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参观红色教育基地心得体会3篇
2019参观红色教育基地心得体会3篇篇一我们开展贵州遵义--红色之旅活动。
在遵义，我们满怀对中国革命先驱无限崇敬的心情，认真地聆听了讲解员的详细讲解，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息烽集中营、红军烈士陵园。
从遵义会议会址、息烽集中营、红军烈士陵园等一路走来，党的革命先辈们为了解放全中国前赴后继，英勇战斗的精神深深的感动了大家，也对“是历史选择了”这句话有了更深的共鸣。
红军强渡乌江天险、四渡赤水的场景似历历在目，娄山关的炮声，赤水河底浪涛，雪山草地中红军战士艰难地跋涉……这一切的一切，都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中国革命斗争的艰苦，中国革命政权来之不易;感受到红军长征的艰巨，更体会到无数革命先驱铸就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和伟大。
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深感光荣和自豪。
共产党成立××周年这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日子里，在当今社会国情、党情、世情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作为新时期一名交通系统的中共党员干部，我们深切感受到自身的历史使命和肩上职责，也深刻体会到管理处党委安排此次活动的用心良苦，就是希望我们在通过贵州红色之旅中，回顾党走过的××年不平凡历程，在红色教育中振奋精神，以党的优良传统为旗帜，以党的宗旨为使命，凝心聚力为人民群众谋幸福，为湖北交通发展作贡献。
在此，我们决心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誓做一名无愧于党员身份的领导干部。
一是学习革命先辈坚定的理想信念、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的革命精神。
社会主义江山来之不易，靠的是无
遵义红色党性教育基地有哪些
遵义党性教育心得体会怎么写
近年来,党性教育工作逐渐受到关注,党性教育不仅仅是让党员更加了解到党的历史、发展方向等等,也是通过教育工作来提升党员意识,中国作为拥有上下五千年历史的国度,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中国教育形成制度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
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外形势瞬息万变,加强党性教育已经成为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尤其可以将红色文化融入其中,在进行党性教育的基础上,更要提高党性教育的时效性和深刻性,本文即以可可托海历史文化为例,总结分析红色文化在党性教育中的作用。
遵义红魂立德红色教育中心立足于充分利用遵义及周边地区独特的红色培训资源，积极探索党性教育和基本国情教育的有效途径。
基地在培训理念、培训内容、培训方式、培训管理等方面初步形成了一整套解决方案。
把继承党的优良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结合起来，把革命时期的成功经验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结合起来，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增进党性修养，改进工作作风。
在历史与现实的交融中，以史育人，以情动人，引导学员全情投入，做到学用结合、学有所思、学有所获，从思想、阅历、作风、身心等各方面帮助学员们全面提升。
传承弘扬红色家风内家庭教育是一种什么行为
王河北涞源的一个小山村。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把魔爪伸进了这静的村庄。
1942年10月25日，二小在山坡上放牛时碰上了打算进村“扫荡”的鬼子。
鬼子让他，二小却把鬼子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
鬼子发现上当后，用刺刀刺向二小的胸膛… 王二小牺牲后，当地军民把他埋葬在村后的山坡上。
《晋察冀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介绍他英雄事迹的消词作家方冰、曲作家劫夫被王二小的事迹深深打动，很快创作了这首流传60多年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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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传》的读后感 周恩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名解放军和中华人名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名解放军和中华人名共和国主要缔造者之一，第一任中华人名共和国总理。
他的生平事迹，一时半会儿还是讲不清楚的。
在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更加明确地指出：新中国中央人名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还需要同名主人士商量，但“周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
这就说明周恩来在新中国的地位了。
怪不得美国前外交大臣艾登要说：“你们早晚会知道，周恩来可不是平凡的人。
” 对于外来的观察者而言，周恩来的两种角色给予了他们深刻的印象。
他首先是一名伟大的外交家，他的迷人风度与机智谈吐在第一印象时就令人难以忘怀。
在1943年对蒋介石政府失望透顶的费正清很容易对重庆的“周公馆”兴趣昂然，他的观感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他这样描述45岁的共产党驻重庆代表：“周恩来作为领袖人物的非凡才能，初次见面时就打动了我。
这是一位英俊潇洒、有着一双黑色的大眼睛的伟人。
”他的学生白修德也得出了类似的判断，他乐于在周公馆做客。
多年后，都已老去的他们在北京再次见到了周，但除了模糊的记忆，一切都已改变。
费正清在欢迎招待会上发现周恩来喜悦的面孔下“透出久经磨炼的刚毅与顽强”，在《自传》中，费这样比较周与毛的一生：“他是一位具有古典风格的总理大臣，相比之下，更像一位真龙天子，他可以在风云变幻的云雾中恣意纵横，时隐时现，而周恩来则不同，他仿佛一直在权衡时势， 修补残局。
”周或许是其中最不像革命者的伟大革命者。
至今人们仍津津乐道于他在南开中学饰演女性角色的轶事。
也是在这所以开放著称的学校中，他阅读过《新青年》，熟悉孟德斯鸠，接触了亚当·斯密，中国传统的历史书籍也让他兴奋。
1919年，他第一次读到了《共产党宣言》与其他一些社会主义著作，并为此激动，但他的组织才能比他的理论造诣更高一筹，在天津的学生运动中，他脱颖而出。
可以想见，在一个动荡时期，这种天赋比独创性更受欢迎。
他在26岁成为了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28岁时领导了上海60万工人的罢工，当时的人们或许没有耐心倾听用湖南口音讲述的农民革命，但一定容易接受英俊的年轻人条理清晰、务实的分析。
事实上，一直到1936年，周恩来始终拥有比毛更高的职位，而他在遵义会议上提供的强有力的支持，更是帮助后者重获权力。
与与蒋介石不同，周恩来小心翼翼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前二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为了畅销书作家，他们的版税都超过了他们的元首职务津贴。
尽管周是世界上最有性格的政治家之一，他的自传却缺乏个性。
如果你缺乏洞察力，很可能会将之仅仅视作毛的各项政策的推行者，就像日本首相田中角荣那样，在1972年会见时，他将周描述成毛周围的“一位笨拙的小学生”。
但周与毛的关系比任何人想像的都要更复杂，更相互依存。
《亚洲周刊》在回顾20世纪的亚洲伟大领袖时，称周恩来是始终的第三号人物。
尽管他是毛最有力的助手，比毛年轻5岁，在毛掌权后，却从未成为第二号。
但是，在中共历史上，他在最高领导层的时间却无人匹敌。
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1976年逝世，他目睹着曾经的同志一个个死亡，或者被打倒，自身却保持了下来，成了中国政治历史上最著名的“幸存者”之一。
身兼总理与外交部长的51岁的周恩来是新中国名义上的首席执行官，但其作为更像是首席运营官。
一位威严的董事长通过一个庞大的董事会，有着绝对权威来做判断，而周只能做更多的权衡与协调工作，只有在其他人最陌生的外交领域，他才有更多的发展空间。
《周恩来传》作者迪克·威尔逊所说“取得了在外交上的最伟大胜利”，他的非意识形态化的形象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这次会议准确印证了亨利·基辛格对外交的判断，“它仍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那些对共产主义政权保持怀疑的人在面对周恩来的个人魅力时，也努力收敛了这种怀疑。
我们无法一一细数周恩来为这个国家作出的贡献，但在老一代人心中，他是集聚了这个民族的无数优良品德的化身，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人们知道他是一个好总理，从他的身上，人们知道什么样的官员才是“人民公仆”。
据统计，总理的工资是400.80元，邓大姐的工资347.50元。
从1958年到1976年，一共是161442.00元。
用于补助亲属的36645.51元，补助工作人员和好友的共10218.67元，这两项支出占两人总收入的1／4。
其中的主导思想，自己拿工资来补助，就可以减少国家的负担。
至于总理的积蓄，总理也曾立了规矩：凡是积蓄够5000元，没什么用，就交党费。
就这样，总共交了14000元。
总理1976年1月份去世以后，两个人总共才积蓄了5100元。
所以说，两位老人非常俭朴。
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去世时所留给这个世界的。
想起周恩来说的一句话：“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他果然做到了。
但是我……虽然我不能像他一样伟大，但起码我要守信用，我要说到做到，给自己定的目标，就要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