萍乡市历史上出过什么大人物
浩气长存的文廷式 文廷式（1856—1904），字道希、芸阁，号纯常子、罗霄山人等，萍乡城花庙前（今属安源区八一街）人。
他是我国近代著名爱国诗人、词家、学者，在甲午战争时期主战反和，并积极致力于维新变法运动，是晚清政治斗争中的重要人物之一。
文廷式七岁时从塾师李禹九就学，常于正课之外自学《文选》。
十岁作律诗，颇露诗人才华，后入广州学海堂肄业。
十七岁从学番禺学者陈澧门下，开始学习作词，读钱大昕《潜研堂集》而得史学门径，为菊坡精舍高材生；又曾往粤秀书院听课，阅《海国图志》、《普法战纪》等，渐知五大洲大势与西欧各国富强之状。
他从小酷爱科学，博览群书。
光绪十六年（1890）中一甲第二名进士(榜眼)。
有“小刘金门”(即刘凤诰)之称，与福山王懿荣、南通张謇、常熟曾之撰并称“四大公车”。
曾做过珍妃的老师，任过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士等职，受光绪皇帝的器重。
光绪二十年（1894年）初夏，日本海军舰队在渤海湾袭击中国舰艇，实行赤裸裸的侵略行径。
而慈禧太后面对国家危难，主张退让求和。
此时，文廷式不过是翰林院一个四品侍读学士，但他不畏权贵，不避利害，联合翰林院57人上疏，力主对日作战，并大胆地提出停办慈禧太后六十生日大庆，把这笔庞大的开支用作军费。
他还对慈禧的亲信李鸿章等人害怕日本，卖国求荣的行为给予了抨击，因而惹怒慈禧。
由于清政府积贫积弱、腐败无能，中日黄海一战，北洋海军全军覆没，陆军也遭惨败。
京师震动，慈禧着慌，逼光绪派员赴日求和。
文廷式持不同意见，认为如果积极抗战，最后胜利终必在我，提出“迁都、打持久战”的战略思想。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4月，李鸿章赴日签订了卖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回北京，朝野震惊。
文廷式更是心急如焚，呼吁众人上书力主拒约，痛心疾首地说：“辱国病民，莫此为甚”，“何以见列祖列宗于地下”。
慈禧太后和李鸿章更为恼恨他。
文廷式为躲避主和派的陷害，在好友的劝说下，以回籍修墓为名离开了京师。
当时，康有为等发起了“公车上书”，要求拒约、抗战、迁都。
文廷式支持康有为的变法主张，但认为个人或少数人的力量有限，应该有个团体来为变法维新大造舆论，鸣锣开道。
同年8月，文廷式返京倡导组织“强学会”，努力探索维新变法、富国强兵之道，创刊《中外纪闻》。
“强学会”顺乎历史潮流，势力越来越大。
上海设强学会分会，出版《时务报》；湖南设南学会，出版《湘学新报》及《湘报》；广西设圣学会；广州设万木草堂等。
正当文廷式一展宏图之际，李鸿章授意他的亲家御史杨崇伊出面弹劾文廷式“遇事生风，常于松筠庵广集同类，互相标榜，议论时政”，并奏请下旨封闭强学会。
1896年2月，文廷式被“革职，永不叙用，并即行驱逐回籍，不许逗留”。
政治上的沉重打击没有使文廷式灰心丧气，离京回乡后，他走上实业救国之路，“铁无可铸神州错，寒不能灰烈士心”，决心要为实现富民强国的理想不懈奋斗。
同年8月回到萍乡，他做的第一件事是集股开设“广泰福”煤号，以供汉阳铁厂之需。
他兼任矿主，组成采煤、炼焦、运输一条龙经营，月供煤二千吨，成为江南有数的工商综合性大实业。
广泰福七厂十八井，是为萍乡安源煤矿建矿的基础。
除了兴办实业以外，文廷式力主新学，倡导将书院、祠庙改设学堂，如鳌洲书院改为萍乡学堂，凌云、濂溪、栗江、南台等书院改为高等小学校等，使萍乡的高等小学分布在全县各地，萍乡的“中学生之多，几为各省、县之冠”，“赴东西洋留学者时有所闻”。
光绪二十四年（1898）4月，光绪皇帝宣布维新变法。
8月慈禧太后发动戊戍宫廷政变，在京大肆逮捕维新派人士，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康、梁远遁日本避难，光绪帝被软禁。
慈禧从案卷中发现有文廷式的来往信函与奏疏，得知罢官后仍积极参与变法运动，便下令通缉他。
文廷式得到友人救助，由香港逃亡日本。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夏天，文廷式听到八国联军侵华的消息，毅然放弃日本学术界给他的优厚待遇，匆匆赶回上海，参加了维新派唐才常在英租界张园召开的中国国会，并把希望寄托在自立军起义的成功上。
但在11月间，自立军总机关被破坏，唐才常遭到秘密杀害，自立军起义失败。
文廷式的爱国行动再一次受到沉重打击。
光绪三十八年（1904年）8月，文廷式终因壮志难酬，抑郁苦闷，在萍乡城花庙前的家中与世长辞，年仅49岁。
他去世后，被安葬在杨岐山普通寺后的半山腰。
现在那里还有他的墓地，不少游人向他拜祭，敬仰他始终不渝的爱国热忱和不畏权势，敢于斗争的浩然正气。
文廷式学问渊博，撰述宏富，有《云起轩词钞》、《云起轩诗钞》、《文道希先生遗诗》、《纯常子枝语》、《补晋书艺文志》、《闻尘偶记》等著作传世。
▲才思敏捷的刘凤诰 在山东省济南市大明湖大门的楹柱上有一副对联：“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
这幅楹联将济南风光特征概括得恰到好处，吸引了大量的游客。
这幅楹联的作者就是被誉为“江西才子”的刘凤诰。
刘凤诰（1760—1830），字丞牧，号金门，是萍乡市上栗县赤山乡石观泉村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中一甲第三名进士（探花）后，授翰林院编修。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升任翰林院侍读学士。
其后历任国子监祭酒、太常寺卿、内阁学士、兵部右侍郎、户部右侍郎、吏部右侍郎等职。
其间先后任过广西、山东、浙江等省的学政，充当过湖北、山东、江南等省的乡试正考官。
乾隆皇帝很赏识他，称他为“江西大器”。
刘凤诰才思敏捷，出口成章，下笔成文，萍乡民间流传他许多随机应变、能言善对的故事。
刘凤诰少年时就以神童之名著于乡里。
某年春插时，一个颇识文墨的老汉见刘凤诰从田边经过，便说：“禾秆绑秧父抱子”，命对。
恰巧一少女提着一篮小笋经过，刘凤诰灵机一动，便对道：“竹篮盛笋母怀儿”。
大家盛赞绝妙。
刘凤诰考中秀才后，楼下村里有户人家娶儿媳，宾客盈门，热闹非凡。
主人年过花甲，逢此喜事，精神振奋，躬亲操办。
因过于疲劳，心病突发，一命呜呼。
祸从天降，喜事变为丧事，眼看新媳妇的花轿即将临门，这门前对联该怎么改写呢
学究儒生请来好几批，然而却是个个摇头，相继拱手告辞。
恰巧刘凤诰路过此地，主事的提调求其速作楹联救场。
刘凤诰莞尔一笑，即席挥笔而就，为这户人家新写了一副妙趣横生的门联。
联曰：“红喜事，白喜事，红白喜事；哭不得，笑不得，哭笑不得”。
围观宾客无不抚掌称绝。
旧制科举，一甲三名必由皇上殿试钦点，以决甲第名次。
刘凤诰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殿试，来到金銮殿上后，好奇心驱使他抬头窥视金殿四周，不巧被皇上瞧见，皇上怒斥道：“你看什么
嗯
”刘凤诰一听，诚惶诚恐地答道：“臣想看殿上的字画。
”皇上说：“哪些字画
”刘凤诰说：“对联，皇上若不信，臣可以背诵出来。
”皇上一听，不妨让他背背，便说：“你若能背出殿上的对联，便可免罪。
”刘凤诰果然将殿上的对联一字不漏地全部背出来了，皇上说：“你怎么有此记性
”刘凤诰答道：“皇上，残月堪照天下。
”（传说刘一眼有疾。
）皇上闻言大喜，当即口吟上联嘱对：“东启明，西长庚，南极北斗，谁是摘星子
”刘凤诰略加思索后，对道：“春牡丹，夏荷花，秋菊冬梅，臣本探花郎。
”殿下文武百官莫不惊服。
按才学，刘凤诰本该中状元，无奈此对意思本来就是专点探花的，“东西南北”非对“春夏秋冬”、“摘星子”非对“探花郎”不可，于是，皇上便钦点刘凤诰为探花。
刘凤诰在京为官，曾以侍读学士身份随乾隆皇帝出游泰山，登峰顶，览群山，见气势迥然，甚是欢欣，随即在峰顶寺庙憩息。
寺中方丈借此千载难逢的良机，命小沙弥抬进巨匾，请求御书，以增荣耀。
乾隆皇帝素负文墨，游览各地，均喜欢题诗书墨以留御迹。
见方丈求书，心中窃喜。
然而对硕大巨匾，文思滞塞，吟哦再三，终无从下笔，一时浑身发热，极不自在。
忽见刘凤诰随侍左侧，便灵机一动，以笔在手掌上虚划数笔，伸掌以询刘凤诰道：“卿以为可以吗
”刘凤诰见乾隆掌中空空如也，知乾隆要自己代拟，又不肯出声相求，便频频颔首，口中假装吟颂：“‘一览无余，尽善尽美。
'好
”乾隆一听这八个字，甚有帝王气魄，默默会意，兴致勃勃地挥毫即书，不料，一开手将“一览无余”的“一”字提高了半格，如果再写下去，字的布局排列甚不美观。
他急速停了笔，手不禁汗出涔涔。
刘凤诰见此情景，也很焦急，忙思补救办法。
正思索间，猛见乾隆的手又伸过来说：“书此，何如
”刘凤诰心知皇上故伎重演，赶忙凑上前去，装作认真地品味了一番，说：“‘而小天下，更美更善。
'更绝
”乾隆这一下可放心了，按刘凤诰所言，一气呵成。
至今，泰山顶上的寺庙里便是挂着这块“而小天下，更美更善”的横匾。
刘凤诰“崛起寒微”，真可谓“醴泉无源、芝草无根”。
他出身贫苦农家，6岁丧母，从小嗜学如命，勤奋刻苦。
中进士后，去京城参加殿试，身上仅有14串钱，只好一路步行，实在走不动了才租骑毛驴。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举成名及第归，萍乡父老于兴贤堂（今萍师附小）为他集宴庆贺。
刘凤诰很喜爱杜甫的诗，曾集杜诗3卷。
他在《著作箴六》中说：“文以载道，弗尚词华，飞毫聘藻，失之浮夸。
”因而他的诗也都写得很朴实。
因为他的诗，广东巡抚李恭毅不嫌他出身寒微，欣然将女儿许配给他，留下千古佳话。
刘凤诰在书法方面造诣也很深，正楷、行书、草书样样精通，至今石观泉还刻有他的墨宝。
他为人秉性刚正，自持甚严，晚年寓居南昌时，江西巡抚某贪劣，刘凤浩说：“此钱穿耳
”绝不与往来。
他做学问更是孜孜不倦，锲而不舍，历时20余年，三易其稿，终于完成了历史巨著《五代史记补注》，还编著了《存悔斋文集》32卷，外集4卷，成为流芳百世的著名学者。
道光十年（1830）正月，刘凤诰在杭州病逝，归葬南昌。
▲抵御外侮的吴希 莲花县六市中村有一“勤王台”，虽历经沧桑，可仍保存完好，时常还有人去那里凭吊。
当年立“勤王台”的，是一位满腔血泪寄山河的著名抗元将领，他的名字叫作吴希 。
吴希 （1237—1279），字定高，号休甫。
他出身于富裕之家，从小就学诗文，习谋略，为以后的成长奠定了基础。
宋朝南渡后，元朝军队大举南下，文天祥奉诏起兵万人勤王。
当时任庐陵主薄的吴希 ，带头联名上书枢密院(相当于今国防部)，他在书中慷慨地说：“今主上危难，岂能苟且偷生
惟舍资募勇，忠忠烈烈，一死以报国。
”随后他回到故乡，倾家荡产招募勇士数千人，组成勤王之师。
在家乡附近的山头上，立“勤王台”誓师勤王。
同时派使者联通当时四川和广西的勤王部队，又与毗邻的醴陵、攸县的抗元勇士相约，互为声援，互相策应，以壮大抗元力量。
吴希 带兵很有方法，他注重整肃军队，严格军法，鼓励将士誓死收复宋朝山河。
他初次率兵出击便收复袁州（今宜春）、萍乡等地。
当时南宋王朝为表彰其收复失地的功勋，授他为湖南招讨使（相当一省的军事长官）。
从此，这支勤王之师军威大振。
后来元军举重兵与吴希 军激战，吴希 迎头痛击，愈战愈勇，多次大败元军，乘胜收复醴陵、衡州等地。
当文天祥兵败被俘，南宋江山基本沦陷时，吴希 “一死以报国”的忠心并未改变，抗元的壮志并未动摇，继续浴血奋战。
1279年，元兵大举进攻莲花，吴希 率众抗击，激战十五昼夜，身受十余伤，终因寡不敌众，全军覆没。
他的一家三十余人都为国捐躯。
当时，他的两个儿子带兵去外围抗元，至一坳口马泣不前，不久就传来父亲殉难的噩耗，吴希 的两个儿子便自刎殉国。
后人将此地取名泣马坳并立祠纪念。
吴希 起兵勤王抵御外侮的事迹，已载入《宋史》。
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当时任莲花厅同知的李其昌为纪念吴希 ，曾修复勤王台，亲自作长歌、刻碑以吊之。
▲勤勉治学的李有棠 李有棠（1837—1905），号芾生，是清末的大学问家。
上栗县赤山乡周江边村人。
其祖父是当地巨富，乐善好施，热心公益事业。
但因他和儿子都目不识丁，常受人嘲讽。
相传他曾求一个有名的秀才写了把扇，高兴地随身携带，让人传观。
人们看了，窃窃而笑。
有个亲戚念给他听，原来写的是一副对联：“家有万顷良田，如何上摆下摆
胸无半点墨水，到底左难右难”。
他虽气极了，但人家说的毕竟是实话，怪只怪自己不读书，也不教儿子们读书。
于是他不惜重金，访求名师，教育孙子，礼敬超乎常规。
因此他的六个孙子都得以先后成为有名学人。
李有棠幼年时读书，就已显露出天资的聪慧，不但记忆力好，而且理解能力也强。
十多岁时，他便领悟到，“有用之学，无不自经史酝酿而出”。
所以他特别留心经史，不到20岁，就已读完《十三经》。
由于在他的上代中，没有一个读书人，家里也没有一本可读的书。
他便四处借书，一边读，一边摘录，一边盘算买书。
那时正值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后，满清政府尽力想要扑灭之，东南各省遍地战火，苏、杭等处各大书院士院无不毁于兵灾。
他不惜重金，搜购了大量的书籍，为日后讲求学问、从事著述打下厚实的基础。
同时又在宅旁筑精舍一所，专作藏书、读书之用。
李有棠在22岁时，以第三名考取入袁州府学为附生(即俗所谓“秀才”)；在25岁时，以超等第一名，补授廪膳生(即在岁试及科试中都考列一等以上，因而有资格领取国家津贴的秀才)；在28岁时，考取补辛酉科第一名优贡(即每三年在全省生员中只选取寥寥几名贡入国子监学习的生员)。
次年，通过朝考，选授江西省峡江县训导（县学中教官之一）。
在任三年，即因祖母、母亲年老，无人侍奉，弃官归家养亲。
李有棠说：“读书时积累资料，犹如居家时积累钱财一样，平时多尽一份力，用时就多享受一份现成。
”他归家30多年，集中精力做学问。
他读书破万卷，每读一书，都将其中纲领、主旨、特别事例……，一一摘录下来，全书精华几乎无一遗漏。
到一定时期再分类整理，装订成册；读后的心得体会，则另写成册。
李有棠是无书不读的。
经、史、子、集四部，各有心得；而他用力最专的则是史部。
李有棠用了30多年的精力，主要从事辽史和金史的研究。
二十四史中的宋、辽、金三史都是元丞相脱脱主持修撰的。
三史成书的时间都很仓促，错讹、挂漏很多，尤以《辽史》为甚。
李有棠搜集各种正史、野史、笔记、杂说等类资料，考订错讹，补充挂漏，最后写成《辽事纪事本末》40卷，《金史纪事本末》52卷。
这两部著作都完整地写了三次草稿，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在上海石印成书，是为两书的第一次出版。
第一次出版后，又花了整整十年的功夫，李有棠对两书作了大量的补充、修正。
他决定这次在家中雇工刻印，由他亲自指导和校对。
所以这个家藏版不仅内容上更精审，而且刻工准确，印刷精美。
全部印成并发行于光绪三十年(1904)，是为两书的第二次出版。
两书发行后，颇受社会上和学术界的重视，曾先后被收进《七种纪事本末》和《九种纪事本末》里，与宋人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和明人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等名著并列在一起。
李有棠的姓名也列入了民国时出版的《中国名人大辞典》里。
这两部书于80年代初期先后由中华书局点校出版。
▲百世犹师的刘元卿 刘元卿（1544—1609），字调甫，号旋宇，一号泸潇，莲花县坊楼乡南陂村人，时代著名教育家。
他从小发奋读书，隆庆四年（1570年）在江西乡试中夺魁，后来在他人的推荐下，带着向朝廷的上书和文卷参加会试，但因“五策伤时，忏张居正”，未获取录，还险遭杀身之祸。
隆庆六年（1572年）他创立复礼书院。
万历二年（1574年）再次参加考试，又没有被取录，于是绝意功名，回到家乡，研究理学，收徒讲学。
万历七年（1579年）神宗诏毁书院，全国大多数书院被迫停办，而刘元卿把复礼书院改名为“五谷神祠”，仍聚众讲学如故。
后来学禁解除，复礼书院又恢复原名，此后名声更大，“道日益隆，誉日益广”。
复礼书院有严密的学规，且教育质量好，以致湖南、湖北等省的有志之士都不远千里来此求学，海内学者对刘元卿的学识非常钦佩，誉他为“泰山北斗”。
刘元卿还创办了识仁、中道、一德等书院，至此，他与当时省内名流吴康斋、邓潜谷、章本清齐名，被人们称为江西“四君子”。
随着知名度扩大，不少宫员多次上书朝廷，推荐刘元卿，称刘元卿为“负迈俗之志节，蕴济世之经纶”。
皇帝非常重视，授他为“国子博士”、“阶承德郎”衔，特别下旨叫刘元卿去京城做官。
但刘元卿悉心讲学，不肯去做官。
后来皇帝又再次派员催他赴任，刘元卿再三推辞不掉，只好应召入京。
不久，即升礼部主事。
在朝三年，他提出了许多有利于封建王朝的举措，在《请举朝讲疏》、《节制贡吏疏》、《直陈御倭第一要务疏》中，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对于革除弊政、安定边陲、抵御外侮都是非常有利的。
可惜刘元卿的这些政治主张，得不到皇帝的采纳，于是他称病辞归，告老还乡。
刘元卿人称“正学先生”，从弱冠至暮年，一生孜孜于理学。
据《明儒学案》载：“先生初游青原山，闻之与人曰：青原诗书之地也，自两邹公子（邹守益的儿子汝梅、汝先）来后，此风遂绝矣。
先生契其言。
两邹与之谈学，遂有愤悱之意。
因而考索于先儒语录，未之有得也。
”从此诱发了刘元卿从事王守仁理学研究的兴趣。
他开始在当地求学，但所得不深，于是离乡背井，远游从师。
他先后到浙江、湖北等地拜高人为师，经过自己努力求索，成为该学派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
刘元卿既能吸收他人之长，又能坚持自己的见解。
他以“存守本体，随事躬行”作为一生的言行准则，不信道教，也不信佛教。
正如他在《小引自赞》里说的：“不礼释迦，不羡王乔，此泸潇之所以为泸潇，亦泸潇之所以止于泸潇也。
”刘元卿的理学思想，在江右王门学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刘元卿逝世后，《明史》为他立了传，明朝名流邹元标为他撰写墓志铭，赞其“流风余韵，百世犹师”。
刘元卿是理学家、教育学家，又是文学家。
他涉猎广泛，对于政治、经济、哲学、天文、地理、文学艺术，都有成就。
所以他的著述比较多，而内容又比较丰富。
《江西通志》记载他所著书目有《大学新编》、《山居草》、《还山续草》、《通鉴纂要》、《六鉴》、《诸儒学案》、《贤奕编》、《刘聘君全集》等，他的寓言集《贤奕编》脍炙人口，曾收入《丛书集成》。
近年来，全国出版的《寓言集》、《笑语选》都选入了他的作品。
《中国近代史》读后感心得体会
《中国近代史》读后感心得体会今天下午在读《中国近代史》：蒋延黻写的，读的通透，看的心里不是滋味，作为一个中国人看自己国家的历史，虽然是一个业余的读者并且还是囫囵吞枣的那种，但是蒋老先生把中国近代史写的这么通俗易懂还是很感激的，现在想在电脑上写下我的读后的感受。
从刚开始的英国与中国签订通商的条约，中国因为自持强大的国力就没有与之签订，到林则徐，李鸿章，曾国藩 左宗棠 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时代人物，从开始的通商条约英国往中国输送鸦片，到林则徐的剿夷派（代表事件：虎门硝烟）。
但是还是耐不住清朝大环境的原因没有一个良好的环境和一个高素质的长眼光的皇帝，就导致中国吃了很多的亏和走了很多的弯路还有腐朽的制度和不知变通的文化这些之类的因素，导致虽然吃亏了但是没有疼到骨子里没有危机感，用人不正确，腐败，以上这些列举了涵盖一些大致的因素导致中国看到了别人欺负自己也不用功前进还停留在自娱自乐的阶段。
这是林则徐剿夷派的悲哀（有心无力，所驱使的大环境不好），继林则徐之后的又一代表人物李鸿章，所领导的洋务运动，是时人的前进，但是还是只是开阔了第一步，却没有后续，还是要归根于大环境的不好和临近国的崛起及野心还有中国的内战和清政府的腐败和无能，导致了中国又签订了一系列的条约，全面崩盘。
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
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
如果你失去了今天，你不算失败，因为明天会再来。
如果你失去了金钱，你不算失败，因为人生的价值不在钱袋。
如果你失去了文明，你是彻彻底底的失败，因为你已经失去了做人的真谛。
文明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它的主要作用，一是追求个人道德完善，一是维护公众利益、公共秩序。
说到文明礼仪，我想到了一个故事。
有一次，列宁同志下楼，在楼梯狭窄的过道上，正碰见一个女工端着一盆水上楼。
那女工一看是列宁，就要退回去给让路。
列宁阻止她说：“不必这样，你端着东西已走了半截，而我现在空手，请你先过去吧
”他把“请”字说得很响亮，很亲切。
然后自己紧靠着墙，让女工上楼了，他才下楼。
这不也是良好文明礼仪的体现么
这里我不想过多地举伟人的例子，因为这很容易令大家产生一种错觉：认为文明礼仪只是伟人、名人才具备，那么我们将无需为自己或多或少的不文明言行而愧疚；或者认为即使践行了文明的要求，也并不因之成为伟人、名人。
我们不但要有讲道德的大人物，我们更需要一群有道德的民众。
一个社会的公共文明水平，可以折射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一个人如果不遵守社会文明，小的会影响自身形象，大的会影响国家声誉。
在清朝的时候，大臣李鸿章出使俄国，在一公开场合，恶习发作，随地吐了一口痰，被外国记者大加渲染、嘲弄，丢尽了中国人的脸。
这是一个不遵守社会文明的历史教训。
公共文明是社会意识的一种体现，而公共文明又建立在个人的道德修养水平之上。
试想一下，如果有人不注重自身的文明修养，他会有良好的公共文明吗
不会
个人文明礼仪是根、是本。
人要有良好的公共文明必须先从自身做起，从身边做起。
所以鲁迅先生说：“中国欲存争于天下，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
”“立人”的意思便是要完善人的思想和文明修养，人的文明修养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靠后天不断完善的。
要完善个人修养，首先要致力于读书求学，完善自身的认知水平；认知到达一定水平，就有了明辨是非的能力；有了分辨是非善恶的能力，就要端正自身的心态，不违背自己的良知，努力使自己的一言一行都符合道德的标准，自己的修养便得到完善。
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
完善个人道德修养，便有了推进社会公共文明的基础。
而一个社会的文明氛围对他的民众亦有莫大的影响。
为什么这么讲呢
相信有的同学去过欧洲或日本，就很有亲身体会。
大的不说，只看看过马路这样的小事。
只要亮起红灯，纵使马路上一辆车都没有，外国人绝不会过马路。
他们认为这是必须遵守的公共文明。
试问，在如此的氛围中，有谁会肆无忌惮的闯红灯呢
这就是社会氛围的力量所在。
但再想一想，如果我们不是从自身做起，这社会氛围又从何而来呢
有记者访问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教授，您人生最重要的东西是在哪儿学到的呢
”，“在幼儿园。
在那里，我学到了令我终身受益的东西，比如说，有好东西要与朋友分享，谦让，吃饭前要洗手……”我们完善自己的文明修养也一样，并非一定要有什么了不起的举措，而是要从身边吃饭洗手这些小事做起。
养成文明的习惯，使文明的观念从意识层次进入无意识层次，使文明贯穿我们的一举一动。
我们从小接受文明礼仪的教育，很多同学都可以滔滔不绝地大谈文明礼仪。
可是看见校园中随处丢弃的饭盒，饮料瓶，听着某些同学口中吐出的脏话，怎能不教人痛心疾首呢
难道我们都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人”么
明代大学者王守仁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和行是一个本体、一个功夫。
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我们接受文明礼仪的教育，自己却吝于履行、甚至反其道而行之，这跟从来没有接受社会教育有什么 区别!所以我们要实践社会文明，就要从这“知行合一”上下功夫、从自己的坐言起行上下功夫，就要告别不文明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