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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教程第2卷
第一卷05年底已经出了，第三卷随后也出了，可第二卷呢一部新的中国通史教材 南方周末 2006-01-19 15:47:00 编者按 《中国通史教程》 姜义华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牞38元 教育部组织编写的高等学校历史教材《中国通史教程》，最近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第一卷“先秦两汉时期”。
在中国历史发展阶段问题上，这套教材没有套用所谓的“五种社会形态”论，而是根据中国历史的固有特征，做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划分。
这成为这套历史教材的诸多“特色”之一。
征得教材主编姜义华教授的同意，我们节选了由他撰写的教材前言的一部分，以飨读者。
□姜义华●姜义华 1939年2月生，江苏扬州人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现任复旦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上海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政协常委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与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鉴于我国高等学校所使用的中国通史教材，大多编撰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推进高等学校中国通史教学内容的改革，提高中国历史教学质量，1994年国家教育委员会高等教育司决定组织编撰中国通史新教材。
当年11月10日，高等教育司发出通知，确定了本书主编及各分卷主编人选，并商定由复旦大学出版社（第一、二、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四、五卷）出版。
稍后，该司又确定由张岂之教授负责，另编一部中国通史教材，希望两部教材各有特色，供高等学校选择使用。
现在，十年已过去，张岂之教授主编的五卷本《中国历史》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而我们这部却迟迟未能问世。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着手编撰后，我们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要写成一部真正具有新义的中国通史，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有太多的问题仍待深入研究。
通贯本书的“一贯之道” 众多前贤一再说得很清楚，通史的灵魂就在于“通”，除去贯通古今的“纵通”之外，还有汇通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众多领域、众多层面的“横通”。
先前广泛使用的中国通史著作，将“纵通”与“横通”提纲挈领地融而为一者，多用所谓“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或“历史进化发展内在法则”。
然而，究竟何者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以及这些规律如何在中国历史演进中体现出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我们在考虑如何贯通与汇通时，不敢以为已把握或能够准确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只希望扼要而简洁地说明，中国历史的创造者中国人、中华民族如何历史地形成，他们在不同世代如何利用历史形成的各种主客观条件，一边承继先前世代已形成的传统，一边通过自己的实践改变旧的环境，从而使历史的中国一步步发展演变为现今的中国，使历史的中华文明一步步发展演变为现今的中华文明。
基于此，本书的重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生活在现今中国大地上的中国人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世世代代生息在中国大地上的各个部族、民族结合而成中华民族的历史过程。
今天的中国人经由漫长岁月的种族混合、人口迁徙、社会变迁演进而成，不同历史时代，人们具有不尽相同的体态特征、社会文化秉性。
除去精英人物外，特别是名不见经传的芸芸众生，默默无闻地创造了先前各世代物质财富、精神财富。
他们的历史主动性与创造精神，在历史变迁中经常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他们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尤其值得注意。
中国人不是由单一民族构成。
汉族是现今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最大的族群，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可以轻视与贬低蒙、藏、维、回、满、壮等其他众多民族的地位与贡献。
就汉族而言，也曾在历史进程中融合了众多部族、民族。
自远古时代以来，生息在东亚大陆的各个族群彼此间建立了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乃至血缘的广泛联系，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的民族冲突、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共同开发了从黄河到长江，从黑龙江到珠江的广大河山，共同缔造了中华文明。
因此，本书努力将构成现今中华民族的56个民族共同作为中国发展的主体，考察悠久辉煌的中国历史如何由他们共同创造。
其二，作为国家形态的中国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现今中国，在历史上本是若干分别以自我为中心的地域性、区域性联系的政治实体，它们由于共同利益、共同需要而一步步发展为统一的国家政权，建立起密切的全国性联系。
“天下大势”虽然被说成“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早在两千多年前，已经形成了幅员广阔的统一国家，其后，纵使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分裂割据，却未能改变追求与维护国家统一这一强固传统。
近代以来，中国虽屡遭列强侵凌宰割，经历一次又一次瓜分风潮与国土沦丧，但经过全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又不可动摇地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
为此，本书将中国的国家联系、国家认同、国家制度及政治秩序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作为考察的一个重点。
其三，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中华文明包含中华物质文明、中华精神文明、中华制度文明，包含中华各民族、各地域各具特色、各有其独特贡献的文化，包含早先的农耕文明、游牧—草原文明与山林文明，以及近代工业文明，包含按时间发展顺序依次形成的早期华夏文明、汉唐文明、蒙元文明、明清文明以及近现代中华文明等。
考察中华文明，不仅要考察人们物质的及精神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考察人们各层面的社会联系、社会结构、社会变迁，而且要考察人们在文明发展进程中创立的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成文及非成文的制度，还有各种习俗、秩序，以及人们日常的思维方式、审美方式、抒情方式、行为方式。
先前，人们很少关注生产的目的是消费，由此，也很少关注现实生活的生产。
本书力求据此全过程、立体化地展现中华文明的全貌。
其四，中国的世界性联系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中国人与世界其他民族、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互相交往、互相摩擦、互相渗透，从而共生共存的历史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双向乃至多向的长时段的曲折运动。
就全球而言，真正的世界联系是随着以西方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创建而开始的牷但是，此前具有始发性与原创性的几大古代文明早就互相接触，互相影响，而在这几大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惟一一个经历了漫长岁月而从未中断的文明，也是面对由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所创建的世界联系，既勇于开放又坚持自强不息地实现着自身创造性转化的文明，它有力地推动着既朝着全球化方向前进，又保持各不同文明广阔的多元发展空间的世界新秩序的建立。
因此，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成为本书又一重点。
我们深知，一部通史教材，无论篇幅多大，所能说明的问题总是非常有限的。
它代替不了各种断代史、专门史、专题史、各种各样的地方史志和人物传记。
我们希望通过上述基本线索或称“一贯之道”，为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提供一种思路，一种思考框架，一种认识方法。
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 中国历史发展阶段，传统的划分方法，大体以中央王朝的盛衰兴替为标志，形成所谓“王朝体系”。
19世纪末“进化论”传入中国以后，出现了上古史、中古史、近古史、近代史等阶段的划分，或分成传疑、化成、极盛、中衰、复盛、退化、更化等阶段。
20世纪20年代第一次国内战争失败后，爆发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历史分期在不少学者那里转变成以社会经济形态更迭为依据。
然而，在人类发展史上，究竟存在过哪些社会经济形态，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其社会经济形态及更迭的程序是否相同，更具体一些，通常所说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的推进，是不是毫无例外地适用于所有民族、所有国家、所有地域。
对于中国来说，有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社会是不是东方式的奴隶社会，由地主—佃农经济与自耕农经济构成的社会经济形态是不是封建社会经济形态，即使对这些问题都作了肯定性的回答，那么，后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取代前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如此等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一直众说纷纭，从未取得令人普遍信服的共同结论。
关于基本前提的意见已极难统一，历史分期便很自然地各执一说。
仅以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的时间而论，就有西周封建说、春秋封建说、战国封建说、东汉封建说、新莽封建说、秦汉封建说、魏晋封建说、南北朝封建说等不同的主张，时间先后相差一千六七百年，每一说都振振有词。
而所有这些主张，其实几乎都是据中央王朝情况立论，忽视了今日中国版图内中央王朝以外地区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对于中央王朝内部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形态的多样性也缺乏足够的估计。
分歧如此之大，固然有资料发掘及资料诠释问题，但更为根本的原因，当是这种社会经济形态依次推进的理论本身还很不完善，有待作出新的概括与总结。
基于上述考虑，本书没有采用根据王朝兴替划分历史时期的方法，没有采用上古、中古、近古、近代等时间概念来划分历史时期的方法，也没有径直按照社会经济形态的更迭来划分历史时期。
由于本书的注意力主要放在中国和中国人的形成与发展历史过程上，特别是作为族类形态的中国、作为地理与国家形态的中国、作为文明形态的中国、作为世界联系中的中国形成与发展过程上，便以由这四个方面所发生的几次重大的质的飞跃与转变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根据。
以此，本书将中国历史发展演变过程，大致分为以下七个阶段。
第一，中华族群、中华酋邦、中华古代文明与文化孕育与萌芽阶段。
时间从远古时代到公元前20世纪左右。
在今日中国版图内广袤大地上，由血缘性原始群团、氏族、部落逐步组合成一批较大的族群，相当于古史传说中的华夏集团、东夷集团、西戎集团、三苗集团、南蛮集团等，开始形成了具有政治管理性质的酋邦。
由于石制工具的进步，他们由采集与渔猎经济发展到开始农耕与游牧，创造了丰富的原始文化。
第二，中华族群、中华早期国家、中华古代文明基本架构形成阶段。
时间从公元前20世纪前后到公元前3世纪中期。
夏族、商族、周族相继崛起，同西戎、北狄、东夷、南蛮各族联系扩大而频繁，使中华族群趋同性、内聚力增强牷出现了一大批区域性初期国家，它们在相互交往、冲突、兼并、同化过程中，逐步形成春秋、战国时代的领土相当广大的诸侯国，它们名义上拥戴一个共主，相互建成各类不同的政治联盟，开始趋向建成统一国家。
农耕经济范围扩大，北方游牧经济、西南山林农业经济都有了一定发展，在它们相互之间广泛的碰撞、互补与融合过程中，中华古代文明的基本架构和中华文化的核心观念逐步确立。
第三，中央集权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与大一统的中华古代文明确立阶段，也是今日中国版图内尚未纳入上述统一国家治内的各民族所建立的区域性邦国获得显著发展时期。
时间从公元前3世纪晚期至公元3世纪初。
秦汉王朝的疆域西部已达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东部达朝鲜半岛中部，西南达到云贵高原及缅甸，南部达到了越南中部，以后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主体此时已大体确定，也就是说，地域的中国的主体这时已经形成。
就族类的中国而言，这时具有共同地域、共同文字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及共同心理素质的汉族已经形成，原戎、蛮、狄、夷诸族这时也发展为西域、匈奴、西南夷诸族，与汉族的联系更为广泛而密切。
就国家形态、文明形态的中国而言，由于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国家控制与协调体制的建立，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的大一统格局也逐步确立。
以上三个历史时期，为本书撰述的第一卷。
（编者注：本卷由南开大学刘泽华教授主编） 第四，在新的民族混合与重组基础上，大一统的中华族群、中华国家、中华文明辉煌发展阶段。
时间从3世纪初至13世纪中。
这一阶段开始时，东汉王朝分裂为魏、蜀、吴三国，经过西晋短暂的统一，进入南北朝时期，匈奴、氐、羌、鲜卑等族入居内地，在激烈冲突中形成新的民族融合。
隋、唐在这一基础上重建了大一统国家，毗邻的南诏、吐蕃、突厥等族也进一步强大。
稍后又出现了一段五代十国分裂局面，终于逐步形成宋、辽、金、夏、于阗、大理、吐蕃并峙的局面。
农业文明、游牧文明和山林农业文明经过近千年新的大碰撞、大融合，以及同印度文明、中亚西亚文明的相互交流，中华文明以及中华国家体制都获得了创造性的重大发展，中华文明光芒四射，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广泛影响。
这一阶段为本书第二卷。
（编者注：本卷由武汉大学冻国栋教授主编） 第五，大一统的中华族群、中华国家和中华古代文明普遍发展与局部更化阶段。
时间从13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叶。
推动历史进入本阶段的，是蒙古族的崛起与强大，它引发了欧亚大陆空前广大范围内的民族流动与人口迁徙，促成族类的新的组合牷由于蒙古高原游牧文明一度取代农耕文明而占据支配地位，给原先中原大地的农耕文明造成巨大损害，但是，商业、手工业经济的发达，开始在原先农耕经济体制内形成一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经济力量。
其后，经过明王朝、蒙古及乌斯藏的新的磨合，至清王朝时期，中国作为一个包含现今全部版图在内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已经稳定地确立。
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山林农业文明仍呈三足鼎立之势，农耕文明更臻成熟，但是，初期工业化和商业文明已经有了不可忽视的长足发展。
中国与欧陆文明的关系，在起伏曲折的发展中已产生多方面联系。
这一阶段为本书第三卷。
（编者注：本卷由厦门大学陈支平教授、中山大学陈春声教授主编） 第六，中华民族、中华国家、中华文明面临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而开始向现代民族、现代国家和现代文明转型阶段。
时间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
这一阶段，中国一方面面临着内部社会矛盾激化的冲击，另一方面又面对着先前从未遇到过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殖民扩张的冲击。
中华民族在空前危机与共同奋斗中形成了新的凝聚力，在新崛起的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基础上，开始向现代民族转变。
国家形态终于结束了已持续两千多年的君主制体制，开始向现代国家体制转变。
由于新型工业文明的诞生与成长，传统的中华文明、中华文化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巨变，但是，所有这些转变都仍在进行之中，无论在时间范围内还是在空间范围内，距离转变的完成还很遥远。
这一阶段为本书第四卷。
（编者注：本卷由南京大学张宪文教授主编） 第七，在空前广泛而直接的世界联系中，中华民族、中华国家、中华文明重新确立了独立自主的主体地位，经由众多曲折和全国范围的反复试验，寻得符合中国实际、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推进中国向现代民族、现代国家和现代文明全方位转型。
时间从20世纪中叶开始，中华民族一步步走向伟大复兴，中华文明凭借质的升华而重振雄风，生机蓬勃地跻身于世界现代文明之林。
这一阶段为本书第五卷。
（编者注：本卷由姜义华教授主编） 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过程表明，历史上不同部族、民族每一次大规模的迁徙、冲突、混合、同化、重构，都非常有力地打破了中国今日版图内原先居民血缘的、地域的乃至部族、民族的封闭性，推动了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变化，促进了新的社会共同体的形成。
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是历史的必然结果，中华各族人民是中国历史的共同创造者。
各族人民为缔造中华国家与中华文明作出了他们各自独特的贡献，尽管这一进程并不都是和平，其中不乏许多战争、征服与屠戮，仍无损于他们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
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过程还表明，国家既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同时又是进行社会控制与社会协调的有效体系，是社会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
正因为如此，作为国家形态的中国形成与发展的过程表明，历史的中国尽管经常为剥削阶级所控制，但是除去维护剥削者的特殊利益外，它存在的合法性基础，还在于它在社会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以及人们生活实际中，对纷繁复杂的经常相互冲突的各方有效地进行了社会控制和社会协调，有力地提供了社会安全与社会稳定的保障。
除去政策上的措施外，其活力更源于制度上的、体制上的、机制上的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贡献。
文明的创造，包含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的创造，包含人们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构建。
自从阶级产生以后，生产、流通、交换、分配，经常都是在阶级对立的关系中进行。
物质生产如此，精神生产如此，制度生产也是如此。
人们的日常生活，也经常不免要烙上阶级冲突的烙印。
但是，中华文明发展的过程表明，任何一种生产过程得以有效地进行，在阶级存在的历史阶段，不仅与阶级对立、阶级斗争相联系，而且，离不开对立阶级之间的互相依存、互相妥协，乃至一定条件下的互相合作。
在一种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稳定发展时期，阶级对立、阶级斗争最终是以不使生产方式破裂为限度，这时，实际上同一性是主要的，斗争性则是次要的。
只有当一种旧的生产方式已经濒临崩溃，将不可避免地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所取代时，斗争性方是绝对的，同一性才转为相对的。
中国历史发展诸阶段又表明，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开始建立以后，人类历史方才开始全面超越先前的区域史而真正成为世界史。
中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和外部世界发生过多种多样的联系，包含和平的交往与非和平的冲突，中国从世界其他文明的发展中吸取了养料，也对世界其他文明提供了自己的创造性贡献。
近代以来，中国先是被动地，后来则是主动地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
要了解世界，不能不了解中国牷同样，要深入地了解中国，又不能不了解世界。
以上就是我们综合族类形态的中国、国家形态的中国、文明形态的中国、世界联系中的中国这四个方面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全过程所作出的阶段划分。
（标题为编者所拟，原文1.3万字，限于篇幅，本报发表时删去了最后一节“中国历史中的社会经济形态问题”，其他地方也有删节，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请介绍一下花辣子模。
历史 阿姆河下游的古国。
位于今境内。
中亚地区古代文化中心之一。
中国称火寻。
译为花拉子模。
约公元前10～前5世纪 ，花拉子模形成最初的国家组织。
公元前 6世纪，由于波斯军队的入侵 ，花拉子模成为波斯帝国的行省。
公元前5世纪末或前4世纪初，摆脱异族的统治 ，完全独立。
后来受控制。
公元2世纪末～3世纪初 ，复独立。
3世纪，花拉子模为萨珊王朝的势力所占据。
6世纪后，又为塞尔柱突厥人占领。
7 世纪前后，花拉子模被阿拉伯人征服，传统文化遭到彻底破坏。
古代花拉子模的农业与水利灌溉事业高度发达。
进入铁器时代后，灌溉系统发展极快，其分布东自阿克恰三角洲 ，西及萨雷卡麦什低地。
灌溉工程的修建在早期贵霜时期达到顶峰，居民皆供奉专门的灌溉保护女神——阿娜希特。
花拉子模的城市建筑非常有名。
最引人注目的古城是托普拉克 - 卡拉（公元前1～公元6世纪），城西北角有一宏伟的宫殿，占全城面积的1／4，在公元 305 年迁都阿姆河畔的恰特之前，花拉子模诸王一直以该城为驻地。
花拉子模与叙利亚、埃及及黑海北岸诸城市有贸易往来。
7 世纪初，曾遣使朝 贡中国。
艺术上也受到斯基泰、犍陀罗和的影响。
花拉子模居民大部分信仰祅教，同时还保留更为古老的宗教习惯。
这种状况一直到 7 世纪的伊斯兰化时代才改变。
地理 地理位于被东部的克孜勒库姆沙漠及南部的包围的干燥地带。
古代阿姆河丰富的水资源为其提供了灌溉的便利，成为农业生产高度发达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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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新疆历史，为什么说新疆自古以来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陲,欧亚大陆腹地,从古至今,新疆不仅是祖国陆上对外联系的主要通道,横贯东西方的古“丝绸之路”中介要衢.而且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军事枢纽,特别是汉代以后,位处祖国西北边陲的新疆地区的战略地位益趋重要,其政局安危直接关系和影响着国家的统一局势和社会稳定,诚如清末成书的《新疆图志》序中所言：新疆“居神州大陆之脊,势若高屋之建瓴,得之则足以屏卫中国巩我藩篱,不得则晋陇蒙古之地尽失,其险一举足而中原为之动摇”.[1]而每当新疆发生战乱,外敌入侵和中央政权重新统一新疆的时候,作为祖国大家庭成员的新疆各族人民都能自觉地与全国人民一道,同仇敌忾,抵御外来入侵,维护祖国统一和尊严,为捍卫西北边陲安全和保持国家领土完整英勇奋斗,并做出自己的重要贡献. 汉朝统一西域的历史进程 新疆与中原地区之间的联系由来以久.近代以来新疆各地考古发现显示,新疆石器时代的早期人类遗址中出土的石器型制、磨制技术,以及陶器色彩、花纹,很多方面都与我国甘肃、内蒙、宁夏等地相近,显示了二者之间存在着的一种经济文化上的内在联系.至先秦时期,这种联系得到进一步增强,1976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发掘的距今年代为3000多年的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墓中,就出土了经科学鉴定使用新疆玉石作为材质制作的玉器约300件.这一时期的我国典籍《逸周书》、《山海经》、《穆天子传》等中,也有不少关于新疆与中原地区之间交往联系的丰富内容记载,进而也佐证了这些出土文物的真实性.先秦时期新疆与中原地区之间的密切联系加深了两地之间人们的相互认识和了解,奠定了汉代以后新疆成为祖国 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坚实基础 今天的新疆地域范围,在汉代我国史书中被称为“西域”,其涵意是指中国西部的疆域.“西域”名称的出现和使用与当时中原地区人们对于天山南北诸地的认识,以及汉朝政府对这一地区的政治管辖有着直接联系.“西域都护府”的建立则是新疆地区自西汉以后统一于中央政府的显著标志. 汉朝对西域各地政治上的统一是与其抗击匈奴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汉朝统一西域之前,天山南北各地处在匈奴统治之下.匈奴是秦汉之际活动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的一个强盛的游牧民族,曾创建了威震欧亚大陆的奴隶主政权.公元前176年,匈奴右贤王统兵西征,打败了当时占据河西走廊的大月氏人,将西域“三十六国”尽收其治下,并在焉耆、尉犁之间设置了“僮仆（奴隶）都尉”负责收取赋税,管理当地事务.夺取西域使匈奴获得后勤粮饷保障,于是经常发兵劫掠汉朝边境地区,对西汉王朝政治统治构成威胁.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刘彻为了能够打败匈奴,派遣汉中人张骞出使西域,计划联络大月氏人共同对付匈奴.张骞是汉朝派遣到西域执行公务活动的第一位政府官员.张骞的西使客观上加深了两地彼此间政治、经济的了解和联系,扩大了汉朝在西域诸地的政治影响,为汉朝统一西域创造了条件.为此,司马迁称张骞出使西域为“凿空”. 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亦即公元前121年,汉朝大将军霍去病受命率军西征,打败了活动驻牧在河西走廊一带的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汉朝政府随之在此设置了武威、酒泉两郡（后扩展为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汉朝这一军事行动切断了匈奴同西北强族氐、羌诸部之间的联系,扩大了汉朝与西域各族间的往来联系.公元前119年,张骞再度西使,前往伊犁河流域商议与乌孙结盟事宜.经过张骞的多方努力,致使双方建立了密切关系,为此,汉朝先后将解忧、细君等公主远嫁乌孙昆莫（王）,以增强双方之间的关系.汉朝与乌孙间的联盟有力地遏制了匈奴对汉朝的侵扰,使匈奴在西域的处境更显孤立.公元前109年,汉军将领赵破奴等率部西征攻占楼兰、姑师等西域重镇.公元前102年,汉军西行,又攻克时常与汉朝作对的位居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国,显示了汉朝国力的强盛,将汉朝的政治影响向西扩散延伸到中亚广大地区.汉朝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极大提高了其在西域各族中的威望.翌年,为解决驻扎西域的汉军和往来使者的粮食供应,西汉王朝开始在天山南部的轮台、渠犁等地驻兵屯田,并置设“使者校尉”统领之,“使者校尉”应是西汉政府设在西域地区最早的地方官员. 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漠北草原的匈奴政权发生内讧,复遭自然灾害,局势动荡不定,驻守西域的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在争斗中恐遭不幸,遂率部众自愿归服汉朝,汉朝闻讯,派出在西域执行公务活动的郑吉前往迎接,至此匈奴设立的“僮仆都尉”随之撤消,天山南北诸地均归汉朝统属.西汉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对西域各地的军政管理,设“西域都护”管理军政事务,府治立在乌垒城（今轮台县策大雅南）,郑吉被任命为首位都护.在此之前,郑吉曾就任“护鄯善以西使者”,专事保护西域南麓通道诸地,现在就不同了,“西域都护”承担着管理保护整个天山南北各地重任,这一名称无论从字面上,还是内涵上都同匈奴人设立的“僮仆都尉”有很大区别.郑吉之后,已知西汉时期担任西域都护职位姓名的的共有18位,20世纪30年代,人们曾在裕勒都斯地方发现了西汉王朝最后一任西域都护李崇的印章. “西域都护”的建立,使“汉之号令班西域矣”,标志着天山南北诸地自此成为我们统一多民族伟大国家的一部分.自此,西域各地进入中央政府有序的军政管理之下.汉朝政府直接任免西域都护、以及专理屯田事务的“戊己校尉”等统领西域各地军政事务的高级官吏；又委任册封当地各族首领,颁发汉朝印绶,允准其按照本地习俗管理地方行政事务,1953年,新和县一处古城遗址出土的一枚“汉归义羌长”的铜印就是当时汉朝授给羌人首领的官印；为避免西域各地遭受匈奴的侵袭,汉朝还在天山南北驻兵设防,为减轻各族民众负担,同时实行屯田以解决驻军官吏和来往使者商旅的食宿问题,莎车、车师和焉耆等地都是当时汉朝在西域的屯田中心；又修筑城堡,建立烽燧,使“丝绸之路”更加畅达.西汉中央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措施促进了西域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密切了西域各地同中原地区之间的联系,增强了边疆各族人民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 东汉建立后,继续西汉王朝对西域各地的治理方略,先设立“西域都护府”管理该地军政事务,像著名的“定远侯”班超就曾担任过西域都护多年.后设立“西域长史”取代了“西域都护”职能,例如班超之子班勇就先后于公元125—127年间以西域长史衔受命率军西行,收复为匈奴占据的车师、焉耆等地,为东汉政府统辖西域军政事务建立了功绩. 汉朝以后历代中央政府对新疆的的管辖 唐朝在西域设置的多层次各级官署对天山南北各地行使有效地行政管辖,在出土文书中也有详细反映.例如,在吐鲁番文书中,有加盖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西州都督府、伊吾军、高昌、柳中、轮台、天山、蒲昌等县朱泥印文的文件.除此,还发现不少属“告身”内容的文件,著名的有《张无价告身》、《汜德达告身》等,“告身”是由唐中央政府或地方政权机关颁发的官价证或委任状书,这些告身上不少都有刘仁轨、李林甫、杨国忠等唐朝官员的签署. 唐朝政府根据西域各地不同的社会情况,因地制宜地进行军政管辖和治理.如在北庭大都护府治下的汉人集中居住的地方,主要是指伊州、西州和庭州等地,实行军政分离,推行与内地一样的府州县乡里行政管理制度,其民编户,民众向官府缴纳租赋；非汉人生活聚居区,则实行 “羁縻府州制”.“分其部落,列置州县”,“准其部落大小,位望高下,授刺史以下官”,其特点是继续保护当地本民族首领的行政管理体制,军政合一、首领世袭,假以唐朝都护、都督、州刺史名号,允诺其以旧俗治理其部众,其民不编户籍,虽贡赋,则不入户部.唐朝政府在西域地区推行的这种二重化管理体制,即实行藩汉分别管理制度对后来各朝历代治理西域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 公元13世纪初,蒙古兴起漠北草原,成吉思汗完成了对天山南北各地政治上的统一.从而结束了唐末以后西域诸地纷争、称雄割据的混乱局面.蒙古汗国以及元朝的统治对西域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蒙古统治西域初期,采取两种不同形式实施对西域地区的的统治：天山南北各地的绿洲地带,亦即所谓“城郭诸国”及中亚农业定居区域,由蒙古大汗派遣官员直接进行军政管辖,例如1221年在阿力麻里城设置的“达鲁花赤”应是蒙古大汗在西域设立的最早官吏.“达鲁花赤”是蒙古语的音译,意为“镇守官”,其职责“籍户口,收赋税,签发兵丁”,系蒙古所占地方和官衙中最高监治长官.蒙古人还在别失八里、独山城(今木垒县)诸地设置“达鲁花赤”.1251年,窝阔台汗时期,在西域建立“别失八里行尚书省”,任命麻速忽(一译马思忽惕)为省事,按《元史·百官志》记载：“国初,有征伐之役,分任军民之事,皆称行省”,此行尚书省因袭金制,也是后来清朝行省制度的前身.至于西域地区的阿尔泰山、天山周围草原地带,成吉思汗晚年依蒙古习俗分封于其二子察合台和三子窝阔台所辖.两大汗国对域内政事有裁决权,但依旧是蒙古大汗的藩属地,各汗国首领的承嗣仍由大汗委派任命,亦即所谓“边藩诸王奉大汗为宗王,大汗视镇边诸王为藩臣”. 元朝建立后,中央政府对天山南北各地的统辖管理进一步加强,各项政策日臻完善.为便于管理经济事宜,元朝政府在今吉木萨尔、吐鲁番等地先后设立了主理农桑事宜的“提刑按察司”,（后迁往吐鲁番地区,一称霍州畏兀按察司,）、专理元中统、至元钞之发行和管理的“交钞提举司”,以及“贸易金银,平准钞法”交钞库.军政管理机构方面则设立有“别失八里、和州等处宣慰司”,按宣慰司“掌国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行省有政令则布于下,郡县有请则为达于省.有边陲军旅之事,则兼都元帅府,其次则止为元帅府”.别失八里、和州等处宣慰司之建立与元朝在内地建立的政府管理的行政机构完全一致,这是中央王朝对天山南北诸地统治趋于加强的具体反映.与此同时,鉴于平定“西北宗王”叛乱的战略需要,元朝政府还在西域各地设立了种类繁多的军事管理机构,如1279年设置的 “斡端宣慰使(司)元帅府”,1280年设置的别失八里 “万户府”,以及1295年建立的“北庭和曲先塔林(今库车、塔里木周围地区)都元帅府”等分别镇护天山南北各地. 清朝政府对新疆地区的治理,大体上以1884年新疆建省为界分为前后两个不同时期,此前实行的是“军府制”,之后则由实施多种军政管理体制转换为统一的“郡县制”. 18世纪中叶清朝政府在先后平定天山北部的蒙古准噶尔之乱、以及天山南部的伊斯兰白山派首领大小和卓叛乱之后,完成了统一天山南北,安定西北边陲的大业.这一时期清政府对西域地区的军政管理制度,基本上沿袭西汉以后历代中央政府治理西域地区的政策,后人称为“军府制”,实质上是一种“以军统政”的管理制度.其主要特点是：视各地军事要冲以及战略地段之繁难,分别派驻不同级别的军政官员,战略要地委以参赞大臣,其余各城则委派办事大臣或领队大臣.因为天山北部是清朝治理的中心地带,伊犁已经成为新疆重要的战略要地和政治中心,故于此地驻扎设置将军,以1762年建立的“伊犁将军”统一行使对天山南北各地的军政管辖,官府驻地在“惠远城”.鉴于新疆地域辽阔、区情复杂,为减少层次,提高管理效率,在伊犁将军的节制下,分别以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和乌鲁木齐都统分理部分地区：前者具体总理南路的8城,后者主管北路乌苏以东及吐鲁番以北的地区. 在“军府制”的总体框架之下,对地方行政事务管理则从天山南北各地社会实际出发,依据“因地制宜”、“因俗施治”的原则,分别采取了州县制、伯克制、扎萨克制等不同政策：即对于天山北部和南疆东部的汉、回族居住区实行郡县制统治,由乌鲁木齐都统兼理,主要原因是当地居民多为内地移居过来的汉人,其社会生产与生活习俗俱同中原地区；在伊犁地区和天山南部各地维吾尔族聚居区维持当地的“伯克制度”.伯克意为“首领”.但是对其进行了改革,如废除了伯克世袭制,伯克的任免权归于中央,伯克的选任标准强调对于清政府的效忠态度等等；对蒙古族、哈萨克族和哈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实行“扎萨克制”,即扎萨克可以世袭,对本部事务有较充分的自主权,但必须服从清朝管辖.显然,清朝的这些民政治理措施是与其军政管理制度相吻合的,也适合当时新疆社会实际,天山南北各地因此保持了一个较长时期的统一安定局面. 清朝在新疆统一后实行的“军府制”与汉唐时期相比,一是从更高的程度上达到了政令的统一；二是民政比重在机构总体中增大.政令的统一有利于中央政府对于这一地区的统筹治理,有利于维护这一地区安定的社会政治局面.民政比重的增大反映了清朝政府开始将经营新疆的注意力,从历朝统治者过分偏重于军事,而更多地转向当地社会政治经济的重建和发展上.这是清朝中央政府治理新疆政策方面的一个重大突破.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清政府在新疆地区实行的“军府制”的弊端也日渐显露出来,并成为妨碍清代新疆社会向前发展进步的障碍.其弊病突出表现在：首先,政出多门,多元体制导致权力分散,不利于中央政府集中统一管理；其次,地方官吏以军事管理为主,将民政事务委于各级伯克和扎萨克管理,虽某一段特殊时期是可行的,可是由于这种体制的“因俗施治”特点,产生了强调个性特点而忽视共性特征倾向,地方首领权力过大则可能为其在特定条件下分离自立提供一定基础,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不利于新疆的长治久安. 1840年以后,随着中国开始进入半殖民半封建近代社会进程,新疆内外忧患日益严重,同治年间新疆境内爆发的民乱沉重地冲击了清朝的统治制度,1865年,入侵新疆的浩罕国军官阿古柏在英国支持下,与新疆封建和卓势力相勾结,入境作乱,侵占了天山南北诸多城镇.1871年,沙俄乘机侵占了我伊犁地区,更是雪上加霜,加重了西北边疆危机.1875年,西北防务重新得到清朝统治者的关注,大批清军入疆,两年后打败了阿古柏入侵者,1881年收复了被沙俄强行占领长达11年之久的伊犁.清朝重新恢复了对于新疆各地的军政管辖. 19世纪中后期新疆政治上的内忧外患明显暴露了新疆社会的弊病和军政管理体制方面的漏洞,特别是“军府制”和维吾尔地区带有浓厚的封建农奴制统治残余的伯克制度,已经严重阻碍新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军府制”已不适合新疆社会发展要求,封建伯克制度也受到沉重打击.建立行省,推行郡县制因此成为新疆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新疆建省之举,清朝朝野酝酿已久.早在1820年,著名政治家龚自珍在其著名的《西域置行省议》中就提出新疆建省设想.尔后清军收复新疆时,左宗棠在1877年上呈的奏折里提出“设行省、改郡县,为新疆画久安长治之策”的意见.随后陕甘总督谭钟麟、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刘锦棠等人又数奏论述,遂使建省之说臻于完善.在此基础上,为确保对新疆各地的军政统治和维护西北边陲的安全,光绪十年（1884）十月,清政府发布新疆建省上谕,正式建立新疆省,“新疆”,按率领清军驱逐阿古拍入侵势力,并从沙俄手中收回伊犁的左宗棠奏议中言,是“他族逼迫,故土新归”, 意为原来是中国的领土,被外国入侵者占领后,现在重新又被收复回来.自此,西域名称逐渐为新疆一名替代. 新疆省建立后,新疆军政中心由伊犁移至迪化（今乌鲁木齐）.伊犁将军不再总统全疆军政事务之责,驻军制度也与内地各省基本一致.民政方面取消伯克制度,行政建置省以下有道、府、州、县诸级.新疆行政建置与内地完全一致,新疆作为中国一个政区单位名称开始出现于版图上.它结束了自清朝乾隆以来在新疆长期实行的“军府制”,使新疆与内地行政建置一致,政令一致,增强了防范外国侵略势力与当地反动伯克相互勾结、发动分裂叛乱的能力,促进了新疆社会的安定和经济进一步发展,巩固和加强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这对于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保证近代中国西部领域安全客观上都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从上所述可知,新疆与祖国内地的联系源远流长,自西汉时期开始,中央政府设置西域都护府对天山南北各地进行军政管辖,新疆自此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国历代中央政府在此建置立制,实施军政管辖,从未间断对新疆地区的管辖治理.虽然,由于历朝统治控制时强时弱,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辖也时弱时强.但是,新疆始终是祖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一大趋势却始终没有变,诚如著名维吾尔族学者包尔汉指出的：“新疆与祖国的关系,既不是一般的朝贡与封赐的关系,也不是一般的暂时的藩属关系,而是表现为长期的不间断的国家行政权力在这一地区的直接行使.”[2]正由于如此,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从来就与新疆各族人民休戚与共,息息相关,祖国强大富强,新疆就发展繁荣,祖国衰弱落后,则新疆遭受外敌侵占屈辱. 维护国家统一是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秦始皇统一中原以后,我国就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自此延绵不断,直到今天,像中国这样能够长期保持统一,文化传统古老且未被割断的国家,在世界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这一状况的出现是由中国的独特历史以及中华民族强大的内聚力所决定的.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是由许多局部性统一,再到全国的统一而逐步完成的.像秦始皇削平战国六雄进而完成中原地区的统一一样,匈奴对中国北部草原地区的局部统一,同样是秦汉时期统一大格局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同理,当西汉王朝于公元前60年统一西域的时候,天山北部的乌孙等已经完成了游牧区的局部整合.之后,魏晋时期柔然、高车、突厥诸族在西域的活动,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民族融合交流又为隋唐时期完成对天山南北各地政治统一奠定了条件.吐蕃人对天山南部地区的控制,随后契丹人建立的西辽政权对西域各地的统一管辖,实际上又为蒙古元朝最终完成对包括西域诸地在内的全国范围的大一统创造了条件.元末明代,成吉思汗后代相继对于天山南北各地的统辖,也为后来清朝最终统一天山南北提供了条件.可以说,新疆不仅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活动的地区,而且,历史上新疆各民族都为建设边疆、保卫边疆,都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我国历代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管辖治理顺应了国家统一的大势,有益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自然得到各族民众的拥戴和积极配合.曾几何时,东汉时期的班超仅带领36人的小分队在当地各族群众支持下就完成了对天山南麓各地的收复；唐朝军队进入西域时,各族竞相归附；蒙古初兴漠北,高昌回鹘便遣使自愿归属；清朝初立,叶尔羌,哈密各地首领就自动派遣使臣前往朝贡以示归属,凡此种种,充分反映了新疆各族人民对于中央政府的向往和密切的亲情关系. 国家政治统一局面的形成固然不易,长久地保持和维护这种统一态势更需要付出代价.公元8世纪中叶唐朝内部爆发“安史之乱”,漠北回鹘怀仁可汗得令后,派遣其子叶护率精兵四千余人前往平叛,当大军抵达扶风时,接应的唐朝将军郭子仪劝其休息片刻再赴前线,叶护则言：“国家有急,远来相助,何以食为!”随即赶赴前线.诸多史料表明,在唐朝平定安禄山、史思明叛乱的过程中,曾有大量西域诸地的各族士卒参加,史书里所谓“安西及西域之众”指的就是他们.蒙古汗忽必烈鼎立中原后,西域曾有“西北宗王”起兵叛乱,当时归附元朝的高昌畏兀儿首领火赤哈儿的斤受命守护吐鲁番盆地一带地区,至元十二年（1275）,叛军拥兵十二万围困火州城（今交河古城）,逼迫畏兀儿投降,火赤哈儿的斤言道：“吾闻忠臣不事二主,且吾生以此城为家,死以此城为墓,终不能从尔.”[3]展示了畏兀儿人忠贞不二的坚定决心.清朝时期,吐鲁番郡王额敏和卓在平定准噶尔叛乱与大、小和卓叛乱斗争中,立场坚定,屡建战功,为维护祖国统一作出了卓越[4]贡献,今天矗立在吐鲁番东南郊的苏公塔就是为了纪念他而修建的.新疆各族民众这种对祖国的认同感和浓烈的热爱,以及所显示出来的中华民族巨大的内聚力,在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1840年鸦片战争后,列强沙皇俄国迫使清政府签定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祖国西部大片领土被鲸吞蚕食,各族人民备受列强的欺压凌辱.共同的命运把新疆各族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危及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反帝爱国斗争中,各族群众团结一致,共同抵御外敌侵略,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1855年,新疆塔城各族人民为抗议沙俄对我国境内的雅尔噶图金矿的侵夺,捍卫祖国的主权,火烧沙俄设在该地的贸易圈,从而拉开了新疆各族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序幕.1865年,中亚浩罕军官阿古柏乘清朝政府内忧外患之机,率兵入侵新疆,并建立了反动的侵略政权.此间,凡是侵略者所到之处,各族人民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都与阿古柏侵略者进行了顽强的抗击斗争.在喀什噶尔,当地数千名柯尔克孜族群众进行了殊死的抵抗.在英吉沙,为了抵挡入侵者,当地各族军民英勇奋战,守城40天,许多人为此献出自己的生命.1867年,为了报复和田各族人民的抵抗斗争,阿古柏竟残酷杀害了当地居民5万多人.据拜城人毛拉木沙·塞拉米《伊米德史》记载,阿古柏侵略政权的血腥统治,引发了新疆各族民众更加激烈的反抗,喀什、叶尔羌、和田、阿克苏、库车、吐鲁番和乌鲁木齐等地的维吾尔、回、柯尔克孜、汉等各族农民纷纷拿起简陋的武器,奋起投身于反侵略斗争中去. 阿古柏侵占天山南部期间,沙俄乘机出兵强占了我国的伊犁.伊犁各族人民不甘屈服,坚持抵抗了50多天,同入侵者进行了殊死斗争,为保卫祖国的领土主权付出了很大牺牲.伊犁河之战共有3000多军民参加战斗,充分显示了各民族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 1875年,清朝派遣大军收复新疆,这一军事行动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有力配合和积极支援.远在伊犁的锡伯族组织300多人将自己生产储备的粮食送到军营,清军围困达坂城中阿古柏军队时,城中的维吾尔族人民冒着生命危险将急需的情报送到清军军营,有力地支援了清军收复该城的战斗.在收复南疆诸城的战役中,很多维吾尔族群众或充任向导,或随军参战,“随同官军搜剿窜贼”,有力地配合了清军的南下.库车、阿克苏等地人民奋起驱逐侵略者,关闭城门迎候清军到来.阿图什一带的柯尔克孜族自动负担起阻击侵略者从该地区逃跑的任务.塔什库尔干的塔吉克族则设计擒获阿古柏的帮凶送交清军,并在清军鼓舞下,团结起来将侵略者逐出境外.对于各族民众可歌可泣的英勇表现,事后连刘锦棠都感慨地称道：“实属奋励可嘉”.正是由于新疆各族群众的大力支援,清政府仅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彻底摧毁了阿古柏的侵略政权,被入侵者占领了长达13年的大半个新疆终于由回到祖国的怀抱. 近代以来新疆各族人民群众为了捍卫祖国西北边疆的安全,团结一心,浴血奋战,与外来入侵者进行了殊死搏斗.为维护祖国统一,捍卫领土完整做出了积极贡献.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后人继承和发扬.
花喇子模的历史，谢了
(语：Xorazm；俄语：Хорезм；阿拉伯语：������������ Khwārizm；波斯语：������������ Khwārazm；英语： Khwarezm.Khorazm或Choresmien) 旧译“火寻”，是一个位于今日中亚西部地区的古代国家，位于阿姆河下游、咸海南岸，今日及两国的土地上。
有时也被写作“花拉子模”。
中心城市为乌尔坚奇（旧译玉龙杰赤）。
古代为的一省。
约公元前四世纪中期，成为独立国。
前后被征服。
十一到十三世纪受塞尔柱突厥统治。
领土扩至波斯、阿富汗一带。
1218-1220年被的征服。
1388年又被征服。
十六世纪属乌兹别克。
十六世纪中都城迁至基华，通称基华汗国。
1873年被俄国所并。
编辑本段地理 位于被东部的克孜勒库姆沙漠及南部的包围的干燥地带。
古代阿姆河丰富的水资源为其提供了灌溉的便利，花剌子模成为农业生产高度发达的地区。
编辑本段历史 花剌子模在公元前6世纪为的一个省。
公元前4世纪初独立，后受印度的贵霜帝国控制。
3世纪时，波斯萨珊王朝重新控制花剌子模。
7世纪末前后被阿拉伯人征服。
11世纪到13世纪受塞尔柱突厥统治，领土包括波斯的东部和阿富汗。
1219年被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征服。
1388年又被帖木儿的铁木尔帝国征服，后又归波斯统治。
16世纪初，花剌子模南部地区出现了独立的布哈拉汗国。
1512年，花剌子模绿洲居民起义，摆脱波斯统治，拥立乌兹别克汗国王族成员为汗，建立独立的国家，即希瓦汗国。
1873年被沙俄吞并。
1920年建立花剌子模苏维埃人民共和国，1924年解散，其领土并入乌兹别克和土库曼两个加盟共和国。
编辑本段花刺子模帝国 花刺子模沙赫伊勒.阿尔斯兰死（1172年）后，他的两个儿子塔喀什和苏丹·沙赫争夺王位。
塔喀什失势，企图从喀喇契丹那里寻求避难。
喀喇契丹的摄政皇后耶律诗为了驱逐苏丹·沙赫和帮助塔喀什复位，把率军入花刺子模的任务交给其夫。
其夫完成了任务（1172年12月）。
但是，尽管塔喀什把他获得的王位归功于喀喇契丹人，但由于喀喇契丹人强征贡赋的苛刻条件，他立刻就起来反抗，喀喇契丹人转变了他们的政策，支持他的兄弟苏丹·沙赫反对他。
尽管他们未能够使苏丹·沙赫恢复花刺子模的王位，但他们借给他一支军队，苏丹·沙赫用这支军队去征服呼罗珊（他于1118年夺取莫夫、萨拉赫斯和图斯）。
于是，苏丹·沙赫统治了呼罗珊，直到1193年他去世。
他死后，塔喀什把整个呼罗珊重新并入他的花刺子模版图（1193年）。
塔喀什一成为呼罗珊的主人之后，就入侵伊刺克·阿只迷。
上面已经提到过，该省是末代塞尔柱克苏丹、吐格利尔三世的王室领地。
在1194年3月19日发生在刺夷附近的一场决定性战争中，巴格达哈里发纳绥尔邀请塔喀什打败并杀死了吐格利尔三世。
这一胜利结束了塞尔柱克人在波斯的统治，使伊刺克·阿只迷连同刺夷和哈马丹一起转归花刺子模沙赫。
但不久因为土地关系哈里发和花剌子模沙赫逐渐闹翻，并交恶。
塔喀什之子、阿拉·阿德丁·摩诃末继位（1200－1220年在位）。
他使花刺子模国达到了鼎盛，在他统治期间花刺子模国成为中亚的主要帝国。
他的第一次行动是从古尔人手中夺取阿富汗地区。
当摩诃末的前两代沙赫们正在阿姆河下游创建花刺子模帝国时，另一支强大的穆斯林势力正在阿富汗境内崛起。
直到当时，阿富汗一直是属于突厥族伽色尼王室，该王室还拥有印度的旁遮普。
大约在1150年，苏里阿富汗人中的一个氏族起兵反抗在赫拉特和巴米安之间的古尔山区的伽色尼苏丹们。
是年，古尔王朝首领贾汗·索兹掠夺其都城加兹尼，1173年贾汗·索兹的继承者吉雅斯·阿德丁长久地占领了该城。
伽色尼王朝的苏丹们逃到旁遮普的拉合尔避难，把阿富汗地区让给了古尔王朝。
在古尔王朝著名的希哈布·阿德丁·摩诃未统治期间（1163－1206年在位），古尔帝国向东发动了一次有影响的扩张。
希哈布·阿德丁·摩诃末废黜了旁遮普的末代伽色尼王朝统治者们，吞并该省（1186年），从印度王公们手中夺取恒河流域（1192－1203年）。
这些是当他受到与他同名的花刺子模沙赫摩诃末的进攻时，他所取得的成就。
两个摩诃末之间的第一次战斗发生在阿姆河畔，古尔王朝获胜，他们前往掠夺花刺子模本土（1200年）。
花刺子模的摩诃末向他的宗主，即喀喇契丹的古儿汗求援，古儿汗派一位名叫塔延古·塔拉兹的人和他的另一个封臣，撒马尔罕的哈拉汗朝王子乌斯曼·伊本·易不拉欣一起领兵前往援助。
幸亏有这些援军，花刺于模沙赫在赫托拉斯普才打败了古尔人，并把他们赶出花刺子模（1204年）。
喀喇契丹人紧追古尔的摩诃末，并在巴尔赫以西的安德克霍给予他一次灾难性的打击（1204年9－10月）。
这次胜利最终表明了花刺子模人对古尔人的绝对优势。
但是，直到古尔王朝的摩诃末死（1206年3月13日）后，花刺子模的摩诃末才从古尔人手中夺取了赫拉特和古尔山区（1206年12月）。
1215年，花刺子模沙赫夺取加兹尼城，完成了对阿富汗地区的征服。
花刺子模的摩诃末把他对古尔人的胜利归功于他的宗主、喀喇契丹的古儿汗。
但是，他的感恩之情是短暂的。
当其权力到达顶峰之后，他这位穆斯林的皇帝（因为大约在此时他采用了苏丹称号）和伊朗三分之二地区的君主，不能容忍继续充当这些异教蒙古人的封臣和纳贡臣。
哈拉汗朝的撒马尔罕王乌斯曼（1200-1212年）也是喀喇契丹人的封臣，他也有这种情绪。
花刺子模的摩诃末在与乌斯曼达成了一项协议之后，于1207年占领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并取代喀喇契丹成为该地区宗主。
干是，花刺子模帝国囊括了整个河中。
据志费尼记述，喀喇契丹人进入撒马尔罕发起反攻，但是，在一次战斗中，花刺子模人俘虏了塔延古将军，这次战斗或者是发生在费尔干纳安集延附近的伊拉米什草原，或者是发生在怛逻斯草原（1210年）。
摩诃末在撒马尔罕王、哈拉汗朝的乌斯曼的合作下击溃了喀喇契丹人，乌斯曼把对古儿汗的效忠转来效忠于摩诃末。
但是1212年，乌斯曼对花刺子模人的这种服从感到厌倦了，起来反叛。
摩诃末向撒马尔罕进军，占领并洗劫了该城，处死了乌斯曼（1212年）。
于是，统治着突厥斯坦达两个多世纪的哈拉汗朝统治家族的最后一位代表也不复存在了。
最后，花刺子模的摩诃末于1217年骑着马作了一次穿越波斯的凯旋旅行，途中，他接受了阿塔卑们（或者说波斯各省内独立和世袭的突厥总督们）向他表示效忠，特别是法尔斯的萨尔古尔朝人的效忠。
他一直来到阿拔斯领地伊拉克阿拉比的边界扎格罗斯山的霍尔湾。
当他正要向巴格达前进时，他与哈里发发生了争吵。
甚至连阿塞拜疆（大不里斯，不属他这次出巡地）的阿塔卑，也主动承认自己是花刺子模的纳贡臣。
在这时（1217年），花刺子模突厥帝国北以锡尔河为界，东以帕米尔和瓦济里斯坦山区为界，西以阿塞拜疆、卢里斯坦和胡齐斯坦山区为界，它囊括了河中、大半个阿富汗和几乎整个波斯。
就在此后，摩诃未与成吉思汗发生了冲突。
前文中应该记住的是，在蒙古进攻的时候，花刺子模帝国是刚创立起来的，并且以它最后的形式存在的时间不过几年。
它未来得及巩固自己，甚至没有建立起任何组织。
这个短时间内拼凑而成的帝国在最初的一击之下就崩溃了，这没有理由为成吉思汗的计谋感到吃惊。
在构成所谓的花刺子模帝国的各部分之间的唯一内聚力是摩诃末苏丹本人。
尽管他比其他东方统治者交的好运要长久些，但事实上，他也像容易激起热情一样地容易丧失勇气。
必须记住，当成吉思汗开始征服这个帝国时，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归属于花刺子模帝国还不到8年，撒马尔罕城是在受追问：到疯狂的屠杀后才归属的。
在成吉思汗入侵前4年多的时间内，阿富汗地区还未完全归并于花刺子模帝国（加兹尼城是1216年并入）。
西波斯不可争辩地属于花刺于模国也仅仅3年的时间（1217年）。
事实上，与历史学家们的文献相反，在成吉思汗入侵时，还没有一个真正的花剌子模国，而只有一个帝国的胚胎，帝国的轮廓，甚至缺乏国家的骨架。
当成吉思汗面对像中国北部金国这样的真正国家时，他将面临着与之完全不同的艰巨任务。
君主列表： 阿即思 伊勒.埃尔斯兰 苏丹.沙 塔喀什 摩诃末 扎兰丁 编辑本段被遗忘而充满神秘色彩的花剌子模 在许多世纪以前，一些不知名的工匠在花剌子模古国地域建起了众多难以攻克的要塞，直至今日这些宏大的建筑物仍让一些科学家和旅行者惊叹不已。
花剌子模绿洲四周的克孜勒库姆沙漠是一片神奇的沙漠。
在一个个新月形沙丘中间，在苏尔塔努伊兹山支脉的荒丘上，到处都可以看到一些人工活动的遗迹，有呈虚线向几十公里开外延伸开去的古代沟渠残痕，有不少大村落和城市的废墟。
今天这里已经荒无人迹。
一些乌鸦、蜥蜴和蛇如今成了昔日花剌子模废墟的主人。
人们一来到这里，便有一种置身于妖魔鬼怪王国和物质化的海市蜃楼世界之中。
有人常把花剌子模古国地域称之为“中亚细亚的埃及”，应该说这个比喻还算恰当。
因为在世界上还很难找到这么一个相对地域不大却集中了如此众多古建遗址的地方，这里仅古代要塞就不下几十座。
它们像古埃及的金字塔，给第一次造访这里的人一种深深的震撼，他们不由得一下子产生好些问题：在缺乏应有建筑机械的情况下，古代工匠们是怎样建起如此高大的建筑物呢
它们又何以能保存至今
因为这些建筑绝大部分都已经有了两千年的历史。
而据乌兹 别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历史、考古和民族学研究所对一度曾经非常强大的花剌子模古国防御工事有过一番研究的有关专家介绍，花剌子模在新世元初期曾经相当繁荣，多处都在大兴土木。
花剌子模所有要塞的建筑原理几千年来都保持不变。
基座一定得用河沙，因为有防潮作用，而且碰到地震有减震的作用。
墙是用大块砖坯砌的，这样的砖多少年来仍坚硬无比，就是现在也还可以用来盖房子。
而且在每块砖坯上还能看到一种特殊记号。
它们到底工匠留下的记号，还是皇族姓氏的标记，到今天也没有人能说清楚。
砖坯之间的粘合剂用的是粘土，就是要塞内用梯形砖坯砌起来的拱式楼板也能把得牢牢实实。
砖与砖之间用天然石头加楔。
木料实际上不用，因为这一带地方不长树木，但古代的工匠看来是没木头也行。
还有意思的是，新纪元初期的建筑师就已经考虑到用水管将邻近水渠里的水引进要塞。
水管是用陶土烧制，直径有50～60公分粗，这样的水管可以用上很多年。
古代工匠的盖房速度还相当快，两三个月即能盖起一座要塞。
建筑师还相当懂行，对各种建材的质量都很了解，反正是经他们盖的要塞已经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无论是风雨和摄氏零上50度的酷暑，还是公元712年曾率兵攻下花剌子模的阿拉伯统帅库捷伊巴和后来蒙古大军的进袭，不少要塞如今看上去仍像其主人刚刚扔下似的。
可奇怪的是，尽管这些要塞如此高大雄伟，又保持得如此完好无损，可知道的仅限少数一些专家。
也许是它们都盖在远离通衢要道很远的地方，没有当地历史学家当向导一般人还真去不了。
要塞的选址问题也是古代中亚地理学史上的一个奥秘之一，对此说法不一。
按说人们都是千方百计尽量择泽而居，可这里的要塞所在地离水源都很远，阿姆河畔就找不到一处大型的防御工事。
这可能是花剌子模的古代居民都想把要塞建在自然高地上，可阿姆河两岸很难找到这样的高地。
于是花剌子模居民决定挖几十甚至几百公里的沟渠来解决供水问题。
这可是非常浩大的工程，很可能有成千上万的民工在白天黑夜不停地挖。
另外，选址还兴这样的迷信：从相中的地块附近捉1只野兽来杀，如果医生发现该野兽有某种疾病的症状，就不能在这里盖房子，因为这种病有可能传染给人。
除此之外，建要塞需要大批如河沙和粘土这样的建材。
至今也还弄不明白，那些古代工人是怎样解决建材供应问题的。
反正是河沙和粘土被源源不断地从几十公里开外的地方运来，肯定当时沙漠里有不少驮运队起到了运输大队的作用。
其结果是花剌子模留下了令世人无不震惊和叹服的工程。
就举建于公元1世纪的托普拉克·卡拉(土城)为例，该城的城墙总长就有1公里还多，是一座完整的城市，历史学家在城内发现有不下10个街区。
就因为城市是建在平原上，所以一定得筑高墙以防敌人来犯。
墙高10米，在最高处还建了一座城堡。
另一座卡孜勒·卡拉要塞(红城)的宏伟程度也丝毫不比前者逊色，它曾于1～7世纪起到镇守边关的作用。
尽管其规模不算太大(65х65米)，但曾经是一块使敌人感到难啃的骨头。
城墙是双层的，宽8米，高15米。
要塞本身2层，第一层有4米高的柱脚，好让敌人的攻城炮发挥不了作用。
要说选址得当，阿雅斯·卡拉(风城)可谓最理想。
就是轻装爬上这块建有要塞的自然高地也很吃力。
据历史学家推算，该要塞建于公元前4～3世纪，可奇怪的是像是没人用来抵御过敌人。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要塞不知何故没有竣工。
考古学家没在里面发现有住过人的迹象，而且还找到不少已经备好却没用过的建材。
更让人不得其解的是，这座已经风雨剥蚀了1千多年的古建筑就像是刚刚被人遗弃似的，其冷峻的红土墙和高耸的塔楼至今仍令人望而生畏。
这些规模不小的古要塞遗址有着不少传说和故事。
民间还传说许多要塞下面都挖有由恶魔看守的地道，谁要想进去找宝，准得把命送掉。
可考古学家们多年来在这里爬上爬下，也没一个送命的。
至于说下面是否有宝，科学家并不排除这种可能。
问题是古代花剌子模的许多类似建筑至少还有一半没有很好研究，比如卡孜勒-卡拉要塞就干脆没人光顾过。
总之，人们现在对古代花剌子模还知之甚少。
这个古国的诸多古城直至今日都还处在沉睡之中，其编年史尚存在不少急需填补的空白。
随着时间的推移，花剌子模古国迟早总会揭开自己神秘的面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