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鸿燊《国学中的管理之道》感想
还不错，应用的比较好，国学本身的思想很深，翟鸿燊的讲座时通俗化的讲解与应用，营销的智慧比较多可以引起没有传统根基的人去研究传统文化。
翟鸿燊《师说：国学中的管理之道》的心得怎么写
儒家理论以修身为基，以纲伦道为范，修身则强调慎独，纲为父子纲，君臣纲，夫妻纲，围绕着一个要点，就是 师道，为师之道，
谁能告诉我什么叫国学管理呵
国学与管理 如何科学地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吸取国学精粹与人文素养，融合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思想，如何科学地总结中国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对于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化管理之路，自主创新，顺利实现企业战略转型，提升中国企业的生命力与核心竞争能力，构建和谐社会和培育中国优势企业，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和历史使命。
中国的文化结构决定了中华民族特有性格，决定了我们整个民族的思想精神和文明传承。
从伏羲到三皇五帝，再经过西周、东周，历数几千年，直至春秋战国时期，以易学为起源，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出现了西汉刘歆在《七略·诸子略》中提出的“九流十家”之说。
“九流”是指道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农家和杂家。
从管理哲学上讲，百家之中主要是五家，即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以孙武、孙膑为代表的兵家，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
在他们的哲学思想中，蕴含有极其丰富的辩证思维方式和易理之道。
先秦以后的历代政治家和哲学家，秉承易学和五家思想传统，在他们的“文集”中进一步阐释和总结出了中国的治国管理之道。
中国历代文人学者浩瀚的作品中，有深邃而睿智光芒的说理深邃的政论、奏议、书信、杂说，蕴含着丰富的中国管理思想。
系辞中道：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中国古代文明的伟大成就，无不闪耀着易学和合人文精神与可大可久的生命哲学智慧。
对中国传统文化感悟
2010年7月5日下午，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国学及人文社会学首席教授李庚其先生走进《前沿讲座》的演播室，与广大企业家分享其几十年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研习中体悟出的文化精髓和管理智慧。
当他走进演播室的那一瞬，其浓郁之青丝、矍铄之精神、儒雅之言谈，让我们谁都不敢相信这已是一名七十古稀的老者。
虽然当天外界已达到37度的高温，但是炎炎夏日仍无法阻挡人们追随这位智者的脚步，随着讲座的行进，演播室内的气氛更是一浪高过一浪。
此次讲座的主题为《悟性管理与中国传统文化》，李庚其先生认为，悟性是人生境界的最高知识。
李老师几十年来潜心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经营管理的内在联系，从博大精深的传统典籍和浩瀚的历史中，领悟并总结出了一整套值得现代企业家借鉴的管理战略，并结合企业操作的一些实际案例为在场的所有人进行了精要的分析。
从道家到儒家，从四书五经到中国经典名著，李先生讲的不仅仅是历史，其中更是渗透着深厚的为人处世之道、企业管理之道。
他指出，讲传统文化要避免神秘化、庸俗化，古代文化并非无用的文化，而需要和实际相联系才能实现其真正的价值。
李庚其先生是这么说的，他也是这么做的。
他认为，做企业首先要把握好“道”，同时重视企业文化、重视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做到“企业兴亡，匹夫有责”，这即是成功的企业，而成功的企业家则须有“中正和谐”的思维法和“上善若水”的境界。
李先生的思想在这炎炎夏日里，有如一汪沁心的清流，滋润着在场每个人的心田。
讲座结束，在场观众皆为李庚其老师深厚的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底蕴所深深折服，大家不仅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而且也领悟到了企业管理之“道”。
许多观众表示今后要潜心学习中国传统历史，用一位观众的话表示，即生而知之，学而知之，贵在悟而知之。
李庚其先生与前沿讲座董事长李洪亮先生的合影李庚其先生与观众交流
能给我介绍一些诠释国学经典公认比较有水平的人物吗
非常感谢
我推荐的话,楼主的真的想看这方面的话,尽量去看下解放前的五四左右的著作,那时候百家争鸣,而且观点也很深刻....现在的很多学者都是剽窃那会人的部分或者全部观点的易经嘛...比较难讲,关键是没有权威的著作.偶不喜欢古人讲易经的,观点背景和我们不一样...可近代的话专著讲易经的不是很多,大多很水....这里也不好推荐老子嘛....个人推荐看李零的,人往低处走那本...我比较推崇李零,他讲孙子兵法和论语的都很有见地四书的话...论语以上说了推荐李零的,孟子嘛...额,感觉亚圣和至圣还是有距离的...看原著吧,杨伯峻注的那本...不难读最后还是提下,尽量看解放前的著作,虽然说文字上可能有些不适应,但毕竟是经典.....解放后讲的国学有很多变质的成分在,包括台湾的....还是推荐功力够的话直接看原著吧挑书的话还有最重要的就是看出版社的------我基本只看中华书局和岳麓的....现在国学热,垃圾出版社的垃圾书多得很....楼主认准上面的出版社应该没大的问题
我学国学的感悟
为什么要学国学? 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中国到2018年才会好起来。
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是中国进入全面小康的时代。
我们要为它准备。
中国人现在最需要的，是民族魂，是全中华民族的统一思想，是13亿中国人都能接受的、切实可行的口号。
我们是未来的主人。
我们要在未来的大蛋糕上切一块。
这是我们学习的缘由。
但我们在学习中，有很多误区。
第一个误区，我们要向西方学习。
对中国人最适合的是中国文化。
西方文化适合西方人，我们是学不来的。
历史上所有冲突都是文明的冲突。
历史证明，我们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学习，虔诚地拜他们为师，但结果永远是先生侵略学生，永远是先生欺负学生。
西方文化自顾不暇，更无从救中国。
只有中国文化才能救中国。
只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近一百年来，中华民族的所有成功，都是中国文化的胜利。
最民族的也就是最国际的。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我们需要了解西方文化，这是文明冲突的需要。
第二个误区，民族复兴就是读经、穿汉服、恢复礼教、弹古筝箜篌，……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文化的复兴。
复兴不是复旧，复兴不是复辟。
中国文化是世界上现存的的最古老的文化。
现存的、活生生的、而又最古老的，就是最有生命力的。
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沉积。
炎黄子孙片刻都不能离开。
第三个误区，三皇五帝是个人。
先秦古籍不是如是说。
说到华夏祖先，公认盘古开天地和三皇五帝。
许多人认为三皇五帝是八个领袖人物，其实我们的历史不是这样讲的。
根据《庄子》、《纲鉴易知录》的说法，有巢氏、燧人氏、知生氏为三皇。
《太平广记·老子》则称天、地、人为上三皇，而有巢、燧人、知生为下三皇。
既然叫“氏”，就不是人名，而是氏族名。
三皇就是有巢解决住、燧人解决吃、知生开始生产的三个历史时代。
五帝也不是五个人，而是以五行为代表的周期：伏羲（木）、神农（火）、黄帝（土）、少昊（hào，音浩）（金）、颛顼（zhüanxü，音砖须）（水）；喾（kù，音酷，喾是其繁体）（木）、尧（火）、舜（土）、禹（金）、启。
其中对中国文化进程影响比较大的，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
这是一个由口耳相传到有文字纪年的过程。
伏羲氏进行畜牧、神农氏确立农业。
伏羲、神农，没有氏的时候是人，冠以氏则应视为一个长达一个历史时期的占统治地位的氏族。
伏羲又叫庖羲，可见从物质上讲，伏羲文化的特点仍是厨房文化，是建立在新兴的畜牧业基础上时代的厨房文化。
伏羲画卦结字，表明我们的先民在有物质生产的同时，也就有了精神的生产。
《纲鉴易知录》说神农“传八世”。
提拔黄帝的和被黄帝替代的，是两个不同的“神农”。
黄帝之后，就不再冠以氏，也就是说，不再是氏族，而是个人了。
到了唐尧，我们就有连续的甲子纪年的记录了。
《纲鉴易知录》认为，“甲辰，唐帝尧元载”。
我们用甲子纪年推算上去，这个甲辰是公元前2357年。
从天象记载推算，唐尧据今4500年。
这个甲辰推算大致是不错的。
第四个误区，诸子百家只能争鸣不能兼容。
《汉书》不是如是说。
《庄子·天下》虽有“百家之学”之说，但“百”并非实际数目，不过是形容家数之多而已。
诸子百家，到汉代才有明确定义。
《汉书·艺文志》认为，并非百家，“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
”十家即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家。
究其实，诸子十家都是国家各部门管理经验的总结。
《汉书·艺文志》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
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
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
”指出道家纯系历史史实的记录，是“君人南面之术”。
这里的“南面之术”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管理学。
而“君人”即可作动词翻译为“行政”，也可作名词翻译成“最高领导”。
因此道家学说就是最高领导的管理之道。
《汉书·艺文志》道家名下，有黄帝、伊尹、辛甲、太公、老子、鬻子、文子、关尹子、庄子、列子、孙子、田子、鹗冠子等。
道家之外的其余诸家则是各管理部门的经验总结，不是个人闭门造车苦思冥想出来的，而是政府各部门的管理之道。
《汉书·艺文志》认为，以孔、孟、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出于司徒之官，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阳阳明教化”；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名家，出于礼官，根据名位不同，确立礼数；墨家，出于清庙之守，主持宗祀，选士上贤，处理民事，推行兼爱，不别亲疏；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研究天文、律历、地理，术数、谶纬、象数、占验、卜筮，“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农家，“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伊尹说》、《天乙》、《黄帝说》、《封禅方说》、《百家》为代表的小说家，出于稗官，记载“街谈巷语、道听途说”；《鹗冠子》、《淮南子》、《吕氏春秋》等杂家，“出于议官。
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
总之，诸家都是国家各部门管理经验的总结，无非都是“南面之术”（即管理之术）的实际应用。
由于道家出于史官，需要记载全国乃至各部门的活动，所以也可以说诸子不过是各部门“史官”对本部门的史实记载与归纳总结，因此诸子也可以说都由道家蜕化而来，实为道家之别派。
当然，从艺文而言，除了易、书、诗、乐、礼、春秋六艺，以及上述九家管理之道，还有诗赋、兵家、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数术、经方（中医）、房中、神仙、方技等，但后者一般认为是术。
《汉书·艺文志》认为，诗赋，“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兵家（包括兵权谋，兵形势，阴阳，兵技巧）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五行者，五常之形气”；“蓍龟者，圣人之所用”；“杂占者，纪百事之象，候善恶之征”；“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辩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
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房中者，情性之极，至道之际，是以圣王制外乐以禁内情，而为之节文”；“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
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
然而或者专以为务，则诞欺怪迂之文弥以益多，非圣王之所以教也”；“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
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
汉兴有仓公。
今其技术晻昧”。
对于诸子，司马迁独赞道家，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
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
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尝窃观阴阳之术大详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
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
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
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
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摘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直俗施事，无所不宜。
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
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
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
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
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
”
谈谈对于国学的认识、态度、感受
国学，一国所之学术也。
一般，国学是指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
中五千年的文明,也有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以什么样的态度、立场、观点看待国学,是关涉到国学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
毋庸讳言,中国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一样也有自身的局限与不足,民主传统缺乏、权利意识淡薄使我们在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步履维艰,困难重重。
随着对传统文化的弘扬与提倡,人们在讲“同情理解”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忽略了对传统文化负面内容的检讨与反省,从这一点讲,提倡批判精神仍有其积极意义。
但我们提倡批判,最终目的仍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所以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相辅相成,并不矛盾的。
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政治、文化传统,如“大一统”的政治思维方式,追求统一的民族心理,多民族共同相处之道等等,它们构成了中国国情的一部分,对于这些内容就不能简单地贴上王权的标签了事,而应深入分析其形成的心理机制、社会原因并加以调适、转化、引导,在此基础上走出一条“中国道路”来。
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国学,文化是有阶段性、时代性的,“经济发展的程度大体也决定了文化的发展程度”,而国学、儒学的内容“是上个历史时期的东西,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看,其中固然有可取的养分,但从体系看,更多是阻力。
当前国学的使命就是创造出与我们正在努力建设的民主、和谐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满足广大人民精神生活需要的新文化,这当然需要通过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同时吸取外来先进文化并加以融合、创造之来实现。
更重要的是,对传统文化的积极弘扬,本身就是建立在对传统的客观分析之上的,包含了对传统负面内容的批判。
我们只有首先了解了哪些是传统的积极面,哪些是消极面,然后才能去做正面的弘扬。
同样,我们提倡、弘扬正面的价值观,也就是对传统消极内容的批判和否定。
例如,我们提倡仁爱、和谐的价值观,就是对传统的“窝里斗”、“酱缸”文化的批判和否定;我们提倡民主、人权的政治理念,就是对专制政治漠视人的生命,践踏人的尊严的抗议和控诉。
传统文化就是在这样的创造转化中“从历史中走出来”,并发展为当代的新文化。
刘先生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主旨和核心价值不可能来自于国学、来自传统文化”,又说古人讲的和谐是差别、等级下的和谐,与今天的社会是不相容的,这就让人难以理解了。
刘先生讲没有一成不变的民族文化精神,是对的。
但正因为如此,才需要我们对古人的思想有继承同时有发展,“剔除糟粕,吸取精华”,“注入新的生机,升华新的境界”,使民族文化精神得以延续、发展,否则,哪还有民族文化精神呢?刘先生何必要画地为牢
国学班哪里的教学情况好
孩子过早的接触这类课还是有帮助的，童学馆是一个中西合璧的机构，那里的课全，教学好。
孩子学了之后现在变的做事有耐心，懂事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