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
义和团运动是清众性的反国运动。
它是中日甲午战中国人民反瓜分、反侵略的发展，又是长期以来遍及全国各地的反教会斗争的总爆发。
义和团的主要参加者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贫困和愚昧使他们的反抗斗争只能沿袭过去农民起义利用秘密结社的办法，采取设立神坛的方式发展组织，操练拳术，吸引群众。
义和团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用画符念咒、请神附身等“术法”动员群众，广泛宣传“持符念咒、神灵附体”来鼓舞斗志。
他们散发各种传单、揭帖，以朴素的语言和歌谣形式，进行驱逐侵略者、保卫国家的宣传。
同时这些传单、揭帖中也带有迷信落后意识和盲目排外的情绪。
义和团提出的“扶清灭洋”的口号在初期曾吸引广大群众参加，壮大了义和团的声势，但同时也反映了义和团对清政府的模糊认识，以至后来因此受统治者的欺骗利用，最后被出卖。
义和团运动是群众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
没有统一的组织、集中的领导和协同一致的行动，失败是必然的。
但义和团群众从切身的感受中，认识到外国侵略者是中国人民最主要的敌人。
从这一感性认识出发，他们奋不顾身，对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表现出中华民族的不甘屈服的反抗精神。
对于义和团运动如何认识
义和团运动是群众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
没有统一的组织、集中的领导和协同一致的行动，失败是必然的。
但义和团群众从切身的感受中，认识到外国侵略者是中国人民最主要的敌人。
从这一感性认识出发，他们奋不顾身，对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了前扑后继的英勇斗争，表现出中华民族的不甘屈服的反抗精神。
发生原因及历史背景：义和团运动清末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
它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人民反瓜分、反侵略斗争的发展，又是长期以来遍及全国各地的反教会斗争的总爆发。
西方国家直至今天仍然以”拳民暴乱”(Boxer Rebellion) 称呼整个义和团及八国联军事件。
义和团的兴起 义和团原称义和拳，是长期流行于山东、直隶（约今河北）等地的许多民间秘密结社中的一种。
虽然这个秘密结社重在“拳”而不在“教”，但清政府历来把它当作“拳教”加以查禁，使它难以发展。
甲午战争后，德国占领胶州湾，强划山东全省为其势力范围；外国教会亦在山东扩展势力，纵容、包庇不法“教民”（即中国教徒），遇有民教涉讼事件，它们往往出面干预，胁迫地方官袒教抑民，作出不公正的判决。
群众对教会积恨成仇，各地反教斗争接踵而起（见教案）。
义和拳遂成为反对外国侵略势力的重要组织形式。
重说中国近代史读后感1000字
还原一段被扭曲的历史，挖掘国人今日问题之根源 ——读《重说中国近代史》 我们关于近代史的知识，大多来自初高中历史教科书，甚至是大学的政治历史公共课。
因此，一提及中国近代史，脑中浮现的便是中国在近代史上如何被西方列强欺凌、清政府如何腐败以及资产阶级软弱等画面。
然而，事实是否果真如此
学者张鸣的《重说中国近代史》将带领我们走出传统历史叙事的固定观念模式，从新的角度认识这段历史。
诚如本书的副标题所言“还原一段被扭曲的历史，挖掘国人今日问题之根源”。
在书中，作者通过阅览大量原始档案和资料，试图为我们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因此，相较于传统的历史叙事，作者提出了许多新的历史解读视角。
作者首先批判了近代史研究中存在的“三妇”心态，即怨妇心态、泼妇心态和情妇心态。
怨妇心态认为一部近代史即是被西方列强欺负的历史；泼妇心态认为一部近代史即是反抗西方列强欺压的历史；情妇心态则认为纵然我们被欺压了，却因此而获得了进步，好似非此不可得救一般。
心态问题是我们看待近代史时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以上三种心态显然不足为取，终究应该尽可能客观的对待近代史上发生的一切，正如作者所言：冷静地审视过去，不能再当怨妇、泼妇、情妇，然后去看待我们的未来，尽早学得聪明些。
关于鸦片战争，作者将之视为两个世界最初的碰撞，在这一部分作者打破了关于鸦片战争曾经创造的两个神话，即：“忠奸格局”的神话和“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神话。
根据“忠奸格局”的逻辑，在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是忠臣，穆彰阿、琦善等人是奸臣，鸦片战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奸臣当道，如若林则徐一直被重用战争的结局可能不会这样。
很显然，这种叙事逻辑掩盖了事情的本质，林则徐并不能挽救清朝的败局。
鸦片战争之时的中国已经在经济、军事、观念等各方面落后于西方，这才是战争失败的关键。
至于“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神话，则意味着如果能发动百姓，也即发起群众运动，战争的结局可能被改写。
因此，正统近代史给予“三元里抗英”以很重的戏份，然而作者认为三元里抗英时间是经过我们长期演绎加工而成的，事实上英国只损失了一人。
缺乏组织且无先进武器的群众也难以挽救清朝的败局。
农民起义一直是帝国的古老命题，所谓“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清末的太平天国运动即是此规律的又一表现。
关于太平天国运动，在作者看来其最大影响即是它唤醒了中国的汉族士大夫的积极性，而非如传统叙事所言，太平天国运动沉重打击了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其纲领性文件《资政新篇》被视为进步的表现。
的确，传统近代史叙事认为《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的一大亮点，然而作者认为以往的历史叙事过高评价了《资政新篇》，实际上它只不过是一张纸而已，它的主张几乎没有被运用到现实中。
太平天国运动使得中国的汉族士大夫重新焕发了生机活力，在内忧外患面前，他们提倡开展了洋务运动。
按照传统近代史的说法，甲午战争的失败是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
然而作者认为洋务运动未必是一场失败运动。
虽然北洋水师在甲午中日战争中表现极差，但这并不代表整个洋务运动的失败，洋务运动毕竟还是给中国打开了一扇窗，奠定了中国工业的初步基础，如果说他是失败的，也只能是就程度而言，就与强邻日本相较而言。
因此，不应低估了洋务运动的历史价值。
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真正唤醒了沉睡的中国人，为图自强，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了戊戌变法。
在作者看来，关于戊戌变法，正统的近代史叙事存在几个问题：第一，过分强调康梁在变法中的作用，将戊戌变法局限于“百日维新”。
事实上，作者通过查阅大量相关材料发现，变法实际是一幅十分壮丽的画卷，戊戌变法当时存在多个中心，多钟路径；第二，关于变法失败原因问题，传统近代史叙事将其归于资产阶级实力太弱，封建势力过于强大。
然而作者认为我们应该跳出这些分析框架，不要总试图靠一些概念化、符号化的东西来看待它，一直用落后与先进，顽固与保守，以及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之类的话语，其实是很荒唐的。
（p159）通过分析，作者发现，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帝后二元结构。
有名无权的光绪帝与有权无名的慈禧太后之间的冲突是导致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因为变法一旦成功，将使得光绪帝有名有权，而慈禧太后则无名无权。
正因此，慈禧太后才断然决定要阻止变法，事实上，慈禧太后并非顽固保守、不图变化、不思进取之人，实则因为变法将祸及其权力地位才出此下策。
中国人反抗的第二次高潮即是义和团运动，然而传统近代史叙事在评价义和团的功绩时，常常说义和团粉碎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美梦。
然而，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呢
义和团运动之后，列强并没有把中国彻底瓜分，然而，这并非仅为义和团的伟大功绩，实际上，在作者看来，西方国家本身的多面性是也是重要的原因。
西方国家到义和团出现时，已经开始对殖民活动进行反思和批判了。
义和团运动带来的更多是灾难和倒退。
在经历了种种灾难之后，清政府气数实将尽矣。
此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迫不得已开启了新政。
作为后来者，我们当然清楚的知道清廷的新政以失败告终，并且紧接着就发生了辛亥革命，于是我们想当然的认为是新政断送了清朝的气数。
然而，作者却看到了不为人知的新政的成就。
作者认为清末的新政实际上是一次比较成功的变法，其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戊戌变法。
（p205）新政过程中出现了三种新鲜事物：一是媒体的壮大，二是新市民的兴起与发展，士绅和商绅团体的壮大，三十准议会的出现。
这些对中国后来的历史发展而言，都是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的。
单就新政中的预备立宪而言，作者就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立宪如果能走到最后，肯定就会建成比较充分的代议制民主。
（p209） 然而，不幸的事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死后，新掌权的满足贵族缺乏足够的政治经验，他们开始试图重新收回权力，这不仅导致了新政的失败，同时使得矛盾变得更为尖锐。
此时，辛亥革命爆发了。
关于辛亥革命，作者对传统近代史叙事中突出夸大革命党人实力的论断进行了驳斥，作者结合材料分析发现，当时革命党的力量并不强大，革命的成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
此外，评价辛亥革命时，我们时常说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的果实最后被袁世凯窃取了。
然而，作者发现，这一说法显然太不合理。
可以说按照结局的观点来讲，革命党人最多算是小资产阶级，而当时的立宪派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依此，显然不能论断革命党人体现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关于袁世凯称帝的问题，作者认为关键原因在于帝制被推翻后，中国即进入了无权威状态，袁世凯称帝是希望通过重树皇帝来重数权威，然而，袁世凯的美梦自然是无法实现的。
其实，无权威的咒语也一直困扰着后来的北洋军阀们，北洋时期的混乱，很大原因正是因为军阀们权威不足。
军阀之间互不承认，互相争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的失败表现直接引发了五四运动。
作者认为五四是一场很重要的运动，在文中，作者发现了五四运动与军阀裂变之间相互呼应。
正是五四运动为直系军阀吴佩孚提供了攻击皖系政权的理由，五四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一场直系反皖的政治动员。
当然，这只是一种解释，一种丰富五四意义的解释，诚如作者所言，五四的意义和价值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挖掘。
当然，以上仅就作者在本书中提出的较为突出的论断进行了梳理，实际上，书中充满了闪光点，绝非以上几点所能涵盖。
作者为完成此项工作，阅览了大量原始史料和文献，言之有据，言之有理，启发着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我们的历史。
更为重要的是在阅读过程中分享作者的分析逻辑，体会作者是如何根据已有的有限材料力图还原历史的真相，这种方法的学习也许是更为重要的，更有助于我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这才是培根所指：学史可以明智。
正是在这样的阅读中，我们不仅看到许多新思想，也让我们体会到该如何看到问题，进而理解当下处境。
义和团反抗八国联军的重要战役
东大桥之战 抗击侵略者第一仗 1900年6月11日傍晚，西摩尔率领的八国联军乘坐的列车抵达落垡车站东大桥处，2000多名手持刀矛棍棒的义和团和民众，从铁路两侧树丛中呐喊着冲向侵略军。
事发突然，侵略者们惊愕不已，措手不及，他们立即窜回列车。
为阻止侵略军进犯北京，蹂躏中华河山，义和团民冒着重炮、机枪轰击，舍生忘死，与侵略者展开了血刃肉搏战。
顷刻间，义和团伤亡60余人，热血遍洒大地。
联军的一名英国上校军官在随军日记中也不得不承认义和团和民众“他们在训练上所缺少的东西，却由他们的勇猛来补足了。
他们在优势的敌人面前表现出来的勇敢，不断地使我们相信，中国人并不像我们迄今为止相信得那样，他们很少怯懦，而更多的却是爱国心和信念。
” 东大桥这战，是抗击八国联军侵略者的第一仗。
而它也使侵略者开始认识到中国军民的抗争精神是巨大的。
■落垡奇袭战 1900年6月12日晌午刚过，八国联军列车强占落垡车站。
倪赞清等一批义和团首领，率领义和团民和民众奇袭侵略军。
敌首西摩尔率军抢占制高点万喜煤栈，构筑“美少年炮台”，集中火力轰击蜂拥而上的义和团民及民众，无数义和团民众中炮倒在血泊之中。
后继的义和团民众高喊“为团友报仇”的口号，冲到炮台之下，燃烧煤栈木料杂物，用火攻逼杀侵略军。
侵略军纷纷窜回列车上，义和团用火枪、火铳等武器向列车射击。
侵略军以密集的火力进行反扑，杀死杀伤许多义和团民和民众。
虽然两次阻击战没有获得胜利，伤亡又非常惨重，但义和团和民众却锐气不减，把侵略军围困在落垡车站达两天之久。
义和团运动使帝国主义侵略者“重新”认识了中国人民，在甲午战争后，在列强眼中，中国已经腐败透顶，不堪一击，他们声言只要有一万人的近代化军队，就可以在中国从南到北的土地上任意横行。
他们“嘲弄她懦弱，讽刺她无能”，轻率地议论对她进行瓜分，但是经过义和团运动的打击，列强不能不改变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偏见了。
■东辛庄之战 1900年6月13日晨，储备国联军冲出包围圈，开动列车向西推进。
列车蜗行到离廊坊车站7英里半的东辛庄村又被迫停车。
再看前方，铁路又被扒毁，铁轨和枕木散落各地，一堆一堆的石子横在路基中央。
八国联军只得下车抢修铁路。
乘敌疏防，在东辛庄集结的大队义和团员和民众向修路的八国联军发动攻击。
双方战斗约半个时辰，义和团和民众伤亡50多人，只得撤出战斗，暗中继续监视敌人。
当发现有5名意大利士兵离开队伍时，迅速包抄过去，将他们全部砍死。
■廊坊大捷 1900年6月18日，董福祥率领武卫后军2000余人，奉派进驻京津铁路沿线，阻止西摩尔率八国联军进犯北京。
在御侮抗敌精神的感召下，义和团与清军相互配合，向廊坊东站发动攻击。
清军骑兵从侧翼包抄攻击侵略军，清军步兵和义和团也乘虚冲杀上来，八国联军只能做两面抵御。
西摩尔在落垡获悉廊坊战事吃紧的消息后，立即命令英军、奥军、意军折返廊坊，用重炮轰击。
清军和义和团几番攻击，均未能破敌，只得撤防原地。
这一仗，清军和义和团以死伤数百人的代价，却也重创八国联军凶残气焰，打死敌军6人，击伤48人。
中国军民同仇敌忾，共同抗击八国联军，取得廊坊大捷的胜利，显示了中国民众蕴藏着的反侵略的巨大潜力，也粉碎了“西方军队无敌”的无耻谰言。
敌首西摩尔也供认不讳：如果义和团所用武器为西式武器，则所率联军全军覆没。
■北仓之战 北仓镇在白河左岸，距天津城约20里。
1900年8月4日，八国联军约18000人由天津出发，进犯北京。
当时，马玉昆率武卫左军、前军及练军10000余人驻守北仓。
侵略军一路由日、英、美3国军队沿白河右岸，一路由俄、法、德、奥、意5国军队沿白河左岸游动。
8月5日，侵略军合围北仓，清军顽强抵抗。
双方激战数小时，清军撤退杨村，北仓失守。
在这次战斗中，日军伤亡288人，英军伤亡25人。
近代历史人物传记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系统地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总结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卖国贼的英勇斗争，着力地颂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基本结构就是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这三次中国近代史上革命高潮为中心来展开历史画卷的。
作者不同意把“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这条线索作为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进步潮流，而坚持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为主体来论述中国近代史。
作者认为，在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时期，全国各地都有大规模的农民反抗斗争，正是这些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才把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推向了高潮，给予内外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作者认为，就连戊戌变法这场由社会上层演出的历史剧当中，“历史的真正主角其实既不是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也不是慈禧太后或光绪皇帝，而是成亿的被剥削、被压迫的，为求生存而斗争的贫苦劳动人民，其中主要是农民大众。
”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始终环绕着爱国主义的思想来分析具体的历史事件。
作者评论太平天国的宗教色彩时指出，拜上帝会的创立“并不是基督教俘虏了洪秀全，影响了中国的革命农民，而是洪秀全按照中国农民革命的需要利用了基督教的某些形式……使在封建重压下的中国农民革命取得了一个新颖的形式。
”尽管宗教迷信是他们的一个很大的弱点，但这在当时对激发群众和组织群众是起了作用的。
本书列举史实说明，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并未因为外国侵略者与自己共同信仰一个上帝，就放弃了爱国主义的立场或麻痹了斗志，他们与清朝政府的对外卑躬屈膝形成鲜明对照。
他们坚决拒绝承认不平等条约，坚持严禁鸦片，最后，“现实的斗争迫使革命的农民不能不拨开宗教的迷雾而同联合起来的一切内外敌人进行艰苦的斗争”，表现了农民革命家的本色和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对义和团运动，作者并未因其沾染上了封建主义落后性和排外主义的毒素而大张挞伐，而是紧密结合当时的内外形势，满怀激情地描述了义和团抗击侵略者的壮烈斗争，充分肯定了义和团运动阻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作用，是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先驱。
义和团运动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广大农民不但是同封建势力斗争的强大力量，而且是同帝国主义斗争的强大力量。
本书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救国救民的探索，作了中肯的评价。
作者认为，戊戌维新基本上是一场爱国主义的运动，尽管维新派敌视农民革命，只主张改良，但当时面临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维新派打出了救亡的旗帜。
他们对国势危急的大声疾呼，对改革主张的有力的宣传，“唤起了群众的爱国热情，因而使他们所发动的政治改良运动成为一个群众性的爱国主义运动。
”本书还给予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应有的历史地位，高度赞扬了孙中山及其同志们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和他们提出的比较完备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又专门叙述了资产阶级的爱国运动，并指出在当时条件下，“体现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以及中国社会在其发展道路上的迫切要求。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正是打击了站在它背后的帝国主义。
虽然辛亥革命失败了，但“预示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将要进入新的阶段，在更高的水平上继续展开”。
作者在满腔热情地歌颂中国人民爱国斗争的同时，又鞭笞了陷中华民族于水火中的丑类。
当我们读到鸦片战争的惨痛结局、太平天国的壮烈失败、八国联军的滔天罪行和外国人“代表中国”出使外国的滑稽剧等史实时，激起了对侵略者和卖国贼的强烈的义愤。
作者着墨不多，笔锋上凝聚着的鲜明的爱憎，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和深刻的教益。
三次革命高潮悲壮地失败了，中国仍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中挣扎。
历史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严肃的问题：中国的出路何在
怎样才能救中国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用大量的史实雄辩地说明：农民革命不能建立一种代替旧秩序的新制度；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也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历史所作出的结论是：只有无产阶级领导，革命才能胜利；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救中国
这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的拥护者。
************************************************** “拜访”完仰慕已久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感慨不已唏嘘良久，真不愧是世界级的世界 名著呵。
托克维尔犹如一位饱经世故饱读史书的老人讲故事拉家常般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既生动有趣又别开生面。
更奇特的是，我似乎是在读一本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感觉非常亲切。
不仅一般道 理相同，就是许多“故事情节”也极其类似。
有些章节只需把其中的“法国”换成“中国 ”即可了。
究竟是否如此，请允许我从大处和细节两个方面来论证。
. 1. 新与旧 该书的核心观点是法国大革命并不是空穴来风横空出世，而是在旧制度母体中孕育成 熟的。
许多所谓的革命成果不过是移花接木旧瓶装新酒罢了。
我们近代中国百年风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就拿我们最引以为豪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胜 利而言，它不单单是共产党独自努力的结果，而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自从中国大门被西方 的“坚船利炮”轰开后，为图自强须学西方已成大势。
先学西方的技术，再学其体制、文 化，各个告败之后最终不得不抓最后一根稻草了——意识形态。
而当时各种思潮尘烟并起 ，立宪主义、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等等主张都没有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历史证明了，只 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再拿我们最引以为耻的文革来“说事”。
它究竟是历史的逆流畸形，还是革命的继续
我们应从其爆发的原因说起。
无论其客观原因（国内左倾，国外“修正”）还是 的主观原因（打倒官僚主义、建设更加高尚的社会主义）都是大势所定，都是革命进程的 因素“作怪”。
不过是煽风点火（也决非一时头脑发热）,四人帮等不过是添油加醋 而已。
可见，历史洪流总是逐波推进一浪接一浪，我们切不可割裂了片面来看。
2. 农民被抛弃 托克维尔叹道：“尽管文明取得各方面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竟比13 世纪还糟?”接着他分析其原因是农民被各阶级遗弃了，命运更加悲惨且无法自己改善。
只 能通过改变国家的命运来改善自己的命运。
中国农民亦是如此，近代以来，官员致仕不再还乡，农民中有文化有钱财有志向的都 纷纷涌向城市。
农村里只剩下一些货真价实的土豪劣绅。
除了几个戴眼镜的乡村建设者和 国家征税征兵时会想到他们外，大多数农民也被抛弃了。
政治似乎与他们无关，这尤其在 辛亥革命中表现得最明显，鲁迅作品中有着鲜活的纪录。
而且因为战争频频，灾祸连连， 农民的处境自然也大不如从前了。
所以他们才会成为中国革命最后的主力军。
3. 文人的作用 托克维尔又称：在18世纪中，文人成为法国首要的政治家，指导思想启蒙了大革命。
中国近代文人的位置虽然没有这么显赫，但其作用也不容小视，尤其是在建国以前。
从林 魏到康梁、严章，再到陈李等五四导师乃至以后的各色文人，是他们引进了新思想，开启 了新风气，启蒙了心智，唤醒了人民，可以说，没有他们打开窗户放声呐喊，就不会有雄 狮的觉醒怒吼。
4.宗教特征 中国革命虽然不能完全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完全称之为以宗教革命形式展开的政治革命. 但它也像宗教革命一样通过预言布道深入人心,也像宗教革命一样在社会与政府问题 上追溯到普遍性,也可以说更自然的东西. 更相似的是非宗教倾向也在当时中国人身上成为普遍占上风的激情,并且同样作家们 首先拿儒教开刀.因为教会制度乃是国家制度的基础和楷模,是他们进攻的庞大建筑中最 为暴露、最缺乏防御的部分. 当宗教离弃灵魂时,它并不像经常发生的那样,让灵魂空虚软弱.灵魂一时充满了感情 和思想.'这些情感和热情已变成一种新宗教，它产生了宗教所产生的巨大效果，使人们 摆脱了个人利己主义，崇尚英雄主义和忠诚。
”从一开始就揭示在如此众多的人身上具有 无与伦比的忠诚的的爱国主义、无私胸怀、真正的伟大。
”这是非宗教倾向有利的一方面 。
但另一方面，非宗教倾向也会造成巨大的公害：“因为与其说宗教倾向使人堕落或风尚 破坏，不如说使人精神失常，以致那时的人们采取如此极端行为。
”“在宗教法规被废除 的同时，民事法律也被推翻，人类精神完全失去了常态，不知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攀附，还 有什么地方可以栖息。
革命家们仿佛属于一个陌生的人种，他们的勇敢简直发展到疯狂。
任何新鲜事物他们都习以为常，任何谨小慎微他们都不屑一顾，在执行某项计划时他们从 不犹豫拖延。
”中国的革命者似乎也是这个种族的一部分呵。
5.自由与平等 本书还有一个重大观点，就是法国人民为了平等，宁愿舍弃自由。
“严格意义上的公共 自由的思想与爱好是最后一个出现，也是第一个消失。
”“在他们的著作中已经能看出我 们如此熟悉的那种革命民主气质：他们热爱平等，哪怕是奴役中的平等。
在他们眼中，私 人权利根本不存在，只存在公益。
”“将政治自由引入与之格格不入或截然对立的制度和 思想，这个意图60年来产生了多少次自由政府的徒然尝试，直到最后对这些徒劳无功的努 力感到心灰意冷，终于抛开他们的第二个目的，回到第一个目的。
于是他们归结到这样的 思想：不管怎么说，在一个主子下面平等地生活毕竟还能尝到一个甜头。
”托克维尔说得 好：“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
”中国革命也实实在在地证明了“中央集 权与社会主义的确是同一土壤的产物。
” 通过以上分析，似乎应该能证明我前面所言非虚了吧。
当然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但是 人们不深入到我们民族的性格中去，这种透视还不足以解决问题。
”“必须承认，所以这 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释法国以外类似的革命。
”套用此话，“必须承认，所有这 些相似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释中国的革命。
”与法国大革命一样伟大、激烈的中国革命 自然也有自身的原因和特征，不能完全搬用该书来解释比拟，但如果我们想深刻地描述透 析中国这场革命，《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应该是少不了的楷模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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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感想
感想：清政府向来都不关心国家和人民，只顾自己享乐，却不关心百姓的死活，清朝的军队大都软弱无能，贪生怕死。
在武器上，跨入20世纪的清军早已在此方面实现了近代化，甚至部分军队的武器优于联军。
杨村战役之后，西方各报纸来自前线的消息已被封锁，因为遭到聂士成率领的聂军抵抗之顽强，甚至有记者认为“这场战争已经无法取得胜利”。
俄国记者扬切韦茨基在其《八国联军目击记》中描述天津战役时写到：“整整五个小时联军都被中国人的炮火压在泥里动弹不得”。
所以武器的落后并非为失败的真正原因。
清朝的所有军费大都被慈禧用来干其他的事情，而并非发展军事。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守将大都逃跑，慈禧也向西安逃去，致使守城官兵大都未开一枪，弃城而不顾，致使北京城沦陷。
值得注意的是，袁世凯的万余天津小站新编精锐陆军在整场战争中并未参战，甚至隔岸观火。
南方各省亦联合与列强签订“东南互保”条约，致使整场战争变成了北京的皇族势力与列强之间的较量。
简介：八国联军侵华战争（Siege of the International Legations）指公元1900年5月28日（清光绪26年），以当时的大不列颠与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日本帝国、奥匈帝国、意大利王国为首的八个主要国家组成的对中国的武装侵略战争。
入华的联合国军总人数前后约为5万人，装备精良，声势浩荡，八国联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抢掠
从紫禁城、中南海、颐和园中偷窃和抢掠的珍宝更是不计其数
其中著名的万园之园“圆明园”继英法联军之后再遭劫掠，终成废墟。
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在后来也承认，“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
签订的条约：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清政府在民众的压力下，表面上向列强各国“宣战”，暗地里却破坏义和团运动，向侵略军妥协投降。
1900年7月14日天津失陷后，清政府8月7日任命庆亲王奕劻为全权大臣，李鸿章为协办大臣正式向外国列强求和。
1900年12月，列强各国（除出兵八国外，另外又加上三个国家——比利时王国、荷兰王国、西班牙帝国）向清政府提出《议和大纲》，后又订立详细条款，于1901年9月7日在北京正式签字。
《辛丑条约》共有12条正文和19个附件，主要内容是：清政府向各国共赔款4.5亿两，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担保，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共9.8亿两；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界，允许各国驻兵保护，不准中国人在界内居住；拆除大沽炮台和北京至海通道的各炮台；在天津周围20里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列强可以在北京驻扎防守使馆的卫队，并在京榆铁路沿线包括山海关在内的12个要地驻扎军队；至少两年内禁止中国进口军火和制造军火的材料；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参加与诸国仇敌组织，违者处死；各省官吏必须保护外国人的安全，否则即行革职，永不叙用；惩办赞助过义和团运动的首祸诸臣,在外国人遇害被虐的地方，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
对德、日“谢罪”。
清政府分派亲王、大臣赴德、日两国表示“惋惜之意”，在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之处建立石牌坊。
中国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并指定皇族亲贵担任外务大臣。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完全成为“西方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变成了“洋人的朝廷”。
影响：给中国影响政治方面。
付出庞大的赔款，并丧失多项国家主权。
华北大乱之际，东南各省督抚自行宣布中立，从此清中央政府权威低落，汉族权臣抬头，从客观角度上来说，八国联军事件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后来美国向清政府减少了约1千万两白银的赔款。
退款主要用于中国向美国派遣公费留学生，清华大学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的。
美国的两次退款，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
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也涉足于战胜国的地位，因此停止对战败的德、奥赔款支付；各国都表示愿与中国“友好”，以便用和平的办法维护和扩张其在华利益。
所以都紧步美国的后尘，其中英、日、荷三国将庚款余额修改偿付办法。
这一方面间接促进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进程，另一方面加强了列强对中国的控制。
另外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部分的庚款余额，苏俄亦在1920年宣布放弃 。
《辛丑条约》的签订，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负担，还损害了国家主权。
从此，清政府完全成为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经济方面。
八国联军军事行动，以清政府与总共十一个国家签订《辛丑条约》为终。
其中规定清政府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分三十九年付清（这样巨额的赔款是紧接着《马关条约》向日本赔款白银两亿两之后，可谓雪上加霜。
中国这时战争不断，内忧外患，早已国库空虚，国民总产值低落，要付清4.5亿的战争赔款只有分期偿还，并且还向有关各国银行借债还贷用以支付赔款），被称为庚子赔款。
为了从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控制。
《辛丑条约》规定，以海关税及盐税作为偿还赔款之用，但这两项税收为清朝政府最主要的一项财政收入。
控制海关就基本上能够左右中国财政。
赔款共分39年才还清，本息共计9．8亿两白银，翻一倍多，也使得中国在后来的几十年中的经济跌入低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翻不了身，经济实力极度落后。
《辛丑条约》的赔款数额比较特别，列强要求赔款4亿5千万两，当时中国人口4亿5千万，用意就是要每个中国人都要向他们交1两白银的“罚金”；发生过反帝斗争的城镇，又被要求一律停止科考五年。
巨额赔款使中国社会经济更加凋敝，人民生活更加贫困。
中国因而彻底掉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文化方面。
联军占领北京后，对北京皇城、衙门、官府大肆抢掠，因而造成大量中国珍贵文物、大量的文史资料典籍（其中包括著名的《永乐大典》）和文化遗产（包括故宫，颐和园，西山以及圆明园）的失窃、破坏，损失无法估计
其中仅嵩祝寺一处，丢失镀金铜佛3000余尊，锦绣制品1400件，铜器4300件。
就连紫禁城太和殿前存水的铜缸上面的镀金，也被侵略军刺刀刮去，至今刮痕斑斑，这也是联军劫掠北京的铁证。
《永乐大典》是明永乐年间（1403—1408）2100位学者编纂而成的，共22870卷。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以遭破坏，后来收藏在南池子大街的皇史宬里，1900年被八国联军大肆损毁丢弃，甚至将《永乐大典》书册用于修建工事之用；《四库全书》是清乾隆年间360位学者编纂而成的，收集了3461种古籍，共79309卷，全书共7套，1860年英法联军侵略时毁坏一套，1900年又被八国联军毁册数万。
翰林院内收藏了许多珍贵图书、孤本、宋版书籍、文史资料和珍贵书画，八国联军把藏书抢掠糟蹋一空。
直到现在，伦敦、巴黎的博物馆里还有《永乐大典》等许多当年被抢掠去的图书和文史典籍。
生活方面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北京，当是中国近代史上首次全城禁止随地大小便。
这种全城禁止，纯以武力威慑为后盾。
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曾见到“另一国人士为了宣扬他们清洁的信条，射杀任何在公众场所便溺的人。
给东北亚影响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激烈争夺和瓜分中国，造成中国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这种危机感促成了人们的觉醒，救亡图存成了当时最紧迫的要求。
战争也引起了列强在华势力的变化，在战争中，俄国出兵侵占中国东北全境，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日俄两国为争夺中国东北及朝鲜利益上矛盾的激化升级，这也为日后的日俄战争埋下了伏笔。
对远东局势来说，1900年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加剧了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的争夺，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明显地反映了列强在侵华问题上既相互勾结又相互争斗的本质。
给各国影响1900年，亚非拉各殖民地政府响应英国召唤，协同八国联军北伐中国。
在此期间，澳大利亚联邦宣告成立。
因此，中国之战不仅是澳大利亚殖民军的首次亚洲之战，更是澳大利亚联邦的首次海外军事行动。
1899年，义和团运动在中国风起云涌，迅速占据各国媒体的主要版面。
但对于澳大利亚大陆的六个英属殖民地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即将水到渠成的联邦成立。
经过多年的政治角力后，1900年3月，澳大利亚各殖民地代表齐聚伦敦，进行联邦成立前的最后磋商，联邦宪法草案随即于7月份提交英国议会审核。
此时，北京形势迅速恶化，作为列强中的带头的老牌帝国，英国此时面临两难选择。
远东局势糜烂如此，为维护英国利益和权威，其势不能不出兵，但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大英帝国，此时却无兵可调。
因为英军的主力部队被牵制在南非，正在那里与荷兰人鏖战，史称“布尔战争”。
布尔战争也牵扯了澳大利亚人，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向南非投放了两千五百人的常规部队和三千五百人的民兵。
作为英国最为成熟的殖民地之一，印度军队也已被大英帝国调往世界各地，以填补英军主力开赴南非后留下的防卫空虚。
此时东亚告急，英国只能转向其它殖民地（或类殖民地）挖掘军事潜力，连刚刚组建不久的威海卫“华勇营”，也被征召前往京津地区参战，与香港军团、新加坡军团及若干印度军团一道，组成英军主力，参与八国联军攻打天津和北京的战斗。
澳大利亚，作为亚太地区的唯一“白肤色国家”，是英国所谓的真正子弟兵。
英国政府征询了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的意向，各殖民地政府痛快地表示，只要“祖国召唤”，他们将立即派兵参战。
多国联军纷纷来华作战，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英俄之间、俄日之间、英法之间等国在华既得利益矛盾凸显，暗流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