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李大钊的认识和感想500字
1889年10月29日（清光绪十五年十月初六），李大钊就诞生在一个农家宅院。
生命的诞生从来都是夹杂着痛苦与欣喜的，李大钊是个遗腹子，他的母亲在他刚刚一周岁零三个月时也追随丈夫而去，李大钊是在60多岁的爷爷李如珍的呵护下长大的。
谁也不会想到，这样一个幼失怙恃的孩子能成长为名重当世的学者，温文醇懿的青年导师，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共产党的创始人。
大黑坨的这所院子，是李大钊留给孩子的惟一“家业”，他在北大当教授，同时在多所高校兼职授课，每月能挣大洋240块，可他在北京一直租房住。
他没给家人买下一块房产。
1927年4月28日他被杀害后，家里仅有一块银圆，再无其他。
李大钊挣的钱都干什么去了他拿出三分之二用于党的经费，另三分之一也部分用在帮助贫苦青年身上。
因为家无积蓄，李大钊牺牲后连遗体的收殓都是靠朋友和同乡赞助的。
距离乐亭大黑坨80里地的昌黎县的五峰山，是李大钊同志的重要革命地，他曾八上五峰，写下了大量的革命著作和诗文。
昌黎五峰山因此被誉为李大钊的第二故乡。
李大钊的许多思想都是从旧中国当时的现状出发，从爱国主义出发，最后寻找到了共产主义，坚信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是救中国的惟一道路。
中国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李大钊就义后，留下5个子女，现在健在的只有李葆华和弟弟李光华。
是什么促使一个农村子弟成长为一个革命的领袖
是什么使得他在走上绞刑架时那样的从容不迫
寻访的结果告诉我们———是爱
是对祖国和人民深沉的爱给了他无尽的勇气和动力
从少年时代开始，李大钊便为中国被列强欺辱、人民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痛苦，数年间探索中华民族新生之路。
直到他找寻到马克思主义，并坚信马克思的学说才是“拯救中国的导星”，他就像一个播火者，给中国传播着马克思主义的火种。
这火种在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前赴后继的奋斗中，终于燃成燎原之势，最终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李大钊被公认为一时无二的完人———他的坚定的革命性，他的学识的渊博，他的思想的深邃，他的道德的完美，都令人赞叹，甚至他的敌人也无法否认，他如果不牺牲那么早，肯定会给党的事业带来更大的发展。
但历史是没有“如果”的，当年他本来也有活的机会———奉系军阀进京前，许多人劝他暂时离开，他却说党的工作不允许他离开。
甚至冯玉祥明确表示要保护他走，也被他拒绝。
他牺牲后，冯玉祥的官兵全部戴孝以示哀悼和追念。
他为什么把自己的安危看得那么轻
只因为他对祖国和人民的爱太深重，他把自己的生命融入为祖国和人民奋斗的大事业中，他的“小我”被看淡了，看轻了，直至最后以“小我”的生命成就了“大我”的永恒。
那时，他还不满38岁。
对学习党的心得体会。
北京香山万安公墓内的李大钊烈士陵园，是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修建的。
在墓碑上有中共中央撰写的碑文。
碑文指出：李大钊同志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他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
他为在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省乐亭县人，生于1889年10月29日。
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政治经济。
1913年冬，李大钊怀着忧国忧民的情怀，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
当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他积极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他起草的《警告全国父老书》的通电迅速传遍全国，他也因此成为举国闻名的爱国志士。
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和演说。
他宣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他又发表了《新纪元》、《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几十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0月，在李大钊发起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建立。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
在党的二大、三大和四大，他都当选为中央委员。
1926年3月，李大钊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北京人民反对日、英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张作霖、吴佩孚的斗争。
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制造了“三·一八”惨案，北京一片白色恐怖。
李大钊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继续领导党的北方组织坚持革命斗争。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闯进苏联大使馆驻地，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人。
李大钊备受酷刑，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
4月28日，军阀不顾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悍然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
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时年38岁。
写一段话表现你对李大钊同志的怀念
当我想到我青年时候开始接触到共产主义，初步接受了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时，我不能不纪念和怀想李大钊同志——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先驱者和我党的杰出创始人之一。
一九一九年秋天，我从边远的云南考取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从穷乡僻壤来到了北京。
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欺凌宰割，国内军阀混战，祖国的危难，促使很多有志青年探讨救国救民的真谛。
有些人向往无政府主义，以为克鲁泡特金的思想能改变中国；还有的人钻进整理国故的圈子，食古不化，标榜“国粹”；也有的人走上了各种牌号的改良主义道路：如所谓基尔特社会主义之类；也有的人标榜所谓国家主义。
就在这样生气勃勃却又一切动乱、思想庞杂的环境中，我逐渐地发现高师中有一群青年，他们学习刻苦努力，生活态度严肃，热心公益事业。
他们多数属於一个叫“工学会”的组织，而且多数人是和我一样靠本省官费过活的穷学生。
我又逐渐知道，他们曾得到李大钊同志的暗中指导。
后来由当时“工学会”的一名活动分子的介绍，我认识了李大钊同志。
在李大钊同志的指导下，“工学会”的活动从学习互助，贩卖书刊文具，扩大到办职工夜校；从阅读进步书刊到宣传苏联的十月革命。
随著形势发展，蔡和森同志由巴黎回到北京以后，开始在北京酝酿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
我也参加了这方面的活动，并於一九二二年春加入了高师的社会主义青年团。
由於李大钊同志的指示，我负责主编一份小报，以公开的形式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这份八开的铅印小报取名为《劳动文化》。
这份不定期的小报只出了四期，撰稿者有蔡和森、向警予、施存统、许兴凯等人。
李大钊同志仔细地看过我们的每一期小报，以致一九二三年初，两位日本共产党的同志由莫斯科返国路经北京时，李大钊同志曾介绍这两位同志和我们座谈，并让我们捡出《劳动文化》已出版的一、二、三期送给日共同志。
当时李大钊同志是北大经济系教授，已经有很多文章问世。
象他这样一位冬一棉袍、夏一布衫、茹苦食淡、苦心孤诣的马克思主义先驱者，是我们一些年青人景仰的先辈。
李大钊同志关於“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等论述，和“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的科学预言，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使我们看到新社会的曙光。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选择了共产主义作为终身的信仰，走上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
一九二三年，我在高师课业结束，被派往安徽阜阳第三师范学校任教（大概是相当於现在“毕业实习”一类的性质）。
临行前，李大钊同志曾嘱咐我，可在青年学生中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所到地方越多越好，接触青年学生越广泛越好，任务是“广种薄收”，以学校教师的公开职业作为掩护进行宣传活动。
同时也告诉我，不担负发展组织的责任。
从当时的环境看，李大钊同志的这些意见都是正确的：他重视宣传舆论和思想发动工作。
他对我们怎样开展工作的意见，既合乎实际情况，又切实可行。
这样，李大钊同志在我的心目中，就不仅仅是一位思想启蒙的先辈，而且还是一位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他的这一宝贵的指示，几乎贯彻在我一生的活动和工作中。
一九二三年底，我回到北京，领到高师的毕业文凭，并按当时的规定，回到云南昆明，担任中学教师。
临行前，李大钊同志给我布置的任务是：要尽可能多地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适当地宣传马列主义和苏联的十月革命，为建立党团组织准备条件。
一九二五年冬，由於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形势发展，北方党组织通知我回北京。
我回到北京时，已是一九二五年底了，我去向李大钊同志汇报云南情况，当时李大钊同志在苏联大使馆办公，但另开一旁门出入。
李大钊同志告诉我：东北（当时叫满洲）很需要人，你赶快去，找吴丽实同志接头。
他还向我介绍了东北的情况，布置了在文化教育界开展宣传教育工作的具体要求。
当时由李大钊同志派往东北开辟党的工作除了吴丽实同志外，我知道的还有任国桢、杜继曾等同志。
由李大钊同志批准，一九二六年春我在哈尔滨转入中国共产党。
在李大钊同志的具体指导下，在大革命的形势推动下，由於吴丽实同志的具体组织领导，哈尔滨等地党的工作虽是秘密的，但仍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在文化教育界，党组织掌握的或党员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报纸有《哈尔滨日报》、《国际协报》的副刊，并出版了一份叫《灿星》的文艺刊物。
党组织派人经办的滨江大戏院经常放映介绍苏联和十月革命的电影。
党在铁路工人等方面的工作也有进展。
以吴丽实为主要负责人的哈尔滨特区党组织的工作，显得很活跃，因此也就引起了东北反动军阀的注意。
一九二六年底，由於《哈尔滨日报》上刊载了抨击日本军国主义企图侵占东北，抗议反动军阀认贼作父的文章，《哈尔滨日报》被迫停刊，滨江大戏院也被封闭。
一些同志被捕和被迫转移，工作遇到一定的困难。
这时，吴丽实同志曾派我回北京向李大钊同志汇报情况。
我到北京见到李大钊同志，由於繁重的工作，他清瘦多了，但两眼仍然炯炯有神如故，他仔细地听取了我的汇报后，让我赶快回东北，转告吴丽实同志，随著大革命、北伐形势的发展，党的活动还要发展扩大，东北也将成立新的机构。
李大钊同志还指示我们，活动要注意隐蔽，不要过於暴露，已封闭的报馆、戏院就不要恢复了。
总之，李大钊同志告诉我们，聚集力量，准备迎接大革命的高潮
次年，即一九二七年春天，我们在哈尔滨成立了最早的以吴丽实为书记的满洲省委。
党在东北的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但就在此后不久，李大钊同志在北京被捕，随后英勇地就义於反动军阀的绞刑架下。
“江流自千古，碧血几春花。
”李大钊同志悼念牺牲了的战友的诗句，也成了后起的同志对李大钊同志作为伟大的革命先烈的颂歌和最深沉的悼念。
从我和李大钊同志的接触中，他给我的印象是：为人敦厚，生活朴素，平易近人，他是沉默寡言笑的，但一当分析问题和指导工作，却异常精辟而坚定，给人以“言必行，行必果”的极为刚毅的印象。
建国以后，林伯渠同志为《李大钊选集》题的诗，其中有两句是：“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闪首传真”。
这总算恰如其分地描绘出了李大钊同志一生的为人和工作。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建立了新中国，在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的时候，我曾想到过这总算是初步实现了先烈的理想，算是对先烈的缅怀和安慰。
李大钊同志早年的诗中曾写过： 壮别天涯未许愁， 尽将离恨付东流， 何当痛饮黄龙府， 高筑神州风雨楼。
巍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正是对那些以身许国、英勇献身的先烈的纪念，也是神州久经风雨、获得胜利的记录。
但是，要在神州建立经得起任何风雨考验的、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厦，我们这些幸存者的任务还很繁重，年青一代的任务就更为艰巨。
但愿我们永远记住先烈的献身精神和百折不回的斗争意志，为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勤奋地工作和不断地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