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选修课考古，需写一篇关于考古的论文，3000字以上，望各位大大们施以援手。
。
。
。
谢啦。
试论利用考古学资料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相关问题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10-10-22 15:53:00 ] 作者：杨杰 编辑：studa090420 论文摘要：20世纪80年代是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兴盛时期。
在当时和其后的研究中，出现了使用材料杂芜、牵强附会和过分强调考古学资料的两种倾向。
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研究关系密切，但不能简单地在二者之间画等号。
在研究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文化的层次性。
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古代物质文化史与其所处社会形态并无必然联系。
论文关键词：考古学；百越；民族史；研究 百越作为我国古代早期历史上的一支重要民族群体，曾长久地活跃于祖国南方的大地上。
他们是当地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与比之更早的当地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发展渊源关系。
关于百越民族的情况，在先秦时期就见诸文献记载。
正史《史记》、《汉书》等也都有所叙述。
另外还有其他一些专著或章节也记述了越族的历史情况。
这些记载是后人了解和研究越人历史的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但由于百越地处南部一隅，社会发展水平又长期落后于中原地区，因而古代文献记载既简略又带有歧视性，百越的历史始终扑朔迷离，众说纷纭。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学科领域的成果令人瞩目，对百越民族史的研究也甚为活跃，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一个高潮。
《百越民族史》、《百越民族文化》一、《百越源流史》•等是其中的代表性论著。
《百越民族史》是建国后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第一部专著。
全书共分l3章，分别论述了百越的名称、分布、来源、文化特征、社会经济、社会性质、民族关系以及百越对中华民族的贡献等。
附有《百越大事年表》，已故著名民族学家翁独健先生为之作序。
《百越民族文化》是同一作者群体在《百越民族史》的基础上重新整理写成的，两本书并无本质区别。
何光岳撰写的《越源流史》是于l989年底出版的，主要依据文献记载并结合其他方面的资料写成。
在20世纪80年代还多次召开关于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全国性会议，并出版有《百越民族史论集》、《百越民族史论丛》、《百越史论集》、《百越史研究》、《百越民族研究》等论文集。
《百越民族史》等一批论及百越史的专著尽管已经出版20多年了，但作为开山之作，我们在涉猎百越民族史时不能不读。
因为其可谓集那一阶段百越史研究成果之大成，而在那次研究高潮之后，百越史研究并无大的突破。
究其原因，一是有一批“文革”前就活跃于民族史学界、造诣颇深的专家学者，经多年积聚，正当年富力强之时，迎来了建国后前所未有的学术繁荣时期。
他们的研究成果得以大量发表；二是改革开放后各地基本建设规模空前，考古新发现随之层出不穷。
现在重新审视相关考古资料，不难发现为深入研究提供第一手材料、成为综合研究支撑点的重要考古发现成果大多出自20世纪70—80年代。
这就为把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相结合进行南方民族史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良机。
诚然，我们在把握某一领域学术动态时，必须充分关注最新科研成果，但比起一些昙花一现的所谓学术著作来，那些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旁征博引、论述精辟、经得起推敲而带有经典性质的学术论著更值得我们去仔细玩味。
《百越民族史》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大量借助考古资料及成果，经过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
尽管其中有许多方面迄今尚无定论，但其仍不失为一家之言。
如对百越非夏民族之一支的论述，对东瓯、闽越及西瓯、骆越相互关系及地望的考证都言之成理，颇为精审。
《百越源流史》依托历史文献记载，不拘一格地运用各方面材料，对历史上的百越民族及其各支系进行了综合研究，立论大胆而新颖。
《百越源流史》和《百越民族史》反映了百越史研究的两种倾向。
《百越源流史》一书使用的考古资料屈指可数，在其他材料的选用上也略显杂芜，有牵强附会之感。
突出表现是将作者认为属于百越族系的各南方族群的源头绝大部分都追根到北方中原甚至是西北地区，对各族群迁移流向的研究也过于宽泛，解释随意，缺乏过硬的证据。
由此可以看出，仅仅依靠文献记载和其他更为间接的材料是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的。
在文献不足征引的情况下，大量运用考古资料是《百越民族史》一大特色。
作者在论述族属的来源及分布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借助考古学资料和研究成果来证实自己的观点。
应当说把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相结合进行中国古代史、尤其是早期历史的研究，是史学研究寻求突破的一条有效途径。
但《百越民族史》也存在过分倚重考古学资料的倾向，在与文献记载发生矛盾时，往往否定后者。
任何学术著作都不会是十全十美的，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时代的局限性就会日益显露，但这又是不可避免的客观现象。
那种以今天的结论和视角去恣意评判、指摘前人以显示自己的正确的做法是不足取的。
正确的态度应当是首先观其成果是否尽可能充分地占有了当时所能提供的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得出较为合理的结论；其次是不苛求于前人，应尽量去吸收前人成果的合理成分，总结他们的得失，在其基础之上吸纳新的东西，力求有所突破，得出新的结论。
通过考察上述有关百越民族史研究的资料，引发出笔者对考古学资料与民族史研究方面的若干思考。
(一)关于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的关系 在中国，考古学是广义历史学的一部分。
经过新中国成立后近60年的发展，中国考古学以其数不胜数的重大发现和辉煌成果，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最有成就的学科之一。
正因为有如此巨大的成就，所以考古学在学术界中具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在当今中国从事古代史综合研究，完全不理会考古学所提供的材料是不可想象的，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势必受到局限，对于先秦史的研究更是如此。
尽管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和领域的不断拓宽，其研究成果越来越为历史学界所重视和吸收，但由于考古学本身的特殊性和局限性，使得二者的结合难如人意，尚存在不少问题和难点。
“考古学文化”是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一定地域内的、有一定特征的遗迹和遗物的共同体。
这种共同体，应该是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集团的。
但考古学文化是由人通过主观意志对客观存在加以判断后确立的，因而这种主观判断并非总是正确的。
事实上，考古学研究只能是不断地接近于历史的原貌，而几乎不可能完全复原之。
正如张忠培先生所说：“对历史的认识只能是愈益增进，即逐渐接近历史的真实，却永不能达到完善的认识”，“一代一代的人们向着历史的真实走去，可是，这一代一代的人们只能接近这历史的真实，却永远摸不着它，更不能全面地认识这历史的真实”。
在考古学实践中，我们看到在考古学文化的认定上，就中国而言目前还没有一支考古学文化是完全取得一致意见的。
即使像“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这类稍有历史知识的中国人就知晓的名称，对其内涵在考古学界仍有许多不同观点。
在考古工作中，只要田野工作基础扎实，科学可靠，并且达到一定的工作规模，那么在量化的基础上较为准确地把握若干遗迹群的整体文化特征是完全可能的。
问题在于当这种特征，也就是差别达到怎样的程度就可以确定为一支考古学文化?换言之，就是确立考古学“文化”、“类型”等不同层次的标准是什么?我们看到，东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新乐文化”、“赵宝沟文化”等都是以筒形罐为主的考古学遗存，这些文化尽管略有时间早晚上的不同，但其在特征上的差别似乎并不比“河南龙山文化”中各类型之间的差别更大。
这种情况表明，在考古学文化和类型的划分上存在一定的人为因素。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在借助考古学材料进行族属研究时，就存在一个方法问题。
首先，一支考古学文化是否可以和历史记载中的某一族属划等号?笔者认为对此要持慎重态度。
完全巧合并非不可能，但显然概率极低。
一般来讲，一支考古学文化所涵盖的范围要小于一个部族或民族共同体。
因为既然是一族属，其分布范围就不会过分狭窄，其内部的文化面貌也很难整齐划一，而其内部差别在考古学研究中就极有可能被识别出来并确定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
张忠培先生说过：“古籍记载的一族，有时恰等于一个考古学文化，有时包含着几个考古学文化，还未见过一个以上的族共有一考古学文化的现象。
”事实上，真正从事田野工作的考古学者是不轻易把考古学文化和族属研究相联系的。
考古学文化面貌上的差别不一定就是族属上的差别。
当然，在考古学研究达到一定深度和规模时，适时就其族属问题开展研究和讨论是必要的。
因为考古学作为一门成熟学科，通过人类遗留的实物资料进行历史研究是其最高目标。
考古学分期、分区及“文化”、“类型”的研究仅仅是进行深入研究的手段而绝非目的。
然而当我们在掌握已知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对一个事物的描绘越详细，则离其真实情况就可能相去越远，因此笔者以为在目前情况下，运用考古资料进行族属研究时，具体操作上宜粗不宜细。
只要我们能够大致描绘出某一或某些族属分布区内当时人类的物质文化是怎样的，达到什么样的发展水平及其主要文化特征也就可以了。
在特征上宜捕捉那些数量多、具有普遍性的最为典型的共性因素，而不能拘泥于考古学本身对遗存的过细区分与描述。
严文明先生说：“考古学资料虽然不可能反映当时社会的全貌，总还是那个社会的直接遗留和缩影。
通过它不仅对当时社会的许多方面可以有形象的真切的认识，也能了解整个社会大致的轮廓及其发展轨迹，从中得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
这应当是现代考古学所追求的主要目标。
” 《百越民族史》认为广泛分布于东南部地区的有段石锛、有肩石器及几何印纹陶器等属于百越族物质文化特征的一部分，就是针对最典型因素来说的。
(二)文化及其层次性与国家、民族的关系 广义的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
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主要是物质文化方面的情况。
文化是区分不同民族的最核心的内容，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也就失掉了自己的特性。
同时，“民族是文化的载体，文化都具有民族性。
民族性是文化的基本特征。
”一个古代国家是否就只有一个民族(即单一民族)、一种文化(此处指广义的文化)?一种文化是否就只能由一个民族所拥有?答案显然都是否定的。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情况不是不可能存在，问题是当我们由一支考古学文化反推族属甚或国家时，就不能简单地去画等号，实际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
严文明先生指出：“考古学文化同族的共同体尽管有密切的关系，毕竟还不是一回事，不能在二者间画等号。
要通过考古学文化来研究与族类有关的问题，还需要从实践和理论上来加以论证。
” 从理论上讲，考古学文化所反映并主要研究的是古代物质文化层面的东西，在此基础上也会讨论更高层面上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的问题，但严格意义上说，这已经超出了纯粹考古学所研究的范畴。
任何一支考古学文化无疑都属于某个族群，但其所属族群不一定都在历史上留下记载。
因此，只有一部分考古学文化可以和古代文献记载的族属相关联，而且我们看到的考古学文化内容只是该族属全部文化的一小部分。
这些因素都是通过考古学文化研究古代族群的困难所在。
《百越民族史》从考古学材料出发，认为“句吴”、“于越”、“东瓯”……都是由新石器时代居民发展而来的土著居民，几乎否定了人口迁徙对文化的影响。
诚然，从考古学编年谱系角度看，在文献记载中提到的百越民族分布区内的青铜时代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是有不少文化继承因素，但也不应无视来自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尤其是青铜器方面)对南方文化的影响。
对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也不应因暂时找不到考古学证据而一概加以否定。
文化是有层次的。
平民和贵族的文化从古至今都是不一样的。
考古学文化中除大中型墓葬、宫殿衙署、宗教祭祀、礼器等遗迹遗物属贵族文化外，用以确定考古学文化属性的最为重要的陶器、石器、聚落形态、墓葬习俗等，大都属于平民文化。
因此，我们现在看到和归纳的考古学文化特征所反映的远非当时社会的全部内容。
用占主流的平民文化来否定统治阶层可能存在的另有族源和迁徙现象，同样是缺乏说服力的。
总之，在文献资料有限、百越之义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充分利用考古学研究成果是寻求突破的有效途径，而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还需要一个艰难而漫长的探索过程，同时也有赖于考古学理论与实践的提高和丰富。
(三)物质文化与社会形态的关系 社会形态发展阶段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论述，长期以来被奉为圭臬。
在此我们不打算对社会形态论本身发表评论，只是对以考古学文化为代表的早期物质文化史与社会形态的关系进行简略的讨论。
社会形态的表述是以生产关系的状况为基础的，而生产关系又受到生产力的制约，但这只是社会发展的一般状况，生产力某些要素的变化并不一定迅速导致社会形态的变化。
因此可以说，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古代物质文化史与其所处社会形态并无必然联系。
有些学者认为广东发现了青铜文化，其发展阶段当属奴隶制社会。
《百越民族史》一书也认为西瓯使用青铜器，青铜器时代即奴隶制。
我们认为，青铜器和奴隶制不能简单地画等号。
落后民族在先进民族的影响下，使用一些较先进的生产工具，但不一定就会立即引起社会性质的改变。
从目前发现的岭南青铜文化面貌观察，当时确实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和等级差别，但没有确切证据可以证明那些富贵者就一定是奴隶主，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出现了等级和贫富差别，而且这种差别贯穿于其后的所有社会发展阶段，因而也不能以此作为当时就是奴隶制社会的证据。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反对的是青铜文化直接等同于奴隶制的观点，至于岭南青铜文化的具
10篇探索与发现的观后感100字
1.观（探索发现——清宫秘档）有感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衰败的契机是一场局域的国际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
从经济学的观点来讲这次战争爆发的原因是当时的国人没有弄清楚伟大的现代货币理论，在清朝的时候，中国以银子为本位制，但是中国不出产银子，是要靠进口的。
中国在几百年前，出口丝和茶叶，引进了许多银币，这些银币是从墨西哥经过西班牙进入中国的，而当时英国立法是不允许银子出口的，他们也以银子作本位的。
以银子为本位的话，只要银子不够的话，就会发生很大的问题，本来是中国进口了很多银子，到了18世纪末期左右，西班牙不够银子供应。
英国商人要来中国买丝绸茶叶，他们没有足够的银子给中国商人，他们把鸦片卖给中国。
把鸦片卖给中国后，鸦片很好卖，自此之后中国的银子开始流失，进口的银子就少了。
林则徐后来分析，中国人抽鸦片导致中国贫穷，林爷爷的理论差强人意的说。
比较合理的理论是银子出口，货币流通量减少，引起收缩。
当时中国如果懂得改变货币制度的话，或许历史会改变。
2.《探索·发现》的观后感 在电视里看了CCTV-10的《探索·发现》节目，讲的是湖南里耶出土秦简的经历和后续研究，我记得几年前的暑假在家的时候，中午的新闻30分经常播放一些考古方面的新闻，其中就有里耶发掘出两万多枚秦简的轰动性消息，当时就对这个消息非常感兴趣，因为在里耶秦简出土之前，全国各地出土的秦简总计也才几百枚，这两万多枚秦简记录的信息足以重写一个朝代的历史，所以这一期节目引起了我强烈的兴趣，可惜央视的节目是分几天播出的，后面播出的时段我正好要上班，错过了，郁闷之下，在水木上向著名的DVDRW买了包括央视《探索·发现》在内的100张DVD数千部科学探索纪录片，昨天邮包终于到了，看着上面清华大学邮局的邮戳，感觉挺亲切的。
但在这些DVD里面却没找到关于里耶秦简的那一期节目，估计是播出时间太近，DVDRW还没来得及收藏，不过其他节目也一样引起了的兴趣，今天花了两个多小时，看完了《中国史话》的第一期节目《寻找失落的年表》，非常的震撼，想写观后感了。
中学时历史学得不错，至今仍记得书上说公元前841年的“共和元年”是中国历史上有确切纪年的开始，相信很多人也都还记得与之相连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个典故，而更早的历史，确切年代就已经模糊了，而《寻找失落的年表》里介绍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进行的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化学家和天文学家的通力配合，找到了西周建立也就是武王伐纣的确切年份，公元前1046年，并以这个为标尺，得到了夏和商的大致建立年份（公元前2070和公元前1600），我立即上网查现在的中学历史课本，果然，上面清清楚楚写着： 约前2070年 夏朝建立 禹 约前1600年 汤灭夏，商朝建立 商王汤 约前1300年 盘庚迁殷 商王盘庚 前1046年 牧野之战，西周建立 周武王（姬发） 前771年 西周灭亡 周幽王 而记得十几年前我使用的历史课本里，武王伐纣只能用“约公元前11世纪中叶”这样模糊的语言来记录，看来夏商周断代工程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它至少将中国历史的确切坐标向前推进了两百年，并大大缩小了之前一千年中历史事件的年代误差。
红茶来宿舍找我，看见我正在看这种历史记录片，大为不解，他说“这有什么意思啊，现在过得好不就行了，几千年前的事，知道得这么精确有什么意思
” 我一时找不出话来回答或者反驳他，是啊，确定了武王伐纣的年份于我们的生活真的没有什么影响，它既不会增长GDP，也不会在现代人里面掀起什么风波，现在手捧着新的历史教材上课的孩子，可能根本不会知道，十年前的课本上，中国历史还只能精确到公元前841年……但是，我仍然为这个变化而激动着，在我心里，如果几千年以后，我们的后人只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在约公元二十世纪中叶，那么我们这几代人的存在和留下的痕迹无疑会模糊很多。
在记录片里看到那些白发苍苍的考古学、历史学教授们，油然而生一种敬仰之情，他们的成绩或许仍然存在很多争议，也许下一次出土的某些文物又将推翻他们的结论，但他们的努力一定是有价值的，哪怕仅仅是为了公元前1046这一个数字 退出光盘，回味刚才节目的内容，历史学，天文学，化学，这些都曾经是我非常感兴趣的学科，还记得五岁那年，还没有上学之前，外公问我的志向，我回答的是“清华历史系”，年幼的我并不知道那时清华已经没有历史系，后来自己也选择了理科慢慢远离了历史，但今天看完这个纪录片之后，竟隐约感觉和20年前那种对历史、对知识的向往相似，如果那时我能看到这些丰富而生动科学纪录片，那是多好的科学启蒙，也许我的人生将是完全不同的轨迹，也许我现在做的将是更有意义和价值，也更适合自己性格的工作……现实中是没有也许的，天亮以后还要上班，还要重复我那体力劳动的意义大于脑力劳动的工作。
希望我能遇见一个热爱科学与探索的孩子，能把这些dvd送给他，让我儿时的梦想可以延续……2－2《探索与发现》观后感 我怀着敬佩之情，看完了《探索与发现之秦始皇陵》。
这一集大概讲的是：秦始皇赢政为了显得自已功高天下，前后一共用了130万人民和工匠来兴建自己的陵墓。
介绍了秦始皇陵的地宫经及兵马俑的事。
秦始皇陵的地宫有18万平方米，中心点的深度约为30米，就像是一座宏伟的地下宫城。
地宫里以水银灌为大江大海，以鱼油为蜡烛求明。
地宫里还收藏着许多奇珍异宝，而且有机关，为防盗墓。
墓室位于地宫中央，高15米，大小相当于一个标准的足球场。
国际历史学家都说：“埃及的金字塔是世界上最大的地上陵墓，中国的秦始皇陵的地宫是世界上最大的地下陵墓。
” 举世闻名的兵马俑是地宫的守卫。
整个地宫一共有3个兵马俑坑。
一号兵马俑坑是一个长方形，总面积为14260平方米，是三个兵马俑坑中面积最大的俑坑。
一号兵马俑坑多为武士俑。
武士俑高1.7米左右，体格健壮，手持兵器。
二号兵马俑坑是一个尺形，总面积约为6000平方米。
坑中的兵马俑是一支特殊部队，有战车，骑兵、步兵、驽兵。
每个兵马俑都是身材魁梧，目光炯炯。
三号兵马俑坑是凹字形，总面积约为520平方米，有武士俑68个，就像是一个统领三军的指挥部，可惜遭到了严重的人为破坏。
看完后，我感受到了秦始皇陵它的宏伟，它的奢华，它的玄妙。
它是130万人民劳动的结晶，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强大力量和英雄气概的象征
3.探索发现之王羲之观后感看过关于王羲之的片子，他的一生是那样的坎坷而有意义，他追求的一种人生洒脱的境界是世人可望而不可及的。
他的洒脱、他的高傲都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有这个资本，而以他的书法造诣，被世人称为“书圣”也是理所当然的。
灰暗的画面配上精彩的解说，这使得原本没有颜色的银屏瞬间变得亮丽、光彩四色。
对于观众来说，这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这是一种内在的魅力。
就如一个演说者，也许她长得并不出众，但是当她站在舞台的时候，为什么会让人觉得她在“发光”呢
那也许是她内在的自信和从容在散发着的魅力吧。
而王羲之在当官后又弃官回归大自然，不为名利、虚荣所累及，这也是他对生活、对人生的责任，他宁愿放弃官名，因为在官场上他看不到他存在的人生价值，这就是他的从容。
《兰亭序》的创作是他一生最显著的成就，为后人留下了思考和学习的方向，也是历史的一个伟大遗留，从这篇他用真情和生命写下的对大自然的依恋和敬佩可以看出他向往大自然的熊熊生命的成长，没有官场间争斗的气息，没有人际间交往的污浊空气，闻着大自然洁净的空气是那么的令人舒畅，而它的心胸却是那样的宽广。
唐太宗会特别喜爱《兰亭序》不仅仅是看到了王羲之的书法造诣，也许更喜爱的是他的书法灵魂，他的人生追求和对大自然的清新空气的向往。
探索·发现真的是个好的栏目，它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历史的解答，也是历史的问题，从中我也学到了很多，以前从不看这些纪录片的的，总是把时间消耗在那些肥皂剧上，感觉很惭愧。
考古的意义
看于丹的《庄子》心得，很受启发。
特别是其中的一个牧羊人的比喻更是让我感触很大。
她说，我们做事就要像牧羊人一样，只要看好最后一只羊就好了。
最后一只羊赶上了，其他的羊就会跑得快了。
而现实中，有很多人只看着自己的头羊沾沾自喜，却不曾想他的有的羊已经落下了很多了。
和这个故事相似的是木桶的故事，一个木桶是由许多片木板组成了的，要看这一个木桶的盛水多少，要看最低的一块木板而不是最高的一块木板。
这让我想到了我的学生，其实你看一看，那些成绩较好的学生，其实在日常的学习中，并不需要老师下多大的功夫。
相反，真正需要我们帮助的是那些学习暂时落后的学生。
我们只有抓好了学习落后的学生的成绩，那么我们一个班的成绩也就会好了。
那些学习暂时落后的学生就像是那只最后的羊一样，只有抓好他们的成绩才是最主要的。
当然任何的比喻都有其不恰当性。
我们对于学习一帆风顺的学生还要有更高一层的要求。
要让他们有一定的学习方法。
能够自主学习，老师只是给予一定的指导就好了。
这一次的《百家讲坛》让我有了很大的感悟。
《百家讲坛》是个好栏目。
有时间会常看的。
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关系
谈论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有必要先对概念(或称定义)问题做一申述，以为讨论的前提。
这里所谓“历史学”，可以做两种理解，一是广义的历史学，或称历史科学，即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科学;另一是狭义的历史学，指依靠文献资料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学科。
讨论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关系时，所云历史学可以是指前者，即广义历史学;也可以是指后者，即狭义历史学。
至于“考古学”的定义，在中国考古学界，为多数考古学者接受者，可以举出分卷中由、两位先生合作的序言一文中所下定义，即“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的领域，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依据这一定义，考古学归属于广义历史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需要讨论的只是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的关系。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考古学与广义历史学的关系仍然是一个存在疑义、值得讨论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