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纲常伦理是什么
刮痧是最好的捷效的办法，背后从肩部沿背阔肌往下刮到腰部，两肩的大肌肉也要刮，要刮透，红透，刮彻底。
可以用瓷碗的边沿来刮，（一定要红透，宁可过头，不可不及，不然邪气没有全去，稍后又发了。
）可用菜油做润滑，因为菜油还有活血的功效。
胸前要一档档的扭，也要扭透（前胸至腹任脉冲脉所经路线（前胸正中一线和两边乳头上下一线）)，。
刮痧扭痧的目的是发毒出表，疏通经络，所以功效卓著。
因为这些路线上有很多重要穴位，需要整理。
至于吃药，一般人习惯吃藿香正气水，其实这只适用于胸肺郁闷，至于四肢沉重是没有效的。
龚云林《万病回春》用白虎丸，以千年石灰水飞为末泛丸酒服或冷水服，即以其散血之功也；然千年石灰颇不能得，我认为可以吃乳香没药散，直接用强烈的活血之品来办比较适合，因为经络不通 的主要原因是血坏了，流动不起来了，活血，就能通经络。
我平时就用这办法，很有效的。
就是把乳香或没药研为末，开水吞服即可。
用量不多，每次不要超过半汤匙，过服伤胃。
然必刮而后药，始堪应手。
要注意三点： 一、一定要早治，迟了只怕变成其他内证。
比如胆结石等，很多都是痧毒长期郁积变成的。
二、千万不可吃补药，一切补性的东西都不能用。
发痧的人全身无力，往往会被认为是虚了，进补，就出很大问题了。
我就见闻过两件事：夏天，一个老汉一直在山上种东西，这天下山回家，感觉浑身无力，他女儿以为是身体虚了，就杀了一只鸡给他吃，结果更无力，又到村卫生所看，医生也不管他的病因，挂了一瓶氨基酸，说是补充能量，结果回到家就死了。
有独无偶，我的一个表弟从杭州回家，全身无力，他的哥哥说，去挂瓶氨基酸补补吧，好，挂了一点点进去，就突然什么都看不到了，赶紧拔出，总算没有出大事。
其实，这里两个病例，都是发痧。
山上湿热蒸腾，干活的老汉，感受了这湿热之气；杭州回家，汽车上空气污浊不堪，这个表弟感受了这浊气。
吃鸡挂氨基酸进补，正是犯了实实之忌，闭门留寇啊。
太危险了
可惜好些医生一直鄙视中医的发痧的观点，认为是毫无根据，现在杀了人，还不知道悔悟
三、未完全恢复之前，必须吃素，不沾荤腥。
否则难以肃清余毒。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是什么意思
文革”期间，全国九亿人民经一场空前的浩劫。
我最到这场风暴的冲击，失去自由7年失工作岗位12年，望着时间在我眼前白白流逝。
在这12年不平常的岁月里，我经常怀念领导我工作过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同志他们，怀念曾经生死与共的战友，怀念文学界的良师益友郭沫若和茅盾他们。
我非常希望知道他们的遭遇和处境，他们一定也关怀我的遭遇和处境。
我处在逆境，虽然想知道他们的情况，却又怕见到他们，这种表面似乎矛盾实际可以理解的心情，甚至在我被解放了，恢复了党组织生活，也怀有这种心情，因为反革命四人帮强加在我头上几顶帽子，在全国中文报刊和一些外文报刊上批判我所写的长篇小说长达十年之久，钦定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评《上海的早晨》。
我虽然恢复了党组织生活，可是四人帮及其党羽没有轻易把我放过，他们明里暗里监视我的言行，妄图捞到一根稻草，好重新给我定罪，达到他们千方百计想置我于死地的卑鄙目的。
有些人不敢接近我。
我也不愿意主动接近一些人，那些在四人帮法西斯专政时期红得发紫的人，当然不去理睬，即使我希望接近的人，照顾到对方的处境，我也不想和他们往来。
在良师益友当中，我最怀念的是郭老(沫若)和沈老(雁冰)，和他们认识30多年了，受益良多。
现在他们的情况怎么样?健康状况怎么样?是否在进行写作?…… 1977年4月，杜宣同志从上海到了北京，他告诉我见到郭老情况。
我非常高兴。
原来听说郭老身体不适，常住医院，不想打搅郭老，让他好好休养，等出院再去拜访。
杜宣告诉我郭老已经出院了。
因为住宅修整，就住在北京饭店新楼。
早在30年代，杜宣在东京就认识郭老，关系比较深。
我托杜宣代我转达向郭老致意，希望郭老约一个时间，好去拜访。
过了没两天，郭老的秘书王廷芳打电话来，约我第二天下午去他家里。
我和杜宣，还有严文井同志按时到了前海西街18号郭老住处。
我们走进那间宽敞的客厅，西面墙壁上依旧挂着傅抱石的巨幅国画，向东的沙发，依旧摆成马蹄形，沙发套依旧是淡黄色棉布做的，屋顶上依旧挂着白色玻璃穗子挂灯，一切陈设依然和过去一模一样，一切都很熟悉，可是我已经有13年没有到这间客厅里来了，也有13年之久没有见到郭老了。
物是人非，这13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们在沙发上刚坐下，王廷芳陪着郭老从书房里走了出来，郭老微微驼背，缓缓走着，看上去身材比过去矮了一点，但他脸上仍然像从前那样，显出坚毅而又慈祥的神情。
劫后重逢，百感交集，不知从何说起。
大家站了起来。
我紧紧握着郭老的手，只讲了一句郭老，你好!我再也说不下去了。
一股暖流从心里升起，我努力噙着将要夺眶而出的热泪。
郭老让我们坐下，他也很激动，缓慢地说：看到你们，我很高兴。
这一句话很短，却含意深长，内容十分丰富，在林彪和四人帮横行时期，生命朝不保夕，谁也料不到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生命有如一根游丝，徘徊在死亡与生存之间，谁也没有把握说今生今世能够活着见面。
现在居然能够见面，悲喜交加，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
我关怀郭老的健康，问他最近出院以后，感觉怎么样?他说只是有点感冒咳嗽，能吃能睡，身体倒不错，只是腿有点使唤不灵，走路要人扶持，我听到郭老健康的消息，非常高兴，一代文豪的健康，是中国人民的幸福，可以用有生之年，加倍工作，把四人帮耽误的光阴补偿过来。
他问我这些年的情况。
我把自己在浩劫中的遭遇简单扼要地告诉郭老，他知道了，非常愤怒，对我表示同情，给予亲切的安慰： 这是中国人民空前的灾难。
但你比我年轻，身体比我健康，继续拿起笔来，进行战斗!肃清'四人帮'的余毒和影响，看来还要花很大的力气哩! 郭老接着谈到他自己，感慨万端，激动地说，如果不是毛主席和周恩来保护，四人帮也要向他下毒手哩! 我想起1966年郭老在人大常委会上一次发言，否定他过去所写的一切著作，声言要把它烧毁。
我感到不祥的征兆，仿佛看到一团团浩劫的烈火向他烧了过来。
没有多久，文革的烈火铺天盖地烧遍了中国大地。
周总理预感到灾难将要降临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著名人士身上，他拟一份在文革中保护对象的名单，郭沫若是其中之一，并且经过毛主席批准。
但反革命四人帮不会轻易放过德高望重的郭老。
江青知道同志曾找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曾提到郭沫若同志对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他是赞成郭老这样分期的，但不能骂秦始皇，说郭老尊儒反法。
这以后，江青又知道同志写了一首七律，批评郭沫若同志，原诗是： 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糠。
百代都行秦法政，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字子厚，曾参加永贞革新，即永贞元年王叔文、王为加强中央集权领导抑制宦官专权的革新运动。
运动失败后，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在此地写了《封建论》，谈到秦汉政治生活得失。
江青和张春桥窥测动向，寻找借口，批判郭沫若同志。
早在1973年，叛徒江青秘密组织写作班子，妄想公开点名批评郭沫若。
北京大学组织批孔一文中，原稿点名郭沫若《十批判书》，同志看到原稿后，明确指出发表时要把《十批判书》的话删去，要保护郭老。
这年8月前后，江青知道同志这首七律后，认为机不可失。
1974年春天，在一次万人大会上，江青当着周总理的面，公开点名批判郭沫若，胡说郭沫若对待秦始皇和孔子的态度和林彪一模一样。
大家知道，四人帮名为批林批孔，实际的矛头是指向周公。
周公，指周恩来总理。
当时人们都知道，批林批孔是假，批周公是真。
在这次大会以后，江青伙同特务张春桥闯到郭老家中再次批判郭老，诬蔑郭老在抗战期间写的剧作和论著是王明路线的产物，威逼郭老写一篇批判吕不韦的文章。
大家知道，吕不韦是秦国阳翟大商人，在赵国做生意。
这时庄襄王作为人质留在赵国，用吕不韦的计策，回到秦国嗣位，任吕不韦为宰相，封为文信侯。
吕不韦和邯郸美女有关系，身怀六甲，他便把美女献给庄襄王，生了个儿子，叫政，即秦始皇。
秦始皇尊吕不韦为仲父。
吕不韦还著书立说《吕氏春秋》，悬于国门，凡能增加或减一字的，他予以千金。
江青要郭老批判吕不韦，实际上是影射周总理，达到她不可告人的批周公的罪恶阴谋。
郭老听了他们的无耻滥言，听出弦外之音，洞悉他们的阴谋诡计，痛加批驳，毅然拒绝。
叛徒和特务无理纠缠整整三个小时之久，不得不悻悻而退。
对于江青和张春桥的罪恶阴谋和无理纠缠，郭老可以严肃顶住，但同志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不能置之不理，他考虑再三，反复斟酌，不得不写出一首七律，回答同志：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海茫茫未得珠。
知有仙方医俗骨， 难排蛊毒出穷隅。
岂甘樗栋悲绳墨， 愿竭驽骀效策驱。
犹幸春雷惊大地， 寸心初觉视归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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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善论本恶 文 \\\/ 丁香 ——关于文化劣根性的絮语 两千儒家文化，儿童们都读着“人之初，性本善”长大。
人最初的本性到底是善是恶，其实是个没有必要纠缠的问题。
人刚出生时，都是白纸一张，说什么善恶，都显得是无稽之谈。
你画鬼就是鬼，你画桃符就是桃符，你画菩萨就是菩萨，你画贤达就是贤达。
关键是画什么和怎么画的问题。
任何思想，如果要想久远地传承，必须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和推崇。
儒家思想根深蒂固两千年，离不开封建统治阶级“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
而统治阶级不是平白无故地支持一种思想体系的，他们是把儒家的学说当成治国之本，当成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说白了，就是为我所用的统治工具，而且，它可以随时根据统治阶级的需要不断地丰富和补充。
封建体系的建立和维系离不开儒家学说，就好像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和发展离不开马列主义的指导一样。
然而，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却已经被公认为是人吃人的罪恶社会，已经被广大劳动人民所唾弃所推翻，而封建王朝推崇的善与仁，在现在看来，已经众所周知，是披着羊皮的狼，是掩盖吃人肉罪行的华丽的新装。
文化的传承是有延续性的。
五四运动的思想家们振臂高呼反封建，不但写文章揭露封建社会的本质，还号召人们群起反抗，甚至亲身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
文革后的精英知识分子们也继续扛上思想启蒙的大旗，揭露国民的劣根性，努力在肃清封建余毒。
在近些年，又有一些人搬出孔孟之道，要复兴传统文化。
这传统里到底有多少是精华，多少算是糟粕呢
至少，在大多数人眼里，忠和孝是不能忘记的。
初一看，忠孝绝对是美德。
古时候讲忠君，现在讲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古时候讲孝顺父母，现在同样更要讲孝道。
这本身不是问题，但，忠和孝过了头，事情就变了质。
比如说孝，我们的孝，应该是怎样的呢
是对长辈的绝对服从吗
巴金小说《家》里面的觉民觉慧，在家长看来，绝对不孝，不但不孝而且大逆不道。
这时，封建家长搬出“孝”的古训来，孝就成了压迫人的一座大山。
在落后的中国农村，一些落后的思想得不到更正，究其原因，也有这孝的一宗罪。
比如，重男轻女，长辈有这样的思想，就要说给晚辈听，什么传香火，什么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晚辈即使有意见，但因为被要求孝，耳濡目染，不敢有丝毫异心。
就算是有不同意见，也常常被长辈的软磨硬泡，死缠烂打给压下去。
我就了解这样一个家庭，家里的独子成家了，生了个女儿，长辈对媳妇就唧唧歪歪，处处表现出自己的不满，更在儿子耳边时常唠叨，儿子媳妇因为要孝，不敢抵牾长辈，只得又计划外生育。
二胎又是女孩，全家人急得抱头痛哭
没办法，继续奋斗，怀胎三月多，就买通B超医生，查查是男是女，如果是女，就人流。
我真不知道，现在的青年，竟然如此。
我想，他们是能够开通的，只是因为孝，想法设法要遂了长辈的心愿。
这时候的孝，就只能是愚孝了。
孝，就成了压迫人的工具。
西方启蒙运动时有个思想是人生而平等”，当孩子出生后，他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就有自己的权利，抚养是父母天经地义的义务。
而父母以养育之恩要求儿女按照自己的思路走，岂不是历史的倒退
而如果与父母抵牾，却被认为不孝，要承受世俗的责难，那些软弱的人又一次被狭隘的孝道压住了。
至于忠诚，也绝对算得上美德，可当忠诚被定义为单向的义务后，却又变成了愚忠。
这时，忠诚就成了绝对服从的迷幻外衣。
因为忠，你不能怀疑；因为忠，你不能有丝毫的异议；因为忠，你更不能批评，否则就是反动。
这时候的忠，就成了压迫国民的最沉重的大山。
一段时间，明星加入外国国籍的现象被炒得沸沸扬扬，叫骂声不少，都搬出了“忠”这个翻天印，好像明星加入了外国国籍，就是叛国，就是媚外，就是嫌弃了自己的国家，实在不是忠厚人所能为的。
其实，国籍问题与爱国无关。
一个人的根在祖国，无论身处何地，都可以是爱国的，都是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的。
比如李连杰。
如果不爱国，偷逃税款，中饱私囊，即使做一辈子中国人，咱老百姓还不乐意呢。
只是，我们在传统的染缸里浸得太久，妨碍了我们跳出去站在一个更客观的角度看问题。
我们满脑子都是仁义道德，就是接受不了天赋人权的外来观念，老是以一种看上去很美的思想来捆绑住自己的手脚。
看上去很美的事物很多，说不定却有毒。
比如性善论。
性善论本身不是罪恶的，只是，当它被用作思想统治的武器时，我们仔细体味，却感觉出它的恶来。
古时候人们就崇尚塑造道德楷模，给贞洁烈女树牌坊，给卫道士树碑立传，目的就是要人们以他们为榜样，勿生异心。
现在，我们也树立道德模范，目的是为了弘扬正气，引导社会主义新风尚。
但效果如何呢
文革期间，我们的作家们在作品中塑造了不少的“高大全”的形象，如《金光大道》中的高大泉，《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沙家浜》中的阿庆嫂……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也涌现了代表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各界楷模。
比如党的好干部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他身患肝癌，依旧忍着剧痛，坚持工作，在弥留之时，还念念不忘人民群众，念念不忘党交付给他的重托。
比如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铁人王进喜，他“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最后在47岁的年纪上，因胃癌晚期与世长辞。
再比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雷锋，做好事不留名，问他名字和住址，他就说“我叫解放军，就住在中国。
”因为，我们都相信，人心都是向善的，给他一个目标，他就有百倍的信心和动力去达成这个目标。
中国人被模范精神浸润了几十年，现在的道德水准如何呢
姑且大胆地做个设想——假如焦裕禄能够重生，他也许会被如今的官场风气气死；假如王进喜能够重生，到现代当一个只干工作不要命却不管拿多少钱的工人，他会被众人嘲笑死；假如雷锋能够重生，在马路上搀扶一个被非法摩的撞倒的老太，却要被法院判决赔偿十万，他会被冤死。
时代毕竟不同了
互联网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同时也不断冲击着人们固有的思想意识。
这个社会已经更加透明，即使很多事情很黄很暴力，有人想遮着掩着，却不是那么容易被遮住，因为我们可以“人肉搜索”，我们可以制造强大的舆论，我们可以自发地进行“串联”。
人们的民主意识已经明显地提高了。
再来典型的那一套，还有多少中国人买账
企图用人为制造的一堵道德之墙来堵住人性恶，总让现代人觉得是那么软弱无力，不堪一击。
俗话说，走上坡路难，走下坡路易，想成为圣人君子难，想堕落那就是一念之间的事情。
人，究竟是禁不起诱惑的。
这一点，是被无数的事实所证明了的。
小平同志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长年的实践后，我们终于得出了结论——人要抵抗诱惑不犯错误那太难了，完美的道德形象不是没有可能，而是可以有的
只是，我们所面对的道德沦丧的现实，岂能是靠树立几个道德模范可以解决问题的。
只靠树立模范，意图把全国人民引上正道，出发点是好的，只是避重就轻，终究软弱无力。
从这一点讲，西方的“性本恶”或许更切合当下的实际。
人之初，亚当和夏娃就禁不起魔鬼撒旦的诱惑，偷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实，于是，他们有了独立的思考，他们有了羞耻之心。
上帝并不仁慈，当人有了意识，分得清是非，他就要惩罚他们。
亚当的苹果正吞到喉咙里，于是，上帝把那里变成了喉结。
夏娃已经把苹果吞进了肚子里，上帝就罚她承受生孩子的痛苦。
人的意识的觉醒，伴随人类的进化史，这使他们能够反省自身的局限和罪恶，这使他们有了吐故纳新的勇气，推动历史的进步。
而古老的中国，沉醉于东方大国的春秋美梦中，却在不知不觉中被西方大国们落下老远。
性善论作为中国传统的土特产，我认为它是吃过人血的，它的本性是被伪装的人性恶。
性善论本恶。
性善论被利用，成为人们工作失误的开脱词。
虽然“大跃进”没能够提高国民生产总值，是导致人民生活重新陷入赤贫的原因之一，但是，“出发点是好的”。
改革开放的年代，一次次行政举措没有取得预想的成效，但是，“出发点是好的”。
所以，只要“出发点是好的”，都应该既往不咎，哪里跌倒了哪里爬起来。
如果大家都抱着这样的想法，那不知要浪费多少人力物力财力，不知道要交多少学费才能学聪明
性善论本恶。
相信人可以自我完善，以为像孔子那样，可以“日三省吾身”，修成圣人，相信通过多学，多讲，能够提高自身修养，完善制度，只能是痴人说梦。
人一学起神功，就以为看医生是不必的了，可是，当你自己的一条腿生蛆了，需要截肢，自己却无论如何也下不了手，最后只得采取保守治疗。
等到溃烂殃及全身，恐怕就丧失了治疗的最佳时机。
性善论本恶。
它使人不敢撕下自己伪善的面具，不敢面对人性的丑陋面，当人们被揭发出丑陋的本质时，却找出种种借口，死不认账。
鲁迅说过，真的猛士，应该是敢于直面血淋淋的现实和惨淡的人生的。
而性善论，使我们相信，任何统治阶级都会照顾好老百姓，都会实行仁政和德政。
因此，抗争已经没有必要。
这时，性善论就成为专制统治的帮凶。
它使人们相信——周围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或是即将变得美好，让我们感到骄傲自豪而且信心倍增，让我们敢于说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壮志豪言。
性善论本恶。
它遮蔽了人全面审视自身的目光，对人性恶缺乏防备。
却不知，趋利避害是人进化后的本能，不会改变也不能改变。
人民公社运动期间，全国人民为着一个看上去很美的目标，大搞平均主义，无偿征用，“割资本主义尾巴”，引起惊慌和不满，农民们纷纷杀猪宰羊，砍树伐木，以至消极怠工，瞒产私分，造成生产力的很大破坏，给农业生产带来灾难性后果，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以及我们不求援助的骨气以及苏联老大哥的袖手旁观，不幸饿死人民几千万。
教训是惨痛的。
所以我们应该充分的认识人的局限性和人性恶，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设计相互制衡的制度，充分地调动监督的力量，拿出和异己言论辩驳的勇气，这样，观点才能澄明，真理才能凸显，人民才更信服，社会的发展才能更科学。
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物质富足，精神愉悦，人人道德高尚，不是天堂，胜过天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