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纪念馆观后感
初，趁着休假间隙，我去了一趟红岩革命纪念走进红岩魂广场，就到一股严肃庄气息，这是全国第一个以烈士精神命名的广场，在纪念“11·27”革命烈士殉难50周年之际，在原“中美合作所”阅兵场的基地上修建而成。
步入陈列馆，那种浩然之气油然而生，馆里的气氛让人顿时有种莫名的压抑感。
前军委主席的题字，将烈士们的丰功伟绩给予绝对肯定和高度赞扬。
那遒劲有力的字迹、深情怀念的语句让我仿佛看到了烈士们不畏强权的凛然气概
陈列馆里那面鲜红的用被单衣物绣成的五星红旗格外显眼，那是一种多么兴奋的期盼的表现呀
我至今仍可以想见，当狱外传来解放战争结束，新中国即将成立这样的消息时，那些为祖国献出自由和乃至生命的都在所不惜的伟大共产党人心中将是何其自豪与振奋，他们含着热泪为祖国绣出的那面五星红旗，正是他们革命信念的最最真切和感人的诠释
陈列馆里，真实地重现了当年这些共产党人被关押的监狱的状况。
大量的照片和文物向世人宣告着国民党反动派对于革命先烈的惨无人道的镇压和迫害。
牺牲的革命者里，年龄最小的“小萝卜头”宋振中牺牲时仅九岁，与此类似地，多数烈士都是在极为年轻的时候被杀害，在那个黑色的1949年11月27日。
他们怀揣着对于革命的忠诚与信仰，无悔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就是共产主义理想的伟大召唤，这就是对于伟大共产党的无限忠诚和信任，这就是摆脱贫困落后、告别专制独裁、追求人民幸福、国家安定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彰显。
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一位名叫“谊军”的革命同志。
1992年，一家单位在搬迁时，发现一件标明为渣滓洞革命烈士遗物的包裹，包裹里有两封信和五块银圆。
一封信上写道：“中国共产党万岁
亲爱的党和你永别了。
谊军。
”一块银圆上深深地刻着“最后一次党费谊军”八个字。
谊军是谁
他的真实姓名是什么
他做过哪些革命工作
我无从得知，但这种情怀，这种对待共产党事业大于生死的英雄故事，却深深的刻在了我心里。
牺牲在重庆军统集中营的烈士，还有很多人没有留下真实姓名，但是，他们有着共同的名字就是“红岩先烈”。
岁月飘逝,荡涤着人生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
那久违的历史似乎又在眼前重映,一幕幕，一桩桩,打动人的肺腑,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先烈的事迹给徘徊在人生十字路口的我以当头棒喝。
苟利国家生死许,岂因祸福避趋之。
共产党人同敌人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
在渣滓洞,白公馆,歌乐山下,松林坡刑场都洒下了烈士们的斑斑碧血。
红岩精神是烈士对共产主义信念执著追求的高度概括;是先烈坚持真理改造社会的伟大实践;是为人民无私奉献的真实写照;是改革开放，发展建设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伟大瑰宝。
今天的我们，应感先烈之功业,励后人之壮举。
为祖国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甚至生命。
革命烈士的精神是我们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必不可少的 一种精神支柱，他们对于共产主义信念的执著追求，对于真理的无悔坚持，对于党的秘密的严格保守，对于艰难困境的坦然面对，对于献身祖国和人民的大无畏气概，都值得我们去学习和继承。
作为一名积极要求加入共产党的积极分子，我想，我更应该身体力行，珍惜今日来之不易的生活，以革命先烈们为榜样，在新时期的建设中，做一个敢为人先、乐于奉献、甘于吃苦、勇于实践的新青年
谢谢，望采纳
参观歌乐山烈士陵园红岩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心得体会
参观歌乐山烈士陵园红岩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心得体会今年寒假期间，我和几个朋友到重庆去玩，在这过程中我参观了歌乐山烈士陵园。
在渣滓洞，白公馆监狱旧址，我们重温了江竹筠、韩子栋、许云峰、罗世文、许建业、许晓轩、陈然等众多革命烈士的英雄故事，离开歌乐山，心情许久不能平静，深为革命先烈的感人事迹和崇高风范所震动，作为一名基层监狱领导，如何立身处世，以后如何建立自己的信仰，引起了我的深入思考。
一、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伟大的红岩精神 歌乐山烈士陵园是为纪念重庆市解放前夕被国民党反动派残杀的300多名革命志士而修建的。
这些革命烈士，为了全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生活，有的放弃了自己优越的社会地位和生活而投身革命，有的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为了崇高的革命事业而弃暗投明；他们牺牲了家庭，牺牲了亲人，然后是牺牲了自己生命；他们在国民党的监狱里经受住了严刑拷打，任由监牢、镣铐、老虎凳以及皮鞭的拷打和折磨，仍然用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支撑着自己，时刻牢记自己的入党誓言，体现了共产党人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崇高革命气节。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重庆。
在风雨飘摇的岁月里，这些中国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为了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力促抗日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倒退、分裂，与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他们在极其险恶的斗争环境中，在特殊的战场上
1127惨案心得体会
1127惨案心得体会 篇一：1127纪念活动感悟 纪念11·27重庆惨案及观红岩博物馆后感 “请转告党，我做到了党教导我的一切，直到生命的最后几秒钟，仍将这样……希望组织上注意整党整风，清除非无产阶级意识。
” ——红岩革命烈士许晓轩临刑遗言 11月27日早晨八点，我们，重庆师范大学青马工程班的学子们，踏上了前往红岩魂广场的路，今天，我们将要在这里，纪念11·27重庆大惨案遇难英雄。
1949年11月1日，人民解放军开始了解放大西南的作战。
入川部队以破竹之势直捣西南首府——重庆。
毛人凤下达对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者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11·27大屠杀惨案”…… 今天，我们全体成员站在这里，站在烈士们的墓前，默哀，致辞，宣誓，早晨沉重的寒风笼罩在我们的心里，闭上眼，仿佛能听到当年可鄙的反革命的犯罪分子的枪声，能听到革命烈士们的不甘的怒火和愤慨的吼声。
“中国万岁
”“新中国万岁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那一声声响彻苍穹的吼叫，直直的打在我们的心里，这就是共产党人，这就是革命先烈，这就是引领全国人民反抗恶势力反动派的先锋
怀着沉重庄严的心情在烈士墓前祭奠之后，我们又来到了红岩博物馆——那些令人肃然的记忆的陈列处。
在这里，最让我震撼的是狱中的革命先烈的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对着革命以及新中国的无限的憧憬和信仰。
是的，信仰，共产党人的信仰就是共赴共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就是伟大复兴
在这
大重庆范围内，除了烈士墓、红岩村外还有没有可以纪念革命先烈的地方，如烈士故居、革命纪念馆等，最好风
渣滓洞，广安邱少云故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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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作者各自的简介
罗广斌（1924－－1967），作家。
重庆忠县人。
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军第十六兵团司令官罗广文的胞弟，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的学生。
1948年被捕，囚禁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集中营。
建国后，历任青年团重庆市委统战部部长、重庆市民主青年联盟副主席。
后在重庆市文联专门从事创作。
合著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长篇小说《红岩》。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跳楼自杀。
因长篇小说《红岩》在全国的巨大影响，罗广斌作为作者之一，又是重庆“11.27”大屠杀幸存者，自然而然也成为青年们崇拜的英雄。
但是那时他的日子并不推选他为访日代表，被重庆市某些人以“历史问题有个别疑点”为由否决；第二年共青团召开九大准备安排他为团中央委员候选人，也因同样理由被否决。
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罗广斌当年在大屠杀之夜从狱中脱险的经历，正好构成了让人不放心的历史疑点。
因此罗广斌在文革之前心情是压抑的。
当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口号的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之时，他立即被那种“造反精神”所鼓动，所感召。
他成为重庆最早的造反派之一。
这也是他的悲剧人生的开始。
1948年由于叛徒出卖在成都被捕，先后被囚于重庆渣滓洞、白公馆集中营。
1949年11月27日在敌人大屠杀时从白公馆越狱脱险。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共青团重庆市委常委兼统战部长。
曾与刘德彬、杨益言合写《在烈火中永生》等小说。
1958-1961年与杨益言合著长篇小说《红岩》，小说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深受读者喜爱，先后发行350万册，并翻译成英、法、俄、日等19种外文发行。
“文化大革命”中该书被诬蔑为“叛徒文学”成为禁书，1967年2月5日，红卫兵闯入罗广斌家将其绑架，5天后罗广斌在关押地坠楼身亡，时年42岁。
杨益言（1925年） ，四川省广安市武胜县人，中共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名小说《红岩》的作者之一。
早年参加革命工作，后被捕囚禁于重庆渣滓洞，出狱后根据其亲身经历写成《红岩》一书。
原籍四川省武胜县，1925年11月18日生于重庆。
1937年起在武胜县初中学习，1940年到重庆北碚兼善中学读高中，1944年考取同济大学工学院电机系，到上海读书。
1948年初因参加反美反蒋的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并遭缉捕。
被释放后回四川，执教于重庆中国铅笔厂职工夜校。
8月被特务逮捕，囚禁在中美合作所的渣滓洞集中营。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后，参加了重庆“一一二七被难烈士追悼会”和“三三一惨案纪念会”的筹办工作。
从1950年4月起在重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市委工作，先后任科长、办公室主任、常委等职。
196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为四川省重庆文联专业作家。
1979年出席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
1980年曾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副主席。
建国初期，为了对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罗广斌、杨益言和与他们并肩战斗过的刘德彬三个人共同把他们在狱中与敌人斗争的切身经历写出来。
1950年7月1日开始在重庆《大众文艺》上发表三人合作的报告文学《圣洁的血花》，后华东、华南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单行本。
1958年又在《红旗飘飘》上发表了三人合作的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
在此基础上，罗广斌和杨益言创作了优秀长篇小说《红岩》。
小说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被誉为“共产主义的奇书”，并被翻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在国内外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赢得了巨大声誉。
“文革”中该书被诬蔑为“叛徒文学”成为禁书，作者亦备受摧残。
罗广斌和杨益言在“文革”爆发后受到残酷迫害，其中作者之一罗广斌于1967年2月含冤去世。
“文革”结束后小说重新出版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