门成员不得同时为国会议员，各部门部长向总统负责，决策权属于总统，内阁只是充当总统的集体顾问；执行法律——总统可以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命令。
总统和国会、司法之间的关系如下： 在国会与总统间，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一般要经过国家元首即总统签署才能生效公布。
并且这一程序不是程序性的而是实质性，他既可以签署也可以否决法案，但国会也可以达到条件后推翻总统的否决，是法案生效；另外总统还可以使用“口袋否决”来搁置国会法案。
国会对总统并无英国的“倒阁权”，但可以除了政治原因外，弹劾总统。
此外，国会有权要求总统条陈政策以备审议，批准总统对外缔结的条约，建议和批准总统对其所属行政官员的任命，通过弹劾案撤换总统，有权建议和批准总统对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
这形成了总统和国会之间相互制衡局面。
在总统与司法之间，总统拥有对最高法院法官的提名和任命权；最高法院法官在总统因弹劾案受审时担任审判庭主席。
帮忙写《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心得体会1000字以上，谢谢啊，最好要原创的，或别人一般找不到的文章，呵呵
中国面临遇和挑战 在世界格局新旧交替之际，中国所面临部形势是机遇和挑战并存 从机遇方面看，格局的瓦解，世界局势的缓和，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在多极格局中，中 国对国际战略平衡的影响，已比过去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也得到提高。
特别是在亚太地区建 立新的政治、经济合作体系，没有中国的参与是不可能实现的。
从挑战方面看，首先是随着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保护主义盛行，中国的对外经济面临着激烈 的竞争。
其次，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下，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形势的变化， 也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程度的制约。
再次，少数发达国家推行一种新的强权政治，施加种种 压力，企图迫使中国放弃社会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只有坚持独立自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的道路，才能利用有利因素，抵制外来的不利影响，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尽快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
从世界近现代史看，不少贫弱的民族和落后的国家，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经济起飞，虽然 有着各不相同的具体条件和有利因素，但重视教育，善于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则是其共同特点。
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勤劳智慧的人民，只要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坚定地依靠科技进步，经过五六十年坚韧不拨的努力，就一定能够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简述冷战对世界的影响冷战这一用语是二战及战后时代的产物。
所谓的冷战，我认为就是一种在战争威胁下的军事、政治、经济的较量。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政治与经济是其主要的战场，而军事竞备仅仅是其表象。
在美苏冷战期间，既没有发生世界大战，也没有发生大国之间的直接大规模的战事。
在此期间虽然冲突仍频，小战不鲜，乃至大国之间时有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紧张对抗，而且军备、尤其是核军备及竞赛达到空前的地步，然而，这一时期最终没有打破世界和平，仍然保持了全球的大致稳定，总的说来，属于和平时期，是对峙的双方之间兼有对话与对抗、紧张与缓和而趋向对话与缓和的时期。
在此期间，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国家或集团之间在和平状态下，进行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科学技术、思想文化、国民生活水平诸方面的较量，是和平共处、和平竞赛。
冷战最终以前苏联的解体而告终，这场没有硝烟的对战争给以后的世界格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重视经济安全建设 苏联解体后，世界经济格局的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
冷战后随着国际形势的日趋缓和，越来越多的国家从美苏和日德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认识到，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将不再以军事力量的竞争为主，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将不断上升并对世界政治的影响日益增大，经济安全将成为国家安全的主要内容，经济手段成为实现政治目的重要方式，经济利益成为各国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经济外交将更加活跃。
冷战后，各国都强调“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而不再强调所谓的“集团利益”和“阵营利益”。
在国际关系中，尤其是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的对立和差异被逐渐淡化，不再成为判断亲疏敌友的标准。
国家之间的投资、贸易、技术、信息、劳务等领域将越来越非意识形态化，过去那种集团利益的概念也将逐渐淡化，国家利益日益被置于集团利益之上。
例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明确提出美国外交的“三大支柱”是：确保美国的经济安全、改编更新美国的军事力量、推行美国的民主人权。
在这三大支柱中，把确保美国的经济安全放在首位。
俄罗斯经过多年酝酿和准备，制定了《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于1997年八月被叶利钦总统批准。
这个《构想》明确提出了对俄罗斯国家安全的威胁不是军事方面，而主要在内政、经济、社会、生态等领域，其中经济安全也是关键。
近年来，中日和中美之间的经贸互补性和巨大的合作潜力已成为改善和发展双边关系的主要动力。
二、利用经济手段解决国际政治问题答案补充在国际竞争和交流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和经济纠纷往往成为国家之间政治关系的重要内容。
同时，国家间政治上的分歧和冲突也将更多地采用经济手段来解决。
冷战前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在世界经济中占有的优势和有利地位，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者采取经济制裁、经济封锁，或者实行经济援助、经贸合作，这些手段都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或是为了推行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人权”，或是企图干涉别国的内政，颠覆别国政权。
冷战后，西方国家改变以往的做法，开始实行“接触”战略，谋求与我国建立某种“伙伴”关系。
1998年2月，欧盟外长会议决定，欧盟及其成员国都不在日内瓦人权会议上支持或联署有关中国人权状况的提案。
3月，美国政府也宣布不在该会上提反华方案。
在经济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近年来与中国的经贸往来有很大发展。
试图通过经济手段，达到同化我国的政治制度的目的。
三、强调军事威胁，控制战争规模。
答案补充冷战结束后，国际上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消失，而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军事大国。
从军事实力上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与之抗衡。
因此暴发大规模的战争可能性很小，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各国把发展经济作为其主要的任务。
在安全上，资本主义国家主要采取军事上围堵、监视与经济上的渗透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控制。
例如在欧洲，通过北约东扩来防止社会主义力量东山再起；在亚太地区，重新确立了日美安全同盟，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进行修改，把重点防御苏联改为针对中国、朝鲜等国家；安全合作的范围也扩大到包括中国台湾海峡然而自从911事件后，恐怖主义活动上升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威胁。
经济控制手段不能立竿见影的解决国际安全的问题。
恐怖主义作为冷战结束后的遗留物，严重影响则国际安全。
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超级大国，在战略上，以先行打击为预防的手段，针对所谓的“流氓”国家以军事打击消灭现政权，建立亲美政权的手段，通过可以控制规模的局部战争，重新建立国际社会秩序。
简答：对美国政治体制的看法和理解
美国是建立在欧洲技术革命基础上的一个国家,没有经历过最原始的历史变革积累,它是世界经济飞速发展400年的最好见证.说美国是一个世界性的国家再恰当不过,在美国各种各样的人都会有,各个民族的人都有,各种政治论点在这儿都能得到尊重.三权分立虽然诞生在欧洲,却在美国最早实现,可以说美国这样一种政体是真正意义上人类社会进步到一定阶段所产生出来的,是人类进步的结晶.而长期的远离欧亚大陆,带给美国的是一种别的任何国家所享有不到的领土和政治安全,所以,美国人将三权分立制度视为人类无上的政治制度是有他特定的局限性的,同时,美国人在全世界推行这样一种制度,其实也反映了人类对和平进步的愿望以及这样一种状况背后美国与别国的截然不同--美国是一个没有经历过如别国一样的历史积累和饱受磨难的过程的国家,就像是一个小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勇敢的挑战未来(当然我们要称赞这种勇气)却没有老人对其进行精神教育.美国的历史就是总统选举的历史,美国的每一段社会都会有某一位美国总统为其烙下深深的印记.可以说就我们所能了解到的就是这样了,真实的情况只有去到美国之后才能真正了解.
急求《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学后感想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格局处于深刻的调整之中。
在展望未来世界走向时，西方一些人士盛倡“文明冲突论”。
其中，美国人塞缪尔·亨廷顿著书演讲，鼓吹这种观点最为起劲。
亨廷顿声称，在新的世界中，冲突的根源主要将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和经济的。
西方和非西方文明间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间的断裂带上发生的地区冲突，最有可能升级为大规模战争。
如果说还会有一场世界大战的话，那将是一场文明间的战争。
亨廷顿还将文明冲突具体化。
他认为，西方与那些文明的挑战者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尤其困难和对立的。
潜在的、最危险的冲突是在中美之间。
（参见塞·亨廷顿《再论文明的冲突》， 转引自《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1期，第42页） 由于亨廷顿描绘了文明冲突的可怕前景，而且直接把中国当作西方文明的挑战者放在对立地位，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并深长思之。
一、文明间的差异和通融 亨廷顿热心于“文明冲突”的研究，但“文明”究竟是什么
在西方语言中，“文明”一词源于拉丁文“Civili”，意为人的开化状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
在这个意义上，文明是相对于蒙昧状态和野蛮状态而言的。
人们普遍认为，文明是指脱离了蒙昧状态和野蛮状态的人类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之总和，是指一定发展阶段上人们的物质生活状态和精神生活状态。
现在看来，亨廷顿的“文明”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
他告诉我们，“文明是一种文化实体，……由语言、历史、宗教、习俗和制度等客观因素以及人们主观上的自我认同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共同界定”。
（转引自《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 1994年第8期，第2—4页）亨廷顿这里界定的“文明”，只是“文明”一词全部内涵的一部分，大体上是人们平常所说“文化”的意思，亨氏自己在行文中也经常用“文化”来代替“文明”。
为了说清问题，我们姑且按这样狭义的“文明”概念来展开分析。
但是我们要随时记住，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是不能分开的，社会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也是不能分开的。
人类共有一个完整的地球，但地球的各个部分又是千姿百态的。
生活在完全相异的地理气候和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人们，由于实践活动不同，他们所创造的文明也就不同。
因此，我们一眼就看到的是文化或文明的差异和独特性。
经过千百万年的磨洗积淀，不同的文明成果会深印在其创造者身上而世世代代传承下来。
历史上人类所创造的文明，大分如汤因比所说有几十种，细分则不计其数。
不同的文明，适应人们不同的生活环境，帮助人们渡过历史的急流险滩，推动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文明自身也因此而改变自己的形式和内容，不断臻于完善。
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在对立统一中发展变化的，文明也是这样。
一切文明都有自己的独特性，因而不同文明之间有差异性，差异就是矛盾。
有矛盾就可能有冲突。
文明之间的冲突不绝于历史，现实中也经常发生。
亨廷顿等人提出“文明冲突论”并非完全没有根据。
问题在于，不同的文明既有相异性、独特性，也有相通性、统一性。
从根本上说，既然都是人类的文明，是和野蛮相对的文明，它们在最高最深之处就必定是相通的和统一的。
事实上，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和通融比它们之间的差异和冲突更重要，更带根本性。
试想，如果文明之间只有冲突，没有通融，那么具有各自独特文明的百余个国家、几千种民族怎么能共同生活在地球上
文明是动态的，不断发展的。
但任何一种文明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和其他文明对立统一、冲突交融中展开的。
各种各样的文明在历史上兴起衰落，离散聚合，消失或成长在时间的长河之中。
为什么有的文明兴起了，有的文明衰落了，有的文明消失了
自我封闭，对其他文明采取排斥对立态度的民族，迟早要葬身在时间的大漠之中。
只有那些开放的、善于从其他文明中吸取营养的民族，才有长久旺盛的生命力。
在亨廷顿眼中处于“无限的权力顶峰”的西方文明，就曾在非西方文明中吸取过许多营养。
例如，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伟大发明传入欧洲后，转化为强大的生产力，成为欧洲从长期黑暗的中世纪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催化剂。
马克思曾精辟地指出：“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427页）再如，通过阿拉伯人传到欧洲的数学文字和十进位法是印度人民的伟大创造，阿拉伯人在数学、天文学、化学、医学、文学、地理学方面的辉煌成就对欧洲文明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另外一方面，在现代化道路上前进的东方各民族也在虚心学习西方的优秀文化以充实自己，并创造新的东方文明。
历史发展到今天，不同文明间的碰撞和交流出现了全新的情况。
地球正在变小，交通和通讯空前便利，所有的人都汇入世界市场之中。
亨廷顿对此忧虑有加，说什么“不同文明间人们日益频繁的交往强化了文明意识，加深了人们对同一文明和不同文明间的差异的认识。
推动了文明间差别和敌意的发展和文明内寻根意识的增强”。
（转引自《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4年第8期，第2—4页）我们感到奇怪的是，事物本来是有同有异的，是对立统一的，为什么亨廷顿只见异不见同，只见对立不见统一呢
难道这是“西方文明”的特点吗
世界市场上不同文明间人们日益频繁的交往，固然会强化文明差异的认识，在某种情况下甚至会形成敌意。
但更重要的是，实现了不同文明间空前广泛深入的共处和交流，使以前彼此相外的人们发现了人类文明的共通性和交融性，这本身就是人们精神的升华，是人类文明的升华。
如果这里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地方，那不是一般文明意识增强的问题，而是某些人逆时代潮流而动，总是想把国家、民族和文明按照自定的标准，分为高低不同的等级，不给别的文明平等的地位，狂妄地要使自己的文明在世界上普遍化。
正是这种不合时宜的作为造成了现实世界的“文明冲突”。
有一点亨廷顿是看得很准的，即“非西方文明的人民和政府已不再是历史的客体”了，而是成为历史前进的发动机和塑造者。
20世纪后半期以来，亚太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远远高于西方国家，它们在国际经济贸易中的比重节节上升。
这些国家的人民自信心增强了，希望自己的文明也在世界上取得应有的地位。
这些国家都有几千年文明成果的积累，在现代化进程中又吸收了西方文明的优秀成分，通过自己史无前例的伟大实践，创造着新的东方文明。
拉丁美洲、非洲也有同样趋势。
此时，如果西方文明能够与非西方文明进行平等交流，相互尊重，取长补短，则“文明冲突”能够化解，文明交融会大规模展开，人类将进入新的文明时代。
二、文明差异不是国际冲突的核心 “文明冲突论”并非亨廷顿的发明，汤因比的整整一部《历史研究》就是从文明的挑战与应战的角度，描述了世界各大文明地区力量相互消长的关系。
尝试用文明因素解释国际关系也大有人在。
例如，著名政论家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在196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曾这样说：“我们正陷于文明冲突。
这种冲突也许会摧毁世界。
其中关系最大的是两种文明，即大西洋——地中海文明与太平洋——亚洲文明，它们分别以美国和中国为首。
”（Theodore H． White，An offering of History to Men Who Must Act Now，Harvard Alumini Bulletin，May 13，1967，P．4）曾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哈佛大学教授入江昭（Akira Iriye）所著《权力与文化》一书就是从文化角度来透视国际关系的。
亨廷顿的“发明”和“贡献”是把文明作为未来世界决定一切的核心因素，把文明冲突作为代替冷战的世界范式。
然而正是在这个他自鸣得意之处，脚下的土地非常稀松。
毫无疑问，文化因素能够深刻地影响国际关系，文明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伟大力量。
无论是研究历史，还是预测未来，都应当把文化或文明作为一个重要因素考虑进去。
但把这个主要是精神性的因素同政治、经济、军事等实体性因素割裂开来，把它的作用无限扩大化和绝对化是非常偏颇的。
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显然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同类文明的国家之间为了争夺资源市场和霸权而拼得你死我活。
就现实的国际关系分析，虽然有时表现为文明的冲突，但深层次的根源仍然是国家利益、主要是经济利益的冲突。
冷战之后影响最大的冲突是海湾战争。
起因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总不能说这是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文明冲突”吧。
实际是伊拉克不想还两伊战争期间所借的大量美元，并且要把科威特的石油资源掌握在自己手中。
美国后来挑头打击伊拉克，以主持国际正义自居。
其实美国人盘算的是控制海湾地区，掌握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资源富集地。
在这次大冲突中，西方文明国和伊斯兰文明国结成了“奇怪的联盟”，“文明冲突论”被“沙漠风暴”卷到九霄云外。
面向21世纪，世界各大力量中心都把增强经济和科技实力作为取得竞争优势的根本点，经济问题在国际关系中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
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是以国家的经济利益为转移的。
由于东亚的发展速度居全球之冠，由于美国与亚洲的贸易额远远超过与欧洲的贸易额，其国家外交政策取向正逐步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
前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正式宣称，“西欧不再是世界的最重要区域”，美国过去在处理全球事务时“太欧洲中心化”了。
（参见《华盛顿邮报》1993年11月17日，P．G4．）表示要向亚太国家接近，因为“当我凝视亚洲繁荣之花，便看见美国复兴之果”。
事实上，以实施和反对“赫——伯法”为例，同为“西方文明”的美欧之间，正在经历广泛而深刻的贸易冲突。
被亨廷顿认为因“文明”接近可以“合作”的日本，不仅历史上和美国打了几年太平洋战争，现在双方的贸易冲突也越来越激烈。
这一切都表明，经济关系、经济利益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政治和外交，是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因素和力量。
多年来，人权问题成为国际关系的一个热点。
亨廷顿说，“国家遵守人权的程度完全和文明的分野有关。
西方和日本高度保护人权；拉美、印度、俄罗斯以及部分非洲国家保护某些人权；中国、许多其他亚洲国家和大多数穆斯林国家很少保护人权。
”（转引自《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4年第10期，第9—13页）这里，我们且不说亨氏以自定的人权标准来划分各国文明的高低等级是多么狂妄自大，也不说某些人挥起人权大棒向中国等国发动“文明冲突”是多么不得人心（美国策划的反华提案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前后10次遭到失败），只想指出这样一点：西方国家某些反华势力在人权问题上挑起“文明冲突”的真实动机是政治上要搞垮不合己意的政府，经济上要削弱强大的竞争对手。
任何人在进行精神和文化活动时，必须有吃穿住行用的物质保障。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以及相关的社会经济制度，归根到底决定着包括哲学、历史、宗教、习俗和政治制度的全部上层建筑，也决定着国际关系的发展形式。
这是大多数社会政治学家都会承认的。
亨廷顿对经济冲突的严重性并非没有认识。
他在1993年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日本、欧洲和美国之间的矛盾“将导致政治、经济利益的严重对立”，“在未来的岁月中，美国与主要大国之间的严重冲突可能在经济方面”。
（Huntington，“Why International Primacy Matter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7，No．4，Spring 1993，P．71）他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认为，日美关系存在“经济冷战”可能，甚至同意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关于“经济冲突是另一种战争的继续”的说法。
至于这些明智的说法怎样和偏颇的“文明冲突论”协调起来，那只有亨廷顿自己多费思量了。
三、当代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 面对纷繁杂乱的外部世界，人们总是倾向于用某种简明的概念或范式来把握大局，如“两极对立的冷战世界”。
作为一位智者，亨廷顿告诉我们，两极对立的冷战世界已经过去，正在到来的是“文明冲突的世界”。
然而，此言差矣。
事实绝非如此。
当代世界的主题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和平与发展。
代替冷战世界的，不是文明冲突的世界，而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多极世界。
这是全部人类历史，特别是最近100年的历史演变造成的。
已经过去的20世纪给世人许多启示。
启示之一：和平。
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战争就没有间断过。
到20世纪，战争空前惨烈。
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数十个国家几十亿人被卷入战争的火海，几千万人被夺去了生命，千百年的劳动成果化为灰烬。
人的智慧，被用来发展屠杀自身的武器，原子弹、氢弹、生化武器足以窒息生物，毁灭人类。
大地震怒了，母亲在呼号：反对战争，保卫和平。
正是20世纪空前惨烈的战争使人类良知集中到一点，使东西方文明会聚到一点：埋葬帝国主义，争取永久和平。
启示之二：发展。
20世纪表面看来杂乱无序的演变过程，其实掩藏着一个明确的目标，一条不可遏止地向前延伸的主线，那就是社会的发展和人自身的发展。
正是在这个世纪中，创造了超过以前任何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巨大的物质财富，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变。
更为重要的是，人类进行了各种发展道路的探索，并取得了历史性的成果。
例如：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比较，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和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比较，通过侵略战争找出路的资本主义和通过调整改革自身体制找出路的资本主义的比较。
这些比较实验互相影响，使世界各国逐步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造成了近二三十年世界发展的高潮，并为新世纪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和平环境中加快发展已成为我们时代的主旋律，是人类文明的共同点和大成就。
启示之三：全球化。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文明之间联系不多。
只是19世纪工业革命迅猛发展后，才使分散的区域性发展逐渐转变为具有整体关联性的世界发展。
在过去一百年中，两大力量推动了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
一是机制的力量，二是科技的力量。
市场经济国家引进计划机制，计划经济国家引进市场机制，两者的经济运行模式正在接轨，全球范围的贸易和投资机制逐步形成。
与此同时，现代科技革命使交通空前便利，信息全球共享。
由于经济的网络化、信息化，任何国家的市场都显得过于狭小，国际投资、国际贸易以及跨国生产迅速发展。
跨国公司作为全球化的主角登上了历史舞台。
它们已控制世界生产的40％，世界贸易的60％，跨国直接投资的90％。
人类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已经联为一体，世界各国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
“地球村”的居民这样成为命运共同体，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成果，也是新的伟大文明发展的坚实基础。
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世界形势雄辩地告诉我们，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多极世界正在曲折中发展。
第一，大国关系的调整体现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9·11”事件之后，大国关系出现了海湾战争结束以来最为频繁的互动与变化。
中美元首多次会面，高层互访频繁，双方合作领域扩大，中美关系明显改善。
亨廷顿关于“最危险的冲突是在中美之间”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美国与俄罗斯关系也有实质性进展。
中日关系，美欧关系，虽有不和谐音，但尚属平稳。
大国关系的这种调整反映了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
随着世界向多极化发展，各大国之间正在形成一种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较为均衡的关系。
从各国发表的声明来看，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平等互利，求同存异；发展合作，不搞对抗；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
概括起来说，就是维护自身利益，着眼于和平与发展。
第二，地区性和全球性的政治经济组织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欧盟一体化进程加快，联合起来的欧洲各国，内求发展，外求和平；世界贸易组织开始调解一些国际贸易争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面援助陷入金融危机的国家；联合国致力于缓解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亚太经合组织举行了多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地球上东西南北不同文明的国家友好相会，共商和平发展大计。
第三，国际关系热点很多，但大局稳定。
总体上说，今日之世界并不太平，地区冲突时有发生。
但是这些冲突基本上处于可控制状态，对世界全局影响有限。
而且一些热点已经降温，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冲突已成潮流。
长期战乱的波黑地区大体平静；俄罗斯境内延续多年的车臣战争已经平息下来；美英等国的“倒萨”之战已经打响，但在全世界反战促和的大环境下，战争将只局限在海湾地区。
这些分布在地球各处的热点的变化，表面上互不相干，实际上都处在和平与发展大潮的激荡之中。
第四，加强经济科技合作，共同推进发展的新局面正在形成。
中国全面推进国际经济科技合作，保持了全球大国中最高的经济增长；欧盟、日本和俄罗斯都开展了多边的经济科技合作；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南北合作进一步加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倡导的合作方式正在取得成效；东盟和中、日、韩定期举行首脑会议，共商推动地区发展大计；拉美南方共同市场和欧盟正在筹建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亚洲金融风暴表现了经济全球化的深刻矛盾，推动建立防范风险的国际机制，以利于全球共同发展。
总之，国际关系近期变化和长远趋势都表明，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而不是“文明的冲突”。
人类应当尽力化解冲突，满怀热情地迎接和平与发展的新世界。
四、美伊对抗不是“文明的冲突” 当今世界，同和平与发展的大趋势最为相悖的，就是伊拉克危机了。
亨廷顿在1999年那次关于“文明冲突论”的演讲中说：去年（1998年）冬天，在美国和伊拉克的对抗过程中，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除了科威特都反对美国的军事行动，只有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和美国文化最接近的国家，同意派军队加入美国在波斯湾的军事力量。
亨廷顿在这里把美伊对抗当作文明冲突的一个实例列举出来，这种说法似是而非。
想当初，同属伊斯兰文明的伊拉克和伊朗大战多年，美国是支持伊拉克的。
1990年7月，伊拉克与其伊斯兰兄弟国科威特围绕领土纠纷和经济债务而争端激化，伊拉克悍然发动闪电式袭击，于8月2日占领科国全境。
国际社会一致强烈谴责伊拉克的侵略行径。
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制裁伊拉克，责其无条件撤军。
在伊拉克拒绝之后，联合国安理会于1990年11月责成会员国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维护和执行安理会有关决议，恢复海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美国看到了利用联合国决议获取重大战略利益的极好机会。
1991年1月17日，美国带领包括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多国部队，向伊拉克发动历时43天，代号“沙漠风暴”的海湾战争。
伊拉克军队受到重创，萨达姆政权被迫无条件接受联合国决议，从科威特撤回了侵略军。
显然，海湾战争是对伊拉克侵略行径的惩罚，是在联合国的旗帜下，文明对野蛮的惩罚，而不是文明的冲突。
值得注意的是，海湾战争结束12年来，伊拉克问题仍然是国际政治的一大热点。
从形式上看，问题出在伊拉克没有认真遵守关于无条件销毁生化、导弹和核武器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实质上是美国发动海湾战争时企求的重大战略利益因萨达姆政权作梗而没有到手。
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战略利益何在，美国当政者自己很清楚。
一般认为，中东是欧、亚、非三大洲交接的战略枢纽，企图称霸全球的美国必欲在这个地区取得主导地位。
作为“运行在汽车轮子上的国家”，美国消耗的石油占全世界的1／3以上，而其本国石油资源将在最近10年左右耗尽。
拿下了伊拉克这个世界第二大石油生产国，不但可以用低价原油给美国经济注入生命力，而且可以扼制依赖中东原油的其他世界大国。
我们这样分析美国布什政府发动新的海湾战争的战略企图，突出其政治经济利益打算，并不是说美伊对抗中完全没有文明冲突的因素。
伊拉克危机交织着当代世界的各种矛盾，自然也有文明冲突的因素。
据说小布什很爱看詹姆士·赖斯顿的新著《神的斗士》，这本书写的是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中英国国王理查和阿拉伯苏丹萨拉丁对抗的故事。
《纽约时报》透露，布什发表对恐怖主义进行“十字军讨伐”的讲话激怒了许多穆斯林后，开始阅读《神的斗士》并被其所吸引。
我们不知道布什对理查作何感想，而萨达姆则自认接过了萨拉丁的衣钵，并大肆宣扬他和萨拉丁都出生于同一座阿拉伯城镇——塔克里特。
1187—1192年，理查和萨拉丁都以各自信奉的神的名义向对方发动“圣战”，在文明冲突的形式下争夺土地和财富。
长达5年的战争，摧残了地中海东岸的文明成果，牺牲了几十万人的生命。
最后，在两败俱伤的情况下，理查和萨拉丁被迫互相尊重对方的文明和人格，于雅法之战后签约停战，以求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和平共存。
也许，这才是后人从理查和萨拉丁故事中应当吸取的教训。
从理查和萨拉丁的对抗以来，中东地区积累的怨恨太多了。
人类的良知要求文明共存而不是文明冲突。
这不是软弱的道义呼声，而是塑造未来世界的伟大力量。
这些日子，当海湾上空战云密布的时候，反战惊雷响彻了整个世界。
仅在2003年2月15日这一天，在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就有60多个国家400多个城市近千万人举行自越南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战示威。
与此同时，中国等世界许多国家政府明确主张在联合国框架内和平解决伊拉克问题，不主张诉诸武力。
不管布什政府及其少数盟友发动的“倒萨”之战如何结局，有一点已经很清楚，全世界不同文明的人们将以更强大的力量维护和平反对战争，“和为贵”将会成为多极世界全人类共同的文明信念。
五、多极世界和为贵 亨廷顿不仅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而且还为西方国家筹划了进行“文明冲突”的大战略。
他说：“对西方利益而言，它在短期内显然应推动文明内部，尤其是欧洲与北美成员的大合作、大统一；将在文化上接近西方的东欧与拉美接纳进西方社会；促进、维护与俄国、日本的合作关系；防止地区性的文明内部冲突升级为文明内的大战；限制儒教和伊斯兰国家军事力量的膨胀；减缓西方削减军事能力，维持在东亚和西南亚的军事优势；利用儒教国家和伊斯兰国家间的差异和冲突；支持其他文明中对西方价值观和利益表示同情的集团；加强能使西方利益和价值观得以表达、合法化的国际机构组织并推动非西方国家参与这些机构组织。
”（转引自《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4年第8期，第2—4页）我们把这一大段话都摘引下来，是因为这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要害所在，说穿了，这是某个超级大国以维护西方文明为名，行独霸世界之实的计划。
我们已经说过，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不是以文明冲突为核心的世界，而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多极世界。
现在我们要强调，对于新的时代，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办法不是“文明的冲突”，只能是多极世界和为贵，多彩文明和为贵。
世界的多极化，既是一种客观现实，也是一种发展趋势。
说它是客观现实，是因为世界上确实存在着几大力量中心，这些国家或地区性组织的综合力量相对均衡，它们之间形成了相互制约的关系。
说它是一种发展趋势，是因为多极格局还在形成过程之中，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
真正多极化的世界，不应该是由几个大国主宰的世界，而是由世界大国、地区大国和中小国家参加的国际或区域性组织在不同范围、不同层次上充分发挥作用的多极世界。
在这种多极世界中，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均应平等相处，大而强的国家或国际组织不应谋求任何特权，只应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负更大责任，作更大贡献。
这种多极化趋势是不可遏止的。
推动这个趋势的主要是经济和科技力量。
经济全球化的链条已经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联系在一起，并使全球经济的格局不断发生变化。
美国仍是当今最富强之国，其国民生产总值一度超过全世界的一半，但现在只占30％左右，有人预测2020年会降至10％—15％。
另一方面，世界主要金融和经济机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发达国家一倍左右的状况将继续下去。
经过调整和改革，东亚各国克服金融危机造成的困难，重新走上发展的快车道。
据估计，1960年亚洲各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只为4％，到1990年已一跃而占25％，现在已增长到30％左右。
在国际格局的大变动中，长时间内增长速度居世界大国之冠的中国，经济总规模的迅速增长最引人注目。
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在世界产出中所占的份额也会显著增大。
国际上所有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关系，都在向多极化世界演进，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
多极化过程是充满矛盾的。
列其主要者有： ——美国力图主宰世界和其他国家谋求平等地位的矛盾。
——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矛盾。
——经济发展和生态危机的矛盾。
——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
这些矛盾都关乎世界大局，任何一种矛盾处理不好，都会造成全球性的混乱，都会给世界人民带来重大的灾难。
对待这些矛盾，绝对不能用前面亨廷顿开出?\\\/ca> 参考资料：多极世界和为贵——兼评亨廷顿“文明冲突论 你挑点抄抄好了!
《论语》心得体会
学习《论语》心得体会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意思是说：“学了做人处事的道理，并在适当的时候印证练习，不也觉得高兴吗
志同道合的朋友从远方来相聚，不也感到快乐吗
别人不理解你，而你并不生气，不也是君子的风度吗
”短短的几句话，包含了做人、做事、交友、处世的道理。
在论语中，孔子表达的“学”，不仅仅是读书学知识，而是泛指学习做人处事的道理。
孔子一生热爱学习，而且乐此不疲，一直到了晚年还刻苦钻研非常深奥难懂的《周易》，故有“韦编三绝”的美传。
《论语》中对于教育思想方面的内容对我启发很大。
在教育对象的选择上，他主张“有教无类”，不分贵贱、贤愚，机会均等。
用今天的话来说，孔子非常尊重学生。
在教育的方法上，孔子主张“因材施教”，重视诱导式的启发教育，触类旁通，强调在实行启发诱导的基础上必须注意循序渐进。
本学期我所教的课文中，讲的就是孔子与学生的故事，再次重读孔子的《论语》，让我再次接受了教育。
在教育的培养目标上，孔子认为进行教育的目的除了用仁义礼净化人们的灵魂，协调人们的社会行为之外，其重要的目的在于培养具有仁义之心的“仕”、“君子”，以为当时的社会服务，这就是他著名的“学而优则仕”的思想。
读孔子的《论语》，让我想到了我们今天的教育教学实际，发现孔子的很多教育思想在今天仍被继续沿用，仍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一部经典著作。
如子曰：“知之者不
关于对我国政治制度发展的认识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在其设计与运行的近60年间逐步发展与完善，但同时也存在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突出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作为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在内部结构设置与其功能要求上不协调。
作为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由其产生、对其负责并受其监督。
按照结构功能主义观点，社会行为的主观取向是作为建构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点，功能先决条件 ，有什么样的功能要求就应建构起相对应的结构。
以美国为例，其国会最大特点就在于它两院的委员会，包括常设委员会、特别委员会和联合委员会三类，涉及外交、军事、财经等各个方面，其数量在1885年时只有60个左右，1990年时已发展到300个。
而美国的行政部分，包括总统办事机构（11个）、政府各部（14个）、军事机构（9个）等仅有34个。
因此，几乎提出的每个议案都可按其主题先提交给一个或几个有管辖权的委员会审议后再付诸表决。
可见，这些委员会真正实现了与政府各部间的一一对应，从而无论是议案提出时的研究审核，还是审核通过后的实施监督都真正实现了国会的功能。
相对于中国，1997年经改革后的国务院机构设置为：组成部门25个、直属机构17个、办事机构6个、部位归口管理的国家局机构19个、再加上直属事业单位9个，共77个之多。
而从相应专门委员会的设立来看，以第九届全国人大为例，仅设置了民族、法律、财政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外事、华侨、内务司法、环境与资源保护以及农业与农村共9个专门委员会，但就在此次人大会上共收到各种议案达830件之多 。
很显然，这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协调关系，全国人大也很难有效的对此进行审议与监督，也既无法实现其设置的功能要求。
第二、1979年中国宪法规定，县级以下单位的人大代表实行直接选举。
根据我国政治制度的设计，同级人民政府由同级人大代表选举产生，这意味着目前县级以下政府由直接选举产生。
而与之相对应，目前县级以上政府的组成则由间接选举产生。
这就产生了如何协调基层直接民主与高层间接民主之间的合法性程度问题。
人民主权学说的集大成者卢梭主张主权属于人民，政府权利来自人民，政府不过是人民的代理人。
目前无论东西方什么类型的国家，在政治制度设计上均采纳这一思想。
但由于当时科技、人民民主习惯等原因，在大国主要采用间接民主的代议制方式。
但是间接民主尽管由人民的代表代替人民进行选举，但并不能达到直接民主的效果，原因有：⑴代表本身是否都能忠实地代表人民进行选举尚值得怀疑，在此基础上，他们投票来选举代表是否反映民意自然也属可质疑的对象。
⑵更进一步地讲，就算代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民意，但由于人大代表的投票非此即彼，不可能反映他所代表的全体选民的真实意志 。
正因为此，在当代，随着科技手段等相关方面的发展，现代民主国家（包括大国）主要以直接民主的方式来组成政府。
就中国目前的选举制度而言，可以设想，按照制度设计的渐进性特点，将来某一天直接选举会逐步扩大到市、省一级，而当时中央行政机关仍由间接选举产生，由于合法性程度与直接选举的程度成正比，那么一旦中央与地方产生矛盾并激化，中央政府获取的支持将有少于地方政府的可能，甚至有被架空的危险。
以前苏联1989年8·19事件为例，群众及士兵之所以公然违背苏共中央的命令，反而支持俄罗斯联邦领导人叶利钦，虽然与当时其他国内外复杂因素有关，但苏联本身选举制度设计上的内在缺陷也难辞其咎。
因此，笔者认为，中国目前应尽快采取各种措施完善人大代表的代表性问题，尤其在是否代表与能否代表两个方面。
第三，法律制度方面，应急待解决人民爱法、尊法与崇法的习惯。
近些年，虽然中国在法制建设上已取得重大成就，但与目前转型期所出现的问题相比，仍显不够。
以2001年1至11月为例，该期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等犯罪大案15877件，其中100万元以上的案件1280件；查办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2916人；立案侦查渎职、侵权犯罪案件8136件，其中重特大案件2146件；查办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行贿犯罪嫌疑人1704人，同比上升39.2% 。
由此可见，中国腐败的严重性在于其普遍性，而问题的根源则在于中国传统文化道德体系中的自我规范的失效和法制的不健全。
中国古代关于人治与法治的争论只是统治方法的分歧，并未涉及民主和专制问题。
以孔子名义提出为政在人，其人存则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人治格言倡导人治，这与其后当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情愿依赖于明镜高悬的包公为民作主的思想是一致的 。
可见，中国古代并不存在有效的法制。
但是，中国古代尽管选择了人治，但同时也有强大的道德文化作为自我约束的工具，即通过反思而认识自我、评价自我，如孟子主张自反、内省来修养自己；荀子提出治气养心之本等；经验证明这是自我道德建构必要的过程，文化规范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对那些试图转化为要求的愿望在数量和种类上构成某种外在的限制，并且文化规范代代相传，指导并调节着某一种愿望…… 。
五四运动是这种内省文化发展的转折点。
新文化倡导者以民主和科学精神批判中国旧文化，重点是儒学孔道，并认为要革新新社会，非得创造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改革旧制度，打破旧习惯不可 。
1949年后，则是近现代对文化更大的一次摧残，它用革命形式进行文化运动，将此前刚刚形成的文化体系再一次粉碎，彻底制造了第二次文化断裂。
特别是它以文化的遭受摧残达到政治的控制目的，严重违背文化发展的潮流，从而彻底粉碎了人们的传统与道德观念、精神信仰，为目前的社会道德体系匮乏与严重缺少信仰现象埋下了祸根，这一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既然内省文化遭至破坏，那么只有依赖法制进行外求。
1949年后初期，司法体系和法制建设取得重要进步，为巩固人民民主政权，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但后来随着政治运动加剧和浮夸风兴起，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中央决定废除和取消此前刚建立起来的人民律师制度、公证制度、以及相应的律师组织、公证机构。
司法活动中的陪审、起诉、诉讼等程序和规定，以及公安、交通管理条理等也不同程度地被否定。
1959年第二届，甚至决定撤消全国司法行政机关，直至结束，这种状况整整延续20年。
与此同时，监察制度和监察机构也被削弱。
这种情况之下，由于法制遭到空前破坏，中国在国家统治方法上又回到人治传统。
但由于五四运动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破坏，传统道德文化体系中的内省部分又荡然无存。
这样，无论内省，还是外求都失去了支撑。
针对与此，根据绝大多数国外的经验，国内有学者提出建立国家元首的宣誓制度有着一定的参考意义：一方面，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国家元首宣誓制度，有助于树立宪法的最高权威即宪法至上，而这恰恰是宪政的集中表现；另一方面，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国家元首宣誓制度，有利于带动其他国家机关共同推进宪法实施，加强宪法监督，早日实现宪政蓝图。
第四，在民族制度方面，我们如何既要防止把民族间的差异虚无化，又不要走向的另一个极端绝对化，使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达至动态平衡，其中苏联与南联盟的教训值得借鉴。
苏联是在沙俄的废墟上以民族为特征建立起联邦制国家，其民族问题由来已久，历史上征服兼并的民族达120多个。
为巩固其野蛮统治，历代沙皇均对被征服的民族实行残酷压迫与奴役，极力煽动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情绪，唆使俄罗斯人鄙视、仇恨、欺压非俄罗斯民族。
非俄罗斯地区一切重要职务都由俄罗斯人担任，俄语为官方语言，禁止用非俄罗斯语出版书报，学校禁止用非俄罗斯语授课，非俄罗斯民族被迫俄罗斯化。
十月革命虽然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崭新的，但在民族与民族问题上没有根本的改变 。
1936年，中央管理企业的产值占全苏联的89%，各加盟共和国管理的企业产值仅占11%。
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各加盟共和国有权支配的工业产品占全苏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只有10%左右。
苏联当局不承认当年对少数民族的征服和压迫，而把它说成是解放和自愿归并，还大力宣扬沙俄时代扩疆有功的统帅，而当少数民族赞扬本民族抗击侵略的英雄人物时，则被谴责为民族主义；把民族分为主次，称俄罗斯族是领导民族、最杰出的民族，而把少数民族看成是小兄弟；以行政手段大力推广俄语，凡是反对者都被认为是民族主义的表现而受到批判 。
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泛滥最终激起了其他民族主义的反弹，最终随着国内外政治气候的变化走向分裂。
相比于苏联，南联盟在处理民族问题上走的是另一个极端。
南联盟把民族间的差异绝对化，1968年通过了宪法修正案，使塞尔维亚共和国境内两个少数民族组成的自治省享有了准联邦单位的待遇，1974年又使其升格为联邦单位。
这样塞尔维亚共和国议会通过法令时必须征得下属两个自治省的同意，而这两个自治省的议会通过法令时却无需征得上级行政单位的批准。
不仅如此，1974年宪法还规定，南斯拉夫联邦的各种机构普遍实行由共和国派同等数量的代表组成；凡属重大决策，必须由6个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一致同意方可生效。
南称其为表现民族平等的对等原则，用事实上邦联的方式处理民族问题，以至于中央财政仅占全国财政的30%。
同时在国内外重大政策上，各个邦联国有一票否决的权利。
这种把民族间差异绝对化，而忽视其共性的做法，一旦面对国外入侵，只要内部邦联单位拒绝支持中央政府，甚至投降，那么国家在战争中的总体失败以及分裂也在所难免。
南联盟发展到今天的命运不能不说与此有关。
经长期的实践探索和分析比较，中国于1947年5月1日成立内蒙古自治区，意味着选择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形式为处理民族问题的根本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共同纲领》对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民族政策从法律上给予了确认。
但反右与1967年文革的爆发，使民族政策遭受到重大挫折。
1976年，随着文革结束，民族政策开始重新迈向健康的发展轨道。
但是作为社会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中国民族问题所包含的内容并没有消失，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条件下各不相同。
新中国的成立使以往民族问题中所存在的对抗因素基本消失，但因历史遗留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相对落后状况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的深化，东西部地区发展的差距又进一步拉大，这些就构成了现阶段中国民族问题的主要内容。
同时，我国在陆路边境地区居住着34个跨界民族 ，再加上最近几年各种泛民族主义思潮也影响了我国与相关国家的关系，如泛突厥主义、大哈萨克主义、大蒙古主义等 ，这些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将产生严重的后果，因此我们一定要借鉴与吸取相关国家的经验教训正确合理的解决民族问题。
最后，在军事制度上，为保证中国共产党坚持对人民解放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军队中班有中共党员，排建有党小组，在基层连队设立党支部，在团以上单位设立党委。
而为了从职务上保证党的绝对领导，在团以上单位设政委，营设政治教导员，连级设政治指导员。
政治委员和同级军事指挥员共同负责制定部队作战、训练后勤工作等。
事实上，由于近代历史上军队在导致我国分裂问题上所发挥的恶劣影响 ，因此当前党有指挥军队的必要性；但同时也就出现两种问题：其一，在机构设置上显得臃肿，机关编制上大下小，上粗下细，机构重叠，结构失调；其二，这样在从政治上保证党对部队绝对领导的同时，也存在一旦政治委员与军事指挥员两者意见不和，甚至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会直接影响到部队的作战效率，甚至胜败。
同时，由于我国正全面进入国际体系，在与国际社会交往的过程中，西方国家军队国家化的现实也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官兵思维。
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军队、政党与国家三者间的关系，显然非常突出。
三、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 本文以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为研究对象，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从宏观层面重点考察了其目前存在的根本性问题。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任何政治制度都有一个发生、发展、乃至成熟的过程，中国也不例外，概括说来，本文认为在观察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时应注意以下三方面： 其一，中国历代的政治制度都必然奠基于中国的土壤之上和体现本国的国情，并具有本国的特点，其结果也理所当然与中国的社会形态、经济模式、民族心态、哲学伦理思想等密不可分，因此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观察与思考首先应坚持历史的视角。
有些现在看来不适合，甚至违背现代民主原则的制度，如1949年后不久成立的军事管理委员会，强调党政不分的一元论，计划经济体制等，在当时却往往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和存在的合理性，并产生过难以取代的作用。
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之所以会采取当时的形式并非偶然，而是经过当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的反复筛选和论证，是当时各种社会矛盾的产物。
其二，要注意传统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影响。
我们一方面应看到，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凝聚力的增强，对于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对于抗御外来侵略保卫国土，都曾起到值得肯定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也应清醒看到，长期以来的中国社会是以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不论是奴隶主、封建主、还是官僚资产阶级，都必然运用自己掌握的国家机器以维护本身的统治利益。
因此，旧时代的政治制度从本质上讲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不可避免地存在先天性的缺陷，如他们或是突出王权、皇权、特权；或者是强调人治，发展个人独裁；或是强调华夷之分，顽固地保留和利用宗法体制等，这些都必然不可避免地会对当代中国政治产生一定影响。
其三，要用比较的方法。
我们知道，自然科学最重要的方法是实验，但对政治制度的研究不可能通过实验的方法来进行，而经验证明比较的分析方法最可行。
比较方法有两种：一方面，进行纵向对比，今天的政治制度和历史上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对比；另一方面，进行横向对比，和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目前国外的政治制度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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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顺
英美两国的政治制度各有什么突出特点
英国是一个、的民主国家，英国没有成文的宪法，但具有宪法的作用；各种成文法和普通法共同组成了所谓的英国宪法。
英国的国家元首和理论上最高权力的拥有者是。
女王只拥有象征性的地位，其权力的形式受到惯例与民意的约束。
但是君主基本上还是可以行使三个重要的权利：被咨询的权利、提供意见的权利和警告的权利。
一个君主在位的时间越长，经验与学识越丰富，他的意见就越会受到内阁和首相本人的重视，而这种君主与内阁之间的交流是在每周例行的秘密会议中进行的。
事实上在英国，拥有最高政治权力的人是内阁首相，但他必须得到下议院的支持。
“君临国会”（代表了英国的）。
美国是，为总统制，实行与制衡相结合的政治制度和两党制的政党制度。
美国的国家组织是依据与联邦制度这两大政治思想而制定，当初在起草宪法时因恐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某一部门将危害人民的自由，因而将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权力分别独立，互相制衡，以避免政府滥权，根据宪法：立法机关是参议院与众议院并设的二院制议会；司法机关以为首下设11个控诉法院，95个地方法院及4个特别法庭；据1959年3月统计，美国联邦法和州立法共1,156,644条。
行政机关是以由人民的总统为最高行政首长，并以副总统辅之，下设几个行政部门。
政府的权力有联邦政府、州政府之分，宪法起草人根据政府必须接近百姓才不致剥夺人民自由的原则，将有关各州自治权保留给州政府，各州政府本身拥有立法、司法、行政诸权限，联邦政府的权力系以一州政府无法单独行使者为限，如课税、财政、国防、外交、货币银行、出入境管理、对外贸易、国民福利和邮政，以及科学艺术的发展援助等。
结合实际谈谈你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及其本质的看法。
2000到3000字，请大神指教，分不是问题
但是，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们已经非常清楚：私有制与公有制仅仅只是生产的组织工具，市场调控与计划调控仅仅只是国民经济的调控方式，因此它们都不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
既然如此，就应该重新定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否则将会引起人们思想上的混乱。
我认为：应该从社会分配环节来区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所谓资本主义，是指关于社会分配应该优先保障私有资本利益的举张与制度，其根本标志与根本保障是实行财团政党政治；所谓社会主义，是指关于社会分配应该坚持全民平等、公平的举张与制度，其根本标志与根本保障是实行全民政党政治。
由上述的重新定义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不举张社会大众利益，资本主义社会也要谋求社会大众利益，但是，有个先决条件，就是要优先保障私有资本利益；而社会主义社会总是平等、公平对待所有社会成员，平等、公平对待劳资双方。
1、要正确看待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变化。
一些研究者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国有经济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得不进行的一种调整。
这样的国有经济，不过是由个别资本家占有变成一群资本家占有而已。
它不仅没有改变私有制，反而巩固了私有制。
股权分散化、社会化没有使资本主义变成“人民资本主义”，不过是大亨寡头们搜罗劳动者消费资金的一种巧妙形式，其用场在于支配和控制更多的资本，以降低自有资本的投资风险，加重对劳动者的剥削。
股权社会化不过是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一种新模式。
2、福利制度、参与企业管理等是否改变工人受剥削地位。
福利制度并没有根本改变工人阶级的地位，它在本质上是为稳定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其基本功能不过是防止社会低收入者因社会分配不公而产生对资产阶级长远利益的破坏。
王俭认为，社会福利支出不过是工人阶级劳动力总价值一部分的转化形式。
至于战后西方国家吸收部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原因有两个：一是出于改善劳资关系、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需要；二是新科技革命对企业文化影响的结果。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对抗的经济根源，并没有因为部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而得以消除。
3、关于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问题。
列宁指出：“辩证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确实就包含着新社会的因素”按照列宁的思想，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也就是社会主义因素增长的过程。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显现了社会主义因素：在生产力方面。
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不能不创造 出与之相适应的先进的经营形式和组织形式，越来越多地显现出通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大趋势。
在所有制方面。
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最低占7%。
股份制出现股权高度分散、没有任何个人或家族或企业集团控股的、股东全球化的公众公司。
这可能正是当年马克思设想的“社会所有制”。
其他机构基金、社会中介组织、合作社等许多所有制，都包含了大量社会主义因素。
在分配方面。
劳动者的工资不再是由资本家单方决定，必须遵守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制，必须与工会组织谈判决定，这是对资本家所有者的控制权的一种剥夺。
劳动者在失业、医疗、养老等众多方面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显然是资本主义本质无法容纳的内容。
累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是向共产主义的一种逼近。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且在发展过程中会使矛盾进一步加剧，最终加深资本主 义的停滞趋势。
1. 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①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产生于 19 世纪未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
30 年代，在经济大危机的影响下，各国为了尽快结束危机，纷纷以不同程度、不同形式加强了对经济的管理(如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有所发展。
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有了新的发展，其主要原因是：（1）资本主义私人垄断资本发展的必然结果。
(2) 战争的特殊作用也促进了国家垄 断资本主义的形成。
(3) 经济危机呼唤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挥干预和调节作用。
(4) 战后出现的高科技产业需要国家投巨资来进行有效管理。
③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国有企业的发展。
(2)国家财政收支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年升高。
(3) 实行中央银行国有化，加强中央银行对国家金融的干预和调节作用。
(4) 加强国家对社会经济的管理和调节作用。
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垄断的一种新形式，它和私人垄断没有本质区别。
但是，它在当时具有一些积极性，首先，它突破了私人垄断的局限性，使生产、技术改造以及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社会化，从而可在更大程度上容纳生产力的发展。
其次，它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私人垄断资本有限性以及它同现代化巨额投资的矛盾，它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使资本主义市场问题得到缓解，从而在一定时期内减轻经济危机，促进生产的发展。
但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且在发展过程中会使矛盾进一步加剧，最终加深资本主 义的停滞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