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主要内容
我只能说ls很强大，很乐于助人..........默默地飘走.............
从我国清末的衰落到改革开放综合国立的增强,我们应吸取什么样的教训?
一、改革开放30周年 1.中国改革开放成就斐然，通过这个大改革、大开放，实现了三个伟大的转折：第一个伟大转折就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第二个伟大转折是从封闭半封闭的社会向全方位开放的社会转变；第三个伟大转折是人民的生活从温饱转向基本小康的社会转变。
2.30年的改革，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在党领导下的改革，改革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
每次重大改革的决策，都是中央通过决定做出的决策，说明党是主动的推进改革。
第二，我们的改革是渐进式的，而不是像有的国家那样一步到位的。
举世注目的成就，综合国力提升，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也是我党执政能力不断提高的体现。
3.改革开放时空格局变化，是一种区域空间结构和区域产业结构变化和完善。
我国的对外开放从沿海向内地发展，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我们先看一张历史切片：1895年3月，甲午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北洋大臣、直隶总督、71岁的李鸿章东渡日本，作为清朝政府的特命全权大使，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日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规定：（一）中国承认朝鲜独立。
（二）中国向日本割让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
（三）中国赔偿军费白银2亿两（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3000万两共2.3亿两）。
以及新开通商口岸，增加内河航线等共11款。
甲午战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从此走向更深重的灾难。
巨额战争赔款相当于全国3年的财政收入，清政府根本无力承受，只能向英法德俄列强贷款，不但利息很高，还要以海关、税收、财政的管理权作抵押。
大面积割让国土直接导致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
战后的几年里，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
长城以北属俄，长江流域十省属英，山东属德，云南、两广属法，福建属日。
而美国这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则打着“利益均沾”的旗号，以支持日本为主要手段，谋求在中国的更大权益。
战后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跳板，中国东北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台湾被日本割占，使数百万同胞离开祖国的怀抱，饱受欺凌50多年。
甲午战争对长达30年的洋务运动做了一次总检验，结果表明“民富国强”的目的远未达到。
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
始于1864年，终于1895年的清末三十年“洋务运动”，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就是“改革开放”。
文化界、历史界把李鸿章视为清末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洋务运动”为什么会失败
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要吸取哪些经验和教训
这是我们理论界必须重视的重大现实问题
也是中央高层及省市高层必须注意的重大战略问题
如果我们不吸取历史教训，我们就会重复100多年前的历史，我们国家及少部分人会很富裕，但国家谈不上强大，只会是肥大。
如果那样，亡我之心不死的个别国家又会蠢蠢欲动。
我希望本文能抛砖引玉，引起更多人的思考。
今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15周年，在中国近代的反侵略战争中，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规模最大，失败最惨，影响最深，后果最重，教训最多的一次战争。
在伤痛之余我们有没有思考过泱泱中华为何会身罹奇祸
中日甲午战争，一头大象被蚂蚁绊倒，还惹来了一群蛇虫虎豹垂涎分食，人们对于大象的虚弱、蚂蚁的阴险，总难以释怀，故而，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后，中国人守着这道伤痕苦苦思索着种种原因。
从这场早已失败的战争中得到更多的镜鉴。
有些人不认为洋务运动是失败的改革，认为洋务运动提高了我们民族的科技水平，这样认为也有一定道理。
洋务运动期间大规模舰队的编练，大型企业的建立，曾受到世界的瞩目。
尤其是亚洲最大的钢铁企业——汉阳铁厂建成时，西方称之为比强兵劲旅更为可虑的“黄祸”。
但我认为，改革的最后结果导致国家衰弱，割地赔款，那么，毫无疑问，改革是失败的
首先，我们来讨论甲午战争中国为什么会失败
长期以来，一些人从力量对比的角度分析问题，认为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是日本及其支持者实力强大，中国不具备赢得反侵略战争的条件，由此强调落后就要挨打，必须奋发图强，提升国力，才能最终立于不败之地。
这个观点有其积极意义，但就甲午战争而言，仅作此分析还嫌不够，也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存在一定的片面性，甚至容易陷入“武器决定论”的误区，应该进行更全面、更准确的分析。
实际上，当时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并不比日本差，从经济上看，甲午战前日本的重工业还比较薄弱，轻工业中也只有纺织业比较发达。
钢铁、煤、铜、煤油、机器制造的产量都比中国低得多。
当时日本共有工业资本7000万元，银行资本9000万元，年进口额1.7亿元，年出口额9000万元，年财政收入8000万元，这些指标除了进口量与中国相当外，其它都低于中国，说明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和中国一样并不强盛。
从军事上看，日本在甲午战前的一二十年里，竭全国之力提升军事实力，尤其重视海军建设，到1893年，拥有军舰55艘，排水量6.1万吨，与中国海军主力北洋舰队相当（中国还有广东、福建水师）。
日本常备陆军22万人，总兵力不到中国的一半，武器装备也相差不大。
很显然，中日军事力量对比，不像鸦片战争时大刀长矛对坚船利炮那样悬殊，有的方面如海陆军总量中国还略占优势。
也就是说，甲午战争中国之败，并不是败在军事力量上。
那么，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有历史学者作了初步总结： 第一、对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缺乏预见，准备不足。
第二、一味依靠外国调停，没有把立足点放在自身力量上来。
第三、信奉“武器决定论”是战争失败的思想根源。
第四、军队贪污腐败，不堪一击是战争失败的直接原因。
第五、政权买办化导致妥协投降是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
上述六大原因导致了甲午战争的失败。
洋务运动（“改革开放”）产生的负面现象--政权买办化，导致妥协投降是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
这一点，高层务必高度重视
军队贪污腐败，不堪一击。
甲午战争中海陆几十次战役，中国军队屡战屡败，溃不成军，没有打过一个胜仗，没有击沉过一艘敌舰，军队综合素质低下是主要原因。
当时全国的军队，北洋最优，北洋里海军又较陆军为优。
但就是北洋海军，也严重存在着军纪涣散、操练废弛、贪污腐化、精神萎糜等问题。
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原是陆军将领，不熟悉海军业务可以理解，但他领导北洋海军10多年，不下功夫学习海军军事知识，常以外行自居，这也罢了，关键是丁汝昌不能以身作则、严格治军，加上大气候的影响，造成北洋舰队管理混乱，军纪涣散。
据史料记载，丁汝昌在海军基地刘公岛营造店铺敛财，因此还与部下发生龃龉；他自蓄优伶演戏，生活骄奢淫逸。
北洋舰队后期，“操练尽弛，自左右总兵以下，争携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
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
”北洋海军还发生过用军舰载货载客挣钱和从朝鲜走私人参牟利的事件。
济远管带方伯谦在威海、烟台、福州有5套公馆，娶有两房姨太太，在舰队常去之地金屋藏娇，此人多次临阵脱逃也就不足为怪。
威海之战的紧要关头，来远、威远二舰的管带邱宝仁、林颖启还在岸上嫖妓未回，二舰无人指挥，都被日军击沉，数百官兵殉难时二人尚在灯红酒绿中。
旅顺是清朝经营多年的远东第一大军港，是渤海的钥匙，北除了军事技术之外，在部队中还应该进行爱国主义、民族观念和英雄主义的教育，培养视死如归，敢于胜利的精神状态，但这正是北洋舰队所缺乏的。
李鸿章创建北洋海军，注重武器装备，开设新式学校，甚至把一些将领送到国外深造，这都是难能可贵的。
但李鸿章对整体训练却放任自流，对军队的思想教育更是漠不关心。
1886年，北洋舰队应邀到日本长崎访问，官兵上岸在妓馆闹事，引起事端。
事后李鸿章不但不处理，还说“武人好淫，自古而然。
只要彼等追求功名，自可就我绳尺。
”此事典型地反映了李鸿章的治军思想，但实践证明仅用功名利禄来调动积极性是远远不够的。
北洋海军的待遇本不算低，将领们大多数很有钱，建功立业的机会就在面前，但贪生怕死，临阵脱逃者比比皆是。
近年来研究近代海军史卓有成效的姜鸣感叹地说：这样一支缺乏精神支柱的军队，在和平年代还可算是一种摆设，而当风云突变，强敌压境时，他们能克敌制胜，保卫国家吗
陆军的总体情况还不如海军，连黄海之战这样能够拼一下的仗也没有打过，大多是不堪一击，望风披靡。
战死的将领只有左宝贵、马玉昆等几位，逃跑将军却有一大堆。
牙山之役叶志超不但仓皇逃窜，还慌报军情，“饰败为胜，欺君邀赏”。
朝廷又命他统帅平壤诸军，简直如同儿戏，叶志超故伎重演，狂奔500余里退过鸭绿江。
梁启超评论平壤战役说：“是役也，李鸿章20多年所练之兵以劲旅自夸者，略尽矣。
中国军纪之弛，广为外国所熟知。
”鸭绿江防线清军4万余人，兵力多于日军，但不到3天就全线溃败。
敌人进攻义州，只放了一排枪，义州守军便弃城逃跑。
日军转攻大连，守将赵怀业毫无抵抗之心，高竖降旗逃跑，其私产提前装船运走，但大批军械，计有大炮130多门，步枪600余支，炮弹、子弹240万发，以及各种军用物资全部被敌缴获。
京的门户，从地理位置，防御体系来说，只要守城官兵士气旺盛，指挥得当，坚守数月是不成问题的。
但守将龚照“贪鄙庸劣”，未见敌军就乘小船逃往烟台，守军土崩瓦解，日军只用了6天就攻占旅顺。
敌军又攻辽东，清军有7万多人，日军只有2万人，而且供应线拉长，后路也有被切断的危险。
如果清军能以优势兵力凭险扼守，与敌相持，日军无援兵、缺粮饷，很难坚持，是一次反败为胜的机会，但清军毫无斗志，抵挡不住日军的进攻，不到10天就从辽河东岸全线溃败。
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描述这一段战况时说：“倭人常谓中国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实是现在景象。
”战局到了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说明当时中国军队的战斗力确实不能一提。
封建政权买办化，导致妥协投降。
一般来说，在外敌入侵的生死存亡关头，社会的主要矛盾会由阶级矛盾、内部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统治集团也会把反侵略战争作为头等大事和当务之急，但清末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
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出的软弱、消极，急于求和投降的态度不是封建统治的腐朽性所能完全解释的。
还有其更深层次的特定原因，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封建政权和统治集团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买办化了。
封建性加买办化决定了对待资本主义侵略的妥协性。
由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这个因素是过去历朝历代，包括清朝初期不曾有过的。
封建政权买办化源于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半殖民地化。
一是政治上的半殖民地化。
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加深了对中国的控制。
英德法俄美意等国的驻华公使联合干涉中国的内政、外交，进而干涉军事。
英国人赫德长期占据海关总税务司长的职位，不但把持海关行政，而且插手许多政治事务。
通商口岸的外国领事对地方政府发号施令，稍有不从便以派遣兵舰进行恫吓。
列强还通过派到中国军队的顾问（有的还在军队任职）控制中国的军事。
二是经济上的半殖民地化。
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初，航运、商贸、进出口、金融、财政都很大程度上被列强控制。
中国迅速变成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
与政治上、经济上半殖民地化相适应的是封建政权的买办化。
一批为外国侵略者势力服务，以洋务派为代表的买办化官僚集团产生了。
翦伯赞认为：“洋务派地方上以湘、淮军阀为首，以主持北洋集团的李鸿章为代表；在朝廷里以军机大臣恭亲王奕为代表，而他们的总后台是慈禧太后。
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代理人。
”李鸿章、张之洞等封建军阀，认识到封建末世的内忧外患是“中国数千年之大变局”，为了挽救封建统治，掀起“求富求强”的洋务运动。
以举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和组建新式海陆军为主要内容，从60年代到甲午战前进行了30多年。
洋务运动有着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促进了近代工业的发展，相对提升了军事实力；另一方面从始至终依附于外国资本主义，具有很强的买办性。
正如所论述的：“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本主义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庸于帝国主义的。
” 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除了封建性之外，无一不具买办性的特点。
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外国资本；技术上雇洋人、购洋器、用洋法；业务上是外国企业的附属；创办者大部分是官僚、买办。
经济上的买办化决定了政治上的买办化。
郭沫若认为：“有些买办凭籍外国侵略势力与洋务派官僚建立了联系，参加洋务派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买办阶级在政治上越来越有影响，经济上有雄厚的实力，形成一种重要的反动社会力量。
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大官僚集团日益明显地成为买办势力在政治上的代表。
”经济上、政治上的买办化决定了军事、军队的买办化，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说：“改组中国军队主权必须掌握在一个国家手中，而我们如果不是这个国家就将有损于我们的利益。
” 在这种情况下，希望清朝统治者担负起领导反侵略战争的重任并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买办性比封建性就反侵略而言更加反动。
封建政权从维护统治出发，还可能全力投入反侵略战争，如清朝初期抵御沙俄的战争，收复台湾的战争等，但买办化的封建政权与帝国主义列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大程度上沦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言人、代理人，他们既有矛盾的一面，更有相容的一面。
列强既要侵略和掠夺中国，同时又竭力维护清朝的统治不使其垮台，其原因就在于此。
洋务派与外国侵略势力的联系与交易，在北洋军阀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
梁启超揭露李鸿章在“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其股份皆不少；或言南京、上海各地之当铺、银号，多属其业。
”黄海战后，翰林院联名奏参李鸿章“有银数百万两，寄存日本茶山煤矿公司，其子在日本各岛开设洋行三所。
”问题可能没有说的这么严重，但参照各种资料，此类情况也还确实存在。
翰林院还奏参李鸿章：“米、煤资敌，释放日本奸细。
”所谓“米、煤资敌”是指甲午战争前日本向中国购买大米和煤炭，开战后部下建议停止供货，但李鸿章认为“订货在失和之先”，命令继续供货“以示信用”。
于是3万吨煤炭和3000石大米照常运送日本，这个做法确实令人费解。
开平煤矿是中国当时最大的煤矿，煤炭应视为战略物资（军舰的燃料），但李鸿章却同意由英国的怡和洋行控股该矿，连外国人都认为“李的立场值得深思”。
李鸿章办洋务的主要助手盛怀宣、唐廷枢、徐润等都是与外国资本主义关系很深的大买办，深受李的重用，都先后担任过轮船招商局的会办、总办。
唐廷枢在任职期间还兼任英国在华最大企业怡和洋行的总买办。
盛怀宣是公认的一个“挟诈渔利，为利孽孽”的人物，盛在给李鸿章的密信中说：“师如需附股若干，乞密示。
批令招商局及小人、仲舫为之，候示。
”这件事很现实地暴露了李盛之间摆不上桌面的关系与这种关系的利益基础。
这样一个朝廷，这样一批官僚，这样一支军队，能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安全、战胜外敌侵略吗
清朝统治集团在甲午战争中妥协、退让、求和、投降的一系列做法，都可从其买办立场找到答案。
甲午战后短短17年，清王朝走完了它最后的路程，这是历史的必然，一个不能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政权，没有理由长期存在下去。
然后，我们探讨一下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
玛雅文明为什么消失
罗马帝国为何衰落
文明与国家就像个人一样，似乎逃避不了成长与衰亡的周期命运。
甲午战争最终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崩溃的临界点，它无情地证明了之前那一代中国精英的努力不过是暂时延缓了它的寿命。
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的进一步开放和洋务运动的兴起并未给人民带来利益，相反却使人民受害。
在此期间，农村自然经济解体，城市手工业破产，对历史发展而言，这是进步；对人民来说，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铁路的兴建、轮船的启用使内河、运河航运顿成萧条，沿岸城镇急剧衰落，运输工人纷纷失业。
他们生计断绝，辗转城乡，挣扎在死亡线上。
外国传教士深入穷乡僻壤，招徒入教，包揽词讼，引起民教关系紧张。
中国农民感觉到:“自有洋人入中国以来，便给中国带来不安和扰乱，便给中国农民带来困苦和艰难。
他们不认识帝国主义，却认识了洋人。
洋人在他们的认识中便是帝国主义的代表”。
（《李大钊选集》） 历史学者喻大华认为，从中国近代化屡受挫折中可见:首先，中国近代化运动始终缺少一个为大多数人所理解的长远目标和能够给大多数人带来利益的近期目标。
洋务派的自强、求富过于笼统，且少数人从中渔利，暴富一小撮，苦了多数人。
所以近代化运动只局限于上层，没有获得全民族的支持，只能以失败告终。
2005年12月23日，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中将因贪污一亿六千万元,包养五名情妇遭免职 4月10日，中央军事法庭，就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在一九九七年至二00一年五年中，在总后勤部任副部长兼基建营房部部长期间，滥权贪污、挪用公款高达一亿六千万元，一审判处死缓。
王守业被逮捕后，在其北京、南京两处寓所，查抄到人民币现金五千二百万，藏在双门雪柜及微波炉中；美元现钞二百五十万，藏在西门子洗衣机内。
在其办公室私设小金库账号内，有存款五千余万元。
王守业先后花了一千二百多万元，包养了五个情妇。
王守业的五名情妇，分别来自南京军区文工团、总政文工团、北京军区文工团、陆军军事学院党办机要员、总后勤部一办机要员。
在腐败大潮席卷全国的形势下, 军队也绝非净土. 而且由于是对外封闭兼等级森严的一个特殊单位,会因为缺乏外界监督, 因而可能更加黑幕重重. 中国海军的贪腐从清朝开始就已有传统。
清朝海军的贪腐导致北洋舰队的覆灭，现在海军的贪腐，是否会造成中国的亡国之祸
希望中央高层能高度重视。
我们要考虑的主要问题是：我们今天改革开放的政策与1949年前蒋介石的官僚资本主义有何区别
蒋介石失败了，为何失败
我们要吸取什么教训
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已经造成了许多负面的影响。
大家有目共睹，不详谈。
我希望，我们的改革开放要吸取洋务运动的教训，不要再失败了
《大国崛起》对我国的影响
西南财经大学 国际商学院 2006级国际经济与贸易2班 王意文（40602026）摘 要：《大国崛起》纪录片中九个近现代强国各具特色，各自独到的发展模式都值得中国借鉴和运用。
只有在工商业、金融业方面取得更大的突破，才是一个国家得以崛起的条件。
中国古代经济的离不开土地，商业的发展极为缓慢。
在工商与金融竞先发展的世界经济潮流中，这决定了中国必然落后的地位。
中国要实现真正的崛起，必须具备大国思维。
大国思维就是强者的思维，就是不计前嫌，就是原谅日本。
关键词：工商业与金融业上的创新，经济利益，大国思维，真心公平文献综述：《大国崛起》这部电视纪录片中描述的各个国家成功的经验值得深刻探讨。
夏建平在《大国在何处崛起》中写到，“作为一个庞大的组织机构，我们可以看见它的发展之路都是延着一条有规律可循的轨迹伸延前行的。
这些大国的崛起，不仅仅对于其他的国家，而是对于任何一个组织、甚至于每一个个人都有着非常具有现实性的借鉴意义，给每一个人的工作和生活带来影响深远的启示。
” 中国，正是这个世界上最庞大的组织机构，学习先头国家的经验，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另外，中国的崛起也必须靠一种精神，一种思维来引导。
夏正智在《中国要有大国思维》中认为中国的大国思维是要做到保持经济自主自立，防止出现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对某一个国家或少数几个国家的严重依赖；保持思想政治文化的自我生产、自我创造、自我服务；保持政治制度和体制上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保持军事上的自主独立和创新发展并且发挥国际事务中的大国作用。
本文正是从吸取、总结他国经验教训以及树立大国思维两方面展开分析。
正文：“公元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拉开了不同国家相互对话和相互竞争的历史大幕，由此，大国崛起的道路有了全球坐标。
五百年来，在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大舞台上，相继出现了九个世界性大国，它们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
大国兴衰更替的故事，留下了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和经验教训，启迪着今天，也影响着未来……”这是大国的崛起的开场白，他告诉了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那就是这九个国家之所以能成为世界近代的大国，是因为他们都有着远大的目标，有着远大的报复，大国的发展同时也启示着人类，对于中国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没错，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纵览这九个近现代强国，都各具特色，各自独到的发展模式都值得中国借鉴和运用。
纵观片中九个大国的崛起，那应该是一个人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进程的本质是人类社会经济脚步的向前迈进。
五百多年的历史，不断演绎的是世界以工商业与金融业为主要动力的生产力的兴起与发展的过程。
只有在工商业、金融业方面取得更大的突破，才是一个国家得以崛起的条件；只要这个条件得以转化为现实，那么哪怕这个国家小如荷兰，它也会成为影响世界的中流砥柱。
世界的经济在荷兰真正地开动了齿轮，荷兰总是成为世界的先锋，成为世界工商与金融的先驱者。
1602年，荷兰成立了历史上第一个联合的股份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
1609年，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诞生在阿姆斯特丹。
只要愿意，东印度公司的股东们可以随时通过股票交易所，将自己手中的股票变成现金。
同年，荷兰阿姆斯特丹银行成立，它是一个城市银行、财政银行和兑换银行。
它日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甚至可以合法地贷款给自己国家的敌人。
这些都意味着，大国的崛起，是离不开经济上的创新与突破的。
从这点可见，中国拥有其辉煌的历史，却没能赶上人类社会现代化的步伐，与其“泱泱大国”是不无关系的。
正是基于国土的辽阔与肥沃，物资的丰盛，中国才不用为生存的物质而担忧，正是基于人口的众多，国威的光耀，中国才只会“天国朝拜”，安于现状，不求突破。
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从来就离不开土地，商业的发展极为缓慢。
在工商与金融竞先发展的世界经济潮流中，这就决定了中国必然落后的地位。
况且疆域的广阔，闭门守国的政策，更阻碍了中国与外交流的进度，推后了中国的觉醒。
那么，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力量是什么
是经济利益。
荷兰人能够发明一刀子取出鲱鱼肠子的方法，能够造出造价比西班牙低一倍的航船，能够率先发展工商业与金融业，都是他们在追求财富的意志下的举措。
对经济利益的渴望，使人的聪明才智发挥到了极至。
所以说，如果把他们的爱财之心转化成一种力量，那么它会比任何政治、军事与制度的力量更为强大。
荷兰人所在乎的，仿佛只有财富。
他们可以为财富而放弃自尊，为财富而愿意将自己国家的政权交由外国，却不知“事实上他们已经拥有了一个国家”。
当然，在各大国风云崛起的过程中，政治体制、科学技术等也都在大国的崛起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归根到底，经济总是最根本的因素。
它是使政治体制与科技发生变化与作用的内在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当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一种追求利益的力量时，一个国家对待科学与人才的态度会对这个国家的发展存在着巨大的影响。
然而却恰在这一点上，中国一直都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中国发明了指南针，外国用来航海指向，中国却用来看风水；中国发明了火药，外国用来扩张疆土，中国却更愿意用来燃起爆竹。
在《大国崛起》中，中国并没有以主角的身份出现，然而，我们却可以看到中国作为一个配角那正走向衰弱的身影。
大国兴衰更替的故事，留下了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和经验教训，挖掘其中的启示与意义，是中国刻不容缓的任务。
另外，除了借鉴历史上大国成功的经验，中国，这个拿破仑口中东方沉睡的雄狮，要实现真正的崛起，还必须具备大国思维。
不过，所谓的大国崛起好象都是虚假的话题，中国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就是大国，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崛起的问题。
可以这么比喻，中国一直就是巨人，只是有一段时间被人打晕，躺在地上。
可巨人还没有死，现在慢慢苏醒过来了。
大国崛起是有些人躺着看别人，本来是巨人的中国应该站起来观察别人，要有大的思维才能够配得上我们巨人的身躯。
大国思维就是强者的思维，就是不计前嫌。
弱小的人或群体会存在强烈的报复心理和行为。
因为只有保持强烈的复仇心理才可以阻止别人以后的侵害。
这是生物进化的原理。
蜜蜂等低等的生物不要命的报复是为了争取以后好的生存环境。
同理弱小者很注重报复心理和行为，也是为了警告那些侵略者或意图侵略攻击者，这是弱者的生存之道。
而中国从古至今就是泱泱大国，根本不需旧怨重提，我们的待客之道是“以德抱怨”。
人类历史从来只有武力压服，没有武力会让人“心悦诚服”。
要人信服，只有“以德抱怨”。
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就是使人心服，以德抱怨的例子。
突厥的归服也不是靠武力征服，而是真心的平等待人的结果。
因此大国的心态和大国的思维必须要求我们放下历史仇怨，眼光朝后。
大国并不需靠抱怨、报复来恐吓对手。
大国立国的根本是真心公平地待人。
所以既要虚心学习总结别人的经验，更为重要的是决不能忽视自己的大国身份。
举几个例说明什么是强者思维，什么是大国思维。
“七擒七纵孟获”就是大国思维；官渡之战后曹操烧降书就是强者思维，学习曹操自然要不得。
现实的强国思维很简单：原谅日本。
过去在中国最孱弱的时候（民心不齐、经济衰败），日本人都无法征服我们，现在他们自己做梦都难以实现征服中国愿境，这是不争的事实。
大国立威的关键是公平，连日本这样有罪过的敌人，我们都可以公平的对待，可以原谅。
那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更会对中国心悦诚服。
刘邦封他最恨的人雍齿；齐桓公任原来要杀他的管仲为相，都是同样的道理。
个人认为，当今的中国就是缺乏别国推心置腹的信任，特别是普通的国民。
处理好与日本的关系是大国思维的关键，对树立中国的大国形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考究枝节上的大国兴衰无大的益处。
以中国现在的成功经验，加之有深厚悠久的历史，还有宽以待人的公平心态，小国也可稳操权柄，何况中国
原谅日本可以树立中国的威信，事半功倍何乐而不为。
参考文献1.辛一山. 大国崛起应该有大的思维. 联合早报网，2007\\\/10\\\/192.欧阳宏生主编.纪录片概论.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4年3.[意]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4.门洪华主编：《中国：大国崛起》，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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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个市还不算牛市.风吹草动都有影响的虽然才800亿美金
房地产业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很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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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说我借光你的钱了 你的生活就清贫了 但你又不得不借给我
结合实际谈谈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有何现实意义
1、了解国史 中国近现代史，有我们了解国史国情。
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解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能激发我们的爱国情感；了解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懂得中国必须首先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争取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开辟道路，充分认识革命的必要性、正义性和进步性，自觉地继承和发扬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民族精神和革命传统，能够增强我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 2、自觉拥护党的领导 近代以来中国的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但是无论是地主阶级“自救”的洋务运动、农民阶级试图推翻清政府统治，建立理想社会的太平天国运动，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变法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派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所做的努力，都没能完成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
历史的发展要求旧民主主义革命必须让位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于人民共和国，充分认识到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所以我们应该更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拥护党的领导；3、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通过学习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深刻了解中国人民走上以共产党为领导力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联系建国社会主义改造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认识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正确性，牢固确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文本框: ●举例说明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信念，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4、为学习《思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提供相关的历史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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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1952年中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全宗 1952年中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全宗★原文转载自华东师范大学版adminecnu的《1952年中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全宗》★1952年中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全宗一、中国共产党建政初期对高等院校的接管 二、按照“苏联模式”实施院系调整 三、院系调整及“苏联模式”的长期后果 【注释】 1952年6月至9月[1]，中国政府大规模调整了高等学校的院系设置，把民国时代的现代 高等院校系统改造成了服务于集权体制的“苏联模式”高等教育体系。
这些措施虽然能缓 解当时的技术人才短缺，但也对20世纪后半期中国的高等教育和社会进步产生了不利影响 ，使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发展过程走了很长的弯路。
目前，中国虽然正试图通过增设院系 与合并院校来重新改造这种“苏联式”高等教育系统，但并未反思50年前高校院系调整政 策的深刻教训。
本文试图分析1952年院系调整的缘起、过程与后果，以为当前高等教育改 革之镜鉴。
一、中国共产党建政初期对高等院校的接管 早在中共建政之前的“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新解放区的不断开辟，1948年7月3日中 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及新区学校教育的指示”。
该文件提出：“对于 原有学校要维持其存在，逐步地加以必要的与可能的改良”，“所谓要维持其存在，就是 每到一处，要保护学校及各种文化设备，不要损坏”，“所谓逐步地加以必要的与可能的 改良，就是在开始时只做可以做到的事，例如取消反动的政治课程、公民读本及国民党的 训导制度。
其余则一概仍旧。
教员中只去掉极少数分子，其余一概争取继续工作”。
[2] 解放军占领大中城市后，立即由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接管当地的高等 院校。
1948年12月15日，解放军进入北平市海淀地区，次年1月10日中共北平市“军管会” 派出“军代表”正式接管了清华大学。
“军代表”先召开学校负责人及教员、学生、工警 代表会，宣布接管方针和政策，征询他们的意见，接着召开师生员工全体大会，宣布正式 接管。
接管后，学校的业务和员工的生活即由“军代表”管理，“军管会”提供师生员工 的生活维持费和维持校务的必要经费；同时也变更了部份课程设置，废除了“国民党党义 ”、“六法全书”等课程，增添了马列主义课程。
1949年6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公布了“ 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组织规程”，规定了“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的职权，从此北平市所 有被接管的高等学校都移交给“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管理。
[3]上海解放前夕，中共的接 管人员集中于江苏省丹阳地区，为准备接管高等学校，专门成立了“高等教育处”，专司 调查高校情况并制定方案。
接管人员进城后先号召复校上课，同时召开各种座谈会，宣传 中共的方针政策。
他们于1949年6月15日接管交通大学，6月24日接管复旦大学，6月25日接 管同济大学，至6月底完成了交接工作。
从7月到12月接管人员在各高校组织了校务委员会 ，绝大多数学校添设了政治课，还把发给学生的“临时救济金”改名为“人民助学金”。
1950年 3月11日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正式成立，从此上海高校均移归该部管理。
[4]全国各地高 校的接管程序与沪京两地基本相同。
二、按照“苏联模式”实施院系调整 1949年10月以后，中央政府颁布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 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
[5]按中央政府的解释，当时的 大学课程在相当程度上还不算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也不能适应国家建设对专 业人才的迫切需要，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6 ]。
同年12月，中央政府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根据的建议，确定 了“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的高校改造方针，并且认为， 由于老解放区高等干部教育是农村环境与战争环境的产物，因此“特别要借助苏联教育建 设的先进经验”[7]，“应该特别着重于政治教育和技术教育”[8]。
当时，中国政府缺少 办学经验，非常倚重苏联专家的帮助，在1950年代中国的高等院校共聘请了861名苏联教育 专家，直接参与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造和建设，而中国派往苏联的留学生和进修教师亦高达 9,106人。
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政府在1950年树立了两个按照苏联经验实行“教学改革”的“ 样板”：其一是文科的中国人民大学，另一个是理工科的哈尔滨工业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 学仿效苏联工业大学的模式管理。
政府为中国人民大学确定的办学方针是，“教学与实际 联系，苏联经验与与中国情况结合”，并且在该校投入重金，为全国高校培养马列主义政 治理论课的师资，同时大批培训“调干生”，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一所学校的经费就占教 育部全部预算的20％[9]。
1950年6月1日，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我 们要在统一的方针下，按照必要和可能，初步调整全国公私立高等学校或其某些院系，以 便更好地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10]。
同年6月，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有 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在这个问题上 ，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
[11]此后，中央政府教育部针对各地、各校有关 合并、调整院校的请示报告，逐步提出了院系调整的一些具体原则，如“各系科之分设， 主要应视其设备及师资等项条件是否足够而定”，“今后开设新学系，必须日趋专门化” ，“学校中原有系组向专门化方面发展，是符合建设需要的”。
[12] 中共建国之初就已在小范围内零星组织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
1949年底，北京大学和 南开大学的教育系并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北大学三校的农学 院合并成立了北京农业大学。
1950年下半年，南京大学法学院的边政系被取消，该校社会 学系并入政治系；安徽大学的土木工程系和艺术系并入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的生物系海洋 组并入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医学院改属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领导，后改称“第五军医大 学”。
在“以苏联为师”和“向苏联一边倒”政策的影响下，1951年中国政府提出，要系统 地移植苏联的教育模式，按照苏联的高等教育集权管理、高等教育国有体制和高度分工的 专门教育体系来建构中国的高教制度。
从此，中国政府开始对高等学校实行集中统一的计 划管理，将各校的招生人数、专业设置、人事任命、学籍管理以及课程设置等全部纳入政 府的计划管理范围。
各高等院校试行政治辅导员制度，由专人担任各级政治辅导员，主持 大学生的政治学习及思想改造工作。
与此同时，政府还逐步取消教会大学，并改造和限制 私立大学。
华东教育部以上海的私立大夏大学、私立光华大学为基础，筹建了公立的华东 师范大学。
1951年底全国20所教会大学全部改组完毕，其中11所被收归国有、改为公立大 学（即辅仁大学、燕京大学、津沽大学、协和医学院、铭贤学院、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 理学院、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华中大学、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华西协 和大学），其他9所则维持私立，由中国人自办，政府予以补助（即东吴大学、齐鲁大学、 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岭南大学、求精商学 院）。
1951年11月，中央政府教育部召开了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拟订了全国工学院院系调 整方案，而后教育部和中央政府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及其他有关部门多次磋商，最后拟 订了“关于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13]，由政务院批准。
该调整方案以华北、华东、中南 地区的工学院为重点。
在北京市，清华大学改为多科性工业高等学校，北京大学工学院、 燕京大学工科各系并入清华大学；保留北京大学为综合性大学，撤销燕京大学，清华大学 文、理、法三个学院及燕京大学的文、理、法各系并入北京大学。
在天津市，南开大学工 学院、津沽大学工学院、河北工学院合并到天津大学。
此外，浙江大学改为多科性工业高 等院校，之江大学的土木、机械两系并入浙大，浙江大学文学院并入之江大学；以南京大 学工学院、金陵大学电机工程系、化学工程系及杭州的之江大学建筑系合并组成独立的南 京工学院；又将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两个航空工程系并入上海交通大学，成立航空工程学 院；武汉大学水利系、南昌大学水利系和广西大学土木系水利组则合并成立武汉大学水科 学院；武汉大学矿冶工程系、湖南大学矿冶系、广西大学矿冶系、南昌大学采矿系则合并 为设在长沙的新建学校中南矿冶学院，在该校专设采煤系和钢铁冶炼系；中山大学工学院、华南联合大学工学院、岭南大学工程方面的系科及广东工业专科学校也合并为新-成立的华南工学院；西南工业专科学校航空工程专科则并入北京工业学院（即原华北大学工学院）。
随着中国工业化建设的推进，亟需“大量的合格的各种专门人才，尤其是工业建设的 专门人才”[14]。
上述“工学院调整方案”旨在集中相同学科的师资于一地，但工科院校 的数量所增有限，至1952年初，全国206所高校中工科院校仅为36所，约占17%，工科学生 在大学在校生中的比重也大致是这个水平[15]，而且工科院校的水平不高，规模小，不能 培养配套齐全的工程技术专业人才。
1952年教育部按照中共中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校，整 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16]的方针，提出了“及时培养供应各种建设事业（首先是工业） 所必需的高、中级干部和技术人才”的任务，为此决定增加高等学校95所，其中高等工学 院50所，师范学院25所[17]。
教育部拟定发布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1952年的调整设置方 案”，仿照苏联高校模式，以华北、华东和东北三区为重点实施全国高校院系调整。
这次 调整的特点是：除保留少数文理科综合性大学外，按行业归口建立单科性高校；大力发展 独立建制的工科院校，相继新设钢铁、地质、航空、矿业、水利等专门学院和专业。
1952年6月，京津地区开始了又一轮高校院系调整，华东、西南、东北等地随即跟进。
至1952年底，全国已有四分之三的院校实施了院系调整，形成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高等教 育系统的基本格局。
当时，教育部规定，以综合性大学培养科学研究人才及师资，全国各大行政区最少有1所，但最多不超过4所；“少办或不办多科性的工学院，多办专-业性的工学院”；每个大行政区必须开办1至3所师范学院，以培养高中师资，各省可办师范专科学 校，培养初中师资，师范学院设系应严格按照中学教育所需。
[18] 根据这次的调整方案，仅保留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东北人民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等校为文理综合性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工学院-、重庆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等校则被定位为多科性高等工业院校。
同时新设立以下院校：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唐山铁道学院的地质系科组-合成立北京地质学院；由北京工业学院、唐山铁道学院、山西大学工学院、西北工学院等校冶金系科及北京工业学院采矿、钢铁机械、天津大学采矿系金属组合并成立北京-钢铁学院；由北京工业学院航空系、清华大学航空学院、四川大学航空系合并成立北京航空学院；由北京农业大学、河北农学院、平原农学院森林系合并成立北京林学院；-由北京农业大学机械系、北京机耕学校及农业专科学校合并成立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由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的经济系财经部份与中央财政学院各-系科合并成立中央财经学院；由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政治、法律系与辅仁大学社会系合并成立北京政法学院；由原津沽大学师范学院、天津市教师学院合并-成立天津师范学院；由原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安徽大学、震旦大学、上海学院、东吴法学院的法律系与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的政治系合并成立华-东政法学院；由原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震旦大学医学院等校合并成立上海第二医学院；由原齐鲁大学药学系、东吴大学药学专修科合并成立华东药学院；由原交通大学、大-同大学、震旦大学、东吴大学、江南大学的化工系合并成立华东化工学院；由原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的水利系及华东水利专科学校合并成立华东水利-学院；由原南京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的航空系合并成立华东航空工业学院；由原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金陵大学三校体育系科合并成立华东体育学院；由齐鲁大-学经济系与山东会计专科学校合并成立山东财经学院；由江南大学农艺系与南通学院农科等校合并成立苏北农学院；由武汉大学、湖南大学、广西大学的矿冶系合并成立中-南矿冶学院；由原重庆大学、贵州大学、川北大学的土木系合并成立重庆土木建筑工程学院；由原重庆大学、四川大学、川北大学的化工系等系科合并组成四川化工工业学-院；由东北人民大学财政信贷、会计统计两系与东北财政专门学校、东北银行专门学校、东北计划统计学院合并成立东北财经学院；由原东北地质专科学校、东北工学院地-质系与山东大学地矿系合并成立东北地质学院；由东北农学院森林系与黑龙江省农业专科学校森林科合并成立东北林学院；由原复旦大学农学院移设沈阳农学院，并将东北-水利专修科并入；由河北农学院、平原农学院两校畜牧兽医系合并成立内蒙古畜牧兽医学院。
经过1952年的院系调整，工科、农林、师范、医药院校的数量从此前的108所大幅度增 加到149所，而综合性院校则明显减少，由调整前的51所减为21所[19]；与1949年以前工科 、农林、师范、医药院校的在校生历史最高年份人数相比，1952年这4个科类的学生人数从 7.04万人上升到13.84万人，几乎翻了一番，但政法类在校生却从37,682人下降到3,830人 [20]。
此次院系调整除了合并重组高校系科，还根据计划经济和工业建设的需要设置新专业 ，“新的专业的面则常比西方大学生主修的专业窄”[21]；同时把民国时期大学内部的“ 校—→院—→系—→组”结构改变为苏联模式的“校—→系—→教研室（组）”。
此外， 私立大学和原教会大学全部改为公立，撤销了辅仁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 学、之江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岭南大学、华南联合大学等校的校名，其系科并入 当地其他院校（如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金陵大学文理学院各系并入南京大学相关 系科）。
三、院系调整及“苏联模式”的长期后果 1952年的院系调整固然解决了中国高等教育中工科过于薄弱的痼疾，但其缺失不容轻 忽。
当时，中国政府对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及实况缺乏了解，将苏联的教育经验作泛 政治化理解，甚至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混同起来，进而全面否定欧美国家以及民国 时期高等教育的理念与有益的学术传统，摒弃了本科的通识教育（Generaleducation）， 办学主体也从过去的多元化改变成一元化。
这种“苏联模式”的教育体制有以下明显缺失 ： 第一，用技能训练替代现代教育模式。
1952年的院系调整确立了高度一统化的教育模 式，抹煞了学校之间以及学生个体之间的差异；而分科过细的专门教育体系又使高校的专 业变得相当狭窄，学生的知识结构单一，影响了学科之间的渗透、交融与发展，也阻断了 培养大师级人才的可能性。
现代教育与技能训练的最大不同就在于，现代教育不仅传授知 识，更孕育着一种源源不断的人文资源。
学生如果单有狭隘的专业知识和兴趣，也许可以 被训练成“工匠”，但绝对出不了大师。
人文主义熏陶与科学技术教育，和而不同；两者 对于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品质与逻辑和抽象思维皆功不可没。
1949年以后中国虽然培养出 不少技术专家，但几乎未产生在世界科技与社会科学领域内堪称顶尖级的人才。
这与1952 年院系调整造成“高等教育长期文理、理工分家，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相割裂，给培养的 学生带来了思维方式的缺陷和知识面的偏颇”[22]是高度关联的。
即便是在那21所号称综 合性大学的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学校里，其实也仅仅剩下了文、理科，其他系科已被撤 销。
解放初期的南京大学有文、理、工、农、医、师范等7类42个系科，院系调整后仅保留 了文、理方面的13个系[23]，这有限的系科又各自按照文、理科传统的学科分类组成系科 和专业，不仅文理科之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综合，就连文科各系科之间以及理科各专业之间也缺乏 相互的渗透和交融。
因此，院系调整后形成的所谓“综合大学（文理学科型）—多科型工 科大学—单科型专门学校”的高校设置模式，因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基础科学与应用科 学的相互脱节和分离，影响了学科的更新发展与人才培养的质量；同时，还妨碍了以后高 等学校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开发研究之结合。
[24] 第二，偏重工科，忽视理科，严重削弱政法、财经等人文社会学科。
1947年中国高等 院校中政法系科的在校生占大学在校学生总数的24%，到了1952年这一比例下降到2%，而到 1962年则仅占0.46%。
以政治学（PoliticalScience）为例，清朝末期京师大学堂开办不久 ，其所设的8个科目中就有“政治学科”，辛亥革命后相继建立的各高等院校也大都建立了 政治学系；1948年全国约200所大学中有近50所大学设立了政治学系，以培养政治学人才， 这些系的课程设置中不仅有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国际政治、中国政治等政治学课程， 也有行政学和操作性比较强的行政管理。
那时中国的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的教学与研究曾取 得相当成绩，涌现出一批著名学者，出版了不少有价值的政治学与行政管理著作。
1949年 后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建设一个稳定的、高效能的、真正由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 治体制，按理说政治学逢此良机本应大有用武之地，然而1952年中国政府却模仿苏联模式 ，在院系调整过程中取消了大学中的政治学系科，也不允许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 存在。
在政治学被取消、法学日渐式微之后，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悲剧，这 不能不令人深思。
[25]至今中国仍然只将法律当作统治者手中的工具，宪政理念尚处于萌 芽状态、远未进入治国理念，也与这次院系调整后政法教育的阙失有直接关系。
第三，“苏联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导致中国整整几代人缺乏人文精神的熏陶，这给 现今国人道德精神的劣变埋下了根子。
当时中国政府只从经济建设的短期需要出发，滋生 了急功近利的教育理念，着重培养大批工科专业技术人员，而与实用技能训练无关的重要 系科则被连根拔掉，由此造成了人文精神（Humanism）的流失。
学生在一种高度威权主义 的教育体制和教育哲学的引导下被作为工具加以训练。
例如，清华大学原是一所有着浓厚 人文底蕴和文理工结合的一流综合性大学，上个世纪初在人文与科学方面曾经璀璨一时， 群英荟萃，一大批光辉不朽的名字如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朱自清、胡适、王国维、 顾毓秀、闻一多、金岳霖、张奚若、梁思成、冯友兰、潘光旦、曹禺、钱钟书、熊庆来、 华罗庚等，为中国的学术研究和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做出了辉煌贡献。
但1950年代初政府只 考虑到国家建设对培养工业人才的迫切需要，取消了清华大学的人文社会学科和理科，大 大影响了清华大学此后的发展。
工科的发展与理科的发展是紧密相联的，没有理科知识作 为知识基础，工科不可能单科独进。
北大的情况亦复如此。
由于1952年院系调整造成的内 伤，中国的清华与北大如今只能成为出国留学生的摇篮。
更重要的是，这种教育体制下成 长起来的几代人都缺乏人文精神。
中国的有识之士曾经呼吁关注这种阙失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但“苏联模式”高等教育体制的不良影响还将延续相当长一段时期。
【注释】 [1] 陈文斌、林蕴晖等主编，《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 第56页。
[2]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编，《政策汇编》，1949年5月5日。
[3] 教育部档案，《1948——1949年长期卷》，卷12。
[4] 教育部档案，《1950年长期卷》，卷11。
[5] 翟葆奎主编，《教育学文集》（第17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6] 出处同上。
[7] 《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684页。
[8] 出处同注[5]，第5页。
[9] 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159页。
[10] 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6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第73页。
[11] 《建国以来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94页。
[12] 教育部档案，《1950年院系调整卷》。
[13] 苏渭昌等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8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 94、95页。
[14] “做好院系调整工作，有效地培养国家建设干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45页。
[15] 出处同注[7]，第967页。
[16] 出处同注[14]，第346页。
[17] “中央教育部党组六、七月份的综合报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55、356页。
[18] 教育部档案，《1952年院系调整卷》。
[19]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50年》，1999年，第1864页。
[20] 《中国教育年鉴》，1981年，第966页。
[21] R．麦克法夸儿、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08页。
[22] 周远清，“挑战重理轻文，推进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中国高教研究》， 2002年1期。
[23] 王德滋等主编，《南京大学百年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9页。
[24] 出处同上。
[25] 赵宝煦，“中国政治学百年历程”，《新华文摘》，2000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