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说:我在井冈山的时候，大家去挑米，具体出处
1960年代上小学时，语文课本有一篇《朱德的扁担》，我们都能背诵：1928年，朱德同志带领队伍到井冈山，跟同志会师了。
红军在山上，山下不远处就是敌人。
红军要坚守井冈山根据地，粉碎敌人的围攻，必须储备足够的粮食。
井冈山上生产粮食不多，常常要抽出一些人到茅坪去挑粮。
从井冈山上到茅坪，有五六十里，山高路陡，非常难走。
可是每次挑粮，大家都争着去。
朱德同志也跟战士们一道去挑粮。
他穿着草鞋，戴着斗笠，挑起满满的一担粮食，跟大家一块爬山。
战士们想，朱德同志工作那么忙，还要翻山越岭去挑粮，累坏了怎么办
大家劝他不要去挑，他不肯。
有个同志就把他那根扁担藏了起来。
不料，朱德同志又连夜赶做了一根扁担，并写上了“朱德记”三个字。
大家见了，越发敬爱朱德同志，不好意思再藏他的扁担了。
文章写得很朴实，表现了朱德与红军战士同甘共苦的优秀品德。
到了1990年代，我的孩子上小学时，在我面前背课文：朱军长找来了毛竹，亲自动手削了一根新扁担，还在扁担上写了八个醒目的大字“朱德扁担，不准乱拿”。
我说：“背错了。
”孩子说：“课本就是这么写的。
”我就想：怎么语文课本也知道与时俱进呀，历史故事还能改来改去啊
《朱德的扁担》原作者是朱良才上将。
这是他写的一篇革命回忆录，最初发表在1958年出版的《星火燎原》第1卷：…那年，朱德同志已经四十多岁了，他也跟大家一道去。
他着双草鞋，戴顶斗笠，挑了满满的一担米，和战士们一道爬山。
大家看到朱军长整夜整夜地计划作战的大事，白天还要参加劳动，生怕累坏了他，便劝他不要挑；又讲他不过，只好把他那根扁担偷去藏起来。
本来，藏扁担的同志以为这样一来朱军长就可以休息了， 哪知道朱军长却另找来了一根扁担，并且用柴刀把扁担削平，写上了“朱德的扁担”五个字。
从此，他的扁担再没有人 “偷”了，同志们挑米的劲头也更高了。
同志们还编出了这样一首歌子：“朱德挑谷上坳，粮食绝对可靠。
大家齐心合力，粉碎敌人‘围剿’。
”每当挑米爬山爬累了的时候，大家就用这歌子互相鼓励。
问题又来了，朱德扁担上变成了五个字。
同一条扁担，怎么会有三字、五字、八字三种说法呢
后来我到了井冈山，纪念馆里陈列的红色文物，有朱德的扁担。
上面写的是八个字：“朱德扁担，不准乱拿”。
细心的同志突然发现：那个“乱”字是个简体字。
那个年代可没有简体字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些疑问引起我的好奇。
觉得有必要刨根问底，考证一番。
井冈山挑粮的由来 朱德为什么要挑粮
1928年4月，朱德率南昌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和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这是中共党史上大书特书的历史事件。
但是一个现实问题产生了：的队伍有2000人，朱德的队伍有2000多人。
另外，跟朱德上山的湘南农民多达8000人。
这些人中有穿长袍的，有拿大刀梭镖的，有老人和女人，还有抱在怀里、坐在箩筐里的孩子。
没有作战能力的农民和家属一起上山，给原本资源贫乏的井冈山地区造成沉重的压力。
井冈山区人口稀少，耕地不多，经济落后。
众多兵马齐集山上和山下小块平原，吃饭、穿衣等，都成了大问题。
5月2日在永新给中央的信中抱怨：“岂有此理的（湘南）各县县委和县政府 , 带领了一大批农民一起跑来，现有一万人在这里 。
”因为生活困难，湘南农民军也不愿意长住，一个月后陆续回家乡去了。
但是井冈山还是养不活这么多军队。
江西省委知道这些情况，派人传达指示，要红四军下山到湘南地区去发展新的根据地。
不愿意离开井冈山，朱德和陈毅愿意执行省委的命令。
于是，7月中旬，朱德带着28、29两个团下山去湘南，带着31团在井冈山周边活动。
没想到去湘南后，湘南农民军组成的29团不听朱德指挥，非要打郴州，结果遭到优势的国民党军反击，29团溃散，28团2营营长袁崇全叛变，拉走了部分队伍，打死了团长王尔琢。
朱德、陈毅遭此损失，只得收拾队伍重回井冈山与毛会合。
后来在《井冈山的斗争》中，称之为“八月失败”。
“八月失败”引起连锁反应，使井冈山的形势发生了逆转。
红四军兵力削弱，只能守山，无力出击。
山下永新、遂川、酃县等地被国民党重新占领，对井冈山形成包围。
原来在永新打土豪、分田地，结果反动派一回来，农民或逃上山，或反水，田地又被地主夺回去了。
当时正是稻谷收获时节，结果变成“农民种田，地主收获”，真是倒霉透了。
红四军困守井冈山，生活越来越困难，吃饭穿衣都成了大问题。
井冈山地区方圆五百余里，“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到万担”，粮食仅够群众自用。
部队要吃粮、储粮，都得去山下挑，于是红军中掀起了一个挑粮上山的运动，这就是朱德挑粮的缘由。
挑粮持续了多长时间
据《朱德年谱》记载，朱德和是在9月底回到井冈山的。
随后在宁冈、遂川一带游击作战，打击进犯的国民党军，这期间行动飘忽不定。
到11月中旬，部队在宁冈砻市一带整训，挑粮应该在这个时期。
12月，彭德怀率部上井冈山，国民党军随即对井冈山进行了包围和封锁，红军进入困难时期，挑粮的事情应该结束了。
老红军杨兴顺又有一说：当时红军从外地运来的粮食，集中到宁冈。
国民党军即将围剿井冈山，所以要抢在敌军到来之前将粮食全部运上山。
部队全体挑粮，实际用了三天时间。
到第三天下午敌军到达永新之前，粮食已全部转运完毕。
说明朱德挑粮不是长期的工作，而是临时应对紧急情况的措施。
故事的产生和演变“朱德扁担”故事的作者，是开国上将朱良才。
朱良才（1900-1989）湖南汝城人。
1927年10月入党，1928年参加湘南暴动，在耒阳遇见朱德，加入红军。
上井冈山后，他在军部当通信员。
建国后任北京军区政委，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
1956年7月，为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中央军委向全军老同志征文，编辑革命回忆录“星火燎原”丛书。
作为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朱良才写了《这座山，它革命》、《朱德的扁担》、《练兵与御寒》、《一根灯芯》四篇文章。
朱良才的儿子朱新春说：在写作期间，朱良才发现问题不少。
《朱德的扁担》是他根据自己的记忆，将有关人物、细节写得较多，也较具体，但与当年一起在红四军军部警卫连当排长的肖新槐（开国中将）等几个老同志一聊、一对证，大家的记忆都不一样。
终究是30年前的事情，谁能把挑粮的细节记得那么准确、那么清晰。
朱良才对文章进行了修改、简化，最后形成了600多字的定稿。
文章发表后反响很大，大家认为这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文章，被教育部收入了中小学《语文》课本。
这个红色经典，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孩子。
到了1980年代，另一位当事人范树德指出朱良才的文章有记忆错误。
1928年朱、毛会师后，范树德任红四军军需处处长，成为红军最早的后勤负责人。
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后，范树德被留在西苏区。
1935年4月在汝城打游击时受伤被俘。
因曾就读黄埔军校，转为国民党军官。
抗战后任郑州绥靖公署少将副处长。
1948年中原战败后，逃回桂林做小生意。
1954年被桂林公安局逮捕，以战犯身份长期在开封、西安监狱关押改造。
1975年获特赦释放，1980年当上了桂林市政协委员。
范树德的坎坷经历，使他到获得自由后才能开口说话。
他看到《朱德的扁担》后，作为亲身经历者和见证人，他在《文史通讯》1982年第三、四期撰文，提出朱良才的回忆中有三处与史实不符：一、朱德扁担上的文字，不是“朱德的扁担”、“朱德记”这几个字，而是扁担的一端写的是“朱德扁担”，另一端写的是“不准乱拿”，共八个字。
二、朱德挑粮的路线，朱良才说是从井冈山上到茅坪，实际上是从柏露村到桃寮村。
三、挑粮重量，朱良才说是挑了“满满的一担米”(当时一担通常为100斤)，实际上是40斤左右(当时范树德20来岁，也才挑了30斤左右)。
江西地方党史和博物馆研究人员经过验证，认为范树德说的情况是准确的。
当年在井冈山，住在茅坪（就是八角楼所在地），朱德的军部住在桃寮村。
茅坪在井冈山半山腰上，山下的粮食是运不到那里的，只能在宁冈砻市以下的地方。
从砻市往下走，就是柏露村。
这里是永新通往井冈山上的必经之地。
朱德挑粮是从柏露到桃寮村，往返60华里，都是弯曲不平的盘山小路，因此，红军战士都是挑个三四十斤左右。
朱德军长年岁大了，可他“挑粮时，担子一头是行军时背米的三个白布米袋，另一头是一个用粗厚布缝的北方人叫做‘捎码子’的米袋，两头共计装40斤，再加上他经常佩带的一支德造三号驳壳枪和一条装有约百发子弹的皮子弹袋，总共约四十六七斤”。
这已经是体能的极限了。
至于那根扁担，就是朱德让范树德给他做的。
范回忆说：“我当即带名勤务兵到桃寮村张家祠附近找到一个姓张的老板娘（当时红军对当地中年以上妇女的称呼)，用一个板向她买了一根毛竹。
削成两根扁担，一根送给朱德同志，另一根我留着自用。
在朱德同志的那一根上，我用毛笔在一端写上‘朱德扁担’，另一端写上‘不准乱拿’八个字。
朱德笑着说：‘好啊，明天就用上了。
’”范树德的回忆被认定后，井冈山革命历史博物馆为了复制这个文物，派专人带着一根井冈山毛竹扁担，前往广西桂林，请范树德在扁担上重新题写这八个字。
范在扁担上书写后，来人高高兴兴地返回井冈山。
一位细心人突然发现“朱德扁担，不准乱拿”的“乱”字，当年必定是繁体字，而范树德却写成了简体字，明眼人一看便知是件不真实的复制品。
为了还历史原貌，又派人带着扁担赴桂林让其重写。
然而范树德已经去世，现在井冈山博物馆展出的朱德的扁担，就是范树德书写的带有简化“乱”字的八个字。
历史给人们留下了这点遗憾，同时也留下了朱德扁担故事背后的故事。
2001年6月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朱良才口述的《常想起藏朱德扁担的日子》的文章，更正了他过去回忆中的错误：“小学课本有《朱德的扁担》一文。
文中说，战友们怕朱德下山挑粮累坏了身体，就把他的扁担藏了起来，这个藏朱德扁担的人就是我。
那时，朱总司令常常晚上和毛主席研究敌情，白天和战士们下山挑粮。
我是他的通信员，担心他累坏身体，就和其他战友劝阻他，但谁也劝不住。
后来，我出了个‘鬼点子’，干脆把朱总司令用的扁担藏了起来。
可他仍不罢休，找到军需处长范树德，让他花一个铜板买了一根毛竹，为自己做了一根扁担，还特地写上了‘朱德扁担，不准乱拿’八个字，又高高兴兴地下山挑粮去了。
”挑粮没有改变井冈山的困境朱德挑粮的故事，表现了他与战士同甘共苦、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但历史事实证明：挑粮只解决了一时的困难，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井冈山的困境。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了怎样的中国革命之路
在这个国中之国，老百姓是金钱、粮食、劳役、士兵的源泉。
为了打仗，为了维持证券，总共用各种名目榨取农民。
其中之一是逼著农民买“革gh命战争公债”。
为此正腐“号召”妇女剪头发，把头上的银发簪“献”出来，终身积累的首饰银器也一步步被拿走。
买了公债后是“退还公债运动”，把所购的公债无条件退还给正腐。
有的不怕事的人说：“共惨g档发行公债，比国g民g党苛捐杂税还恶。
” 粮食也是一样。
虽说农民分了田，不必缴租，但得交公粮，还得“借”粮给正腐。
一九三三年三月，毛发布训令，要农民“自己节省食用，借出谷米，供给红军”。
但“借”出的从来没还过。
成年男子大都被征入红军，或征去做劳工。
共惨g档统治三年下来，乡村里十几岁到五十岁的男人所剩无几。
妇女成了主要劳动力。
依传统她们只干轻活，但现在大部分农活落在她们肩上，还要为红军做各种杂事，像挑担子、照顾伤员、洗衣补衣、无休止地做军鞋--布料还得自己负担。
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不在计划之内。
有的地方，老百姓连休息的日子也没有，代替假日的是开会。
毛说：“每人每月平均约有五个整天(许多次会合计起来)的开会生活，即是他们很好的休息时间。
” 这个国中之国就像监狱，每个村子都二十四小时放哨，离开村子得有路条。
有个管钱的管理员曾试图想跑，“挪用”了两百四十六块七毛钱，买了张路条。
逃亡没成功，在大会上示众后杀掉。
据过来人说，甚至“坐班房的人逃走了，看守班房的人要杀头”。
自杀屡见不鲜，为后来毛统治的一大特征开了先河。
自杀数量在共惨g档干部中也十分惊人，致使官方在报刊上公开谴责：“自杀是革gg命队伍中最可耻的分子
” 住在红区边缘的人逃跑的机会要多一些，有的基层干部也组织民众成批地逃，有的地方一晚上逃走几百人。
总共于是把稍有疑点的干部调到跑不出去的红区中心地带。
大多数人是在国民党进攻后起来反抗。
在红色证券最后的日子里，当国民党军队逼近时，成村的人挥舞著大刀长矛袭击退却的红军。
对付反抗的百姓，总共的办法是加强恐怖。
在最极端的时候，日常往来都可能招致横祸。
老人们回忆：有的县“规定各家不能招待客人住宿，如发现谁家接待了客人，不论什么人，都要和客人同罪杀头”。
终g殃苏区地处江西、福建。
在它存在的四年中，人口在全国下降最多。
根据中国人口统计，从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五年，江西根据地内为总g共完全控制的十五个县(不包括为总g共部分控制的边缘县)，人口减少五十多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
闽西根据地的减少幅度也差不多。
终g殃苏区人口共下降七十万。
由于住在这些地带的人很难外逃，这七十万基本上应属于死亡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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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水浒传中武松所有出现的都是哪几集啊
（是所有的啊）
22集 打虎 23集 潘金莲竿门庆 24集 金莲醉诱武二郎 25集 王婆贪贿说 26集 王婆计唆西门庆 28集 武嫂 29集 十字坡母夜叉开店 30集 武松援手助施恩 31集 醉打蒋门神 32集 大闹飞云浦 33集 血溅鸳鸯楼 34集 宋江夜宿清风寨 55集 吴用换命说众虎 56集 三山同心归水泊 70集 梁山英雄排座次 84集 武松单臂擒方腊 希望对你有帮助 采纳
空中监狱中演那个变态杀手和那个小女孩那一段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我觉得也不能全归结为人性，反讽和调侃的意味多一些。
一开始导演把那个连环杀人狂描述成一个极为恐怖的角色，所以等他出场的时候观众有一种下意识的期待（看他会做出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而杀人狂的真面目居然是一个神经质的瘦男人，与飞机上满载的彪汉形成了很有趣的反差。
而且导演摆了个噱头（碎的杯子），让观众的期待悬了一下然后又落空了，那家伙最终没有杀死小孩，而且在结局还成了花花世界的一分子。
对他来说，不杀人和杀人一样，都是很简单的事情。
只有灯红酒绿才是永恒的真理。
日期:二0一九年一月一十五日这样写对吗?
贰零壹玖年壹月拾伍日
秦城监狱
徐永昌
龙云
程潜
刘湘
马步芳
何长工、陆定一、彭雪枫、李克农、具体解释以上人物
秦城监狱的前身是功德林监狱，后由苏联帮助在北京昌平燕山东麓兴建，是国家重点监狱。
徐永昌：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曾任国民党的国防部长，1957年逝于台湾。
龙云：彝族，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云南国民政府主席，后起义，曾任新中国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62年病逝于北京。
程潜：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曾任孙中山的非常大总统陆军总长，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等，后起义，任新中国的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长等，1968年病逝于北京。
刘湘，国民党川军主要将领，追赠陆军上将，抗战初期病逝。
马步芳：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青马主帅，兰州战役失败后去了台湾，后移居埃及，做过台湾的“沙特大使”，1975年病逝于沙特。
何长工：中共井冈山时期的重要领导人，后因各种原因部位重用，解放后曾任重工业部和地质部副部长，1987年病逝于北京。
陆定一：中共革命家，曾任中央宣传部长、副总理、文化部长等，文革中被错误关押13年，1996年逝世于北京。
彭雪枫：中共高级将领，新四军四师师长兼政委，1944年在指挥作战时牺牲。
李克农：解放军上将，副总参谋长、社调部部长，中共情报战线的杰出代表，1962年病逝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