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历年有关新农村建设的国家重要会议
摘 要:1956年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
1960年4月，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决议。
指出：“中共中央制订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是高速度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纲领。
”60年代初，为了解决粮食危机，中央决定减少城镇人口，压缩城镇粮食销量。
为此，1963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提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要动员和组织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期间涌现了以大寨为代表的一批典型。
陈永贵、吴仁宝、宝日勒岱等新农民，邢燕子、吕玉兰、侯隽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榜样。
全国大修水利。
兴建了很多水库和灌溉工程；逐步建立了包括劳动保险、困难补助、生活补贴、社会救济和农村。
五保。
供养制度。
1958年以后在人民公社建立了敬老院、合作医疗等简易的社会保障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具体历程： 1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提出及其初步探索 建国初期，为了早日实现国家富强，国家开始实施工业化优先发展战略，所需资金只能来自农业剩余，农民要为国家的工业化作出贡献。
为了加速农业发展，1956年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
在这次会议上，邓颖超在讲话中指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法规”（参见《人民日报》1956年6月24日第5版）。
这是中央领导人中最早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概念。
1955年底，同志组织起草《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随着人民公社化的不断加速，该草案被宣传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纲领，社会主义新农村在一些讲话中被具体化和详细化。
1960年4月，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决议。
决议指出：“中共中央制订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是高速度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纲领。
”会议号召全国人民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
60年代初期，为了解决粮食危机，中央决定减少城镇人口，压缩城镇粮食销量。
为了推动城镇人口向农村转移，1963年12月，中央下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提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要动员和组织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经过政策调整，安置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1962至1964年，全国动员下乡、回乡人员共达98万余人。
到农村去，到山区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我国城市知识青年中逐渐形成一个革命浪潮。
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涌现了以大寨为代表的一批典型。
一大批“社会主义新农民”如陈永贵、吴仁宝、宝日勒岱，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如邢燕子、吕玉兰、侯隽等，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榜样。
农业和农村得到一定的发展，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一定的改善。
国家提出了水利化、机械化、良种化、化学化等措施，还提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以及农业“八字宪法”等思想，并在全国大修水利，兴建了很多水库和灌溉工程，这些工程很多到现在仍然在发挥着作用。
在新农村建设中，中央逐步建立了包括劳动保险、困难补助、生活补贴、社会救济和农村“五保”供养制度，1958年以后在人民公社建立了敬老院、合作医疗等简易的社会保障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在新农村建设中，一些地方发扬吃苦耐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拼搏精神，顽强地同自然作斗争，把不利条件改变成了有利条件，迅速地发展了生产，改善了人民生活。
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有需要汲取的经验和教训：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一种动员手段，其目的是要求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城乡差别越来越大，对农村建设很少投入，地方和农民没有资金投入到新农村建设中去。
再者，在新农村建设中强化意识形态，把阶级斗争扩大化，把大寨经验教条化，抹煞了区域差别和自然条件差别，因此，不可能真正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
2、改革开放后党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早在1981年11月，当时的国务院领导人在《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的报告中，就号召全党带领和团结亿万农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奋斗。
强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要首先抓好农业生产，发展农村经济。
要发展农村经济，必须打破人民公社体制，解放农村的生产力，于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应运而生。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的基础，是党团结带领农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最重要载体。
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过程中，一些基层党组织出现了瘫痪、半瘫痪现象，严重影响了党在农村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加强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基层组织建设。
1994年5月，胡锦涛在河南农村调查时提出，农村基层党组织要把团结带领农民群众奔小康，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勤劳致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发展“两个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
1996年10月，胡锦涛在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上要求，“一定要把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作为基层组织建设的治本之道、长久之计，下大力气和真功夫抓紧抓好，在乡村两级逐步造就一支政治强、思想好、清正廉洁、公道能干、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能带领农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干部队伍。
”（参见《人民日报》1996年10月26日第2版）为了搞好农村基层组织工作，加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中央先后开展了“三讲”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
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化基础。
广泛深入地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坚定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1982年11月，全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提出，必须加强对农村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要求农村基层干部和共产党员经过整党整风，能在开创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中起模范作用。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最根本的是要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教育。
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着力解决亿万农民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问题。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提出：“要以提高农民素质、奔小康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目标，开展创建文明村镇活动”（《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62—2063页）。
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中央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并规定了到2010年的奋斗目标是：在经济上，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在政治上，加强农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在文化上，坚持全面推进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参见《人民日报》1998年10月19日第1版）。
在新农村建设中，党开始实施“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
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多予少取，让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
接着又提出改革农村管理体制，搞活农村经济。
为了切实减轻农民负担，2003年初，新一届政府上任后，立刻把农村改革列入四项改革之首，并在部署近期工作时，把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列入第一项。
2004年3月，温家宝总理宣布：中国将在5年内取消农业税。
2005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明年将在全国全部免除农业税。
新时期的新农村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从1978年到2004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比例下降了89.5%；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近22倍；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下降了20.5个百分点，且将继续呈下降趋势。
涌现出了一批诸如河南南街村、江苏华西村、北京韩村河村等新农村的典型。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们为解决“三农”问题陆续出台过一系列政策措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但基本上属松绑和减负范畴，没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其症结仍在于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没有得到根本调整，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没有得到彻底打破，农村难以得到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的辐射带动。
一些关系长远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特别是农村发展的规划问题、机制问题、途径问题、组织保障问题以及农村税费改革后乡村职能转变问题，都亟待我们从整体上去研究和解决。
3、当前党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探索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要求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要实现这个目标，其重点和难点在农村。
为了加快农村发展，必须打破城乡二元体制，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城乡统筹发展。
为此，在2003年初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提出要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统筹城乡发展”等“五个统筹”的要求。
2004年9月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两个趋向”重要论断。
他指出，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必须始终抓紧抓好。
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
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
在这一系列加强“三农”工作新理念、新举措的基础上，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时代命题。
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
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
”2006年1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要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出发，深刻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增强做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各项工作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积极、全面、扎实地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落到实处，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惠及广大农民群众的民心工程。
”（参见《人民日报》2006年1月27日第1版）为了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健康顺利进行，2006年2月，中共中央举办了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使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不断提高认识，真正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决策和部署上来，努力提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能力和水平。
2月21日，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了今后5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
”（参见《人民日报》2006年2月22日第1版） 尽管这一时期的新农村建设刚刚起步，但是，党中央、国务院贯彻“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在多予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加大对“三农”的扶持力度。
目前财政部已安排2006年支持“三农”资金3226亿元，这是最基本的保证，还有可能进一步增加，如果加上用于农村合作医疗、职业教育等方面的配套支出，2006年中央财政支农资金有可能突破4000亿元。
在少取上，从2006年开始，全部免除农业税；减轻或者免除农民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负担，政府大幅增加投入，完全承担起农村义务教育责任，明确实行义务教育“经费省级统筹、管理以县为主”，逐步把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构建起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的新机制。
在放活上，加快农村改革步伐，搞活农产品流通，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
各地积极扶持农村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引导农民进入小城镇就业和定居，不断改善农民进城就业创业环境，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
目前，在新农村建设中，已经涌现出了江西省赣州市、广西贺州市、浙江义乌等先进典型，这些典型尽管所处的区域不同，自然条件和生产、生活条件差异很大，但是，它们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进行新农村建设，为东部沿海、沿边地区、中部不发达地区和西方贫困地区的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省委书记再升职是什么职位
“农村是一阔的天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句多人耳熟能详，必知道为什么会说这句话。
1955年，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有一批中学和高中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报上发表了《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报道了这个乡的事。
主席读了很兴奋，亲笔写了按语：“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的到那里去。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 1955年8月9日，北京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奔赴北大荒萝北县，建立了北大荒“北京庄”。
发起人是扬华、李秉衡等。
小学毕业的河北省临西县的吕玉兰，回乡建立了第一个合作社，15岁就当了社长，是全国最年轻的合作社社长。
1955年10月15日，一支由98名热血青年组成的“上海市志愿垦荒队”，来到了江西省德安县九仙岭，其中有25名女孩子，最小的15岁，她们住简易草棚，吃稀饭箩卜干，每天只有3分钱的菜金。
之后，共青团中央在全国10多个省市组织了远征垦荒队，动员城市青年奔赴农村。
知青的榜样：董加耕、邢燕子、侯俊等就是当年被《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大势宣传报道出名的。
1964年初，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
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第一次发布指导知青下乡的纲领性文件。
中央为此成立了“知识青年下乡指导小组”和安置办，各地区也成立了安置知青下乡的专门办事机构。
北京第一批到北大荒去的知青有248人，最小的14岁。
1966年5月17日，上海市文化广场13000多名知青聚会，上海市委要求上海知青“鼓起革命勇气，下定决心”，积极投身新疆建设，在建设和保卫边疆的事业中作出贡献。
1967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但复课闹革命面临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在废除考试制度、大学停止招生后，全国中学已经积压了66、67两届毕业生没有分配。
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传达了的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的积极分子”。
于是，大批中学毕业生被继续稳定在学校进行“教育革命”。
1967年11月8日，上海市66届大专院校毕业生誓师大会召开。
毕业生们表示要到内地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968年3月，北京市青年蔡立坚毅然来到山西省榆次县黄采公社杜家山插队，成了第一个要求插队的红卫兵。
1968年6月18日，上海市组织的上山下乡勘察小分队出发，他们都是1966届毕业生，也是上海市首批被批准上山下乡的红卫兵。
1968年，积压在学校的毕业生已经不止66、67两届，加上68届毕业生，共计达200万人。
7月27日，上海首批赴农村落户的1966届高中毕业生开始陆续前往安徽和上海市郊区的崇明、奉贤等县的国营农场。
毕业生在临行前，各校都举办了上山下乡思想学习班。
1968年8月起，全国掀起了宣传“再教育”的高潮。
发表了一系列指示，指出：“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是到农村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
” 1968年12月22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
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人民日报》刊登了《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道，希望广大知识青年和脱离劳动没有工作的城镇居民到农村生产第一线去。
由此，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潮。
一度震撼全国，轰动世界的红卫兵运动，以上山下乡的形式逐渐消失。
1969年是上山下乡运动最为波澜壮阔的一年，每座城市、每所学校、每条街道、每个家庭都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这股大潮。
全国八个主要城市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南京、武汉、成都、重庆的知青许多人被下放到了边远省份，如黑龙江、内蒙古、新疆、云南，全国知青大量的在本省农村插队，共有267万多知青投身其中。
1969年12月，在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指示发表一年时，上海已有48万高、初中毕业生奔赴黑、吉、蒙、滇、黔、赣、皖和上海市郊区农村插队落户，原上海市中学红代会全体常委全部奔赴边疆农村。
到1972年，上海知青猛增到百万人，并涌现出金训华、黄山茶林场11位小将、郑培志等一大批英雄人物。
金训华是为在激流中抢救两根电线杆牺牲的。
下乡几年后，红卫兵步入了青年。
七十年代的知青有了政治危机感，特别是林彪事件后，他们得以在艰苦的环境中，在农村冷静地对自己、对社会作了反思。
红卫兵运动已走向了低谷，他们中的许多人感到了幻灭。
据1975年12月23日新华社报道：在主席1968年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鼓舞下，全国知青一浪接一浪地掀起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
到当年年底为止，我国上山下乡的知青已达到1200万。
1975年当年，全国有200万知青上山下乡。
1972年林彪事件和1973年李庆霖“告御状”后，在上山下乡背后的知青的苦难历程也不时通过一些会议渠道，小道消息在扩散。
1978年10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谈到知青上山下乡的问题时说：“社会上议论很多，四不满意是我讲的。
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
” 直接分管知青工作的副总理陈永贵说：“知青工作很复杂，我们几个副总理一提起这事就头疼。
”知青问题几乎与共和国同步成长，由于其时间跨度大，涉及人数多，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老大难问题。
在李庆霖时间后，中央才根据的“统筹解决”的指示，召开了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提出“要研究制订一个长远规划”的问题。
1976年2月，再次在一份反映知青问题的信上批示“知青问题，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予解决。
”可是，直到他老人家逝世，也未“解决”。
1978年《全国知青上山下乡会议纪要》指出：1968年到1978年的十年知青下乡运动，“缺乏整体规划，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下乡知青中的不少实际问题长期未能解决。
”这是对这场运动的总结。
武威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名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七 日选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委员。
现公告如 下： 委员长 朱德 副委员长 董必武 宋庆龄（女） 康生 刘伯承 吴德 韦国清 赛福鼎 郭沫若 徐向前 聂荣臻 陈云 谭震林 李井泉 张鼎丞 蔡畅（女） 乌兰夫 阿沛·阿旺晋美 周建人 许德珩 胡厥文 李素文（女） 姚连蔚 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千比 马成杰 马纯古 马学礼 马恒昌 王世泰 王世惠 王观澜 王克强 王秀珍（女） 王作山 王冶秋 王茂全 王淦昌 王景升 王道义 王耀花（女） 邓初民 邓颖超（女） 区棠亮（女） 贝时璋 牛发和 毛迪秋 巴桑（女） 甘祖昌 龙梅（女） 史良（女） 白寿彝 白迪·海山 朴春子（女） 吕玉兰（女） 吕正操 吕美英（女） 刘大年 刘文辉 刘斐 江礼银 朱克家 朱良才 朱蕴山 伍修权 许存贵 华罗庚 庄希泉 孙玉国 严济慈 克尤木·买提尼牙孜 杨东莼 杨坡兰（女） 杨佩莲（女） 杨荣国 肖劲光 吴从树 吴玉英（女） 吴先锋 吴有训 吴冷西 吴承清 吴德峰 吴耀宗 沙千里 沙马力汗（女） 陈玉娘（女） 陈此生 陈阿大 陈奇涵 陈逸松 陈望道 陈淑清（女） 李凤兰（女） 李世荣 李庆霖 李延禄 李金荣 李顺达 李聚奎 张文裕 张世忠 张达志 张延成 张国清（女） 张洪池 张桂珍（女） 张铁生 张福财 武新宇 茅以升 林巧稚（女） 林丽韫（女） 岩帅 罗叔章（女） 季方 金秀清 金祖敏 周世钊 周叔tāo＠① 周锡林 周慧芬（女） 宝日勒岱（女） 赵忠尧 赵俊祯（女） 荣毅仁 胡子昂 胡绳 胡愈之 侯隽（女） 俞霭峰（女） 姚士昌 晋桂香（女） 夏菊花（女） 殷诚忠 郭宏杰 郭映福 唐克碧（女） 唐岐山 浩亮 诸惠芬（女） 陶峙岳 姬鹏飞 黄作勤 曹轶欧（女） 崔海龙 康克清（女） 梁必业 梁吉泉 彭绍辉 董天祯 董加耕 董其武 粟裕 傅玉芳（女） 傅秋涛 童第周 曾生 曾志（女） 谢静宜（女） 错其（女） 解力夫 蔡树梅（女） 廖承志 樊德玲 薛清泉 薛喜梅（女） 魏秉奎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七日于北京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一月十八日讯）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屮下加又左加弓 （《人民日报》19750119第2版）
河北共有哪些地级市
各地级市介绍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七 日选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委员。
现公告如 下： 委员长 朱德 副委员长 董必武 宋庆龄（女） 康生 刘伯承 吴德 韦国清 赛福鼎 郭沫若 徐向前 聂荣臻 陈云 谭震林 李井泉 张鼎丞 蔡畅（女） 乌兰夫 阿沛·阿旺晋美 周建人 许德珩 胡厥文 李素文（女） 姚连蔚 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千比 马成杰 马纯古 马学礼 马恒昌 王世泰 王世惠 王观澜 王克强 王秀珍（女） 王作山 王冶秋 王茂全 王淦昌 王景升 王道义 王耀花（女） 邓初民 邓颖超（女） 区棠亮（女） 贝时璋 牛发和 毛迪秋 巴桑（女） 甘祖昌 龙梅（女） 史良（女） 白寿彝 白迪·海山 朴春子（女） 吕玉兰（女） 吕正操 吕美英（女） 刘大年 刘文辉 刘斐 江礼银 朱克家 朱良才 朱蕴山 伍修权 许存贵 华罗庚 庄希泉 孙玉国 严济慈 克尤木·买提尼牙孜 杨东莼 杨坡兰（女） 杨佩莲（女） 杨荣国 肖劲光 吴从树 吴玉英（女） 吴先锋 吴有训 吴冷西 吴承清 吴德峰 吴耀宗 沙千里 沙马力汗（女） 陈玉娘（女） 陈此生 陈阿大 陈奇涵 陈逸松 陈望道 陈淑清（女） 李凤兰（女） 李世荣 李庆霖 李延禄 李金荣 李顺达 李聚奎 张文裕 张世忠 张达志 张延成 张国清（女） 张洪池 张桂珍（女） 张铁生 张福财 武新宇 茅以升 林巧稚（女） 林丽韫（女） 岩帅 罗叔章（女） 季方 金秀清 金祖敏 周世钊 周叔tāo＠① 周锡林 周慧芬（女） 宝日勒岱（女） 赵忠尧 赵俊祯（女） 荣毅仁 胡子昂 胡绳 胡愈之 侯隽（女） 俞霭峰（女） 姚士昌 晋桂香（女） 夏菊花（女） 殷诚忠 郭宏杰 郭映福 唐克碧（女） 唐岐山 浩亮 诸惠芬（女） 陶峙岳 姬鹏飞 黄作勤 曹轶欧（女） 崔海龙 康克清（女） 梁必业 梁吉泉 彭绍辉 董天祯 董加耕 董其武 粟裕 傅玉芳（女） 傅秋涛 童第周 曾生 曾志（女） 谢静宜（女） 错其（女） 解力夫 蔡树梅（女） 廖承志 樊德玲 薛清泉 薛喜梅（女） 魏秉奎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七日于北京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一月十八日讯）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屮下加又左加弓 （《人民日报》19750119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