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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道德文化面对着西方的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进攻节节败退，但它始终占据着世界精神的一席之地，它的魅力何在呢
儒文化的本质是它的“心性”哲学，从人的存在引申天理和人事，引申出人的生存方式和价值完善，引申出国家的伦理秩序和丰功伟绩。
儒文化不像希腊哲学一样从世界中去寻找终极。
世界是我们人的世界，与我们人的先天性是一致的，离开了人的先天感性和理性，世界只是“无”。
不管是根本性的物质形态，还是微观的原子和宏观的宇宙，它们只是我们感性和理性的表象，终极存在也只能是作为本源的“心”。
所以说，儒文化也是一种形而上的学说。
它不像宗教学说一样从彼岸的上帝中祈求恩赐。
万物都有普遍性，人也一样，人的主观不管怎样努力，人的意志不管如何超脱，人只能在他本性的范围内活动，先天规定了他的责任和使命。
有的人成功，是他悟到了自己的本性，发挥了自己的潜能；有的人碌碌无为，是他与自己的本性分离，成了自然体系中的一颗浮尘。
儒文化注重人的性情发掘，培养人的崇高和伟大。
儒文化是“心性”哲学，这是它精神性的根本一面，它不同于经验知识，来源于实践的总结和理性的推理，而是来源于思想的领悟和自我的直觉。
儒文化与实证哲学是根本对立的世界观。
儒文化也好，希腊哲学也好，宗教学说也好，它们都是对真理的探求，对自我价值的寻找，所以它们是一种形而上的知识，是人的精神升华和境界的提高，是一种“德”的培育。
实证哲学是对事物性质的确定，是对客观关系的认可，所以它们是一种形而下的知识，是对世界普遍性和规律性的认识，是一种“功利”的需要。
前者回答世界为什么这样
后者回答世界就是这样。
前者追问世界之根，后者描述世界之实。
前者为了价值，为了人格，为了真理；后者为了利益，为了实用，为了权力。
儒文化是形而上的知识，是对天理的领悟，是对人格的完善，所以它是不可言说的，也无法传授的，只有特有的灵魂，在片言只语中引起共鸣，在生存体验中感悟到它的魅力。
如果用理性从字面上去理解，只能产生歪门旁道。
诗书是对情操的陶冶，礼义是人格的一种自然流露，三纲是天理的一种社会显现，“存天理，灭人欲” 是精神升华的一种途径，忠孝仁义信是人本真的一种实践，伦理社会是对世界本来面目的一种揭示。
它类似于柏拉图的“理想国”，显示了人的一种责任和美德。
儒文化是“心性哲学”，它与现代社会的个性解放是否矛盾呢
“五四运动”打倒了孔家店，商品经济冲破了社会的伦理秩序，儒文化真的阻碍了社会发展吗
现代社会本来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流，它的劣根性越来越被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所揭穿，科学确实给人类带来了财富，实证确实给社会带来了功利，但是，人却失去了本真，家庭失去了温情，社会失去了和谐，人类失去了家园。
如果不再改变，人类将成为自己创造物的奴隶和受害者，现代制度和现代科技只是建立在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沙滩上的，它只能给社会带来道德的沦丧和理想的破灭，带来利己主义的泛滥和民族矛盾的加剧。
社会发展了，现代性表示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宗教和儒文化把人类从自然状态这解放出来，回到了精神的怀抱，现代性是把人类从内在的精神性中解放出来，确立了人的主人地位。
现代性不是不要宗教和儒文化，不是不要终极关怀，而是希望通过人把整个世界精神化，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前现代社会是与自然界是分离的，世界处在文明社会和自然变化莫测的对峙之中，宗教和儒文化只注意内心的宁静，以不变对万变，面对着世俗和自然，精神也显的软弱无力。
人类要成为主人，必须要征服自然，把自然力纳入人类社会自身之中，自然才能精神化，社会才能显露出他的崇高和伟大。
社会前进了，人的责任加重了，人的生存方式也必须加以改变。
封闭式的自我修养远远不适应时代的要求，儒文化的伦理道德也不适应社会现实的需要。
人们不但要真理，还需要经验知识，不但要道德，还需要科学，不但要理想，还需要求实精神。
遗憾的是，人们在追求知识、科学和实证之时，抛弃了真理、道德和理想，用理性和实证来认识真理，以功利来取代道德，以实用主义来对待理想，所以尼采说：“我看到的不是人，只是残缺不全的肢体。
”有个性的人只能是那些保存传统文化并能运用理性功能和求实精神的时代新人。
如果丢掉终极关怀的实证哲学统治了人类，人类只能走向深渊。
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儒家思想
我们应正确对待儒家思想,我们要从中汲取优秀的文化营养。
孔子门下弟子三千，因而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怠”等。
孔子更被后世尊称为“万世师表”，某些地区更将“孔圣诞”定为“教师节”。
自从中国人开始追求现代化以来，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参考儒家传统提供的资源。
尤其是华人和东亚人应该有这个机会。
但是正如其它的文化传统，儒家传统属于全人类，所以儒家的思想文献应该尽量翻译成各种语言，提供给大家。
从一开始儒家思想就体现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用今天的话语来讲，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就被理解为人类文明的核心。
结果，至少在中国，儒家思想被视为文明或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儒家思想给现代人提供了很丰富的资源。
面对这些资源，现代人具有一个选择的自由，可以吸收资源里面的一些成分，也可抛弃一些成分。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
儒家思想、君主专政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
但是不管你做出什么选择，儒家思想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宝库。
保存和解释儒家思想文献，增进人们对它的理解是我们作为对儒家感兴趣的学者的一个重要任务。
不管你对儒家思想的评价如何，了解这个极其丰富多彩的传统一定会使得你的生活更加丰富。
编辑本段儒家思想精髓及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作用 儒家思想的重要社会影响在与它为封建统治阶级创造了整套治理国家和社会的理论思想体系，并让中国的统治阶级成功的应用于中国的社会国家治理实践获得了封建社会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光辉人类发展社会史，这在全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也是中华民族以前现在和将来屹立世界的根本所在。
儒家思想精髓不在于其治国理论学说，封建制度只是封建社会的思想外壳，儒家思想精髓在于它的社会伦理思想，正是封建社会伦理观从国家统治阶级的高度期望出发将人们生活现实中的行为规范用通俗的语言--道德意识规范起来，让农民成为社会道德思想的奴隶，而这种封建伦理观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建筑社会意识中的最广泛影响治理社会群众基础的核心，从而完成对国家社会双重治理的理想效果。
这种伦理思想上升到中华民族精神意志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代表----和掌握及创造的《思想》《理论》应用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获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功。
当前苏联的解体给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震惊，当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面临危机和矛盾让世人困惑迷茫时，智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代表---胡锦涛已经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及全世界社会发展在理论上指明了理论创新的方向---和谐社会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伦理观的创建和社会实践在构键和谐社会方面的意义和作用。
科学社会主义伦理观是儒家思想精髓的发展是适合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意识。
它是东西方人类最进步思想意识的结晶。
它的诞生和实践应用不仅仅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健康快速发展保证，也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上的革命，更是全世界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指引。
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意识能动性---社会意识能动性在社会实践上的成功应用。
对儒家思想的认识。
结合现实，谈谈对儒家思想的认识。
一、儒家思化对现实的积极影响 家思想文化的在历史传承中经过磨练淀，成为我们民族的智慧、精神和美德，具有人类共性的永久价值。
1.儒家提出一系列道德范畴、命题、思想丰富了中国传统道德宝库。
儒家文化属人伦文化，它提出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廉、节、耻等，蕴含量十分丰富，每个字都能写一篇大文章。
如果抽象出它们的一般意义，加以选择、加工、发挥，就能成为精华。
如“仁”，是儒家道德规范体系的核心，“仁者仁也”，强调了人的社会属性和本质；“仁者爱人”，反映了利他精神；“克己复礼为仁”，要求人应该有道德自律意识；“杀身成仁”，彰显了坚守信念、不怕牺牲的决心。
又如“忠”，抛开它的忠君和愚忠的具体含义之外，可贵之处在于忠于职守、勇于负责，完全可以把它用在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方面上。
又如“孝”，是任何人、任何社会都应具有的美德，封建社会过分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孝”，而忽视父母对子女的“慈”；现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家家体现的是过度的“慈”，很容易丢掉传统的“孝”，所以，当今更需要强调“孝”。
此外，“义”即正直、正义，“礼”即礼貌、礼仪，“信”即诚信、信誉，“温”即和蔼、平易，“恭”即谦虚、敬人，“俭”即勤俭节约，“让”即宽容忍让，“廉”即清正廉洁，“节”即骨气、气节，“耻”即自尊自爱等，它们的一般意义都可以继承并发扬光大，为我们的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建设服务。
2.冲破天命鬼神的理性精神抵抗了宗教对人们思想的侵蚀。
儒家思想对鬼神问题持谨慎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具有无神论倾向，否定超自然救世主和彼岸世界的存在。
同时，引导人们注重“现世”生活和实际问题的解决。
孔子的学生问什么是智慧，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体现出对务实和理性精神的崇尚。
虽然中国有土生的和外来的宗教流传，但都没有形成全民族的宗教狂热，真正推行的是“政德合一”，宗教在中国从来没有占据过主导地位；不像西方搞的是“政教合一”，有时教权比王权还要大。
在中国正是由于信奉儒家思想，抑制了宗教的作用。
直到现在，全世界有60多亿人，信教的有48亿人，不信教的绝大多数在中国，这和受儒家思想文化的长期熏陶有很大关系。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解决现实问题倾向于依靠人间力量，形成了一种不轻易求神拜佛的习惯。
在他们看来，与其信鬼神，不如信明君，“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明君能带来太平盛世；明君不多，就去信清官，清官率先垂范，弥补君王过失，杀陈世美，救秦香莲；清官不多，就去信侠客，侠客可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最大的侠客就是梁山好汉，替天行道。
老百姓实在没办法，才去求神拜佛，而且求的神，也多是希望能给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神，这些神和人还有血缘关系，人们缺水了就信龙王爷，缺钱了就信财神爷等，信神是无可奈何，也是权且手段，达到虔诚、迷信程度的人是少数。
3.“民为邦本”的民本主义体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
儒家思想历来十分重视老百姓的作用，认为百姓是国家安宁的根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这里的“贵”就是作用重大，即“民可载舟，亦可覆舟”之义。
重视老百姓的作用，首先要重视老百姓的生计。
所以，儒家思想历来强调君子要有“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情怀，把个人安身立命与百姓福祉联系起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要安民、养民、利民、惠民、富民，同时还要“教民”；要“解民于倒悬”，“厝天下于衽席之上”。
为此，就要修身，要“格物、致知、正心、诚意”，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和做事本领，目的是为了经世致用，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
当然，儒家思想的民本主义前提是英雄史观。
中国共产党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践科学发展观，贯彻以人为本，这是儒家思想的民本主义所不能比拟的，但注重民生、为民造福的社会责任感是相通的。
4.“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为我们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广阔的思想文化基础。
儒佛道三家都在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道家崇尚“道法自然”，复归于朴，是倒退性的返回自然；佛教提出“山川草木，悉皆成佛”，消除“分别心”，强调众生平等。
儒家讲求“仁民爱物”，即人与人、人与万物犹如同胞手足，万物一体而相互仁爱，认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天道即人道；人应由“尽心”而“知性”，由“知性”而“应天”，人的生命活动要融入天地生生不息的大化之中；孟子的“乘势待时”，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王夫子的天人“交相胜，还相用”，体现了和谐生态伦理观和天道人道相融观，为我们坚持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人口协调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底蕴和广阔的思维背景。
5.注重理想信念的鼓舞和凝聚作用，成为中国以德治国的一大特点和政治优势。
儒家思想强调做人应有理想信念。
其理想人格是智、仁、勇，认为是“天下之达德也”，孔子说：“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人有了理想信念，就能专心致志、刻苦学习，耐得住寂寞和贫困，做到“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即使穷困潦倒，“饭疏食，饮水，曲弘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耳”。
人有理想信念，就有了自己的独立意志和人格，孟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就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理想信念一旦确立，就能鼓舞人们矢志不渝、终身坚守，“朝闻道，夕死可也”，面对恶势力，不惜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
毛主席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儒家重视理想信念作用，在我们今天仍没有过时。
特别是在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求实务实、自主自信的同时，会出现轻视理论思维、淡化理想信念的倾向，现实中“有奶便是娘”的实惠思想，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跟着感觉走”的认知方式，甚至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都是其负面效应。
因此，我们不论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还是做思想政治工作，都要积极开展理想信念教育。
通过理想信念教育，凝聚人心，鼓舞斗志，使人们立身处世要有志气、正气、骨气。
儒家思想中的理想社会就是“大同”。
这个社会“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疾废者皆有所养”。
“大同”理想是人们对原始共产主义的回忆，是对当时阶级剥削、压迫的反抗，也是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向往，鼓舞了世世代代中国人。
历代农民起义领袖的“均贫富”口号就是以“大同”理想作为旗帜招揽人心的，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等深受“大同”理想的启发和影响。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特别是新中国建国初，许多中国人，包括不少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用传统的“大同”思想来理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提出的“小康”一词，也是从传统的“大同”社会的描述中来的。
现在我们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这一目标实实在在地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对海内外中华儿女具有巨大鼓舞、凝聚作用，这已成为我们国家的一大政治优势。
6.“过犹不及”的辩证思维体现了高超的处世方法和领导艺术。
“中庸”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认为它是最高美德素养，也是准则和方法。
“中庸”里有辩证法，即关于“度”的思想，既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反对走极端，要求人们待人接物要把握分寸，注意火候。
孔子说，有人问他问题，他就“扣其两端而竭焉”，即摸清事物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然后综合起来给予回答；又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即只抓住矛盾的一个方面而忘记另一方面，必然造成危害。
儒家是为当官者着想的，认为当一个领导者，要做到“威而不猛”、“泰而不骄”、“和而不流”、“矜而不争”、“欲而不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劳而不怨”、“惠而不费”等。
从气质修养上，“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又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认为这两种人都有偏激性，应取其“中”，既积极又稳当。
对这些要求，我们现在的领导干部如真能做到，也称得上是有修养、有能力的好干部。
7.儒家丰富的教育思想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教育传统的主要内容，对现代素质教育仍有启迪意义。
孔子首先是一位教育家，儒家继承孔子的办学传统，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教育主要是由儒家承担的。
孔子的“有教无类”，“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等，都是可贵的教育经验总结。
之后，孟子提出“教亦多术”，荀子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和“锲而不舍”，韩愈的“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都成为后世学子的格言，即使现在，对我们的素质教育仍有启发价值。
针对我们目前应试教育状况，我们的教育既需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也需要继承儒家教育思想中的优良传统。
8.儒家思想中的许多优秀成分溶入中华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在中华民族精神中，处处闪烁着儒家思想的光辉。
如爱国主义，儒家思想强调集体主义精神，要求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克己”是为了“复礼”；强调家国合一，国是家的放大，忠是孝的放大；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现在，爱国主义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
又如团结统一，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很浓，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西汉董仲舒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儒家的“内圣外王”强调君子修身、“齐家”的目的就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政治观念和思维方式。
在中国历史上，分裂不得人心，统一人心所向，这已成为我们反对民族分裂的广泛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
又如爱好和平，儒家讲“礼之用，和为贵”，讲“和而不同”，讲“厚德载物”，讲“忠恕”，要求人们在处理君臣、父子、夫妻、邻里、朋友等“五伦”关系时，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这里，最可贵的就是要设身处地地站到对方想一想，以增进理解，营造宽容，多达共识，形成合力。
现在，在国内提出和谐社会建设，在国际提出和谐世界理念，坚持友邻、睦邻、富邻政策，为我国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目标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儒家“和”的思想能发挥更大作用。
又如自强不息，儒家和道家、佛教最大的不同就是强调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要求人们“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孔子就是一个十分勤奋的人，干起事来，“不知老之将至”，他认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
儒家认为，人生在世应有“三立”，即“立德、立功、立言”，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种精神，毛主席作过发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就是中国人自强不息精神的概括。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使之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承、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自然也继承、弘扬了儒家思想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同时，结合时代要求，增加了新的内容，如“三大作风”，两个“务必”，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等，丰富了中华民族精神，丰富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二、儒家思想文化对现实的消极影响 儒家思想文化毕竟代表的是中国农业社会、封建社会的精神文明。
随着世界工业化的兴起、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儒家思想中的消极因素暴露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
中国近代的落后、被动、挨打，表面看是因为西方“船坚炮利”，中国武器不行，进而是因为封建制度的腐朽造成的，实际上最深层的东西，是文化上、指导思想上出了问题，这和儒家思想的消极因素不能说没有关系，甚至有人认为儒家思想是罪魁祸首。
儒家思想的消极因素及其影响至今也存在，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等级观念压抑了人的个性和创造性。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外化就是“礼”，“礼”是儒家思想的一个特色。
“礼”就是指人们在相互交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举止言行符合了自己的位置要求，就说明懂礼。
中国历来被称为“礼义之邦”，中国人也不乏儒雅君子，但问题就出在过分上。
儒家讲君臣、父子、夫妻为“三纲”，讲“贵贱有等，长幼有差”，如果有人违反了礼，就被视为犯上作乱。
鲁国的一个陪臣搞了“八佾舞于庭”，即在家庙举办了64人规模的乐舞，这本来只有天子才使用的；这个人还祭了泰山，这本也是天子的事。
对此，孔子很气愤，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礼”太多，就是繁文缛节、形式主义，最大的弊端就是压抑个性，妨碍真理发现和科学发明。
由于讲“礼”，领导、长辈说的话，即使错话，也不能越，不能顶，不能改，因而拒绝一针见血的争辩，否则为狂妄、骄傲、“大不敬”。
在西方，学生提问不用举手示意，随时插话，打断老师讲课，属于正常；在中国就不行，孔子讲“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要人们平时要“居处恭”，“貌思恭”、“事思敬”。
如按这些“礼”来教育，即使天真烂漫、活泼可爱的青少年，也全被教育成循规蹈矩、蹑手蹑脚、千人一面的谦谦君子；再加上孔子讲“君子讷于言，敏于行”、“巧言令色，鲜于仁”，更限制了人们对雄辩和沟通才能的发挥。
这和我们改革开放时代提出的开拓性、创造性人才要求背道而驰。
2.过分注重人际关系，轻视对自然界的探索和改造。
儒家文化是人伦文化，儒家学说，就是讲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
“学以四教：文、行、忠、信”。
又有记载，孔子以六艺授徒，六艺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数有自然科学味道，但是被排在最后的；其他都属于社会人伦学问，“六艺”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礼，“不学礼，无以立”。
作为君子，就是要“立于礼”，而“成于乐”。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文化就形成了重人际、轻科技的价值倾向。
正如鲁迅先生所讲，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是放鞭炮的，而外国人拿去是造枪炮的；中国人发明了罗盘，是看风水的（用来协调人、鬼、神关系的），而外国人拿去是用来航海的（用来开拓疆土、掠夺殖民地的）。
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技术发明，但不是用在直接生产力上，而是用在制造礼器、神器、酒器上，这从古墓挖掘中就可看出。
古代的人才，就是会打仗，会打官司，会搞政治，会对对联，科技被称为“奇技淫巧”，科学家被称为“工匠”，不在人才之列，毫无社会地位，蔡伦、张衡、毕升很难与孔、孟、程、朱比肩。
而在西方，牛顿、达尔文可以和任何伟人齐名，牛顿下世英国举行了国葬。
新中国成立后，鄙薄科技的“遗风”依然存在，“文革”中批判知识分子为“臭老九”，现在许多专业技术人才想走仕途，成千上万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等，都是“轻科技”传统的不同表现。
儒家文化过分注重人际，势必影响人们业务能力和办事效率的提高，因为它引导人们，做事首先关心的是人际关系，而不是事情本身，关系不顺，很难办成哪怕是自以为非常正确的事。
甚至引导人们把精力投放到与工作没有任何关系的人际关系上来。
不少人甚至抛开事业，专门搞纯粹的人际关系，特别是搞好和上级的关系，还能得到专门干事业的人所得不到的好处。
直到现在，外国人来中国，就认为，在中国办事，人际成本很高。
3.轻视生产劳动，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儒家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鼓励人们当“劳心者”去“治人”。
儒家也倡导人们要努力学习，而学的不是自然科技，是人伦方面的书，“学而优则优”，学好是为了当官、管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孔子的学生樊迟请教“学稼”、“学圃”，孔子说，他不如种田、种菜的，樊迟走后，孔子说：“小人哉，樊须也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如果天下百姓都按照孔子说的去做，大家只能喝西北风了。
从历史上看，儒家门下培养出来的多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中了举的，如《儒林外史》中的范进；未中举的，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已，其导向结果，是鄙视生产劳动、鄙视劳动群众，严重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4.过分注重道德的作用，缺乏法治精神。
儒家文化是道德文化，治理国家，特别强调人们的素质、觉悟和良心，因而把道德看得比法律更根本、更重要。
孔子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意思是行政和法律，使人不敢干坏事，但不知羞耻；道德和礼义能使人有羞耻之心，能够自我约束，不想干坏事。
儒家排斥法律，甚至把“无讼”作为一种社会理想。
但仅仅靠道德来治国，是软弱无力的，它可以治好人，但治不了坏人；它仅仅有应然义，没有必然义；启发觉悟、良心，加强自律是必要的，但没有他律是不可靠的。
过分的以德治国，会带来“人治”。
中国历史上有法制，但没有法治，而且仅仅是刑法，是用来治民的，不是用来治官治权的，往往成为袒护达官贵人的工具。
就是这点法制往往比不上“真龙天子”随便说的一句话顶用。
社会上流行着很浓的“包公情结”和清官热，正说明人们对社会公正的期盼与法治缺乏的现实之间有巨大反差。
儒家思想源于农耕文化，农耕文化是血缘文化、亲情文化、养生文化。
上坟、建祠堂、续家谱等活动强化了宗法观念和人情因素，维持秩序主要靠乡规民约、传统道德和风俗习惯。
反映这种文化氛围的儒家思想就缺乏西方那种以古希腊文化为源头的、以工商业为基础的契约和法治精神。
父亲偷东西，儿子应不应该告发，告发违反了孝，不告发违反了法。
孔子认为，孝重要，儿子应该包庇父亲，这就是“子为父隐，父为子隐”，进而提倡“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完会违背了法治精神。
由于过分注重道德和忽视法律作用，使得中国历代统治者调控社会的手段较为单调。
往往先是道德教育，给人们灌输孔夫子主义；如不见效就用圣旨文件；再不见效，就派军队清剿、镇压，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宽猛相济、恩威并举、软硬兼施。
结果，导致国家调控社会机制缺乏根本性、稳定性、普遍性、长期性，自我消解致乱因素的功能很低，往往是小事化大，大事化得翻了天，官僚机器与致乱集团之间，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社会缺乏一种长治久安的动态稳定机制，表现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周期性的改朝换代和治乱循改。
直到现在，中国法治建设虽取得很大进步，但仍缺少法治精神。
百姓中的“臣民”观念、领导干部中的“为民做主”观念、“父母官”观念，仍十分浓厚；《雍正王朝》、《康熙大帝》等电视剧仍有很大市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屡见不鲜。
实施依法治国方略任重道远。
5.把“中庸”上升为方法论，不利于培养人们的敢闯敢冒、改革创新精神。
“中庸”有辩证法，追求一种恰到好处的“适中”，但又缺乏可操作性。
孔子只说，“叩其两端而竭焉”，如何取其中，没有一定的法则，需要当事人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
于是，人们用起“中庸”来，碰到什么问题，都采取不偏不倚、不阴不阳、不明不暗、不前不后的立场、态度和方法，表现为折中主义，特别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未能旗帜鲜明，缺乏原则性和斗争性，使人变得骑墙、滑头和见风使舵。
孔子感叹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民鲜久矣。
”真正的“中庸”在大众中能贯彻的很少了。
对用歪“中庸”的人，孔子、孟子十分痛恶，骂他们是“乡愿”，是“德之贼也”。
实际上，他们正是从孔子、孟子的“中庸”之道那儿学来的。
“中庸”和敢闯敢冒、改革创新相矛盾。
鲁迅说，中国人的中庸，使得变革很难进行；你若要提议在一间黑屋子上开个窗户，大家不同意，你故意说要掀掉屋顶，大家肯定反对，最后，经过折中，大家就同意开窗户了。
这个例子说明，为了打破“中庸”思维方式对变革的阻碍，使得革命和改革有时不得不采用矫枉过正的手段，结果是非常的不“中庸”，最容易走向偏激和极端。
6.“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利于理论创新。
孔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说他不搞新的创作，只是编辑文献典籍，阐述先贤微言大义，发自内心地喜好古代。
特别是对尧、舜、禹，回忆眷恋，赞叹不已，“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郁郁乎文哉”。
孔子做学问的形象是“编春秋，删诗书，序易传”。
这种学风影响到后人，更难标新立异，严重阻碍理论创新。
确实，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领域，孔子的后人很难有所创新，即使有自己的新观点，都要掺和在对前人著作的注释中；有的人自己写了文章，也要冠以古人的名字得以流传。
中国古代经史子集汗牛充栋，梁启超说，其中的“史”就占百分之七、八十。
读书人做的事就是写诗、作画、刻石头，为圣贤经书作注，这样既没有政治风险，同时又高雅，显得有才气。
近代康有为想推动变法，打上孔子的旗号，写《孔子改制考》，把孔子说成是改革家。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种学风，还带来了尊崇祖训和崇拜圣贤的思维惯性。
这种惯性成为滋生个人崇拜、教条主义、保守主义的温床，使得解放思想成为一次次社会变革、改革先导的任务十分繁重。
五四运动批判的“以孔子是非为是非”，延安整风运动批判的王明教条主义，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批判的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改革开放以来克服的“唯书、唯上”，都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一惯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而克服这一惯性的法宝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就是“一个中心、三个着眼”，即以我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7.“重道轻器”的体验性笼统思维，不符合现代科技的发展要求。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其思维方式是辨证的，但它是笼统的，显得整体而混纯，经验而直观。
儒家的许多文章谈修养、谈人伦、谈社会，不是理性思维，而是道德体验，如孟子讲“吾养我浩然之气，充塞于天地之间”，《中庸》讲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对事物的探究，不喜欢精确梳理，不喜欢科学实验，不喜欢逻辑概括，不喜欢事必亲躬，喜欢大而化之，向上提升，对关乎天地人的“道”滔滔不绝，对具体的、细微的实在的“器”不屑一顾，这种思维不符合现代科技发展的要求。
中国历史上有伟大的科技发明，如四大发明，但由于“重道轻器”，却不成体系，师傅传授技艺给徒弟，讲的是诀窍、悟性、灵气，而且只传给儿子，不传给女婿，因女婿是外人。
如遇师徒早逝，很容易失传，留给后人的是结果，无过程与工艺。
多少年来，曹冲称象，仅仅作为一个聪明故事在流传，不像西方人，从洗澡体验水的浮力中概括出阿基米德定律。
现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资源、劳动力是我们的，产品的设计、品牌、专利是外国的，我们挣的是血汗钱，给中国留下的是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
关键原因是中国缺乏科技创新，高、精、尖核心技术装备是外国的，外国一架波音飞机可抵得上一亿件中国衬衫。
2008年，中国专利授权量居世界第4，可只有0.03%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发明专利授权量为9万多件，其中50%以上来自外国公司。
现在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我国的原创能力、集成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能力，不仅要加大科技投入，改革科技体制，更要克服“重道轻器”的思维方式，确立现代科技思维方式，从体制机制上推进中国科技创新，早日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
作为中国人，特别是领导干部，不但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文化有一个深刻认识，更重要的是在推进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充分挖掘、发挥儒家思想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同时，要从观念、思维、制度、政策、行为、环境等方面，自觉克服、改造儒家思想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做到兴利除弊，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文化底蕴、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总结概括儒家思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面有哪些借鉴
政治方面：大一统思想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定团结；以人为本的治国思想有利于今天的政治建设。
经济方面：民本思想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义利观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思想道德方面：它所倡导的道德规范意识有利于培养现代公民意识；以和为贵的思想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儒家学习观是什么，对大学生的学习和人生有什么启迪
急求、、
儒家 儒家的创始人是春秋时的孔子。
儒家学说是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中最重要的一支，它以强势的道德意识及政治理想成为贯穿中华民族历史的主流价值观。
基本观点 伦理观：仁是儒家伦理道德的总纲。
仁就是爱人，君主要体恤民情、爱惜民力，民众要敬重师长、和睦乡邻。
若要实践仁德，需要忠和恕。
忠是尽自己的本分，恕是推己及人。
提倡以礼、乐约束人的行为，陶冶人的性情。
政治观：主张以礼义治国，恢复西周时期的德治。
而社会各阶层人士应尽本分，以达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和谐局面。
教育观：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认为教育不应分贵贱贤愚。
他认为因材施教是理想的教学方法。
他提倡温故知新及举一反三等学习方法。
宇宙观：对鬼神之说抱着“存而不论”的态度，主张“敬鬼神而远之”，但却十分重视祭祀祖先。
其后孟子以“性善说”论述仁。
他认为人性本善，具备了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善端，加以发扬，便可形成仁、义、礼、智的德行。
荀子主张“性恶论”，认为人与禽兽无异，“饥而欲饱，寒而欲暖”，若顺从人的本性而行，必会引起纷争。
他主张通过教育改变人的本性，为善去恶。
苟子强调通过“礼治”维持社会秩序，使社会各阶层人士安守本分。
儒家学说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被历代统治者及学术界所尊崇，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及道德的主流。
《先秦儒家和谐伦理观对和谐社会的启示》 发帖人：眼睛 发布时间：2006-04-20 【摘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战略举措。
“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和显著特征，有着深远的文化历史。
在先秦儒家伦理观中，有着大量丰富的关于“和谐”的思想。
充分吸收古代儒家伦理思想精髓，对于今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巨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本文梳理了先秦儒家“和谐”伦理中天人和谐、人际和谐、个人自身身心和谐的思想，简要论述了其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
【关键词】和谐社会 儒家生态伦理 人际和谐 修养 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正义、发展、公平为特点，包含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诸方面和谐的社会。
这种和谐社会既有人类社会理想的共性，也应该有中华民族的特性。
只有把构建和谐社会建立在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之上，才不至于使和谐社会失去坚实的基础。
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思想文化资源。
“和谐”是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主要范畴，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和宝贵遗产。
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宝贵史料的儒家伦理思想中，不论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亦或是个人修行、人际交往的角度，甚至是统治阶级的统治意志里，无不渗透了“和谐”的思想，从一定意义上说，“和谐”已成为整个社会的目的所在。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起到了积极作用。
对于今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稳定、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当能提供丰富的启迪和借鉴。
本文主要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以及个人自我身心的和谐三个角度来梳理儒家“和谐”伦理思想。
一、人与自然的和谐 中国文化是以农耕为基础的文化。
在农耕文化的初期阶段，“天”或者说自然的力量对于人类是有重大影响的。
因此，认识自然，认识“天”，与“天时”保持一致，对于人类的生活来说就是至关重要的了。
应该说，古代中国人民对于天和自然的崇拜，对于历法的较早的科学认识，都是与农业生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因为农耕生产只有与自然相适应、与四时合序、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才可能有好的收获。
这样一种生产实践，极大影响中国的伦理道德观念。
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势必出现大量的“天人合一”、“回归自然”、“天人协调”的观点。
（一）儒家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要热爱自然，热爱生命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被表述为“天人关系”，儒家主张“天人合一”。
当然，在儒家思想中，“天”包括了“自然之天”、“社会之天”、“伦理之天”、“人格之天”等多种含义，这里，我们主要从“自然之天”入手，来探讨儒家关于人和自然和谐的观点。
在“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
天何言哉。
”［1］这段话中，儒家肯定了“天”是包括四时运行、万物生长的自然界，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本源。
儒家重“生命”而倡“仁”，肯定天地万物的内在价值，主张以仁爱之心对待自然、热爱生命。
《孟子·尽心上》有“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与民也，仁之而弗亲。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 朱熹在《孟子集注》中对“爱”、“物”两字做了解释：“爱”：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物”：谓禽兽、草木。
显然，“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恰是生态道德和人际道德统一，人与自然和谐的体现。
（二）儒家强调按自然规律，“取物以时”、“取物有节” 《论语·述而》中有“钓而不网，弋而不射宿。
”即钓鱼不要用网截住水流一网打尽，打猎射鸟时不要射鸟巢。
这就是古代朴素的“取物不尽”、对动植物永续利用的生态道德和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体现。
《孟子·梁惠王上》也讲到了“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即强调了取物以时，按自然规律办事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
（三）儒家认为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在自然资源的利用上要开源节流并重 “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
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祆（妖）怪不能使之凶。
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背）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
”［2］ 荀子认为，人们抓住农业这个根本，并厉行节俭，天下就不能使之贫困；有充分的养生资源，按季节进行农事，天下就不能使人遭到祸害。
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的需要，发展农业是根本的。
但同时必须看到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因而要厉行节俭。
这样才能在满足人们需要的同时又不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枯竭，才能形成持续的发展。
可贵之处是，荀子看到了人是从自然分化出来的，但又有不同于自然的特点，表现在能参（人能适应天时，顺应地利，参与自然界的变化）、能群（人能过群体生活，为社会进步有目的地生产，制定规章等）。
因而，人在自然面前不全是无能为力的。
如看不到人的能动作用，只求自然的恩赐，是不符合人类实际情况的。
这种思想在自然的平衡保护和人与自然的和谐上是一致的，它在发展的同时做到了保护自然与节约，是建立在人的理性的基础上的人与自然的动态平衡，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解决发展中的问题的可持续发展。
儒家生态伦理观归纳起来主要有：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是共生共存的，人们应该根据客观规律能动地认识、利用、改造自然，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儒家的这种生态伦理观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基础的关系，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认真处理的首要关系。
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我国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却因为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造成了生态严重失衡，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遭到了极大破坏。
儒家的“天人合一”观给予我们的启示是：无论科技如何发达，人依赖于自然、与自然关联的本质始终是不会改变的。
因此作为人类家园的自然，人理应保护好它。
一旦伤害了自然，也就破坏了人类生存环境，破坏人类本身，这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观点之一。
儒家人与自然和谐思想的可贵之处在于：认识到人对于自然的认识具有能动性。
而当前我国出现的大量生态问题，恰是人类没有充分认识自然界的规律和尊重自然界规律的体现。
因此，我们在促进科技发展的同时，必须更好地利用科学知识、认识客观规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合理、有节制地开发、利用自然，且与节约并举，与自然界建立一种和谐相处、同步发展的关系，达到“天人和谐”的目标。
二、人际关系的和谐 儒家倡导的“五常”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对于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有着重大的参考价值。
以下，主要从仁、义、礼、智、信五个角度来谈谈儒家的“五常”思想，及其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人际关系的意义。
（一）儒家以“仁”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思想 樊迟问孔子“何为仁”时，孔子答曰“爱人。
”［3］ 爱人为仁，仁者爱人，就是要在人我相处时亲爱一切人，与一切人友善。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儒家提倡的“爱人”，是指爱作为“类”的人。
这里的“人”，不是特指社会中的某一阶层或某一部分的人，而是指与动物界相对的所有的人。
不论是在位的“大人”还是无位的“庶人”，不论是自由的人还是被奴役的人，不论是“国人”还是“野人”，不论是中国之人还是“夷狄”之人，都以人道相待。
孔子在回答“颜渊问仁”时说：“克己复礼为仁。
”［4］“克己”，即约束自己；“复礼”，即把外在礼仪规范反之于己身而践履之。
“克己复礼”，也就是通过修养，克除自己不良的一面，使自己身心言行达到君子的标准，是爱人的前提。
孔子的“克己复礼”，是其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
它强调的是：第一，人我相处时，应首先要求自己在视听言动上合乎伦理道德和社会的各种规范；第二，人我相处时，当以礼为标准，而不是各行其是。
儒家由爱自己家人出发到爱所有人的 “仁者爱人”的理论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准则，被视为人伦关系和谐有序的基本伦理规范。
这些思想尽管带有等级森严的封建色彩，但却反映了古人追求和谐的人伦关系和尊重他人的利益、价值、意志与愿望的人本主义精神。
如果剔除其中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糟粕，继承其中的精华，赋予它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人伦价值涵义，对于维护社会主义的道德秩序、改善人际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有重要的意义。
（二）“义”是儒家处理个人与他人、物质与精神关系的道德规范 它体现了社会行为的原则性与崇高性。
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有“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论语·里仁》有“富与贵，是人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在孔子看来，“义”是高于生命的道德意志。
他强调宁可牺牲生命，也不可丧失这种道德意志。
同样，“义”也不可为富贵、贫贱左右。
孔子并不反对追求富贵，摆脱贫贱。
只是如果得到富贵与摆脱贫贱有损于人的道德意志，那就不可为之。
这种贵义思想在孟子那里就成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5］ 在儒家看来，“义”就个人而言，要求人们始终坚守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丢弃的道德意志。
儒家把“义”看得十分重要：认为没有“义”就无从体现“仁”。
这种贵义思想发展至今成了中华民族崇尚革命气节与民族气节的优良传统。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生死、富贵、贫贱问题仍是人们需要冷静反思的问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我们尤其要吸取儒家义利观，以正当方式追求幸福生活，从而实现有价值的人生。
再次，“义”就社会而言，要求人们以社会利益为重，切勿因个人利益而破坏他人、社会利益。
儒家以社会利益为重的思想，对于维护社会秩序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社会主义和谐中，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从根本上讲是一致的。
社会利益的实现是个人利益满足的前提；同时，个人对于自身行为的选择也必须以社会利益为前提，而绝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
（三）儒家的“礼”指的是道德生活规范和礼节仪式 儒家关于“礼”的思想主要可总结为：第一，要求人们的道德生活要符合社会制度的规范。
遵从“礼”，就是要遵从社会制度，维护社会秩序。
第二，要求人们的道德生活讲求礼节仪式。
这是人际情感交流、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形式。
孔子在《论语·季氏》中说：“不学礼，无以立。
”孟子也曾说过“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圣也。
”［6］ 儒家提倡“礼”的道德规范，主要是要求人们遵守国家宗法制度这一社会规范。
其通过君臣、父子、贫富、贵贱的等级制度，使整个社会群体的行为各安本分。
作为适应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状况的统治思想，对于当时生产力发展、社会秩序的维护有重大意义。
虽然这种维护封建制度的道德规范在其出发点和目的上与我们今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提倡的道德规范有着本质的区别。
但儒家关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要遵循一定的礼节和仪式的道德规范对于我们还是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礼节仪式是人们道德生活的反映，其根本目的在于规范个人对他人和社会的行为，从而使人际关系更加和谐，进而有利于整体社会秩序的稳定。
其中如反对铺张浪费，讲究人际交往的真诚、宽容、谦让、礼貌等仍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因素。
（四）儒家的“智”指人的聪明才智学识 有智才能知人善任，明辨是非。
儒家“智”的思想主要体现在：首先，讲究对人对事不偏不倚地认识；进而对道德原则和规范进行深刻理解，明辨道德是非原则。
孔子说过“知者不惑”。
［7］孟子也言“是非之心，智也”；［8］“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
［9］ 在儒家“智”的道德规范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人对事的认识要讲究不偏不倚的中庸认识法。
同时，对于道德的认识亦是如此。
要想个体行为不偏不倚地合乎社会的道德原则与规范，就必须身体力行学好这些规范。
同样，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也要求个体重视智慧、崇尚道德，强调文化修养、人文素养培养的重要性。
个体只有不断学习更新知识能力以及自我道德修养能力，才能达到智商与情商和谐发展。
因此，强调个体道德主体性发展，培养自我道德修养能力仍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
（五）儒家“信”的道德规范，要求人与人交往要诚实不欺、遵守诺言 “信”被儒家视为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
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10］“民无信不立”。
［11］他认为个人在社会中与人交往不讲信用，必然会为社会所唾弃。
同时，儒家认为信与义是相互联系的，信是有原则的信。
如孟子说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
惟义所在。
”［12］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诚信友爱的社会。
诚信是人与人相处的基本要求，是友爱的前提。
没有诚信，人与人之间就不会有信任、理解，没有友好关爱，更无从谈社会和谐。
毋庸讳言，如今社会上存在相当程度的诚信缺失现象，如弄虚作假、尔虞我诈、坑蒙拐骗等。
对儒家诚信观中如“诚者自诚实”、“信由心出”等诚信思想的借鉴，有利于疏解当今诚信问题。
此外，吸收儒家的孝悌思想，保留其敬老爱幼的优良传统，注入互尊互重的朋友情感，建立社会主义新型家庭伦理关系；吸收儒家忠恕的思想，将心比心地处理人际关系，平等地对待他人，包容不同于自己的观点主张、行为方式，在社会主义中体现宽容精神与民主自由精神的契合；吸收其志勇思想，树立正确远大的人生目标，并以勇敢的气魄胆识践行；吸收其直、节思想，公正无私，保持高尚的人格、气节；吸收其俭、廉思想，廉洁自律、勤俭节约。
三、个人自我身心和谐 个人自我身心和谐，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个人修养问题。
社会的伦理规范，只有转化成为人们自觉的道德意识、道德品质和道德行为时，才能起到作用。
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们很早就认识到了这点，因此，在中国古代思想上，不乏对自我身心修养问题的探讨。
以下就从“修身”、“自省”、“躬行”三方面来探讨儒家的修身思想。
（一）儒家的“修身”贯穿于个人的一生 孔子修养说的核心即“仁—礼”：“仁”，是为美德的培养；“礼”，是为行为合乎社会规范。
内在修养通过外在规范的践行才能表达为行为的合理性，才能达到内外和谐统一的仁人理想。
“不学礼，无以立”；［13］“君子博学以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14］等都强调了以“礼”作为外在规范来克制、规范自己的行为，以达到“仁”的要求。
归纳而言，即“克己复礼以为仁”：克己复礼，约之以礼，克制自己的言行使之合乎礼，以礼来约束自己的行为。
儒家有关修身的修养方法，就是要求人们自觉地根绝其社会道德原则和规范来培养自己的道德品质，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
孔子认为时刻进行道德学习，以“仁”做为学习标准，且学思结合是一个人的思想能否合乎社会道德原则和规范的关键。
（二）儒家的修身特别强调“自省” 孔子不但强调学习，更强调反思。
《论语·学而》中有：“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不习乎
”《论语·里仁》有“见贤而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见有贤于我者，就向他学习；而见到不好的人或事时，就要特别注意内心的反省，检查自己是否也有类似的毛病，从而改之。
在孔子看来，思、内自省都是联系自己道德修养的精神性反思或反省活动。
倘若只有学习，而没有联系自身品行的反省，是无意义也不会使自己品德提高的。
对此，孟子也说过：“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15］这里的“诚”也就是反省自责而达到为己之善。
“自省”的高境界可视为“慎独”。
《礼记·中庸》中有“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 “慎独”，指不要在暗地里做不道德的事，也不要在细小事上违背道德。
在独处无人注意的情况下，自觉按一定政治、道德准则思考行动，不做坏事。
如果说，自省是通过外在规范来约束个体行为的话，那么慎独则是依靠主体的道德自觉性来达到修身的目的。
（三）儒家修身的目的在于“躬行” 强调知行合一是儒家修身思想的重要特征。
孔子说过“敏于事而慎于言”；［16］“听其言而观其行”。
［17］荀子认为“学至于行而止矣”。
［18］其两者均把道德实践看作是道德修养的基本功和审评标准。
《中庸》有“力行近乎仁”，同样也是强调道德实践的重要性，强调道德学问不是外在的知识，道德学问必须同道德实践相结合，同自身为人处世相结合，才是真学问。
儒家认为，道德修养不仅仅是道德思想的培养，更是对社会道德原则和规范的实行；也只有通过对社会道德原则和规范的实行，道德修养才可能真正落实。
我们今天所倡导建设的和谐社会，是精神与物质同进步的社会。
儒家思想重视个人身心和谐发展，追求精神价值与物质价值的统一，为人们形成积极的修身、治学态度，健康的人生、价值观，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提供了许多启示。
如在自我修养上注重主观努力，把自我修养变成自觉的内在需要；在自我修养上做到身正力行、内省慎独，把外在道德规范内化为自身道德素养；在自我修养上讲求立言、立功、立德，既有所创造，又有所贡献，把自我修养与成就功业相统一。
儒家思想在重视自我修养自我完善外，还强调了功业的成就，并认为自我修养与功业成就是一个整体。
《礼记·大学》中有“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
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可见，要达到齐家而达到平天下的社会目的修身是为关键。
那么怎样修身呢
就在于格物、至知、诚意、正心了。
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需倡导个人修养、自我完善与成就功业并进的人生价值观。
自我完善，主要是人格、道德的完善；成就功业，主要是为国家、民族、社会做出贡献。
而两者又统一于修身这一起点中。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强调人的全面发展。
在人的全面发展中，个人修养要先行。
一个人只有在思想、内心上具备了一定的素质才可能全方位的发展。
由此可见，在如何提高人的自我修养；如何用先进思想经常进行自我检查、反省，不断改过自新；如何提高自身道德水平等问题上，儒家思想给我们提供了丰富而又宝贵的经验。
四、结束语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儒家和谐伦理思想的几大特征。
其一，人与自然和谐体现了儒家伦理思想强调天与人的合一，有着与自然相协调的特点。
其二，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和谐体现了其强调以人为本，强调“爱人”的人本主义精神，注重人际的亲爱、和平与和谐；同时，儒家思想对于忠、孝、节、义的强调，体现了适应中国宗法等级制度的需要的特点。
其三，对于个人自身身心修养问题的探讨则体现了儒家思想强调个体的道德修养，有着重视人的精神境界的特点。
这些思想无疑为我国今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但我们也不能全盘继承，而当站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角度，辨证分析，科学扬弃。
如儒家有关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思想；其对于家庭美德、人际交往的仁爱思想；其对于个体道德的完善、个人修养的养成等思想对于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和作用。
当然，作为一种以血缘为纽带的封建宗法式的伦理文化，它是为封建等级制度服务的，是与社会主义社会有着质的区别的，因此有其固然糟粕，必然不适应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社会和人际关系。
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采取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将继承借鉴与发展创新相结合是我们对儒家和谐伦理思想的根本态度。
注释： [1]《论语·阳货》。
[2]《荀子·天论》。
[3]、 [4]、[11]、[14]《论语·颜渊》。
[5]《孟子·腾文公下》。
[6]、[9]《孟子·离娄上》。
[7]《论语·子罕》。
[8]《孟子·告子上》。
[10]《论语·为政》。
[12]《孟子·离娄下》。
[13]《论语·季氏》。
[15]《孟子·尽心上》。
[16]《论语·学而》。
[17]《论语·公治长》。
[18]《荀子·儒效》。
参考文献： 《中国伦理学通论》（上），焦国成著，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天人合一 儒学与生态环境》，张云飞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中国儒家学术思想史》，刘蔚华、赵宗正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先秦儒家的道德观》，符浩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儒学价值的新探索》，陈光林主编，齐鲁书社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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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演变过程
1．“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1）孔子和早期儒学：春秋晚期，孔子创立儒家学派。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
他要求人与人之间要互相爱护，融洽相处，要待人宽容，“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他强调统治者要以德治民，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
他希望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克已复礼”，使每个人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
孔子首创私人讲学，主张“有教无类”，打破了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
孔子被后人尊称为“万世师表”和“至圣”。
（2）战国时期，孟子和荀子是儒家的两位代表人物。
孟子主张“仁政”，进一步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在伦理观上主张“性本善”，要实行仁政来回复和扩充人的善性。
荀子张以德服人，提出“君舟民水”的著名论断，强调人民群众的力量巨大。
荀子提出“性本恶”，强调用礼乐来规范人的行为，使人向善。
经过孟子、荀子的改造和发展，儒学体系更加完整，儒家思想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
战国后期，儒学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
2．“罢黜百家，独尊儒术”（1）从“无为”到“有为”：汉初，为了恢复生产和安定人心，统治者吸取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
经过六十多年的休养生息，汉朝的经济实力逐渐恢复和增强，但是，诸侯国的势力日益膨胀、土地兼并剧烈、匈奴为患，都威胁着西汉的稳定。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适应国家统一的发展形势，积极有为的政治思想成为时代的需要。
（2）“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出：董仲舒是汉代儒家的代表人物。
他把诸子百家中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加以改造，形成了新的儒学体系。
董仲舒适应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他认为大一统是天地的常理，国家的需要；要维护政治的统一，必须实行思想上的统一。
他提出不在儒家六经范围之内的各家学术都应罢黜。
董仲舒宣扬“君权神授”，提出“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学说。
董仲舒还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五种为人处世的道德标准，后人称为“三纲五常”。
它有利于巩固君权，维护统治秩序。
董仲舒的思想主张，对于扭转内外松驰的局势十分有利，汉武帝接受他的建议并付诸实行。
（3）儒学成为正统：汉武帝起用儒学家参与国家大政。
儒家学说成为政府选拔人才、任官授爵的标准。
从汉武帝时起，儒家经典成为国家规定的教科书。
公元前136年，汉武帝正式规定《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并设立专事研究和传播五经的教官，称为“博士”。
公元前124年，汉武帝根据董仲舒的建设，兴办太学，规定太学生员为博士弟子，一律由儒家五经博士负责教授，学完经考试合格即可到政府任官。
太学的兴办，打破了以往由贵族官僚世代为官的陈规，也大大提高了儒学的地位。
汉武帝还下令在全国各郡县设立学校，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系统。
此后，儒家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推崇的正统思想，逐渐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3．宋明理学（1）三教合一：汉武帝以后，儒学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呈现繁盛之势。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吸收佛教、道教的精神，有了新发展；佛教吸收儒学精神，渐趋势中国本土化；道教受到儒学影响，主张“贵儒”又“尊道”。
隋朝，儒学家提出“三教合归儒”的主张，又称“三教合一”，主张以儒学为主，调和并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论。
唐初，统治者奉行三教并行的政策，即尊道、礼佛、崇儒。
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开始挑战儒不的正统地位，儒学大师韩愈率先提出复兴儒学。
（2）程朱理学：北宋时，儒家学者展开了复兴儒学、抨击佛道的活动，同时又融合佛道思想来解释儒家义理，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理学”。
其中，北宋程颢、程颐兄弟和南宋朱熹成为最为突出，“理学”也称“程朱理学”。
“二程”认为：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万物只有一个天理，主张先有理而后有物，这是理学的核心思想。
“二程”把天理和伦理道德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人伦就是天理。
朱熹是理不集大成者，他强调理之源在于天理，而天理就是作为道德规范的三纲五常，它是人性的最高境界；并指出人性本来与天理一致，但被后天的欲望所蒙蔽，所以强调“存天理，灭人欲”。
“二程”提出“格物致知”的认识论，认为只有深刻探究万物，才能真正得到其中的“理”。
他们主张通过学习达到对普遍天理的认识。
朱熹理认为，“物”指天理、人伦、圣言、世故。
“格物致知”目的在于明道德之善，而不是求科学之真。
程朱理学适应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备受推崇，成为南宋以后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有力地维护了封建专制统治。
朱熹编著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后世科举考试依据的教科书。
朱熹的学术思想还传及日本、朝鲜乃至欧洲；在日本和朝鲜，甚至形成“朱子学”学派。
（3）陆王心学：南宋时期，理学家陆九渊把“心”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提出“心”就是“理”的主张，认为天地万物都在心中。
他认为穷理不必向外探求，只需反省内心就可得到天理。
他的学说被称为“心学”。
明朝中期以后，封建专制统治陷入危机。
王阳明认为，社会动乱的原因是人心破坏所致，只有通过整治人心，才能挽救统治。
王阳明成为心学的集大成者。
这一学派也称为“陆王心学”。
王阳明更多地吸取了佛教“心外无佛，即心是佛”思想，宣扬“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命题。
在认识论上，他提出“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学说。
他认为良知是人所固有的善性，但往往被私欲侵我蚀，要努力加强道德修养，去掉人欲，恢复良知的本性。
他的知行合一，是说知和行都产生于心，用良知支配自己的行为实践。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并不能科学地说明人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
明朝中期以后，陆王心学得到广泛传播。
宋明理学历经几百年的发展，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教育以及伦理道德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1）李贽的离经叛道：明朝后期，中国社会内在矛盾空前尖锐。
道学家（儒家中以正统自居的理学家，他们把儒家经典鼓吹成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理论，一些貌似圣贤而实际品质恶劣的人以此为幌子）为抬高自己，把孔子奉为“扶天纲、立地纪”的神圣。
李贽目睹了官场的污浊和道学家的伪善，形成离经叛道的不羁性格。
他自称为异端，指出孔子不是天生圣人，儒家经典也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理论。
他反对以孔子的是非为标准，认为是非标准应依照时代变化而变化。
他批判道学家的虚假说教，强调人正当的私欲，认为穿衣吃饭就是“人伦物理”，人不能脱离基本的物质生活去空谈仁义道德。
李贽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要求。
（2）黄宗羲对君主专制的抨击：黄宗羲是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家。
他从明亡的历史中看到了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尖锐地揭露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
他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从而限制君权，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
黄宗羲的政治主张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对以后反专制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3）顾炎武提倡经世致用：著名思想家顾炎武也生活在明末清初。
面对日益加剧的社会危机，他放弃科举，开始探索挽救国家危亡的途径。
他重视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形成了经世致用的思想。
他主张到实践中求真知，力求解决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
他经过实地考察写成了巨著《天国郡国利病书》，记述了山川形势、物产风欲、民生利弊，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顾炎武以他崇实致用的学风和锲而不舍的学术实践，开一代朴实学风的先河。
（4）王夫之的唯物思想：与黄宗羲、顾炎武同时代的王夫之，继续和发展了前代思想家的唯物思想。
王夫之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不断变化的。
在认识论方面，他认为一切事物通过考察研究都是可以认识的。
他还认为静止是相对的，运动的是绝对的，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王夫之的唯物思想，启示了近代人们的思维方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三位进步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继承，促使我国传统文化重新焕发了生机，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