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过夹金山意外会亲人读后感500字
6月在当地是盛夏，但夹金山上却是冬天，当地居民既穷又少，那些好御寒壮气的东西也买不起，但是他们找到几根木棍。
红军们只能以内心的革命烈火去战胜夹金山上的严寒，借助木棍去克服雪山上的艰难。
干部们把雪山上要遇到的困难一一告诉了全体战士。
战士们理直气壮地说：“泸定桥是我们亲手夺过来的，夹金山我们也一定能翻越过去。
我们要强帮弱，大帮小，走不动的扶着走，扶不动的抬着走，要让每一个战士都越过夹金山。
”就这样，队伍翻越了夹金山，而且没有一个掉队。
读完这一篇，我感到：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那些不怕困难的革命先辈用生命的换来的，使我们能过上幸福愉快的生活，我们长大后一定要好好报答祖国，报答革命先烈，做个有出息的人。
红军怎样过大渡河?
1935年5月上旬，中央红军长征从云南省皎平渡巧渡金沙江后，沿会理至西昌大道继续北上，准备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
蒋介石急令第2路军前线总指挥薛岳率主力北渡金沙江向四川省西昌进击；令川军第24军主力在泸定至富林(今汉源)沿大渡河左岸筑堡阻击；以第20军主力及第21军一部向雅安、富林地区推进，加强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
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南攻北堵，围歼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
大渡河是岷江的一大支流，河宽300米，水深流急，两岸是险峻的群山，地势险要，大部队通过极其困难。
5月24日晚，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第1师第1团，经80多公里的急行军赶到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
此地由川军2个连驻守，渡口有川军第24军第5旅第7团1个营筑堡防守。
当晚，红1团由团政治委员黎林率第2营到渡口下游佯攻，团长杨得志率第1营冒雨分三路隐蔽接近安顺场，突然发起攻击，经20多分钟战斗，击溃川军2个连，占领了安顺场，并在渡口附近找到1只木船。
25日晨，刘伯承、聂荣臻亲临前沿阵地指挥。
红1团第1营营长孙继先从第2连挑选17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连长熊尚林任队长，由帅士高等4名当地船工摆渡。
7时强渡开始，岸上轻重武器同时开火，掩护突击队渡河，炮手赵章成两发迫击炮弹命中对岸碉堡。
突击队冒着川军的密集枪弹和炮火，在激流中前进。
快接近对岸时，川军向渡口反冲击，杨得志命令再打两炮，正中川军。
突击队迅速登岸，并在右岸火力的支援下奋勇冲杀，击退川军的反扑，控制了渡口，后续部队及时渡河增援，一举击溃川军1个营，巩固了渡河点。
随后，红1军团第1师和干部团由此渡过了被国民党军视为不可逾越的天险大渡河。
大渡河 岷江最大支流，古称“沫水”。
源头有三：东源梭磨河出自鹧鸪山西北；西源绰斯甲河（多柯河）与正源足木足河〔麻尔柯河、阿柯河）均源自阿尼玛卿山脉的果洛山东南麓。
三源汇于可尔因称大金川，南流至丹巴接纳小金川后称大渡河，于乐山注入岷江。
全长852公里，流域面积7.7万平方公里。
主要支流有青衣江、小金川、越西河等。
该河以泸定和铜街子为界划分为上、中、下游三段。
上游段可尔因以北，蜿蜒于海拔3 600米的丘状高原上，河谷宽浅，支流众多。
可尔因以南穿行大雪山和邛崃山之间，河谷深切，谷坡陡峻，水流湍急；中游段穿行大雪山、小相岭、夹金山、二郎山、大相岭之间，山高谷深，岭谷高差达1 000～2 000米，支流较多；下游段过大凉山、峨眉山入四川盆地，河谷开阔，水流滞缓，分汊较多，多阶地、河漫滩、沙洲。
大渡河径流补给上游以融雪水、地下水为主，中下游以降水为主。
径流集中6～10月，占全年70％，尤以川西山地，是全国著名暴雨中心，水量大，汛期长，洪水暴涨。
干流下游建有龚嘴电站。
峨边以下可通航。
飞渡乌江的内容，9月17日要，拜托
1935年4月15日，3军团部队途经白水镇附近时遭敌机轰炸，我的左膝骨被炸伤，警卫员牺牲，军团组织部长欧阳钦左手和颈部也被炸伤。
因此，我和欧阳钦就只好被担架抬着前进。
抬过泸定桥时，因骡马不能过桥，衣被用物等丢得精光。
在过宝兴时，邓颖超赶到路边，让担架停下，她亲切地看望和安慰我，要我好好养伤，不要着急。
她给了我克服伤痛和困难的力量。
3军团11、12两个团进至宝兴之线，掩护红军主力翻越夹金山大雪山。
从此，红军开始过雪山草地。
我左膝骨伤虽未愈，但因担架不能抬，只得咬紧牙关，拖着骡子尾巴，艰难地、一步步地爬过了大雪纷飞又十分缺氧的夹金山。
没想到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却与中央在战略方针上发生严重分歧。
中央主张红军北上，张国焘却主张红军南下。
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28日会议决定一、四方面军集中主力向北进攻。
张国焘却违背两河口会议决定，仍坚持部队南下，阻挠执行北上方针。
3军团于6月28日翻越梦笔山第2座大雪山后，7月3日，又翻越长板山第3座大雪山，6日翻越打鼓山第4座大雪山，7日翻越拖罗岗第5座雪山，8日先头部队到达芦花地域。
彭德怀亲率11团到亦念接应红四方面军的4军、31军。
13日后，红3军团在黑水、芦花、侧格等地割麦7天，准备过草地的用粮。
此时，我的伤仍未痊愈，不能下地割麦，12团政委苏振华知此情况后，给我送来几斤麦子和一点玉米，还送来一双袜子。
对战友的这种情谊我深为感激。
中央军委决定：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由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统率指挥，仍以军委主席朱德为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
8月3日，中央军委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组成左、右路军。
以一方面军的1、3军团和四方面军的4、30军、军委纵队一部组成右路军，由以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为首的前敌指挥部指挥，北上过草地，向班佑、巴西推进；以一方面军5、9军团和四方面军的9、31、33军、军委纵队一部组成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指挥，向阿坝推进。
8月21日，红军右路军开始进入草地。
在草地行军十分艰难，高原缺氧，天气多变，风雨雪交加。
泥泞，寒冷，饥饿，夺去了许多革命战士的生命，这种情景真是前所未见。
我记得第一天3军团政治部由毛儿盖出发，走了60多里路，天快黑时，抵达一个无名草地上宿营，这里一所房子也没有，只有一些低矮的小树，袁国平和我及向仲华等，折了一些小树枝搭了一个小棚，我们几个人挤在一起过夜。
下了一夜大雨，小棚无法挡雨，我们几个人被雨淋得满身透湿，无法入睡，只好背靠背挤在一起，讲故事、说笑话、猜谜语或唱歌，总算熬到了天亮。
第二天完全进入草地，矮小的树木也见不着了。
开始还可以看到太阳，但过一阵子，便狂风大作，忽而又下起雪来。
第3天过葛丘河，河宽不到20米，但水深齐腰，水流很急，水冷如冰，徒涉时还需几人互相搀扶，否则会被急流冲走。
不少战士因体弱、缺氧和寒冷，过河上岸时倒下了。
第4天是在沼泽地内行走，不仅天气变化无常，而且地面完全是水草，要选择在草堆上走，如不小心，掉入沼泽坑内则越陷越深。
有的同志就这样永远出不来了，不少骡马也因陷入沼泽坑内拔不出来。
第5天，8月26日，终于走出草地，到了班佑、巴西、阿西地区。
班佑只有几间用干牛粪堆的房子，巴西、阿西则有不少藏民房子，地里有麦子、萝卜菜等，大家想到终于出草地，见到了房子、麦子、萝卜等，像打了一个大胜仗那样高兴。
出草地后，3军团部队驻巴西地区，军团司令部、政治部驻在巴西。
二过雪山草地 大约是9月9日，3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跟我谈话，大意是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和毛儿盖会议一再决定，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应北上，以便抗日，但张国焘仍坚持南下，总政要3军团组织一个慰问团到驻包座的30军部队去慰问。
30军在包座打了一个胜仗，消灭胡宗南部队1个旅。
借慰问的机会，宣传中央北上方针的正确，争取他们一同北上，慰问团由火线剧社10多人，两个团俱乐部主任、六七名优秀连队政治指导员和我组成，由我带队。
9月10日我带慰问团的同志步行约八九十里到了驻包座的30军政治部，晚上即给30军部队演出歌舞节目。
火线剧社演出的节目很受欢迎，几乎每个节目都要再来一次，快到午夜才结束。
我回到军部时，30军政委李先念说，叶剑英参谋长给我发来一封电报。
我接过电报一看，电文很简单，大意是：先念转志坚，你们应立即赶回来。
我当即将电报念给慰问团的同志听。
我们猜想是部队要出发北上了。
当即向李先念提出，我们立即出发往回返。
李先念说，你们走了一天路没有休息就给部队演出，已经很疲劳，应稍休息一下，吃点东西，现在天不亮，等天快亮时再走。
我们觉得李先念讲的有道理，大家同意了。
30军政治部还将缴获胡宗南部队的毛巾，给我们每人一条。
第二天天将亮时，我们慰问团即往回赶路。
大约下午4时左右，我们到了阿西。
可是一方面军的同志一个也不见了，尽是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
一进村即来了100多人的部队，先将我们身上的枪缴了。
然后将我们关在一所藏民的楼上，拿掉了楼梯，并有战士看守。
我们商量后提出：第一，我们无罪，要求解除看管；第二，让我们回原部队；第三，要求见政治部主任傅钟、副主任李卓然。
9月12日上午，我和李伯钊被允许去见傅钟、李卓然。
我们说：我们枪被缴掉，人被看管，这是怎么一回事
傅钟、李卓然也说这是不对的，答应马上向陈昌浩提出发还枪支，撤去看守人员。
接着我们又提出立即追赶原部队。
傅、李异口同声地说：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带1、3军团北上了，已走得很远了，你们赶也赶不上了。
李卓然特别强调说，朱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带军委一部分和红大、5军团、9军团还在阿坝、松岗地区，还是留下为好。
9月15日，我们慰问团20几位同志跟随前敌政治部第二次过雪山草地。
行军路线完全是原来经过的路线。
这次比上次更困难，一是体力消耗殆尽，尚未得到恢复；二是没有粮食。
每到宿营地露营后，各自找野菜，如野葱、野蒜等，找几块小石头架上饭盒子、茶缸子或脸盆煮一下充饥，既无油又无盐，实在难吃。
又过了5天草地，到了毛儿盖。
在那里休息了几天，弄了点萝卜干和青稞。
大约是9月下旬又出发，再过拖罗岗、打鼓山、长板山、梦笔山4座大雪山。
这时已是秋天，我们仍然穿着破旧的单衣，天气寒冷，缺氧反应更加厉害，每爬一座雪山都得一整天，每往上爬一步就得喘喘气休息一下。
到了山下，找不到房子，总是露营，真是饥寒交迫。
大约是10月底到卓克基、松岗地区，我们慰问团找到了一处藏民的房子暂时住下。
到了卓克基，听说张国焘于10月5日在卓木碉成立了第二“中央”，这显然是搞分裂。
我们耳闻目睹张国焘在部队中搞军阀主义，随意打人、骂人，甚至随便枪毙，实在看不惯。
我们穿浅灰色衣帽，有红领章、红帽徽；四方面军穿的是黑色衣帽，无红领章、红帽徽；所以随便走到哪里，一看就非常分明。
有的人受张国焘的影响，骂我们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对此我们极为不满，总想离开那种环境到一方面军去。
1935年12月中旬，我跟前敌政治部办事处从卓克基附近出发，经过懋功、达维、夹金山大雪山、宝兴，在快到天全的路上，终于见到了朱总司令。
我把被留下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同时请示我们应该怎么办。
朱总司令说，你们既已被留下，那只好在这里工作，四方面军也是红军，需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你们可以多做工作，少说话。
我觉得朱总司令的指示很好，心里有了底，应照着去办。
大约12月底到了天全。
张国焘10月5日在卓木碉成立第二“中央”时就成立了第二“军委”和“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周纯全任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任副主任兼宣传部长，李卓然见到我，要我任宣传部副部长，主要是主管油印报纸。
因为油墨、纸张困难，记得每周才出一期。
第二年2月上旬，张国焘发布了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部队向川西、西康转移。
不久，又提出建立川康根据地的计划，并成立西北联邦政府，以邵式平为主席。
部队往西康转移时决定以刘伯承为入康先遣司令，带红30军为先头部队。
周纯全、李卓然指定我为先遣工作团主任。
三过雪山草地 1936年2月上旬，先遣司令刘伯承和我跟随30军先头部队88师前往西康甘孜地区。
一路上，我同刘伯承差不多每天都走在一块，在将近1个多月的行军途中，刘伯承多次跟我交谈，他说：事实证明南下是行不通的，碰了壁，现在只好到西康去，那里都是藏民，地广人稀，部队人员补充，粮食补给不能持久，也会站不住脚。
如再往西去，不知要过多大的无人草原地区，更没有出路，最后只有北上才是唯一的出路。
我完全赞成他的意见。
无论往西往北，我们都要第三次过雪山草地。
果然我们经过宝兴后，又第三次翻越夹金山大雪山，又经过达维、懋功，往西，翻越摩罗大雪山，到丹巴，用了两天时间翻越党岭大雪山，这座山高4500多米，是我们已翻越过的雪山中最高的一座。
在半山上露营一夜。
山顶上的天气变化无常，时而下雪，时而下雨，风特别大，人被吹倒爬不起来。
只有中午个把小时几个人抱作一团，用冲锋的动作，才可以冲过山顶。
我往山顶冲时，亲眼看到一个炊事员身上背着一口锅，因锅顶风，炊事员同抱着的人脱了手，结果他被大风吹倒掉到雪坑被雪埋没了，真令人难过。
我刚冲过山顶，就头痛、肚子痛，只得就地躺下，休息约两个小时后才继续下山，半夜后到了道孚县。
一到道孚县就听到密集的枪声，原来是道孚喇嘛寺约100多喇嘛持枪对我先头部队进行武装抵抗。
经过战斗，喇嘛逃跑了，藏民也跑光了。
为了避免流血，先遣司令刘伯承提出，要想办法做喇嘛的工作，通过喇嘛打通藏民群众的思想。
并用他的名义给东固喇嘛寺写了一封信，说明我们的宗旨和政策，不侵犯喇嘛和藏民的利益，并保护他们的利益，由通司（藏语翻译）送去。
这封信真起了作用，部队到东固时，喇嘛果然没有抵抗和逃跑。
3月30日，刘伯承率先遣部队和我们先遣工作团进驻甘孜，不久陈昌浩也到了甘孜。
周纯全决定将先遣工作团改为工委，任命我为甘孜工委书记。
工委的任务第一是争取藏族群众，建立藏民党、团自卫队组织，建立政权；第二是为30军部队和进驻甘孜的机关筹集粮食、羊毛、帐篷。
经过两三个月的工作，在甘孜县建立了甘孜城、东固、绒坝岔、白玉4个区的藏民政权和藏民党支部、团支部、自卫队等组织，并筹集了部队所需要的大批粮食、羊毛、帐篷。
大约是5月初朱德总司令到甘孜时，受到喇嘛和县城藏族群众的沿途欢迎。
6月初，张国焘被迫取消了第二“中央”，仍称四方面军。
这时我被任命为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长。
之后，四方面军和二方面军分3个纵队开始北上。
3个纵队，穿行数百里茫茫草地，克服缺粮、缺氧等极大困难，经过约1个月的长途跋涉，于8月1日到达包座地区。
我第三次过草地，从甘孜出发到阿坝是跟随红四军司令部一起行军的，到阿坝休息时找到了四方面军政治部，和四方面军政治部一起到达包座。
从包座出发时，我接到四方面军政治部通知，任命我为岷（州）洮（州）西（固）地区工委书记。
所谓工委也只有我一人。
因红四军要出岷、洮、西地区，因此，我又跟随红四军行军，于8月下旬到西固。
9月初，我正打算依靠红四军政治部群众工作部部长周干民等同志开展地方工作时，又接到朱总司令命令，任命我为红四军政治部主任。
9月30日起，四方面军部队分为5个纵队，先后由岷州、漳县等地出发向静宁、会宁方向前进。
与此同时，中央指派一方面军第1军第1、2师部队在隆德、静宁、界石铺一线和庄浪、渭水和平凉大道游击威胁胡宗南部队，积极策应二、四方面军北上。
10月9日在会宁县城与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对清正廉洁人物事迹的收获和感想
70年前，红军战士战胜世所罕见的艰难困苦，铸造了举世闻名的长征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象征。
长征精神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
一、崇高的理想 坚定的信念 崇高的理想信念，是长征精神的灵魂，是红军长征胜利的力量源泉。
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坚定的革命信念，始终鼓舞着广大红军将士在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克服种种艰难险阻。
缺衣少食，弹药匮乏，吃的是草根，咽的是树皮，头上敌机轰炸，四周敌军围追堵截，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走出了雪山草地，翻越了高山峻岭，实现了三大主力会师，走上抗日救国前线。
红军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广大指战员们对革命理想执著的信念，靠的是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和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
一位红军老战士在回答“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你们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也不倒下
”的提问时，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理想
革命理想大于天。
”正是靠着这一坚定的理想和信念的支撑，前进的道路被敌人封锁了，就在崇山峻岭、深山峡谷中辟路前进；部队被敌人截断了，就以钢铁般的意志实行突围；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抛石块，血战到底。
为了实现伟大的理想，无数先烈战死沙场。
如果说懂得为崇高理想而斗争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话，那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正是这样一支钢铁劲旅。
长征胜利表明：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必胜的信念是红军长征战胜困难、争取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这种伟大的理想、坚定的信念，铸造了我们的军魂
二、牢记宗旨 心系人民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
长征时期，党坚持这一宗旨，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为取得长征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长征途中，物质极其匮乏，甚至基本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但红军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战略目标。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这是红军长征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在长征途中，红军所过之地绝大多数是偏辟的山区、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
红军每到一地，就积极动员群众，宣传北上抗日的方针，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不动群众一草一木，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并帮助各民族人民群众建立起人民政权和革命武装。
红军将士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各民族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和大力支持。
当地广大人民群众主动为红军捐粮草，给红军带路，照顾伤病员，甚至参军打仗，这一切都有力地支援了长征。
长征胜利教育我们：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因素。
得民心则兴、失民心则亡，这是铁的规律。
因此，弘扬长征精神，就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心系人民，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三、胸怀全局 严守纪律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严明纪律的政党，党的纪律是全党意志的体现，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
胸怀全局，是模范执行党的纪律的前提。
只有胸怀全局，严守纪律，才能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才能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长征的胜利是党和人民军队铁的纪律的胜利。
长征途中，红军指战员从革命利益出发，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严守纪律，真正做到个人服从组织，局部服从全局，只要上级一声令下，坚决完成战斗任务，可谓“军令如山重，纪律似铁坚”。
懋功会师时，担任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第37团刚翻过雪山到达镇口，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要他们原路返回盐井坪，为会师部队担任警戒。
该团没有任何怨言，忍着饥饿、寒冷和极度疲劳，重翻夹金山，到达指定地点。
长征中，红军将士还自觉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群众纪律，得到了沿途群众特别是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
长征中，红军团结统一，严守纪律，还表现为各部队相互配合、协同作战，以及同闹分裂搞独立的行为作斗争。
长征中的各路红军实行战略转移虽然独立进行，但在长征这一全局中，大家密切配合，互相支持。
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曾发生过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事件。
党中央为了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最终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维护了红军的团结统一。
长征胜利告诉我们：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是长征胜利的重要保障。
同样，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也是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四、艰苦奋斗 甘于奉献 艰苦奋斗、甘于奉献，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和优良传统。
我们党85年的历史就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历史。
在探索兴党、强国、富民的道路上，艰苦奋斗作为强大的精神力量，激励我们党百折不挠，顽强进取；作为图强求兴的奋斗方式，使我们党在改变中国面貌的历程中创造出辉煌的业绩；作为高尚纯洁的政治品格，确保我们党在各种困难和考验面前巍然屹立。
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人民军队的艰苦奋斗史。
万里长征，艰苦卓绝。
红军将士与天斗，与地斗，与敌人斗，斩关夺隘，抢险飞渡，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具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雪山草地是红军长征中最为艰苦的历程。
“雪皑皑，野茫茫。
高原寒，炊断粮。
”海拔4000多米的川康雪山，使成千上万的红军战士长眠于此；千里沼泽、连鸟兽都不能出没的川西草地，吞噬了多少红军战士的生命。
“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
红军战士在“爬过雪山就是胜利”、“走出草地就有希望”口号的鼓舞下，以惊人的毅力战胜了雪山死神和草地恶魔，并且表现出崇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长征胜利的历史表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军队，只要有艰苦奋斗、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就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任何艰难险阻，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长征精神是我们党勇往直前的力量源泉,是全国人民发展进步的精神动力，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柱 “乌蒙磅礴走泥丸”，那是诗家眼中的意境，其实，乌蒙山绵延几千里，山，像山一样挺拔，谷，像谷一样深幽。
在这苍凉的乌蒙山中，总有稀稀疏疏的人家星子般撒落在山脊沟壑；总有早茶晚饭的炊烟从山林深处袅袅升起；总有撩拨人心的山歌在如织的山路上飘荡；总有呼儿唤女的山音从这山到那山。
当你来到乌蒙高原上，你就会领略到乌蒙山平仄无常的山韵；当你走近乌蒙山人家，你就会读懂我们乌蒙山人家悲壮而艰辛的历史—— 乌蒙山人硬把自己的执着嵌在这刻骨铭心的关山之上，在一山一峰之间捕捉着微薄的希望，耕耘着瘦瘦的柴米油盐，收获着质朴的福禄寿禧，一代又一代，前仆后继。
在这望而却步的山梁上，乌蒙山人倚山而居，住在愚公移山的神话里，凭着山里人的坚韧，一锤一钻，硬把嶙峋的山石凿成石材，把自己的住宅垒得结结实实，又用山煤煅烧石灰，把住房的里里外外粉刷得亮亮堂堂。
在这荒芜的山坳里，乌蒙山人一镐一锄，撬出些碎布一般大块小块的山田山地，种植些土豆荞麦、玉米高梁，喂着些肥胖的大猪，腌制些美味的腊肉，一年吃到头。
偶然有几点带子似的山田，引得山涧的灌溉，让那白花花的大米也闯进这山寨子里来，丰富了山里的日子。
我们乌蒙山人靠山吃山，靠着这无数的大山、肥美的山草，养得牛羊肥、骡马壮；乌蒙山人就靠着这无数的大山，营造万顷林场，种植经济林果，使厚重的乌蒙山直观地体现价值。
我们乌蒙山人靠水吃水，乌蒙山的水，清纯婉丽，我们就靠着这淙淙溪泉，净化出“乌蒙山纯净水”，远销到城市、乡村的千家万户；乌蒙山人就靠着这涓涓细流，在依山旁水这地，构筑土石堤坝，酝酿“高峡出平湖”的诗情画意，养肥了自己的鲜鱼活虾，点亮了一个个乌蒙特色的水电站，驱逐了油灯照明的历史，带动了几多冰箱电视，使山沟沟里的生活也摩登起来。
然后，化成清清溪流，轻歌曼舞般流进田间地角，把稻麦蔬菜的笑声摇得盈盈四溢；淌过村寨，把山乡的形象漂洗得清清白白。
厚重的乌蒙山，养育了厚道的乌蒙人，铸就了乌蒙人山一般坚毅的个性—— 我们乌蒙山的男人，顶天立地，野气实足，有一肚子力气，提得起，放得下，用硬帮帮的黑脊梁，擎起了这荒山野岭的一片天。
我们乌蒙山的女人，勤劳能干，挺起一副壮实的身板，用一双高原女人的大手，挥一把汗水，在深山里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湖。
我们乌蒙山人。
钟爱大山，站着，像大山一样挺拔，趟下，像脉一般浑厚。
我们乌蒙山人，和乌蒙山川同在，活着，珍爱自己的大山，死了，也要扑向自己挚爱的青山
今天，我们纪念红军长征的胜利，既是为了缅怀红军的光辉业绩，也是为了记取长征的历史经验，发扬长征的革命精神，把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当年长征，物质极其匮乏，甚至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但是红军将士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战略目标。
他们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靠的是全党全军的坚强团结和军民之间的大团结，靠的是红军战士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
长征途中，我们党举行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遵义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遭受严重挫折的教训，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同志的领导地位。
我们党首先是中央领导集体开始自觉地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
这是我们党在理论上和政治上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中国革命的发展从此打开了新局面。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都反复和充分证明了一个历史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始终是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创造性地走自己的路，使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最根本的思想基础。
长征途中，在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克服了王明的“左”倾宗派主义，粉碎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图谋，全党全军和军民之间实现了革命大团结。
在同强大的敌人和恶劣的自然条件的殊死搏斗中，各路红军互相支援，密切配合；红军将士政治上同心同德，生活上互相帮助，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刻，总是把方便和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困难和死的危险留给自己，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团结战斗的光辉篇章。
红军十分重视军民团结和民族团结，所到之处，坚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严格遵守群众纪律，赢得了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坚强的团结保证了长征的胜利。
今天，我们要继续发扬这种伟大的团结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军在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基础上的团结，不断促进全体人民和一切爱国力量的大团结，使之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振兴的巨大力量。
长征途中，红军所经历的艰难困苦是世所罕见的。
但是，千难万险压不倒红军将士。
没有气吞山河、勇往直前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长征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
伟大的长征给党和人民留下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这种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是保证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
当前，我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正在为把祖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实现这个宏伟目标，任重而道远。
这是新的伟大长征。
我们党已经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确定了现阶段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制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和跨世纪的宏伟蓝图。
现在的关键是，要在实践中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要为取得新长征的胜利付出巨大而艰辛的努力。
早在建国前夕，同志就告诫我们：“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改革开放以来，同志也多次指出：“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
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
”“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
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
”那种认为现在物质条件改善了，不再需要艰苦奋斗的想法，是完全不对的。
我们党现在所处的环境和肩负的任务与红军长征和革命战争时期不同。
当时我们处在战争环境之中，主要任务是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现在我们处在和平环境之中，主要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
我们今日为之奋斗的建设事业，是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革命事业的继续。
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任何时候都不能涣散革命意志，懈怠奋斗精神。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彻底改变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贫穷落后的面貌是异常艰巨复杂的任务。
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风险，需要我们不断地发扬长征精神，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传统。
我们要把长征精神作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动力，作为在全体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进行理想信念和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
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以革命先辈为榜样，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革命作风，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大公无私，清正廉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我们要把长征精神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激励和鼓舞全国人民奋发图强，开拓前进，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长征道路上不断夺取新的胜利。
请前辈们介绍下吴德江将军
查无此人，是《上将许世友》中虚构的一个人物。
原型是红四方面军出身的某位少将。
根据本人分析，很可能是红九军师长韩东山。
韩东山正是当年许世友当红九军副军长兼二十五师师长掉到二十五师当团长的，解放后也当过武汉军区副司令员。
抗战时和许世友都在三八六旅。
年岁与许世友相同，不是他是谁
韩东山(1906-1986)原名韩志鑫。
湖北礼山(今大悟)人。
1928年1月参加黄安(今红安)赤卫队，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5月正式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在红十一军第三十二师任班长、排长。
1930年5月任鄂豫皖边罗山独立团连长。
1931年4月任红四军第十二师三十六团营长。
1932年4月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六团副团长。
参加了巩固发展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一至四次反“围剿”与进攻战役及西征入川的战斗。
1933年7月成立红九军，任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五团团长。
1934年5月任红九军第二十五师师长。
率部参加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多次反“围攻”作战。
1935年5月随方面军长征，6月，率二十五师在夹金山北达维最早同中央红军会师，会见、周恩来、朱德等，主持召开欢迎大会。
同年10月奉命率部南下转战川康边。
1936年5月调入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学习，同年秋随方面军北上到达甘肃会宁会师。
10月任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副师长，11月参加山城堡战役。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所部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一团，任副团长。
1938年后任一二九师补充团团长，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副旅长。
1939年任东进纵队副司令员。
率部参加创建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和晋东南反“扫荡”作战。
1940年先后入延安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学习。
1945年春任新四军第五师兼鄂豫皖湘赣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担任八路军河南军区司令员，率豫西部队参加收复失地扩大解放区。
1946年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二旅旅长，后任鄂豫陕军区第四军分区政治委员兼中共地委书记，率部参加中原突围的艰苦作战。
1947年4月任晋冀鲁豫军区陈(先瑞)韩(东山)野战纵队政治委员，后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副司令员，兼江汉军区副司令员。
1949年6月任湖北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
率部参加解放中原地区的多次重要战役战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湖北军区参谋长、第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河南军区副司令员，武汉军区参谋长，湖北省军区司令员，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和一级八一、独立自由和解放三个勋章。
被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1986年1月13日，因病在武汉逝世。
认识
了解转战陕北，请看这里我个人对比较推崇，可以说是千年第一人，无人可出其右；两千内有两个人可以跟他一比，一个是秦始皇，另一个，汉武帝算半个，杨广算半个
关于历史
长征前，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没有让参加长征的准备工作，是在出发前最后一刻才接到参加长征的通知。
认为，红军突围长征不是消极的逃跑，而应是积极的行动，其基本任务一是为了保存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二是在运动中寻找战机歼灭敌人，以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三是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继续逐步实现中国革命的胜利。
但是，在中央红军长征初期，左倾领导人又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使红军损失惨重，到12月初过湘江时人员已损失大半，锐减到只剩三万余人。
这时，蒋介石又纠集四十万大军，构成口袋形的第五道封锁线，企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
但此时李德、博古却主张死拼硬打，坚持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
若照此办理，中央红军将与十倍于自己的优势敌军决战，可能导致全军覆灭。
在这非常危急的关头，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召开政治局会议。
在会上果断提出放弃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
他的这一正确主张，得到多数领导人的赞同，对挽救红军和中央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
经过再次摆事实、讲道理，会议正式通过决议，放弃向湘西进军的计划，否定了李德、博古坚持的错误主张，肯定了关于向贵州进军的正确战略方向和主张。
随后，红军强渡天险乌江，攻占黔北重镇遵义。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这次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最紧迫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重新肯定了等人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为政治局常委。
会后不久，根据会议精神，在行军途中，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由、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行动，这是当时中共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事实上是确立了以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在极其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为以后战胜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遵义会议之所以取得伟大成功，是与参加长征后的重大贡献密切相关的。
其一，长征初期，为了党和红军的生存和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他不顾自己因患疟疾尚未康复身体，在长征途中对党内高级干部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争取大多数领导者支持正确意见。
他同王稼样、张闻天等同志分析了当时中央领导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的军事指挥错误，改变行军方向，甩开了原来尾追和堵击的敌军，使红军在遵义得到了12天的休整时间，在遵义重新轻装和整编，扔掉了原来笨重的行李，精简了庞大的军委纵队和后方机关，补充了战斗部队。
这就保证了后来红军能机动灵活地适应各种局面。
在等指挥下，红军在转战中灵活机动，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驰骋于川、黔、滇三省之间的广大地区，声东击西，忽南忽北，生龙活虎，所向披靡，四渡赤水河，巧妙地调动敌人，使敌军扑朔迷离，疲于奔命，招架不暇，被动挨打。
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惊恐万分，急调滇军增援保驾。
指出。
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
滇军一被调出，红军乘虚奔袭云南，又佯攻昆明，使敌人削弱了金沙江的防备。
这时，红军以一天走120里路的速度，又突然向北急进，摆脱敌军。
5月上句，红军用七只小船，经过九天九夜，全部渡过金沙江。
至此，指挥中央红军跳出了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长征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
正当红军在领导下四渡赤水，巧渡天堑金沙江，继续胜利前进的时候，林彪却散布流言蜚语，埋怨在川、黔、慎地区实行的战略战术是走弓背路，造成疲劳，拖垮部队，说指挥不行，要撤换领导，并且还给中央写了信。
红军过金沙江到达会理后，5月12日，在主持下，中共中央在会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与会同志看了林彪写给中央的信，严肃批评了林彪的错误。
会上，强调指出，我们在这个时候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是必要的。
红军抢渡金沙江成功，证明遵义会议以后党中央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
他还建议红军迅速抢渡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创建革命根据地。
大家一致同意的意见。
会理会议后，红军进入川西大凉山彝族地区。
为了顺利通过这个地区，在红军出发前，派先遣队调查了彝族的风俗习惯，并对红军干部战士进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教育。
红军进入彝族地区时，带头模范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纪律。
刘伯承根据的指示，率领先遣队广泛宣传和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还同彝族沽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执行歃血为盟。
因此，使红军得到了彝族人民的信任和支援，顺利通过了大凉山彝族地区。
接着，领导红军向大渡河安顺场挺进。
安顺场是大渡河南岸的一个险要渡口。
蒋介石知道红军要到安顺场时，猖狂叫嚣要使共军成为石达开第二。
根据万分紧急的敌情，和红军总部领导同志研究后，在擦罗场急令部队连夜向安顺场出发，并且命令每人携带两根毛竹，准备在大渡河架设浮桥过河使用。
带头执行命令，自己带了四根毛竹，还帮助身负重伤的战士和炊事员背枪、背米，顶风冒雨夜行军。
在行军途中，还给干部战士讲了当年石达开在安顺场渡河未成，全军覆灭的故事。
强调说：共产党人和红军是顶天立地的英雄，石达开没有走通的路我们一定能走通。
他号召大家战胜强渡大渡河的困难，使蒋介石和四川军阀要把红军消灭在安顺场的幻想破灭。
为了抢在敌军援兵的前头，粉碎敌人前后夹击合围的阴谋，和军委决定提前夺取大渡河的另一险要渡口沪定桥。
于是，红军先遣队以一昼夜走240里路的急行军，赶到沪定桥，以22名战士组成突击队，冒着敌军的密集火力，攀着悬空的铁索桥，成功飞夺沪定桥，使中央红军胜利渡过了天险大渡河。
红军强渡大渡河后，率领部队翻越夹金山。
这座山海拔四千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气候十分恶劣。
当地群众把这座大雪山称作神山。
对干部战士风趣地说，神山不可怕，红军有志气，和神山比一比，一定要翻过去。
他的话，给红军指战员巨大的勇气和力量。
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行军，手拉木棍艰难地走着，坚持不骑马、不坐担架。
有时警卫员想搀扶他一下，也被谢绝了。
同志们劝他骑马，微笑着说：马，首先应该让给伤病员和体弱的女同志。
多有一个同志爬过这雪山，就为革命多保存一份力量啊
6月中旬，红军越过夹金山，到达四川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关于红军北上的战略方针，否定了张国焘的南下川康边境或西进青海、新疆的退却逃跑主张。
会后，率领红一方面军接连翻过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仓德山等四座大雪山，于7月下旬到达四川毛儿盖地区。
8月上旬，中共中央在沙窝召开会议。
在会上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方针，具体阐明了到西北陕甘地区创建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有利条件，并强调党中央对红军的领导和红一、四方面军团结的重要性，批评了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方针的错误，还对张国焘进行了耐心说服教育。
为此，中央政治局于8月召开毛儿盖会议。
在会上作了关于夏洮战役计划的报告，阐明红军应向挑河以东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发展的方针，与会同志同意的报告。
当时，和中央军委根据敌情的重大变化，决定将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经大草地北上甘南。
过草地前，和中央军委指示红军，在毛儿盖等地筹备粮食，进行过草地的准备。
红军遵照的指示，广泛宣传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严守纪律，克服困难，用实际行动做了大量的感化工作，使藏族同胞不久就回来了。
这时，又指示干部战士积极帮助藏民收割成熟了的青稞麦子，组织革命政府等工作，不仅指挥先头部队和殿后部队与敌人作战，而且还和红军干部战士一起割麦、打麦，并从一二十里以外背着几十斤青稞麦子回来。
和红军指战员们的言行，使藏族人民深受感动，纷纷前来慰问红军，支援红军。
8月21日，右路军在等率领下，从毛儿盖出发进入大草地。
对先遣队的干部说：草地是阴雾腾腾、水草丛生、方向莫辨的一片泽国，你们必须从茫茫的草地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战胜敌军新的罪恶阴谋和进攻。
先遣队、右路军按照的指示，深人进行了过草地的政治动员，大家决心克服过草地的一切困难。
曾回忆说：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有房子，就那么睡……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就吃树皮、树叶。
有些同志吃野菜中毒牺牲了，不少同志因长期饥寒和重病，在草地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警卫班的戴天福，因患病体弱和爬雪山过草地太劳累牺牲了。
沉痛地对大家说：成千上万的烈士，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牺牲了。
他们视死如归，任何艰难险阻都挡不住他们前进。
这种精神一定会感动全国人民，感动全世界人民，来支持我们的正义事业，这种正义事业是必定胜利的
等人率领的右路军，经过六天六夜的艰苦行军，在8月下旬走出了草地到达巴西地区，并在这个地区消灭了敌军一个师。
9月初，左路军到达阿坝后，张国焘又重弹南下、西进的老调，擅自命令左路军回头南下。
为了贯彻北上方针，并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周恩来等当晚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采取果断措施，连夜率领红一、三军团及中央纵队迅速脱离危险区，先行北上。
9月12日，党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听取关于与红四方面军领导者张国焘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并通过了关于处理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严肃批判了张国焘的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
此后，中共中央和等同志，还继续与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坚决斗争，迫使他取消了伪中央，不得不同意北上。
俄界会议后，中央红军遵照的指示，以连为单位上政治课，其中心内容是进入回族地区应遵守的纪律和注意事项。
按照的指示办事，红军得到了回、汉族地区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支援，顺利越过了岷山，到达甘南的哈达铺。
此时，蒋介石反动派又急忙调集二三十万大军，准备在渭水一线堵截红军北上。
9月22日，中共中央在哈达铺召开军团以上干部会议。
在会上作了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政治报告，强调要慎重对付敌军，继续克服困难，同陕北红军会合，完成北上抗日计划。
他还宣布中央决定将北上的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为政委，彭德怀为总指挥。
哈达销会议后，、彭德怀等指挥红军突破了敌军的涓水封锁线。
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在榜罗镇召开会议，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强调要保卫和扩大陕北根据地，担负起中国革命中心力量的任务。
紧接着，等人又指挥红军突破了几道封锁线，战胜了敌军四个骑兵团的追击，翻越六盘山高峰，终于在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同红十五军团会师，胜利结束了中央红军的长征。
1936年7月甘孜会议后，红二、四方面军北上。
闻讯后极为欣慰，多次去电报给予重要指示和鼓励，并及时派聂荣臻、左权率一方面军西征，接应二、四方面军。
这样，使红一、二、四方面军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震撼世界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全部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