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舍小品读后感
“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不论男人或女人。
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人家的一个好朋友。
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只有梁实秋最像一朵花。
”这是冰心老人写给梁实秋先生的，据说还有下文。
但是从这里不难看出，梁实秋先生确也象一朵花儿一般，不但有色香味，更一定有才情趣。
应女儿要求买来的书不几日就到了我这里。
既有对冰心老人的敬仰，又有对梁实秋先生的崇拜，翻开一页页的书静心阅读，似乎的确是在欣赏这一朵花。
《雅舍小品》的作者梁实秋是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文学评论家、散文家、翻译家。
他学贯中西，著作无数，堪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泰斗之一。
每一篇都是他信笔拈来的，妙趣横生，而且篇幅短小，一般都是一两页，两三页，每天晚上正好细细品读两三篇，真是最合适不过的枕边书了。
今夜读的是“养成好习惯”。
人之初，性本善。
人的天性大致是差不多的，但是在习惯方面却各有不同。
习惯是慢慢养成的，在幼小的时候最容易养成，一旦养成之后，要想改变过来却还不很容易。
例如早起的习惯就是从小养成的。
祖逖闻鸡起舞，成了有志之士。
“出必告，反必面”这是对长辈的起码的礼数。
过去古书上都有清早晨起给父母请安问好，晚上回来到父母房中跪拜，让父母知晓自己平安归来。
这样的好习惯是现在孩子们所大大缺乏的。
那些对父母视若无睹，进出家门如入无人之境，遇到长辈横眉冷对，不屑搭讪，跋扈乖戾之行为如果不早早地纠正过来，将来如何服务于社会，立足于社会
更别谈国之栋梁了。
大声讲话，扰及他人，这不是一种好习惯；消耗生命，让时间在一分一秒不知不觉中悄然溜走，这也是一种吞噬生命的浪费。
从梁实秋先生偶然拈来中，我们理应铭记圣贤古训，“勿以善小而不为”。
好习惯才会成就好人生。
600字《雅舍小品》的读后感
《雅舍小品》读后感读过此书，我第一次惊奇的发现，语言的魅力竟能如此之大，吸引着我一遍又一遍地品读与理解。
他操着朴实无华而略带一些小幽默的轻松笔吻，向我娓娓叙说着一桩桩一件件同样举无轻重、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家常小事，就像喝着几杯小酒和一个熟悉无比的街坊邻居聊天。
无论是花瓶还是痰盂，是衣服还是头发，是香槟还是啤酒，他都能侃侃而谈，就这话题无限发散开来，凭借着他数十年的阅历，作出洋洋洒洒数千字的言而有物的文章。
不需深思熟虑，不需故虚，每一篇却都是那么的饱满与真实。
这么一个慈眉善目的老人，就这么突兀地坐在了我的面前，他戴着眼镜，圆脸，头顶光溜溜，咧着嘴，笑得很自在。
他的笑容那么平易近人，那么有感染力，仿佛把空中的阴霾也染成了阳光，仿佛流云也为他停滞不前；他的怒斥激昂澎湃，那么激动人心，仿佛把干燥的煤炭也激出了火花，仿佛胸中滚滚的热血都是为他而流淌的。
他给了我莫大的帮助和启发。
首先是文章干练简结，能用一个字拎清，不用两个字磨叽，就是稍加模仿，也使我文章增色不少。
其次是对事例的引用，在我书架上它是首屈一指的，从五千年前的尧舜禹汤，到昨天打的领带，一篇杂文可以引用七八个恰到好处的事例，再者，与当今社会的浮华风正反，他的文风非常平实，从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可以豹窥一斑，在其他作家焦虑的思考如何给文章取一个华丽的主题目来哗众取宠吸引读者时，“雅舍小品”这四个简洁干练、清新淡雅的文字已经概括了一切。
除了文章，还有做人，上善若水，厚德载物。
雨果说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
莎士比亚说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是的，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朋友们，爱书吧，读书吧，而且试着写作吧，相信她会让我们更加快乐，咱们都不妨一试
雅舍小品读后感
不妨一试——《雅舍小品》读后感工作了，成家了，有孩子了，跳舞了，旅游了，看电视电脑了……慢慢发觉静心读书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现在孩子上学了，老师要求孩子每天阅读，借着陪儿子阅读的大好时机，我重新找到了阅读的快感，开始悦读了。
前段时间再次读完了搁置书柜十多年的《雅舍小品》，仿佛重见老友，倍感亲切、愉悦。
“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不论男人或女人。
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人家的一个好朋友。
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只有梁实秋最像一朵花。
”忘了这是谁说的话，反正有人对梁先生有如此的好感。
我只是觉得自己翻开一页页的书静心阅读，似乎又一次次地欣赏了这一朵花，一朵难得的奇葩。
《雅舍小品》的作者梁实秋是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文学评论家、散文家、翻译家。
他学贯中西，著作无数，堪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泰斗之一。
《雅舍小品》是梁实秋的散文，内有四集。
小品广涉世态，内涵丰富，真是纵横捭阖、清丽流畅、幽默风趣。
像《雅舍》、《孩子》、《洗澡》、《送礼》、《排队》《干屎撅》等等。
每一篇都是他信笔拈来的，妙趣横生，而且篇幅短小，一般都是一两页，两三页，每天晚上正好细细品读两三篇，真是最合适不过的枕边书了。
真是佩服他都能把干屎撅这样不雅的东东写进文章，让我大开眼界，哑然失笑。
我想啊这些都得归公于梁先生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经历丰富、关注民生、善于表达吧。
台湾关过煊先生以“温柔敦厚、谑而不虐、谈言微中、发人生醒”十六字来评价梁实秋的散文，这当然是颇为中肯的。
梁先生的小品文中那些坦诚的语句，那些无畏的呐喊，那些对人类精神的思考，一次次唤醒了我曾经的期望，一次次引起我无限的遐想，一次次鼓起了我现在的勇气，我不再虚空浮华，我不再寂寞无聊，我不再浪费时间，我觉得生活应该是真实生动的，每一天都是阳光明媚的，甚至贫病和挫折都是幸福可贵的。
小品中那些智者的身影和流传已久的词句，净化了我的心灵，升华了我的情怀，震撼了我的灵魂，使我懂得了什么是短暂付出却永恒收获的，什么是可以错过但不会被磨灭的，什么是瞬间即逝却又是最宝贵的。
与这样的智者心灵沟通，我终于未到四十而提前不惑了。
读着读着我还发觉他的温情脉脉，他的细腻怀旧，他的坚持任性，他的不问政治，他的埋头苦干我也同样的拥有，读着梁实秋先生的书，我还常常会会意地笑出声来，发觉他写得都是那么的随意、轻松、幽默、休闲，身边的一草一木、一狗一猫都可以激起他的写作冲动，都可以入文，都可以成为一篇小品文，而且他的一些随意的想法似乎就和我的感觉一样。
于是，仿佛心有灵犀一点通，比他小70岁的我也有了跃跃欲试的写作冲动，于是我也不妨一试，开通了博客，开始了我写些文章的征程。
我无法选择生我养我的故乡，但我可以选择居住心灵的故乡。
《真好情怀的博客》（）就是我为自己的心灵购置的别墅：在这里，可以记录我的点滴感悟，抒写我的喜怒哀乐；在这里，小说、随笔、论文、日志等不拘一格，虽不成熟，但新鲜、质朴；在这里，我可以找到更多的文学爱好者，可以引为知音。
博客中已有的108篇文章主要是给自己看，以便积累提高，希望有些实用价值，也是为我的孩子们开辟一块习作园地，展示的舞台，以便长期保存，也无偿献给有需要者看，更藉此找到更多的知音，朋友多了更快乐。
静心于文的梁实秋先生曾寄语年轻朋友，千万要持之以恒地从事运动，这不是嬉戏，不是浪费时间。
健康的身体是做人做事的真正的本钱。
我汲取着他奉献的精神食粮，再牢记他的善意劝诫，于静心阅读、静心工作外多多运动。
相信我也能成为身心健康的人，也能成为精神、物质都富裕的人。
雨果说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
莎士比亚说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是的，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朋友们，爱书吧，读书吧，而且试着写作吧，相信她会让我们更加快乐，咱们都不妨一试
梁实秋先生用37年的时间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我可以在37岁的时候发出一声呼吁：不妨一试! 雅舍小品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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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哪个版本的《雅舍小品》好
文化艺术出版社版《雅舍小品》最权威，因为，他是由《梁实秋全集》编辑委员会策划编辑翁优飞先生策划出版的。
小品文的定义是什么
小品文是一种寓有抒情意味和讽刺性的短小散文。
相关知识点的阅读： 它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多种样式，古代许多带有强烈感情色彩、语文优美生动的序、跋、记传、书信等等，都可以算作小品文。
小品文的名称并不始于明清。
小品一词，来自佛学，本指的是佛经的节本。
小品是相对于大品而言的，是篇幅上的区分，而不是题材或体裁的区分。
小品一词后来运用到文学领域，同样也没有严格的明确的定义，凡是短篇杂记一类的文章，均可称之为小品文。
题材的包容和体裁的自由，可以说是小品文的主要特点。
尺牍、游记、日记、序跋、辞赋、小说等文体都可以是小品文。
小品文作为文体的兴盛是在明清时期，主要在晚明阶段。
而小品文的渊源则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
晚明小品文的兴盛是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社会风尚和思潮影响分不开的。
小品文也是随笔、杂感等杂文的别称。
小品文中的讽刺小品，就是用幽默讽刺笔调，批判错误思想，抨击腐朽事物的杂文。
主要是通过事实和艺术形象来表现思想内容，议论较少，叙述、描写或抒情成分较多，以幽默的方式和喜剧性的情节，活泼、轻松的语言，给人一种揭露性的笑，并使人在笑过之后，看到问题的实质，发人深思。
分类 因内容不同，一般有讽刺小品，时事小品，历史小品和科学小品之分。
详细说明 散文品种之一。
短小灵活，简练隽永，具有议论、抒情、叙事的多重功能，偏重于即兴抒写零碎的感想、片断的见闻和点滴的体会，是一种轻便自由的文学形式。
在中国盛行于明清。
在现代中国，20年代的小品文，是各式短文的统称，与美文、随笔、杂感、絮语散文大体相当。
30年代前期，小品文盛极一时，多样竞荣，并出现对立的创作倾向和思想论争。
林语堂等人推崇晚明小品文，提倡幽默小品文、闲适小品文，把小品文视为个人独抒性灵、消闲自娱的形式。
鲁迅等人强调小品文的现实战斗性和审美愉悦感的统一，倡导生活速写、讽刺小品文、科学小品文和历史小品文，坚持和发展了现代小品文的现代化、革命化、平民化方向。
此后，闲适性小品文趋于衰落，敏锐感应社会现实的小品文获得很大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小品文的类别和风格日趋多样化。
小品文源远流长，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几度兴盛，明代是小品文观念的成熟期，也是创作的旺盛期。
明人的小品文观念奠定了后代小品文观念的基础，其创作风格也深刻地影响着后人。
小品文从无一席之地到受到人们的追捧，是明代文学先驱们赋予小品文以精神魂魄，使其名正言顺，并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和艺术魅力。
代有更替，人们对小品文这种特殊的文学样式，一直青睐有加。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林语堂、周作人为代表的一大批现代作家，高举“闲适”文学的大旗，对明代小品文推崇备至，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新的探索和发展，小品文再度兴盛。
至上世纪90年代，随着人们文学审美观念的成熟，小品文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越发引人重视，小品文再掀热潮。
一种文学样式的兴盛，必然会令人反思。
之前学人有对小品文的名称、特点作探讨的，而对小品文的流变作探讨的文章则显得不足；对现当代的小品文发展有梳理，而对明代以前的小品文流变史则少探讨。
文学的发展有着历史继承性，本文通过对明人与后人小品文观念的对比，重新界定“小文”、“小说”与小品文的区别，对后人过于宽泛的小品文概念作辨析，更加明确小品文的概念，以此探讨其源头，并对其流变史作一分析总结，希冀对当代研究有所裨益。
明朝前概况 据专家考证，“小品”一词，晋代已经出现。
《世说新语·文学》中有：“殷中军读小品，下二百签，皆是精微。
”刘孝标注云：“释氏《辨空经》,经有详者焉，有略者焉，详者为大品，略者为小品。
又有人认为后秦高僧鸠摩罗什对《般若经》的翻译，即这类佛经的简本通常称为“小品。
”到晚明后期“小品”一词开始普遍地应用于文学，专指某种类型的作品，有用以名集者，如《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陈继儒）、《无梦集园小品》（陈仁锡）、《文饭小品》（王思任）；亦有用以名各种选本的，如《苏长公小品》、《闲情小品》、《皇明十六家小品》。
小品文的体裁多种多样，有游记、速写、随笔、杂感（或称杂文），寓言、序、尺牍等。
这些文体在古人看来，与诗文正统文学相比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故在古代分类的文体论中，不见有单独的“小品文”一类。
中国的文体论，发轫于魏晋，盛于齐梁以后。
曹丕的《典论·论文》中把文分为奏议、书论、铭诔；陆机的《文赋》将文体分为九类，即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属于“文”的有六种；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中也把文分为九类：诗、颂、赋、七、箴、铭、诔、哀、碑，属于文的有五种。
至南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了著名的文、笔说，“无韵者笔也”，笔指各种散体文，他所列的二十种文体中，属于无韵文的有十种，还出现了“杂文”这一名称（不过它属于韵文），就是还没有“小品文”。
梁·昭明太子的《文选》将诗文分为三十八类，属于散文的有二十一种；到了明代吴讷的《文章辨体》和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入选的文体更广泛，分类更细密，前者共分文体五十九类，后者搜罗文体一百二十七类,还是没有提及“小品文”这一名称。
人们不禁要问：明代小品文如此兴盛，名称的应用如此普遍，为什么出现在明代的二部分类书却没有“小品文”的一席之地呢?分析原因：大约有三： 首先是诸家进行文体分类时，多以文章用途为依据，而小品文并非指专用的某一类文体，故无法单列。
其次，“小品文”一词的概念，外延模糊，从逻辑上讲，它与许多文体有交叉关系，与某些文体又多重合，比如刘基的《卖相者言》，既可归之于寓言或杂文一类，也可归之为小品文。
其三，“小品文”在正统文人看来“既不宜说理，也不易传道”，以致于“体裁与风趣，殊纤纤不足道”（陈炼青《论个人笔调的小品文》），故只能是小技、小道。
传统的文学观念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应把明道宗经放首位，如《颜氏家训·文章篇》所言：“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
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
行有余力，则可习之。
”小品文是属于“行有余力”而可为之的文字；再与正宗的高文大册（如策论、碑传）以宏正典则为宗、高古浑朴的风格相比，小品文以随意抒发感情为目的,风格比较自由活泼，因此显得不够庄重、严肃，且明代的小品文作家，大多思想离经叛道，自创一种适性任情的文章风格，逸出封建正统文学的常规。
而且小品文里面颇有带刺成分，正人君子又多有疮疤，唯恐被刺到痛处，所以小品文从内容到形式都为“正统文人”所不齿，所痛恶，斥之为“滥调浮辞，卑不足道”，所以“小品文”终究难登文章的大雅之堂了。
小品”一词始见于晋代，作为一种文体，它兴盛于明代，但它不是无源之水，明代小品文最盛，作家对小品文的看法，代表了当时人的观念，如袁中道对小品文特点的阐说，他在《答蔡观察之履》中自述： 生少也贱，幸免为世法应酬之文，惟模写山情水态以自赏适，终难列作者之林，……近阅《陶周望祭酒集》，选家以文家三尺绳之，皆其庄严整栗之撰，而尽去其有风韵者。
不知率尔无意之作，更是神情所寄，往往可传者。
托不传者以传，以不必传者易于取姿，炙人口而快人目。
班、马作文，妙得此法。
今东坡可爱者,多在小文小说，其高丈大册，人固不爱也。
使尽去之，而独存其高文大册，岂复有坡公哉
这里的小文即指小品文，小说指一则则小故事，多诙谐幽默，富有趣味，由此可见，小文与小说还是有区别的。
明代袁宏道的好友江盈科也有《雪涛小说》，但他讲一则则小故事总是有寓意的，有明显的议论文字，与纯粹说小故事的“小说”有所不同，所以还是能归入小品文一类。
六朝小品中著名篇章最多的应推陶渊明，他的《五柳先生传》、《与子严等疏》都是绝妙好辞，前者诙谐风趣的自画对明代文人的自传文、自为墓志气在风格、手法上的影响很大，后者是一份给五个儿子的疏札，这篇文字虽有训戒、遗嘱的庄重色彩，但读来如叙家常，甚觉亲切。
这种如叙家常的笔调对明人特别是归有光潜移默化的影响或多或少总是有的。
其他如刘伶的《酒德颂》，向秀的《思旧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杂贴》，陶渊明的《闲情序》、《游斜川序》，谢灵远的《山居赋序》，陶弘景的《答谢中书书》等等，都是六朝有名的小品文。
明朝时期 小品文的发展到明代，明初是以宋濂、刘基为代表，宋濂的《龙门子凝道记》、《燕书》和刘基的《郁离子》继承了柳宗元寓言小品的传统，针砭时弊，揭露黑暗，锋利遒劲而又蕴含深沉，但他们这些作品大都是元末写的,明代开国以后就很少写“光芒卒不可掩”的寓言作品了。
明初写寓言小品的作家还有贝琼、方孝孺、薛瑄等，但因明初屡兴文字狱，寓言小品文也失去了它应有的锐利锋芒。
到明代中期，归有光如叙家常的小品对明代中后期的小品作家影响匪浅，但当时小品文还没形成气候，像祝允明、唐寅、文徵明等人只是偶而为之，并非自觉创作。
到明代后期随着文学解放思潮的蓬勃兴起，晚明的小品文也形成了浩大的声势，文学先驱们有意创导，有理论指导，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作家队伍，有李贽、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徐渭、张岱、屠隆、汤显祖、陈继儒、赵南星、李日华，锺惺、王思任、冯梦龙等等，他们的小品文风格各异、体裁多样，在小品文这块艺苑中竞相争奇吐艳，并带动了整个文坛风气的改变。
晚明学者借用佛教中“小品”一词命名篇幅短小的艺术性散文，他们不仅在小品文的创作上取得了杰出成就，将其发展为与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的明代文学成就的标志，且总结出小品文与正统文学在写作动机上的“一饷之欢”与“千秋之志”的区别，在创作目的上“自娱娱人”与“明教载道”的不同，并指出其小中见大、寸瑜胜尺瑕的审美特点。
清代时期 晚明时的袁宏道的[西湖杂记]一书收录的作品初至西湖记、晚游六桥待月记、雨后游六桥记等，张岱的陶庵梦忆一书与[湖心亭看雪]等 清时的郑燮（郑板桥）的板桥题画一书。
民国时期 民国初年周作人夏丏尊，徐志摩，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一书，梁实秋的《雅舍小品》 现代 现代陈之藩，余光中，琦君，余秋雨，侯文咏，高兴宇，蔡康永等 散文品种之一。
“小品”一词在中国始於晋代﹐称佛经译本中的简本为“小品”﹐详本为“大品”。
後遂以“小品”统称那些抒写自由﹑篇幅简短的杂记随笔文字。
20年代所谓“小品文”﹐又称作“小品散文”或“散文小品”﹐系泛指文学体裁中与诗歌﹑戏剧﹑小说并举的散文。
30年代上半期﹐小品文盛极一时﹐报纸副刊纷纷开辟专栏﹐1932年 9月林语堂创办的《论语》半月刊﹐是最早专门刊登小品文的杂志。
当时﹐对小品文的范围﹐看法不尽相同。
有的仍指包容各种体式的文学散文﹐有的侧重於指夹叙夹议的杂感随笔﹐还有的偏重於指抒情散文或指速写之类的叙事散文。
一般来说﹐此时和以後所谓“小品文”﹐系指那些形式活泼﹑内容多样﹑篇幅短小的杂感文字﹐它夹叙夹议地讲一些道理或生动精练地叙述一件事情﹐其特点是深入浅出﹐言近旨远﹐讲究情趣﹐并往往有幽默感和讽刺力量。
当代 1934年以后﹐《人间世》半月刊﹑《太白》半月刊﹑《新语林》半月刊以及《文饭小品》月刊﹑《芒种》半月刊﹑《西北风》月刊等以刊登小品文为主的刊物竞相出现﹐同时出现了“科学小品”﹑“历史小品”和“幽默小品”﹑“讽刺小品”等名目﹐以至人们称1934年为“小品文年”或“小品文杂志年”﹐围绕什么是小品文﹐小品文的内容﹑写法和价值﹑倾向等﹐展开了热烈讨论﹐林语堂提倡小品文“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人间世〉发刊词》）﹐林语堂﹑周作人写的那些闲适淡远的小品文即其代表。
这种主张受到许多人的批评﹐鲁迅等人反对把小品文当作“小摆设”﹐强调它对社会现实的迅速反应和作为“匕首”﹑“投枪”的社会功能（鲁迅﹕《小品文的危机》）﹐鲁迅杂文中的许多篇章便是富有社会意义的小品文典范。
五四运动的感想．
谈五四 五四运动至今七十年了，台湾岛外的朋友，希望我谈谈五四。
做为以思想家、历史家自居的我，也自信能够把这题目彻底的谈一谈，藉以纠正几十年来大家对五四的错误认识。
我父亲李鼎彝是五四运动后一年进北京大学的，他正赶上五四带来的排山倒海，在之中，他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已经无法冷静观察这一运动，再予以评价。
奇妙的是，晚他三十六年的我，却在大江东去，浪淘尽五四人物的边缘，得以冷静的观察了它。
胡适、罗家伦，都是我认识的，五四时代，他们固一世之雄也，但在世乱飘荡之际，他们都局促海隅，无复当年了。
这些雕谢了的身影，更是我观察五四的具体人证，使我在下笔时候，别有领悟。
胡适生前，我写过一篇「播种者胡适」，其中指出一九一九年「有件事情对胡适来说可能是不幸的，那就是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把胡适所希望的一个单纯的文化运动转变为政治运动，扰乱了他那为中国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和思想基础的梦想，对这个梦想的达成而言，五四显然是一条岔路。
本来该是针对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而做的非政治的革命，当时那些健将们都相信唯有思想革命成功，政治革命才有了真正的保障，才不会一垮再垮。
半路杀出五四运动，对当然有「广为流传」的贡献，但它也未尝不是的「罪人」，因为它使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都纷纷忍不住了，纷纷忘了他们真正的深远的使命了，他们不怕「任重」，但却有点嫌「道远」了。
最后，他们终于暴露了狂热的本质，选择了感情的求近功的反应方式，大家都不肯再静下心来研究问题了，大家都跑到十字街头，投身到党派的阵营里，高倡他们的主义去了。
」 我这篇文章发表后，胡适写信给我，可是还没写完，他就死了。
死后他的文件都被监管，不过据看过这封残信的校长钱思亮见告内容，并没否认我上面的论断。
事实上，胡适是肯定我的看法的。
早在他死前四年和我的一次谈话中，他就批评五四以后各路人马抢青年去搞政治的举动，他怪国民党、怪共产党、甚至还提到「（启超）他们也抢青年」，言下不胜惋惜。
另一方面，我在「播种者胡适」中提到「只有胡适仍然守住不谈政治的诺言」，引起陈独秀在台湾故旧的不满，写文章质问我根据什么证据，『确知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的「相约」
难道是胡适亲口告诉你吗
』事实上，胡适所写他回国时「打定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一个革新的基础」以外，有一封失传了的信，便是证据。
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就收有这封信。
信是写给陈独秀的，中有「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
」他建议由北京同人发表一新宣言，「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
」可见大家讲好专心为中国做文化和思想的奠基工作，的确是经过相约。
不幸的是，这批优秀的知识分子，最后终于在五四的排山倒海下，被政治席卷以去。
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只有在广义的说法里，它才包括一九一七和一九一八年的新文化运动。
而新文化运动，才是五四运动的基础。
新文化运动是孙中山所命名的词儿，他在南方，深思远虑的把眼光投射到北京，他肯定了「一二觉悟者」所引起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
他写信给海外同志，告诉他们「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他极力赞美从北方起来的那个变化。
可惜的是，所有的革命者都在思想变化过程中，就先政治挂帅了一切。
于是，五四变成了一条岔路，「吾党」应五四而兴，五四却完了。
为什么五四是新文化运动的一条岔路呢
因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虽然是「德先生」(民主)与「」(科学)，但是达成这些主流的基础，不是别的，乃是个人的解放。
而个人的解放的前提，乃是思想的解放。
五四运动以后十六年，胡适写「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回忆说：「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
蔡元培先生在民国元年就提出『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的原则了。
他后来办北京大学，主张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百家平等。
在北京大学里，、刘师培、和陈独秀、钱玄同等同时教书讲学。
别人颇以为奇怪，蔡先生只说：「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这样的百家平等，最可以引起青年人的思想解放。
」 但是，思想解放的达成，却又有赖于显示个性主义（Individuality）的「健全的个人主义」。
胡适回忆：「我们当日介绍易卜生（Ibsen）的著作，也正是因为易卜生的思想最可以代表那种健全的个人主义。
这种思想有两个中心见解：第一是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就是易卜生说的：「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第二是要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像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戏剧里的斯铎曼医生那样「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因为信仰「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们深信：「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绝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
」而这种「健全的个人主义」，在十多年后，已由胡适印证为不是别的，「其实就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
」 不幸的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吾党」，却丢开了「健全的个人主义」，而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
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罢，他们都「以俄为师」，输入了苏联式的党组织与党纪律，而这种老毛子的玩艺儿，却含有窒息思想解放的可怕祸害。
胡适回忆：「苏俄输入的铁纪律含有绝大的『不容忍』(Intoleration) 的态度、不容许异己的思想，这种态度是和我们在五四前后提倡的自由主义很相反的。
」由此可见，不论是右派的国民党、还是左派的共产党，他们左右逢源的、「吾党所宗」的，其实非布尔什维克即法西斯，他们都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
而这种路子，对个人解放与思想解放的新文化运动说来，却是令人痛苦的歧途。
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是「启蒙」，是思想的、文化的、洗自己心革自己面的；五四运动的主题是「救亡」，是政治的、进而拥党自肥的、洗别人心革别人面的。
在救亡图存的紧迫感觉下，举国若狂，认为时不我与，而要中风疾走、结党营公，是我们可以理解的。
问题是，如果没有这些各路英雄来救国，中国是不是会更糟呢
会一定等不及了呢
戊戌政变时，与康有为同为「救亡」人物的王照，在三十多年后回忆说：「戊戌年，余与老康讲论，即言「……..我看只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一天的改变，再行一切新政。
」老康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路如何来得及
」迄今三十二年矣。
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
」照王照的意见，中国拖了三十多年还没亡，可是当年若不「救亡」而去救小孩子，第一代不去救国而去救第二代、第三代，则三十年后，民智大开，思想解放，个人解放，这些非奴才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国人，才是建设新中国的本钱。
当然，王照这种迂腐之论，谁也不要听他的，大家都吵着说中国快亡了、缓不济急了。
这种忧虑，最后使从事新文化运动的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也都投入五四运动所带来的政治挂帅里。
结果，经过三十年的折腾，收回了台湾，可是丢掉了大台湾四十四倍的外蒙古，对俄引狼入室、对日以德报怨，满目疮痍之中，右派法西斯的国民党逃到台湾、左派布尔什维克的共产党得到大陆。
中国人付了几十年「救亡」的代价，最后，中国站起来了，可是中国人却垮了。
中国站起来了，可是中国人却垮了。
为什么
因为在几十年的浩劫下，中国人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已经面目全非、奇惨无比。
从外在的压力看，中国人陷入集体主义的制度下，殊少个人的自由和显示个性主义的条件；从内在的突破看，中国人中的匹夫匹妇固然氓之蚩蚩多是混蛋；至于其它出类拔萃之士，在「冲决网罗」(谭嗣同语)方面，表现得也一塌糊涂。
五四于今，七十年了，但是比起七十年前新文化运动的真正精神，又在那里
海峡东岸的出类拔萃之士，还在国民党老神在在下，曲学阿世又阿当道，不敢攻击三民主义，有的还妄想「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海峡西岸的出类拔萃之士，虽然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有勇敢的觉悟，但是因为几十年的教条污染，这种觉悟，还处处留下污染的痕迹而不自觉。
一般说来，水平实在不敢恭维。
他们跳来跳去，以为自己跳出来了，其实还在如来佛的掌心里。
他们著书立说，处处不脱马克斯的心传与唯物的独断，虽然他们口口声声在争自由民主。
海峡两岸的出类拔萃之士按说不该像匹夫匹妇那样混蛋，但是，他们又高明多少呢
为什么中国人变成这样
根本的原因，是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基础太差。
七十年前的新文化运动，还没生根发叶，就「根株浮沧海」了。
当时优秀的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变成了半吊子，本欲度人，结果尚不足以自救。
天下不危，岂可得乎
当时优秀的知识分子，从事新文化运动，在标榜的项目上，虽不周全，大致不差。
但是由于他们本身也在摸索中前进，所以矛盾时出。
以急先锋陈独秀为例，他气壮总胜于理直。
他大刀阔斧论古典主义之当废，但却同时盛誉古典主义而不自知；他明白宣布「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但却误以为唯物辩证法是科学；他说实验哲学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并希望两者能成为联合战线，其实是完全错误的。
辩证法是达尔文演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实在不是什么科学，但是陈独秀却不知道，他的徒子徒孙也不知道。
陈独秀后来带头替中国选择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是美丽的、伟大的、无懈可击的，并且是古往今来志士仁人的一贯好梦。
「礼记」中「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岂不正是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吗
「贷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岂不正是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吗
但是，把这么伟大的圣人才能做到的境界，施之于匹夫匹妇，又如何可行
此难怪中国人读了两千年「礼记」，结果却只能读不能行。
陈独秀不知国货的共产主义不可行，反引进洋货共产主义，他的徒子徒孙且以可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一蹴而几于先，再阶级专政于后，期得长治久安，殊不知此非深知马克斯者也。
马克斯早在一八六五年就完成「资本论」初稿的最后两卷，但他不让恩格斯看，事实上，他在第三卷中，已经动摇了他在第一卷中劳动价值论的论据。
他在一八七二年海牙大会的讲演中，也有「我们不否认有些国家如英国、美国，甚至荷兰的劳工们，可用和平方法达到目的」的石破天惊之言，可见马克斯本人，对马克斯主义，也不无疑义。
恩格斯1890年写信给舒密特，提到马克斯曾自讽的说：「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不是一个马克斯主义者
」由此可见，此马来头大，固有自知之明者也。
如今一个世纪下来，马克斯所预言的资本主义，依然逍遥健在，而共产主义亦不得不明暗之间，走资以求繁荣，可见教匹夫匹妇去做圣人，志士仁人实有力不从心之苦。
七十年前陈独秀的带头误以唯物辩证法是科学，证明了他错认「赛先生」。
新文化运动人物以「冲决网罗」的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为天下倡，但他们自己，却身陷新罗网而不自知，五四之为岔路，此为最大明证。
新文化运动时代的优秀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变成了半吊子，又岂止陈独秀
他们之中，不论上层或下层，在为中国导向上面，都不难挑出毛病和笑话。
例如鲁迅，在当时，他的思想竟是反对「自由平等之念，社会民主之思」的，他不但反自由民主，并且连代议制度都反，这是什么头脑
又如，他在中共建党筹组湖南小组的前夜，还在长沙大公报上鼓吹「湖南独立」、主张中国应「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个国。
」而湖南本身，要建立「湖南共和国」，以免「湖南受中国之累」
这又是什么头脑
这种由当时优秀知识分子给中国乱投医、乱带路的现象，在在都显示了他们的「目的热」，往往造成了「方法盲」，原因无他，他们自己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火候不无可议，热情有余，沉潜不足。
当时最理智的莫过于胡适。
胡适看出主义不是万灵丹，因而劝人多谈问题少谈主义，其眼光锐利，确在他人之上。
但胡适也有他的盲点，例如他在一九二六年宣称：「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
」当时讲了许多话申述这个主张。
可是二十七年后，他公开忏悔了，公开忏悔他「在那时与许多知识分子所同犯的错误；在当时，一班知识分子总以为社会主义这个潮流当然是将来的一个趋势」。
他说三十多年来，「极左的与极右的社会主义，拿国家极大的权力来为社会主义作实验；而两种实验的结果都走到非奴役、集中营，非用政治犯、强迫劳工，非用极端的***，没有方法维持他的政权。
因为这个三十多年的政治、经济的大实验，极左的极右的大实验的失败，给我们一个教训。
」所以大家才有以觉悟。
「在外国，如在美国，现在有好几个杂志，最著名的如「自由人」(Freeman)杂志，里面的作家中有许多都是当初做过共产党的，做过社会主义信徒的，现在回过头来提倡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
这种在思想上根本的改变，我们不能不归功于三十多年来世界上这几个大的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使我们引起觉悟——包括我个人，在今天这样的大会里当众忏悔。
」由此可见，新文化运动时代的大宗师胡适，在为中国导向方面，也未尝不一时错认「德先生」，而有以误入歧途。
连胡适都如此，其它优秀知识分子更可知矣 ! 一个多世纪来，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为祖国带路，试验过君主立宪、试验过开明***、试验过保皇、试验过革命、试验过勤王复辟、试验过再造共和、试验过新华春梦、试验过金陵春梦、试验过北京红楼梦。
什么都试验过，只忘了试验一件事，就是帝国主义统治香港那种调调儿。
结果呢，一个多世纪的比赛下来，试验出来最成功的，竟是帝国主义下的香港
香港百分之七十都是中国人，但在洋鬼子的统治下，居然创造出一个令全世界赞叹的地区，在全世界经济衰退的时候，它还能维持生产总值每年百分之十的成长、还能成为全世界第三个金融中心，更重要的，在繁荣以外，它给了中国人充份的言论自由。
结果比赛下来，他们的「殖民」待遇，都胜过我们的「大国民」水平。
连起码的自由与繁荣都远胜于中国人自己的统治，这种国耻，比香港割给英国更丢人吧
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除了「以做中国人为荣」外，其它能引以为荣的，竟不堪枚举，除了「爱国」、「民族」、「光荣」、「大义」这些引以自慰的抽象外，简直没有多少可以自豪的实绩了，做为中国人，这不太可怜了吗
设想当年道光皇帝甘心亡国，岂止香港，连整个中国都割给英国，一个多世纪下来，中国人是不是也不错呢
我看至少至少，不会比国民党统治更坏吧
当然爱国者会说：这是什么话
我们不要做亡国奴
但是，另一种声音我们也不妨想想：许多时候，做了亡国奴的自由与繁荣，竟比做一个政权的家奴还象样，这又怎么说呢
富兰克林说：「那里有自由，那里便是我的祖国。
」这种声音，岂不也值得我们比比吗
五四运动以打倒帝国主义始，以被帝国主义打倒终。
我们走了七十年的远路，如今自由无缘、繁荣没份，在上者专政，在下者浑沌，所谓思想解放、个人解放，都还瞠乎其后，不知何年何月才得登彼岸而迷津。
抚今追昔，真令人不禁为五四忧。
也许再过七十年，我们才能真正达到新文化运动所标榜的项目。
不过，先决条件是不能再走错路了，再走错路，再来个七十年也没用。
那时候，我们已是世界第一贫穷愚昧之国，连帝国主义都不要我们了
梁实秋：我参加了五四运动 南方网讯 我那时候在清华学校读书，学校在北京郊外，我们只能在周末进城一次。
我记得第二天全体学生集合在操场上体育馆前面，站在体育馆阳台作主席的是陈长桐。
我们这位老同学是天生的领袖人才，他说话有条理、办事有才能、为人有风度。
清华的学生在服装上和城里的学生不一样，平时都是布衣一袭，但是列队外出则颇为整齐严肃，高等科的学生一律着兵操军服，中等科的学生一律着童子军装。
我们列队进城受到盛大欢迎。
天安门前集会，被军警包围，拘送北大法学院，清华的同学亦在其列。
以后我们逐日派队进城参加游行，作街头演说鼓舞民众抗议政府。
这时候有一辆汽车驶了过来，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打，我们一涌而上，用旗竿打破了汽车玻璃，汽车狼狈而逃，我们不知道汽车里坐的是什么人，我们觉得坐汽车的人大概挨打不算冤枉。
这个运动由学生掀起，是自动的，没有人指使，也没有人操纵，只是爱国的热情表现。
所以等到学生运动扩展而为商人罢市，由北京而及于上海，这运动的目标初步达成之后，这运动也就消歇下去了。
但是影响所及，学生们醒起来了，五四运动一变而为新文化运动。
一方面学生们的组织力加强，学生会纷纷成立。
以清华的学生会而论，其组织是颇为民主的，评议会的成员由各级选举，干事会为执行机构分组工作。
我们的学生会因为和学校当局龃龉，一连发生三次风潮，把校长三人逐出校外，其基本原因是当局的官僚作风未能因势利导。
全国其他各校也是事变迭起，秩序大乱。
但是在另一方面，学生们的思想开放，求知若渴。
对旧有的不能一律满意，乃欢迎外来的新的思潮，诸如政治学说、经济理论、文学、艺术的思想，纷至沓来。
作者简介： 梁实秋（1903—1987），著名文学评论家、散文家、翻译家。
曾与徐志摩、闻一多创办新月书店，主编《新月》月刊。
后迁至台，历任台北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英语教研所主任、文学院院长、国立编译馆馆长。
代表作有《雅舍小品》、《雅舍谈吃》、《看云集》、《偏见集》、《秋室杂文》、长篇散文集《槐园梦忆》等。
译有《莎士比亚全集》等。
主编有《远东英汉大辞典》。
（编辑：姜志）
