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贵州省情心得体会
这个徐贵州省这个新的体会就是说你自己去了以后，你感受是什么最喜最需要得到什么，自己想改变什么这个就自己心中有数，把它写出来就好了。
发展过程
关精准扶贫心得体会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数亿中国人甩掉了贫困的帽子，但中国的扶贫仍然面临艰巨的任务。
很荣幸做为一名村官代表参加了由团县委与县扶贫办联合组织的“村官访民情”活动，通过了这次活动，极大的触动着我们村官的内心，一个个的问题在脑子里浮现，你对精准扶贫有多少了解?你知道农村致贫的原因是什么吗?国家为精准扶贫做了哪些工作?身为基层一线的我们又为精准扶贫做了些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参观了苏桥乡虞坊村，青云镇史桥村，青云镇姚源村，珠田乡越溪村，在这些村中，我们看到了比我们想像中还要苦的人民，了解到了他们贫困的原因，感受到了国家为他们付出的极大的努力，学习到了他们村扶贫工作的先进经验，促使着自己回村为民做实事，为村谋福利。
精准扶贫就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
一般来说，精准扶贫主要是就贫困居民而言的，谁贫困就扶持谁。
为什么要精准扶贫一、长期来贫困居民底数不清、情况不明、针对性不强、扶贫资金和项目指向不准的问题较为突出。
由于全省乃至全国都没有建立统一的扶贫信息系统，因此对于具体贫困居民、贫困农户的帮扶工作就存在许多盲点，真正的一些贫困农户和贫困居民没有得到帮扶。
二、精准扶贫的背面是粗放扶贫。
长期来，由于贫困居民数据来自抽样调查后的逐级往下分解，扶贫中的低质、低效问题普遍存在，表面上看，粗放扶贫是工作方法存在问题，实质反映的是干部的群众观念和执政理念的大问题，不可小觑。
三、现行的扶贫制度设计存在缺陷，不少扶贫项目粗放“漫灌”，针对性不强，更多的是在“扶农”而不是“扶贫”。
新村扶贫、产业扶贫、劳务扶贫等项目，受益多的主要还是贫困社区中的中高收入农户，只有较少比例贫困农户从中受益，且受益也相对较少。
综上所述，原有的扶贫体制机制必须修补和完善。
换句话说，就是要解决钱和政策用在谁身上、怎么用、用得怎么样等问题。
扶贫必须要有“精准度”，专项扶贫更要瞄准贫困居民，特别是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务必重点用在贫困居民身上，用在正确的方向上。
扶贫要做雪中送炭的事，千万不能拿扶贫的钱去搞高标准的新农村建设，做形象工程不能实现扶真贫。
贫困区域的发展，主要应使用财政综合扶贫资金和其他资金。
六盘水变化的感受
在建国六十周年之际，在总结和回顾六十年我国建设经验的同时，人们一般把六十年分为两个历史阶段来研究，既1949——1978年为改革开放前三十年，1978——2008改革开放后三十年。
在前后两个历史阶段的把握上又往往把主要精力和重点放在改革开放后这三十年中，忽视和简略了对建国前三十年的建设经验的总结和研究。
即使对前三十年有一定的研究和总结，也脱离不开前三十年失误和缺点是主要的，后三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这样一种思维模式。
毛主席曾经讲过：“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
……今后应该改善这种状况。
” 是不是我们经常会犯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错误呢，还不能这么说，但有时我们会被一种潮流所左右这也是一般规律。
最近，看了一些有关建国前三十年建设成就方面的文章，感到一些数据是可靠的，不防梳理一下，也来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新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烂摊子的基础上开始进行恢复和建设的。
那时的中国，积贫积弱，一穷二白，民生凋敝，经济严重落后，国家事业百废待兴，政府和人民面对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中国。
在异常艰难的困难面前，在没有任何经济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开始了为期三年的经济恢复工作。
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斗，到1952年我们就基本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和民主改革。
而到1956年我们又用短短的几年时间，胜利地完成了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基本上建立起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
1958年我们党和政府制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大跃进走了一段曲折的历程，及至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以及“文化大革命”对生产力的破坏，但我们所取得的成就仍旧是辉煌的。
从1949年到1978年，我们国家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望尘莫及的速度，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49年至1978年我国的社会总产值从557亿元增加到6846亿元，29年间增长了11、29倍，年均增长9%。
按可比价格计算，社会总产值的指数以1952年为100，1978年为725、8%，既由1952年国民经济基础恢复任务已基本完成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26年间，增长6、26倍，年均增长7、3%。
我国GDP1952年为680、9亿元，到1978年增加为3488、6亿元，增长4、12倍，年均增长6、5%。
这样的增长速度不仅在我国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在世界上也十分罕见。
我们年龄较大一些的同志都清楚记得，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我们出行用的自行车，人们叫它“洋马”，点火用的火柴，人们叫它“洋火”，钉东西用的钉子，人们叫它“洋钉”。
因为那时还没有我们自己的制造，当时的中国人民依旧生活在极端贫穷之中。
但这种情况很快迅速改变，如“一五”时期开始的以156项重点工程为中心，由限额694个项目组成的大规模建设工程陆续建成投产；一大批举世闻名的如大庆油田、胜利油田、13套大型化肥生产设备、攀钢、酒钢、贵州铝厂、武钢的一米七轧机工程，万吨水压机、万吨远洋货轮以及5万吨远洋油轮、十万吨发电机组、百万伏高压标准电容器等，汽车工业搞了湖北二汽，四川德阳第二重型机械厂等，煤炭工业建设了贵州六盘水、四川宝顶山等大型煤矿，电力工业建设了刘家峡水电站、丹江口水电站和一大批火电站，交通上建成了八条铁路干线和南京长江大桥，修建了长距离的输油管道，通信上建起了载波通信干线和一批卫星地面站。
科学技术方面，以“两弹一星” 人工胰岛素合成为代表的一批高科技产品都是在那时候，甚至是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和“文革”期间问世的。
这些巨大成就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鼓舞人心的作用，而且为改革开放后的建设积累了重要经验和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那时候我们的建设没有任何经济条件和经济基础，基础差，底子薄。
举个例子。
建国初期搞铁路建设时，既没有大型起重机械，又缺少运输卡车，数以百万吨计的土方、石子，全部的枕木、铁轨都得凭人拉肩扛，建成一条铁路谈何容易。
特别是中国山地多，地形复杂，象成昆铁路，1085公里路段，却有60％是桥梁和隧道，施工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在我们学过小学课本里就有描写铁路建设者们冒着风雪严寒挑灯夜战的故事。
我们经常参观齐齐哈尔的和平厂、第一、二机床厂等企业的建厂史馆，建厂初期连大型运输车都没有，都是靠人拉肩扛建设起来的。
那时我们是在帝国主义封锁干扰和破坏的历史条件下，主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力更生，白手起家建设起来的。
还有不能忽视的是，那时候我们搞建设没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有文章说，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紧张，苏联在中苏边境屯兵百万。
南方则是美国侵越战争升级，中国面临南北夹击的险峻形势。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负责任的领导人都会把相当大的力量集中到国防建设上。
正是由于中国不惜耽误经济建设的进程，下决心搞三线建设，把大量企业从沿海迁往内地，而且以“分散、进山、进洞”的非经济方式建设军工企业，表明了中国敢于迎战一切来犯之敌的决心，所以美国、苏联和蒋介石集团才不敢轻举妄动，才保证了现代化建设的和平环境。
美国有一位叫龚忠武的华人学者，六十年代毕业于台湾大学，后获得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他曾经对这一段历史发过一通议论：“在的晚年，中国北部有苏联陈兵百万，南部有美国帝国主义在越南进攻，在这样一个南北夹击的情况下，坚持反帝反修，最后把美国赶出越南，解除了美国的围堵为中华民族争得了生存空间。
这不都是打出来的吗
美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被人打败过，朝鲜战争我们和他打了个平手，而越南战争美国是战败了。
美国的经济最近二十年来一蹶不振，其转折点是越南战争。
在这之前世界冷战秩序是一个二元秩序，而打出了三分天下，变成三元秩序，从而也确立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以后才有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中美建交。
可以说，没有晚年的越战，就不可能有中国现在改革开放的局面。
我们不能要求一方面打仗，一方面又把经济建设好。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在建国前三十年取得了很大的建设成就，这也为改革开放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和积累了丰富的建设经验，这是勿庸置疑的。
当然如果没有大跃进的盲目冒进，没有三年自然灾害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创伤，没有文化大革命对生产力的严重破坏，我们前三十年的经济建设会更好，那样的话，我们的历史可能会改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